第二百三十三章 航5终章.7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１５７２年，

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

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

样，辅导年才十岁的明神宗。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

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

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

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

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

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

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

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

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

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

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

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

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

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

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

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

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

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

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

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

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离职

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

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

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

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

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

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

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

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

饶。

后来，张居正作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

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

发展到怀恨了。

公元１５８２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

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

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赵士桢(1553～1611)

　赵士桢(约1553～1611,明嘉靖三十二年～万历三十九年),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明代杰出的火器研制专家.他一生中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且善书能诗,还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关于火器(即神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等方面的论著,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认为他当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相并列.在他研制的所有火器中,最具创新的莫过于‘迅雷铳‘了.……

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生；约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火器。...赵士桢的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副,博学多才,工诗词,精书法,曾参加修订《大明会典》。赵士桢自幼受祖父熏陶,亦...

赵士桢(约1553 ～1611，明嘉靖三十二年～ 万历三十九年)，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明代杰出的火器研制专家。他一生中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且善书能诗，还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关于火器(即神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等方面的论著，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认为他当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相并列。在他研制的所有火器中，最具创新的莫过于“迅雷铳”了。

迅雷铳是一种装有5根铳管的火绳枪，铳管环绕在一木制铳杆四周，铳杆中部有机匣，前面套有盾牌，中间有一小斧做支架，整体造型十分独特。据记载，“5 支铳管共重10斤，单管长2尺多”，铳管固定在前后两个圆盘上，呈正五棱形分布，夹角为72°。各铳管均装有准星、照门及供装火药线用的火门。5根火药线彼此间用薄铜片隔开，以保证发射时的安全。铳杆的前部中空，内装有火球一个，另一端安装一铁制枪头。中部的机匣，上有点火龙头，下有扳机，供5根铳管点火、发射用。前面的盾牌外包生牛皮，里面垫有丝绵、头发和纸等物质，中间开有一圆孔及5个方孔，铳杆从圆孔中通过，铳管从方孔中通过，方孔同时用来观察瞄准，盾牌用来保护射手的安全。

发射前，需将迅雷铳的5根铳管装填好弹药，套好盾牌，将小斧插在地上，架好铳身，射手左腿前踞，右腿后跪，左手把住机匣，右臂夹住铳杆，用右手控制扳机点火发射。射完一管后，把铳管盘转动72°，使第二根铳管对准机匣，继续瞄准发射。如此这般依次轮流发射完5根铳管。如果此时仍有敌兵逼近，还可点燃铳杆中的火球，使其“喷焰灼敌”；当来不及重新装填弹药时，还可将铳杆倒转，当作拼杀武器使用；小斧及盾牌也都可以分别当作武器使用。真是一铳多用，攻防兼备。赵公真可谓用心良苦。

迅雷铳在历史上没有实战的准确记载，更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这是非常遗憾之事。为了能更好地领略它的风采，笔者制作了一个1∶10的模型。在制作模型过程中，笔者深感史料不完整带来的困惑。主要是：图纸不但没有尺寸，图中各零件的比例也不统一；铳管与铳杆之间的定位问题没有交代；机匣没有内部结构图 。一般火绳枪的点火龙头与火门的位置是固定的，点火的准确性基本没有问题。而迅雷铳的5根铳管可360°转动，火绳只有与火门上的火药线相接触，才能保证铳管准确发射。如果让士兵在瞄准的同时还要眼手并用寻找火绳与火药线，并使之对接，恐怕难度较高，不免要顾此失彼了。迅雷铳本是为了提高射速，如果如此使用不方便，就得不偿失了。作为火器专家的赵士桢是如何考虑铳管定位问题，目前不得而知。另外当敌人逼近需掉转铳杆使用铁枪头格斗时，铳杆与铳管连在一起也是非常不便的。总而言之，5根铳管与铳杆和机匣之间，不但要能灵活转动，还要能适当定位，并可快速拆卸分解。

笔者在制作模型过程中，既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同时还不能改变迅雷铳的外形，其结构也不能超出当时的技术水平。笔者只好在机匣与5根铳管之间想办法，使二者相连，做了一个快装手柄和一个类似棘轮的装置，从而解决了以上全部问题。至于机匣内部的结构，笔者只好臆造了，最终使扳机与点火龙头联动，做到“捏之则落，射毕自行弹起”。史料中的迅雷铳，其盾牌前面为曲线状，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于是就自做主张进行改动，并且也没有用生牛皮和头发、丝绵来制作，主要是考虑到效果的问题，模型采用铜质盾牌。史料中，作为支架的小斧插到了5根铳管之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铳管就无法转动了。笔者对此亦进行了改动。

随着所有问题的解决，模型也就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如何把迅雷铳架起来。笔者曾设想过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最后还是《神器谱》的插图给予启示，完成了模型的“架设”，这就是现在读者见到的题图照片。这种方式既展示了当年的风貌又淡化了士兵，突出了主题。

迅雷铳既然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大量装备使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其自身存在的缺点。世上器物但凡功能一多，必然体积较大，结构较复杂，迅雷铳或许存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当时的封建制度有关。当时任何有关军械的发明研制、使用与推广，全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赵士桢只能将研制成果“恭进御前”、“进呈御览”，请求 “恩准制造”，皇帝一人的决断就决定了一项发明的命运。而当时的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比较宽松，百姓可以比较自由地研制各种器械，包括兵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即使本国没人赏识还可以卖到国外，至于能否有市场或投入战场，主要靠本身的实用性。而在中国，顽固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压制了多少发明创造，极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况且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贯重文轻武，以至于赵士桢极其丰硕的成果被深深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几乎被人们遗忘。不单《明史》无名，《四库全书》亦无记载。不过令人宽慰的是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王兆春先生的《中国火器史》、《速读中国古代兵书》，洪震寰先生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等书中，对赵士桢和迅雷铳都有详实记载与高度评价。

据记载，赵士桢不仅仅是一位火器专家，还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一生辛劳，硕果累累。郑振铎在《玄览堂丛书》中形容其“竟成锻癖……似醉若痴”，“千金坐散而不顾”，“备极劳苦而不辞，……”。他曾自筹钱财研制火器进献朝廷。在赵士桢诸多成果中，不仅限于轻型火器，还有各种重型火器和战车。为对付倭寇，他还专门研制了“震叠铳”。同时，著书详述以便于士兵作战、训练等，并阐述了各种火器的结构、性能、特点、

制作过程、试验情况、工艺材料以及使用方法、射击姿势等等。他在著作中还论述了火器与富国强兵的关系，战术战法、排兵布阵、部队的组成等等。甚至频频上奏朝廷，阐述自己对固国安邦、国防建设和兵器工业长远发展的诸多见解，真不愧是一位德才兼备、具有实干精神的科技专家。

笔者谨以此模型、此文纪念兵工事业的先驱——赵士桢。

李时珍（1518～1593）

　李时珍（1518～1593）

明代医家。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业医。父李言闻系当地名医。幼习儒，后从医。曾精研古籍及医典，并亲自上山采药，收集民间的经验。有感于历代本草谬说多，遂参考文献800余种，结合实践，历时27年，撰成《本草纲目》52卷。在医理方面受金元四大家影响。对脉学、经络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而《五脏图论》、《命门考》等医著已佚。

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 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 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世宗即位四十几年，尽情享乐，但是他又担心自己一天天衰老下去，有朝一日死掉，

快活日子就过不下去。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寻找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方。

公元１５５６年，朝廷下令各地官吏推荐名医。当时封在武昌的楚王，把正在王府里的

医生李时珍荐给太医院。李时珍是蕲州（今湖北蕲春，蕲音ｑí）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当

过医生。父亲李言闻对药草很有研究，李时珍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常常跟小伙伴一起上山采

集各种药草。日子一长，他能认得各种草木的名称，还能知道什么草能治什么病。他的医药

知识渐渐丰富起来。

但是，在那个日子里，做一个普通医生是被上层社会看不起的。李言闻自己是医生，却

要李时珍读书应科举考试。李时珍在父亲督促下，在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但是以后参加举

人考试，三次都没有考中。别人都替他可惜，李时珍却并不因此失望。他的志愿是做个替百

姓治病的好医生。

打那时候起，李时珍就一心一意跟他父亲学医。正好在这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一场大水

灾，水退以后，又流行疫病，生病的都是没钱的穷百姓。李时珍家并不宽裕，但是父子俩都

很同情穷人，穷人找他们看病，他们都悉心医治，不计报酬。老百姓认为他们医术高明，治

病热心，都很感激他们。

李时珍为了研究医术，读了许多古代的医书。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医书。汉朝人写过一

本《神农本草经》，以后一千多年，不断出了许多新的医书。李时珍常常替当地的王公贵族

看病，那些贵族家里藏书不少，李时珍就靠他行医看病的方便，向王公贵族家借图书看。这

样一来，他的学问就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明了。

李时珍的名气越来越响，被他看好病的人，到处宣传李医生好。附近州县得病的人，也

赶来请李时珍看病。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一种抽风的病。楚王府虽然也有医官，但是谁都没法治好。这

孩子是楚王的命根子，楚王怎么不着急？有人告诉楚王，只有找李时珍，才能治好这种病。

楚王赶快派人把李时珍请到王府。李时珍一看病人的脸色，再按了按脉，就知道孩子得的这

种抽风病是肠胃病引起的。他开个调理肠胃的药方，叫人上药铺抓了药。楚王的儿子一吃

药，病就全好了。

楚王十分高兴，再三挽留李时珍在楚王府呆下来。没有多少日子，正碰上朝廷征求人

才。楚王为了讨好明世宗，就把李时珍推荐到北京太医院去。

太医院本来是国家最高的医疗机构。可是在那时候，明世宗对真正的医学并不重视，却

迷信一批骗人的方士，在宫里做道场，炼金丹，想凭这些办法使自己长生不老。李时珍是一

个正直的医生，看不惯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他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辞职回家。

李时珍辞去官职，回家的路上，顺便游历了许多名山胜地。他上山不是为了欣赏景色，

而是为了采草药，研究各种草木的药用性质。有一次，他到均州（今湖北均县）的武当山

去，听说那里产一种榔梅，吃了能使人返老还童，人们把它称作“仙果”。宫廷的贵族都把

它当作宝贝一样，要地方官吏年年进贡，并且禁止百姓采摘。李时珍可并不相信真有什么仙

果。为了弄清真相，他冒着危险，攀登悬崖峭壁，采到了一颗榔梅，带回家乡。经过他详细

研究，才知道那种果子只不过像一般梅子一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根本谈不上什么“仙

果”。

李时珍从长期的医疗工作和采集药物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科学的资料。他发现古代医

书上的记载，有不少错误；再说，经过那么多年代，人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代书上没有记

载过的药草。他就决心编写一本新的完备的药书。辞职回家以后，他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

间，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一共记录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

收集了一万多个药方，为发展祖国的医药科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草纲目》出版以后，一直流传到全世界，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英文、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