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10
连夜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主要由四等卧铺车厢组成，每个隔间有六个铺位，挨着过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票是上铺。他找到一张干净的床单，铺好了床。车厢里的女乘务员是一名暑假期间兼职的学生，她似乎没有特别留意戈尔季耶夫斯基。5点30分，火车准时出发。戈尔季耶夫斯基坐在铺上，吃着寒酸的晚餐，尽量保持镇定，而下铺的几名乘客在玩着猜字游戏。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很快就在精神疲劳、恐惧与体内化学物质的作用下睡着了。
莫斯科，英国使馆，晚上7点
大使的就职酒会非常成功。昨晚刚到的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做了一段简短的发言，军情六处的与会者根本听不进去。瑞秋待在家中，冲着隐藏的窃听器呻吟，偶尔发出“奇怪的啜泣声”。在吊灯下一个小时的外交闲聊后，两名情报官员借故离开，解释说他们必须连夜开车去列宁格勒，带瑞秋去芬兰看医生。参加酒会的人中只有卡特利奇大使、大卫·拉特福德（David Ratford）代办和军情六处秘书瓦奥莱特·查普曼知道他们此行的真实目的。酒会结束后，瓦奥莱特从使馆中的军情六处保险箱取出了“皮姆利科”的“医药包”，交给了阿斯科特：里面是为大人准备的镇静剂，以及用来麻醉两个惊恐不安的小姑娘的一对注射器。
回到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当男人们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出发时，瑞秋进了孩子们睡觉的卧室，亲吻了他们，道了晚安。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如果我们被抓住，”她回忆道，“我们很长时间都脱不了身。”吉扶着他后背僵硬、步履蹒跚的妻子走到福特塞拉车边，让她坐到了前排副驾驶处。
大约夜里11点15分左右，两辆车驶入宽阔的大街，向北开去，吉的福特车打头，阿斯科特的萨博车跟在后面。为了在漫长的赫尔辛基之旅中打发时间，两对夫妇都带了很多音乐磁带。
监视他们的克格勃汽车只有一辆，在跟着他们走到了市郊的索科尔（Sokol）后就离开了。驶入宽阔的高速公路之后，阿斯科特和吉没有发现明显的跟踪车辆。但这并不能让人放心。驾车盯梢并非克格勃监视车辆的唯一方法。在每条主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国家车辆检查局哨所，当受到关注的车辆驶过时，哨所会使用无线电提醒下一处哨所注意，如果必要的话，还会联系部署在视野以外的监视车辆。
车里的气氛超脱而又紧张。由于车内可能装有窃听器对讲话进行录音，并传到一辆带有无线电设备的克格勃汽车上，他们必须继续演下去。表演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的移动场景。瑞秋依然在抱怨后背疼痛。阿斯科特则抱怨新大使刚到，自己就要带着一岁多的孩子驱车数百英里。没有人提到潜逃的事，尽管大家都希望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这肯定是个圈套，”当瑞秋已经睡着的时候，吉思索着，“我们逃不掉的。”
7月20日星期六
从莫斯科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凌晨3点30分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车厢地板上，头痛不已，有好一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上铺的一个年轻人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他，说：“你摔下来了。”安眠药让他睡得死沉，以至于火车突然停车时，他从上铺滚了下来，摔到了地板上，划伤了太阳穴。他的毛衣上都是血。他摇摇晃晃地来到过道，透透气。隔壁隔间，几名哈萨克斯坦来的年轻女性正兴高采烈地聊着天。他刚要张嘴说话，其中一个女人惊恐地说：“如果你敢跟我说一句话，我就会大喊。”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子：凌乱不堪，身上到处是血迹，站都站不稳。他退了回来，拿上自己的皮包，来到过道的尽头。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到列宁格勒。其他乘客会觉得他喝醉了，向当局报告吗？他找到了列车警卫，给了她五卢布，说“谢谢你的帮助”，尽管她除了提供床单外，什么也没做。她困惑地看了他一眼，看起来像是一种责备。天刚蒙蒙亮，火车继续行驶着。
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高速公路，凌晨4点
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到瓦尔代山（Valday Hills）时，潜逃小组看到了一幅壮美的拂晓景色，让阿斯科特顿生诗意：“一阵浓雾从湖水中升起，弥漫于山岭、树木和村庄之间。平缓的陆地和长满紫罗兰与玫瑰、满是泡沫的岸堤融为一体。三株鲜艳的植物非常对称地挺立着，一株长在左边，一株长在右边，还有一株在中间。我们看到已经有人在用镰刀割草，采摘草药或沿着斜坡和溪谷带牛去牧场。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画面，一种充满诗意的时刻。很难相信有这么美好开端的一天，会有什么坏事发生。”
弗洛伦斯在汽车后排睡得很香。
阿斯科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很有精神追求，他想：“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面前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
在第二辆车上，亚瑟和瑞秋·吉也沉醉于眼前的景色之中，太阳正从地平线升起，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俄罗斯高地上。
磁带正在播放“恐怖海峡”乐队（Dire Straits）的专辑《手足情深》（Brothers in Arms），马克·诺弗勒（Mark Knopfler）的吉他演奏似乎带来了黎明。
这些薄雾笼罩的山峰
现在是我的归处
但我的家在低地
永远如此
有一天你会回到
你的山谷和你的农场
你不会再难过
我们手足情深
穿过这些毁灭的田野
经受战火的洗礼
我目睹了你所有的痛苦
战火愈发肆虐
尽管他们伤我很深
惊慌失措中
你没有离我而去
我们手足情深
“我头一次觉得：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的。”瑞秋回忆道。
就在此时，一辆车头凹陷的棕色苏联产菲亚特，即“日古利”（zhiguli），标准的克格勃监视用车，正在他们车后大约200英尺处紧紧跟随。“我们被跟踪了。”
列宁格勒，火车总站，清晨5点
火车到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是最早下车的乘客之一。他快速走到出口，不敢回头看，不知道那个女警卫是否已经告诉车站工作人员有一个陌生乘客从上铺摔了下来，还多给了她小费。车站外没有出租车，但停了一些载客赚钱的私家车。戈尔季耶夫斯基进了一辆私家车，他说：“去芬兰火车站。”
5点45分，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芬兰火车站。车站前几乎废弃的广场上伫立着一座巨大的列宁雕像，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1917年从瑞士回国领导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芬兰火车站是革命自由及苏联诞生的标志；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而言，它也代表着一条通向自由之路，尽管其方向完全相反。
去往边境的第一列火车7点5分出发。火车开往位于列宁格勒西北30英里的泽列诺格拉茨克，从那里到芬兰边境只有十几英里。他可以在泽列诺格拉茨克搭乘公交车，沿主要道路去往维堡。戈尔季耶夫斯基上了火车，假装睡着。火车缓慢地行驶着。
莫斯科中心，克格勃总部，早上7点
克格勃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消失的确切时间不甚清楚，但到了7月20日黎明，第一总局中国部的监视小组肯定感到非常焦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周五下午，他拿着一个塑料袋，慢跑到列宁斯基大街的树林里。此前三次他消失后，都会几个小时内再次出现。但这次，他没有回家。他也没有和他的妹妹、岳父或他的朋友柳比莫夫在一起，任何已经掌握的地址都找不到他。
此刻，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提高警觉。克格勃可以立即展开搜索，在他的家中仔细寻找有关他下落的线索，向他的所有朋友和亲戚进行质询，加大对英国外交人员的监视力度，然后封锁所有可能的空中、海上和陆上逃跑路线。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监视小组在7月20日早上做了这些事。这些在克格勃混日子的人害怕当局对失败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施加惩罚：他们什么也没做，指望着问题自动消失。
列宁格勒，早上7点30分
军情六处潜逃小组将车停在了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Astoriya）酒店外面。那辆棕色克格勃监视汽车一路跟踪他们到了列宁格勒市中心，然后消失了。“我觉得还有人在跟踪我们。”阿斯科特写道。他们打开后备厢，“故意在里面鼓弄着，告诉监视者我们没藏东西，后备厢里真的都是行李”。吉和两个女人进了酒店，给孩子喂饭并吃早餐（“煮老了的难吃鸡蛋和硬到咬不动的面包”），阿斯科特待在车里，假装睡觉。“克格勃在四处打探，我不想有人朝车里乱看。”两个人先后靠近了他的车，透过车窗仔细张望；阿斯科特都假装突然醒来，瞪着他们。
阿斯科特估计，北上前往指定停车点的车程有100英里，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因此，他们要在11点45分从列宁格勒出发，以留出充足的时间，在下午2点30分前抵达会合点。尾随他们来到列宁格勒的这辆车，以及现在在他车周围四处打探的人，表明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他们，这颇为令人担心。“那一刻，我知道他们会一直跟着我们到边境，这一下子激发了我的热情。”两辆动力强大的西方汽车，应该比一辆苏联造的克格勃汽车跑得快，足以甩掉跟踪、拐入会合点而不被发现。但如果克格勃在前方也安排了一辆监视车（他们有时会这样做）怎么办？如果“皮姆利科”无法摆脱跟踪，他们可能会落入圈套。“我最害怕的是，克格勃的两辆车准备在会合点对我们实施钳形包围。我仅存的一点乐观也烟消云散了。”
为了打发出发前两个小时的时间，阿斯科特建议利用这段工夫一起去斯莫尔尼学院与修道院（Smolny Institute and Convent）。此地原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Smolny Institute for Noble Maidens），是俄罗斯首批教育女性（仅限贵族女子）的学校之一，这座宏伟的帕拉第奥式（Palladian）大厦曾在十月革命期间被列宁当作指挥部，在迁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之前，此地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政府所在地。这里充满了阿斯科特所说的“列宁尼安纳（leniniana，列宁一词的变体形式）元素”。
在斯莫尔尼宫花园里，四人坐在一张长凳上，有意挤在一起看一本导游手册。“这是最后一次紧急会议，把计划整个过一遍。”阿斯科特如此说道。如果他们成功抵达会合点，那么汽车后备厢里的东西就需要放到他处，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家人腾地方。在阿斯科特和吉清空后备厢的同时，瑞秋将准备野餐物品。与此同时，卡罗琳将抱着弗洛伦斯，步行走到停车点入口处，查看道路情况。“如果有任何不对劲，她会摘下头巾。”但如果一切正常，吉会打开汽车引擎盖，向“皮姆利科”发出可以出来的信号。讲话会被窃听器听到，因此整个过程都会默默进行。如果只有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个人，那他就藏在吉那辆车的后备厢里。福特车的悬架比萨博车高，多出一个人的重量不会过于明显。“亚瑟在前面带路驶出会合点，”阿斯科特写道，“我在后面保护，防止有人突袭后备厢。”
曾经的革命指挥部似乎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密谋场所。“这真是对克格勃的一种挑衅。”
回到车上并开车出发前，四人沿着涅瓦河（Neva）河岸漫步，看着河水流过一座废弃的码头，“码头现在锈迹斑斑，到处是没有轮子的公交车和漂浮在水草中的破旧包装纸”。阿斯科特表示，这是一个与上帝进行简短交流的好机会。“我们四人都沉思了一阵。我们感受到了某种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真的需要这样。”
在列宁格勒郊区，他们路过了一座带有瞭望塔的大型检查哨所。过了一会，一辆载有两名男性、带着高高的无线电天线的蓝色拉达日古利汽车，悄悄地跟在了他们后面。“这让人沮丧，”阿斯科特写道，“但更糟的还在后面。”
泽列诺格拉茨克，上午8点25分
戈尔季耶夫斯基下了火车，四下看了看。泽列诺格拉茨克镇在1948年前被称为特里约基（Terijoki，当地的芬兰语名称），这里的居民眼下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车站里人来人往。他在这里不太可能被人跟踪，但莫斯科的监视小组肯定已经提高了警觉。西北方向50英里外的维堡边境哨所可能已经加强了戒备。潜逃计划要求他搭乘公交车走完剩下的路，在836标记点下车（此处距莫斯科836公里，距边境城镇维堡则还有16英里）。在公交车站，戈尔季耶夫斯基买了一张去维堡的车票。
老旧的公交车上坐了一半的乘客，驶离泽列诺格拉茨克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尽量让自己在硬硬的座位上感觉舒服些，闭上了眼睛。一对年轻夫妇坐在他前面。他们很健谈，也很友好。而且同很多典型的俄罗斯人一样，在上午9点就喝了不少酒。“你去哪里？”他们打着嗝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支吾了一句。酗酒者有没话找话的习惯，他们又大声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去维堡附近的一个村庄看朋友，说了一个从迷你地图册上看到的村庄名字，连他自己听起来都不太靠谱。但这对夫妇似乎很满意，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说着，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摇摇晃晃地起身下了车，高兴地朝他挥了挥手。
道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针叶树中夹杂着灌木桦树和山杨树，偶尔会看到摆放着野餐桌的空地。在这里很容易迷路，但也很适合藏身。旅游巴士从反方向呼啸而过，带着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年轻人去参加音乐节。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了很多军事车辆，包括装甲运兵车。边境地区高度军事化，正在进行着某种军事演习。
道路向右转弯，突然间，维罗妮卡·普赖斯给他看过很多次的照片中的画面似乎变得熟悉起来。他没有发现标记点，但确定就是这里。他站起身来，仔细看着窗户外面。公交车上几乎空了，司机通过后视镜奇怪地看着他。公交车到站停车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犹豫了一下。车又开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急忙跑过过道，一只手捂着嘴。“对不起，我有些不舒服。能让我下车吗？”司机很生气，再次停车并打开了车门。车开走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弯腰来到路边沟旁，装作呕吐。他把自己弄得太过于招摇了。现在至少有五六个人清楚地记得他：火车警卫，在火车上发现他掉到地板上的男人，刚才喝醉的夫妇和公交车司机，司机肯定能想起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的生病的乘客。
停车点入口在前方300码处，有一块醒目的石头。入口处是一段100码长的宽阔D型环路，路边的树木和茂密的灌木丛提供了很好的遮挡。环路最宽处的一条军用小道通往右边的树林深处。停车点肮脏的路面上满是灰尘，但周围的土地很湿软，还有几摊积水。天气开始暖和起来，土地散发出一种刺鼻的臭味。他听到了蚊子嗡嗡直飞，感到被咬了一口。空旷的森林似乎很安静。现在才10点30分。军情六处接他的车还要四个钟头才能到，如果他们真的能来的话。
恐惧和紧张可能会对人的思想和胃口产生奇特的影响。戈尔季耶夫斯基应该躲在灌木丛里。他应该脱下外套，蒙在头上，让蚊子尽情肆虐。他应该在此等候。然而，他做了一件事后看来非常疯狂的事。
他决定去维堡，好好喝一杯。
从列宁格勒到维堡的高速公路，中午12点
军情六处的两辆车离开了列宁格勒郊区，一辆克格勃的蓝色日古利在后面跟着。突然间，一辆苏联警车插到了阿斯科特的萨博车前面，开到车队的前头。过了一会，对面驶来第二辆警车，在示意后掉头，并跟在了日古利车后。第四辆深黄色的日古利车开在了纵队最后。阿斯科特说：“我们被包围了。”他焦虑地看了一眼卡罗琳，什么也没说。
大约十五分钟后，前面的警车突然驶离车队。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古利开始加速，超过了两辆英国汽车，占据了头车位置。前方一英里处，第一辆警车正在辅路等候。车队通过后，它开了过来，跟在了后面。军情六处的车又被包围了，但这次是克格勃的车在前面，两辆警车在后面。现在出现了一种经典的苏联式以多打少的局面，对方使用无线电联络，进行了一场奇特的汽车群舞：“克格勃向警方说：‘你们可以跟着，但我们要完成这次行动。’”
无论车辆的前后顺序如何，这都是根本不加掩饰的跟踪行为。阿斯科特忧郁地开着车。“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受到了钳形包围。我看到我们在到了会合点之后会受到克格勃的‘热烈’招待，会有很多埋伏在暗处、身穿制服的人蹦出来。”
离标记点越来越近了。“我没有应对眼下局面的对策：我根本想不到我们在开往会合点的路上，会有克格勃的车紧紧跟在我们前后。”一辆车在前面，三辆车跟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拐到停车点。“如果到了会合点他们还跟着，”阿斯科特想，“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了。”“皮姆利科”和他的家人——如果他把他们带来了的话——届时将孤立无援；当然，这都建立在他成功离开了莫斯科的假设之上。
维堡南边的一家餐馆，中午12点15分
路上第一辆开往维堡的车是一辆拉达，在看到戈尔季耶夫斯基伸出拇指之后主动停了下来。搭便车在苏联很普遍，当局也鼓励这种行为。即使在军事区，一名孤单的搭车人也不一定会引起怀疑。这名年轻的司机聪明地穿了一身便装。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想，他可能是军人或克格勃，但即便如此，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根本不感兴趣，什么也没问，大声播放着西方流行音乐，一路开到城镇边上。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了他三卢布，司机收下钱，什么也没说，开车扬长而去。几分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开始享用他美味的午餐：两瓶啤酒和一盘炸鸡。
喝完第一瓶酒后，随着紧张感消失，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感到昏昏欲睡。他觉得鸡腿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之一。维堡郊外这家空荡的餐厅似乎格外平庸，如同一个玻璃和塑料制成的泡沫。他点餐时，女服务员匆匆瞥了他一眼。他开始感到一种严格来说并非安心，而是有些奇怪的平静，并突然觉得很累。
维堡的主权在几个世纪以来几经易手，这里曾归属于瑞典、芬兰、沙俄，后并入苏联，此后虽一度回到芬兰手中，最终又归入苏联。1917年，列宁曾作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团长路过此地。二战前维堡有8万人口，绝大多数是芬兰人，也包括少数瑞典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吉卜赛人、鞑靼人和犹太人。在1939～1940年的苏芬冬季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居民都被疏散，一半以上的建筑物毁于战火。残酷的战争之后，苏军占领了维堡。在1944年苏联当局在驱逐完最后一批芬兰人并在此安置了苏联公民后，维堡被吞并。和所有遭受毁灭并草草重建起来的城镇一样，维堡也有着一种荒凉、死气沉沉的氛围。这里似乎根本不是一座真实的城镇，但这家餐馆让人感到温暖。
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惊醒。他睡着了吗？他突然发现已经下午1点了。三个男人进了餐馆，盯着他看，戈尔季耶夫斯基满腹狐疑。三个人穿着得体。戈尔季耶夫斯基尽量表现得不慌不忙，拿起第二瓶啤酒，放进包里，把餐费放在桌子上，离开了餐馆。他努力振作起来，朝南慢悠悠地走着；走了400码后，他才敢回头看。几个男人还在餐馆里。但时间都去哪了？现在路上一片荒凉。随着午餐时间的到来，路上已经看不到车辆。他开始奔跑。跑了几百码后，他开始大汗淋漓，但还是加快了速度。戈尔季耶夫斯基仍是一名优秀的跑手。尽管过去两个月受尽煎熬，他还是很健康。大步奔跑时，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由于害怕与疲劳怦怦直跳。一个搭便车的人可能不怎么显眼，但一个沿着空无一人的马路疾奔的人肯定会引人侧目。至少他现在正往边境的反方向奔跑。他跑得更快了。自己为何不在会合点好好待着？他可能在一小时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跑完十六英里赶到停车点吗？似乎不太可能。但他还是拼命跑着。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自己的生命奔跑。
芬兰，瓦利马村以北两英里，下午1点
在芬兰边境的另一侧，军情六处接待小组早已准备就绪。他们知道阿斯科特和吉昨天晚上已经准时从莫斯科出发，但此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普赖斯和布朗将他们的红色沃尔沃汽车停在了路旁的空地边上。肖福德和丹麦人已经在道路两旁就位。如果阿斯科特一行驾驶的两辆车到达这里之后，克格勃还穷追不舍的话，埃里克森和拉尔森会用他们的车去阻挡或撞击追踪者。二人似乎对可能实施的拦截行动感到兴奋。天气很热，四周很安静，经过此前四天的紧张忙碌后，现在的氛围显得格外平和。
“我感到一种山雨欲来前的独特平静。”西蒙·布朗如此回忆道。他带了一本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的布克奖获奖小说《湖畔酒店》（Hotel du Lac）。“我觉得带一本太厚的书有点冒险，因此我带了一本薄的。”丹麦人正在打盹。维罗妮卡·普赖斯又在心里过了一遍潜逃计划的全部内容。布朗慢悠悠地看着书，“尽量不去注意时间的流逝”。不祥的预感一直挥散不去：“我担心给孩子们注射了药物之后，她们可能就没命了。”
从列宁格勒到维堡的高速公路，下午1点30分
苏联的公路建设部门对列宁格勒到芬兰边境段的高速公路颇为自豪，这段公路是往来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苏联的主要门户。这是一项面子工程，有着宽阔的拱形柏油路面，指示牌与路标干净醒目。小车队以120公里的时速顺利地行驶着，一辆克格勃的车开在最前面，军情六处的两辆车被夹在中间，两辆警车和第二辆克格勃的车跟在后面不远处。这对克格勃来说太容易了，因此阿斯科特决定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我被跟踪了好几年，我知道克格勃第七局的套路。他们通常清楚你知道他们在跟踪你，而真正让他们恼火和尴尬的是，有人故意向克格勃表明你们已经被发现了：心理上，监视人员不喜欢被监视对象轻易发现，并在他们面前显得无能。他们不喜欢你摆出挑衅的姿态向他们叫嚣：‘我们知道你在那里，我们知道你要干什么。’”原则上，阿斯科特一般对克格勃的跟踪视而不见，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露骨。现在，他要第一次打破自己的规矩。
阿斯科特子爵将车速放慢至55公里每小时，后面的车不得不也减慢速度。在800公里指示点，阿斯科特再次减速，仅以4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缓慢行驶着。前方的克格勃车辆也放慢速度，等着军情六处的车赶上来。车队后面开始排起了长队。
克格勃司机不喜欢这样。英国人在耍他们，故意制造麻烦。“最终，开在前面的克格勃司机绷不住了，开始全速行驶。他不喜欢被看笑话。”几英里外，这辆克格勃的蓝色日古利汽车在通往凯莫沃（Kaimovo）村的一条辅路上等候。它躲在了其他监控车辆的后面。阿斯科特的萨博车再次冲到了前面。
阿斯科特开始慢慢加速。吉也开始加速，与前面的萨博车保持着五十英尺的距离。三辆跟踪的车开始掉队。前方道路通畅、视野良好。阿斯科特再次加速。他们现在的车速大约保持在140公里每小时。吉的车和几辆苏联车之间保持着800码以上的距离。826公里指示点已经开过。会合点就在前方10公里处。
阿斯科特拐了个弯，踩了刹车。
大批军事车辆正从左往右横穿公路：坦克、榴弹炮、火箭发射器、装甲运兵车。一辆面包车已经停在前方，等候车队通过。阿斯科特将车停在了面包车后。吉停在了他的后面。几辆跟踪的车赶了上来，也停在了后面。坦克上的苏联士兵发现了外国汽车，举起了攥紧的拳头，大声叫喊着，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冷战式致意手势。
“完了，”阿斯科特想，“我们完蛋了。”
列宁格勒高速公路，维堡东南10英里，下午2点
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没看见车，就听到了身后卡车的隆隆声，他伸出了拇指。司机示意他上车。“你去那里干什么？那什么都没有。”司机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喘着气，一边解释说他要在836标记点下车。
戈尔季耶夫斯基看了司机一眼，果然看到了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情。“树林里有几栋别墅。有一个美女在一栋别墅里等我。”卡车司机羡慕地哼了一声，会意地咧嘴一笑。
“这个可爱的家伙。”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十分钟后，司机把他搁在了会合点，好色地朝他眨了眨眼，收下三卢布后就开车走了。“这个可爱的俄国男人。”
在停车点，戈尔季耶夫斯基爬进了灌木丛里。蚊子蜂拥而至。一辆载着妇女开往军事基地的客车拐到了停车点，沿路驶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躺在潮湿的地面上，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发现了。除了嗡嗡直飞的蚊子和他怦怦的心跳声外，一片寂静。他感到有点脱水，喝了第二瓶啤酒。2点30分已过。又到了2点35分。
2点40分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又做了一件疯狂的事，他起身走到公路上，头朝着军情六处汽车应该驶来的方向。也许在路上见他们，能节省几分钟的时间。但没走几步，他恢复了理智。如果军情六处的车被克格勃跟着，他们都会被当场抓住。他跑回了停车点，再次藏在了灌木丛里。
“等待，”他告诉自己，“控制住自己。”
从列宁格勒到维堡的高速公路，826标记点，下午2点40分
军车车队的最后一辆车隆隆驶过了公路。阿斯科特启动了萨博车的引擎，绕过停着没动的面包车，拼命加速，吉的车在后面几码处紧紧跟着。克格勃的车开始打着火出发时，他们已经在100码开外了。前方道路畅通。阿斯科特把脚放到了车地板上。磁带里播放的是亨德尔的《弥撒亚》（Messiah）。卡罗琳将音量调到了最大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阿斯科特不安地想：“但愿如此……”
军情六处的官员以前开车走过几次这条路，阿斯科特和吉都知道，拐弯处就在前方几英里。他们的车瞬间加速到140公里每小时，尾随的几辆车已经被落了500码远，距离在逐渐拉大。在接近836标记点的地方，公路突然变直，出现了大约半英里长的低洼路段，然后路面又再次升高，并遇到了一个向右的急转弯。拐弯处在大约200码外的右侧。停车点会不会藏满了苏联人的伏兵？卡罗琳·阿斯科特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要去接人，还是开过停车点继续向前走。吉也不知道。事实上，阿斯科特自己也不清楚。
开出低洼路段后，阿斯科特开进了弯道，吉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蓝色的日古利车在后面半英里处的路面上大约半分钟的距离，也许更短。
那块巨大的岩石就在前面，几乎来不及多想，阿斯科特猛踩刹车，开进了停车点，在一阵刺耳声中刹住了车，吉就在后面几码远处跟着，两辆车侧滑的轮胎扬起了一阵灰尘。树木和巨石提供了遮挡，从公路上看不到他们。这是个废弃的地方。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47分。“上帝啊，千万别让他们看到扬尘。”瑞秋想着。他们从车里出来后，听到了三辆拉达车的引擎声从主路上呼啸而过，离另一边的树木不到五十英尺远。“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看一眼后视镜，”阿斯科特想，“他就会看见我们。”引擎声逐渐远去。扬尘已经散去。卡罗琳系上了头巾，抱起弗洛伦斯，往停车点入口处的警戒点走去。瑞秋按照剧本，拿出了袋装食物，铺好了野餐地毯。阿斯科特开始将后备厢的行李搬到后座，吉走到萨博车前头，准备在卡罗琳发出安全信号后，打开引擎盖。
此时，灌木丛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满脸胡子、邋遢的流浪汉，浑身沾满了泥、蕨草和灰尘，头发上带着干掉的血迹，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棕色皮包，脸上带着一种粗犷的表情。“他看起来和照片一点都不像，”瑞秋想，“所有关于见到一位精明间谍的幻想立刻就消失了。”阿斯科特觉得眼前的人看起来像是“一只森林山精，或者格林童话里的樵夫”。
戈尔季耶夫斯基认出了吉就是那个拿着玛氏巧克力棒的人。吉当时只在面包店外匆匆瞥了他一眼，现在他满心疑虑，不知道眼前这个邋遢的幽灵般的人是不是当初在面包店外见到的那个人。片刻之间，在一条满是灰尘的俄罗斯林间小路上，间谍和派来营救他的人互相看着对方，犹豫不决。军情六处小组以为他们要救四个人，包括两个孩子，但皮姆利科明显是一个人赶来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则以为有两名情报人员来接他。维罗妮卡压根没说女人的事，更不要说似乎正在准备某种正式的英国野餐、带着茶杯的女人了。那是一个小孩吗？军情六处真的敢在一次危险的营救行动中，带一个孩子吗？
戈尔季耶夫斯基看了看阿斯科特和吉，然后用英语嘟哝道：“我坐哪辆车？”
15 芬兰颂
阿斯科特指了指那辆开着后备厢的车。卡罗琳赶紧带着孩子从停车点入口处回来。瑞秋脱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沾满泥巴、散发臭味，还有可能染上了放射性物质的鞋子，放进一个塑料袋里，扔到了汽车前排座位底下。戈尔季耶夫斯基爬进了塞拉车的后备厢，然后躺下。吉递给他水、医药包和一个空瓶子，做手势让他脱下衣服。在他身上盖了一张铝制毯子。瑞秋和卡罗琳把野餐用品放到后座。吉轻轻地关上后备厢，戈尔季耶夫斯基眼前一片黑暗。阿斯科特的车开在前头，两辆车又开上了主路，加速行驶。
接戈尔季耶夫斯基上车总共花了80秒。
在852标记点，另一座检查站映入眼帘，一下子让人紧张起来。深黄色的日古利车和两辆警车停在马路右边，车门开着。穿着便装的男性克格勃人员和五个民兵聊得火热。“我们一出现，他们立刻朝我们看过来。”当两辆英国汽车驶过时，他们张着嘴，盯着我们，脸上的表情既困惑又欣慰。“我们刚一过去，司机就急忙跑回车里，”阿斯科特写道，“他脸上一副困惑、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以为我们会被拦下来，至少会被询问我们去哪了。”但监视我们的几辆车还像之前一样跟在后面。他们是否用无线电通知了前方的边境检查站，提醒卫兵注意几个外国外交官？他们是否递交了报告，承认跟丢了一些英国外交官几分钟？或者他们会按照更传统的苏联方式，认为外国人只是在路边停车休息，就此掩盖他们好几分钟不知所踪的实情，隐瞒不报？问题的答案无从确知，却不难猜想。
瑞秋和亚瑟·吉能听到后备厢传来的微弱哼声与撞击声，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努力在局促的空间里脱着衣服。接着是清楚的呕吐声，他把中午喝的啤酒吐了出来。瑞秋调大了音乐音量：播放的是美国摇滚乐队胡克博士（Dr.Hook）的专辑Greatest Hits，包括歌曲《只有十六岁》（Only Sixteen）、《当你爱上一个漂亮女人（When You’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和《西尔维娅的母亲》（Sylvia’s Mother）。人们通常认为胡克博士的音乐风格“悦耳可亲”，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点也不这么觉得。即使挤在闷热的后备厢里，身处逃命之旅，他还有心思对这种庸俗的煽情音乐感到恼火。“这种音乐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讨厌它。”
但让瑞秋最担心的不是他们这位秘密乘客发出的声音，而是他身上散发的气味：一种汗水、香皂、香烟和啤酒混合的味道，从汽车后面传来。这股味道并不好闻，但很明显，也很强烈。“这是一种俄罗斯特有的味道，不应该出现在一辆普通的英国汽车里。”嗅探犬肯定会发现，汽车后面的味道和前面乘客的味道大不一样。
戈尔季耶夫斯基好不容易脱掉了衬衣和裤子，但累得喘不上气。后备厢里已经很热，每呼吸一次，里面的空气似乎就会污浊一分。他吃了一片安眠药。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象着一旦被边境卫兵发现，自己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英国人会故作惊讶，声称这是被人栽赃的一种挑衅行为。他们会被一网打尽。他会被带到卢比扬卡，遭受严刑逼供，最后被处决。
莫斯科的克格勃肯定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妙，但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封锁最近的陆上边境，或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消失与两名英国外交官在前一天晚上提前离开使馆宴会、开车去芬兰联系起来。相反，克格勃最初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肯定是自杀了，尸体沉到了莫斯科河河底，或者可能在一家酒吧喝醉了。所有大型政府机构的员工在周末通常都无精打采，二流员工去工作，领导们休息。克格勃开始寻找戈尔季耶夫斯基，但没有特别着急。毕竟，他能跑到哪去呢？如果他已经自杀，还能有比这更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吗？
在世纪大厦十二层，英国外交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次长德雷克·托马斯（Derek Thomas）在P5负责人的办公室等待着肖福德的电话，不知道他们在芬兰的“垂钓”结果怎样。在外交部，常务次官大卫·古道尔召集了他的高级顾问，静候来自托马斯的消息。到了下午1点30分，即俄罗斯时间3点30分，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古道尔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宣布：“女士们先生们，他们现在应该正在通过边境。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祈祷。”在场的六名官员点了点头。
车辆缓慢地驶过维堡。如果克格勃打算制造一起交通事故逼他们下车，或撞击他们车辆的话，早在他们还在市中心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了。日古利车消失了。之后警车也不见了。“如果他们打算拦截我们，他们会在边境检查站行动。”吉想着。
瑞秋想起了他们此前经历的培训，在维罗妮卡的坚持下，他们在吉尔福德的树林里被塞进汽车后备厢，盖着太空毯，听着引擎声、汽车磁带播放的音乐和俄罗斯人的说话声，感受着一阵阵的颠簸与停顿。“当时我感觉这有些疯狂，”现在看起来，这一切不无裨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的感受。”
戈尔季耶夫斯基又吃了一片药，感到精神和肉体上舒缓了一些。他把太空毯盖到了头上。尽管已经脱到只剩内衣，汗水还是顺着后背，滴落到后备厢的金属底板上。
维堡以西十英里，他们来到边境军事区的外围，一道围墙护栏上面布满了带刺铁丝网。边境地带大约二十公里宽。此处到芬兰境内的途中设有五个关卡，其中三个是苏联关卡，两个是芬兰的。
在第一个边境检查点，卫兵“严肃”地看了他们一眼，但没有查看证件，就挥手让他们通过了。边境当局肯定知道英国外交人员要来。在下一个检查点，阿斯科特扫了一眼卫兵的表情，“没有感到特别针对我们的紧张气氛”。
另一辆车里，亚瑟·吉感到了另一种焦虑。他感到了一种“熨斗是不是忘关了”般的强迫性恐慌。他不记得自己在匆忙之中是否锁上了后备厢。实际上，他甚至不确定自己关好了后备厢没有。吉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后备厢盖在通过边境时弹开，蜷缩在里面的间谍一下子被发现的恐怖画面。他停了车，跳下车走到森林边上，在灌木丛里小便。走回来的路上，他尽量显得漫不经心地检查了一下后备厢，发现确实已经锁好了——正如熨斗已经关了一样。整个过程耽误了不到一分钟。
下一个检查站已经到了边境。人们把车并排停在出入境等候区装有护栏的停车场，然后在海关与出境检查亭排队。在苏联填写出境材料非常耗时。瑞秋和卡罗琳知道这要等很久。后备厢里没有发出声音。瑞秋待在座位上，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感到厌倦和痛苦。弗洛伦斯哭闹着，及时分散了注意力，掩盖了其他噪声。卡罗琳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来，开着车门站着和瑞秋说话，轻轻摇着孩子。边境卫兵在车队里走着，左右巡视。如果他们打算搜查车辆的话，瑞秋准备“大发雷霆”。如果他们一意孤行，阿斯科特将出示他的抗议信和《维也纳公约》条款。如果他们坚决要打开后备厢，他会表示外交官式的愤慨，坚持立即开车返回莫斯科，发出正式的抗议。到了那一刻，他们可能都会被逮捕。
两辆旅游大巴停在了附近，车上的乘客在睡觉或者无聊地看着窗外。铁丝网围栏的四周，到处是野生的紫色柳兰。新割的干草的气味飘进了停车场。海关与出境检查亭的女职员脾气暴躁，效率低下，大声抱怨着青年节和醉醺醺的外国青年的涌入带来的额外工作。阿斯科特用俄语和她寒暄着，尽量不去催她。边境卫兵正在仔细搜查其他车辆，主要是来自莫斯科的商人和回家的芬兰游客。
天气闷热。瑞秋听到了后备厢里传来一声低声咳嗽，戈尔季耶夫斯基动了一下，车轻轻晃了一下。戈尔季耶夫斯基不知道车已经到了边境，清了一下嗓子，确保喉咙通畅。瑞秋调大了音量。胡克博士的《只有十六岁》突兀地响彻停车场。此时来了一名领犬员，站在八码之外，专注地看着两辆英国汽车，用手轻抚着他的阿尔萨斯犬。还有一只嗅探犬正在检查一辆集装箱货车。第一只狗靠了过来，急巴巴地喘着气，领犬员用绳子拽着它。瑞秋顺手拿了一包薯片，打开了包装，给了卡罗琳一片，然后在地上扔了几片。
这种英国产的芝士洋葱味薯片味道独特。这是1958年由爱尔兰薯片巨头乔·墨菲（Joe Murphy，昵称“斯普德”）发明的一种薯片，味道辛辣，混合了洋葱粉、乳清粉、芝士粉、葡萄糖、盐、氯化钾、增味剂、味精、呈味核苷酸二钠、酵母、柠檬酸和色素。卡罗琳从使馆商店买了进口的“金色奇迹”（Golden Wonder）薯片，那里还有马麦酱（Marmite）、消化饼干、橘子酱等在苏联买不到的英国食品。
苏联嗅探犬肯定从未闻过芝士洋葱薯片的味道。卡罗琳给一只狗递了一块薯片，立即被它狼吞虎咽地吃掉，表情严肃的领犬员急忙把狗拉走。不过，另一只狗正在闻塞拉车的后备厢。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隐约听见苏联人在他头顶上说话的声音。
在狗围着后备厢转悠的同时，卡罗琳·阿斯科特使用了一件在冷战期间或其他任何场合都未用过的武器。她把弗洛伦斯放到了后备厢上正对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地方，开始给她换尿布——这时弗洛伦斯正好尿尿了。卡罗琳把带着尿骚味的尿布扔到了四处嗅闻的阿尔萨斯犬旁边，“嗅探犬悻悻地溜走了”。原定计划中绝没有这一招。尿布一计完全是急中生智，而且非常有效。
阿斯科特和吉办完离境文书后回来了。十五分钟后，一名边境卫兵带着他们的四本护照，逐一进行了核对，把护照还给了他们，礼貌地和他们告别。
七辆车在最后一道关卡前排着队，关卡竖着一道带刺铁丝网，高处有两个观察哨，卫兵架着机枪。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往前动了一点，观察哨里的哨兵，正用双筒望远镜仔细察看每一辆车。吉的车现在处在阿斯科特前头。“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时刻。”
最后一个苏联关卡对护照的检查非常严格。苏联官员仔细检查了几名英国外交官的护照好久，才将他们放行。
他们实际上已经到了芬兰境内，但还要通过两道关卡：芬兰海关与移民检查站和芬兰护照管理检查站。苏联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掉头回去。芬兰海关官员看了看吉的文书，说他的汽车保险还有几天就过期了。吉肯定地说，他们在保险到期前就会返回苏联。官员耸了耸肩，还是在文书上盖戳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听到司机关了车门，颠簸了一下后，车又开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