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11
汽车到了最后一个关卡。已经到了芬兰。吉通过护栏递交了护照。芬兰官员慢慢地检查着护照，然后递还给吉，走出检查站抬起栏杆。电话突然响了。他回到了检查站。亚瑟和瑞秋·吉默默地看着前面的车。时间似乎一下漫长起来，边境卫兵打着哈欠，回来抬起了栏杆。现在是莫斯科时间下午4点15分；芬兰时间下午3点15分。
后备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听到了轮胎在温暖的柏油路面发出的摩擦声，福特加速行驶时，自己的身体猛地一震。
突然间，汽车里的磁带响起了最大音量的古典音乐，不再是胡克博士的伤感流行乐，而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熟悉的令人振奋的管弦乐。亚瑟和瑞秋·吉还不能用语言告诉他们的乘客他自由了，但他们可以用声音告诉他，用芬兰作曲家让·西贝柳斯（Jean Sibelius）为自己的祖国创作的一首交响诗中令人难忘的开放式和弦告诉他。
他们播放的是《芬兰颂》（Finlandia）。
二十分钟后，两辆英国汽车已经行驶在了林间公路上，往森林深处开去。此处的景观和阿斯科特此前在伦敦时照片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新修了几条通往森林的小路，附近的停车点似乎停了很多不错的新车，车上的人我从未见过，一个个板着面孔，盯着我们。”丹麦人埃里克森和拉尔森“准备应对苏联的追捕”。阿斯科特不是唯一一个对这一通常封闭的区域人迹突然增多感到不安的人。驶来一辆破旧的棕色宝马迷你车，车里是一名来采蘑菇的年长芬兰妇女。“她很害怕，知趣地开车离开了。”在森林里，阿斯科特看见了马丁·肖福德，“没错，就是那个金发碧眼的家伙”。他开车驶过一辆米色沃尔沃，准备停车时，看见了普赖斯的脸贴在了车窗上。她开口问道：“几个人？”阿斯科特伸出了一根手指。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车在林间小路颠簸着。
现在的场景像是一场无声的慢动作梦境。布朗和普赖斯的车开在前面。丹麦人为车队断后。布朗打开了汽车后备厢。戈尔季耶夫斯基躺在里面，浑身被汗水浸湿，没有失去意识但有些迷糊。“他半裸着躺在一摊水里：我当时感觉像是看到了一个羊水中的新生儿，目睹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重生。”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时间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他能看见的只有蓝天、白云和树木。在布朗的搀扶下，他摇摇晃晃地爬出后备厢，站在地上。维罗妮卡·普赖斯不是一个情感外露的人，但她明显很感动，“流露出一种认可和爱的表情”。她摇了摇手指，故作严肃，好像在说：“天啊，你可真有两下子。”
戈尔季耶夫斯基握住她的两只手，抬到嘴边，亲了亲，这是俄罗斯人在重获自由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典型动作。之后他晃悠悠地走到并肩站在一起的卡罗琳·阿斯科特和瑞秋·吉身边。他弯腰鞠躬，也亲吻了她们的双手。“起初我们看到这只公牛从灌木丛里出来，此刻突然做出了礼貌、温馨的举动。”他的肩膀上还披着太空毯。“他看起来就像一名刚跑完马拉松的运动员。”
维罗妮卡·普赖斯搀着他的胳膊，轻轻地带他走到十几码外的森林里，避开英国汽车里的窃听器。
此刻，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说话了，他用普赖斯一直使用的假名称呼她：“吉恩，我被人出卖了。”
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第二处会合点，戈尔季耶夫斯基迅速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的脏衣服、鞋子、皮包和苏联报纸都被打包放进了肖福德汽车的后备厢，一起放到后备厢的还有为莱拉和两个女儿准备的假护照，以及多余的注射器和衣服。普赖斯驾驶租来的芬兰汽车，布朗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坐在后排。普赖斯开上高速公路，向北行驶。戈尔季耶夫斯基谢绝了普赖斯精心准备的三明治和果汁。“我想喝威士忌，”他后来说，“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威士忌？”布朗本以为他会精疲力竭，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状态不错”。他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描述了被下药审讯的过程，谈到了如何甩掉跟踪以及克格勃监视他却不逮捕他的奇怪做法。“刚可以开口讲话——他就直接分析了情况，指出我们如何误判了形势。”布朗小心地问到了他的家人。“带上她们太冒险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平淡地说，一边看着窗外路边芬兰乡村的景色。
在去往赫尔辛基路上的加油站，肖福德下车见了阿斯科特和吉，听他们简要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直奔电话亭。世纪大厦P5负责人桌上的电话响了。整个“皮姆利科”小组成员都围到了桌子周围。对苏行动负责人拿起了听筒。
“天气怎么样？”他问。
“天气好极了。”肖福德说，对苏行动负责人对围在桌子周围的大家重复着。“垂钓非常顺利。天气晴朗。我们有一位额外的客人。”
这一消息立刻引起困惑。这是意味着除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四口外，还有一位潜逃者吗？戈尔季耶夫斯基带了其他人吗？现在是五个人前往挪威吗？如果这样的话，这位“客人”是如何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穿过边境的？
肖福德重复了一遍。“不。我们只有一位客人。总共只有一位。”
通话结束后，大家齐声欢呼。但有人欢喜有人忧。为此事颇为操劳的军情六处秘书莎拉·佩琪现在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她对莱拉和孩子们十分同情。“哦，可怜的妻子和女儿啊，”她想，“她们被抛弃了。她们会遭遇到什么？”她对另一位秘书喃喃地说：“没跑出来的人怎么办？”
P5负责人给局长打了一通电话。局长将消息向唐宁街做了汇报。查理·鲍威尔把情况告诉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苏行动负责人驱车前往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肯特的乡间别墅切夫宁府（Chevening House），告诉他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穿过了苏联边境。出发前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带香槟——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从未全力支持“皮姆利科”计划的杰弗里·豪在听到消息之后并不感到高兴。他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大幅芬兰地图。对苏行动负责人在地图上指出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北上的必经之路。“沿途如果遇到克格勃的追杀小队，你们打算怎么办？”外交大臣问，“如果出了差池怎么办？芬兰人是什么态度？”
当晚，在赫尔辛基最高档的克劳斯·库尔基（Klaus Kurki）酒店顶层，肖福德为军情六处潜逃小组成员安排了一场晚宴。他们享用着烤雷鸟肉和红葡萄酒；不用担心窃听的军情六处莫斯科情报站人员第一次知道了“皮姆利科”的真名和他的事迹。如果克格勃还在监视，他们会发现令瑞秋·吉叫苦不迭的后背疼痛奇迹般地痊愈了。
两辆车连夜赶路，朝北极圈驶去。他们途中只为加油短暂停车一次，还有一次在一处山间小溪停留了片刻，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对着后视镜刮掉三天没刮的胡子。胡子刮了一半，他就被蚊子赶回了车里。“我们还不算彻底安全。如果苏联人愿意，他们还能搞些事出来。这完全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但我们离边境越远，我们就越有信心。”丹麦情报人员紧跟在后。北极的太阳短暂地消失于地平线，很快又再度升起。戈尔季耶夫斯基迷迷糊糊，半睡半醒，脸上带着没刮干净的胡茬，不怎么说话。周日早上8点刚过，他们已经抵达卡里加斯涅米的芬兰-挪威边境，这是公路上的一个单向关卡。卫兵草草看了看三本丹麦护照和两本英国护照，就给车辆放行了。在哈默费斯特，他们在一家机场酒店里过了夜。
第二天早上，没有人特别留意汉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护照假名）先生，这位看起来非常疲惫的丹麦绅士，和那几位同他一起乘飞机去奥斯陆，然后转机去伦敦的英国朋友。
星期一晚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身处南奥姆斯比大宅（South Ormsby Hall），这是位于林肯郡荒原（Lincolnshire Wolds）的一座恢宏的乡村别墅，到处是仆人、烛光、带镶板的豪华房间和等待向他献上祝贺的崇拜者。此处自1638年起就是马辛伯德-蒙迪（Massingberd-Mundy）家族的主宅，周围有一片3000英亩的绿地，完全不用担心爱管闲事的邻居的困扰。别墅的主人阿德里安·马辛伯德-蒙迪（Adrian Massingberd-Mundy）是一位军情五处的联络人，他非常乐意为一位情报机构的贵宾举行一场欢迎宴会。在得知客人的真实身份后，他非常惊讶，派了一名年迈的仆人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村庄，逛逛那里的酒吧，“听听有没有什么流言蜚语”。
四十八小时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躺在汽车后备厢里，服下安眠药，半裸着泡在自己的汗水中，充满恐惧。现在他成了座上宾。这一反差太大了。他问自己是否可以给身在苏联的妻子打电话。军情六处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打电话会让克格勃发现他在英国，但英国人现在还不准备透露这一消息。筋疲力尽、焦虑不堪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不知道为何被带到这个偏僻的英国宫殿，躺到了四柱床上。
当晚，军情六处给芬兰情报机构负责人赛博·蒂迪宁发了一封电报，解释说英国情报机构通过芬兰将一名苏联叛逃者偷偷带到了西方。对方回复道：“赛博很满意。但他想知道行动期间是否使用了武力。”军情六处向他保证，潜逃行动没有使用暴力，顺利完成。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令人震惊的这场逃亡被曝光之前，英国冷战期间最成功的间谍营救行动的利弊，已经开始发酵。
莫斯科情报站的行动人员在赫尔辛基待了一天。在此期间，吉彻底清洗了一遍他的汽车，清除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后备厢待过的证据，之后就迅速开车返回莫斯科了。他们知道，一旦克格勃发现真相，他们就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并被驱逐出苏联。但他们依然感到高兴。“我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十足的喜悦感，”阿斯科特说，“我们即将回到苏联，我们戏耍了他们。在两年半的担惊受怕之后，在一种你知道自己总是赢不了的环境中，我们奇迹般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大卫·拉特福德代办高兴地绕着使馆跑了五分钟。不过，大使却并不高兴。
几天后，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正式向克里姆林宫递交了国书：他们拍摄了一张正式照片，使馆人员身穿全套外交礼服，和站在中间的新大使合了影。阿斯科特和吉也在其中——他们和大使都明白，他们在苏联待不长了。
星期一早上，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在兹韦尼哥罗德车站等候11点13分抵达的火车，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不在最后一节车厢。下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里也找不到他。柳比莫夫又生气又担心，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一贯守时可靠的老朋友戈尔季耶夫斯基难道在家里喝得烂醉如泥，还是遭遇了更坏的情况？“喝酒这件事本来就不靠谱。”他难过地想。几天后，柳比莫夫被叫到克格勃总部接受质询。
戈尔季耶夫斯基失踪后，克格勃中谣言四起，有些是大胆的猜测，有些是蓄意传播的误导性消息。在好几周时间里，K局都坚信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在国内，不是醉得不省人事就是已经死了。克格勃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搜索，检查了各处湖泊与河流。有人说巧妙伪装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假护照，从伊朗潜逃出境。布达诺夫明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失踪前数周就已从谢苗诺夫斯科耶回来，还宣称“他从克格勃疗养院逃走后，被英国人安置到了一处安全屋内”。莱拉被从里海岸边叫了回来，在列夫特沃（Lefortovo）监狱接受质询：首次审问（此后又经历了很多次）持续了八个小时。“你丈夫在哪？”他们一遍遍地问道。莱拉不耐烦地回答道：“他是你们的人。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当审问者透露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怀疑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时，莱拉拒绝相信。“这对我来说太荒唐了。”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戈尔季耶夫斯基音信全无，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她的丈夫走了。但莱拉仍不愿接受她听到的丈夫叛国的事实。“除非他亲自告诉我，否则我不会相信的，”她告诉克格勃审问者，“我很镇定，我很坚强。”戈尔季耶夫斯基提醒过她，不要相信任何针对自己的指控，而她做到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从南奥姆斯比大厅转移到了军情六处在戈斯波特（Gosport）的培训基地蒙克顿堡（MTE，即军事培训机构）。在这座拿破仑式城堡的门楼上，他被安排到一间通常供情报主官下榻的宾客套房，装修简单而舒适。戈尔季耶夫斯基不想受到吹捧和宠爱；他想去工作，借此证明——首先向自己证明——此前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但一开始，他似乎充满失落感而不能自拔，在第一次长达四个小时的情况汇报期间，他谈到的几乎都是自己的逃亡经历，以及妻子和孩子们的命运。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浓茶和里奥哈（Rioja）红葡萄酒。他一遍遍地询问家人的消息，却什么也得不到。
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无人打扰、偏僻且守备森严的蒙克顿堡成了他的家。军情六处对这位神秘住户的身份严格保密。但很快，很多员工开始发现，这位得到贵宾礼遇的长期访客是一位重要人物。
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了一个新代号，也是最后一个，这一名称与成功营救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快乐时刻相符。从“阳光”到“诺克顿”再到“皮姆利科”，而现在，他的新代号是“喝彩”（OVATION）。代号“阳光”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克格勃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行动的情报；代号“诺克顿”期间，他在伦敦提供的情报显著影响了唐宁街和白宫的战略决策；但“喝彩”将会是戈尔季耶夫斯基间谍生涯最有价值的阶段。他过去提供的多数情报太有价值，无法直接使用，因为其内容太过具体，有可能牵连到他。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军情六处对内容进行了压缩、重新包装与伪装，并严格控制了传播范围，只提供给极少数相关的情报用户。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派驻伦敦期间，他提供的情报产生了数百份独立报告——包括长篇报告、政治简报及具体的反情报报告——其中只有少数报告的内容在接受处理后与外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共享。现在，法国人可以知道所有与法国相关的情报；德国人也可以知道，“优秀射手”演习期间，世界曾濒临核灾难；特雷霍尔特、霍维克和贝里林受到怀疑的详细情况，也可以告诉斯堪的纳维亚人了。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身处英国，安全无虞，他的间谍活动已经结束，过去十一年积累的大量情报因此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英国掌握了大量机密情报。蒙克顿堡公寓成了军情六处开展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情报搜集、核对与发布活动的场所，很多情报官员、分析师和政府秘书都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间谍活动的成果中受益匪浅。
随着戈尔季耶夫斯基成功脱逃，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军情六处应该就这项行动通知中情局和其他西方盟友吗？是否应该让媒体知道此事，又该以何种形式告诉它们？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和苏联的关系？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秘密帮助下，撒切尔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艰难建立起来的互信，能经受住间谍事件的巨大考验吗？首先，军情六处在思考能为莱拉和两个女孩做些什么。也许，经过精心的外交努力，英方可以说服莫斯科释放她们。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家人团聚的持续性秘密行动代号为“盖特曼”（HETMAN，历史上哥萨克领袖的头衔）。
军情六处从未怀疑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忠诚，但有人对他的经历心存疑虑。在白厅，有些人怀疑“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期间被发展为双面特工，然后被故意派回英国”。他回到莫斯科时，为什么没有被逮捕并囚禁？分析师将其归因于克格勃的自负，死守教条的办事方式，让间谍和他的负责人落入圈套并当场擒获的决心，以及恐惧。“如果你身处克格勃内部，并且想要扳倒某人，你就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因为你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克格勃太执着于得到确凿的证据了，而最终拯救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正是这一点，以及他自己的勇气。”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关于自己在第一总局别墅里被下药并遭受审问的描述似乎不太可信。“事情的前后顺序存在疑点。总之就是太夸张了。”最终，在梳理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还有一个最为令人不安的问题遗留下来：到底是谁出卖了他？
一起发生在一周后的事件证实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所叙述的经历。意想不到的是，这起事件也是从克格勃开始的。
8月1日，一名叫作维塔利·尤尔琴科（Vitaly Yurchenko）的克格勃官员走进位于罗马的美国使馆，宣布投诚。尤尔琴科的叛变是情报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第一总局K局五处副处长尤尔琴科将军是一位从业二十五年的克格勃资深情报官，负责调查克格勃情报人员可疑的间谍行动。此外，他还负责管理“海外特别行动”及“特殊药物”的使用。1985年3月，他任第一总局第一处副处长，负责协调克格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工招募行动。在莫斯科审问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谢尔盖·戈卢别夫后来接替了他的职务。尤尔琴科仍参与K局的活动，与戈卢别夫关系不错。
尤尔琴科的动机不明，但他的叛逃似乎和他与一名苏联外交官妻子之间失败的婚外情有关。四个月后，他又重新回到苏联，原因同样不明。苏联人后来声称尤尔琴科是被美国人绑架的，但美国人同样不确定该如何对待他。尤尔琴科也许精神失常，不过他知道很多非常重要的秘密。
尤尔琴科的叛逃被中情局视作一场重大胜利，他也是中情局迄今掌握的级别最高的克格勃官员。奉命去向这名苏联变节者了解情况的官员，正是中情局的苏联反情报专家奥德里奇·埃姆斯。
起初，埃姆斯对一名克格勃高级叛徒投诚的消息感到担心。尤尔琴科如果知道他为苏联人从事间谍活动怎么办？但他马上发现这个苏联人不知道自己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我的事，”埃姆斯后来说，“如果他知道的话，我早就是他第一批在罗马指认的人之一了。”
8月2日下午，当尤尔琴科坐飞机从意大利飞抵美国时，埃姆斯正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他。
离开停机坪之前，埃姆斯问尤尔琴科的第一件事，是每一名经过培训的情报官员，都会向主动投靠的间谍提出的问题：“关于克格勃安插在中情局内部的内鬼，你有没有掌握什么重要的头绪？”
尤尔琴科指认了美国情报机构内的两名苏联间谍（包括一名中情局官员），但他当晚透露的最重要情报，是关于他的前同事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这位伦敦情报站负责人涉嫌叛国被召回莫斯科，K局的审问者给他下了吐真剂，对他进行了盘问。尤尔琴科在克格勃内部了解到的小道消息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被软禁，有可能会被处决。尤尔琴科不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逃到英国；埃姆斯当然也不知道。这个苏联变节者不知道是谁向克格勃出卖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但埃姆斯知道。
听到戈尔季耶夫斯基被逮捕的消息，埃姆斯的第一反应证明了对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他还是心怀同情的。埃姆斯向克格勃出卖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但在发现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后，他的本能反应却是想提醒英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间谍遇到了麻烦。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啊，我们必须尽一切办法营救他！我们必须给伦敦发电报告诉英国人。是我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告诉了克格勃。他的被捕是我造成的……我真的担心他，但同时也知道是我自己出卖了他。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因为当时我还是一名为克格勃服务的特工。”他也许是在故意狡辩，但他也有可能并不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叛徒。
中情局向军情六处发送了一份电报：一名刚刚抵美的苏联变节者声称，一个名叫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高级克格勃官员因被怀疑是英国间谍而遭到下药盘问。军情六处能透露相关情况吗？中情局没有透露自己对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一事了如指掌。来自兰利的电报让“喝彩”小组松了口气：这是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所说情况的一种客观性核实。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告诉美国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逃到英国了。
当天下午，两名军情六处官员飞赴华盛顿。在机场，一名司机接上他们去了兰利。在中情局苏联东欧司主管伯顿·格伯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在马里兰州的住所，一起享用凯西的妻子索菲亚准备的一顿早晚餐。凯西晚些时候要去剧院。两名英国官员详细介绍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况：从一开始被发展为间谍，中间十多年为军情六处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到最后令人屏息的逃亡。两人解释说，美国也应该感激他：有关“莱恩行动”的情报准确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在东西方关系面临危险时的恐惧心理，而那些情报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讲到一半时，索菲亚插话说，该去剧院了。“你去吧，”凯西说，“这是镇上最棒的演出了。”整个晚上，美国情报头目怀着崇敬、感激和好奇之情，听着英国人的讲述。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欣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并不真的感到吃惊。比尔·凯西没有透露，中情局已经有了一份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代号为“挠”。
9月16日，一架军用直升机掠过海面，飞向蒙克顿堡。直升机降落时，军情六处局长和一些高官正在停机坪等候。比尔·凯西走下了直升机。这位久经沙场的中情局局长秘密飞抵英国，来向一名刚刚潜逃至英国的间谍讨教。凯西之前是一名纽约的律师，从二战期间开始就非常熟悉英国。当时他在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OSS，是中情局的前身）驻伦敦机构服役，负责指导美国在欧洲的间谍。在参与了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工作后，他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用里根的话说，肩负着“重建美国情报力量”的重任。凯西有些驼背，长了一张猎犬般敏锐的脸庞，他即将卷入“伊朗门”（Iran-Contra）事件，并于两年后因脑瘤病逝。但此刻，他可谓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间谍，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种敏锐的理解。“我位于情报工作的顶层位置，”他在里根第二任期早期这样说道，“我拥有一种一旦掌握事实，就能审时度势，并做出决策的能力。”凯西来蒙克顿堡是要从戈尔季耶夫斯基口中得到一些事实，然后做出决策。里根很快就要在日内瓦美苏领导人峰会上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首次会晤。就里根和这位苏联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凯西想要听取这位前克格勃人士的专业意见。
两人在门楼上的宾客套间进午餐时，只有军情六处局长陪同，凯西就戈尔巴乔夫的谈判风格、他对西方的态度及他与克格勃的关系这几个问题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中情局局长在一本划有蓝线的黄色大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凯西戴了假牙，他的美国腔调偶尔会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难懂；柯温尴尬地把美式英语翻译成英式英语，帮助戈尔季耶夫斯基理解。凯西“像一个学生”般认真地听着。首先，中情局局长想了解莫斯科关于核威慑的态度，特别是苏联对战略防御倡议中导弹防御系统的看法。安德罗波夫曾谴责“星球大战”计划是在蓄意破坏全球稳定，并将使西方能够攻击苏联而不必担心报复。戈尔巴乔夫也这样想吗？凯西建议进行某种角色扮演，于是军情六处秘密培训基地中，上演了一场奇特的袖珍冷战剧。
“你是戈尔巴乔夫，”凯西说，“我是里根。我们希望销毁核武器。为了建立信任，我们打算让你们了解‘星球大战’计划。你觉得怎么样？”
凯西大胆地提出了相互确保安全，希望以此替代核武器的相互确保摧毁。
扮演戈尔巴乔夫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思考了片刻，然后用俄语明确地回答道：
“不（Nyet）！”
扮演里根的凯西大吃一惊。在他所设想的交易中，美国打算与苏联分享令核武器过时的防御技术，从而消除核战争的威胁。
“为什么不呢？我们打算告诉你们一切。”
“我不相信你。你绝不会告诉我们一切。你们会留一手，让自己保有优势。”
“那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全面放弃‘星球大战’计划，莫斯科就会相信你。”
“这不可能，”凯西一下子脱离了角色，“这是里根总统最看好的项目。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戈尔季耶夫斯基说，“那就继续推进计划。你们继续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民众知道，他们无法在经济投入上超过你们。你们的技术比他们的先进。继续坚持。”戈尔季耶夫斯基补充道，莫斯科会拼命追赶“星球大战”计划，在一场根本赢不了的技术军备竞赛中，投入大量金钱。“从长远来看，‘星球大战’计划会摧毁苏联的体制。”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蒙克顿堡会面是冷战中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此后，在11月举行的日内瓦峰会上，美国总统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所建议的那样，拒绝在“星球大战”项目上让步，称其为“必要的防御手段”。峰会期间，美国宣布进行了该系统的首次试验。里根后来称这次会面为“炉边峰会”，反映了美苏领导人之间融洽的关系，但在自己最看好的项目上，他依旧“立场坚定”。戈尔巴乔夫在离开日内瓦时，相信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但他也认定苏联必须加速改革以赶上西方。“公开化”与“改革”接踵而至，导致了一系列动荡，最终，戈尔巴乔夫无力控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5年对克里姆林宫心理的准确解读并未导致苏联的解体，但可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比尔·凯西的午餐仅仅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此后与中情局多次会面的开始。几个月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严密的保护之下飞往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情报机构的高官会面。戈尔季耶夫斯基遇到了数不清的问题，而他也耐心、专业地给出了空前详细的答复——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变节者，而是一个对克格勃有着百科全书般了解，并曾长期深度潜伏的特工。美国人对此印象深刻，非常感激。英国人也对于能够与盟友分享这位己方明星间谍的专业知识感到骄傲。“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情报非常出色。”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表示。
但有一个问题戈尔季耶夫斯基无法回答。谁出卖了他？
在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多位高官进行了一系列的情况说明。其中一次，他认识了一位个子高大、戴着眼镜并留着一点胡子的人，他似乎格外友好，“安静并耐心地听着”他说的每句话。多数中情局官员以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相当严肃，甚至有点多疑的人，但眼前的这个人“似乎不太一样：他的脸上洋溢着温柔与友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我遇到了美国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我看到了耳熟能详的坦率、真诚与尊重”。
十多年来，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直过着一种两面人生，是一名私下忠于敌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表面忠诚的职业情报官员。他精于此道，但奥德里奇·埃姆斯同样如此。
尾声
16 “皮姆利科”的护照
戈尔季耶夫斯基脱逃后一个月，苏联驻巴黎使馆的科技参赞意外地受一名陌生的英国外交官之邀，去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总部喝茶。8月15日下午，他来到指定地点，见到了一个此前从未见过的英国人。“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请你转交给你们克格勃情报站的负责人。”陌生人说道。
苏联外交官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即将被卷入一场离奇的事件。
英国人镇定地告诉他，一名直到最近还是伦敦情报站站长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现在正在英国，他活得很好，并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他很快乐，但他想要和家人团聚。”
将莱拉和两个女孩带到英国，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人团聚的“盖特曼”行动由此展开。
军情六处内部就如何开展这项行动进行了讨论。递交一封正式信函与克格勃进行交易的风险太大。“任何纸质文件都可能被篡改，并可能会伤害到我们自身。”大家一致同意给一名不在英国的真正的苏联外交官送一个口信，这名不幸的参赞被选为最佳对象。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害怕，”军情六处送信人表示，“他浑身颤抖着走了。”
军情六处开出的条件很直白。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英国人现在掌握了所有在英国的克格勃和格鲁乌官员的身份，这些人将不得不离开。但莫斯科可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地撤走他们，只要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家人能够得到释放”。这种方式可以给克里姆林宫留些面子，让他们在不引起外交纷争的情况下小心地撤走自己的间谍，同时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家人团聚。如果莫斯科拒绝这一交易，拒不释放莱拉和她的两个女儿，那么在伦敦的苏联间谍将被大规模驱逐出境。克格勃有两周时间答复。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家人的担忧与日俱增。他打击了克格勃的尊严，开始被深深的负罪感替代。他深爱的人现在成了苏联的囚徒。玛格丽特·撒切尔与莫斯科进行一场秘密交易的提议独辟蹊径，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写给首相的一封信中承认的那样：“绕开正常程序，特别允许使用非官方的方式进行联络，是一种十分慷慨与人道的独特之举。”
然而，此举并未奏效。
莫斯科收到了秘密交易的提议，起初对此并不相信，接着感到愤怒。戈尔季耶夫斯基失踪后的一个月里，克格勃搜遍全国，不愿相信他已经逃走。克格勃不停地审问莱拉，追问她丈夫的下落，包括戈尔季耶夫斯基妹妹和母亲在内的其他家人也受到讯问。玛丽娜吓坏了。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感到惊恐万分。他的每一名同事和朋友都惴惴不安。莱拉仍表现得无所畏惧，坚称她的丈夫是某种阴谋或一场可怕误会的受害者。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六名克格勃监视人员跟着。她的女儿甚至在学校操场上受到了监视。莱拉几乎每天都会被叫到列夫特沃监狱接受审问。“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是英国间谍？”他们一遍遍地质问。最终，莱拉愤怒了。“听着。让我们搞清楚情况。我是一个妻子。我的工作是打扫屋子，做饭，购物，陪他睡觉，抚养孩子，与他同床共枕和做他的朋友。我做得很好。我很感激他没有告诉我一切。六年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我为他付出了一切。你们克格勃有着成千上万领着薪水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调查别人；他们反复核查过戈尔季耶夫斯基，证明了他的清白。你们现在要怪我吗？你们不觉得这听起来很愚蠢吗？你们的工作不称职。这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毁了我的生活。”
时间一长，她开始和审问者熟络了起来。一天，一名比较同情她的官员问道：“如果你当初知道你的丈夫打算逃走，你会怎么做？”莱拉想了半天，回答道：“我会让他走的。我会给他三天的时间，然后，作为一名忠实公民，我会向政府报告。但在揭发他之前，我会确保他已经逃走。”审问者放下了手中的笔：“我觉得报告里就不写这些了。”莱拉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米哈伊尔·柳比莫夫被K局叫来接受质询。“他可能在哪里？”他们逼问道，“他是和女人在一起吗？他是不是藏在库尔斯克某地的一间小屋里？”柳比莫夫当然不知道答案。“他们询问了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关系的方方面面，寻找他叛国的线索。”但和其他人一样，柳比莫夫也是一头雾水。“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能根据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的状态做出判断：我觉得他肯定精神崩溃了，可能会自杀。”
在巴黎会面十天后，克格勃中心给出了答复，电报还是由那名可怜的科技参赞转交，内容充满了“长篇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叛徒；他的家人会待在苏联；不会有什么交易。
英国方面也做好了应对准备，启动了“基座”（EMBASE）行动。9月，外交部发布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的消息（没有公开他那夸张的逃亡细节）。各大报纸马上刊载各种戏剧性的标题：“迄今为止最大的间谍”；“我们的朋友奥列格，间谍大师”；“俄国的间谍大师：投奔西方的超级间谍”；“我们在克格勃里的自己人”。就在当天，英国政府驱逐了二十五名被戈尔季耶夫斯基指认的克格勃和格鲁乌官员，对苏联间谍进行了大规模清洗。当天，撒切尔给罗纳德·里根写了封信：“以我本人的名义，我们已清楚地向苏联人表示，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揭露的这种情报活动是不可容忍的，但我们仍致力于与苏联维持建设性的关系。同时，我认为让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严酷地认识到苏联要为克格勃在西方国家进行规模如此之大、性质如此之恶劣的活动付出代价，也没有坏处。”
莫斯科的反应很迅速。英国大使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被苏联外国使馆事务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苏斯洛夫（Vladimir Pavlovich Suslov）传唤到外交部。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苏斯洛夫放了一张新大使和使馆员工的合影：他面色凝重，用两个手指指着罗伊·阿斯科特和亚瑟·吉。“这两个人是政治流氓。”他说。克格勃开始搞清事情的真相了。卡特利奇佯装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苏斯洛夫对英国使馆情报官员“厚颜无耻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表示苏联当局“知道吉和阿斯科特这两名一等秘书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苏斯洛夫对瑞秋·吉“假装”背痛尤其感到恼火。接着，他念出了二十五名英国官员的名字，包括两名军情六处官员和他们的秘书瓦奥莱特·查普曼，指出他们应该在十月第三周前离开苏联，这一时间与撒切尔夫人驱逐在伦敦的克格勃官员给出的最后期限一致。被驱逐的多数英国官员根本不是情报人员，更不会和潜逃事件有关。
布莱恩·卡特利奇爵士在安全讲话屋见了阿斯科特，对他大发雷霆。大使知道首相亲自批准了潜逃行动，但负面效应才刚刚开始显现。“当时他肯定非常愤怒，”阿斯科特回忆道，“他说我们在撒切尔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开始变得融洽时（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戈尔季耶夫斯基，但我不能告诉布莱恩）却失去了整个使馆。有人在十分生气时，会变得能说会道。他向我说，他的曾祖父首相先生如果知道这件事，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不过，如果阿斯科特那位著名的祖先在坟墓中有何动作，他多半会因为高兴和自豪而大笑。
卡特利奇徒劳地发了一封严重违背外交礼仪的电报，敦促伦敦方面结束这种相互报复式的驱逐行动。他写道：“永远不要和臭鼬比赛撒尿：因为它拥有先天优势。”（当他的电报内容一字不差地出现在首相办公桌上时，也在唐宁街十号引发了一阵怒火。）但撒切尔还没有结束和苏联人的“撒尿比赛”。她的内阁秘书长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建议再驱逐四名苏联人。撒切尔觉得这还“不够”，坚持再驱逐六名苏联官员。毫不意外的是，这立即导致另外六名英国外交官被苏联驱逐，结果英苏两国总共有六十二人被驱逐，双方各驱逐了对方三十一人。卡特利奇的担忧全部应验：“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在俄国的代言人……我们损失了一半的使馆员工。”
戈尔季耶夫斯基还藏身于蒙克顿堡。他偶尔会离开住所到附近看一看，但每次出行都受到了严密保护。他每天会在军情六处官员马丁·肖福德的陪同下，绕着城堡或在新森林（New Forest）跑步。他不能结交任何新朋友，或联系在英国的老朋友。军情六处尽量让他的生活显得正常，但他唯一的社交圈子就是情报界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他总是很忙，但非常孤独。与家人的分离给他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她们音信全无让他痛苦不堪，偶尔还令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为压抑自己的痛苦，他全身心投入情况说明的工作之中，坚持操劳到深夜。他摇摆于沮丧和希望之间，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对个人所做的牺牲感到绝望。他向撒切尔写信说：“尽管我祈祷着早日与妻子和孩子们团聚，但我完全接受和理解贵国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原因……但我必须继续希望能找到某种方式，让我的家人得到释放，因为没有她们，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撒切尔在回信中说：“我们依然担心你的家人，不会忘记她们。我自己也有孩子，对你日日夜夜的感受，我有着切身体会。请不要说人生没有意义。总会有希望的。”撒切尔首相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我非常清楚你个人的勇气及你对自由与民主的坚守。”
在克格勃内部，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英国的消息引发了一场相互指责与推诿责任的风暴。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和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对理论上负责内部安全与反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进行了指责。第一总局的领导批评了K局。格鲁什科批评了格里宾。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了监视小组，因为他们官衔最低，不能再责怪别人。负责监视英国外交官的列宁格勒克格勃人员对这起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很多高级官员因此被开除或降职，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的普京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克格勃官员，他目睹了很多朋友、同事和上级因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而受到直接处分。
对于这起潜逃事件，克格勃感到难堪且愤怒，并且仍不清楚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是如何逃走的，于是他们制造了假消息，说他是在外交宴会期间经过巧妙的伪装或使用了假护照，被偷偷带出使馆的。他的官职和重要性被刻意掩盖了。克格勃后来宣称——正如军情六处对菲尔比的评价一样——他们一直怀疑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忠。俄罗斯前外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严格的审问之下已经答应再次为苏联效力。“戈尔季耶夫斯基就要招认了，他已经开始打探针对英国人积极开展间谍活动的可能性，甚至做出了多种担保，宣称自己可以成功地为苏联充当双面特工。克格勃领导当天知道了这一情况。对外情报官员对于他第二天坦白一切充满信心。但突然间，上面来了一道命令，要求停止对他的问讯，撤掉对他的监视，并让他去了一家疗养中心……他从那里越过边境，逃到了芬兰。”普里马科夫的说辞漏洞百出。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只是“即将”坦白，他根本不会像普里马科夫所说的那样做；如果他没有承认自己是英国特工，他怎么能答应当一名双面特工呢？
普里马科夫和埃姆斯的首位克格勃负责人维克多·切尔卡申都坚称，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之前好几个月，克格勃就通过匿名渠道掌握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叛变的消息。不过，尽管用各种虚张声势的手段和捏造的事实进行搪塞，但克格勃领导人都对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他们一度控制了冷战中最有影响力的间谍，但还是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英苏外交风暴两天后，一列大约由二十辆车组成的漫长车队，行驶在从列宁格勒到维堡的高速公路上。其中八辆车是英国外交车辆，其他的车都是克格勃的监视车辆。英国外交官通过芬兰被驱逐出境：阿斯科特和吉又走了一遍当初的逃跑路线，只不过这次是“像举行胜利游行的囚犯一般”被护送离境。在自己的行李中，吉专门打包了一个哈罗德购物袋，以及一盒录有西贝柳斯《芬兰颂》的磁带。当车队抵达巨石旁的停车点时，克格勃的汽车放慢了车速，车上的苏联官员都扭身看着此处，慢慢地开车驶过。“他们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直到最后还死守规定的克格勃并没有就此放过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11月14日，他被一家军事法庭缺席审判，被控叛国罪，判处死刑。七年后，接替克留奇科夫出任第一总局局长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英国被暗杀，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公开的威胁。他说：“从技术上讲，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