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7
在世纪大厦，“负责人与要员”在军情六处局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目前的局势：与会人员包括军情六处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柯温、军情五处苏联与东欧部门负责人约翰·德弗雷尔以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负责人布朗。大家并不感到恐慌。军情六处的一些人后来表示自己当时非常担心，但与会的情报人员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风险和机遇是五五开。戈尔季耶夫斯基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两名与此事关系最密切的官员维罗妮卡·普赖斯和西蒙·布朗觉得没有理由就此放弃。德弗雷尔的报告指出，军情五处没有掌握克格勃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迹象。“我们无法告诉他回去是否安全。”德弗雷尔如此表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应该做出最终抉择。我们不会强迫他回莫斯科，但他也不应在双方继续合作上打退堂鼓。“这有点不负责任，”一名军情六处官员事后认为，“他的生命面临危险，我们应该保护他。”
赌博成功的关键在于直觉，即一方预测事态及读懂对手心理的第六感。但克格勃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实际上，莫斯科几乎毫不知情。
第一总局反情报部门K局上校维克多·布达诺夫（Victor Budanov）被公认为“克格勃最危险的人”。八十年代他在东德工作时，年轻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是他的下属。在K局内部，他的职责是调查“异常情况”，维持第一总局各情报部门的安全，打击官员的腐败行为，并清除叛徒。布达诺夫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个子瘦高，为人枯燥无味，长了一张狐狸脸，有着资深律师一样的头脑。他的工作方法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他自视为一名捍卫法纪的侦探，而非进行报复的特工。“我们一直严格遵守法律，至少在我任职于苏联克格勃反情报与情报部门期间是这样。我从不会进行违反苏联法律的行动。”他会通过证据和推理来抓捕叛徒。
上级告诉布达诺夫，克格勃内部出了一个高级内鬼。布达诺夫还不知道叛徒是谁，但他心目中有几个嫌疑人。如果叛徒服务于英国情报机构，那他可能是伦敦情报站里的某一个人。离开伦敦前，经验丰富的反情报官员列昂尼德·尼齐坦科曾发了多份报告，质疑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可靠性。埃姆斯透露的消息加上尼齐坦科未经核实的怀疑，将嫌疑人的矛头指向了这位新任站长。戈尔季耶夫斯基具有嫌疑，但他并不是唯一的嫌疑人。尼齐坦科自己也有嫌疑。帕尔西科夫也是如此，尽管他还没有被召回。此外还有其他的嫌疑人。军情六处的触角遍及全球，内鬼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布达诺夫并不确定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叛徒，但他无疑知道，一旦此人回到莫斯科，克格勃就能查明他是否有罪，不用担心他会潜逃。
第二天，即5月17日星期五的早上，来到安全屋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带来了中心发来的第二封紧急电报，也显得放心了一些。“回到莫斯科后，记住你肯定会被问到关于英国的问题，你因此要为一些具体的谈论做好准备，多准备一些事实。”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次常规会谈，总部只是向他提出了更多的情报需求。刚上任三个月的戈尔巴乔夫在去年成功访问英国后，开始对英国产生兴趣。切布里科夫很注重礼节。也许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当晚，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军情六处负责人又在安全屋碰了一次头。维罗妮卡·普赖斯准备了烟熏三文鱼和全麦面包。录音机进行了录音。
西蒙·布朗阐明了当前局势。军情六处没有掌握情报证明召回奥列格有任何异常。但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想要叛逃，他可以这样做，并且他和他的家人这辈子都会受到保护与照顾。如果他决定继续为英国服务，英国将永远感激他。现在他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金盆洗手，英国人可以满足于既有的胜利果实。但如果他能从莫斯科安全归来，被克格勃领导人亲自任命为站长，那他们更是中了大奖。
布朗后来回忆道：“如果他决定不回莫斯科，肯定也不会有人能劝他改变想法，我们也不会这么做。我觉得他看到了我们的诚意。我尽量在此事上保持了一种客观立场。”
负责人最终宣布：“如果你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收手也行。最终你要自己做出决定。但如果你回去后发现情况不妙，那我们就执行潜逃计划。”
两个人听到了同样的话，但对此的理解完全不同，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此刻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布朗认为他给奥列格提供了后路，同时提醒他不要错过绝佳的机会。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英国人希望他回到莫斯科。他希望听到负责人说他已经干得不错，应该就此功成身退了。但布朗按照上级要求，没有做出这种表态。一切最终要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决定。
这位俄国人弓着身子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他显然陷入了沉思。最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我们现在面临抉择，就此收手的话将是一种玩忽职守，我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回去是有风险的，但风险可控，我准备冒一次险。我回去。”
正如一名军情六处官员所说的那样：“奥列格知道我们想让他继续，他勇敢地和我们站在了一起，在没有任何明确危险迹象的情况下选择回国。”
潜逃计划的设计者维罗妮卡·普赖斯，现在上紧了发条。
她又带戈尔季耶夫斯基过了一遍“皮姆利科”计划的全部细节。戈尔季耶夫斯基又一次仔细地查看了会合点的照片。照片是在冬天拍的，通往停车处入口的那块巨石在雪中矗立。他希望能从树木枝叶的遮蔽中认出这块巨石。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英国任职期间，潜逃计划始终处在待命状态。每一名新到莫斯科任职的军情六处官员都对这一计划的所有细节非常清楚，他们看过一个名叫“皮姆利科”的间谍的照片（尽管从未获悉他的真名），也对传递暗号、车辆搭乘点与潜逃的流程进行过训练：这是一场由逃跑和识别暗号构成的复杂哑剧。离开英国前，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会被带到吉尔福德（Guildford）附近的树林，练习进出汽车的后备厢，以切身体会到时营救这名不知道姓名的间谍及其家人的感受。任职伊始，每名官员都会按要求从英国开车到俄罗斯，途径芬兰，以熟悉路线、会合点与过境情况。西蒙·布朗1979年第一次开车驶过边境检查站时，看见了七只喜鹊落在了护栏柱上，马上想起了那首数喜鹊的古老童谣：“七是那不能说的秘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期间，以及在他回莫斯科之前和离开后的数周里，军情六处小组都会按要求每天晚上检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暗号点。星期二是传递暗号的最佳时机，因为潜逃小组在四天后的周六下午就可到达会合点。但在紧急情况下，小组必须保证行动能在任何一天展开：比如，周五传递暗号就意味着受提供牌照的汽修厂的营业时间所限，潜逃行动不得不于下周四实施。一名官员生动地描述了此事给英国间谍人员带来的额外负担：“在一年中几乎随机的十八周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对联合公交站和演奏会时间表公告栏附近的面包店进行检查，希望‘皮姆利科’会出现，但每次都失望而归。冬天是最糟糕的：天太黑，雾又大，我们只能步行去检查；人行道上堆积的积雪太高，你根本无法看清三十码之外的人。而一个官员的妻子每周能因为自己忘买面包向丈夫恳求多少次‘你能不能在零下二十五度的天气里出门去买店里最后几个已经变味的面包’呢？”
保证“皮姆利科”行动时刻待命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是一项认真的潜逃计划，目的是拯救一名经常不在这里的间谍，并在他需要时做好准备。每一名莫斯科的军情六处人员都在住所准备了一条灰色裤子、一个绿色哈罗德塑料袋，以及一些奇巧和玛氏巧克力棒。
英国人对计划进行了一项完善。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后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他可以给伦敦发出警报：他可以给伦敦家里打电话找莱拉，询问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电话里安装了窃听器，军情五处会进行监听。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打来警报电话，军情六处就会知情，莫斯科小组也会做好行动准备。
最终，维罗妮卡·普赖斯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两小包东西。一个是药片。“这能帮助你保持警醒。”普赖斯说。另一包是圣詹姆斯的烟草商詹姆斯·福克斯（James J. Fox）生产的一小袋鼻烟。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钻进后备厢时将它洒在身上，可以在经过边境检查站时避免被嗅探犬嗅出，也许还可以掩盖克格勃喷撒在他衣服和鞋子上的化学物质的气味。一个从伦敦出发的军情六处小组会在芬兰边境一侧的一个单独会合点等他，把他偷偷带回英国。维罗妮卡表示，如果那一刻来临，她会亲自去迎接他。
当晚，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莱拉，他要回莫斯科进行“高层会谈”，过几天就回来。他似乎既紧张又渴望。“他要被正式确认为站长了。我也很激动。”莱拉注意到他的指甲已经被咬得露出了皮肉。
1985年5月18日星期六，在三个国家的首都都展开了紧张的间谍活动。
在华盛顿，奥德里奇·埃姆斯在自己的银行账户存了9000美元的现金。他告诉罗萨里奥，钱是一个老朋友借给他的。叛国行为的酬劳带来的喜悦开始退去，他开始思考现实：中情局的间谍可能会发现他和克格勃接触，并告发他。
在莫斯科，克格勃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维克多·布达诺夫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列宁斯基大街的公寓进行了仔细搜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除了许多极具高度敏感的西方文学作品。那本包装精美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没有引起特别关注。K局的技术人员在房间各处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包括电话。灯具里也藏了摄像头。在出口处，克格勃的锁匠小心地锁上了公寓的前门。
布达诺夫同时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进行了梳理。除了离过一次婚外，他的档案从表面上看起来并无瑕疵：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著名的克格勃官员，他娶了一名克格勃将军的女儿，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才干一路晋升。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一克格勃调查卷宗从未公开，因此无法确切说出调查员掌握了何种情况，以及何时掌握的。
但布达诺夫还是发现了很多疑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学时期的密友是一个捷克叛徒；他对包括被禁文学作品在内的西方文化感兴趣；他的前妻认为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骗子；他在去伦敦任职前，阅读了档案室里所有与英国相关的档案；他的英国签证快速获批，也令人生疑。
和此前中情局做过的一样，布达诺夫也在寻找某种规律。克格勃此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损失了一些重要特工：霍维克、贝里林和特雷霍尔特。当时在丹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否掌握了这些特工的情况，并通报给了西方情报部门呢？还有迈克尔·贝塔尼。尼齐坦科可以确定，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这个愿意给克格勃当间谍的英国人向伦敦站做出的奇怪示好举动。英国人抓到贝塔尼的速度也令人吃惊。
仔细观察会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表现也很耐人寻味。到英国任职的头几个月里，他的表现很糟糕，一度有传言说他将被送回苏联，但在这之后，他的联络人明显增多，他生产的情报报告的深度与质量也有显著改善。英国政府短时间内接连驱逐伊戈尔·蒂托夫和阿卡迪·古克的决定在当时看来并不意外，但现在却颇为可疑。布达诺夫还发现了尼齐坦科之前的疑虑，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所写的报告，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国外交部简报上抄录过来的。
布达诺夫进一步查阅档案，发现了一条潜在线索。1973年在丹麦第二次任职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英国情报机构有过直接接触。一个名叫理查德·布罗姆黑德的人曾和他进行了联系并邀请他共进午餐，克格勃方面已知悉这个人是一名军情六处官员。戈尔季耶夫斯基按照正当程序将情况通报给了情报站负责人，在获得正式许可后，才在哥本哈根一家酒店和这个英国人见了面。他当时的报告指出会面毫无结果。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布罗姆黑德是否在十一年前就发展了戈尔季耶夫斯基？
这些间接证据很有杀伤力，但还不够致命。布达诺夫后来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吹嘘说：“在为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的数百人中，是我确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内鬼。”但此刻他还缺少确凿的证据：布达诺夫具有一丝不苟的法律思维，只有在间谍人赃俱获或彻底认罪时，他才会满意。
在伦敦，世纪大厦十二层的“诺克顿”小组成员们既兴奋又紧张。
“我们感到焦虑，以及一种厚重的责任感，”西蒙·布朗说，“我们也许是在默许他回去送死。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否则我会努力劝他不要回去。这感觉像是一种可预测的风险，一种可控的赌博。但在那之后，我们就要一直承担风险了。事情就是这样。”
在回国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要为克格勃完成一项任务：为一名特工传递情报，这名刚到英国的特工代号为“达里奥”（DARIO）。克格勃在英国的特工行动通常由情报站的一名N线官员负责，但此人非常重要，要由新站长亲自负责。
3月时，莫斯科方面发出了20笔难以查证的汇款，共汇出8000英镑，要求将钱转给“达里奥”。
现金本可以简单地在特工到达后亲手交给他，但克格勃总是喜欢故意将事情复杂化，而不选择简单的方式。“地面行动”（Operation GROUND）就是过于复杂化的一个反面案例。
首先，情报站技术部门设计了一块用于藏钱的中空砖头。“达里奥”会在美国使馆附近的奥德利广场（Audley Square）南面的路灯柱上留下一个蓝色粉笔印，表示自己做好了接收准备。戈尔季耶夫斯基此后按要求将装钱的假砖放进一个塑料袋中，将其放在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一处叫作“柯朗园地”（Coram’s Fields）的公园北面紧靠围栏的小路边。“达里奥”会在萨德伯里山（Sudbury Hill）“投票箱”（Ballot Box）酒吧附近的一根水泥柱上留一块口香糖，表示自己拿到了钱。
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布朗描述了行动细节，布朗将情况告诉了军情五处。
5月18日星期六晚，戈尔季耶夫斯基带他的女儿到“柯朗园地”玩耍。7点45分，他把砖和塑料袋放在了指定地点。附近只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以及一个摆弄车链的自行车手。这名妇女是军情五处的一名高级监视专家。婴儿车里藏有摄像头。自行车手是军情五处反情报部门负责人约翰·德弗雷尔。几分钟后，一个步履匆匆的男人出现了。他弯腰拾起塑料袋，停留的时间足够让藏在婴儿车里的摄像头拍到他脸部的照片。之后他朝北面匆匆走去，德弗雷尔在后面跟着，但他突然进了国王十字地铁站（King’s Cross）。德弗雷尔急忙把车锁上，冲下电梯，但为时已晚：那个男人已经混入了人群之中。军情五处也没能发现是谁在伦敦西北部一个不起眼的酒吧外的一根水泥柱上，黏了一块口香糖。“达里奥”训练有素。戈尔季耶夫斯基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自己成功完成“地面行动”的情况。允许他实施这样敏感的任务这一事实让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仍受到信任。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不过，星期日下午，他吻别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见不到她们了。他尽量克制住情绪，但还是亲吻了莱拉很久，并紧紧拥抱了安娜和玛利亚。最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希斯罗机场。
5月19日下午4点，怀着极大的勇气，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班机。
* * *
[1] 一家奢侈品百货公司。
第三部分
12 猫鼠游戏
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又检查了一下公寓的门锁，希望是自己多虑了。但不幸的是，他以前从未用过（也没有钥匙）的第三把老式闩锁被换了。克格勃盯上他了。“没错，”他想着，吓得后背直冒汗，“我活不了多久了。”克格勃随时可以逮捕、审问他，迫使他说出最后的秘密，最后让他接受“终极惩罚”，行刑者在他脑后开枪，把他扔进一个没有墓碑的坟墓。
但在愈发感到恐惧的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冷静思考。他知道克格勃的处事方式。如果K局已经掌握了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全部情况，那他根本就回不了家：他在机场就会被逮捕，现在应该身处卢比扬卡的地下牢房了。克格勃监视所有人，也许闯入他的公寓仅仅是例行的搜查。很明显，即使他受到了怀疑，调查人员仍没有充足的证据来逮捕他。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行事缺乏道德底线，克格勃仍是一个非常墨守成规的组织。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是一名克格勃上校，不能仅仅因为怀疑他叛国而将他拘留。克格勃对审讯上校有着严格的规定。1936～1938年的“大清洗”曾导致无数无辜的生命逝去，其阴影当时仍笼罩着克格勃。1985年的克格勃已经不能再随便抓人了，他们需要搜集证据，进行审判然后做出适当的判决。克格勃调查员维克多·布达诺夫现在对待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思路，以及军情五处此前处理迈克尔·贝塔尼的方式，展示了所有优秀反情报部门的通行做法：监视嫌疑人，窃听他的通话，等待他犯错或联系自己的负责人，但要注意避免嫌疑人狗急跳墙。不同之处在于：贝塔尼不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至少他自认为知道。
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决定进屋看看。这栋楼里还住着一个有很多工具的克格勃锁匠，乐于给一个丢了钥匙的邻居兼同事帮忙。进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小心地搜索着克格勃来过的迹象。毫无疑问，房间里已经装了窃听器。如果技术人员安装了摄像头，他们现在一定会仔细观察他的可疑行为，比如看他是否在寻找窃听器。从现在开始，他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被监听和监视，他打的每一通电话都在被录音。他必须表现得毫无异常。他必须显得镇定、自然和自信；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屋子里看上去很整洁。在药柜里，他发现了一盒箔纸密封的湿纸巾。有人在密封纸上戳了个洞。“可能是莱拉做的，”他告诉自己，“这个洞可能已经有好几年了。”但这也有可能是四处乱翻、寻找线索的克格勃搜查人员所为。床下的一个箱子里装着苏联审查者眼中的反动书籍：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和马克西莫夫的作品。柳比莫夫曾提醒他，公开摆放这些书籍比较危险。箱子似乎没被人动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看了一眼书架，发现那本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还在原处，安然无恙。
当他在家给上级尼古拉·格里宾打电话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他的语气一点也不亲切或热情。”
当晚他几乎一夜未眠，恐惧和疑问萦绕脑海。“是谁出卖了我？克格勃知道多少情况？”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中心。他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尽管这不能说明什么。格里宾在第一总局三处见了他。格里宾的举止还算正常，但他仍能看出一些端倪。“你最好开始做准备，”格里宾说，“两位大老板准备找你谈话。”两人随便聊了聊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希望从伦敦新站长这里听到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按照指示带回了详细的信息：有关英国的经济、与美国关系及科技情况。格里宾点了点头。
一个小时后，他被叫到了第一总局副局长维克多·格鲁什科的办公室。这个一向平易近人的乌克兰人显得很严肃，“不停地提问”。
“迈克尔·贝塔尼是怎么回事？”他问，“他看起来像是个真正的合作者，真心想和我们合作。他本可以成为第二个菲尔比。”
“他当然是真心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道，“而且他本应比菲尔比强得多，也更有价值。”（一种不着边际的夸大。）
“但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的错误？”格鲁什科追问，“他一开始就是真心的吗？”
“我觉得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古克同志没有同意。”
格鲁什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古克被驱逐了。但他在贝塔尼一事上什么也没做。他甚至没有和他联系。为什么英国人驱逐了他？”
格鲁什科的某种表情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
“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表现得太像克格勃，去哪里都开着他的奔驰，四处吹嘘克格勃，也过于看重自己的将军身份。英国人不喜欢他这样。”
他们不再讨论这一话题。
几分钟后，派去机场接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那名官员被格鲁什科叫到办公室，格鲁什科对他的无能大声斥责。“怎么回事？你本应该去接戈尔季耶夫斯基，然后带他回家。你去哪了？”这名官员支支吾吾地说他找错了地方。这一幕似乎是刻意安排的。克格勃是否故意没派人去接他，以对他抵达莫斯科之后的活动进行跟踪？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办公室，一边摆弄着文件，一边等待着克格勃领导人的召唤（这表明他平安无事），或者反情报部门的人拍他的肩膀（意味着他完了）。但这两种可能都没有发生。他回到家，又胡思乱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切照旧。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感到厌倦，但内心仍充满恐惧。第三天，格里宾说他今天下班早，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搭他的车回家。
“如果今天召唤我，而我已经走了怎么办？”戈尔季耶夫斯基问。
“他们今晚不会叫你的。”格里宾回答道。
车在雨中缓慢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用尽可能随意的语调聊起他回伦敦之后要做的重要工作。
“莫斯科的事了结后，我想回去处理这些事。北约马上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选举年就要结束了。我的一些下属在管理联络人方面需要我的指导……”
格里宾有点不屑地摆了摆手。“别胡说了！经常有人出差在外好几个月。那点工作离了谁都行。”
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内心仍一片混乱，但外表佯装镇定；接下来的一天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格勃之间演绎了一场欺骗性对舞，双方装作步调一致，都等着对方先犯错。压力无处不在，且无人可以分担。他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监视，但直觉告诉他监视与监听无处不在，遍布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暗处。克格勃大佬在监视他；或者，更准确地说，公交车站的人在监视他，走在大街上的邻居，在门厅喝茶的老妇人都在监视他；或者，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平安度过几天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怀疑自己的担心是否多余。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在克格勃三处的走廊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偶遇一位名叫鲍里斯·博恰罗夫（Boris Bocharov）的S局（负责特工网络）同事，他冲戈尔季耶夫斯基打招呼：“奥列格，英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所有的特工都撤了回来？”奥列格努力掩饰自己的震惊。命令深度蛰伏的特工暂停活动，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克格勃知道自己在英国的特工面临危险，紧急解散了特工网络。此前从他那里接收钱款的“达里奥”作为秘密间谍在伦敦待了不到一周时间，他肯定没被人发现。
一个奇怪的包裹放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办公桌上，写着“格鲁什科亲启”。这是一个来自克格勃伦敦情报站的外交邮袋，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是情报站站长，文书以为他理应是第一个接收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用颤抖的双手摇了摇包裹，听到了清脆的咔嗒声和皮带扣的叮当声。这肯定是他的书包，走之前他放在了伦敦的办公桌上，里面包含一些重要的文件。克格勃在搜集证据。要保持镇定，他如此告诉自己，不能乱了分寸。他把包裹送到了格鲁什科的办公室，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
“人们常说，当士兵听到大炮的响声时，他们会感到恐慌。这正是我现在的感受。我甚至想不起逃跑计划的内容了。但我后来想：‘这个计划并不可靠。我应该忘了它，等着脑后吃枪子儿就行了。’当时我都吓瘫了。”
当晚，他给住在伦敦肯辛顿的家人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莱拉。伦敦和莫斯科的通话录音设备都受到了监听。
“孩子们在学校表现怎么样？”他如此问道，他的吐字非常清楚。
莱拉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回答说孩子们表现得不错。他们聊了几分钟，然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挂了电话。
格里宾假惺惺地邀请戈尔季耶夫斯基周末来他的郊外别墅。很明显，他奉命紧盯这名属下，看他是否会无意间透露一些秘密。戈尔季耶夫斯基婉拒了邀请，解释说他回莫斯科后还没去看过母亲和妹妹玛丽娜。格里宾坚持要见面，说他和妻子去奥列格家里看他。他们围坐在人造大理石面的咖啡桌旁，连着几个钟头谈论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生活，两个女儿的成长，以及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情况。女儿玛利亚甚至学会了说英文主祷文。对一名普通听众而言，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是一位自豪的父亲，他一边喝茶，一边友好地向关系不错的老同事讲述驻外生活的乐趣。但实际上，一场残酷的心理暗战正在上演。
到了5月27日星期一早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被失眠和压力折磨得不堪重负。上班前，他吃了一片维罗妮卡·普赖斯给的兴奋药片，这是一种非处方咖啡因提神药，熬夜学习的学生经常服用。到中心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好了一些，不再那么精疲力竭了。
他在办公室刚坐下没几分钟，电话响了，是部门领导办公室的专线电话。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了一线希望。也许和克格勃领导人期待已久的会面终于到来了。“是老板找我吗？”他问道，是维克多·格鲁什科打来的电话。
“还没有，”格鲁什科温和地说，“有两个人想和你谈谈打入英国的高级特工的情况。”他补充道，会面地点是在办公楼外。格鲁什科也会去。这太不寻常了。
愈发不安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将公文包搁在办公桌上，直奔大厅。格鲁什科过一会也来了，带他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司机开车从后门驶出，在开了不到一英里之后停在一栋围墙很高的建筑旁边，这是安置第一总局访客的地方。格鲁什科一边亲切地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交谈，一边领他进了一栋美观的小平房，周围无人看守，有一圈不高的尖桩篱笆。天气已经非常闷热潮湿，但屋里通风很好，感觉很凉快。卧室通往中厅，摆放着数量不多但外观漂亮的新家具。门口站着两个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两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极为恭敬，好像他是一名来访的外国贵宾。
两人落座后，格鲁什科开了一瓶酒。“看，我这有美国白兰地。”他兴奋地说着，倒了两杯酒，开始喝了起来。服务员端上了盘子，以及一碟三明治、奶酪、火腿和红鲑鱼鱼子酱。
此时进来了两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都不认识。年龄较大的那个人身着深色西服，脸上长满皱纹，皮肤粗糙，可以看出他经常抽烟喝酒。年轻些的人个子高些，脸很长，长着一副尖细的五官。两人都没有笑。格鲁什科没有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介绍，而是说他们“想和你谈谈如何在英国管理一名非常重要的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更加焦虑了：“我想：‘这是胡说。在英国根本没有重要的特工。带我来这里肯定有其他的企图。’”格鲁什科接着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先吃饭吧。”他的语气好像在安排一次轻松的工作餐。男服务员又倒了些白兰地。包括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内，几个人把酒干了，又开了一瓶酒。服务员继续倒酒，大家接着喝。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两位陌生人闲聊着。那位年龄大些的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
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心中一惊，感觉自己进入了虚幻的梦境，在远处半清醒地通过扭曲而折射的镜头，观察着自己。
戈尔季耶夫斯基所喝的白兰地中加了某种吐真剂（truth serum），可能是克格勃生产的一种叫作SP-117的精神药物，即含有一种快速见效的巴比妥类麻醉剂的硫喷妥钠，无色无味，是一种用于瓦解对方精神防线、让对方吐露真言的混合制剂。服务员给另外三人倒的酒来自第一瓶，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全都来自另一瓶。
在中途加入的两个人当中，年龄较大的是克格勃内部反情报部门K局负责人谢尔盖·戈卢别夫（Sergei Golubev）将军，另一个人则是克格勃的顶级调查员维克多·布达诺夫上校。
他们开始提问，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在回答问题，但不太清楚自己说了什么。不过，他的大脑还有意识，防线并未瓦解。“保持警醒”，他如此提醒自己。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他在紧张与恐惧中喝下了掺有麻醉药的白兰地。他以前听说过克格勃有时会用药物套取秘密，而不是使用酷刑。但这次对他神经系统进行的化学攻击，令他全然措手不及。
戈尔季耶夫斯基根本不记得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不过，他后来能回忆起一些零星的片段，比如模糊记得的一些令人震惊的噩梦，那是药物作用下脑海中的一些场景：某些突然清晰的片段，只言片语以及审讯者咄咄逼人的脸庞。
此时，仍在莫斯科流亡的英国老间谍金·菲尔比帮上了忙。“绝不承认”，菲尔比曾这样教导他的克格勃学生们。药物开始起作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又想起了菲尔比的话：“像菲尔比一样，我什么都不承认。否认，否认，否认。这是一种本能。”
布达诺夫和戈卢别夫似乎想和他谈谈文学，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你为何拥有这些反苏文学作品？”他们质问道，“你故意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带回明知非法的东西。”
“不，不是这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听见自己说，“作为一名政治情报官员，我需要读这些书，以掌握必要的背景知识。”
格鲁什科突然来到他身边，满脸堆笑。“干得不错，奥列格！你回答得很好。继续！告诉他们一切。”格鲁什科说完就又走开了，两名审问者继续盘问他。
“我们知道你是英国特工。我们掌握了不容辩驳的证据证明你有罪。老实交代！”
“不！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汗流浃背、醉醺醺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自己几乎要失去意识了。
布达诺夫用劝慰不听话孩子的语气说道：“你刚才交代得很好。现在再说一遍，再确认一遍你所说的。再说一次！”
“我什么也没干。”戈尔季耶夫斯基辩解着，像一个即将淹死的人一般死不松口。
他记得自己曾蹒跚地站起来，冲向洗手间，在盆里呕吐不止。两名服务员好像从房间的角落嫌弃地看着他，刚才的恭敬荡然无存。他要了水，大口地喝着，弄湿了衬衫的胸口。格鲁什科来了一下，后来又走了。审问者时而循循善诱，时而态度严厉。有时会温和地告诫他：“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因为女儿会说主祷文而感到骄傲呢？”有时又会说出间谍和叛徒的代号，诱使他招供。“那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呢？”布达诺夫逼问道，他指的是一年前因与法国情报部门勾结而被处决的那名克格勃官员。“你怎么看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道。
后来，戈卢别夫使出了撒手锏。“我们知道是谁在哥本哈根发展了你，”他咆哮道，“是理查德·布罗姆黑德。”
“胡说！并不是这样。”
“但你写了一份关于他的报告。”
“当然，我和他见了一次面，之后我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但他从未特别关注我。他接触过很多人……”
布达诺夫又试了一招：“我们知道你给妻子打了电话，这是给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个信号。承认吧。”
“不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坚称，“并不是这样。”否认，否认，否认。
两名审问者不想放弃。“赶紧坦白！”他们说道，“你已经坦白过一次了。再坦白一次！”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自己的意志力在消退，用一种蔑视的口吻对两名克格勃审问者说，他们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没什么两样，对无辜的人屈打成招。
这顿白兰地喝了五个小时，屋子里的灯突然暗了下来。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极度疲劳，头向后倾，昏了过去。
戈尔季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早上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自己只穿了背心和内裤。他感到嘴里十分干燥，头部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剧痛。起初他想不起来自己在哪，发生了什么：不过慢慢地，他开始回忆起昨天发生的事，虽然只能想起一些片段，但越想越害怕。他试着从床上起来，但感到一阵恶心。“我完蛋了，”他想，“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表明，克格勃可能并不太清楚真相：他还活着。
那个毕恭毕敬的男服务员端来了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口气喝了好几杯。头还疼得厉害，他吃力地穿上衣服，那些衣服昨晚被整齐地挂在了门口。他正准备穿鞋时，两名审问者又来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下子警觉起来。咖啡下药了吗？他还要经历药物逼供吗？他模糊的意识此刻清醒了不少。
两个人惊讶地看着他。
“你对我们太无礼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年轻人说，“你诬称我们重现了1937年‘大恐怖’的幽灵。”
布达诺夫显得闷闷不乐，心怀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是一个屠夫，是对他守法意识的一种冒犯。他以一名调查人员自居，认为自己是规则的捍卫者，寻找真相的人，是以事实（而非谎言）为依据的调查者，不是刑讯逼供的审问官。“你说的并非事实，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我会证明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震惊。他本以为两名审讯者会像成功捕获猎物、准备进行宰杀的猎人那样，展现出趾高气扬的胜利姿态。恰恰相反，他们看上去愤愤不平且十分沮丧。尽管仍感到困惑，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明白，两名审讯者并未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让他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如果我表现得无礼，那我道歉，”他嘟囔道，“我不记得了。”
一阵尴尬的沉默。布达诺夫接着又说话了。“送你回家的车就要到了。”
一个小时后，衣衫不整、一脸茫然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回到了列宁斯基大街的公寓门外；他把钥匙落在了办公桌上，又被锁在了外面，因此又找锁匠邻居帮忙进了屋。已经到了上午时分。戈尔季耶夫斯基瘫坐在椅子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监视，努力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事。
审讯者似乎知道理查德·布罗姆黑德。他们好像也意识到他打给莱拉的电话是给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个暗示。然而，他们显然并不知道他间谍活动的全部情况。他可以肯定，尽管审讯者愤怒地要求他认罪，但自己一直矢口否认。吐真剂没有奏效。或许那天早上他吃的兴奋药片碰巧产生了一种副作用，部分抵消了硫喷妥钠的效力，而这是当初维罗妮卡·普赖斯给他药时根本意想不到的。即便如此，认为自己仍未受怀疑的侥幸，现在也已烟消云散。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审讯者不会善罢甘休。
随着药物反应消退，恶心感现在变成了陡增的恐慌感。到了午后，他再也受不了了。他给在办公室的格鲁什科打了电话，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一切正常。
“如果我冒犯了那两位，我感到抱歉，但他们太奇怪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道。
“不，不，”格鲁什科说，“他们是非常优秀的家伙。”
接着他打给了部门领导格里宾。
“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我非常担心。”戈尔季耶夫斯基如此说道。他描述了自己被带到小平房，和两个陌生人见面，最后不省人事的经过。他装作不记得审讯的事。
“别担心，伙计，”格里宾温和地说，“我肯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伦敦，莱拉对丈夫没再打来电话感到奇怪。之后有人做出了解释。5月28日早，一名使馆官员突然到访。他向莱拉解释说，奥列格生病了，心脏出了点小问题。“病情并不太严重，但你必须马上和女儿们回到莫斯科。使馆司机会来接你们。作为站长家属，你们会乘坐头等舱。带一些手提行李就行，因为你们很快就会回到伦敦。”莱拉急忙收拾行李，那名官员在大厅等着。“我当然很担心奥列格。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报个平安？这很奇怪。”也许他心脏的问题比这名官员所说的要严重。两个女儿听说自己突然可以回莫斯科度假，感到很兴奋。当接她们去机场的使馆专车到达时，她们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又一个不眠之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穿好衣服，吃了两片兴奋药片，奔往中心，假装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但心里清楚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天上班。在办公室刚坐下没几分钟，电话就响了，还是格鲁什科叫他去办公室。
在格鲁什科办公室里的一张大桌子后面，一个克格勃特别法庭正在等候他。格里宾坐在格鲁什科身边，脸色铁青，K局负责人戈卢别夫也在。没人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坐下。
一场精彩的谍战大戏开始上演。
“我们非常清楚，你这些年一直在欺骗我们，”格鲁什科像一名宣读判决的法官一样宣言道，“我们已经决定，你可以继续留在克格勃。你在伦敦的工作停止了。你必须调到一个非职能部门。你可以休假。你家中的反苏书籍必须交到第一总局图书馆。记住，接下来的几天里，不要给伦敦打电话，以后也永远不要这么做。”
格鲁什科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肯定想不到是谁告的密。”
戈尔季耶夫斯基非常震惊，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一奇怪的场景似乎要求戈尔季耶夫斯基进行戏剧性的表演。他用一种半真半假的疑惑口吻说道：“我对周一的事感到非常抱歉。我觉得可能是酒，或者食物出了问题……我表现得不好。我感觉糟透了。”
一直没说话的审讯者戈卢别夫令人难以置信地说：“胡说。食物根本没问题。鲑鱼籽三明治棒极了，火腿三明治也很好。”
戈尔季耶夫斯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刻他被控犯有叛国罪，主要调查人却在为克格勃三明治的质量辩护。
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格鲁什科：“维克多·弗德洛维奇，你说我一直在骗你，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无论你作何决定，我都会像一名情报干部和绅士那样坦然接受。”
随后，带着“无故的冤枉”及军人的荣誉，戈尔季耶夫斯基转身离开了。
回到办公室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他被控为敌方情报机构工作。很多罪行比他轻得多的克格勃官员都被枪毙了，但上层却仍把他视作在编人员，并通知他去休假。
过了一会，格里宾进了他的办公室。刚才在格鲁什科办公室那种古怪的场合下，他一句话没说。现在他难过地看着戈尔季耶夫斯基。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兄弟？”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这是一个圈套。
“尼古拉，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怀疑应该是有人偷听到我说了党领袖的坏话，现在要拿这事做文章了。”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格里宾说，“如果只是麦克风录下的某些失言就好了。但情况恐怕远比这要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