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9
吉继续向前开着，感到心跳加速，在大街尽头掉头进了一栋建筑，在停车场里停了车。为了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他坐电梯回了房间，扔下公文包，打电话大声告诉瑞秋：“我需要买些面包。”
瑞秋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们的面包早就吃不完了。”
吉迅速换上灰色裤子，拿起哈罗德购物袋，从厨房抽屉里拿了一根玛氏巧克力棒。时间是7点45分。
电梯似乎走得格外慢。他压抑着奔跑的冲动，步行来到地下通道。戴尖顶皮帽的男人不见了。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认出了他，因为他只看过一张“皮姆利科”站在丹麦郊区一家肉铺门口的模糊照片。“我肯定看见了那里有个值得注意的人。”吉回忆道。他在面包店里排队，留意着街上的情况，街上似乎比刚才更加拥挤了。吉决定再试一次，一只手放在了口袋里的哈罗德购物袋上。此时他发现了“皮姆利科”。
一个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中等身材男性，站在一家商店的暗处。他正在抽烟。吉犹豫了片刻。维罗妮卡从未说过“皮姆利科”抽烟，她不应该遗漏这种重要的细节。
与此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发现了吉。正准备离开的他又从人行道边退了回来。最先引起他注意的不是吉的灰色裤子，也不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购物袋，或者取出一根巧克力棒，撕掉黑色包装的动作，而是他的神态。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渴望的眼神中，这个朝他走来、嚼着巧克力棒的人有着毋庸置疑的英国派头。
他们相互看了对方不到一秒。戈尔季耶夫斯基听到自己内心正用最大的声音“静静地呐喊”：“没错！是我！”吉又故意咬了一口巧克力棒，慢慢地转过脸去，走开了。
两人都确信无疑，暗号已经成功发出，并得到了确认。
满身大汗、感到愧疚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差不多晚了两个钟头才到岳父家，阿利耶夫将军对此感到很生气。他专门准备的蒜蓉鸡炖过了头。但他的女婿似乎显得很“开心”，津津有味地吃着这顿烧焦的饭菜，看起来有些古怪。
直到午夜时分，阿斯科特夫妇才结束了那场令他们备受折磨的晚宴，在五辆监视车辆的陪同下回到家中。电话旁边是保姆留的一张便条，上面说亚瑟·吉打过电话并留了信息。
17岁的德国网球运动员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不久前首度赢得温布尔登锦标赛冠军。吉的电话留言是：“本周晚些时候，你能来看看网球比赛的录像吗？”
喜出望外的阿斯科特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吉终究还是收到了潜逃暗号。“我很欣慰他看见了。但这也好似末日的来临。”
“皮姆利科”计划已经启动。
克格勃监视小组已经两次跟丢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这两次出行期间，他都在失踪不久后突然出现，但如果克格勃的监视人员称职的话，他们往后肯定会更加注意。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还是无法掌握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行踪。
第一总局之所以决定使用自己的监视小组，而不是请第七局经验更为丰富的专业人员出面，是出于组织内部政治因素的考虑。维克多·格鲁什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变节行为。第一总局副局长决心在内部解决这一令人尴尬甚至有可能极具破坏性的麻烦。但用于跟踪嫌疑人的小组成员的本职工作是跟踪中国外交官，这是一项不需要什么想象力或专业性的枯燥工作。他们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谁，或者做过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跟踪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和危险的叛徒。因此，他们会觉得自己只是偶然被戈尔季耶夫斯基甩掉了。在克格勃，承认失败并不利于职业发展。于是，他们并没有报告两次跟丢嫌疑人的情况，而是对他再次出现感到解脱，并对自己的失职守口如瓶。
星期三早上，7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家中，奔赴共青团广场（Komsomolskaya Square）的列宁格勒车站买火车票，途中运用了反侦查手册记载的所有技巧。他在银行取了300卢布，思索着克格勃是否监控了他的账户。他穿过一座购物中心，然后奔往附近的一个住宅区，在两栋三层公寓楼之间，有一条狭窄的人行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人行道尽头拐弯，跑了三十码，走进最近的楼梯间，上了一段台阶。从落地窗里，他看见一个身穿夹克、系着领带的较胖男人正一阵小跑步入他的眼帘，然后停下脚步，慌乱地四处打量着人行道。戈尔季耶夫斯基躲进了暗处。这个男人通过对讲机的佩戴式话筒说了些什么，就跑走了。过了一会，一辆米色拉达（Lada，另一款克格勃喜欢的车）汽车轻快地沿着人行道驶来：坐在前排的男女都在使用对讲机通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按捺住一种油然而生的恐惧。他知道克格勃在跟踪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摆脱盯梢。他们可能使用了一种经典的克格勃盯梢模式：一辆车走在前面，两辆车在旁边支援，两人一组，使用无线电联系，一组必要时步行跟踪，另一组开车跟踪。戈尔季耶夫斯基等了五分钟，然后走下楼梯，快速走到主路上，上了公交车，然后乘坐出租车和地铁，最终抵达列宁格勒车站。他使用假名，用现金订了一张傍晚5点30分出发的四等票，准备坐隔夜火车去往列宁格勒，出发日期是7月19日星期五。到家时，他发现那辆米色拉达停在了街边不远处。
西蒙·布朗正在休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负责人逐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英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发展的最优秀的特工之一被召回了莫斯科，而且显然已经落入了克格勃的圈套。问题接踵而至：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如何被识破的？军情六处里还有内鬼吗？内部背叛的巨大恐惧感再次袭来。至于戈尔季耶夫斯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肯定在克格勃牢房里备受煎熬。特工与负责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作关系和私人情感的奇特结合。一名优秀的负责人能为特工提供心理保障、经济支持、鼓舞、希望和一种奇特的爱心；但负责人也要提供保护。在发展并使用一名间谍时，负责人还需要照顾他，履行一项隐性承诺：确保间谍的人身安全高于一切，风险不应大于回报。每一名间谍负责人都感到了自身责任的沉重，布朗是一个敏感的人，在这一点上尤为敏锐。他没做错什么，但此事如果出了差错，他最终要承担责任。布朗尽量不纠结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可能遭遇，但也没什么别的可想了。失去一名特工，感觉就像被亲密的人背叛了。
7月17日星期三早上7点30分，军情六处对苏行动部门P5的负责人正在自己位于世纪大厦的办公室，这时电话突然响了。驻莫斯科情报站连夜发来了一封双重加密电报，隐藏在外交部正常无线电通信中。电报写道：“皮姆利科发出暗号。密切关注。启动潜逃计划。有何指示。”负责人立刻冲下楼，奔往局长办公室。克里斯托弗·柯温听了情况的详细介绍，立刻显得慌乱起来。
“我们有计划吗？”他说。
“是的，局长，”负责人说，“我们有计划。”
布朗此时正在花园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书散心。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我觉得你应该回来一下。”对面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
放下电话几分钟后，布朗豁然开朗。“今天是星期三。这意味着星期二肯定发生了什么。一定是潜逃暗号。我一下子重拾希望。”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还活着。
从吉尔福德到伦敦的火车旅程似乎格外漫长。布朗到十二楼办公室后发现，“诺克顿”小组成员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突然间，‘皮姆利科’计划就停不下来了。”布朗回忆道。
匆匆开了几次会后，马丁·肖福德就飞赴哥本哈根，通知丹麦情报机构做好准备，并对计划进行协调，然后赶往赫尔辛基展开前线准备工作。他联系了当地的军情六处情报站，雇了汽车，并对芬兰边境附近的会合点进行了侦察。
假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成功穿过俄罗斯边境，潜逃计划将进入第二阶段，因为到达芬兰并不意味着戈尔季耶夫斯基安全了。正如阿斯科特所说的那样：“芬兰人与俄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会将来自苏联的逃亡者移交给克格勃。”所谓“芬兰化”（Finlandization）指的是小国屈从于强大得多的邻国的压力，在表面上维持主权，实际上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芬兰在冷战中保持了中立，但苏联在很多方面对其进行了约束：芬兰不能加入北约，不得在领土上部署西方军队或武器系统，还要禁止出版发行反苏书籍和影片。芬兰人非常讨厌“芬兰化”一词，但它准确代表了一个国家被迫兼顾东西方时面临的一种窘境：既渴望被视作西方国家，也不愿且不能疏远苏联。芬兰漫画家卡里·索马莱宁（Kari Suomalainen）曾将芬兰的这种窘境描述为“一种屈服于东方，又不能糊弄西方的艺术”。
几个月前，军情六处苏东局负责人曾去芬兰和芬兰安全情报局（SUPO）局长赛博·蒂迪宁（Seppo Tiitinen）会面。军情六处的访客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需要通过芬兰领土带走一名变节者，我想你们会愿意让我们带走他，只要不牵扯你们？”蒂迪宁答复道：“没错。事后告诉我们情况。”
芬兰人不愿事先掌握任何情况，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芬兰被芬兰当局拦截，那他几乎肯定会被送回苏联。如果他没被抓到，且苏联人发现他在芬兰，那芬兰人就会面临抓捕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极大压力。如果他们没有逮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克格勃很可能会派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去完成任务。众所周知，苏联人对芬兰机场实施监控，因此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坐飞机离开赫尔辛基可能性不大。
因此，两辆汽车会将逃亡者运到俄芬边境以北800英里的地方：维罗妮卡和西蒙负责驾驶其中一辆，另一辆则由两名丹麦情报官员驾驶：外号“阿斯泰里斯”、十年前曾与理查德·布罗姆黑德共事的延斯·埃里克森，以及他的搭档比约恩·拉尔森（Björn Larsen）。在特罗姆瑟（Tromsø）东南方向偏远的卡里加斯涅米（Karigasniemi）穿过边境之后，他们就进入了北约国家挪威的领土。小组成员对是否为本次行动派遣一架军用C-130“大力神”（Hercules）运输机展开了争论，但他们最终决定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行搭乘挪威的定期航班，以减少受关注度。他们会从位于北极圈内的欧洲最北端城市哈默费斯特（Hammerfest）飞往奥斯陆，然后搭乘另一架商业航班客机飞往伦敦。丹麦人的作用在行动中不可或缺，两名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官员将驾驶另一辆逃亡汽车，陪同潜逃小组一路驶抵哈默费斯特。“这样做部分是出于礼貌，但我们也需要丹麦人的掩护进入挪威：万一遇到麻烦，同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丹麦人能够帮忙。”
维罗妮卡·普赖斯取出一个标有“皮姆利科”字样的鞋盒，里面是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四张假丹麦护照，护照上的姓氏是汉森（Hanssen）。她也带上了驱蚊剂，干净的衣服和剃须工具。戈尔季耶夫斯基到时肯定需要刮胡子。她希望莫斯科小组记得带几个结实的备胎，以防爆胎。潜逃计划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诺克顿”小组（现在更名为“皮姆利科”）一直在沮丧、无助和焦虑中等待。现在他们感到兴奋，突然变得忙碌起来。
“气氛变得完全不同，”布朗回忆道，“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准备多年要做的事。现在我们都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要干这件事了……这能行得通吗？”
在莫斯科英国使馆的安全讲话屋内，军情六处情报站人员聚在一起，对潜逃方案进行预演。
派两辆外交车辆前往芬兰需要一个很好的借口，让克格勃信以为真。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新任英国大使布莱恩·卡特利奇（Bryan Cartledge）爵士将于周四抵达莫斯科，使馆在周五晚上将举办一场欢迎他的招待酒会。两辆车需要在星期六下午2点30分准时抵达芬兰边境以南的会合点，但如果阿斯科特和吉，这两名卡特利奇手下名义上的高级外交官不去为他接风的话，会立即引起克格勃的怀疑。他们需要编造一个令人信服的临时借口。离家之前，吉给妻子递了一张便条，上面用厕纸写着：“你必须假装生病。”
故事将这样发展：瑞秋·吉突然感到背部剧痛。尽管她颇有活力，但她过去得过哮喘和其他疾病，耳听八方的克格勃也知道这一情况。她和丈夫将获准去赫尔辛基求医。她的好友卡罗琳·阿斯科特会提议她和丈夫也一起前往，“在那里过个周末”。两对夫妇将各开一辆车，约定同时在芬兰首都购物。阿斯科特夫妇将带上他们十五个月大的女儿弗洛伦斯，将另外两个孩子留给保姆照料。“我们觉得带上孩子是一种更好的掩护。”他们会参加周五的大使酒会，之后立即出发，连夜开车赶往列宁格勒，然后越过芬兰边境，赶在周六下午晚些时候去赫尔辛基与预约的医生见面。
表演在下午时开始，四名演员各司其职。在家中，瑞秋·吉开始对着隐藏的克格勃窃听器抱怨自己腰背部感到剧痛。后来她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我必须演得逼真一些。”她说。她的朋友卡罗琳·阿斯科特过来看是否能帮上忙。“我一直在痛苦呻吟着，卡罗琳一直在可怜我。”瑞秋如此回忆道。她对一个痛苦女人的模仿是如此逼真，以至于碰巧从英国过来的婆婆也感到不安。吉带母亲出去散步，离开窃听器，向母亲解释说瑞秋其实根本没事。“瑞秋是一名出色的演员。”阿斯科特说。亚瑟·吉用受到窃听的电话给一名在芬兰的医生朋友打了电话，寻求一些帮助。他还给一些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询问航班的情况，但考虑到价格并未订票。“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办呢？”当瑞秋告诉她要开车去芬兰时，卡罗琳说。现在场景转到了阿斯科特家中。当卡罗琳让自己的丈夫带着最小的孩子和她连夜开车去芬兰，带可怜的瑞秋去看医生，顺便在赫尔辛基购物时，阿斯科特露出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哦，天哪，太无聊了。我们真的要去吗？新大使就要来了。我有很多事要做……”但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俄方档案库中的某个地方，仍收藏着在此期间留下的一系列窃听记录，它们构成了一出军情六处自导自演的荒诞剧情，它短小而怪异，目的只是为了麻痹克格勃的耳目。
阿斯科特和吉担心整场作秀完全是浪费时间，潜逃计划注定失败。吉说：“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他和阿斯科特都发现周二晚上暗号点处的人流与车流尤为密集，大量的汽车与闲逛的行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监控。如果克格勃在他们前往芬兰边境途中保持严密监视，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溜到停车处接走逃跑者而不被发现，行动届时将宣告失败。吉甚至不能肯定那个拿着西夫韦塑料袋的人真的是“皮姆利科”。也许克格勃已经发现了潜逃计划，派了一名替身，而真正的“皮姆利科”已经被拘留了。
使馆和外交官住所周围的监控似乎也更严密了。吉说：“我担心这全都是圈套。”克格勃可能也在演戏：将军情六处引入陷阱，让其计划曝光，以“从事与身份不符活动”为由，将阿斯科特和吉驱逐出境，这一重大外交事件将让英国政府出丑，在关键时刻令英苏关系倒退。“即使我们正步入圈套，我也知道除了继续前进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因为潜逃暗号已经发出了。”阿斯科特仍不知道“皮姆利科”的身份，但伦敦此时决定透露他的真实身份：克格勃上校，长期为军情六处效力的特工，一个值得冒巨大风险营救的人。阿斯科特写道：“这对士气是一种提振。”
军情六处莫斯科情报站向世纪大厦及时通报了准备情况，但往来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电报数量保持在最低水平，以防克格勃发现通联的增多，并产生怀疑。
在伦敦，获悉“皮姆利科”计划已经展开的少数人对此感到不安。“有人认为这一行动太过危险。一旦出现差错，肯定会损害英苏关系。”一些外交部高官对潜逃计划持严重怀疑态度，包括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新任驻苏大使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
卡特利奇计划7月18日星期四抵达苏联。他在两个月前获悉了“皮姆利科”计划，但被告知该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他被告知军情六处计划在他抵苏两天后将一名克格勃高级军官装在汽车后备厢里带出苏联。军情六处解释说，潜逃方案经过了精心准备与排练，但仍具有很高的风险，无论是否成功，都将产生重大的外交影响。作为一名履历丰富的职业外交官，布莱恩爵士曾在瑞典、伊朗和苏联任职，后在匈牙利当过大使。被任命为驻苏大使是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但他并不为此感到高兴。“可怜的布莱恩·卡特利奇，”阿斯科特回忆，“他刚开始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就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他觉得自己当不成大使了。”如果潜逃小组成员在行动中被当场抓住，那新大使很可能在向克里姆林宫递交国书之前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开创一项不光彩的外交先例。卡特利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呼吁取消行动。
外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员包括代表军情六处的局长克里斯托弗·柯温、他的副手及军情六处苏联部负责人，还有多位外交部官员，包括布莱恩·卡特利奇和外交部常务副次官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根据一名与会者的回忆，古道尔“显得非常恐慌”，一直在说“我们该怎么办？”卡特利奇仍十分恼火：“这绝对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我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但不到一周就会被赶回来。”军情六处副局长态度坚决：“如果我们放弃营救，军情六处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此刻，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从马路对面的唐宁街赶到了会场。他重重地将他的皮制公文包放在桌上：“我很确定，首相认为我们对于拯救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争论到此结束。当与会的外交部代表去通知刚参加完一场追悼会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看起来“像是要上绞刑架”一样。豪仍心存疑虑。“出了问题怎么办？”他问道，“如果汽车被搜查怎么办？”新大使也难得地开口说道：“我敢肯定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我敢肯定他们会把那个家伙胡乱地丢进汽车后备厢。”
“嗯，”豪有些怀疑地说，“也许吧……”
“皮姆利科”行动仍需最高层的批准。撒切尔夫人必须亲自批准潜逃计划，但首相和女王此时正在苏格兰。
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做准备，并尽可能让自己显得不像一个正在准备逃跑的人。对细节的关注帮助他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现在要完成一项任务，自己不再是可怜的猎物，而是又变成了一名职业特工。他的命运现在掌握在自己手中。
星期四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和妹妹玛丽娜及她的家人一起待在他们位于莫斯科的家中。单纯、不谙世事的玛丽娜如果知道自己唯一活着的哥哥是一名为他国服务的间谍，肯定会大惊失色。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见到了自己孀居的母亲。奥尔加已经78岁，身体虚弱。在他的整个童年时代，母亲都代表了一种默默的反抗精神，与父亲的唯唯诺诺和盲目顺从形成了反差。所有家庭成员中，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母亲是最有可能理解他行为的人。她绝不会谴责他，但和所有母亲一样，如果知道真相，她会劝儿子不要走这条路。他拥抱了一下母亲，什么也没说，心里明白无论这次能否逃走，此生也许都再也见不到她了。回到家中，他给玛丽娜打了电话，让她下周早些时候再安排一次团聚：这是为了留下一条错误线索，假装自己在这周周末之后还会在莫斯科。他为将来所做的安排与约定越多，他不让克格勃察觉到他真实意图的概率就越大。他好像把家人和朋友当作了转移克格勃注意力的工具，但他们肯定能理解他，即便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他。
然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了一件非常鲁莽，同时又很有趣的事。
他给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打了电话，确认了他下周会去他的别墅待上几天。柳比莫夫表示了欢迎，还说他新交的女朋友塔尼娅也在。他们会在星期一上午11点13分，在兹韦尼哥罗德车站接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换了话题。
“萨默塞特·毛姆的《哈林顿先生送洗的衣服》你看了吗？”
这是艾舍登系列中的一个短篇故事。十年前，两人都在丹麦时，柳比莫夫向他介绍了毛姆的作品。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柳比莫夫拥有毛姆的作品全集。
“这个故事很好。你应该再看一遍，”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在第四卷里。看一看，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又聊了一会，他们挂了电话。
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加密的方式向柳比莫夫告别，并留下了一个明确的文学线索：《哈林顿先生送洗的衣服》讲的是一名英国间谍通过芬兰逃离爆发革命的俄罗斯的故事。
在毛姆这篇背景设定在1917年的短篇小说中，英国秘密特工艾舍登乘跨西伯利亚列车去俄罗斯执行任务。旅途期间，他在车上认识了美国商人哈林顿先生，他的健谈讨人喜欢，但个性极度严谨刻板。随着革命席卷俄罗斯，艾舍登敦促哈林顿在革命军逼近前坐火车北上，但这个美国人要等取回送洗的衣服后才肯离开。哈林顿刚刚取回衣服，就在大街上被暴徒射杀。这是一个关于风险的故事——“人们总是发现，牺牲自己的生命比学会乘法口诀并及时收手更加容易”。艾舍登最终搭乘火车，从芬兰逃离俄国。
克格勃监听人员不太可能熟知二十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作品，更不可能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破解这一线索。但这仍然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做法。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逆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一种文化上的叛逆，是对苏联庸俗风气的一种抗议。留下一个出自西方文学作品的模糊暗示，是他给出的最后一击，也表明了他在文化上的某种优越感。无论他能否逃脱，克格勃事后都将对他的通话内容进行梳理，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嘲弄：他们会更加恨他，但也可能会欣赏他。
每年陪女王在巴尔莫勒尔（Balmoral）度假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最不喜欢的首相职责之一。撒切尔认为，首相每年夏天在苏格兰王室城堡客居数日的传统“纯属浪费时间”。女王也看不上撒切尔，嘲笑她的中产阶级腔调是“五十年代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标准发音”。撒切尔没有住在城堡主体建筑内，而是居住在空旷处的一间小舍里，整日与自己的红盒子和一个秘书为伴，尽量远离为风笛、惠灵顿长筒靴和柯基犬所充斥的王室世界。
7月18日星期四，克里斯托弗·柯温赴唐宁街10号，紧急拜访了撒切尔的私人秘书查理·鲍威尔。在一间私人会议室里，军情六处局长解释说，“皮姆利科”行动已经启动，现在需要首相的授权。
查理·鲍威尔是撒切尔最信任的顾问，掌握了政府的核心机密。作为少数知晓“诺克顿”专案的官员，鲍威尔后来将这项潜逃计划形容为“我听过的最机密的事件”。他和撒切尔都不知道这个被首相称作“科林斯先生”的人的真实姓名。鲍威尔确信首相会批准行动，但潜逃计划“过于敏感，不能在电话里谈论”。必须有人当面向首相解释此事，而只有鲍威尔才能去问她。“我不能告诉唐宁街10号的任何人我在做什么。”
当天下午，鲍威尔离开了唐宁街10号，但没说要去哪；他坐火车前往希斯罗机场，自掏腰包购买机票，登上了去阿伯丁（Aberdeen）的飞机。（“这件事如此保密，以至于我后来报销开支时遇到了麻烦。”）到了阿伯丁，他租了辆车，在瓢泼大雨中一路向西奔去。巴尔莫勒尔城堡自1852年以来就是英国王室的避暑别墅，那是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建筑，周围修建了一些塔楼，占据了一片50000英亩的苏格兰沼泽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傍晚，一般人很难找到这个地方。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当鲍威尔最终开着他租来的小车，抵达城堡外巨大的大门时，他显得筋疲力尽、十分焦虑。
门楼的侍从武官正在接电话，就一件王室大事进行着高层讨论：女王想借太后的录像机看影片《老爸上战场》（Dad’s Army）。看起来事情很棘手。
鲍威尔想打断通话，但对方露出冷淡的表情，于是他不再说话。侍从武官学校会专门向学员传授如何做出这种表情。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鲍威尔一边跺脚，一边看着手表，而侍从武官仍在谈论着录像机的事，讨论它的确切下落以及为什么它一定从城堡的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问题最终解决了。鲍威尔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自己有急事要见首相。又是一阵漫长的拖延后，他被带进了女王私人秘书菲利普·摩尔（Philip Moore）爵士的房间。摩尔后来被封为伍尔弗科特男爵（Baron Moore of Wolvercote），获赐巴斯勋章（GCB）、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GCVO）、三等勋章（CMG）、女王服务勋章（QSO），也是枢密院成员（PC），他还是女王秘密的头号保守者。摩尔是一名骨子里很谨慎、恪守礼节的侍臣。退休后，他成为一名常任宫廷侍从（Permanent Lord-in-Waiting）。他做事喜欢不紧不慢。
“你为什么要见撒切尔夫人？”他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鲍威尔说，“这是秘密。”
充满礼仪感的摩尔有些生气。“我们不能在不知道对方为何至此的情况下，让他们在巴尔莫勒尔乱逛。”
“你必须带我去，因为我现在要见首相。”
“你为什么要见她？”
“我不能告诉你。”
“你必须告诉我。”
“我不能。”
“无论你告诉首相什么，她都会告诉女王，陛下会告诉我。所以请告诉我你为何要见首相。”
“不行。如果首相想告诉女王，女王又想告诉你，那是她们的决定。但我不能告诉你。”
皇家侍臣有些恼火。如果你是一名私人秘书，没有什么比另一位私人秘书比你知道更多秘密更令你恼怒的了。
鲍威尔起身要走。“我自己去找首相。”
摩尔对这种无法容忍的不顾礼节之举感到生气，但还是叫来了一个仆人，带鲍威尔从一个小门去了潮湿的花园，沿一条小路到了一处“类似于花园棚的地方”。
玛格丽特·撒切尔正靠在床上，周围全是公文。
“她见我来了，非常惊讶。”
鲍威尔花了几分钟向她解释情况，撒切尔很快就批准了“皮姆利科”行动。这位不知道名字的间谍不顾个人安危，在她担任首相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说：“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特工信守承诺。”
鲍威尔后来评论道：“她非常欣赏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这违背了她的某些原则——她讨厌叛徒。但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他身处不同的阵营。撒切尔非常尊重那些反抗苏联当局的人。”
这位“科林斯先生”——无论他是谁，都已经为西方阵营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他身处险境，英国必须竭尽所能地营救他，无论带来何种外交影响。
撒切尔夫人不知道——也从未发现的是——她批准了一项已经开始了的行动。一旦她拒绝批准营救计划，那就没有办法通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会合点也不会有人等着接应他。他就被抛弃了。
“皮姆利科”行动已不可阻挡。
14 7月19日星期五
莫斯科，英国使馆，上午10点
随着出发时间临近，罗伊·阿斯科特越来越兴奋，也愈发感到不安。他整晚大多数时间都在祈祷。“我非常肯定，无论我们准备得多么充分，在行动中都要靠上帝保佑。”军情六处此前从未成功将任何人偷偷带出苏联。“皮姆利科”自己一个人抵达会合点已经困难重重，但如果他按照计划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逃走，成功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我想：他会被打死。计划不会成功。我们都知道这整件事有多么不靠谱。我们在兑现一个承诺，我们必须这样做，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我认为成功的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世纪大厦发来一封电报。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高层在使馆的一些管理者当中“发现了动摇的迹象”，于是发来一封电报“坚定大家的信心”。电报写道：“首相已经亲自批准了行动，对你们开展行动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我们给予你们百分之百的支持，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阿斯科特给卡特利奇看了电报，表明了“伦敦高层对此事的一贯支持”。
但出现了另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为了开车离开苏联，外国外交官需要获得正式的许可与特别牌照。制作牌照的官方汽修厂只营业到周五中午。吉的福特车非常顺利地换上了特别牌照，但阿斯科特的萨博车却被退了回来，并被告知：“对不起。我们不能给这辆车更换牌照，因为你的妻子没有驾照。”卡罗琳装有苏联驾照的手提包上个月被偷了，为了领一张新驾照，她把自己的英国驾照交给了领事当局。她的英国驾照尚未被归还，新的苏联驾照也还没领到。外交官独自开车是不被允许的；没有一名拥有有效苏联驾照的副驾驶员，阿斯科特就无法获得官方牌照；而如果没有这些牌照，他们就无法离开苏联。“皮姆利科”行动眼看就要因一块小小的苏联官僚主义顽石而泡汤。上午11点，还有一个小时汽修厂就要关门了，当阿斯科特仍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时，他收到了一个来自苏联外交部的包裹，里面装有卡罗琳的英国驾照和新的苏联驾照。“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及时更换车牌。我不敢相信，运气真是太好了。”但仔细一想，阿斯科特还是起了疑心，驾照被出乎意料且非常及时地送回，这到底是单纯的走运，还是克格勃的圈套：“我们扫清了出发前的最后一个障碍，但一切似乎有点过于轻松了。”
莫斯科，列宁斯基大街，上午11点
戈尔季耶夫斯基花了整个上午，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很快，克格勃就会把这里翻得底朝天，撕碎地板，把他的藏书一页页撕掉，将家具拆得七零八落。但某种奇怪的自尊心让他觉得，克格勃到这里进行破坏时，他的家应该看起来“井井有条”：他洗了碗，放好了餐具，在水槽里洗了衣服，并晾了起来。在台子上，他给莱拉留了220卢布，足够好几天的日常开销。这是一种小小的姿态……但代表什么呢？他长期的关心？道歉？遗憾？钱可能根本到不了莱拉手中。克格勃肯定会没收或私吞这笔钱。不过，如同仔细地清理房间一样，他这样或许留下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信息：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被克格勃当作一个好人；他希望彻底被他蒙在鼓里的克格勃能够尊重他。他没有留下自我辩护的纸条，没有对背叛苏联的行为做出解释。如果他们抓住他，克格勃就会知道一切，而且肯定不会用吐真剂这种仁慈的手段。他留下了一间一尘不染的屋子，还有很多洗好的衣服。和哈林顿先生一样，如果不洗完衣服，他是不会逃走的。
接着，戈尔季耶夫斯基准备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甩掉克格勃的跟踪小队。时机的选择非常关键。如果他过早出门摆脱监控人员，他们最终可能会发现端倪，提高警惕。但如果他出门过晚，又可能无法摆脱盯梢，到火车站时还甩不掉克格勃的人。
他草草收拾了一下行李，把东西装进了一个普通塑料袋：一件薄外套，他的丹麦皮帽，镇静剂和一本苏联出版的便携道路地图集。地图集包括了芬兰边境地区的情况，由于当地是军事敏感区域，所以地图并不精确。
他忘了带鼻烟。
芬兰，瓦利马（Vaalimaa）的汽车旅馆，上午11点
在芬兰这边，“皮姆利科”行动正在按计划实施。小组成员在距苏联边境10英里处的一家小汽车旅馆里集合。维罗妮卡·普赖斯和西蒙·布朗使用假护照，于前一天晚上抵达赫尔辛基，在一家机场酒店过了夜。当他们到达汽车旅馆停车场时，负责与芬兰协调的军情六处年轻官员马丁·肖福德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几分钟后，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官员埃里克森和拉尔森也到了。碰巧的是，几辆车都是在机场的同一家租车公司租的，让肖福德害怕的是，停车场现在停了三辆一模一样的车：三辆鲜红的全新沃尔沃，车牌号紧挨着。“我们看起来像一支车队。太显眼了。”明天之前至少要更换一辆车。
维罗妮卡·普赖斯初次拟订计划时，就选好了芬兰边境一侧的会合点。穿过边境后往西北方向走5英里，在一条林间小径的尽头右转，进入森林。在森林里走1英里后靠左，是一小片停靠木材运输车的空地，周围都是树木，主路上看不到这个地方：这一地点距离边境不远，既能确保奥列格和他的家人不会在后备厢里待太久，也足够远离边境的安检区。
军情六处-丹麦安全与情报局联合小组仔细侦察了会合点周围的环境。四周的芬兰松树林绵延不断。视野范围内没有房屋。他们将在此处和逃跑小队会合，迅速将逃亡者从军情六处的车中转移到租来的芬兰车辆里，然后分成两个小组。芬兰小组会在森林中继续走大约10英里，然后在第二处会合点休整，在那里他们可以查看逃亡者的健康状况，给他们换衣服，自由地交谈，不用担心在装有窃听器的外交车辆上遭到监听。同时，莫斯科小组会一路赶赴赫尔辛基，并在第一个加油站等候。逃亡小组此后开始北上芬兰-挪威边境的漫长之旅：莱拉和一个孩子乘坐丹麦人的汽车，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另一个孩子坐布朗和普赖斯的车。肖福德会在加油站和军情六处莫斯科小组会合，向阿斯科特和吉介绍情况，从加油站停车区的公共电话亭打一个重要的电话。
电话将自动转给对苏行动部门负责人接听，他将在世纪大厦和P5小组一同等候。加油站电话有可能被克格勃或芬兰情报机构监听，因此“皮姆利科”行动的结果必须以委婉的方式报告出去。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家人安全逃脱，肖福德会说他的垂钓假日收获颇丰。不过，如果营救失败，他会说自己一无所获。
仔细检查了会合点之后，小组成员开车返回赫尔辛基，将其中一辆鲜红的沃尔沃换成了其他车型，然后回到各自的酒店休息。
莫斯科，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中午12点
在莫斯科的住所里，卡罗琳·阿斯科特和瑞秋·吉正在收拾东西。她们不能带个人衣物，因为汽车后备厢的所有空间都要用来安置“皮姆利科”和他的家人。因此，她们找了一些空的大旅行袋，装满坐垫后确实显得很占地方，但腾空的话可以叠平。七年前首次整理的逃跑装备，之前存放在英国使馆的保险柜里：水瓶和儿童用的塑料“鸭嘴杯”（在局促的后备厢里，女孩儿们用它喝水更容易一些），用于小便的两个大空瓶子和四张“太空毯”，即具备热反射功能的塑料薄毯，以减少由于体温过低或体力消耗过大造成的热量流失。据说苏联边境检查站装有热传感器和红外摄像头，能检测出藏匿的人员，但军情六处没人知道这一技术的工作原理，或者这一技术是否真的存在。逃亡者必须脱到只剩内衣裤，然后再盖上毯子；后备厢里会很热，他们的体温越低，被嗅探犬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卡罗琳准备了野餐用品——袋装食物，毯子，三明治和薯片——他们可以在停车处进行野餐，以作为障眼法。逃亡者可能要花些时间从暗处出来。他们也许不会准时抵达会合点。停车处可能会有其他人在，如果四个外国人待在那里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两对夫妇需要为半路停车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一次英式野餐将提供完美的掩护。卡罗琳还为弗洛伦斯准备了一个旅行包，里面装有衣服、婴儿食品和一些尿布。瑞秋·吉带两个孩子和婆婆去了公园。她会停下来，扶着后背，好像真的疼一样。她的表演如此逼真，以至于吉的母亲问他：“你确定她没病吗？我觉得她身体不太好，你明白的。”
莫斯科，英国使馆，下午3点
英国使馆的一名军事专家、海军武官助理刚从芬兰回到莫斯科，无意间给潜逃行动带来了一则坏消息：他报告说自己在进出苏联边境时，在维堡遭到了克格勃边防人员的刁难。边防人员不顾外交准则，要求搜查他的汽车，武官助理并未反对。“这个愚蠢的家伙让他们放狗搜查。”阿斯科特生气地说。如果边境当局违反惯例，使用嗅探犬搜查英国外交车辆，那潜逃计划就泡汤了。挤在两辆车后备厢里的四个人肯定气味很大。在最不适当的时机，武官助理无意间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阿斯科特急忙伪造了一份英国大使发给苏联外交部的正式抗议照会，表达了对武官车辆被搜查的不满，认为此举侵犯了英国的外交豁免权。照会并未发出，但阿斯科特带了一份，并用俄语写下了《维也纳公约》的相关条款。如果边境上的克格勃想搜查车辆，他会拿出这份伪造的文书。但他不能保证此举奏效：如果边防人员想看后备厢里有什么，任何官方抗议也阻止不了他们。
还有最后一份文书。军情六处秘书瓦奥莱特在一张可溶纸上敲出了计划的注意事项。如果克格勃逮捕他们，这份备忘录“可用水溶解，实在没有办法也可以嚼碎吞下”。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军情六处小组成员可以将“皮姆利科”行动的证据吃掉。
莫斯科，列宁斯基大街，下午4点
戈尔季耶夫斯基穿了一件绿色薄毛衣，褪色的绿色灯芯绒裤子和一双旧的棕色鞋，这些衣物是从衣柜深处挑的，可能没有受到放射性灰尘或其他化学物质的沾染，不会引起嗅探犬的警觉。这身装扮看起来和他那身绿色的运动服很像，看门人（以及克格勃监视者）可能会觉得他只是出去跑步。他锁上了屋子的前门。克格勃几个小时后，就会再把门打开。“我不仅告别了我的住所和财物，也告别了我的家人与过往的人生。”他没有带上照片或任何情感上的纪念品。他没有给母亲或妹妹打最后一个电话，尽管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们了。他没有留下解释或辩解的纸条。在人生中最不同寻常的一天，他没有做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当他走过走廊时，看门人并没有抬头看他。他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穿过莫斯科市区到列宁格勒车站，最后一次甩掉盯梢。
此前几次摆脱盯梢时，他利用了附近的购物区。这次，他穿过大街，进入另一侧的一片树林，这片树林一直延伸至大街的尽头。在视线里看不见公路之后，他开始慢跑，并逐渐加快速度，最后几乎开始快速奔跑。那个胖胖的克格勃监视人员肯定跟不上他。到了公园尽头，他穿过公路，沿原路返回，从相反的方向进了一家商店。塑料袋在苏联比较罕见，有些过于显眼，因此他买了一个便宜的人造革旅行包，在里面装进少量个人物品，从后门离开了商店。之后他有条不紊且一丝不苟地实施了完整的摆脱跟踪步骤：在车门即将关闭时，跳上一列地铁，在坐两站后下车，等下一班地铁到达，等站台上的所有乘客在车门关闭前全部上车后，才搭乘反方向的那班车；接着，他悄悄地穿过一条街，再沿另一条街原路返回，从一个入口进入一家商店，然后从后门出来。
列宁格勒车站人山人海，警戒森严。碰巧，来自157个国家的26000名左翼青年正涌入莫斯科参加下周开始的第十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大会，庆祝“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平与友谊”。在一场群众集会上，戈尔巴乔夫将宣布：“在这里，伟大的列宁的故乡，你们能直接感受到，我们的年轻人是多么执着于人性、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大多数参加活动的人并非为列宁而来，而是为了音乐：表演者包括已经在东德定居、对苏联有好感的美国歌手迪恩·里德（Dean Reed），英国流行乐二人组“除了那女孩”（Everything But the Girl）以及受苏联诗人安德烈·沃兹尼森斯基（Andrei Voznesensky）之邀前来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很多青年代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取道芬兰来到苏联。看到在车站巡逻的防暴警察，戈尔季耶夫斯基有些不安，但他随即安慰自己：有这么多人从北部边境赶来，卫兵们可能就顾不上从另一方向驶来的外交车辆。他在一个摊位买了面包和香肠。据他观察，没有人跟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