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5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唯一清楚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抓捕英国间谍中所发挥作用的内阁成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只有调查小组知道真相。媒体对此疯狂炒作，一些假信息广为传播，认为是“信号情报”（即窃听）导致贝塔尼东窗事发，或者是苏联人自己告诉了军情五处。一份报纸对此进行了错误的报道：“在伦敦的苏联人对贝塔尼三番五次的示好感到厌倦，认为他是一名典型的挑衅者（agent provocateur），并向军情五处说，贝塔尼在浪费时间。之后军情五处才开始调查贝塔尼。”为了防范内部可能存在的其他间谍，并将注意力从真正的情报来源上转移开来，军情五处捏造了一份档案报告，宣称一名苏联使馆的普通外交官泄露了贝塔尼的情况。苏联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坚称有关克格勃开展间谍活动的说法是蓄意捏造的宣传，“意在损害苏英关系的正常发展”。在克格勃情报站里，古克仍坚持认为整场闹剧是军情五处导演的，目的是让他难堪。（否则，这就意味着英国人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发现有人对到底是谁告发了贝塔尼产生怀疑：“我觉得古克和尼齐坦科没有将我和‘科巴’联系起来。”
尽管吸引了大量的猜测与媒体报道，但这场轰动一时的贝塔尼案的真相并未得到公开：因违反《国家机密法》受到十项指控、正在英国监狱里等待审判的贝塔尼，应该“感谢”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10 科林斯先生和撒切尔夫人
“铁娘子”对她的苏联间谍展现出了温和的一面。
玛格丽特·撒切尔从未见过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她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是令人费解地坚持叫他“科林斯先生”（Mr.Collins）。她知道他在苏联大使馆内部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对他承受的个人压力感到担心，认为他“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并展开叛逃。首相认为，如果那一刻来临，英国必须确保他和家人的安全。她说，这位苏联间谍不是单纯的“情报机器”，而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人物，他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为自由而战。她的私人秘书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报告交给首相，报告标有“私人绝密”及“A级英国眼”（UK Eyes A）字样，意味着这些内容不会和其他国家共享。首相会对报告仔细研读：“她会逐字阅读，进行评注，提出问题，看完的文件里充满了她的笔迹、加以强调的下划线、感叹号和评语。”撒切尔的传记作者查理·摩尔（Charles Moore）指出，撒切尔“不仅对报告所包含的秘密和间谍活动的冒险性感到兴奋”，而且还意识到了这位苏联人做出的独特而宝贵的政治判断：“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向她传递了其他情报并不具备的内容，让她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西方，尤其是对她本人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撒切尔得以了解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想法，而她对此感到好奇和感激。“也许没有一个英国首相像撒切尔夫人关注戈尔季耶夫斯基那样，对一个为英国服务的特工给予了如此之多的个人关注。”
在英国情报机构追捕“科巴”的同时，克格勃正在努力阻止撒切尔赢得1983年的大选。在苏联领导人眼中，撒切尔是一名“铁娘子”——这是苏联军方报纸给她起的一个绰号，意在侮辱她，但撒切尔本人很喜欢这一称谓。自从她1979年担任首相以来，克格勃一直采取“积极手段”破坏她的政治地位，包括利用同情苏联的左翼记者在刊物上发表负面文章。克格勃在英国仍拥有左翼联络人，而莫斯科也幻想着通过支持工党影响英国大选，毕竟此时工党的领袖依旧是克格勃档案中的“秘密联络人”。苏联用各种肮脏的伎俩和隐蔽手段支持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影响一场民主选举的做法似乎构成了当代历史的一出耐人寻味的先声。
如果工党获胜，戈尔季耶夫斯基将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他将把克格勃的秘密交给一届由曾自愿接受克格勃报酬的政治家担任首相的政府。最终，迈克尔·富特早期曾被克格勃称为特工布特的秘密没有公开，克格勃影响英国大选的努力也徒劳无功，6月9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凭前一年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在选举中取得大胜。进入新一届任期的撒切尔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秘密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真实态度，现在她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冷战上来。她所面对的现实非常令人不安。
1983年下半年，在“里根政府的强硬表态和苏联的偏执心态综合作用”下，东西方似乎要迎头相撞，进行最后的决战。美国总统在对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承诺将“消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仍在扩张军力，并在同时开展一系列心理战行动，包括渗透苏联领空、派舰艇秘密靠近苏联海岸，以展示北约逼近苏联军事基地的能力。这些行动意在使苏联更加焦虑，并取得了成功：“莱恩计划”加速推进，克格勃向世界各地情报站发去大量指示，要求下属组织寻找美国和北约准备发动核突袭的证据。8月，一封来自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的私人电报要求各地的情报站监视美国和北约的战备活动，比如“携带核、细菌及化学武器的破坏小组秘密潜入苏联的情况”。认真报告可疑活动的克格勃情报站受到了表扬，没有报告的单位受到了严厉批评，并被责令加以改进。古克被迫承认伦敦站在发现“美国和北约对苏开展核导弹突袭准备的具体计划”方面存在“不足”。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莱恩行动”是“荒谬的”，但他交给军情六处的报告却传达出不容置疑的信号：苏联领导人真的感到恐慌，并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不安地认为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才能确保生存。此后不久，一场发生在日本海上空的悲剧，使局势更加恶化。
1983年9月1日凌晨，一架苏联截击机击落了一架误入苏联领空的大韩航空波音747客机，导致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大韩航空007号班机遭击落事件使得东西方关系骤然降至新的低点。莫斯科起初否认击落了客机，但随后又宣传这架侵犯苏联领空的飞机是一架侦察机，这是美国蓄意实施的一次挑衅行动。里根政府谴责苏联“击落韩国民航客机”是“一桩野蛮的暴行”，这一事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并让美国（根据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享受了全然自诩正义的快感”。美国国会同意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莫斯科将西方对大韩航空007号班机遭击落的愤怒解读为一种人为的道德狂热，一种准备袭击苏联的征兆。因此，克里姆林宫方面不仅没有道歉，还对中情局“罪恶的挑衅行为”予以谴责。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收到了一批十分紧急的电报，对保护苏联资产和公民免遭可能的攻击做出指示，将客机被击落事件归咎于美国，并要求搜集支持莫斯科阴谋论的有关情报。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后来因“反制针对韩国客机事件开展的反苏活动”受到中心表扬。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安德罗波夫抨击美国陷入了“骇人的军国主义精神错乱”。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电报偷偷带出使馆，交给了军情六处。
韩国飞行员和苏联飞行员的人为失误导致了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击落。但戈尔季耶夫斯基递给军情六处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在升级的紧张局势和互不理解的压力下，一起普通的悲剧事件可以将政治局势恶化至十分危险的地步。
在双方的互不信任、误解与攻击性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将冷战带到热战边缘的事件。
北约于1983年11月2日至11日举行了一场代号为“优秀射手83”（ABLE ARCHER 83）的军事演习，旨在模拟一场升级为核战争的冲突。美苏双方曾多次举行此类演习。“优秀射手”演习参演部队来自美国和西欧其他北约国家，总兵力达40000人，通过加密通信手段进行部署与协同。指挥所为这场演习想定的情况是，在橙军（华约国家）派兵进入南斯拉夫，准备入侵芬兰、挪威，并最终入侵希腊的情况下，蓝军（北约）如何保护盟国。演习想定，随着冲突加剧，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一场使用化学武器与核武器的战争，北约据此演练了核武器发射程序。演习并未使用真实的武器。这仅仅是一次演习，但在击落客机事件后的狂热氛围中，杞人忧天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次演习背后有着更险恶的图谋：这是一场掩盖西方阵营实战准备工作的骗局，其最终目的是实施一次三年多以前为安德罗波夫所预言，并为“莱恩行动”所设想的对苏首次核打击。换言之，在克格勃试图发现某种迹象的时候，北约正好开始模拟一次真实的对苏核打击。“优秀射手”演习种种前所未有的特点，更加深了苏联对这不仅仅是一场演习的担忧：一个月前美英之间突然增多的秘密通信（实际上是双方就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进行的沟通），西方领导人的首次出席，以及在美国驻欧军事基地举行的不同形式的官方活动。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后来在向撒切尔夫人汇报情况时指出，苏联领导人对此次演习高度警觉，因为这场演习“恰逢苏联重大节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形式上又与真实的军事行动与战备机制一致，而不只是单纯的军事推演”。
11月5日，伦敦情报站收到了一份来自克格勃中心的电报，警告称一旦美国和北约决定对苏实施首次核打击，他们的导弹会提前7至10天装到飞机上。古克必须开展紧急侦察，对关键点位的“非正常活动”进行查证：核基地、通信中心、政府掩体，以及最重要的关注目标唐宁街10号，因为英国官员将在那里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且“不通知新闻媒体”。在一份向情报人员详细阐明当前工作重点的指示中，克格勃命令他们留心观察“政界、经济界和军方高层”从伦敦疏散家人的迹象。
这封由戈尔季耶夫斯基交给军情六处的电报，让西方首次意识到苏联人正以一种极不寻常和非常恐慌的方式对待这次演习。两天（或者三天）后，情报站收到了第二封电报，电报错误地指出驻英美军基地处于战备状态。中心对此进行了各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在‘优秀射手’演习的掩护下，对首次核打击进行最后准备”。（实际上，驻英美军基地只是在美国驻贝鲁特军事人员遭受恐怖袭击后加强了安保措施。）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姗姗来迟，西方已来不及叫停演习。此时，苏联正积极进行着核战争准备：驻东德和波兰的核作战飞机已装载了核武器，大约70枚以西欧为目标的SS-20导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搭载核弹道导弹的苏联潜艇也被部署在北冰洋冰层下以躲避监测。中情局的报告提到了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活动。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确实提高了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井的战备等级，准备发射核导弹，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
11月11日，“优秀射手”演习按计划结束，双方慢慢放下武器，一场没有必要、没有引起公众关注的令人恐惧的对峙，终于结束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世界局势有多么接近战争，历史学界众说纷纭。军情五处的官方历史认为“优秀射手”演习让世界面临着“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还有人认为，莫斯科从始至终都非常清楚这只是一场演习，苏联的核战争准备仅仅是其惯用的虚张声势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我觉得这起令人不安的事态进一步折射了莫斯科方面日益增长的偏执心态，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予以特别的关注。”
但读过戈尔季耶夫斯基报告以及克格勃一系列电报的英国政府人士都相信，他们惊险地躲过了一场核战争灾难。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让我们确信俄国人对于一场真实的核打击怀有异常但切实的恐惧，北约特意对演习的想定情境做出了一些更改，以让苏联人相信这仅仅是一场演习。”事实上，通过这一有悖惯例的做法，北约可能加重了苏联的疑虑。联合情报委员会（JIC）后来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不能低估这一可能性，即至少一些苏联官员可能误读了‘优秀射手’演习……认为它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威胁。”
玛格丽特·撒切尔深感忧虑。苏联的恐惧与里根政府的强硬表态最终有可能引发核战争，美国对这一形势承担部分责任，却没有充分意识到现状的严峻性。她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下令“采取措施消除苏联方面因误判西方意图而过度反应的风险”。外交部必须“立刻设法让美国人知道，苏联对北约存在误判，担心北约可能发动突然袭击”。“诺克顿”材料的知悉范围进一步扩大：军情六处清楚地向中情局指出，克格勃正把这场演习视为一场有预谋战争的前奏。
在得知克里姆林宫真的害怕苏联会在“优秀射手”演习期间遭受核打击后，里根表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我们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事实上，美国总统已经对一场核灾难的后果进行了充分的思考。一个月前，观看完电影《劫后之日》（The Day After）之后，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座美国中西部城市在一场核袭击中被摧毁的故事。“优秀射手”演习结束后不久，里根听取了五角大楼的一次情况介绍，了解了一场核战争带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影响。即便美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1.5亿美国人也将因此丧生。里根形容这次情况介绍会是“一次极为沉重的经历”。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苏联人……对遭受核打击如此偏执……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不打算对他们干出这种事。”
里根和撒切尔都认为冷战的实质是苏东集团对追求和平的西方国家构成了威胁：多亏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们现在意识到和苏联的侵略威胁相比，苏联的焦虑给世界带来的危险更为严重。在他的回忆录里，里根写道：“最近三年的经历让我了解到了俄国人令人吃惊的一面：处于苏联权力顶层的很多人真的害怕美国和美国人……我开始意识到，很多苏联官员不仅视我们为对手并心怀恐惧，还把我们当成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潜在侵略者。”
“优秀射手”演习标志着一种转折，这本来是一个不被西方媒体和公众察觉的恐怖冷战对抗时刻，却在之后开启了一个缓慢而明确的缓和时期。里根政府开始不再大肆宣扬反苏言论。撒切尔也决心和莫斯科接触。“她觉得是时候将‘邪恶帝国’论抛到脑后，思考西方该如何结束冷战了。”克里姆林宫的偏执心态有所缓解，尤其是在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尽管克格勃仍需对核袭击准备的迹象保持警觉，但“莱恩行动”开始偃旗息鼓。
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有功劳。以前，英国人将他提供的情报少量、有选择性地分批发给美国；从今以后，英国人将与中情局大量分享他提供的情报，尽管在事前仍会精心加以伪装。英方对美方宣称“优秀射手”演习期间关于苏联恐慌情绪的情报来自“一名负责监视北约重大演习活动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军情六处和中情局分享他的情报感到高兴。“奥列格希望这样，”他的一名英国负责人表示，“他想要制造影响。”他也确实做到了。
中情局在苏联内部安插了一些间谍，但没有人能提供这种“深入洞察苏联决策心态的宝贵情报”，并给出“反映其对随时可能遭受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真实担忧的原始文件”。当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看到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整理出的报告时，他意识到中情局犯了一个错误：“我对报告的第一反应不仅是我们差点酿成了严重的情报失误，而且还意识到，关于‘优秀射手’演习最让人害怕的一点是，我们曾险些引发一场核战争，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几年后，中情局完成的一份有关此事的内部秘密总结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让里根总统恍然大悟……戈尔季耶夫斯基通过军情六处对华盛顿发出的及时提醒，让事态免于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此后，中情局会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政治情报报告的主要内容，以定期简报的形式呈报给罗纳德·里根，从报告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情报来自同一名特工。盖茨感慨地写道：“我们在苏联的特工一般会向我们提供有关苏联军事力量与武器研发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给我们提供的却是关于苏联领导人想法的情报——这类情报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里根对自己看到的情报“非常感动”，知道这是一个潜伏于苏联体系内部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弄到的。中情局将来自军情六处的简报“视作珍宝，只有少数人才能在严格的条件下阅读其打印件”，其中的情报经过重新包装后，呈送到椭圆形办公室。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使里根更加坚信，“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去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冷战”。中情局十分感激但也非常沮丧，对是谁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秘密深感好奇。
间谍惯于吹嘘自己的高超手腕，但在现实中，谍报活动往往不能产生什么持久的影响。政治家珍视机密情报中隐藏的信息，但这并不代表与那些通过公开手段获取的情报相比，他们更信赖这些秘密情报，而且后者的可靠程度还有可能因他们的行为而下降。如果敌人在我方内部拥有间谍，我方在敌方内部也有间谍，那么局势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但最终双方都会陷入一种吊诡的轮回，成为“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无限链条中的某一环。
不过，间谍活动偶尔会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恩尼格码（Enigma code）的破解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缩短了至少一年。成功的间谍活动与战略欺骗确保了盟军西西里登陆与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成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打入西方情报机构，使得斯大林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
改变世界的伟大间谍为数极少，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位列其中：他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获取了克格勃的内部情报，不仅揭露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动向，而且透露了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和计划，并因此改变了西方对于苏联的看法。他冒着生命危险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让世界变得安全了一些。一份中情局内部机密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优秀射手”演习产生的恐慌，是“冷战的最后一次骤然升级”。
1984年2月14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莫斯科红场，参加尤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出席葬礼的国际要人中包括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素服，在大衣下面放了一个热水袋来抵御莫斯科的寒冷，这让她看起来比平时厚实了一些。她向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表示，这次葬礼是改善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天赐良机”。她为此进行了精心展示。当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葬礼期间“心不在焉地聊天”，甚至在抬棺人放下安德罗波夫的棺木时偷偷窃笑之际，撒切尔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适度的严肃”。一名身材魁梧、口袋凸起、被克格勃认为带有武器的英国保镖，跟着她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接待处，之后才拿出一双高跟鞋让首相换上。她花了四十分钟和安德罗波夫的接班人、老迈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进行会谈，向他表示“他们拥有一个达成基础性裁军协议的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撒切尔对契尔年科的观念之陈旧深感惊讶。她在回国的飞机上向助手说：“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找一个年轻的苏联领导人吧。”事实上，官员们已经物色了一位满足西方要求的合适对话者：苏共中央政治局中一个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后起之秀。
撒切尔按照剧本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而戈尔季耶夫斯基部分参与了这份剧本的起草。出席葬礼前，詹姆斯·史普纳就撒切尔应该如何表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请教：戈尔季耶夫斯基建议她表现得有礼有节、态度友好，但也提到俄国人很敏感且戒备心很强。“奥列格对她应该如何表现提供了详细说明，”负责分析与分发戈尔季耶夫斯基情报“产品”的一名军情六处官员说道，“看台上的撒切尔穿了一身黑色素服，戴了一顶皮帽，看起来非常庄重。这是一场诱人的表演。她了解苏联人的心理。如果奥列格不提醒的话，她可能会表现得更加强硬。但奥列格让她知道了自己该如何表现，而苏联人也注意到了。”
回到伦敦的苏联使馆，波波夫大使向克格勃代表在内的一些使馆人员说，撒切尔夫人出席葬礼在莫斯科引起了强烈反响。“首相在敏感场合的得体表现和她聪明的政治头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波夫在报告里写道，“撒切尔夫人竭尽所能让东道国满意。”
这是一种完美的情报循环：戈尔季耶夫斯基告知首相在苏联人面前应如何表现，然后报告了苏联方面的反应。间谍通常提供事实，让情报用户自行分析；但凭借自己独特的视角，戈尔季耶夫斯基能够为西方解读克格勃的想法、期待与忧虑。“这就是奥列格的主要贡献，”军情六处情报分析员表示，“他深谙别人的想法，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与理性尺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间谍活动既产生了积极效果，也产生了消极效果：在积极的方面，它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预警信息与观点；消极但同样有价值的是，它让英国人确信克格勃驻英情报站总体上是一个毫无希望、步履蹒跚、效率低下且充满谎言的机构，同它的负责人一样。阿卡迪·古克对中心的领导嗤之以鼻，但他会马上执行命令，无论其内容多么荒唐。当他从BBC新闻听到英国在格林汉康蒙（Greenham Common）进行了一场巡航导弹演习后，他马上炮制了一份报告，声称自己事前就掌握了情况。当英国爆发大规模反核游行时，试图邀功的古克谎称克格勃的“积极手段”促成了这场抗议活动。两起在伦敦苏联公民的自杀事件（一个是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另一个是一名官员的妻子）让古克的疑心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将尸体送回莫斯科，要求核实他们是否被人毒杀，而克格勃科学家也按要求进行了检验——尽管一人是上吊自杀，另一人是从阳台上跳楼坠亡。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此事“再次证明了苏联的偏执完全源于自己的臆想”。古克小心地掩饰着自己在贝塔尼一事上的无能，向莫斯科宣称这完全是英国情报机构蓄意策划的一起阴谋。
尽管古克吝啬地保守着秘密，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能接触到数量惊人的有价值情报，内容从使馆传闻到重要的政治、国家安全信息无所不包。克格勃管理着一些英国特工，尽管N线在情报站里以半独立姿态开展业务，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获取有关地下间谍网络的情报，就会告诉军情六处。1984～1985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进入高潮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得知英国全国矿工联盟（NUM）曾联系莫斯科，要求提供经济支持。克格勃反对援助矿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克格勃同事说，莫斯科如果选择资助劳工运动，这一举动将“不受欢迎且得不偿失”。但苏共中央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批准苏联外贸银行（Soviet Foreign Trade Bank）支出一笔高达一百多万美元的转账（最终，因瑞士的受理银行感到可疑，这笔转账并未成功）。撒切尔诬称矿工为“英国内部的敌人”——而在发现外敌准备资助他们的罢工后，这一偏见更加强烈。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间谍活动还获取了苏联之外的一些敌方情报。1984年4月17日，一位名叫伊冯·弗莱彻（Yvonne Fletcher）的女警官在伦敦市中心被人用自动武器射杀，凶手来自位于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s Square）的利比亚驻英使馆，即所谓的利比亚人民局（Libyan People’s Bureau）。第二天，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心的电报，指出“有可靠情报表明卡扎菲亲自下令实施了这次枪击”，“一名利比亚东柏林情报站经验丰富的杀手飞赴伦敦指挥了这场枪击行动”。戈尔季耶夫斯基立即将此事告知军情六处——这最终令英国采取强烈反制措施的决心更加坚定。撒切尔政府最终断绝了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驱逐了卡扎菲的暴徒，有效消除了利比亚在英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情报有时不会立即见效。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1974年就针对阿恩·特雷霍尔特的间谍行动提醒过军情六处，但挪威安全机构花了十年才采取行动，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与此同时，这位富有魅力的左翼政治明星已经成为挪威外交部新闻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初，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挪威方面准备收网，问他是否反对；这是因为他最先提供了情报，如果特雷霍尔特被捕，他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犹豫：“当然。他是北约和挪威的叛徒，因此你们必须尽快逮捕他。”
1984年1月20日，特雷霍尔特在奥斯陆机场被挪威反情报机构负责人扣留。据称他准备前往维也纳去见“鳄鱼”蒂托夫，过去十三年里他的克格勃负责人与午餐伙伴。最终，挪威方面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65份机密文件，又在他的家里发现了800份文件。起初，特雷霍尔特矢口否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但在安全机构给他看了一张他和蒂托夫在一起的照片后，特雷霍尔特呕吐不止，然后说：“我还能说什么呢？”
蒂托夫也被挪威情报部门截获，并得到许诺：如果他同意为挪威效力，或叛逃到西方，他将得到50万美元。蒂托夫没有答应，于是被驱逐出境。
审判中，特雷霍尔特因涉嫌在奥斯陆、维也纳、赫尔辛基、纽约和雅典向苏联和伊拉克特工出卖秘密，被控对挪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他被控收受了克格勃81000美元的酬劳。挪威报纸将他称作“自吉斯林（Quisling）以来最大的叛徒”，这名二战时纳粹通敌者的名字，在英语中已经成了“叛徒”的代名词。法官认为特雷霍尔特“对自身重要性有着不切实际的夸大认识”。他因叛国罪被判入狱二十年。
1984年夏末，詹姆斯·史普纳调离岗位，西蒙·布朗接替他成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负责人。布朗会讲俄语，曾是军情六处对苏业务部P5的负责人，还曾化装成流浪汉跟踪贝塔尼。布朗在1979年开始接触“诺克顿”，当时作为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他负责对“皮姆利科”潜逃行动的暗号点进行监视。他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没有立即产生如此前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史普纳那般的化学反应。第一次见面时，维罗妮卡午餐准备了芹菜，还烧了壶水。布朗很紧张。“我想，如果我不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会把我当成傻子。后来，当我回放磁带时，令我震惊的是，我听到的只是水烧开的嘶嘶声和一个男人吃芹菜时嘎吱嘎吱的咀嚼声。”军情六处秘书莎拉·佩琪会面时都会在场，显得相当镇定自若。“她的平静为让人略感担忧的氛围增加了人情味，使气氛不再那么紧张。”
戈尔季耶夫斯基继续从事自己发展政治联络人的日常工作，其中一些人是确实对苏联有好感的人，还有一些则像罗斯玛丽·斯宾塞那样，只提供有用却低级的情报。这名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的研究员并非唯一的受限接头特工（controlled-access agent），即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实际上是一名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面间谍，但被军情五处用来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大伦敦市芬奇利区议会（Council of Finchley）的保守党籍成员、切尔西保守党协会（Chelsea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前主席内维尔·比尔（Neville Beale）也是这样的人。他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一些不涉密且非常枯燥的地区议会文件，进一步展示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取官方情报的能力。
中心经常对可能的发展对象提出建议，其中的大多数建议完全不切实际，也不太可能被吸引到克格勃的情报网络当中。1984年，伦敦情报站收到一封来自中心的私人电报，指示戈尔季耶夫斯基与迈克尔·富特，即曾经的特工布特恢复联系。在大选中惨败后，富特辞去了工党党首一职，但他仍是一名议员及英国政界左翼的领军人物。电报指出，富特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就没有再与克格勃进行接触，“但恢复与他的联系可能是有益的”。如果一名为军情六处工作的间谍出面争取英国最为资深的一位政治人物，后果将不堪设想。“尽量拖延，”军情六处建议道，“尽可能甩掉这一包袱。”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中心进行了回复，表示他会在一次宴会上设法与富特交谈，并“不经意地”告诉富特自己知道他以前是克格勃联络人的事，然后试探他的态度。此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什么也没做，希望中心能忘了这件事——而中心确实也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重提此事。
最初的两年里，“诺克顿”生产了数千份独立的情报与反情报报告，有些只有几句话的篇幅，有些篇幅很长。这些报告接下来将接受分类与派发，对象包括军情五处、玛格丽特·撒切尔、白厅和外交部的一些部门，并且越来越多地发至中情局。还有一些特定的盟国偶尔会收到一些反情报线索，但前提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涉及那些国家的重大利益。中情局是一个特例，属于军情六处的“受惠国”范畴。
军情六处对戈尔季耶夫斯基非常满意，克格勃同样如此。莫斯科的上级对他作为PR线负责人所提供的大量情报印象深刻；军情六处给他提供了大量有趣的低级情报，养肥了克格勃，俄罗斯人感到很满意；甚至连古克都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感到满意，对他这名成功的属下即将让他的间谍生涯不光彩地谢幕，还浑然不觉。
1984年4月11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老贝利”（Old Bailey）开庭审判迈克尔·贝塔尼。庭审的安保措施极为严格，法庭的窗户都被遮住，现场也布置了大量警力，审判期间如果需要问询有关情况，法庭人员可以用防窃听电话直接联系军情五处总部。因为证据涉密程度较高，审判大多数时间仅由摄像机拍摄，没有公众或记者在场。贝塔尼穿了一套细条纹西装，系了一条花斑领带。他坚称自己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他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被勒索，更不是为了钱”。
经过五天的庭审，贝塔尼最终被判入狱二十三年。
“你的行为构成叛国罪，”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雷恩（Lane）在宣布判决时表示，“很明显，你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幼稚。而且你既固执又危险。你会毫不犹豫地向苏联人透露一些人的名字，而这将导致不止一个人失去性命。”
媒体全盘采纳了贝塔尼自称苏联间谍的说法，因为这样能让一个“缓慢、但最终经历了剧烈政治信仰转变”的人变得更容易理解。各大报纸对贝塔尼的描述都体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形象：“粗花呢傻瓜（tweedy twit）变成邪恶叛徒”，《太阳报》如此惊呼。《泰晤士报》则指出，“情报领域的冷战从未停息”。仇视同性恋的《每日电讯报》认为贝塔尼是个同性恋，因此显然不可靠：“贝塔尼可能身陷附庸风雅的同性恋大学生社群不能自拔。”具有左翼思想的《卫报》对他持同情态度：“在他看来，自己是在利用作为军情五处工作人员的地位试图阻止英国和西方盟国陷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华盛顿，美国各政府部门对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又出了间谍感到恼火（还有点幸灾乐祸）。一名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对此确实感到担忧。”一名中情局消息人士告诉《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我们又要质疑英国情报圈子的安全性了。”英国安全委员会（Security Commission）在此后的一次质询中对军情五处未能发现精神不稳定的贝塔尼造成的危险提出了批评。《泰晤士报》的文章甚至开始思考，是否应该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情报机构：“毕竟，克格勃就同时主管国内外情报工作。”
各大报纸没有猜到的是，军情五处第一个被定罪的叛徒是由军情六处潜伏在克格勃内部的间谍揭露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让英国避免了一场情报灾难，也再次为自己的职务晋升铺平了道路。
贝塔尼在供词里指认了阿卡迪·古克是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这位肥胖的苏联将军在和他戴着带框眼镜的妻子离开肯辛顿的住所时被人拍到。他的照片迅速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并被配以“幽灵古克”（Guk the Spook）的标题，媒体认为这位愚蠢的苏联间谍头子“拒绝了自二战以来克格勃首个在军情五处内部安插特工的机会”。古克似乎很喜欢受到这种关注，“像电影明星一样到处招摇过市”。
这是除掉古克的绝佳机会，可以借机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扫清障碍，让他在克格勃中的官职更高，并接触到更多的机密材料。军情六处要求立即将古克驱逐出境，但白厅不希望引起另一场外交纷争。然而，根据当时刚上任的军情六处反情报与安全主任（DCIS）克里斯托弗·柯温（Christopher Curwen）的说法，这是除掉古克的唯一一次机会：“古克一直很谨慎，避免直接卷入克格勃发展特工的行动，他在将来可能会更加小心。”军情五处内部也有人反对驱逐古克，指出驻苏使馆的新任邮件安全官（Post Security Officer）刚刚到莫斯科任职，如果古克被驱逐的话，苏联肯定会进行报复，将这名刚上任的官员驱逐出境。不过，军情六处坚持认为这一代价是值得的。随着古克离开、尼齐坦科任期临近结束，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终有可能接任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一职。“这样做风险很大，”一名高级官员说，“但他有可能因此掌握到克格勃针对英国的全部行动。”情报机构为撒切尔夫人草拟了一封寄给外交部的信，指出既然古克的身份已经公开，他就必须被驱逐。在信中，古克的名字被刻意拼写成“Gouk”：在英国报纸中，只有《每日电讯报》这样拼写古克的名字。撒切尔夫人是《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这封信显然向外交部暗示：首相已经从早间报纸上获悉了俄罗斯间谍头子的情况，并希望他被驱逐，如果外交部继续阻挠，首相会亲自过问。这一策略奏效了。
1984年5月14日，古克因“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一周离境。不出所料，苏联人立即做出回应，将军情五处新上任的官员驱逐出境。
古克离开前一天晚上，苏联使馆举行了一场欢送会，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与酒水，大家轮流发言，欢送即将离任的负责人。轮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发言时，他对古克不吝奉承之辞。“我肯定给人一种油嘴滑舌，不太真诚的感觉，”古克有些步履蹒跚，嘴里嘟囔道，“你从大使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苏联驻英大使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是使馆里一个经久不衰的笑料。尽管已经喝醉了，古克还是察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离开感到高兴。第二天，古克将军飞回莫斯科，此后变得默默无闻。他让自己受到了过度的关注，令克格勃十分难堪。而与他工作上的极端无能相比，这一点更加无法原谅。
接下来，列奥尼德·尼齐坦科受命代行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的职责，并很快开始谋划让自己成为正式的继任者。戈尔季耶夫斯基成为他的副手，他对克格勃情报站内部电报和文件的查阅权限也有所提升。大量新情报很快流入军情六处手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专案距离取得最终的战果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能精明运作，让自己入主站长办公室，克格勃伦敦情报站所能掌握的一切信息都将唾手可得。现在挡在它面前的只有尼齐坦科了。
列昂尼德·尼齐坦科是克格勃中最聪明的人之一，也是少数将情报工作当成人生志业的人。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克格勃反情报部门K局的负责人。一名见过他的中情局官员称他“是一个胸肌发达的粗犷男人，充满活力……他喜欢谍战博弈的戏剧性，无疑也很擅长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谍报活动的秘密世界里得心应手，每一刻都很享受，他是一个在自己设置的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扮演着自己剧本里的角色”。这名拥有黄色瞳孔的反情报官员在英国待了四年多，早该被调回莫斯科，但尼齐坦科早就盯上了人人垂涎的情报站站长一职。克格勃的海外任期一般是三年，但中心有时会延长属下人员在某些岗位上的任期，因此他开始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才是站长的最佳人选；或者，更准确地说，证明戈尔季耶夫斯基并不合适。两人彼此之间没有好感：一场古克接班人的争夺战已经打响，这场角逐激烈但悄然无声。
军情六处考虑是否应再次出手介入，宣布尼齐坦科为不受欢迎的人，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接任站长扫清障碍。连带效应已经显现：相关负责人起了一个具有双关含义的代号“诺克顿效应”。这一计划非常诱人。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能够成功当上站长，那么他在伦敦的任职将产生最大的收益，他在任期结束后也可以叛逃。不过，在一番讨论后，军情六处认为现在就驱逐尼齐坦科过于冒进，“很可能适得其反”。考虑到当时的紧张氛围，此前短时间内驱逐两名克格勃官员的决定尚属意料之中，但接连赶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三个直属上司，可能会让人发现套路所在。
戈尔季耶夫斯基最亲密的同事马克西姆·帕尔西科夫发现他的朋友现在“似乎春风得意。自从被提拔为副站长后，奥列格似乎变得温柔，开放，表现得更加镇定与自然”。有些人觉得他变得更自以为是了。奥列格的朋友兼前同事米哈伊尔·柳比莫夫被解职后回到了莫斯科，他现在想当一名作家。“我和他会互通书信，他回信很慢，有时我写两封信，他才回复一封，我感到很不高兴——权力让人傲慢，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副站长可是个要职。”柳比莫夫不知道他的老朋友有多忙：他正同时从事着两份秘密工作，还要想着再次晋升。
奥列格一家人在伦敦生活得很幸福。两个女儿成长得很快，英语说得很流利，在一所英国的教会学校上学。一个世纪前，卡尔·马克思对自己的孩子们迅速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感到震惊。马克思的妻子曾说：“离开这个拥有他们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国家，是他们所不可想象的；他们已经完全英国化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惊讶并欣喜地发现，自己成了两个英国小姑娘的父亲。莱拉也越来越喜欢英国的生活。她的英语比以前好了一些，但还是很难交到英国朋友，因为苏联官员的妻子不能独自和英国公民会面。和与同事们相处时紧张不安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莱拉很容易和克格勃的朋友打成一片，会和其他使馆人员的妻子一起愉快地喝茶、闲聊。“我在一个克格勃军官家庭长大，”她说，“我的父亲是一名克格勃军官，母亲也是。我年少时居住地的几乎所有人，都为克格勃工作。我所有朋友和同学的父亲都是克格勃的情报官员。因此，我从未觉得克格勃是丑恶的，或与任何可怕的事有关。这是我的全部生活，我的日常生活。”莱拉对丈夫的快速升职感到骄傲，对他想当情报站负责人的想法也进行鼓励。戈尔季耶夫斯基经常会显得全神贯注，偶尔入神地凝望远方，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经常咬指甲。有时他似乎格外兴奋，同时又紧张不安。莱拉认为这是他的工作重任带来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
戈尔季耶夫斯基喜欢莱拉的活泼、热情与对家庭生活的投入。她天真的善意与单纯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尔虞我诈的扭曲人生提供了一剂解药。他感觉自己和莱拉无比亲密，尽管他对真相的隐瞒使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我的婚姻很幸福。”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他有时会想，自己是否应该告诉她真相，让两人的婚姻更加真实和完整。如果他最终不得不叛逃英国，莱拉总会知道真相。当军情六处试探性地问他，若那一刻到来，他的妻子会做何反应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勇敢地说：“她会接受现实的。她是一个好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