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6
有时，他会当着莱拉的面批评莫斯科。某一天，有些忘乎所以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称苏联政权是“糟糕、错误和罪恶的”。
“哦，别抱怨了，”莱拉埋怨道，“就是聊天嘛，你对此也无能为力，谈论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戈尔季耶夫斯基有点生气，回了一句：“也许我能做些事。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确为此做了一些事。”
但他及时克制住了自己。“我没有再说话。我知道如果继续说下去，我可能会告诉她更多，或者给她某种暗示。”
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她不会理解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我很孤独。非常孤独。”这是深藏在婚姻生活中的一种看不见的孤独。
戈尔季耶夫斯基爱他的妻子，但在这件事上却无法信任她。莱拉还是克格勃的人，而他实际上已经不是了。
那年夏天回莫斯科休假时，奥列格应邀去第一总局总部就他的未来进行“高层讨论”。他在丹麦认识的那个玩吉他的神童尼古拉·格里宾现在已成为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负责人，他很“友好”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两个选项：回莫斯科担任英国-斯堪的纳维亚部的副职领导，或者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戈尔季耶夫斯基礼貌但坚定地表示，自己选择后者。格里宾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耐心等待：“一个人离情报站站长的位置越近，面临的危险就越大，诱惑也更多。”但他答应全力支持戈尔季耶夫斯基。
随着两人谈论的话题转移到政治领域，格里宾亲切地提到了苏联共产党高层一位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星。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一名联合收割机操作员，他在苏联政坛快速崛起，不到五十岁已经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人们一致认为他有可能接替暮气沉沉的契尔年科。格里宾透露，克格勃“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未来最好的选择”。
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这样认为。
戈尔巴乔夫是她所期望的那种精力充沛的苏联领导人：一位改革家，去过外部世界且有一定远见，与那些思维狭隘的年长苏联领导人不同。随着英国外交部伸出橄榄枝，1984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同意于当年12月访问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查理·鲍威尔（Charles Powell）告诉她称，此次访问提供了“一个了解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想法的独特机遇”。
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机遇。作为情报站政治情报负责人，他负责就戈尔巴乔夫访问的预期目标向莫斯科做汇报；作为一名英国特工，他还要向军情六处通报苏联方面的来访准备情况。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出现了，一名间谍有能力通过同时为双方从事间谍活动并报告情况，来塑造乃至设计两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就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内容提出建议，同时也会就撒切尔该对戈尔巴乔夫说什么提出看法。如果会谈进展顺利，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更有希望赢得伦敦站站长的宝座——这是情报活动带来的意外收获。
苏联候补领导人即将到访伦敦的消息让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忙得不可开交。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纷至沓来，要求搜集英国各方面的详细情报，覆盖政治、军事、技术和经济等领域。莫斯科尤其关心仍在持续的矿工罢工事件：矿工会获胜吗？谁在资助他们？当然，苏联国内禁止任何罢工活动。中心要求情报站就戈尔巴乔夫应该对英国作何期待进行详细汇报，并搞清英国情报机构可能为苏联方面制造何种令人不快的意外情况。赫鲁晓夫1956年访问伦敦时，军情六处在他下榻的酒店安装了窃听设备，监听了赫鲁晓夫的电话，甚至派一名蛙人对赫鲁晓夫所乘巡洋舰的船体进行了检查。
英苏之间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苏联体制的产物；撒切尔是共产主义的强硬反对者。“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领导人拥有良知吗？”一年前，她在美国温斯顿·丘吉尔基金会（Winston Churchill Foundation）发表演讲时质问：“他们是否对生命的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扪心自问过？……没有。他们的信条当中缺乏良知，没有善恶标准。”戈尔巴乔夫后来在西方世界中的历史定位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的进步政治家，作为“公开化”（glasnost）与“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设计师，他将在未来改变苏联的面貌，并开启一段最终令苏联走向解体的进程。但在1984年，一切还不明朗。撒切尔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与文化鸿沟。一次成功的会面并非理所当然；和解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以及秘密运作。
克格勃将戈尔巴乔夫对英国的访问视作巩固其地位的一次良机。“你要给我们发来质量最佳的情况说明，”格里宾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这样就能让他显得才智超群。”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团队开始工作。“我们真的撸起了袖子，”马克西姆·帕尔西科夫回忆，“写出了涉及英国所有重要领域政策的深度报告，并介绍了所有英方与会人员的详细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为尼奇坦科搜集的所有发给莫斯科克格勃中心的情报，也都交给了军情六处。不仅如此，英国情报机构还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可在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使用的情报，包括双方会谈时讨论的话题，可能的共识点与分歧（比如矿工罢工），还有关于如何和与会人员进行互动的建议。英国情报机构有效地为即将举行的会谈确定了议题，并让双方都了解了情况。
1984年12月15日，戈尔巴乔夫夫妇抵达伦敦，开启了历时八天的访英行程，其间安排了购物和观光活动，包括去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大英图书馆“朝圣”，但这不过是一场外交作秀；两位冷战对手此后将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Chequers）举行一系列会谈，谨慎地试探彼此。每天晚上，戈尔巴乔夫都会要求随行人员提供一份三到四页的详细报告，对“明日的会谈内容与基调进行预测”。克格勃没有相关情报，但军情六处有。这是确保双方节奏一致的一个绝佳机会，同时还能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上级证明他的价值。军情六处掌握了一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起草的外交部简报，列出了他将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讨论的内容要点。军情六处将材料交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马上赶回情报站，立刻用俄语把内容敲出来，交给报告员，让其在每日情况报告中加以采用。“没错！”尼齐坦科看后表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杰弗里·豪的外交部简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克格勃简报。“内容一字不差。”
戈尔巴乔夫对英国的访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分歧，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是达成了共识。当然，双方也进行了交锋：撒切尔对来宾谈到了自由企业与竞争的优点；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苏联的制度是优越的”，并邀请她亲自去看看苏联人民的生活有多么“幸福”。两人还就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等异见人士的命运及军备竞赛问题发生了争执。在一次气氛尤为紧张的交谈中，撒切尔指责苏联资助了罢工矿工运动。戈尔巴乔夫则对此予以否认。“苏联没有向全国矿工联盟资助过任何资金。”他瞥了一眼苏联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宣传部长后说道。戈尔巴乔夫接着补充了一句：“据我所知是这样。”这并非事实，撒切尔夫人明白这一点。当年10月，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了一份计划，向罢工矿工援助140万美元。
不过，尽管在口头上进行了争论，两位领导人的会谈还是比较顺利。似乎双方是按照同一份计划开展工作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戈尔巴乔夫会对克格勃提供的每日简报中的“有关段落用下划线标记，以表示感激或满意”。他仔细地看了简报。“双方都看了我们的简报，”军情六处的情报分析员说，“我们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努力去利用这些情报，不进行任何歪曲，来改善双方的关系，并开创新的可能性。我们少数人在历史转折的神奇时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有评论者认为“两国领袖间的化学反应明显发挥了作用”。会谈最终结束后，戈尔巴乔夫表示自己“确实感到非常满意”。撒切尔也有同感：“他的个性和那些表情木讷的普通苏联官僚有着天壤之别。”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莫斯科的热烈反馈”报告给了军情六处。
在写给里根的一份便笺中，撒切尔夫人写道：“我发现他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我真的很欣赏他——他无疑忠于苏联的制度，但他也愿意听取意见，并展开真正的对话，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段话是对戈尔巴乔夫此次访问的最好总结。契尔年科死后，精力更加充沛的戈尔巴乔夫最终于1985年3月成为接班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贡献是这场政治突破最终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
克格勃莫斯科中心对此次访英的结果感到很满意。克格勃青睐的候选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展现了政治家的品质，伦敦情报站的表现也很出色。尼齐坦科因“出色完成访问保障任务”而受到特别嘉奖。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到的好处更大，这位精明强干的政治情报负责人利用从英国情报机构搜集到的信息，为苏联方面提供了很多详细而有见地的简报。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在情报站负责人的争夺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在对自己为克格勃和军情六处完成的工作感到满意的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心中也感到了一丝隐忧。
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尼齐坦科曾把他的副手叫到办公室。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代理站长摆放了一份附有戈尔巴乔夫批注的报告。
这位眼神坚定的克格勃反情报专家盯着戈尔季耶夫斯基。“嗯。这份关于杰弗里·豪的报告写得很好，”尼齐坦科说道，然后停顿了一下，“它的语气读起来像是一份英国外交部的文件。”
11 俄罗斯轮盘赌
中情局苏联东欧司主管伯顿·格伯（Burton Gerber）是一名克格勃问题专家，有着丰富的对苏谍战经验。在俄亥俄州出生长大的格伯身材瘦长，自信且做事专注，是一名摆脱了疑惧阴影的新一代美国情报官员。他创立了所谓的“格伯法则”（Gerber Rules），认为每一名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都应该受到重视，每一条线索都不能轻视。他有一个奇特的爱好，喜欢研究狼，他猎取克格勃猎物的手法也如狼一般狡黠。1980年，他曾作为中情局情报站站长在莫斯科任职，1983年初回到华盛顿后，他领导了中情局最重要的部门，负责管理安插在苏东国家的特工。中情局手里有着不少苏东特工。过去十年间局势的不确定性，使中情局在比尔·凯西局长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军事领域尤其如此。在苏联内部，中情局开展了一百多项秘密活动，并管理着至少二十名间谍，数量达到了历史之最：他们的间谍打入了格鲁乌、克里姆林宫、苏联军事部门和科研机构。中情局的间谍网络包括了几名克格勃官员，但没有人能像那个为军情六处效力的神秘特工那样提供第一手的高质量情报。
伯顿·格伯并不在意自己无法掌握一些对苏间谍活动的情况，但有一个例外：他不知道英国克格勃间谍的身份。这令他感到困扰。
格伯看过了军情六处提供的情报，他对此印象深刻并感到非常好奇。所有情报工作的心理满足感都在于更多地了解你的对手，但对自己盟友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情局知晓一切的全球视角下，它有权掌握需要知道的一切。
英美之间的情报合作非常密切，双方相互支持，但这种关系并不平等。中情局拥有大量的情报来源和遍布世界的特工网络，在情报搜集能力上只有克格勃可与之抗衡。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中情局会与盟友分享情报，尽管他们也会像所有情报机构一样，努力保护情报来源。情报共享是相互的，但一些中情局官员却认为美国有权知道一切。军情六处提供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但无论中情局如何委婉地表达想要了解情报来源的意愿，英国人都会有些恼怒、顽固但不失礼貌地加以拒绝。
暗示开始变得直白起来。在一次圣诞聚会上，中情局伦敦情报站站长比尔·格雷弗（Bill Graver）盯上了军情六处苏东集团负责人。“他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摁在墙上说：‘你能告诉我情报来源吗？我们需要确保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因为它们简直太棒了。’”
英国官员摇了摇头。“我不会告诉你是谁提供了情报，但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他，他提供的情报绝对可靠。”格雷弗知难而退。
差不多同一时间，军情六处想让中情局帮个忙。多年来，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管一直希望汉斯洛普的技术部门开发一种高效的秘密相机，但军情六处理事会屡次以开销过大为由否决这一提议。此时军情六处仍在使用老旧的“米诺克斯”（Minox）相机。据说中情局雇了一名瑞士钟表匠研发了一种可藏于普通“比克”（Bic）打火机的高级微型相机，如果配上一段11.25英寸长的线和一个别针就能完美实现拍照功能。线可以用口香糖粘在打火机底部；只要让别针正好平放在文件上，使用者就能为相机找到合适的焦距，然后按压打火机顶部的按钮来触碰快门。别针和线可藏在上衣的翻领后面。改装之后的打火机看上去毫无异样，甚至还能用来点烟，这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堪称完美。当叛逃的时刻到来，他可以将这种打火机带入住所，然后用摄影手段“清空保险箱”。在比尔·凯西的首肯下，中情局最终同意给军情六处一部这样的相机，但在转交这件设备之前，中情局和军情六处之间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对话。
中情局：“你们需要这个是为了某种特定用途吗？”
军情六处：“我们在苏联内部安插了自己人。”
中情局：“我们能得到情报吗？”
军情六处：“不一定。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点。”
军情六处对中情局的要求、劝诱或贿赂都无动于衷，格伯对此感到沮丧。英国人拥有一名非常优秀的间谍，但他们隐藏了他的身份。正如后来中情局对“优秀射手”演习造成的恐慌进行的秘密评估报告所指出的：“中情局的情报……最初来自英国情报部门，他们对原始情报进行了分割，其内容并不完整且模棱两可。而且，英国人保护了情报来源……我们无法独自确认这名间谍的身份。”这份情报最终呈送给了美国总统，但不知道情报来源令中情局颇为难堪。
正因如此，在获得上级许可之后，格伯谨慎地开展了一次查证行动。1985年初，他命令一名中情局调查员找出这名超级间谍的身份。军情六处对此应毫不知情。格伯并不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手段，更不是对盟友开展间谍活动。这更多还是一种打破悬念的尝试，一种谨慎且合法的核查行为。
奥德里奇·埃姆斯是中情局反情报中心对苏情报组负责人。日后成为苏联东欧部门主管的中情局官员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写道：“伯顿·格伯决心找出这名英国间谍，他指定反情报中心苏联-东欧情报组负责人奥德里奇·埃姆斯去找出答案。”格伯后来指出，他没有让埃姆斯自己去做侦探工作，而是让“善于从事此类查证工作”的另一名未披露姓名的官员去做。这名官员将与埃姆斯一道执行这项任务。
埃姆斯的职务头衔听起来不错，但在中情局的对苏部门中，他领导的对苏反情报组主要负责找出间谍，并对何种行动易遭敌方渗透进行评估。在凯西担任局长的中情局内部，这个小组被当成一个从事幕后工作的分支，“这里的员工是一些几乎没有什么才干的不合群之人”。
埃姆斯时年43岁，是一名头发灰白的政府官僚，他一口坏牙，酗酒成性，而且他的未婚妻开销很大。每天他都会离开自己在瀑布教堂租住的狭小公寓，挤上公共交通工具去兰利上班，然后就坐在办公桌旁，“陷入沉思，忧郁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埃姆斯欠了一笔47000美元的债务。他幻想着去抢银行。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指出他“不注意个人卫生”。他的午餐几乎都是流食，并且要吃很久。罗萨里奥“利用大把的闲暇时间来挥霍他的金钱”，还抱怨他的钱不够花。埃姆斯的事业停滞不前。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升职了。中情局对他很失望。他也很讨厌自己的上级伯顿·格伯，后者曾批评他用公款带罗萨里奥来纽约。也许中情局本应更早地发现埃姆斯正在腐化，但就像军情五处姑息了贝塔尼一样，怪异的行为举止、酗酒的习惯以及糟糕的工作表现并不会引起怀疑。埃姆斯这样的人在中情局颇为常见，他的生活破败但并不令人感到陌生。
埃姆斯的职位和资历使他能够接触到所有对苏行动的有关文件。但一名苏联间谍间接地向中情局传递了有价值的情报，而埃姆斯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只知道那人是英国人手下的一名高级特工。
在苏联庞大的政府机构内部寻找一名间谍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夏洛克·福尔摩斯曾说：“一旦你排除了不可能的猜想，无论剩下的可能性多么荒谬，都一定是真相。”这正是中情局现在要做的事。每名间谍都会留下线索。中情局侦探开始对过去三年这名神秘英国特工提供的情报进行梳理，试图通过排除与推论找到他（她）。
调查工作大体上就是这样进行的。
军情六处提供的关于“莱恩行动”的细节表明，情报出自一名克格勃情报官之手，尽管英国人说材料来自一名中层干部，但情报的质量之高表明实际提供者的职务较高。定期收到报告表明此人频繁和军情六处碰头，这或许意味着他人不在苏联，可能就在英国——他似乎“很了解关于英国的情报”这一事实，进一步佐证了中情局的判断。情报机关可以通过情报的内容找出提供这些情报的间谍，但也可以从他不掌握的情况中找到线索。英国人交给中情局的情报里很少包括技术或军事情报，主要是大量优质的政治情报。这表示这名间谍很可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PR线工作。一名潜伏于克格勃的特工肯定会指认一些为苏联效力的西方间谍。那么苏联人最近在哪里损兵折将了呢？挪威的霍维克和特雷霍尔特。瑞典的贝里林。不过，近期最轰动的苏联间谍事件发生在英国，迈尔克·贝塔尼的被捕与受审被媒体广泛报道。
中情局非常了解克格勃的组织架构，知道他们的第一总局第三处统一负责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英国的情报工作。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为英国人效力的间谍似乎来自这一部门。
在中情局数据库中对已知和可疑克格勃特工进行查询后发现，在霍维克与贝里林被捕时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在特雷霍尔特和贝塔尼落网时待在英国的人只有一个：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引起丹麦情报部门注意的一名46岁苏联外交官。对照中情局关于斯坦达·卡普兰的档案也会发现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进一步查证之后便不难发现，丹麦人早就认定此人可能是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但英国人还是在1981年承认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外交官，并批准了他的签证，这直接违反了英国方面的规矩。英国人最近还驱逐了一些克格勃官员，包括伦敦情报站站长阿卡迪·古克。他们是在有意为自己的间谍扫清障碍吗？最后，中情局来自丹麦的一份七十年代的档案指出“一名丹麦情报官员曾说漏了嘴，表示军情六处在1974年发展了一名任职于哥本哈根的克格勃官员”。一封发至中情局伦敦情报站的电报，确认了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这名间谍。
到了3月时，伯顿·格伯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这名被英国长期隐瞒的间谍的身份。
在与军情六处的博弈中，中情局赢得了一次成果不大但令人满意的情报胜利。英国人觉得自己掌握一些美国人不知道的情况，但现在中情局已经知道一些军情六处以为他们还不知道的信息。这就是典型的情报战。中情局给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随便起个“挠”（TICKLE）的代号，用这一基本无害的中性词指代了这场两国之间不带恶意的小小竞争。
此时在伦敦，戈尔季耶夫斯基愈发兴奋，并略感不安地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令。他是担任站长的最佳人选，但中心的步调之缓慢一如既往。尼齐坦科对他在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异常优质的简报做出的阴险评论，一直困扰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私下里，他会因自己没有成功对内容进行伪装而自责。
1月，他奉命飞回莫斯科参加一次“高级别会议”。
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的指示引发了一场讨论。考虑到尼齐坦科的潜在威胁，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圈套。让奥列格脱离危险，安排他叛逃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奥列格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一些人认为让他回到苏联的风险太大。“这可能是一次潜在的良机。但如果出现差错，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一名高级特工。我们现在拥有的大量宝贵情报知悉范围受限，因为充分利用并分享这些情报可能会给奥列格带来危险。”
但站长宝座已唾手可得，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也信心满满。莫斯科方面没有释放出危险信号。召他回国可能意味着他赢得了与尼齐坦科的权力斗争。“我们对他回国并不十分担心，他自己也比较释然，”西蒙·布朗回忆，“我们对通知他任职的拖沓感到一丝担忧，但他认为自己应该没什么危险。”
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他可以选择退出。“我们跟他说——我们是认真的——如果你现在打算放弃，没问题。但如果他真的不干了，我们会非常失望。他和我们一样充满干劲。他没有察觉到任何严重的问题。”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维罗妮卡·普赖斯和他分步骤、仔细地排练了一遍“皮姆利科”行动。
抵达莫斯科第一总局总部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受到了三处负责人尼古拉·格里宾的热烈欢迎，并被告知“他已被选为接替古克的最佳人选”。正式任命要等到今年晚些时候才会下达。在几天后召开的一次克格勃内部会议上，他被称作“伦敦情报站候任站长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格里宾对任命被提前泄露感到生气，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解脱而喜悦：晋升已成定局。
但在得知他的同事、在X线（负责技术研发与科技间谍活动的部门）工作的克格勃上校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Vladimir Vetrov）的遭遇时，他的喜悦感被冲淡了。维特罗夫在巴黎工作几年后，开始为法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代号“永别”（FAREWELL）的维特罗夫为法国人提供了四千多份文件与情报，导致多达47名克格勃官员被法国驱逐出境。1982年回到莫斯科后的某一天，维特罗夫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车上和女朋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名协警听到动静敲打车窗时，维特罗夫以为自己的间谍行为被人发现，这名协警是要逮捕他，于是刺死了这名协警。在监狱里，他不小心透露了自己在被捕前干过“一些大事”。后来的调查揭示了他的叛国罪行。1月23日，就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准备回伦敦的前几天，拥有不祥代号（“永别”）的维特罗夫被处决。维特罗夫是一个凶残的疯子，他的毁灭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他的死对那些被逮到的给西方当间谍的克格勃叛徒而言，是一种警告。
1985年1月底，戈尔季耶夫斯基带着即将升任站长的消息回到伦敦后，军情六处的喜悦溢于言表——他们似乎不再需要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身份进行保密了。在贝斯沃特安全屋的会谈中，英方情报人员的言语间流露出一种新的紧迫感与兴奋。这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们的间谍很快就要接任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能接触到站里的所有秘密。而且，他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他可能很快又会升职，最终官至克格勃将军。三十六年前，金·菲尔比一路升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特区情报站负责人，也为克格勃在西方阵营的中心安插了一名间谍。现在，军情六处开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计划已经启动。前方似乎存在着无限的可能。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兴奋而茫然中等待着正式的任命通知。奥列格外表的一个变化让他的朋友马克西姆·帕尔西科夫感到非常奇怪：“他稀疏的灰色头发突然变成了一种介于红黄之间的颜色。”一夜之间，戈尔季耶夫斯基那苏联式的花白头发就变成了新潮的朋克发型。他的同事们会在私下里笑话他。“他找了一个小情人吗？哦，可别这样，马上就要当上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了，奥列格突然变成同性恋了吗？”当帕尔西科夫小心地问他头发怎么了时，奥列格有些尴尬地解释称自己不小心把妻子的染发剂误当作洗发水了，但这一解释明显无法让人相信，因为莱拉的黑发在颜色上和他新染的有些骇人的黄褐色明显不同。“当‘用错了洗发水’成为标准解释后，我们就不再问了。”帕尔西科夫总结道，“每个人都有权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
尼齐坦科奉命做好回国的准备。他对一名刚刚在英国待了三年的属下即将超过自己感到愤怒，有意让他难堪。戈尔季耶夫斯基要等到四月底才能正式接任站长；在此之前，尼齐坦科将尽可能地摆出一副不配合乃至令人恼火的工作态度，他向上级说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坏话，到处贬损他。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拒绝交出候任站长有权过目的电报。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自己，这也许只是尼齐坦科的私下报复，但从尼齐坦科的态度当中，他能嗅出比单纯的嫉妒更严重的东西。
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诺克顿”小组来说，事态现在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境地。当尼齐坦科最终离开，回到克格勃总部反情报部门从事新的工作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会拿到克格勃保险柜的钥匙，届时军情六处肯定会迎来情报大丰收。
戈尔季耶夫斯基接任站长前十二天，奥德里奇·埃姆斯向克格勃递交了投名状。
埃姆斯并不安于现状。他有口臭，工作业绩也非常糟糕。他觉得自己在中情局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后来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这么做是为了钱。”他要为罗萨里奥去尼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1]的购物旅行和在棕榈餐厅（The Palm restaurant）的晚餐买单。他想搬出自己的一居室公寓，需要给前妻付钱，还要举行一场昂贵的婚礼，并拥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汽车。
为了实现他自认为应得的美国梦，埃姆斯选择向克格勃出卖美国。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不对钱感兴趣，而埃姆斯只对钱感兴趣。
四月初的时候，埃姆斯给苏联使馆一名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丘瓦欣（Sergey Dmitriyevich Chuvakhin）的官员打了电话，提议和他见面。丘瓦欣不在工作于使馆内的四十名克格勃官员之列。他是一名军控专家，属于中情局“感兴趣的人”，被视作一名合法的争取对象。埃姆斯向自己的同事说，根据他的试探，这名苏联官员是一名潜在的联络人。这场会面得到了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FBI）的“批准”。丘瓦欣同意见埃姆斯，两人约定4月16日下午4点在五月花酒店（Mayflower Hotel）的酒吧一起喝酒，见面地点离第16大道（16th Street）上的苏联使馆不远。
埃姆斯感到紧张。在五月花酒吧等候时，他喝了一杯伏特加马提尼，后来又喝了两杯。一个小时后，丘瓦欣还没出现，埃姆斯决定“临场发挥”，他是这样做的：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康涅狄格大街（Connecticut Avenue）来到苏联使馆，将原打算交给丘瓦欣的包裹送到了前台接待员的手上。
这个不大的包裹是送给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罗索夫（Stanislav Androsov）将军的。包裹里面是呈给安德罗索夫的另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他的行动化名“克罗宁”（Kronin）。一张手写的便条上写着：“我叫奥德里奇·埃姆斯，是中情局反情报中心对苏情报组负责人。我曾在纽约工作，使用的化名为安迪·罗宾逊（Andy Robinson）。我需要50000美元，作为交换，我告诉你们关于我们在苏联发展的三名特工的情报。”他列举的几人都是苏联人在中情局安插的“诱饵”，表面上是潜在的争取对象，实际上却是克格勃密探。“他们并非真正的叛徒。”埃姆斯后来说。他告诉自己，揭露他们并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也不会影响中情局的行动。信封里还包括从中情局内部电话号码簿撕下来的一页内容，用黄色水笔划出了埃姆斯的名字。
埃姆斯在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规划，以表明自己的诚意：纯粹的内奸不会提供关于当前行动的情报；克格勃应该知道他曾在纽约使用过的化名；他清楚指出了克格勃情报站站长的秘密代号；他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明。这肯定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之后钱财就会滚滚而来。
埃姆斯清楚克格勃的工作特点，没指望马上得到回复：情报站会将“上门者”的情况向莫斯科进行汇报，克格勃总部会展开调查，并从中发现对西方挑衅的机会，最终相信他的诚意。“我确信他们会做出积极回应，”埃姆斯后来写道，“结果也如我所料。”
两周后的1985年4月28日，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成为伦敦情报站站长，驻伦敦级别最高的克格勃官员。但尼齐坦科的交接工作进行得有些古怪。按照传统，离任的克格勃站长会留下一个包含重要秘密文件的上锁公文包。在尼齐坦科安全地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打开了文件夹，只看到了一个装有两张纸的棕色信封：里面是两年前迈克尔·贝塔尼放到古克信箱的信件影印件，其内容每家英国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这是一个玩笑吗？一种对于古克无能的暗示？还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尼齐坦科发出的不祥信号？“是不是因为他不信任我，所以觉得不能让我知道那些仍然保密的事情？”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留下一个如此遮遮掩掩的信息？最可能的原因是，尼齐坦科只是想给抢了他站长宝座的竞争对手制造一点麻烦。
军情六处对此也感到困惑：“我们本指望能得到一些高价值的情报，但没有如愿以偿。我们本以为能知道是否有某位内阁成员曾长期为克格勃充当特工，或者发现更多的贝塔尼，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这令人欣慰，但也夹杂着一种失望。”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浏览情报站的档案，为军情六处搜集有价值的最新情报。
正如埃姆斯预想的那样，克格勃花了些时间对他的示好做出回应，但在那之后开始频繁与他联络。五月初的一天，丘瓦欣给他打了电话，轻描淡写地提议他们“可以在5月15日到苏联使馆一起喝酒，然后到当地一家餐厅吃午餐”。实际上，丘瓦欣对此既不热心，也非全然漫不经心。他是一名纯粹的军控专家，不愿卷入那些狡诈而危险的间谍游戏。“让你们的人来干这种脏活吧。”当要求他联系埃姆斯并安排见面时，丘瓦欣说道。克格勃立刻直言不讳地表示：埃姆斯点名要见他，丘瓦欣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完成任务。
此前的三周时间里，克格勃一直很忙。埃姆斯的信立即交到了苏联使馆反情报负责人维克多·切尔卡申（Viktor Cherkashin）上校手中。切尔卡申意识到这封信内容的重要性，给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发了一封高度加密的电报，克留奇科夫又将此事报告给了克格勃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Victor Chebrikov），切布里科夫立即授权军事工业委员会（Military Industrial Commission）提取了50000美元的现金。克格勃是一头笨重的野兽，但在必要时也可以迅速行动起来。
5月15日星期三，埃姆斯按照吩咐再次来到苏联使馆，此前他向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宣称自己正在努力争取一名苏联军事专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决心干成此事。”丘瓦欣在使馆走廊里见了埃姆斯，然后把他介绍给了克格勃官员切尔卡申，切尔卡申带他去了地下室的一间小会议室。两人都没有说话。切尔卡申用手势告诉埃姆斯房间里可能有窃听器，然后笑着递给了埃姆斯一张纸条：“我们接受你的报价，很高兴和你合作。我们希望你把丘瓦欣当作接头人，也就是我们进行谈话的中间人。他会给你钱，并和你一起进午餐。”埃姆斯在这张便条的背面写道：“好的。非常感谢。”
但事情还没完。
每一个间谍负责人都会问新间谍一个问题：你掌握我们内部的内鬼情况吗？在我们的组织里，有没有可能出卖你的潜伏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同意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那一刻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切尔卡申训练有素。他不可能不问埃姆斯是否知道可能发现他的叛变行为并报告给中情局的克格勃内奸的情况。埃姆斯同样期待着对方问他这样的问题。他知道十几名特工的情况，包括两名苏联使馆内部的特工；还有一个英国人手下职位最高的特工。
埃姆斯后来承认，他当时还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身份。一个月后，他开始系统性地出卖中情局在苏联方面安插的特工。切尔卡申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指出，有关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份的关键信息并非来自埃姆斯，而是一个暗中告密者，“一个身在华盛顿的英国记者”。中情局指责这是一条旨在吹嘘克格勃能力的假消息，“是为了误导读者”。
研究过戈尔季耶夫斯基案例的情报分析员大多认为，刚和苏联人联系时，埃姆斯曾向对方透露，克格勃内部有一名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高级内鬼。他当时可能不知道此人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因为他没有亲自调查此事。但他肯定知道中情局对代号为“挠”的军情六处间谍身份的调查正在进行，而且在苏联使馆地下室那次未发一言的会面上，他很可能在一张纸上传递了警告信息，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克格勃。尽管他还不能确定此人的身份，但这足以让第一总局K局对此展开调查。
当埃姆斯从地下室上来时，丘瓦欣正在走廊等他。“我们去吃午餐吧。”他如此说道。
两人坐在了“乔和莫”（Joe and Mo’s）餐厅角落的位置，开始一边交谈，一边喝酒。在这顿“冗长且饮酒过度”的午餐期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已经无从确知。埃姆斯后来声称他们一直在谈论军控问题，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但在喝到第三或第四杯马提尼之后，埃姆斯有可能向丘瓦欣确认了克格勃内部存在一名英国间谍。但他后来承认：“我记不太清了。”
丘瓦欣喝的酒比埃姆斯少很多。午餐结束时他把一个装满文件的塑料购物袋交给了埃姆斯。“这是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新闻稿件。”丘瓦欣对埃姆斯如是说，以防联邦调查局利用定向传声器对他们的谈话进行窃听。两人握了握手，丘瓦欣就匆忙赶回使馆了。尽管酒精早已麻痹了神经，埃姆斯还是踉跄地爬上车，开回了家。在乔治·华盛顿大道（George Washington Parkway），他把车停在了靠近波托马克河的一处风景优美的避车道上，打开了购物袋：在底部各类使馆宣传材料下方是一个包装好的长方形包裹，有一小块砖大小。他撕开了一角。埃姆斯感到“大喜过望”。里面是一叠500张一百美元面额的钞票。
在这位美国人忙着数钱的同时，回到苏联使馆的丘瓦欣向切尔卡申通报了有关情况。切尔卡申又拟了一份加密电报，呈给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本人。
埃姆斯到家时，克格勃已经展开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鬼调查行动。
5月16日星期四，埃姆斯初次和丘瓦欣见面一天后，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紧急电报，摆在了新上任的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办公桌上。
看过电报，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寒而栗。
“为了对你的站长任命进行核准，请于两天内紧急赶回莫斯科，与米哈伊洛夫同志和阿廖申同志进行重要谈话。”米哈伊洛夫与阿廖申分别是克格勃主席维克多·切布里科夫和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行动化名。这份指示出自克格勃最高层。
戈尔季耶夫斯基向秘书说自己有事，然后急忙赶往最近的一个电话亭，给军事六处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安排一次紧急会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个小时后赶到时，西蒙·布朗正在贝斯沃特的安全屋等他。“他看起来很担心，”布朗回忆道，“显然非常担忧，但并不恐慌。”
接下来的48小时里，军情六处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必须做出决定，他是该按照电报要求回到莫斯科，还是一走了之，带着家人躲藏起来。
“奥列格开始分析利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有点反常，但还没反常到立即并必须引起怀疑的地步。召他回国可能有各种合理的解释。”
自从他任职站长以来，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这一点让人觉得反常。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以为自己至少能收到格里宾的祝贺，而更让人担忧的是，他还没有收到那封包含情报站通信加密代码的最重要的电报。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克格勃同事们没有展现出怀疑的迹象，似乎都急于讨好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自己可能是多虑了：也许，他继承了前任古克的偏执。
不止一名军情六处官员将眼前的情况与赌徒困境进行了比较。“你已经积攒了大量的筹码。你会在最后一轮赌局中将所有的赌注孤注一掷吗？或者你见好就收，收手不玩？”计算概率并不容易，现在的风险太大：赢了可以带来无尽的财富，接触到克格勃最核心的机密；但输了可能就意味着戈尔季耶夫斯基万劫不复，或者彻底失踪，几个月不知道下落。军情六处无法再从他那里获得情报并让更多的相关方获益。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自身而言，这最终将意味着毁灭。
电报的语气有些奇怪，既专横又不失礼貌。根据克格勃的传统，驻外情报站站长由克格勃主席亲自任命，对英国这样重要的目标国家尤为如此。一月份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任命为站长时，切布里科夫不在莫斯科，因此这可能不算正式的任命，还需要由克格勃大佬举行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按手礼”。或许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尚未经历正式的克格勃“受职仪式”，尼齐坦科才没有留下有用的情报以及他尚未得到加密代码。如果克格勃怀疑他叛国，为什么不立刻召他回国，而给了他两天时间？也许克格勃没有立刻将他召回，是不希望打草惊蛇。但如果他们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英国间谍，为何不派十三处的绑架专家来给他下药并带回苏联？而如果这是以往惯例的话，为何没有提前发来消息呢？戈尔季耶夫斯基三个月前就知道自己要接任站长了。还需要进一步的谈话吗？是什么议题如此重要且紧急，以至于不能在电报里透露？指示来自克格勃最高负责人：这既令人感到不安，也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受重视程度的一种体现。
布朗试图站在克格勃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他们已经百分之百知道真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冒险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留下逃跑的时间。相反，他们会静待时机，耐心周旋，给他提供低级情报并静观其变。他们本可以用一种更专业的方式召他回国。他们可以编造他母亲去世之类的假消息诱骗他回国。”
会谈最终没有达成明确的结论。戈尔季耶夫斯基同意在第二天晚上，即5月17日星期五，再来安全屋。同时，他订了一张周日回莫斯科航班的机票，表明自己会按时回国。
马克西姆·帕尔西科夫开车驶出使馆停车场准备赴一场午宴时，惊讶地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路赶了过来，激动地冲着打开的车窗说：‘我要回一趟莫斯科。午饭后来找我，我们谈一谈。’”两个小时后，帕尔西科夫发现新站长“紧张地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戈尔季耶夫斯基解释说，他被召回莫斯科去接受切布里科夫的最终祝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常，但做法有点奇怪：“事先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会离开几天，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离开期间你是代理站长。耐心等待，什么也别做，等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