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8
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起来很不解：“我能说什么呢？”
格里宾盯着他说：“看开点。”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死刑判决。
回到家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试着梳理出头绪。克格勃并非仁慈之辈。即便让他们知道一部分真相，自己也完蛋了。他之所以还没被带到卢比扬卡的地下室，只能说明调查人员仍缺乏证明他有罪的决定性证据。“此刻我不清楚克格勃到底发现了什么，但我显然已经被判了死刑，尽管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才能执行判决。”克格勃并不急于一时。“他们决定和我玩一场游戏，”他想，“就像猫和老鼠一样。”猫最终会对游戏感到厌倦，要么吓死老鼠，要么杀掉它。
维克多·布达诺夫需要证明某些东西。戈尔季耶夫斯基相信，是维罗妮卡的兴奋药片救了他。但事实上，可能是他在审讯时将审问者比作斯大林的杀手的不敬言论让他活了下来。布达诺夫对他的话感到很生气。他想要找到证据。他会让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但会一直监视他，直到他最终崩溃坦白，或试图和军情六处联系，而他一旦联系对方，布达诺夫就会发现。他没有理由着急，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无处可逃。还没有间谍嫌疑人能在克格勃的监视下从苏联逃脱。正常情况下，克格勃会动用第七局的监视人员跟踪嫌疑人，但这次他们同意让第一总局的人来处理。格鲁什科坚持认为自己部门的问题应该由自己人解决，第一总局之外的人知道得越少越好（对格鲁什科而言，还有很多事也是如此）。总局不会安排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的人对他进行监视，因此，他们从负责对中国业务的六处抽调了一个监视小组，开展这项工作：他们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他有何嫌疑，他们只需要跟踪他，报告他的行踪，不让他离开视线就行。一旦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家人回到莫斯科，他试图潜逃的可能就更小了。莱拉和两个女儿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劫持为人质。克格勃第二次在白天闯入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住所，在他的鞋子和衣服上喷撒了放射性灰尘，这些灰尘肉眼无法辨识，但使用特殊眼镜就可以看到，还可用改装的盖革计量器进行追踪。无论去哪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都会留下放射性痕迹。
布达诺夫对吐真剂没有奏效感到失望，不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也不记得审问期间自己说了什么。调查按计划展开。
伦敦方面，“诺克顿”小组现在非常焦急。“过去的两周太漫长了。”西蒙·布朗如此说道。军情五处报告称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莫斯科给妻子打了电话，但通话内容没有被完整地记录下来，监听人员未能听出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否询问了女儿在学校的情况，而这正是最关键的信号。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否发出了求救暗号呢？“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明确的结论。”当负责与军情五处监听小组联络的军情六处高级官员被问到为何错过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出的警报时，他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一句名言：“荷马尚有打盹之时”（Indignor quandoque bonus dormitat Homerus）。即便训练有素的专家也可能马失前蹄。
接着传来了坏消息。军情五处报告称，莱拉·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两个孩子订了回莫斯科航班的机票。布朗回忆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心一下凉了半截。”突然召回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家人，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他在克格勃手中，英国无力干预。“阻止她们回去意味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死亡。”
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收到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随时做好开展“皮姆利科”行动的准备。但伦敦的有关人员却非常悲观，普遍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救了。“一旦家人被带回莫斯科，他很可能已经被捕。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暴露。但他如何被发现的？哪里出了差错？
布朗回忆道：“这是一个黑暗时刻。整个‘诺克顿’团队都非常震惊。我不再去办公室了，因为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彷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告诉自己，我们犯了一个无可救药的错误，奥列格死定了。”
在所有军情六处官员中，维罗妮卡·普赖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关系最为密切。早在1978年，保护他就已经成为普赖斯的重要任务和每日的工作重点。她的举止仍然自信，工作高效，但她也非常担心。“我觉得我们在营救计划上已经竭尽所能，”她说，“现在就看莫斯科情报站的了。”普赖斯并未感到绝望。她现在无法尽到她的特殊责任，对受监护人也无能为力，但她对找到奥列格并救他出来，充满信心。
普赖斯听说初夏时节苏芬边境地区的蚊子非常厉害，因此她带了一些驱蚊剂。
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子爵（后来成为伯爵）可能是地位最为崇高的英国间谍。他的曾祖父是英国首相[1]。阿斯科特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祖父，他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和律师，在一战中阵亡。他的父亲是第二代伯爵，曾是一名殖民官员。人们惯于要么讨好贵族，要么对其嗤之以鼻。对从事间谍活动来说，高傲是一种很好的掩护。阿斯科特子爵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间谍。1980年加入军情六处后，他学会了俄语，在1983年三十一岁时被派往莫斯科。
离开英国前，阿斯科特和妻子卡罗琳获悉了“皮姆利科”计划的内容。对军情六处莫斯科情报站来说，现役官员的配偶是额外的免费助手，在必要时可以掌握高级秘密。阿斯科特子爵夫人卡罗琳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师，她具有学者风度，富有想象力，非常谨慎。夫妇二人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照片，对传递暗号和潜逃计划的细节进行了演练。维罗妮卡·普赖斯亲自向他们描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但没有透露他的名字，他可能在哪或在干什么。大家都称他为“皮姆利科”。“维罗妮卡非常像约翰·勒卡雷。从她的表情、举止和姿态上可以看出，她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当作英雄。她非常欣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有独特之处。她告诉我们：‘皮姆利科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在莫斯科任职的前两年里，阿斯科特夫妇多次开车往返于莫斯科和赫尔辛基，以熟悉潜逃路线和会合点。莫斯科情报站只有五个人知道潜逃计划的事：阿斯科特和他的妻子，阿斯科特的副手、即将接任站长的资深情报官员亚瑟·吉（Arthur Gee）和他的妻子瑞秋，以及军情六处秘书瓦奥莱特·查普曼（Violet Chapman）。五个人都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一栋外国人公寓里。每个月，其中一人都会去中央商场寻觅一名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男性。只要戈尔季耶夫斯基休假回国，以及在他回来之前和离去之后的数周里，都会有人到大街另一侧检查面包店外的暗号点，风雨无阻。检查的方式并不固定。瓦奥莱特可以从住所外的楼梯间里进行观察。轮到阿斯科特和吉时，他们会步行去查看，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顺便看看。“我们必须发动想象力，不停地变换方式，不让那些监视和监听我们的人发现套路。为了符合行动的时机，我们编排了无数场人为营造及人为打断的对话。”行动人员手头都存有很多巧克力，以时刻准备发出识别暗号。“我们的大衣口袋、手提包和汽车杂物箱里存放了大量发霉且没有动过的巧克力棒。”阿斯科特后来一直抵触“奇巧”巧克力。
阿斯科特对潜逃计划非常熟悉，但他对此并不太重视。“这是一项复杂的计划，我们觉得整个计划并不可靠。它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实施。”“皮姆利科”行动安排的潜逃人数多达四人，包括两个成人和两个孩子。阿斯科特自己有三个不到六岁的孩子，他知道只是让这些孩子在汽车后排座位安静地坐好都很困难，他们在被塞进后备厢后会有何反应简直无法想象。阿斯科特估计，即便戈尔季耶夫斯基能成功摆脱跟踪并抵达边境（这似乎不太可能），军情六处人员摆脱克格勃跟踪、不受拦截地抵达会合点的概率也几乎为零。
“克格勃绝对是无处不在。”外交官的公寓里都装了窃听器，汽车和电话也是如此。他们楼上住的都是克格勃：“每天晚上你都会见到他们坐在楼上，使用急救箱中的磁带窃听我们讲话。”英国人觉得屋里很可能藏有摄像头。卡罗琳每次去购物，都会有三部克格勃车辆陪同。陪同阿斯科特的车辆有时不少于五部。受到怀疑的军情六处官员的车辆上被喷撒了类似戈尔季耶夫斯基鞋子和衣服上的放射性灰尘。如果克格勃在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身上发现这种灰尘，那就成了双方有了接触的证据。此外，克格勃有时会在嫌疑人的鞋上喷撒一种化学物质，人闻不到这种气味，但很容易被嗅探犬闻出。每名军情六处人员都准备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鞋子，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换上未经污染的一双。这双鞋放在使馆情报站里，密封于塑料袋中，他们称之为“防狗”鞋。夫妻在家中唯一安全的交流方式就是在床上从床单下面传递纸条。内容通常用可溶墨水的钢笔写在厕纸上，这样可以事后从厕所冲走。“我们时刻处于监控之下，在何时何地都没有隐私。这令人疲惫不堪，也充满压力。”即便在使馆里，也只有地下室的“安全讲话屋”能确保说话不被偷听，那是一栋“空荡空间内充满噪声的活动房屋（Portakabin）”。
5月20日星期一，第一个变换行动节奏的信号出现了，一封电报提醒他们做好随时实施“皮姆利科”计划的准备。“我们感觉有些不对劲，”阿斯科特写道，“我们尽量不这样想，但和过去三年中的无数个星期不同的是，我们觉得这次可能是要来真的。”两周后，莱拉和两个女孩刚走，伦敦就敦促莫斯科情报站更加严密地监视暗号点。“电报里说‘没什么可担心的’，”阿斯科特回忆道，“这显然说明确实出事了。”
妻子和孩子抵达莫斯科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机场等候。克格勃的人也在。莱拉精神不错。苏联民航的一名官员陪着莱拉和姑娘们上了伦敦的飞机，另一人在莫斯科的机场迎接她们，并陪同她们走出了头等舱。她们换护照排队时也排在了前面——作为一名情报站站长的妻子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当看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接机口等候时，莱拉松了口气。“太好了，他没事。”她心想。
看到戈尔季耶夫斯基憔悴的脸庞和焦虑的表情后，她大吃一惊。“他看起来糟透了，焦虑不安并且非常紧张。”上车后，他解释说：“我遇到大麻烦了。我们回不了英国了。”
莱拉非常吃惊。“到底怎么回事？”
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了个深呼吸，开始撒谎。
“有人想要害我，大家议论纷纷，觉得我很可疑。有人暗中酝酿着阴谋。因为我当了站长，这个是很多人觊觎的肥差，有些人看着眼红，千方百计给我使坏。我现在处境艰难。不要相信你听到的流言。我根本没罪。我是一名诚实的官员，我是一名苏联公民，我很忠诚。”
莱拉从小在克格勃长大，对于克格勃总部盛行的恶意诽谤和阴谋诡计再熟悉不过了。她的丈夫在克格勃里职务较高，晋升速度也很快，因此他那些阴险和妒忌心强的同事们肯定会陷害他。在最初的震惊过后，莱拉的乐观天性又回来了。“我很现实，非常务实，脚踏实地。有时还很天真。我只能接受现实。我是他的妻子。”针对丈夫的阴谋诡计会慢慢平息，他的事业还会像以前一样回到正轨。他应该试着放松，等待危机平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莱拉没发现克格勃的车从机场一直跟着他们。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没有告诉她。
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外交护照已经上交，他现在要无限期休假了。他那一箱子的西方小说遭到没收，对于自己被迫在一份承认持有反苏文学作品的文件上签字，他也只字未提。由于受到了窃听，也是为了莱拉的安全考虑，他继续装腔作势，大声抱怨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对他毫无根据的陷害：“这样对待一名克格勃上校，真是骇人听闻。”莱拉不知道，他的同事们现在见不到他，他现在整天坐在一个空房间里。他没有告诉莱拉家里装了窃听器，也没说他们受到了克格勃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他什么都没说，莱拉也相信他。
但莱拉能看出丈夫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看起来糟透了，眼神空洞，眼睛布满血丝。他开始喝古巴朗姆酒，每晚在酒精的麻痹下入睡。他甚至开始抽烟，试图平息自己的愤怒心情。仅仅两个礼拜，他的体重就轻了1英石（14磅）。莱拉让他去看医生，这位医生是他们的世交，用听诊器听了听后，非常吃惊。“你怎么了？”医生问道，“你的心跳不规律。你非常害怕。你为什么如此恐惧？”她开了些镇静剂。“他就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野兽，”莱拉回忆道，“我的职责就是抚慰他。‘我是你的依靠，’我说。‘别担心。想喝酒就喝吧。我不介意。’”
夜晚，在酒精的麻痹与恐惧的折磨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反复琢磨着自己有限的几种选择。他应该告诉莱拉吗？他应该试着和军情六处联系吗？他能启动潜逃计划，成功逃走吗？但如果他真要逃走，要带上莱拉和两个女儿吗？另一方面，他已经挺过了药物审讯，而且还没有被逮捕。克格勃真的放弃了吗？如果他们还没有掌握足以给他定罪的证据，那企图逃跑就太愚蠢和草率了。他最终疲惫地醒来，没有下定决心，头痛不止，心怦怦直跳。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母亲劝他休息一下。克格勃人员享有的诸多好处包括去温泉疗养地和度假中心疗养。位于莫斯科以南60英里的谢苗诺夫斯科耶（Semyonovskoye）疗养院是其中最高档的疗养院之一，由时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于1971年修建，供“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放松与疗养”。克格勃当局假装一切照旧，批准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时两周的温泉疗养假。
出发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自己的老朋友、克格勃哥本哈根情报站前站长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打了电话，他现在想当一名作家谋生。“我回来了。可能回不去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电话中如此说，“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安”。他们约好见面。“他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柳比莫夫写道，“他脸色煞白，紧张不安，举止怪异，说话语无伦次。他解释说，有人在他位于伦敦的家中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和其他苏联流亡作家的书籍，他情报站里的对手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此事在莫斯科被炒作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生性乐观的柳比莫夫试着让他振作起来：“忘掉这件事，伙计。干吗不离开克格勃，写本书呢？你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你的记性也很好。”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仍很难过，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伏特加。（“这真新鲜，”柳比莫夫回忆道，“我一直以为他是克格勃里少数几个不喝酒的人之一。”）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他，他要去一所疗养院“恢复自己的神经系统”，然后就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莫斯科的夜色中了。柳比莫夫对老朋友的心理状况非常担心，于是给尼古拉·格里宾打了电话，他在离开克格勃后与格里宾的关系一直不错。“奥列格怎么了？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发生了什么让他这样？”格里宾“含糊地说了些克格勃谢苗诺夫斯科耶疗养胜地的情况，表示那里可以治愈这位不甚成功的新任站长”。他还说“他很快就会去那里”。之后格里宾就挂了电话。
随着出发日期临近，戈尔季耶夫斯基下定了决心。在去疗养院之前，他会去中央商场传递一个暗号，告诉军情六处他需要传递信息。三个周日后，他会在疗养结束后去圣巴西尔教堂的情报传递点。他还没想好要向军情六处传递何种信息。他只知道自己需要和他们联系，否则会被逼疯。
同时，克格勃调查员继续对他监视和寻找证据，梳理相关档案，向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共事过的人了解情况，搜寻可以证明他有罪并决定他命运的线索。
布达诺夫早就打算耐心等待。而现在，他不用等太久了。
1985年6月13日，奥德里奇·埃姆斯进行了间谍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叛国行为之一：他揭发了至少二十五名为西方情报机构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的人员的名字。
从克格勃那里拿到第一笔钱当月，埃姆斯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中情局在苏联情报机构内安插了很多间谍，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获悉他的所作所为，然后告发他。因此，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克格勃透露所有可能告发他的人，这样苏联方面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全数处决：“这样他们就不会造成威胁了。”埃姆斯清楚自己是在给他指名的每一个人宣判死亡，但他认为这是确保自身安全与财路的唯一方法。
“我在6月13日列出的名单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如果其中任何一人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就会向中情局告发我，我会被逮捕，扔进监狱……这并非针对个人。从事间谍活动本来就是这样。”
那天下午，埃姆斯在乔治敦的一家热门餐厅“查德威克”（Chadwick’s）和谢尔盖·丘瓦欣见了面，交给了他一个购物袋，里面是七磅重的情报文件，包括了他过去几周搜集的大量机密。这些文件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大垃圾场”（the big dump），其中包括机密电报，内部备忘录和特工报告，是“一部间谍百科全书，一部揭露了为美国工作的所有重要苏联情报官员身份的名人录（Who’s Who）”。还有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克格勃叛徒，埃姆斯在第一次见面时几乎肯定提到过这个人的存在，但这一次他给出了这个叛徒的名字：这名在三个月前被中情局确认身份、代号为“挠”的军情六处间谍，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伯顿·格伯声称，埃姆斯“偶然”发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不久后将成为苏联东欧司副主管的米尔顿·比尔登认为，埃姆斯亲自进行了调查。
埃姆斯的情报大礼很快传回莫斯科，一场大规模扫荡行动就此展开。克格勃至少清除了十名埃姆斯指认的间谍，一百多项情报行动因此受到了影响。交出“大垃圾场”后不久，埃姆斯收到了丘瓦欣转交的一条来自莫斯科的消息：“祝贺你，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
这正是布达诺夫等待已久的证据，来自中情局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叛国的明确证据。不过，克格勃并未采取行动。这背后的明确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自满、疏忽及过于野心勃勃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反情报部门忙于收拾埃姆斯揭发的另外二十几名间谍，而布达诺夫仍希望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军情六处联系时抓个现行，以在最大程度上让英国出丑。
尽管如此，在不间断的监视下，戈尔季耶夫斯基根本不可能逃走。
1985年6月15日，即该月第三个星期六的早上，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家中出来，手提一个西夫韦塑料袋，戴了一顶从丹麦买的灰色皮帽，穿了一条灰色裤子。他步行500米，来到最近的商业区，有意不回头看是否有人盯梢，这是规避监视的头号法则。二十三年前在101学校学到的技能，现在派上了用场。他进了一家药店，漫不经心地从窗户往外看，仿佛在找货架上的东西。接着，他去了一家位于二楼的储蓄银行，在那里可以看到街道的全貌；之后他又去了一家繁忙的食品店。后来他穿过了两栋公寓楼间一条狭窄的小巷，在路口转弯，进了一栋公寓楼，走上两段公共楼梯，观察街上的情况。他没有发现跟踪者，但这不代表真的没有人在跟踪他。他继续朝前走，乘坐公交车坐了几站，然后下车，打了一辆出租车，绕道回到了妹妹玛丽娜和她的新丈夫居住的公寓楼。他爬上主楼梯，走过妹妹家但没有敲门，然后下了后楼梯，走进地铁站，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再换乘地铁，然后下车，穿过站台，又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最后，他来到了中央商场。
上午11点，他站在中央商场的时钟下，假装在等一位朋友。这里到处都是星期六早上来购物的人，但他没有发现有人手拿哈罗德购物袋。十分钟后，他离开了。军情六处是否发现了他发出的三周后在圣巴西尔教堂传递信息的暗号？他不得不再等两周，才能确定自己是否成功发出了暗号。
两天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了苏联最奢华的官方度假胜地之一，坐在宽敞的房间里俯瞰勒帕斯纳亚河（Lopasnaya River）。但他发现无论自己走到哪里，一个六十五岁左右的室友都跟着他。来这里疗养的很多人明显是克格勃安插的间谍和密探，为组织充当耳目。戈尔季耶夫斯基随行李带来了西夫韦塑料袋。这么做部分是出于迷信，希望将潜逃标志物一直带在身边，不过也是出于实际考虑：他可能需要在紧急情况下赶往暗号点。一天下午，他发现室友在端详着这个宝贵的购物袋。“你怎么会有一个外国塑料袋？”室友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他手中抢过袋子。“没准商店里会有值得一买的东西。”他不耐烦地说。
第二天在树林跑步时，他发现一些监视人员藏在灌木丛里，在被发现后匆匆转过身去，假装小便。实际上，谢苗诺夫斯科耶疗养院是一座非常舒适的监狱，克格勃可以在这里对他严密监视，等他放松警惕。
疗养院里有一所不错的图书馆，收藏了一些地图册。他偷偷地研究了苏芬边境地区的情况，努力去记住相关地貌。他每天跑步、健身。他越去回想潜逃计划，他就越觉得这项计划可能成功。慢慢地，透过令人窒息的恐惧迷雾，他艰难地做出决定：“我没有退路。如果我不逃走的话，我就会死。我在度假时几乎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 * *
[1] 即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8至1916年间担任首相。他在1925年被封为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
13 摆脱盯梢
从谢苗诺夫斯科耶疗养院回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仍感到忧虑。不过自从回到苏联以来，他第一次下定了决心：自己必须逃走。他会在圣巴西尔教堂的情报传递点给英国朋友传递一条信息，告诉他们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然后发出启动“皮姆利科”潜逃计划的暗号，溜之大吉。潜逃计划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他被潜伏于军情六处的内鬼出卖，那克格勃就会暗中埋伏，等他落网。也许克格勃正等着他逃跑，并设计了一个陷阱。但至少他也尝试过，不用再深陷于监视和怀疑的恐怖大网，等待调查员采取行动。
豁出自己的性命还比较容易。但家人怎么办？他应该带上莱拉和两个女儿，还是抛下她们？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他做出过很多艰难的抉择，但都没有眼下的情况令人感到痛苦：他必须要在忠诚与谨慎、生存和爱之间做出抉择。
他发现自己现在非常在意已经五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努力想把她们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玛利亚现在名叫玛莎，她非常活泼聪明，像她的父亲一样，天生就有运动细胞；胖胖的小安娜喜欢动物和昆虫。一天夜里，他听见两个女儿在床上用英语交谈：“我不喜欢这里，”玛莎对妹妹说，“我们回伦敦吧。”在逃跑时他敢带着家人一起走吗？莱拉虽然不清楚真正的原因，但也感觉到了丈夫内心的焦虑，告诉婆婆她害怕奥列格由于工作上的麻烦遇到了某种危机。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务实地向莱拉建议，可以让他干些小活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干干家里的杂活或者修修车。尽管非常担忧，但莱拉没有逼迫戈尔季耶夫斯基做出解释，或因为喝酒而埋怨他。莱拉温柔的关怀，她对自己深爱的男人正在经历某种只能独自承担的内心挣扎的直觉，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更难决定是否要在逃跑时带上她们。
逃跑时带上莱拉和两个女儿将极大地增加失败的可能性。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如何规避跟踪，但他的家人不知道。和单独一人相比，一家四口人出行过于显眼。服用镇静剂的两个女儿可能会在后备厢里醒来；她们会哭闹，甚至窒息；她们肯定会被吓个不轻。如果她们被抓住，无辜的莱拉会被当作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共犯，受到相应的处罚。两个女儿将会沦为贱民。他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但她们没有。他有什么权利让她们承担这样的危险？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脾气粗暴的父亲和苛刻的丈夫，但他很爱自己的家人。抛弃家人的想法令他痛苦不堪，让他喘不上气，并带来了肉体上的痛苦。如果他能成功逃脱，也许英国人能够最终说服苏联当局，允许他的家人去往西方。互换间谍是公认的冷战法则。但即便能够如此，这也将旷日持久。他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了。也许不顾危险，一家人试着一起逃走更好，无论结局如何。至少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都在一起。
然而仔细一想，他又产生了疑问。间谍看重信任。在毕生的间谍工作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养成了识别忠诚、怀疑、信念与信仰的本领。他爱莱拉，但并不完全相信她；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怕着她。
莱拉是一名克格勃将军的女儿，从小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熏陶，是一名无可非议的忠实苏联公民。她喜欢西方的生活，但从未像他一样全身心接受这种生活。她会不会将政治责任置于对婚姻的忠诚之上？在众所周知的一些国家里，为了某种事业而出卖最亲密的人，一直是检验公民忠诚度与思想纯洁性的终极试金石。如果向莱拉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她会揭发他吗？如果他向莱拉告知潜逃的计划，并让她加入，她会拒绝吗？她会告发他吗？这将是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人性的一种检验，戈尔季耶夫斯基不能确定妻子对他的爱是否强于她的政治责任。他打算试试她。
一天晚上，在公寓的阳台上（窃听范围之外），他打算使用经典的克格勃“诱饵”方式，试探一下妻子的忠实程度。
“你喜欢伦敦，对吗？”他问。
莱拉觉得他们在英国的生活非常美妙。她已经开始怀念艾奇韦尔路（Edgware Road）的中东咖啡馆，以及英国的公园和音乐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继续问道：“你知道你说过你有多想女儿们去英国学校上学吗？”
莱拉点了点头，不知道奥列格到底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有敌人。我们再也不会被派回伦敦了。但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以休假去探望你的家人为借口，去阿塞拜疆，然后偷偷翻过山进入土耳其。我们可以逃跑，然后回英国。你觉得怎么样，莱拉？我们逃走吗？”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之间，拥有一段长达11英里的重兵把守的狭窄边境。戈尔季耶夫斯基当然不是真的打算穿过边境。这是一种测试。“我想看看她对这一想法的反应。”如果她同意的话，那就意味着她某种程度上愿意不顾国家法律，和她一起逃亡。他接下来可以告诉她“皮姆利科”计划，并透露他需要逃跑的真实原因。如果她拒绝，并在他走后受到审问，那她只可能说出逃跑路线的错误线索，把追捕者带至阿塞拜疆-土耳其边境。
莱拉看着他，觉得他在胡说八道。“别犯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不再谈论此事。并且在内心深处，一种可怕的想法开始生根。“我的心感到剧痛，几乎无法再思考此事。”妻子的忠诚无法依靠，他必须继续瞒着她。
这一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多年后，莱拉被问及如果知道了潜逃计划，是否会向当局告发。“我会让他走的，”她说，“奥列格做出了他的道德抉择，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值得尊重。无论被认为是好还是坏，他都做出了关系一生的抉择，他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有必要。明知他面临生命危险，我的灵魂无法背负‘告发他送他去死’这种罪恶。”不过，她没说自己是否准备和他一起逃走。回到阳台，戈尔季耶夫斯基又告诉莱拉：“这是一个阴谋，他们嫉妒我当上了站长。但如果我出了事，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说的任何话，我是一名骄傲的情报干部，一名苏联的干部，我没做错任何事。”莱拉相信了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不习惯反省，但那天夜里，莱拉在他身边安静地睡去，他开始思考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他的两面人生是否“严重阻碍了自己的情感发展”。他从未向莱拉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可避免地，这意味着我们的关系从未像正常情况下那般亲密：我一直无法彻底地向莱拉敞开心扉。对伴侣精神上的欺骗，是否比肉体上的出轨更加残忍呢？谁又知道呢？”
然而，他心意已决。“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自己。”他将自己一个人逃走。至少这样，他后来回想，莱拉可以诚实地告诉克格勃，她什么也不知道。
弃家人于不顾的决定可以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或是一种极为自私的自保，也可能二者兼有。正如所有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都会做的那样，他告诉自己，眼下已别无选择。
莱拉的父亲，那位老迈的克格勃将军，在里海海边有一座乡间别墅，莱拉童年时曾在此度假。二人商定，莱拉和女儿们去阿塞拜疆，陪她的家人一起过一个长长的暑假。玛莎和安娜听说要去外公的别墅待上一个月，在那里游泳并在太阳下玩耍，感到非常兴奋。
和家人的分别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深感痛苦，尤其是考虑到莱拉和女儿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一座繁忙的超市门口，戈尔季耶夫斯基仓促地迎来了人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当时莱拉正忙着购买衣服和其他坐火车南下时所需的物品。他还来不及与莱拉拥抱，两个女儿就跑进了店里。莱拉在他脸颊上快速亲了一下，欢快地挥了挥手。“应该再温柔一点的。”他如此说道。这句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这是一个男人发的牢骚，这个男人即将抛妻弃女，一家人可能就此永远分离，他自己甚至还可能被逮捕，受到羞辱并被处决。莱拉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她走进拥挤的商店寻找女儿，没有回头。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无比心痛。
6月30日星期天，在花了三个小时摆脱盯梢之后，精疲力竭、高度紧张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满是苏联游客的红场。
在列宁博物馆，他去了地下室的洗手间，将自己反锁在一个隔间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根比罗（Biro）圆珠笔和一个信封。打开信封，他双手颤抖着，用加粗字体写道：
我受到了严重怀疑，遇到了大麻烦，需要尽快潜逃。小心放射性灰尘和交通事故。
戈尔季耶夫斯基怀疑自己身上被克格勃喷撒了放射性灰尘。他知道克格勃为了让相关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会在开展间谍行动时使用故意撞车的卑劣伎俩。
为了进行最后的规避，他进了红场东侧的古姆百货商场（GUM），快速走过了多个购物区，上下楼梯，走过了多个过道。旁观者会觉得他是一个过于激动且优柔寡断的购物者，或者察觉到他是在摆脱别人的跟踪。
戈尔季耶夫斯基这时才意识到，信息传递的计划有一个漏洞。他本应戴着方便辨认的帽子，但圣巴西尔教堂不允许访客戴帽子。（苏联禁止公开信仰宗教，但仍对宗教习俗保持了令人费解的尊重。）这一小问题很快烟消云散。离3点整还差几分钟时，他走进巨大的教堂，直奔楼梯，但发现一块巨大的告示挡住了去路：楼上因重新装修暂时关闭。
他本应在楼梯上传递信息，但现在楼梯被用胶带封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由于紧张和害怕，他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他四下打量了一下，装作在欣赏教堂的内部构造，实际上寻找着那位身穿灰色衣服的军情六处女接头人。人群中没有发现这样的人。人们似乎都在回头看他。到了地铁，他小心地把口袋里的信封撕成碎片，放到嘴里一点点地嚼成糊状，然后再吐出来。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乎已陷入绝望，他在离开三个小时后回到家中，琢磨着克格勃监视小组何时发现了他，或到底发现了他没有。
信息传递失败了。莫斯科的军情六处小组没有收到他6月15日在中央商场发出的暗号。
原因很简单。军情六处已经知道，圣巴西尔教堂的顶层因修缮而关闭。“我们以为他在中央商场发出暗号之前会去检查圣巴西尔教堂的传递点，意识到这样并不可行。”
多年后，阿斯科特觉得没能收到这次的暗号是一件幸事：“谢天谢地。红场太不适合传递情报了，那里全是克格勃。我尽量禁止在那里碰头。我们在那里会被抓住的。”
克格勃还在静观待变。
在伦敦，军情六处试图猜测他们的间谍正处于何种境地，但感到营救他的希望愈加渺茫。
军情六处莫斯科情报站继续监视着暗号点。每天晚上7点30分，阿斯科特、吉或者秘书瓦奥莱特都会去面包店外的人行道，有时开车（为了方便，选择了他们正常下班的时间），有时步行。他们买的面包太多，根本吃不完。小组成员约定，如果有人发现了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男人，就给阿斯科特打电话，留一条有关网球的电话留言：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暗号，表示“皮姆利科”行动正式展开。
在城市的另一端，戈尔季耶夫斯基慨叹自己的生活竟然到了这般境地：成为人民公敌，即将抛弃家人，酗酒，严重依赖镇静剂，鼓起勇气去激活一项看起来无异于自杀的计划。他又去找了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柳比莫夫对他举止上的变化再次感到震惊。“他看起来比上次更糟了，紧张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瓶已经开瓶的出口苏联红伏特加（Stolichnaya），用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柳比莫夫很受触动，也为他感到难过，邀请他去自己在兹韦尼哥罗德（Zvenigorod）的别墅待上几天。“我们可以聊聊，你好好放松一下。”柳比莫夫觉得他的老朋友有可能自杀。
回到家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精疲力竭、醉醺醺的头脑里，又跳出了很多问题。传递信息为何失败？军情六处抛弃他了吗？克格勃为什么还在耍他？谁出卖了他？他能逃走吗？
威廉·莎士比亚对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提供了答案。在《哈姆雷特》中，这位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在生活的挑战令人不堪重负时，对命运与勇气的真谛进行了思考。“新仇旧恨，齐上心头。”
1985年7月15日，星期一，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取出了那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
他把一堆衣服泡在了厨房水槽里，熟练地把书放在衣服下面，然后放入肥皂水中。十分钟后，书被完全浸湿了。
他能确定家中唯一不被隐藏摄像头发现的地方是走廊里的一间小储藏室。在储藏室里，戈尔季耶夫斯基撕下了浸湿的衬页，取下里面薄薄的玻璃纸，借着烛光开始阅读潜逃说明：从“巴黎”到“马赛”的火车，关键地点间的距离以及836公里的路标。如果他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传递暗号，那么按照约定，他可以在星期六搭上逃亡的汽车。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这份熟悉的说明，感到放心了许多。他将浸湿的十四行诗集扔进了垃圾槽。当晚，他睡觉时将说明放在了床头柜的一个锡盘里，上面盖了一张报纸，旁边放了一盒火柴。如果克格勃半夜来搜查，他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销毁这一要命的证据。
第二天早上，7月16日星期二，他在漆黑的储藏室最后看了一次逃跑计划，然后亲手烧了玻璃纸，燃烧释放出一股刺鼻的烟味。电话响了。是莱拉的父亲、退休的克格勃将军阿里·阿里耶夫（Ali Aliyev）打来的电话。老人听说女婿工作上遇到了麻烦，受莱拉嘱托在她们去别墅度假期间，照顾戈尔季耶夫斯基。“今晚7点来吃晚饭，”阿里耶夫说，“我会做一道美味的蒜蓉鸡。”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大脑飞速运转着。晚餐是在晚上7点。这与发出潜逃暗号的时间冲突。如果他拒绝，克格勃电话监听人员会心生怀疑；如果他接受，那克格勃的人会在他岳父位于莫斯科市郊达维特科瓦（Davitkova）的家附近等他，如果运气好的话，在到达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暗号传递点时，他应该不会受到监视。“谢谢，”他回复道，“我会去的。”
尽管克格勃的人在等他，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希望自己在和军情六处见面时显得精神些。他穿上了西服，系上领带，穿上可能沾有放射性物质的鞋子，戴上丹麦皮帽。之后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了印有鲜红色商标的西夫韦塑料袋。
电话又响了。这次是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打来的，催促他下周来他的别墅待几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快速思考了一下，接受了邀请。他会周一去，他说，他会乘坐11点13分抵达兹韦尼哥罗德的火车，坐在最后一节车厢。他在电话记录本上写道：“兹韦尼哥罗德11：13”。这是对克格勃的另一种误导。到下周一时，他要么在监狱，要么在英国，要么已经命丧黄泉。
下午4点，他离开公寓，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四十五分钟里，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烦琐的摆脱盯梢行动：商店、公交车、地铁列车，多次进出不同的公寓楼，停下来买一些东西装满西夫韦塑料袋，有条不紊地甩掉盯梢，动作迅速且行踪毫无规律，令跟踪者根本跟不上他，但并不会露出急于摆脱盯梢的姿态。只有最高超的跟踪者才能在这一人为的复杂迷宫中跟上他。6点45分，他走出了基辅斯基（Kievsky）地铁站。他没有发现跟踪者。他已经“安全”了，正如他强烈希望的那样。
7月16日星期二，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傍晚。他慢慢朝面包店走去，买了一包烟打发时间。离7点30分传递暗号时间还有十分钟，他站在了面包店外的人行道边上。大街上车水马龙，包括很多送政治局成员和克格勃官员回家的政府豪华轿车。他点了一根烟。站在人行道边似乎突然显得很傻，也很显眼。很多人到处闲逛，看着公告栏和公交车时刻表，或假装在看。这个地方人多得可疑。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克格勃最喜欢的汽车）开了过来，停在了人行道上。车上下来了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害怕。司机好像在盯着他。两人进了商店，出来时带了一个保险箱：这只是正常的收款。戈尔季耶夫斯基松了口气。他又点了根烟。
今天轮到亚瑟·吉查看暗号点，但路上交通很繁忙。
罗伊和妻子卡罗琳·阿斯科特此时正外出准备和一名苏联熟人吃饭，此人以前当过外交官。当他们乘坐的萨博（Saab）汽车驶入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并向东行驶时，一辆监视车一如既往地在后面跟着。克格勃的汽车很好辨认：不知为什么，克格勃汽车的雨刷器刷不到前挡风玻璃中部位置，因此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处都有一块明显的三角形污渍。阿斯科特看了一眼宽阔的大街，一下子呆住了：一个男人站在面包店前，手拿一个印有醒目红色商标的购物袋，“在单调的苏联购物袋中格外引人注目”。现在是7点40分。按照要求，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此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亚瑟肯定没有看到，”阿斯科特想着，暗暗埋怨道，“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捅了捅卡罗琳，指了指马路对面，在仪表盘上划了一个字母P（代表“皮姆利科”）的形状。卡罗琳尽量不从座位上转身去看：“我绝对知道他的意思。”
阿斯科特有十秒钟的时间掉头回去，表示自己收到了暗号。汽车杂物箱里有巧克力棒。但克格勃紧跟着他，任何反常行为都会立刻引起怀疑。克格勃通过窃听他的通话得知他们要去赴一场晚宴：如果他突然掉头下车，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吃巧克力棒，会让克格勃对“皮姆利科”有所察觉。“我继续向前开，感觉整个世界一片黑暗，我做错了事，尽管是出于正确的原因。”晚宴糟透了。举办宴会的主人是一个思想陈旧的官僚，整晚“都在谈论斯大林有多么伟大”。阿斯科特想的全都是那个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间谍，他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手拿巧克力棒的人出现。
事实上，阿斯科特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开车朝东走的同时，亚瑟也驾驶他的福特塞拉汽车（Ford Sierra）经过了面包店，他放慢了车速，查看了一下人行道。似乎有很多人在此闲逛，明显比以往工作日傍晚的人要多。此时，他几乎可以确定，在人行道边上，站着一个头戴尖顶皮帽的人，手里拿的购物袋也很特殊。但他不能确定购物袋上是否印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字母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