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4
发展新联络人的努力收效甚微，重启和巩固以前的老关系同样令人沮丧。鲍勃·爱德华兹快八十岁了，作为最年长的现任议员和克格勃的忠实朋友，他乐于谈论旧日时光，但对当今的情况却所知甚少。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恢复了和前工会领袖杰克·琼斯的联系，并去他的公寓拜访。早已退休的琼斯乐于接受午餐招待和偶尔支付的现金报酬，但作为一名线人他“毫无价值”。中心经常点出一些杰出的“进步人士”，比如核裁军运动代表琼·拉多克（Joan Ruddock）和播音员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并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这些人有可能为苏联提供情报。但和之前时常发生的一样，克格勃又一次弄错了人选。连续几周，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直在工党外围、反战运动、英国共产党和工会里寻找机会，但他发展新联络人的努力屡屡受挫。六个月后，他的工作毫无亮点。
情报站的情报分析主任也是古克的一名心腹，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感到不满，抱怨这名新人是一个不中用的酒囊饭袋。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帕尔西科夫透露，他害怕回莫斯科休年假，怕“自己因为糟糕的表现受到批评”。中心对他不留情面，指示他“振作起来，继续工作”。
戈尔季耶夫斯基遇到了麻烦：情报站负责人不喜欢他，他在使馆也不受欢迎，还要努力去适应新的岗位、新的语言和新的城市。他还要忙于为英国人搜集情报，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克格勃的日常工作。
戈尔季耶夫斯基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给军情六处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和令人警醒的挑战。如果他被召回国，那么西方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就不得不戛然而止，而此时他正在提供着足以改变世界的情报。这项情报活动的成功取决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个人工作进展，因为在克格勃的眼中越成功，他就越有可能得到晋升，并接触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需要有人推他一把。军情六处决定以两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替戈尔季耶夫斯基完成他的本职工作，除掉他的挡路人。
马丁·肖福德（Martin Shawford）是军情六处苏联业务部“诺克顿”小组的一名年轻官员，负责帮助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同事和上级心目中建立好感。会讲俄语、刚从莫斯科结束任职归国的肖福德，负责戈尔季耶夫斯基专案的政治报告。他开始将相关情报汇总，交给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并让他反馈给克格勃：这些情报足以让中心相信戈尔季耶夫斯基善于搜集政治情报，但其内容不会真的对苏联人有用。间谍术语中，将此类情报称作“鸡食”（chickenfeed），是指虽然真实但可以让敌方掌握，以证明特工可信度的无害情报，这类消息通常包括大量繁杂的内容，但缺乏真正的情报价值。英国在二战期间生产了大量此类低级情报，将很多经过仔细审查的情报通过双面特工转交给德国人，其中有些信息是真实的，有些半真半假，有些是假情报但不会被发现。肖福德从杂志和报纸上梳理了一些公开信息，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当作从联络人或其他渠道获取的情报进行使用，比如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的局势概况，英美关系现状，以及在保守党全国大会上搜集的花边传闻。只要再加上一些想象力，这些内容便可以充当精心搜集的情报。“我们需要把这些材料交给他，让他反馈给克格勃情报站，以让他的外出和会面记录显得正当合理。增强他的可信度，避免他的行为引发怀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他能从他认识的那些人那里得到何种闲谈杂话。”但军情六处准备放宽权限的内容，恰恰是负责此事的军情五处K6分部试图保密的东西。“这几乎导致在两家情报机构之间造成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专案历程中唯一的摩擦。”肖福德每周打印一份大半页的概要，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带回情报站，用克格勃的表达方式进行改写，增加一些自己掌握的细节，然后交给上级。他把军情六处的原始草稿撕碎后用马桶冲走。
给奥列格提供一些低级情报只是在事业上帮助他的一种手段。为了让上级相信他的工作很出色，戈尔季耶夫斯基需要去见一些能提供真实但无价值的情报的人。只是提供大量没有来源的情报，最终会引起怀疑。戈尔季耶夫斯基需要自己的“秘密联络人”。因此军情六处给他提供了一些人。
军情五处K4分部负责针对苏联的反间谍活动，判明、监视、跟踪任何在英国可能的潜在间谍——包括克格勃和格鲁乌军官，以及他们发展的间谍和特工。这经常需要用到“接头特工”（access agent），即日常生活中可以与可疑间谍进行接触的人，他们会努力赢得对方的信任，引其上钩，套取情报，装作同情对方，并准备为对方服务。如果间谍暴露身份，他们就会作为特工被逮捕，如果是有外交身份掩护的间谍，则被驱逐出境。但此类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诱使间谍合作，通过劝诱或威胁的方式说服他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这些接头特工，又被称作“受控联络人”（controlled contacts），是被K4分部秘密发展的普通公民，他们也战斗在隐形的谍报战线。他们实际上是诱饵，也是苏联情报官员争取的对象。1980年代早期，K4分部同时管理着十几个针对苏联间谍的案子，拥有几十名秘密接头特工。
容貌出众、个子高挑、一头黑发的罗斯玛丽·斯宾塞（Rosemary Spencer）是保守党中央办公室（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的常客，这一保守党的中枢机构坐落于史密斯广场（Smith Square）32号，位于威斯敏斯特市中心。42岁的斯宾塞女士在研究部国际分部工作，她此前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马岛战争的报告。人们很不客气地说，斯宾塞嫁给了保守党。她为人和气，聪明，也可能很孤独，这样一位消息灵通的执政党机构工作人员正是克格勃鼓励其官员努力争取的对象。她的保守党同事如果知道这个研究部里富有魅力的单身女性其实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秘密特工的话，肯定会大跌眼镜。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场聚会上初次见到了罗斯玛丽·斯宾塞。他们的见面并非偶遇。他需要物色一名开朗的保守党研究员。军情五处事前提醒过斯宾塞，一名公开身份是苏联外交官的克格勃官员可能会和她接触，如果确实如此，她应该顺水推舟。两人一起吃了午餐。斯宾塞觉得戈尔季耶夫斯基非常迷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她是一名军情五处的接头特工。斯宾塞也知道他是克格勃，但不知道他实际上为军情六处工作。他们又一起吃了午餐，后来更是见了不止一次。罗斯玛丽的军情五处负责人对她可以提供何种情报提出了建议：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不要太敏感，但要和她的工作相关，可以是保守党内的一些零星传闻，一些没有价值的低级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这些内容写进了报告，其中不仅有罗斯玛丽告诉他的内容，还有军情六处提供的其他情报，可以让他作为从一名人脉甚广的保守党党员那里获取的情报进行上报。克格勃对他的报告印象深刻：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内发展了一个新的重要情报线人，此人有可能最终成为一名秘密联络人，乃至特工。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斯宾塞的关系发展成为牢固的友谊，但也包含着欺骗。她相信自己在欺骗他；他没有揭穿这一点，也骗了她。他在利用斯宾塞来提高自己在克格勃的地位。她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在打击苏联。这是间谍行动中另一个兼具算计与温情的典型例子：一段英国保守党研究员与苏联外交官之间的友谊，两人都是秘密间谍。他们都饱含真情地向对方撒了谎。
在克格勃情报站内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境况迅速得到改善。甚至古克对他的态度似乎也友善起来。古克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发往中心的报告上签了字，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开始让古克感到高兴。帕尔西科夫注意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态度的明显改观。“他开始融入团队，和大家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他似乎更加自信和放松了。有一个人却看不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成功，他就是奥列格的直接领导伊戈尔·蒂托夫。PR线的负责人一直视他的下属为威胁，戈尔季耶夫斯基货真价实的报告和新的情报来源，让他进一步下定决心阻碍这名下属获得升迁。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势头正在上升，但蒂托夫成了拦路虎。因此军情六处决定除掉他。
1983年3月，伊戈尔·蒂托夫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被要求立刻离开英国。戈尔季耶夫斯基事先获悉了除掉他上级的这一计划。为了避免怀疑，两名格鲁乌军官也在同时因“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间谍活动的委婉说法）被驱逐出境。蒂托夫非常愤怒。他对记者谎称：“我不是间谍。”克格勃情报站里，几乎没有人对他的离开感到难过，对此感到惊讶的人就更少了。前几个月里，西方国家驱逐了一批苏联间谍，有很多证据表明蒂托夫是一名现役克格勃情报官。
除掉蒂托夫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成了接替他担任政治情报负责人的不二人选。他被晋升为中校军衔。
军情六处让他们的间谍在克格勃高升的计划开展得天衣无缝。到1983年年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从一个险些丢掉工作、不受欢迎的失败者，一跃成为情报站的明日之星，在发展特工和搜集情报方面享有盛誉。而且他人为操作的升职也没有引起一丝的怀疑。正如帕尔西科夫所说：“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作为情报站的政治情报负责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能够接触到PR线的档案，并对军情六处的判断进行核实：苏联对英国有关机构的渗透十分有限，只有少数几人是“被发展的特工”（大多年事已高），可能还有十几个“秘密联络人”（大多地位卑微）。很多人仅仅是“纸面特工”（paper agents），即“为了让莫斯科觉得情报站官员很忙而记录在册的特工”。克格勃在英国没有新的像菲尔比那样的潜伏特工。更有意义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新职务使他能更好地了解其他部门（“线”）的工作，例如X线（科技情报）、N线（非法特工）以及KR线（反情报与安全）。戈尔季耶夫斯基抽丝剥茧般地解开了克格勃的秘密，并将其交给了军情六处。
莱拉进入克格勃情报站成为兼职雇员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又有了一个新的情报来源。阿卡迪·古克还需要一个秘书。莱拉打字很快，效率很高。情报站要求她把孩子放在早间托儿所，来站里报到。这样一来，古克就能一边口述报告，一边让她打字记录。莱拉很害怕站长。“他目空一切。克格勃将军真不是白给的。我从不提问，他说什么我就打什么。”她没有注意到，当她在晚饭时描述一天的工作，讲述给站长敲打的报告以及有关秘书的传闻时，丈夫听得多么认真。
帕尔西科夫发现自己的这位新上级非常开朗，也非常大方。“伙计们，在娱乐开销上大胆一些吧，”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下属，“今年我们招待联络人和给他们买礼物的开销太少了。如果我们不花，明年的经费就会削减了。”这等于鼓励本部门虚报开销，一些同事立刻对此心领神会。
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和自信。他得到了提拔。他的地位很稳固。他搜集的情报会被定期送到英国首相的办公桌上，而且他正从内部打击他所憎恨的体制。一切都很理想。
1983年4月3日复活节当天，阿卡迪·古克回到位于荷兰公园42号的公寓，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份绝密文件：那是一份军情五处的案情摘要，概述了上个月驱逐蒂托夫和两名格鲁乌人员一事，包括三人如何被确认为苏联情报官员的细节。在一份附件中，来信人答应提供更多秘密，并对如何与他联系进行了详细说明。落款是“科巴”（Koba），斯大林的早期化名之一。
英国情报机构内部有人打算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9 “科巴”
阿卡迪·古克认为威胁与阴谋无处不在：在他眼中，情报站的苏联同事、暗藏玄机的伦敦地铁广告牌和英国情报机构的阴谋诡计都对他构成威胁。
“科巴”的来信让他的怀疑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信中的内容详细而具体：古克应该据此配合，按照要求将一颗图钉放在伦敦地铁皮卡迪利线皮卡迪利站三、四号站台右侧楼梯扶手的顶端；“科巴”会在牛津街附近的亚当夏娃场（Adam and Eve Court）路边五个电话亭里位于正中间的那个电话亭的电话线上缠一圈蓝色胶带，表示收到了信号；之后他会将一个包含秘密情报的胶卷盒粘在学院电影院（Academy Cinema）男洗手间马桶水箱盖子下面。
古克直到二十二天后的4月25日才又想起了这件事。
这位负责人看了一眼这封特别的来信，认定这是一起阴谋，一个军情五处布置的诱饵，一种引他上钩的蓄意挑衅，意在使克格勃出丑，然后把他驱逐出境。因此古克没有回应。
古克合理地认为，他的住所一定受到了军情五处的监控。一名真正的英国间谍肯定知道这一点，不会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来给他送信。他不知道的是，“科巴”知道军情五处的监视安排，可能会选择在无人监视的复活节午夜后送信。
古克将信件搁在了一边，庆幸自己挫败了一起可疑的阴谋。
但“科巴”并未善罢甘休。沉默两个月后，6月12日，第二封信件又在午夜时分塞进了古克的信箱。这次的内容更耐人寻味：信封里是一份两页纸的军情五处文件，那是一份驻伦敦苏联情报官员的完整名单；每名间谍都按“完全肯定”“基本肯定”“具有嫌疑”进行了分类。同样，附件答应提供更多的秘密情报，并对一套新的暗号和情报传递方式进行了说明：如果古克同意联系，他应在7月2日或4日午餐时分将他那辆乳白色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停在汉诺威广场（Hannover Square）北侧的停车计时器处。如果来信人收到了信号，他会于7月23日在与西伦敦格林福德（Greenford）霍斯登路（Horsenden Lane）并排的一条人行道上一根没有灯罩的歪斜路灯柱下放一个装有胶卷的绿色嘉士伯啤酒罐。如果古克拿到装有胶卷的易拉罐，就在尤斯顿火车站（Euston Station）旁梅尔顿大街（Melton Street）上的圣詹姆士花园（St James’s Gardens）的第一个入口右侧门柱底下放一片橘子皮。和之前一样，便条最后的署名还是“科巴”。
古克叫来了反情报负责人列昂尼德·尼齐坦科，在使馆阁楼上一边喝着伏特加，抽着烟，一边就此事的疑点进行闭门讨论。古克仍坚持认为此事是一起拙劣的阴谋。主动投怀送抱的间谍被称作“上门者”（walk-in），他们与那些被选中的间谍相比，更容易引起怀疑。克格勃已经掌握了文件所揭露的内容，它们虽然准确但并无帮助：换句话说，就是一些低级情报。古克这次又没有想到的是，“科巴”是故意提供一些他可以证实的情报，来证明自己的可靠。尼齐坦科并不太相信这是军情五处的一次挑衅。文件似乎是真的，其内容准确无误，简直就是英国安全机构所掌握的一份克格勃情报站的作战编制表（order of battle）。暗号识别地点与情报传递的手法足够复杂，表明此人并不希望被人发现。在尼齐坦科眼中，这个前来投靠的人看起来像是真心的；但心思缜密、雄心勃勃的尼齐坦科不会公开和领导唱反调。古克将此事向中心报告，得到的答复是：静观其变。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站内正酝酿着某种大事”。古克和尼齐坦科常偷偷聚在一起，向莫斯科发送紧急电报。古克看起来鬼鬼祟祟。对一个对保密近乎偏执的人来说，古克的惊慌失措有些令人惊讶。他还有意对此吹嘘。6月17日早上，他打电话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他办公室，关上门严肃地问：“你想看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吗？”
古克将两份影印件放在了桌子上。“上帝啊！”戈尔季耶夫斯基低语道。“我的天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
他浏览了一下克格勃官员的名单，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他被归为“基本肯定”一类。他立刻领会到了其中的含义：编写了这份名单的人，不能确定他是一名克格勃特工；传送这份情报的人，也不知道他秘密为英国服务，因为如果来信人知道的话，他肯定会向古克揭发他，以避免自己遭到暴露。“科巴”肯定掌握一些秘密，但他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双面特工。
“情报很准确。”他一边说，一边把文件放了回去。
“是的，”古克说，“他们干得真不错。”
借副报告员斯拉娃·米舒斯京（Slava Mishustin）问他如何翻译这份文件之机，戈尔季耶夫斯基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中的内容。米舒斯京对英国人能够搜集到“如此准确”的克格勃人员情报感到惊讶。戈尔季耶夫斯基非常清楚这些情报来自何处。
但他更多地感到了困惑和不安。他也和古克一样，认为午夜时分在荷兰公园42号投递的信件更像是一种挑衅，而非主动投怀送抱。英国情报机构肯定想做些什么。但如果英国人释放了一个诱饵，为什么史普纳没有事前提醒他？另外，军情五处真的希望克格勃知道，他们已经准确掌握了其在英国的所有人员吗？
他在午餐时间偷偷溜了出来，拨打了用于紧急联络的电话号码。维罗妮卡·普赖斯马上接听了电话。“怎么回事？”戈尔季耶夫斯基问道，讲述了古克公寓收到的神秘信件和他看到的内容。维罗妮卡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奥列格，我们需要面谈。”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个小时后到达安全屋，詹姆斯·史普纳和维罗妮卡·普赖斯已经在那里等他。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但有人在捣乱。”他说。
之后他看了看史普纳脸上的表情。“哦，天哪！不会真是你们干的吧？”
维罗妮卡说：“据我们所知，当前没有展开任何挑衅行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指出，军情六处对此事的反应“一如既往地镇定”。但实际上，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人自愿充当苏联间谍的消息在少数知情人中引发了恐慌，激起了对于历史重演的恐惧。和从前的菲尔比、霍利斯等间谍丑闻败露时一样，英国情报机构现在不得不再次进行内鬼调查，以找出这名叛徒。如果内鬼听到风声，他可能会意识到克格勃情报站里有人向英国人告密，那么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危险了。这名“带路党”潜伏得很好，能接触到机密情报，并对开展间谍活动很在行。因此，有必要阻止他（或她）将更具破坏性的秘密透露给苏联人。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人数以千计，“科巴”就藏在他们中间。
不过，在即将展开的排查行动中，英国情报机构拥有一项巨大优势。
无论这名间谍是谁，他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英国特工。如果“科巴”是“诺克顿”小组的成员，他肯定不会在明知戈尔季耶夫斯基会立刻向军情六处报告的情况下还这样做——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将此事告诉了军情六处。他肯定会首先向古克揭发戈尔季耶夫斯基，确保自身安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寻找叛徒的工作，应该由那些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底细且完全可靠的官员全权负责。寻找内鬼行动的代号为“埃尔门”（ELMEN，奥地利蒂罗尔州城市）。
少数熟悉戈尔季耶夫斯基专案情况的军情五处人员在反情报部门K机构负责人约翰·德弗雷尔（John Deverell）的领导下，负责找出内鬼。他们在德弗雷尔的办公室外开展工作，对其他人保密，是一个秘密组织中秘密部门内的一个隐秘小组。“小组之外的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埃尔门”小组组员们自行为这个内鬼起了一个“怪病者”（the Nadgers）的绰号。这一俚语不太常见，但可能是由斯派克·米利甘（Spike Milligan）在其五十年代的作品《傻瓜秀》（The Goon Show）中首创，指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疾病或病患。就像“哎呀，我得了一种讨厌的怪病”。Nadgers还有“睾丸”的意思。
伊丽莎·曼宁汉姆-布勒（Eliza Manningham-Buller）1974年在一次聚会上被人发展后，加入了军情五处。这份工作早已融入她的血脉：她的父亲以前是检察总长，历史上曾起诉过一些知名间谍，包括军情六处双面特工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二战期间，她的母亲曾训练信鸽飞往法国德占区，以帮助抵抗分子把信件带回英国。曼宁汉姆经过严格挑选，她十分可靠且为人谨慎，很早就了解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况，并被吸收进“拉姆帕德”小组，对奥列格在丹麦掌握的情况及与军情六处的联系情况进行分析。1983年时，她在军情五处人事部门任职，很适合寻找潜伏的间谍。
曼宁汉姆-布勒后来在2002年成为军情五处局长，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登上顶峰。她“乐于交际”的言谈举止是一种假象：她很直率，自信，且非常聪明。尽管军情五处内部存在性别歧视与偏见，她还是对这个被她称作“命运所归”的组织非常忠诚，对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又出了一个叛徒深感震惊。“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不愉快的一段时光，尤其是一开始你不知道叛徒是谁，走进电梯，对里面的人挨个打量。”为了避免引起同事们的怀疑，下班后，“埃尔门”小组组员经常在曼宁汉姆-布勒的母亲位于内圣殿（Inner Temple）街区的公寓碰面。一名怀孕的组员很快就要临盆了，她还没出生的孩子被称作“小怪病者”。
对一个情报机构而言，没有什么任务能比调查一个不明身份的叛徒更痛苦且具破坏性。与他为克格勃从事的间谍活动相比，菲尔比对军情六处自信心带来的伤害更大也更持久。一名内鬼不仅导致了不信任，也像异端分子一样对情报人员始终如一的信念造成了伤害。
曼宁汉姆-布勒和小组的同事们打开员工档案，开始逐步缩小潜在叛徒的排查范围。军情五处驱逐三名苏联间谍的概要文件，发给了外交部、内务部和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列出了所有苏联驻英情报官员的表格，由军情五处对苏反情报部门K4完成，各个部门一共分发了50份。内鬼调查人员开始对可能同时接触两份文件的所有人进行核查。
调查行动在六月下旬全面展开，此时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家人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他几乎没有心情度假，但不休年假的话，会立刻引起怀疑。风险太大了。“科巴”仍逍遥法外；他随时有可能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活动，并向古克揭发他。如果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那他可能就回不了英国了。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戈尔季耶夫斯基需要进行联系或传递潜逃暗号。
与此同时，调查小组发现，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一个人似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迈克尔·约翰·贝塔尼（Michael John Bettaney）是一个独行侠，他闷闷不乐，思想不稳定。在牛津大学就读时，他会在学院的庭院里踢着正步，在留声机上大声播放希特勒的演说。他喜欢穿粗花呢和布洛克鞋，抽烟斗。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忆“他的穿着像一名银行家，梦想成为一名冲锋队员”。他曾在一次聚会后点火烧了自己，并一度留过一小撇胡子，而女生们并不喜欢这样的男生。他把自己的北方口音改成了上层社会的拖腔。后来的调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自卑、缺乏安全感的男人”。极度缺乏安全感并不是一名安全机构工作人员的理想品质，但他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被人看上，并于1975年加入了军情五处。
入职培训后，他被派往火线，在北爱尔兰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一名天主教徒，贝塔尼对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产生了怀疑。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的顾虑荡然无存。这是一份严酷的工作，复杂且极端危险：管理潜伏于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特工，监听电话，在充满敌意的酒吧里和讨厌的家伙谈话，走错一步就有可能命丧贝尔法斯特街头。这份工作让贝塔尼感到痛苦，他也不太擅长这份工作。他的父亲于1977年去世，母亲一年后也离世。尽管失去双亲，贝塔尼在贝尔法斯特的任职时间还是延长了。回顾他的档案，伊丽莎·曼宁汉姆-布勒感到震惊：“是我们让贝塔尼成了今天这副样子。他从来没有走出北爱尔兰的阴影。”他的说话腔调、衣着和外表都与他真实的自我不符，他没有家人、朋友、爱情或执着的信念，完全无法适应自己所寻求的事业和从事的工作。“他并不真诚。”曼宁汉姆-布勒说。情报工作特有的压力和保密性让他更加逃避现实。如果当初选择了其他的工作，他可能会过上一种平稳充实的生活。
回到伦敦后，贝塔尼在军情五处的培训部门工作了两年，后于1982年12月调到K4分部，该部门负责分析和对抗苏联在英国的间谍活动，包括管理接头特工。他一个人住，收藏了一座很大的塑料圣母像，一些俄罗斯圣像，一抽屉的纳粹战争勋章和大量淫秽作品。他处事消极、非常孤独，多次劝说军情五处的女员工和他上床未果。他偶尔会在聚会上醉醺醺地大喊“我找错了主子”和“等我退休了，去我在俄国的别墅找我”之类的话。给古克投递第一封信前六个月，有人发现贝塔尼坐在伦敦西区的一条人行道上，烂醉如泥，站不起来。当他因在公共场所醉酒被拘留时，贝塔尼冲警察喊道：“你不能抓我，我是一名特工。”他被罚款10英镑。军情五处没有接受他的辞呈。这真是一个错误。
迈克尔·贝塔尼根本就不应掌握任何国家机密，不过，现年32岁的他在军情五处已经工作了八年，成为军情五处对苏反间谍部门的一名中层官员。
情报机构注意到了他身上明显的异常迹象，但视而不见。他的天主教信仰瞬间蒸发。到1983年，他每天要喝掉一瓶烈酒，一名上级曾“友善地建议”他别喝太多酒。没有人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不过，贝塔尼却开始采取行动。他开始有意记住秘密文件的内容，并手写速记下来，之后在自己位于伦敦南部郊区的半独立式住所里，用打字机把这些内容打出来，然后拍照。只要轮到他值夜班，他就会带一部相机去军情五处，对接触到的所有文件拍照。没有人搜查他。他的同事们叫他史迈利，这是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笔下虚构的一个间谍大师，但同事们也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优越感和傲慢自大的气息”。和很多间谍一样，贝塔尼也想比朝夕相处的同事知道更多的秘密，并且不想让别人发现。
K4分部共有四人，其中两人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事。贝塔尼并不知情，不过，无论在实际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他都与这个情报组织最大的秘密近在咫尺：军情六处在克格勃伦敦情报站里有一名间谍。
贝塔尼后来宣称，他于1982年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坚称愿意为克格勃工作是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信仰。在一篇冗长的自我辩护文章中，他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一种政治殉道，混杂着不满、阴谋论和义愤。他谴责撒切尔政府“奴颜婢膝一般追随里根政府的侵略和冒险政策”，还故意抬高失业率，以让“已经很富有的人得到更多财富”。他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世界和平，批评军情五处使用了“卑鄙和不道德的手段……不仅想要推翻苏联的政府和党，还意在摧毁整个苏联社会的架构”。他的言语充满了革命者的华丽辞藻：“我呼吁所有同志坚定信心，加倍努力，去争取胜利，而这一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和他浮夸的腔调一样，贝塔尼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是虚伪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像菲尔比那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苏联、终将实现的共产主义或受压迫的工人阶级有任何特别的好感。有一次，他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感到自己急切地需要制造影响。”贝塔尼不需要钱、革命或世界和平；他需要被人关注。
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克格勃没有理睬他。
贝塔尼对自己第一次向古克的信箱投递信件之后没有得到回复感到非常吃惊。他去了几次皮卡迪利站，在楼梯扶手上没有发现图钉，他觉得这是因为他选择的情报传递和暗号接收点离苏联使馆太近了。他在第二封信里安排了一处远离伦敦市中心的联络点，建议对方提前几周传递暗号，并提供了K4分部近期机密程度最高的文件之一。贝塔尼苦苦等待，百思不得其解，借酒消愁。
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可疑的贝塔尼几年前就应该被发现了。而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情局、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各自在不同的时期都曾叛徒丛生，如果对这些叛徒仔细观察的话，他们都有很多疑点。情报机构以出众的洞察力和高效闻名，但在严格的审查之下，他们还是有可能雇用并留下错误的人员，就像其他大型组织一样。从事这一职业必然伴随着过量饮酒，冷战对峙的双方都是如此，情报官员和特工经常会喝得烂醉来舒缓压力，让酒精麻痹自己。喝酒带来的愉悦感和释放感会让特工与负责人之间这种极难把握的特殊关系运转得更加顺畅。和其他政府机构不同，情报机构倾向于招募具有想象力的人，也即温斯顿·丘吉尔所谓“开塞钻一样灵光的脑袋”（corkscrew minds）。如果聪明、古怪，喜欢多喝几杯就是潜在的叛国表现，那么二战期间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有一半间谍都会成为嫌疑人。但在这方面，克格勃并不一样，因为这一组织的政治规定摒弃醉酒和个人主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变无人察觉，因为他不怎么喝酒，表面上循规蹈矩；贝塔尼未被发现，恰恰是因为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不一样。
调查小组已经锁定了三个内鬼嫌疑人，其中贝塔尼嫌疑最大。但监视贝塔尼带来了问题。贝塔尼很熟悉A4监视小组，受过培训，知道如何发现自己被跟踪——如果他认出了某个监视者，那就完蛋了。而且，监视者都认识贝塔尼，他们迟早有可能向军情五处的其他人泄露他们的同事被监视一事。因此，调查小组决定不使用军情五处的专业人员，而是派军情六处的“诺克顿”小组执行这项任务，而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贝塔尼不认识的人。军情五处局长坚决反对在军情五处的行动中使用军情六处的人员，但德弗雷尔没有理会。负责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事的军情六处官员将跟踪贝塔尼，在他实施叛国行为时将他抓获。
贝塔尼的代号是“帕克”（PUCK），这是调查小组勉强做出的一个选择。“所有人都觉得使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帕克这一名称很不合适，这个词和那个举世闻名的盎格鲁-撒克逊脏字也太相近了。”
7月4日早上，一对着装破旧邋遢的夫妻在伦敦南部郊区库尔斯顿（Coulsdon）维多利亚路（Victoria Road）的尽头漫无目的地闲逛。其中一人是军情六处对苏行动部门P5的负责人西蒙·布朗（Simon Brown），另一人是维罗妮卡·普赖斯，戈尔季耶夫斯基潜逃计划的策划者。出身伦敦郊区，平时戴珍珠首饰穿套头毛衣的普赖斯并不习惯现在这身伪装。“我借了一顶女清洁工的帽子。”她一边说着，一边穿上了这身装扮。
8点5分，贝塔尼从维多利亚路5号现身，在他家的前门外停了一下，四下打量了一下周围的街道。“那一刻，我确定是他，”布朗说道，“除非心里有鬼，否则一个人不会在意是否有人监视他。”贝塔尼没有在意那对穷困潦倒的夫妻。而在8点36分从库尔斯顿镇发车的火车上，他也没发现车厢里坐着的一位孕妇；在从维多利亚车站到寇松大街（Curzon Street）军情五处大楼的路上，还有一名秃顶男子跟踪贝塔尼走了十分钟，此人也没有被他发现。那天，贝塔尼花了两个小时午休，但他一度在人群中被跟丢了。军情五处不能确定他是否去了汉诺威广场，以查看古克有没有把车停在广场北侧，以表达与他联络的意愿——但古克没有这么做。
陷入沮丧的贝塔尼感到越来越焦虑，他决定再试一次，诱使克格勃和他合作。7月10日午夜过后，他往古克的信箱里投了第三封信：这一次，他要求古克对此前的信件是否收到做出表示，并询问苏联方面有何反应。他提议在7月11日早上8点5分，给苏联大使馆总机打电话，让古克接听。届时古克应该亲自接听电话，并明确给出答复，是否对“科巴”提供的秘密感兴趣。
军情五处为何没有对古克的住所进行严密监视并发现贝塔尼投了第三封信，成了一个历史谜团。戈尔季耶夫斯基此时正在莫斯科，无法向英国的朋友们通报最新情况。不过，贝塔尼的各种行为表明他心里有鬼，面临着极大的心理压力：7月7日，他以一种得了“强迫症”一样的态度和同事们谈到了古克，还提出军情五处应该争取古克；第二天，他说即使克格勃拥有一个唾手可得的情报源，他们也视而不见；他开始提出与个别克格勃官员有关的奇怪问题，还对不属于他职权范围的档案表现出兴趣。他对以前的间谍从事谍报事业的动机侃侃而谈，也谈到了菲尔比。
7月11日，他用公用电话给苏联大使馆打了电话，自称“科巴先生”，要找古克通话；但那位情报站负责人没有接听电话。贝塔尼先后三次把珍贵的礼物送到古克嘴边，古克却眼睁睁地让机会溜走。如此挥霍机会的例子在情报史上实属罕见。
三天后，贝塔尼问一个军情五处的同事：“如果一名英国情报官员往古克家里投一封信，他会做何反应？”凭这句话足以断定：迈克尔·贝塔尼就是“科巴”。
不过，有关贝塔尼是苏联间谍的证据还不足以定他的罪。他的电话被窃听，但窃听者没有听到什么线索。情报机构对他的住所进行过粗略的搜查，但也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专业且高效的贝塔尼掩盖了痕迹。想要成功地起诉贝塔尼，军情五处需要在他从事叛国行为时将他当场抓住，或者让他自己认罪。
8月1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结束度假回到英国。在这之后于贝斯沃特安全屋进行的第一次会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了尽管现在已经确定了嫌疑人，但军情五处内部的间谍仍逍遥法外。回到克格勃情报站，他若无其事地打听了一下，在他离开这段时间，神秘的“科巴”提供诱饵一事是否有了新进展，但情况还是一如既往。他试图恢复自己的日常业务，为克格勃发展联络人，为军情六处搜集情报，但在明知英国情报机构里还有一个间谍逍遥法外的情况下，他很难集中精力。显然，这名间谍第一次给古克投信时并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英国间谍。但那是四个多月前的事了。在这期间，“科巴”发现真相了吗？古克是否已经接纳了“科巴”，他的克格勃同事是不是在监视他，等他一时失言说出真相呢？一天抓不住这个间谍，自己面临的威胁就增加一分。戈尔季耶夫斯基还会照常接孩子放学，带莱拉出去吃晚餐，听巴赫的音乐和读书，努力表现得波澜不惊，但他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军情六处的朋友能不能在这名间谍抓住自己之前，将他擒获？
与此同时，贝塔尼明显厌倦了等待古克做出回应，决定将他的私藏情报带到别处。在办公室，他曾透露自己打算去维也纳度假，而维也纳是冷战间谍活动的中心，驻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克格勃情报站。对他办公室柜子的一次检查，发现了与在“脚”行动中被驱逐的一名克格勃人员相关的文件，而这名克格勃官员现在就在奥地利。贝塔尼似乎准备溜之大吉。
军情五处决定找他当面对质，争取得到一份他的供词。这是一场风险很大的赌博。如果贝塔尼什么都不承认，并从军情五处辞职，他们便无法用合法手段阻止他离开英国。审问贝塔尼的计划代号为“科”（COE），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不能保证成功。”军情六处如此提醒道。他们指出，如果贝塔尼策略得当，他有可能“扬长而去，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最重要的是，审问贝塔尼决不能让戈尔季耶夫斯基陷入危险。
9月15日，贝塔尼奉命到位于高尔街（Gower Street）的军情五处总部参加会议，讨论一起紧急的反情报案件。到达总部之后，他被带到位于顶层的一个房间，约翰·德弗雷尔和伊丽莎·曼宁汉姆-布勒在那里出示了指控他的证据——包括古克住所前门的一张照片，以暗示他在投信时被人发现了，尽管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发现。贝塔尼表现得很吃惊且“明显变得很紧张”，但他没有失控。他用假设的口吻谈论了这个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间谍会干出些什么，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字未提。贝塔尼指出在这里认罪将对自己不利，这暗示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但还不算真正认罪。即便他承认自己有罪，军情六处搜集到的证据也无法被司法机关采纳，因为贝塔尼当时还没有被逮捕，也没有律师在场。军情五处想要他供认一切，然后逮捕他，在正式对他进行警告后再让他招供。不过，贝塔尼拒不认罪。
这场谈话的内容通过窃听设备传到了楼下的监控室，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一些高层官员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一句话：“听着他什么都不承认，真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其中一人说道。贝塔尼的心理状态可能不太稳定，但他并不蠢。“我们真的害怕贝塔尼最终会蒙混过关。”到了晚上，大家都精疲力竭，但没有取得突破。贝塔尼同意在这里过夜，尽管军情五处还无权拘留他。他拒绝吃午饭，现在连晚饭也不吃了。他要了一瓶威士忌，慢慢地喝着。曼宁汉姆-布勒和其他两名看护人耐心地听着，“偶尔会问一些编造出来的问题”，贝塔尼对军情五处搜集了“大量的证据”表示欣赏，但没有承认这是事实。他一度称英国人为“你们”，称苏联人为“我们”。他承认他想提醒克格勃官员自己受到了监视。但他没有认罪。凌晨三点，他终于熬不住了，瘫倒在床上睡去。
第二天早上，曼宁汉姆-布勒给他做了早餐，但他没有吃。没怎么睡觉、一夜宿醉、饥肠辘辘且脾气很差的贝塔尼宣布，自己不会招认。不过，后来他突然不再使用假设句进行表达，开始使用第一人称。他满怀同情地谈到了冷战早期的两名间谍金·菲尔比和乔治·布莱克。
11点42分，贝塔尼跟审讯者说：“我觉得我应该全盘招供。告诉负责人德弗雷尔，我打算认罪。”此时德弗雷尔不在房间。性情冲动的贝塔尼顽抗了这么久，然后突然服软，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便来到罗切斯特巷（Rochester Row）警察局，将自己的罪行和盘托出。
警方对贝塔尼位于维多利亚路5号的住所进行了一次仔细搜查，发现了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在一个飞利浦电动剃须刀盒子里装有他打算去维也纳联系的克格勃官员的详细资料；在煤窖的碎煤渣下面发现了拍照设备；洗衣柜里存放着没有冲洗的机密材料胶卷；在一层玻璃下面的纸箱里，是手写的绝密材料；机打的材料被缝进了一个垫子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贝塔尼深感懊悔：“我给军情五处造成了很大伤害——这并非我的初衷。”
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又发现一名内鬼，这被认为是军情五处的一场胜利。玛格丽特·撒切尔向军情五处局长表示祝贺，称“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怪病者”调查小组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发了一封私人信件，向他表达“我们对他满怀诚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通过史普纳做了回复，说他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自感谢军情五处的官员：“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否到来——也许永远不会。但我希望这一理念能被铭记：他们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