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参加了一次越野跑活动。这项运动的孤独感吸引了他，长时间的剧烈节奏感以及和自己身体的竞争，都是对个人极限的一种考验。奥列格本应善于交际，对女性和轻佻之辈具有吸引力。他的相貌非常英俊，头发茂密，性格开朗，非常温柔。休息时，他表情严肃，但当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画面进入他的眼帘，他也会露出笑容。和大家一起时，他通常显得随和友好，但他的内心深处也藏有强硬而隐秘之处。他并不孤独，也不是什么独行侠，但他在独处时感到很舒服。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出于自我完善的渴望，奥列格相信越野跑是一种“人格建设”。他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莫斯科的街道和公园中独自跑上数小时。
斯坦尼斯拉夫·卡普兰（Stanislaw Kaplan）是少数与他走得比较近的同学之一。“斯坦达”（昵称）·卡普兰是奥列格在大学田径队的队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当他作为来自苏东集团的数百名优秀学员之一来到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时，他已经获得了布拉格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的学位。和其他来自苏东阵营新成员国的人一样，卡普兰的“个性并未被扼杀”，戈尔季耶夫斯基多年后如此写道。卡普兰比奥列格大一岁，受训成为一名军事翻译员。两个年轻人发现，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看法。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卡普兰拥有自由派思想，对官方路线怀有很深的疑虑。”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卡普兰的直率主张感到兴奋，但也有些恐慌。凭借较深的肤色和英俊的外貌，斯坦达很受女性欢迎。两人成了至交，他们一起跑步，一起追女孩，一起在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家捷克餐厅用餐。
被奥列格奉为偶像的哥哥瓦西里也对他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当时，瓦西里正在接受训练，以成为一名“非法特工”，即苏联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无数深度卧底特工的一员。
克格勃海外间谍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在正式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间谍活动，可以是苏联外交或领事人员、文化参赞或军事武官、特派新闻记者或贸易代表。外交保护意味着如果他们的间谍活动被发现，这些“合法”的间谍不会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到起诉，只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驱逐出驻在国。与之相对，还有一种“非法”间谍（俄语为Nelegal）没有官方身份，通常使用假护照和化名执行海外任务，悄无声息地渗入其所指派的任何国家。（在西方，此种间谍被称作NOC，即没有外交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克格勃在全球安插此类间谍，他们假扮为普通公民，隐姓埋名且极具破坏性。和“合法”间谍一样，他们搜集情报，招募线人，实施各种间谍活动。有时，他们会作为“休眠者”长期潜伏，在有需要时才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也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人员，随时准备在东西方开战之际投入战斗。“非法特工”的活动在官方监管之外，因此无法通过可被追查的方式获得资助，也无法通过安全的外交渠道进行情报交流。但和特派到使馆的间谍不同，他们很少留下可供反情报调查人员跟踪的痕迹。每一个苏联驻外使馆都常设一个克格勃小组，其中安插了多名伪装成各种官方身份的克格勃人员，他们都听命于一位负责人（相当于军情六处的工作站站长或中情局站长）。西方反情报机构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分辨出哪些苏联官员是真正的外交官，而哪些人其实是间谍。至于追查那些“非法特工”就困难得多了。
第一总局（the First Chief Directorate）是克格勃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门。其中，S局（S意为“特别”）负责培训、委派和管理非法特工。1960年，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正式招募进入S局工作。
克格勃在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一间办公室，驻有两名官员，负责物色潜在的招募对象。瓦西里曾对S局的上级提起过自己的弟弟，说他熟悉多种语言，可能会对克格勃的工作感兴趣。
1961年初，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被邀请到克格勃内部进行了一次谈话，之后被告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附近的一栋大楼去。在那里，一名中年女性用德语礼貌地对他进行了一轮面试，并称赞了他的德语水平。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克格勃系统的一员。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寻求加入克格勃；这不是一个可以申请加入的俱乐部。只有它能选择你。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派往东柏林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工作实习，在苏联大使馆当翻译时，他的大学时光已经接近尾声。第一次出国的经历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非常兴奋，受召到S局就东德的情况作简单汇报，更让他激动不已。虽然民主德国是苏联的卫星国，但它并没有因此逃脱克格勃的关注。哥哥瓦西里已经作为特工居住在那里。奥列格欣然同意与哥哥联系，并为新的非官方雇主完成几项“小任务”。1961年8月12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抵达东柏林，前往卡尔斯霍斯特郊区受克格勃管辖的一处学生旅社。
1961年的前几个月里，大批东德人通过西柏林涌入西方。截至1961年，共有350万东德人逃离，约占东德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东柏林出现了大批推土机。东德政府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开始采取极端手段阻止人口逃离：他们修建了柏林墙（Berlin Wall），通过这一物理屏障将东柏林和东德其他地区与西柏林阻隔开来。150多英里长的柏林墙由混凝土建造，布满了铁丝网、地堡、反载具战壕和围栏，是铁幕的实体象征。
戈尔季耶夫斯基惊恐地发现，东德工人毁坏了边境沿线的街道路面，使车辆无法通行，军队随后铺开了数英里长的带刺铁丝网。一些东德人意识到他们的逃跑之路即将关闭，为了自由拼死一搏，试图爬过路障或游过边界的运河。警卫沿着边界排成一排，奉命向任何试图越界跑到西德的人射击。这座新修建的墙深深震撼了22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只有一座真正的屏障，加上瞭望塔里荷枪实弹的警卫，才能让东德人待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天堂里，不让他们逃往西方。”
戈尔季耶夫斯基虽然对突然开始修建的柏林墙感到震惊，但这并未阻止他忠诚地执行克格勃的命令。对威权的恐惧是一种本能，服从的习惯早已养成。S局向他提供了一名德国女性的名字，她曾是一名克格勃线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任务是摸清她的底细，搞清她是否准备继续提供情报。奥列格通过当地警察局找到了她的地址。为他开门的中年女性似乎对一位手捧鲜花的小伙子的突然造访并不感到意外。不到一杯茶的工夫，她就明确表示，自己准备继续和克格勃合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完成了第一份克格勃工作报告。这距离他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接受忠诚测试的人是我，而不是那个德国女人。”
1961年圣诞节，他和哥哥瓦西里取得了联系，瓦西里当时正以伪造的身份居住在莱比锡。奥列格没有向瓦西里透露他对修建柏林墙感到的恐惧。哥哥已经是一名职业克格勃情报官员，不会容忍这种思想立场的动摇。正如他们的母亲没有向丈夫透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一样，兄弟二人也互相保有自己的秘密：奥列格不知道瓦西里到底在东德做什么，瓦西里也没有察觉到奥列格的真实想法。二人观看了一场圣诞清唱剧演出，奥列格因此“大受震动”。相比之下，俄罗斯似乎是一片“精神荒漠”，那里只能演奏得到官方认可的作曲家的作品。像这部巴赫作品一样处于“阶级敌对”立场的宗教音乐遭到严禁，因为它代表了堕落的资产阶级趣味。
在东德的几个月对戈尔季耶夫斯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目睹了敌对意识形态给欧洲带来的具体和象征性差异，品尝了在莫斯科遭到禁止的文化硕果，还正式开始从事间谍工作。“当时我初次体验了自己在加入克格勃之后可能从事的工作，这令我感到兴奋。”
事实上，他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员了。
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于1962年7月31日到克格勃进行述职报告。为什么他要加入一个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受到他质疑的组织呢？克格勃的工作内容充满魅力，并承诺提供出国的机会。地下工作的隐秘性自有其诱人之处，而奥列格自己也充满雄心。他认为，克格勃可能会发生变化，他自己也会改变，苏联也可能产生变革。此外，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能让他享受特权。
当奥尔加·戈尔季耶夫斯基得知自己的二儿子也要加入情报机构，走上父亲和哥哥的老路时，她感到沮丧。有一次，她公开表达了对政府及执行高压政策的机构的愤怒之情。奥列格指出，他不会为负责国内工作的克格勃组织工作，而是到驻外部门第一总局，这是一个由讲外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组织，从事对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要求很高的高端工作。“这有点不像传统的克格勃，”他对母亲说，“这是真正的情报和外交工作。”奥尔加转身离开了房间。父亲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沉默不语。奥列格觉得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骄傲。多年后，当他对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全面认识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当时快要退休的父亲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害怕和自己的儿子谈论克格勃的工作”。此外，作为克格勃的骨干，安东·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或许正努力想要维持自己的两面人生，所以他心中充满恐惧，没有提醒儿子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作为苏联普通公民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和斯坦达·卡普兰一起参加了学校在黑海边举行的假日野营。卡普兰决定暂缓一个月回国加入捷克斯洛伐克令人生畏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StB）。两位友人很快就会成为同事，苏东集团情报战线的盟友。在一个月里，他们松树下宿营，每天跑步，游泳，晒太阳，谈论女人、音乐和政治。卡普兰对苏联的制度愈发不满。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卡普兰对自己这种危险的信任感到受宠若惊：“我们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种信任。”
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卡普兰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写了一封信。除了谈论自己遇到的那些女孩的绯闻以及两人团聚时将享受的欢乐时光外（“我们会喝光布拉格所有酒吧和酒窖里的酒”），卡普兰提出了一个重要请求：“奥列格，你能弄一份刊载叶夫图申科所写关于斯大林的诗歌的《真理报》吗？”这首饱受争议的诗是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i Yevtushenko）所写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这首诗是这位极为大胆且极有影响力的苏联诗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正面抨击。诗文主旨在于请求苏联政府确保斯大林永远“不会复活”，向一些领导人对斯大林时代的怀念之情发出了警告：“谈到过去，我指的是无视人民的福祉、栽赃陷害和监禁无罪之人……‘干吗在意这些？’有人会问，但我不能无动于衷。/因为斯大林的后继者阴魂不散。”这篇诗文在苏共官方报纸刊登，引起了一阵轰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刊行。“该诗对我们一些人冲击很大，他们都带着某种不满情绪。”卡普兰在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信中如此写道。他说想要将该诗的捷克语译本与俄语原版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卡普兰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另有所指，两人都对叶夫图申科所表达的情感感同身受，和诗人一样，他们不会对斯大林遗留影响的肆虐坐视不管。
克格勃“红旗”精英培训学院位于莫斯科北面50英里外的密林深处，代号101学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号与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101房间重名（这纯属无意的巧合）。在101房间的地下审讯室，犯人们置身于最悲惨的噩梦之中，之后只能乖乖地放弃抵抗。
在这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另外120名接受培训的克格勃军官将掌握苏联谍报手段的最高机密：情报与反情报、招募与使用间谍、有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和非法间谍、特工与双面特工、武器的使用、徒手格斗与侦察，以及这门神秘行当里的种种本领和行话。101学校最重要的培训内容是如何识别并摆脱监视，即所谓“干洗”（克格勃术语称作proverka）：这种技巧包括如何确认自己被跟踪了，并以一种看似巧合而非故意的方式来躲避监视，因为一名明显“意识到自己被监视”的目标对象很可能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情报密探。“情报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应引起他人的怀疑，”克格勃教官强调，“如果监视机构发现一名外国人明目张胆地摆脱盯梢，这只会刺激他们更加隐秘、更加耐心，并且更别出心裁地开展监视工作。”
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即便自己已受到监视）和间谍取得联系，是每一项秘密行动的关键所在。在西方间谍界，执行隐秘任务的情报官员或特工开展的就是所谓“黑色行动”。在反复测试后，克格勃学员将会在一个特定地点与特定人员取得联系，投放或接收情报，确认自己是否遭到跟踪，并在确定被跟踪时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甩掉尾巴，安全抵达指定地点。克格勃第七局负责监控。在跟踪嫌疑人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监控人员会参与到训练中。每天训练结束后，受训学员和监控小组都会交换意见。“干洗”是一项令人疲惫不堪、充满竞争、耗费时间且劳心费神的工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精于此道。
奥列格学会了如何设置一个“标志性指示”，即在公共场所留下秘密暗号——比如路灯杆上的粉笔印——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不会留意这些标记，但间谍会明白这表示在某一时间地点碰头；如何做到“擦肩而过”，将信息或物品交给他人而不被发现；如何“间接传递”，即不直接接触，而是将信息或现金置于某一特定地点，让对方拾取。奥列格还学习了密码加密和解码、识别信号、秘密书写、微点照片的事前准备、拍摄和伪装技术。学院还教授经济学与政治学知识，并对年轻特工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以巩固他们的政治信念。奥列格的一名同学对此评价道：“这些陈腐的准则和理论就像仪式咒语一样，无异于时刻表示自己的忠诚。”已经到国外执行过任务的资深克格勃情报官员会对学员教授西方文化和相关礼仪，以让新学员更好地认识贪图享受的资本主义生活，做好与其斗争的准备。
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使用第一个化名。苏联和西方情报机构在选择假名时使用同样的方法——它应与真名相近，使用一样的首字母，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有人使用你的真名给你寄信，那些只知道你化名的人很可能会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的假名是“戈迪耶捷夫”（Guardiyetsev）。
和其他学员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宣誓永远忠于克格勃：“我承诺愿为捍卫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保守国家秘密。”他在宣誓时毫无迟疑。他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这是加入克格勃的前提条件。他可能心存疑虑——很多人都会如此——但这并未阻止他诚心诚意地加入克格勃和苏联共产党。另外，克格勃的工作令人兴奋不已。因此，与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截然不同，在101学校为期一年的培训，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年轻时最愉悦的一段时光，充满了兴奋与期待。他和他的同学们因为才智过人和对官方路线的忠诚服从，以及情报人员普遍具备的冒险精神，被克格勃选中。“我们选择了克格勃，因为它明确提供了未来行动的前景。”保密性将他们紧紧黏合在一起。即使奥列格的父母对他所在何处或从事何种工作也所知甚少。“进入外国情报处（FCD）服役是国家安全部门大多数年轻情报员隐藏而又公开的梦想，但只有少数人配得上这一荣誉，”和奥列格差不多同一时间进入101学校，后来成为克格勃将军的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说，“这份……工作以其自身的传统、纪律、惯例及特殊的职业语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同志情谊，把情报官员们团结起来。”到1963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格勃这一大家庭。他衷心发誓为捍卫祖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保守最后的秘密。
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为外国情报处主管“非法特工”的S局努力工作。他开始染上酗酒的习惯——在成功完成任务后喝伏特加喝到酩酊大醉，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作为一名没有官方身份掩护的特工，他居无定所，使用不同的化名为地下情报网络服务，并向其他隐藏的特工传递信息和资金。瓦西里从未告诉弟弟自己的工作内容，但他会隐晦地提到一些异域地名，比如莫桑比克、越南、瑞典和南非。
奥列格希望像哥哥那样在激动人心的海外地下情报界施展拳脚。然而事与愿违，他奉命到莫斯科的S局报到，负责给其他“非法特工”准备文件材料。为了掩盖自己的失望情绪，1963年8月2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穿上了最好的一套西装，去克格勃总部报到履职。建筑群坐落在克里姆林宫（Kremlin）附近，既包括监狱，也有档案馆，更是苏联情报机构繁忙的神经中枢。在克格勃总部的中心位置坐落着阴森的卢比扬卡（Lubyanka），这座新巴洛克式建筑最初是全俄保险公司（All-Russia Insurance Company）的办公地点，现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已成为克格勃的刑讯室。克格勃官员将控制中心称作修道院（The Monastery），或只称其为“中心”。
去迷人的海外国家执行秘密任务的希望落空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得不深陷于处理文件的杂务之中，成了一名负责填写各种表格的“苦役”文书。每名非法特工都需要一个伪装人格，一个令人信服的背景故事，一个具备完整个人档案和伪造文书的新身份。上级需要对每名非法特工进行供给、指导和资助，对暗号标记点、秘密投递点及擦身而过传递便条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安排。英国被认为是安插非法特工的天堂，因为英国没有身份证制度，没有中央人口登记局。西德、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是谍报工作的重要目标。奥列格负责对德业务，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人。在两年时间里，他过着一种两面人生，一方面向国外派遣伪造身份的间谍，一方面和回国人员碰面。
在克格勃的“中心”游荡着一些幽灵般的人物，他们都是已至迟暮之年的苏联谍报英雄。在S局的走廊上，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了化名为戈登·朗斯代尔（Gordon Lonsdale）的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Konon Trofimovich Molody），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无官方身份特工之一。1943年，克格勃盗用了一个名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Gordon Arnold Lonsdale）的死去的加拿大孩子的身份，给在北美长大、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莫洛迪使用。冒用朗斯代尔身份的莫洛迪从1954年开始定居在伦敦，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风趣的商人，贩卖自动点唱机和泡泡糖机，但他在暗中组建了所谓的“波特兰间谍网”（Portland Spy Ring），一个搜集英国海军机密的线人网络。（离开莫斯科之前，一名克格勃牙医在他牙齿上钻了几个不必要的洞，莫洛迪只需张嘴指指克格勃钻的窟窿，就能向其他苏联间谍表明自己的身份。）一名中情局“鼹鼠”的告密导致莫洛迪的间谍活动曝光并因此被捕，当英国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仍无法确定他的真实姓名。戈尔季耶夫斯基此次见到他时，恰逢他与一名被控在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商人进行交换后重回莫斯科。类似的传奇人物还有化名为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的维利亚姆·捷瑞科维奇·费舍尔（Vilyam Genrikhovich Fisher），他因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三十年监禁，后来被美国放回苏联，以交换被俘的U-2侦察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
但在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苏联间谍中，最著名的是一个英国人。金·菲尔比（Kim Philby）1933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反，在军情六处一路升迁的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情报，最终在1963年1月叛逃苏联，令英国政府大为尴尬。他现居住在莫斯科一栋舒适的公寓中，并受人照顾。“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一名克格勃官员说，他会浏览《泰晤士报》（The Times）旧版面上的板球比赛比分，吃牛津果酱，常常喝得不省人事。菲尔比在克格勃内部被尊为传奇人物，他现在仍继续为苏联情报机构打零工，包括对使用英语的情报人员进行培训，分析特殊案例，甚至为苏联冰球队打气。
和莫洛迪、费舍尔一样，菲尔比也给那些崇拜英雄的年轻特工们上课。但克格勃间谍生涯结束后的现实生活远谈不上幸福。莫洛迪开始酗酒，并在一次外出采摘蘑菇的旅途中离奇死亡。费舍尔变得充满幻灭感。菲尔比曾试图自杀。三人最终都将在苏联邮票上得到纪念。
只要仔细观察（很少有苏联人能做到）就不难发现，克格勃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是不言自明的。“中心”是一个一尘不染、灯火通明、与道德绝缘的官僚机构，当克格勃官员一丝不苟地策划在海外实施犯罪的细节时，这里会立刻变得无情、谨慎且极端严格。从一开始，苏联情报机构在开展行动时就毫无道德约束。除了搜集和分析情报外，克格勃还组织策划政治战、操纵媒体、发布虚假信息、伪造证物，并进行恐吓、绑架和谋杀等活动。克格勃第十三部又名特种任务局（Directorate for Special Tasks），专门负责破坏和暗杀。同性恋在苏联是非法的，但克格勃会招募同性恋者去引诱外国同性恋者，以便在之后对他们进行勒索。克格勃在打破原则时毫不犹豫，不过，这里也是一个观点陈腐、伪善和道德说教之处。它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饮酒，尽管很多人下班后会喝得烂醉如泥。克格勃的很多办公室里都会流传关于员工私生活的流言蜚语，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心”，绯闻和蜚语可能会毁了一名员工的职业生涯乃至生命。克格勃对雇员的家庭状况十分关注，因为在苏联不存在个人隐私。员工应该结婚、生子，维持婚姻关系。这样做是出于控制员工的考虑：一名已婚的克格勃雇员在国外不太可能叛变，因为如果变节的话，他的妻子和家人都会沦为人质。
加入S局两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自己不会像哥哥那样成为一名派驻国外的密探。但瓦西里本身可能就是奥列格无法执行密探任务的主要原因：根据克格勃的逻辑，多名家庭成员在国外，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派驻两人，可能会诱发变节行为。
工作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厌倦和沮丧。一份许诺冒险和刺激的工作却变得极端单调。他在西方报纸上看到的世界，似乎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决定结婚。“我希望尽早出国，但克格勃从不会派未婚的人出国。我急于找到一名妻子。”一名会讲德语的女性将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样一来，夫妻二人可以一起派往德国。
叶莲娜·阿科皮安（Yelena Akopian）当时正在接受培训，以成为一名德语教师。她21岁，有一半亚美尼亚血统，人很聪明，长着一双黑眼睛，非常风趣。她是个一句话就能把人驳得哑口无言的机灵女孩，有一段时间，奥列格觉得她诱人而有吸引力。两人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见了面。在他们之间擦出火花的不是激情，而是共同的抱负。和奥列格一样，叶莲娜也渴望出国，梦想摆脱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拥挤公寓里的生活。戈尔季耶夫斯基此前的少数几次恋爱经历都很短暂且不尽如人意。叶莲娜似乎提供了一个现代苏联女性的理想典范，不像他以前遇到的女同学那样作风传统，而是有一种不可预测的幽默感。她自称女权主义者，尽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这一思想受到严格的限制。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爱意。他们开始交往，根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的回忆，“我们当时都没有进行多少真正的思考或自我审视”。几个月后，二人低调完婚，理由并不那么浪漫：与叶莲娜成婚能增加奥列格的晋升机会，奥列格则可以帮助叶莲娜离开莫斯科。这是典型的克格勃式功利婚姻，尽管双方都不承认这一点。
1965年末，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等来了机会。克格勃创立了一个在丹麦运作的非法特工岗位。表面上，他是一名负责处理签证与遗产继承的领事官员；实际上，他将为“N线”（意为nelegalniy或非法特工）工作，负责S局的现场作业。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工作是管理克格勃在丹麦的地下间谍网络。他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命。他当时的想法和金·菲尔比1933年被克格勃招募后的感受一样：“我没有任何犹豫。当一支精英部队向你表示招揽之意，你不会有丝毫顾虑。”
2 戈尔姆森叔叔
奥列格和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66年1月的一个雾天抵达哥本哈根，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如同一名军情六处官员此后评价的那样：“如果你必须选择一座城市来证明西方世界相对苏联的优越性，没有比哥本哈根更合适的了。”
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美丽、干净、现代且富裕，这里在一对刚摆脱苏联单调而压抑生活的夫妻眼中，无疑是非常诱人的。这里到处是时髦的轿车、鲜亮的办公楼、设计精妙的家具和牙齿整齐、笑容可掬的北欧人。这里到处都是咖啡厅和供应异域美食的敞亮餐厅，以及销售各色商品的商店。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贫瘠的眼里，丹麦人不仅更加阳光、充满活力，在文化上也很充实。当他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时，那里的书籍种类之多令他深感震惊，更令人惊讶的是，读者想借多少书都行，还可以把书装到塑料袋里带走。街上似乎也很少看到警察。
位于哥本哈根北部克里斯蒂安尼亚盖德（Kristianiagade）的苏联大使馆由三栋外壁涂有灰泥的别墅组成，这里建有整洁干净的花园、运动中心和社交俱乐部，更像是一座设有门禁的大酒店，而不是一片苏联领土。戈尔季耶夫斯基夫妇搬进了一间新公寓，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地上铺着木地板，还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克格勃为戈尔季耶夫斯基配了一部大众甲壳虫汽车，每月还会预支250克朗现金作为活动经费。音乐在哥本哈根似乎无处不在：巴赫、亨德尔、海顿、泰勒曼，这些作曲家的音乐在苏联被禁止演奏，在这里却全然不受限制。戈尔季耶夫斯基想，禁止普通苏联公民出国的政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除了信仰坚定的克格勃情报员外，谁还能在品尝了如此之多的自由后，不流连忘返呢？
苏联大使馆的20名官员中，只有6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余的人都在为克格勃或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GRU）效力。驻哥本哈根大使馆情报站站长列奥尼德·扎伊采夫（Leonid Zaitsev）是一个富有魅力、认真负责的官员，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大多数属下无能、懒惰或偷奸耍滑。与实际的谍报工作相比，他们反而在虚报开销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克格勃小组的大致工作内容是培养丹麦联络人、招募线人和物色潜在的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意识到，这简直就是“受邀去贪腐”，因为多数官员会编造和丹麦人的互动情况，虚报账单，编造报告并私吞经费。莫斯科“中心”似乎没有注意到驻哥本哈根情报人员的反常现象：很少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丹麦语，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这种语言。
戈尔季耶夫斯基决心表明自己和其他人不同。已经流利掌握瑞典语的他开始学习丹麦语。在上午，他通常在使馆处理签证申请业务，这与他名义上的工作内容吻合；间谍活动通常从午餐时间开始。
克格勃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谍报网络不成气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大多数工作是行政上的例行公事：在秘密传递点留下现金或便条，监控暗号留存点，与密探进行秘密联系，对于其中大多数人他未曾亲眼见过，也不知道名字。如果一个密探在某座公园的长凳下放了一块橘子皮，这就意味着“我遇到了危险”，而一个苹果核则表示“我明天要出国”。这些复杂的暗号有时会沦为一场闹剧。有一次在一个暗号留存点，奥列格在一处公共厕所的窗台上放了一枚弯钉子，以此告知密探，他应该在此前约定的秘密传递点拾取现金。密探表明已收到此信息的回复暗号，是在同一地点放一枚啤酒瓶盖。回住所的路上，奥列格发现这个瓶盖来自一瓶姜汁啤酒。在间谍的暗号里，姜汁啤酒和普通啤酒一样吗？还是代表什么别的意思？在和情报站同事进行了彻夜的激烈讨论后，他最终认定，密探根本没有注意到不同瓶盖间的差别。
在丹麦，新教教会会登记出生和死亡情况，手抄记录在大本档案里。在一名来自莫斯科的熟练伪造者的帮助下，任何新身份都可以通过修改教会档案，从源头进行伪造。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训练牧师去获取登记表，并在多所教堂组织了多起盗窃。他后来说：“我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丹麦的教会登记册里包含了不少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凭空捏造的丹麦人。
与此同时，奥列格还着手招募线人、密探和密使。扎伊采夫告诉他：“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使用“戈尔诺夫”（他母亲的婚前姓）的化名，说服了一名学校教师和他的妻子充当“活信箱”，与特工收发信息。他结交了一个丹麦警察朋友，但几次会面后，他开始对是否争取此人感到犹豫。
在哥本哈根不到一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结识了一名与众不同的克格勃情报官。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柳比莫夫（Mikhail Petrovich Lyubimov）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非常聪明的乌克兰人，他的父亲曾在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机构契卡（Cheka）工作。柳比莫夫比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四年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之后给克格勃写了一篇题为《英国人的国民性格与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的论文。1957年，根据克格勃的命令，他在莫斯科世界青年大会（World Youth Festival）上勾引了一个美国女孩。四年后，他作为一名苏联新闻参赞被派往英国，在工会、学生团体和英国机构中招募线人。他的英语带有纯正的上层阶级口音，满口老派的标准英国腔（用“What ho！”问候，用“pip pip！”道别），让他听起来就像一个俄罗斯的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1]。柳比莫夫对所有和英国有关的东西都感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热衷于他所喜欢的那些英国文化元素：威士忌、雪茄、板球、绅士俱乐部、裁剪考究的粗花呢服装、台球和绯闻。英国情报机构给他起了一个“笑脸迈克”（Smiley Mike）的绰号。英国人是他的敌人，但他崇拜他们。1965年，他试图争取一名英国密码员但未获成功，此后英国情报机构立即试图策反他。在拒绝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后，他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之人并被遣返回莫斯科——这一经历丝毫没有减弱他浓厚的崇英情结。
1966年底，柳比莫夫被派往哥本哈根，担任政治情报负责人（克格勃术语称之为“PR线”）。
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喜欢上了柳比莫夫。“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行动的过程。”柳比莫夫一边喝着格兰威特（Glenlivet），一边在有护墙板的聚会室里讲着他招募间谍的故事，他在英国的传奇经历让年轻几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大饱耳福。柳比莫夫将戈尔季耶夫斯基视作自己的门徒，这样评价这位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年轻人：“他渊博的历史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喜欢巴赫和海顿，这令我肃然起敬，尤其是与那些只知道钓鱼、购物、尽可能囤积物质财富的在丹苏联人相比。”
和柳比莫夫爱上英国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也被丹麦这个国家所吸引，他喜欢这里的人民、公园、音乐和自由，包括被丹麦人视作理所当然的性自由。丹麦人对性持开放态度，即便以欧洲标准而言也相当大胆。一天，奥列格去了哥本哈根的红灯区，一时兴起进了一家卖色情杂志、性玩具和其他色情产品的商店。他买了三本同性恋色情杂志，带回家给叶莲娜看。“我就是很好奇。我当时不知道同性恋者如何发生性关系。”他把杂志放到了壁炉架上，公开展示了一种在苏联荡然无存的自由。
“我的人性在那里大大地张扬了，”奥列格写道，“丹麦有很多美妙的地方，比如生机勃勃的音乐、高水平的学校、高度的开放性和快乐的普通人；与之相比，苏联简直是如地狱般巨大且毫无生气。”他开始打羽毛球，发现自己很喜欢这项运动，尤其是欣赏它所具有的欺骗性。“羽毛球在飞行的最后几秒会减慢速度，这给选手以机会，让他们思考如何在最后一刻改变击球落点。”后来他把在最后时刻改变击球落点的技术练得十分纯熟。他还去听古典音乐会，到图书馆读书，走遍了丹麦的每个角落，有时是执行间谍任务，但大多数时候纯粹只是享受这样做的乐趣。
平生第一次，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自己没有受到监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丹麦安全与情报局（the Politiets Efterretningstjeneste，简写为PET）规模不大但非常高效，其公开职责是“预防、查明和打击危及丹麦社会自由、民主和安全的威胁”。PET高度怀疑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构成了此类威胁，从这个懂得欣赏古典音乐的年轻苏联外交官抵达哥本哈根的那一刻起，PET就开始留意他了。
丹麦人定期监控苏联大使馆人员，但缺乏全时监控的手段。大使馆的一些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同时，克格勃技术人员成功打入了丹麦情报部门的电台网络，苏联大使馆内的监听人员会定期侦搜丹麦监控小组之间传递的信息。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丈夫一起为克格勃工作，监听这些信息，并将其翻译成俄语。因此，克格勃可以搞清丹麦情报部门监听车的位置，并确认何时其人员没有受到监控。每名受怀疑的克格勃官员都有一个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丹麦安全与情报局电台中被称作戈尔姆森叔叔（Uncle Gormsson），这个名字源自一位外号“蓝牙”，名为哈罗德·戈尔姆森（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的十世纪丹麦国王。
丹麦安全机构认定戈尔季耶夫斯基（化名戈尔诺夫、戈德耶特赛夫、戈尔姆森叔叔）是一名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间谍。
一天晚上，那位警察朋友和他的妻子邀请奥列格和叶莲娜去吃晚餐。他们出门后，丹麦情报人员进了他们的房间，安装了窃听设备。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丹麦夫妇的邀请有点可疑，因此，根据自己在101学校的培训经验，他出发前采取了防范措施，在门框涂抹了一些胶水。当他们结束就餐返回家中时，发现那些肉眼无法识别的胶水印遭到了破坏。从那以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家说话都很小心。
克格勃和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之间的彼此窥探总是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受过“干洗”培训的克格勃官员经常能摆脱丹麦人的盯梢。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误以为自己成功地隐藏了行踪。
戈尔季耶夫斯基进入性用品店并购买同性恋色情杂志的行为之所以被发现，有可能是因为丹麦情报部门对哥本哈根的红灯区进行了监控，或者丹麦人跟踪了他。一个已婚苏联情报人员对同性恋色情感兴趣并不是好事，因为一个有秘密的男人有可能遭到勒索。丹麦安全机构对此进行了仔细的标记，将这条有趣的爆料信息告知了一些盟友。在西方情报机构的档案中，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名字旁第一次被打了一个问号。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逐渐成长为一名最高效的克格勃人员。柳比莫夫对此写道：“受益于良好的教育、对知识的渴望、喜欢读书和像列宁一样常去公共图书馆的好习惯，他毫无争议地在同僚中脱颖而出。”
影响他前途的唯一阴云就是他的婚姻，在文化与精神生活日益繁盛的同时，他的婚姻关系却每况愈下。两人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温馨可言，现在则愈发冷淡。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要孩子；叶莲娜却坚决不同意。来哥本哈根任职一年后，他的妻子透露道，离开莫斯科之前，她曾在没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堕了一次胎。奥列格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非常愤怒。在丹麦，叶莲娜本应充满活力，但奥列格却发现年轻的妻子生活态度消极、对周遭的新事物不闻不问。他开始感到自己的婚姻“就是一纸协议而非爱情”，他的“空虚感”与日俱增。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自己对女性的态度是“尊重的”。实际上，和许多苏联男性一样，他秉持着一种陈旧的婚姻观，希望妻子能任劳任怨地打理家务。而作为一名出色的克格勃翻译员，叶莲娜坚持认为“女人不应该做家务”。奥列格可能对西方社会的很多新思潮持开放态度，但他对女性解放却有所保留；他说叶莲娜具有“反家庭倾向”，只能徒增自己与日俱增的沮丧感。他上了烹饪课，希望能让叶莲娜感到羞愧，以后多去做饭；叶莲娜要么对此没有注意，要么根本不在乎。她犀利而机智的言辞曾让奥列格赞赏不已，现在只会让他生气。一旦觉得自己是对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就会固执己见、不思变通。为了摆脱这种沮丧感，他每天都会在哥本哈根的各大公园独自跑上几个小时，回到家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力气吵架了。
在奥列格的婚姻生活出现裂痕的同时，苏东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剧变。
1968年1月，具有改革派思想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开始实施自由化政策，放松对出国、言论自由及审查制度的管控，试图摆脱苏联的束缚。杜布切克倡导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承诺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最终实现自由选举。
戈尔季耶夫斯基兴奋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挣脱苏联的枷锁，其他苏联卫星国也会争相效仿。克格勃驻哥本哈根情报站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问题的观点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莫斯科会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那样，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预。但包括戈尔季耶夫斯基和柳比莫夫在内的另一些人，却笃定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会取得成功。“奥列格和我都认为苏联坦克不会开进布拉格，”柳比莫夫写道，“我们为此赌了一箱乐堡啤酒（Tuborg）。”就连通常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叶莲娜似乎也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感到鼓舞。“我们将捷克斯洛伐克视作自由未来的一种希望，”戈尔季耶夫斯基写道，“这不仅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也是为了苏联的未来。”
在莫斯科“中心”，克格勃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试验视作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有可能打破冷战的势力平衡，不利于莫斯科。苏联军队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克格勃不等克里姆林宫下达指示，就派遣了一支间谍小队去打击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行为。这些间谍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
兄弟二人中，一个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布拉格之春”取得成功，另一人却奉命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1968年初，30多名克格勃特工潜入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命令，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打入“反动”知识分子圈子，绑架“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支持者。多数特工假扮成西方游客，因为克格勃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煽动者”更可能对明显持同情态度的外国人透露他们的计划。行动目标包括知识分子、学者、记者、学生和作家，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这是克格勃历史上对华约盟友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情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