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使用一本名叫格罗莫夫（Gromov）的假西德护照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列格的哥哥已经证明了其作为一名克格勃绑架者的能力。叶夫根尼·乌沙科夫（Yevgeni Ushakov）作为特工在瑞典执行了几年任务，绘制了该国的地图，并发展了下线特工网，以为苏联可能的入侵做先期准备。但在1968年，“中心”认为这名代号“浮士德”（FAUST）的特工得了受迫害妄想症，必须处理掉。1968年4月，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乌沙科夫下了麻醉药，成功途经芬兰将他带回莫斯科，克格勃把他安置在一所精神病院里，然后将他释放并开除。瓦西里因“出色完成任务”获得了一枚克格勃奖章。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瓦西里和一名克格勃同事准备绑架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两名流亡领袖：瓦茨拉夫·塞尔尼（Vaclav Cerny）和扬·普罗查斯卡（Jan Prochazka）。塞尔尼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史研究者，因捍卫学术自由的言论被政府从查理大学开除。普罗查斯卡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片人，曾公开谴责官方的审查制度，并呼吁“艺术表达的自由”。两人当时都居住在西德。克格勃（错误地）认定他们领导了一个“非法的反政府”组织，企图“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计划很简单：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结交塞尔尼和普罗查斯卡，让他们相信自己正面临被苏联杀手暗杀的迫切危险，并表示自己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藏身之地”。如果他们拒绝前往，瓦西里就使用“特殊材料”将他们制服，然后转交给克格勃特别行动部的特工，将他们放到一辆挂有外交牌照汽车的后备厢中，驱车越过边境进入东德——根据外交惯例，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一般不会遭到搜查。计划并未成功。尽管戈尔季耶夫斯基力劝，塞尔尼就是不相信“自己面临着不同寻常的危险”；普罗查斯卡身边有保镖陪同，他自己只讲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根本听不懂的捷克语。在反复尝试劝说这位捷克异见人士长达两周之后，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终放弃了绑架计划。
此后，化名格罗莫夫的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越过边境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组织，该组织由假扮成游客的精锐苏联特工和破坏分子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实施一系列“挑衅行动”，制造捷克斯洛伐克即将爆发反革命暴动的假象。他们散布虚假信息，暗示由西方情报机构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右派分子”正在策动暴力政变。他们伪造了号召推翻现行制度的煽动性标语，并安放了在包装上印有“美国制造”的私藏武器，这些武器后来被“发现”，成了叛乱即将爆发的证据。苏联当局甚至声称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现了一起企图推翻政府并扶植帝国主义走狗的“美国秘密计划”。
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战斗在克格勃诋毁与破坏“布拉格之春”的最前线；和父亲一样，他从未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产生过怀疑。
奥列格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在捷克斯洛伐克，更别提他干的那些欺骗勾当了。兄弟二人从未就此进行过交流。瓦西里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奥列格对自己的秘密也愈发守口如瓶。随着夏天到来，一个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眼看就要呼之欲出，奥列格坚持认为莫斯科不会进行军事干预。“他们不会入侵的，”他肯定地说，“他们不敢。”
1968年8月20日夜晚，在苏联主导和其他华约国家协同之下，一支拥有2000辆坦克和20多万人的部队越过边境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鉴于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无力抵抗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杜布切克呼吁民众不要抵抗。到第二天早上，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占领。苏联重申了“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任何华约国家企图否定或变革正统共产主义的行为都是不可允许的，苏联必须使用武力加以纠正。“布拉格之春”结束了，新的苏式严冬降临。
苏联的武装干涉令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震惊和厌恶。当丹麦人在苏联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外抗议，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时，他羞愧难当。目睹柏林墙的建立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效忠的政权的真实面目。他对苏联制度的态度迅速由疏远转变为憎恨：“对无辜人民的野蛮攻击，让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憎恨。”
奥列格用大使馆走廊角落里的电话联系上了在家的叶莲娜，对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行为进行了潮水般的咒骂与抨击。“他们竟然真这么做了。让人难以相信。”他难过得快要哭了。“我的灵魂感到痛苦。”他后来回忆道，但他的内心是坚定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传递了一个信号。他知道大使馆的电话正在被丹麦安全机构监听。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也对他家里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他们肯定会听到他和妻子进行的这次惊人的谈话，注意到“戈尔姆森叔叔”并非克格勃机器上看似毫不松动的一颗螺丝钉。这一通电话并非向对方传递的明确信息。相反，这是一种暗示，一次情感接触，一次让丹麦人和他们的西方情报界盟友察觉到自己感受的尝试。他后来写道，这是“自己第一次故意向西方发出信号”。
然而，西方没有注意到这一信号。戈尔季耶夫斯基进行了试探，但没有人留意。在丹麦安全机构截获和掌握的大量信息中，这一看似微小却意义重大的暗示没有被人察觉。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坏消息接踵而至。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想到斯坦尼斯拉夫·卡普兰，他大学时那位性情直率的朋友。当苏联坦克开进他的国家，斯坦达会做何感想？
此时的卡普兰非常愤怒。在离开苏联后，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之前，卡普兰曾在位于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尽量隐藏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同情，虽然对1968年的事件感到极度沮丧，但他保持了缄默。镇压“布拉格之春”导致了一波移民潮，面对苏联的侵略，大约30万人准备逃离捷克斯洛伐克。卡普兰开始搜集秘密，打算加入他们。
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宣告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丹麦任期即将结束：“停止开展活动。进行情报分析但不要再采取行动。”莫斯科“中心”认为，丹麦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们可能已经确定他是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截获的电台消息表明，自从奥列格抵达丹麦，他平均每隔一天就被跟踪一次，频率高于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莫斯科不想引发外交事件，因此在哥本哈根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任务就是研究克格勃的丹麦工作手册。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职业生涯与良知正处于十字路口。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充满愤怒，但他还未下定决心。离开克格勃是不可想象的（或许也是不可能的），但他在思考自己是否可以调离运作非法特工的岗位，加入柳比莫夫的政治情报部门，从事更加有趣也不那么肮脏的工作。
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陷入僵局：他完成领事工作，和叶莲娜争吵，心中暗藏着对苏联体制的厌恶，又对西方文化如饥似渴。在一个西德外交官家中举行的聚会上，他和一个年轻的丹麦人攀谈起来，这个丹麦人十分友好，似乎已经喝醉了。他似乎懂得不少古典音乐的知识，还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提议一起去酒吧。戈尔季耶夫斯基礼貌地回绝了，解释说自己还要回家。
这个年轻人是丹麦情报机构的一名特工。两人在聚会上的攀谈是一个未遂同性恋陷阱的第一步。奥列格对同性恋色情刊物表现出的兴趣促使丹麦人设下了一个桃色陷阱，用间谍行为中最古老、最卑鄙但也最有效的技巧之一诱使他上钩。他们不太清楚计划为什么会失败。是这种勾引被训练有素的克格勃特工识破了吗？或者只是因为陷阱中的诱饵不合他的口味？真实原因其实很简单：戈尔季耶夫斯基不是同性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故意和他搭讪。
和小说中的描写不同，间谍行动很少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受“布拉格之春”失败的刺激，戈尔季耶夫斯基向西方情报机构释放了一则暗示，但没有被察觉。丹麦情报机构基于错误的假设试图引诱他上钩，最终谬以千里。双方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取得成功。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回国了。
1970年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苏联，此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比他三年前离开时更加压抑。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教条主义思想似乎榨干了苏联社会的所有色彩与想象力。国家的现状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舒服：“一切都显得破败不堪。”排队的人群、污垢、让人窒息的官僚体系、恐惧和腐败，与多姿多彩的丹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治宣传无孔不入，官员们卑躬屈膝、粗鲁不堪，人们互相监视；莫斯科到处弥漫着煮熟的卷心菜和堵塞的排水管的臭味。一切都不在正轨。人们脸上没有笑容。和外国人的正常接触会立即引起猜疑。音乐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受折磨，扬声器播放的爱国主义音乐响彻每条街道，内容无外乎官方政治宣传，枯燥、低沉、无孔不入的斯大林之音。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被 “意识形态的刺耳之音”攻击。
他重返S局工作，叶莲娜则在克格勃第十二局任职，负责窃听外国外交官。她被安排到监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驻苏大使馆和外交人员的岗位，并被晋升为中尉。两人的婚姻现在更多体现为一种“工作关系”，尽管在莫斯科东部那间阴森的公寓里，他们从不谈论工作，也很少谈论其他话题。
接下来的两年，按奥列格的话说，“是一段进退两难、微不足道的时光”。尽管他得到了晋升，报酬也更高了，但他的工作内容和三年前离开时没什么两样，仍旧是为非法特工准备身份证明。他开始学习英语，希望能去美国、英国或某个英联邦国家任职，但上级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丹麦人显然已经认出了他的克格勃身份，因此他不可能再被派往西方国家。不过，摩洛哥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所以他开始硬着头皮学习法语。莫斯科毫无生气的单调氛围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深受文化断瘾症的困扰。他变得焦躁不安、心怀愤懑，愈发孤独和无助。
1970年春，一位年轻的英国情报人员正在翻阅一份来自加拿大的“个人档案”。他名叫杰弗里·古斯科特（Geoffrey Guscott），身材瘦小，戴着眼镜，懂多种语言，非常聪明且很有毅力。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一种慈祥的大学导师的气质，比起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更像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但外表具有欺骗性。一位同事称，古斯科特“可能是历史上给苏联情报机构造成最多伤害的一个人”。
古斯科特在伦敦东南部长大，父亲是一个14岁辍学的印刷工人，他的工人阶级背景使他不同于军情六处的大多数官员。他获得了德威学校（Dulwich College）的助学金，后来在剑桥大学学习俄语和捷克语。1961年毕业时，一封信件不期而至，邀请他去伦敦进行一次会面。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位神采奕奕的英国情报机构老兵，自称战时曾在维也纳和马德里从事间谍工作。古斯科特回忆道：“我渴望出国，而且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24岁时，他加入了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简写作SIS，在外界则以军情六处之名为人所知。
1965年，古斯科特被派往改革萌芽初现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三年时间里，他一直和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内部一个代号为“被解放者”（FREED）的人保持联系，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开始时，他已回到伦敦，负责招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外的情报人员。苏联的入侵导致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情报需求大幅增加。“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古斯科特桌上摆放的代号为“丹尼切克”（DANICEK）的卷宗，是关于最近变节的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卡普兰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构年轻官员的。
“布拉格之春”事件后不久，卡普兰去保加利亚度假。在保加利亚，他隐匿行踪前往法国，正式投靠了法国情报机构。卡普兰解释说，他希望能去加拿大定居。加拿大情报机构与军情六处关系密切，一名来自伦敦的官员亲自去法国询问了卡普兰的情况。加拿大人肯定向美国中情局通报了卡普兰的变节。这位年轻的捷克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当这份代号“丹尼切克”的卷宗落到古斯科特手上时，它已经厚达几英寸了。
卡普兰给人留下了聪明和直率的印象，“一个喜欢越野跑和异性的人”。他提供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工作的一些有价值的细节，并谈到了他作为学生在莫斯科的岁月。按照惯例，西方情报机构要求变节者提供潜在的关注对象。卡普兰的档案里包括了约一百个人，大多数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然而卡普兰还列举了五个苏联“人员”，其中一人吸引了古斯科特的注意。
卡普兰描述了自己与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友谊，形容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喜欢越野跑、注定要成为克格勃的人，还曾“清楚地表现出政治幻灭感”。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两人曾讨论过苏联制度的不足之处：“奥列格不是一个封闭的人，他是一个对过往经历保持清醒的思考者，和卡普兰自己颇为相似。”
在查阅了其他文件之后，古斯科特发现一个叫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曾在1966年作为领事官员被派往哥本哈根。军情六处和丹麦安全与情报局的关系密切，后者关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指出，他很可能是一名克格勃情报人员，给苏联的非法特工提供支持。丹麦情报人员没有抓住他的任何直接把柄，但他能屡次摆脱盯梢，证明他受过专业训练。他和一名警察以及几名牧师有过可疑的接触。安插在他公寓的窃听器表明，他的婚姻生活陷入了危机。他去性用品商店和购买同性恋色情杂志的行为，曾诱使丹麦情报机构执行了一次“无果而终的笨拙勒索行动”。1970年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消失在克格勃“中心”的深渊之中，音讯全无。
古斯科特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档案进行了标注，指出如果这位抱有自由思想，能力出众，难以捉摸还有可能是同性恋的克格勃官员再次出现在西方国家，西方情报机构应尝试与他进行接触。奥列格被“标记”为“值得注意的人”，并被起了一个名叫“阳光”（SUNBEAM）的代号。
与此同时，英国还要应对近在咫尺的克格勃间谍。
1971年9月24日，英国政府驱逐了105名苏联情报人员，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间谍驱逐事件。这场代号“脚”（FOOT）的大规模驱逐行动酝酿已久。和丹麦人一样，英国人也对苏联委派的外交官、记者和贸易代表实施严密监控，十分清楚哪些人是真正的外交官，哪些人是间谍。克格勃的间谍活动愈发胆大妄为，英国国家安全部门（the British Security Service）即军情五处（MI5）不得不展开反击。这场行动的导火索是假扮为苏联针织品工业代表的克格勃特工奥列格·利亚林（Oleg Lyalin）的变节。利亚林表面上负责销售羊毛衫，实际上是克格勃第十三局的高级代表，该机构负责制订与西方爆发战争时的紧急行动计划。军情五处给利亚林起了一个名叫“金翅雀”（GOLDFINCH）的代号，他也知情必报，透露了克格勃水淹伦敦地铁、暗杀英国知名公众人物，以及派遣一支破坏小分队在约克郡海岸登陆的计划。被揭露的这些信息给军情五处提供了等待许久的机会。英方掌握的每一名苏联间谍都被驱逐出境。一夜之间，全球最大的克格勃驻外情报站之一化为乌有。克格勃要再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一站点恢复到行动之前的水平。
“脚”行动让莫斯科措手不及，并引发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内部的恐慌。第一总局位于亚先涅沃（Yasenevo）的总部靠近莫斯科外环公路，这个负责对外情报的部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迅速扩张，由1960年代的三千人猛增至一万多人。这起大规模驱逐事件被视作一次严重的失败。负责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事务的部门负责人被解职（出于历史原因，上述两个地区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划归克格勃同一部门管理），由德米特里·雅库辛（Dmitri Yakushin）接替。
以“灰衣主教”的外号闻名的雅库辛拥有贵族血统，却追随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却有一副贵族气派，说话声音像风钻一样震耳欲聋。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一个坦克团，后在苏联农业部下辖的养猪场工作，此后被调至克格勃，升任对美业务部门的二把手。和多数克格勃高层人物不同，雅库辛是一个喜欢收藏稀有书籍的文雅之人，但他讲话非常大声。戈尔季耶夫斯基与这位灰衣主教的第一次冲突让他心有余悸。
一天晚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偷听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报道时获悉，“脚”行动产生了连锁反应，他的三名拥有外交身份掩护的前同事也被丹麦驱逐了。第二天早上，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丹麦部门的一个朋友。五分钟后，他的电话响了，对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如果你继续在克格勃散布丹麦驱逐我方人员的谣言，你一定会受到严惩！”那是雅库辛打来的电话。
奥列格害怕自己被解雇。不过，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得到了确认，灰衣主教把他叫到办公室，用近一百分贝的声音开门见山地说：“我需要派人去哥本哈根。我们必须重建我们在那里的力量。你会讲丹麦语……来我的部门工作怎么样？”戈尔季耶夫斯基目瞪口呆，这再好不过了。“交给我来办吧！”雅库辛吼道。
但出于提防其他部门挖墙脚的传统狭隘心态，S局的负责人不愿意放人。
事情因此悬而未决，令戈尔季耶夫斯基颇为沮丧。直到当初带他进入克格勃的哥哥瓦西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突然死亡的消息传来，事情才有了转机。
瓦西里多年来一直酗酒。他在东南亚感染了肝炎，医生建议他从此戒酒。但他继续我行我素，很快因酗酒死亡，年仅39岁。克格勃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事葬礼。三名克格勃情报官员手持自动武器鸣枪致敬，覆盖党旗的灵柩被安放于莫斯科火葬场，戈尔季耶夫斯基此时回想，自己其实对这个被称作“瓦席尔科”（Vasilko）的哥哥知之甚少。互相搀扶的母亲和妹妹非常悲痛，也对克格勃高官的到场感到惊讶，但她们比自己更不了解瓦西里。父亲穿上了克格勃的制服，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他对儿子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感到骄傲。
奥列格有一点害怕他这个神秘的哥哥。他对瓦西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活动仍一无所知。兄弟二人表面看起来很亲密，但实际上一条巨大的秘密鸿沟将两人隔离开来。瓦西里是一名功勋克格勃烈士，因此奥列格的价值也水涨船高，具备了一个小小的“道义优势”，更容易离开S局，跳槽到雅库辛负责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了。“既然我的哥哥已经为S局殉职，那上级就很难再拒绝我的请求了。”万般无奈之下，原单位最终同意了他的调动。苏联人为戈尔季耶夫斯基申请了一份丹麦签证，解释说他将作为苏联大使馆的二等秘书重返哥本哈根；事实上，他现在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名政治情报官，即此前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所担任的职务。
丹麦人本可以因奥列格有克格勃情报人员的嫌疑拒发这一签证。不过，丹麦方面决定允许他回来，并对他严加监控。他们把这一消息通报给了伦敦。
奥列格的性取向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没有向克格勃汇报两年前丹麦方面对自己进行同性色诱的事情。军情六处推测，如果他汇报过这件事，那他很可能不会再被派出国了，因为按照克格勃的思维方式，任何被西方情报机构盯上的目标都会立即成为怀疑对象。军情六处推断奥列格隐瞒了此事，但实际上，他只是在事发时根本没有觉察到而已。一名军情六处官员写道：“我们的猜测是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别人。”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向上级隐瞒了一个令他感到自责的秘密，如果斯坦达·卡普兰有关他政治倾向的表述是准确的，那么再与这个苏联人进行接触就有其价值。
军情六处和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为奥列格准备了一场欢迎仪式。
* * *
[1] 英国系列小说《吉福斯》中迷迷糊糊的老派绅士主角。
3 “阳光”
理查德·布罗姆黑德（Richard Bromhead）是英国情报系统在哥本哈根的“自己人”（Our Man），他并不介意别人知道这一点。
这位军情六处丹麦情报站的负责人是一个受过高端公学教育的老派英国人，也是一个热情欢快的家伙，他把自己喜欢的人称作“真正的宝贝”，对不喜欢的人则叫他们“鬼东西”。布罗姆黑德天生就有诗人和冒险家的基因。他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毕业于马尔伯勒公学（Marlborough College），曾在德国战场服过兵役，在一座此前关押英国战俘的集中营负责管理250名德国战俘。（“之前管理这里的德国指挥官是一个参加过奥运会的划艇选手。是个很棒的伙计。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后来他去剑桥大学学习俄语，自称毕业时把所学的俄语忘光了。他去外交部求职被拒，在面包店也没找到工作，于是决定做一名艺术家，在伦敦的一间破旧公寓里一边靠吃洋葱为生，一边画着阿尔伯特纪念碑（Albert Memorial）。后来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求职。（他们想要我去尼科西亚。我说：“太好了。它在哪？”）在塞浦路斯，他担任总督休·富特（Hugh Foot）的私人秘书。（“真有意思。花园里住着一个军情六处的人，很不错的一个家伙，他发展了我。”）被吸收进“公司”（The Firm）后，他首先作为密探被派往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然后去了雅典（“我一到那儿就爆发革命了，哈哈”）。最后，在1970年，42岁的他被任命为军情六处哥本哈根情报站的负责人。（“我本以为要去伊拉克的。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布罗姆黑德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穿着讲究，喜欢讲笑话和喝酒，很快就在哥本哈根的外交圈为人所熟知。他将自己的秘密情报工作称为“胡闹”。
理查德·布罗姆黑德是那种花很大精力将自己表现得很愚蠢的英国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情报人员。
从抵达哥本哈根的一刻起，布罗姆黑德就以让苏联对手感到痛苦为目标。在此过程中，他与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副手进行了合作。合作人是一个名叫让·布鲁恩（Jørn Bruun）的充满幽默感的律师，他“喜欢骚扰东方阵营的国家——尤其是苏联的外交官和其他人员，采取的方法不花分文，而且几乎无迹可查”。为了协助完成布罗姆黑德所说的“挑逗行动”，布鲁恩派给了他两名精英，延斯·埃里克森（Jens Eriksen）和温特·克劳森（Winter Clausen）。“延斯个子不高，留着整齐的长胡须。温特体型壮硕，差不多和一扇大门一样。我叫他们阿斯泰利克斯（Asterix）和奥贝利克斯（Obelix）[1]。我们相处得极其融洽。”
他们选择的目标之一是一个名叫拜特索夫（Bratsov）、特工身份已被确认的克格勃官员。每次跟踪他进入哥本哈根的任意一家商店时，克劳森都会使用商店的扩音器广播：“请克格勃公司的拜特索夫先生到服务台。”广播三次后，克格勃将拜特索夫召回了莫斯科。另一名受害者是克格勃哥本哈根站的一名热心的年轻情报人员，他试图争取一名丹麦宪兵，这名宪兵立刻向情报部门做了报告。“这名宪兵居住在一座距哥本哈根两小时车程的城镇。我们会找到他，让他给那个俄国人打电话说：‘马上过来，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那个俄国人之后会驱车赶往宪兵家中，而宪兵会让他喝伏特加直到烂醉，再告诉他一些毫无价值的废话。之后俄罗斯人会开车回家，醉醺醺地给克格勃写一份长篇报告，早上六点才上床睡觉。之后宪兵会在上午九点打来电话说：‘马上过来，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这个俄国人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放弃。哈哈，丹麦人真是好样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签证终于批下来了。军情六处指示布罗姆黑德去接近这位新客人，并在时机成熟时试探他的口风。事态进展将会向丹麦方面通报，但双方同意将这件事交由在丹麦的军情六处人员运作。
1972年10月11日，奥列格和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重返哥本哈根，感觉就像回家一样。体型壮硕、外号“奥贝利克斯”的丹麦密探小心翼翼地跟踪他们走出入境大厅。
作为一名政治情报官，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必运作非法特工，但他需要积极搜集秘密情报，并努力颠覆西方制度。实际工作中，这意味着寻找、培养、发展并控制间谍、接头人和线人。这些人可能是丹麦政府官员、民选政客、工会官员、外交官、商人、记者或任何能够为苏联提供有用情报的人。理想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是丹麦的情报人员。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少数丹麦人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时刻准备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还有些人愿意为金钱出卖情报（这是很多间谍行为的动因），或易受其他形式的劝说、胁迫或引诱的影响。此外，负责政治活动（PR线）的官员还要采取“积极举措”去影响民意，在必要时散布虚假信息，培植同情莫斯科的舆论影响者，并在媒体发布正面报道苏联的文章。克格勃长期以来一直深谙制造“假新闻”的黑色艺术。按照克格勃的分类，外国联络人依据重要性进行了区分：位于顶层的是“特工”，指通常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原因，有意为克格勃工作的这类人；下一层是“秘密联络人”，他们同情苏联的事业，愿意秘密提供帮助，但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苏联大使馆的友好人士为克格勃工作。再下一层是无数的公开联络人，以二等秘书身份作为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在工作中与他们接触。仅仅易于接近和持同情态度的秘密联络人，与准备背叛自己祖国的间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将秘密联络人发展成间谍，并非绝无可能。
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就重新适应了丹麦的生活与文化。米哈伊尔·柳比莫夫返回莫斯科，担任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的高层领导，戈尔季耶夫斯基接替了他之前的位置。这一全新的情报工作令人兴奋但也充满沮丧；丹麦人过于友善而不太可能成为间谍，过于诚实而不会颠覆国家，过于礼貌而让人无法与他们谈论如此敏感的事项。每次发展丹麦人的尝试，最终都会撞上坚不可摧的礼节之墙。即便最忠诚的丹麦共产主义者也很难做出叛国行为。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赫特·彼得森（Gert Petersen）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Denmark’s Socialist People’s Party）的党主席，后来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代号“宙斯”（ZEUS）的彼得森被克格勃归类为“秘密联络人”，负责为苏联传递从丹麦对外政策委员会那里搜集的秘密军事情报。他消息灵通，非常贪婪。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利用克格勃资金所消费的啤酒和杜松子酒数量感到惊讶，甚至有些佩服。
克格勃哥本哈根情报站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莫吉列夫奇克（Alfred Mogilevchik）任命戈尔季耶夫斯基为他的副手。“你很聪明，精力充沛，善于和人打交道，”莫吉列夫奇克告诉他，“而且，你了解丹麦，会说丹麦语。我还能要求什么呢？”戈尔季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校。
工作上，戈尔季耶夫斯基稳步晋升，在克格勃内部的职级越来越高；但在内心里，他感到十分混乱。在莫斯科的两年经历加深了他对苏联的疏离感，重返丹麦则让他对苏联体制下的庸俗主义、腐败与伪善更感失望。他开始更加广泛地阅读，收集那些在苏联根本无法读到的书籍，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以及批评斯大林主义的西方历史书籍。卡普兰叛逃至加拿大的消息走漏了风声：他的这位朋友因泄露国家机密被捷克斯洛伐克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并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震惊，他不知道西方是否注意到了“布拉格之春”后自己抗议的呼声。如果注意到了，为什么还没有回复？如果西方情报机构试图试探他的口风，他应该接受还是拒绝呢？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表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对方拍他的肩膀，但现实总是远比主观想象复杂。
回到丹麦外交圈，戈尔季耶夫斯基经常能看到那个高大、友善的英国人布罗姆黑德。
理查德·布罗姆黑德有两张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照片，都是由丹麦方面提供的。一张偷偷拍摄于他上次任职期间，另一张是他最新的申请签证照片。
“我发现这是一张严肃的脸庞，但并不快乐。他看起来坚韧不拔，十分强硬，即便伦敦方面的报告中有过描述，我也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认为他是同性恋。无论如何，他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西方情报人员能够轻易接近的人。”和与他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其他人一样，布罗姆黑德相信所有同性恋者都有一种共通的行为方式，让他们一眼就能被辨认出来。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发生在哥本哈根市政厅（Radhus）的红砖建筑里，当时他们出席了一场展览会的开幕式。布罗姆黑德知道苏联代表团会参加。作为“外交午餐会”（真正的外交官和间谍混杂其中）上的一名常客，布罗姆黑德认识了几名苏联官员。“我和一名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小个子相处得很好，他真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布罗姆黑德在包括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内的苏联外交官队伍中认出了那个矮小的伊尔库茨克人，慢慢走了过去。“我和包括奥列格在内的所有人礼节性地打了招呼，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刻意的关心。我没有问他的名字，他也没有自我介绍。”
两人就艺术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谈话。“奥列格只要一讲话，严肃的表情就会消失，”布罗姆黑德写道，“他笑得很自信，有一种其他克格勃官员所缺乏的真正的幽默感。这个新来的家伙似乎很自然，懂得享受生活。我很喜欢他。”
布罗姆黑德给伦敦写了报告，告知自己已与目标人物取得接触。主要的问题在于交流。布罗姆黑德几乎已经忘光了俄语，对丹麦语略知一二，能讲很少的德语——但这门他过去用来差遣德国战俘的语言，现在明显已不堪使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德语和丹麦语很流利，但不懂英语。布罗姆黑德说：“我们只在很肤浅的层面进行了交流。”
苏联、英国和美国大使馆比邻而居，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外交三角形，只有一片墓地将三者分隔开来。尽管身处冷战冰冷的大氛围之中，但苏联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之间还是有着密切的社交互动，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布罗姆黑德设法参加了几场戈尔季耶夫斯基出席的宴会。“我们在几个外交招待会上互相点头致意。”
发展敌方阵营的情报官员就像一场微妙的双人对舞，太明显的接触会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吓跑，但过于隐秘的暗示又会让对方无法察觉。军情六处需要搞清布罗姆黑德是否能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他很爱交际，但有点莽撞，而且苏联使馆的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军情六处的人。”果不其然，布罗姆黑德决定举办一场聚会，邀请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其他苏联官员。“PET找来了一名女性羽毛球选手。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她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丽娜·科彭（Lene Køppen）是一名牙科学生，后来赢得了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的世界冠军。她长得非常漂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诱饵。该行动“并不一定是以性诱惑为目的”，一名参与此次行动的军情六处官员回忆道。但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异性恋，这个打羽毛球的女人能和他上床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事情并未按计划发展。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两杯酒，漫不经心地和科彭简单聊了两句，就离开了。正如布罗姆黑德预料的那样，这个俄罗斯人很友好，但在社交上、运动上和两性关系上难以接近。
回到伦敦，杰弗里·古斯科特现在负责对苏业务。他和麦克·斯托克斯（Mike Stokes）就“阳光”一事进行了谈论，斯托克斯是负责奥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一案的高级官员，后者是迄今西方策反的最成功的苏联间谍。潘科夫斯基是一名格鲁乌上校，该机构是与克格勃级别相当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从1960年开始的两年时间中，他同时为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服务，向位于莫斯科的“管理者”提供科技和军事情报，包括苏联导弹在古巴的部署情况——这一情报使得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得先机。1962年10月，潘科夫斯基暴露被捕，克格勃对其进行了审问，并于1963年5月将他处决。斯托克斯在发展和运作苏联间谍方面“很有说服力”。此刻，他和古斯科特一起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次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真实态度的“决定性检验”。
1973年11月2日晚，奥列格和叶莲娜（在忧郁且几乎全然沉默的氛围中）吃完晚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敲门。戈尔季耶夫斯基开门一看，他大学时期的好朋友、捷克斯洛伐克人斯坦达·卡普兰微笑着站在门口。
戈尔季耶夫斯基十分惊讶，突然感觉非常害怕。
“我的上帝！天哪。斯坦达！你怎么来了？”
两人握了握手，戈尔季耶夫斯基让卡普兰进了屋，知道自己这样做将带来不可挽回的结果。卡普兰是一个变节者。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克格勃邻居看到他进屋，单凭这一点就会引起怀疑。还有叶莲娜。即便他们的婚姻还算稳定，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克格勃人员，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就丈夫和一名叛徒碰面的事向上级报告。
戈尔季耶夫斯基给老朋友倒了一杯威士忌，并向叶莲娜做了介绍。卡普兰说他现在为一家加拿大保险公司工作。他这次来哥本哈根是看自己的丹麦女朋友的，当他发现奥列格在外交人员名单上，就心血来潮地决定来看看他。卡普兰似乎没什么变化，依旧性情开朗、无忧无虑。但奥列格察觉到他拿威士忌酒杯的手在轻微颤抖着，知道他在撒谎。卡普兰是西方情报机构派来的。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考验。这是对他五年前“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打的那通电话久等未至的回应吗？如果是这样，那卡普兰现在为谁工作？中情局？军情六处？还是丹麦安全与情报局？
双方都很紧张，谈话断断续续。卡普兰描述了他从捷克斯洛伐克叛逃，经过法国到达加拿大的经历。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不置可否。叶莲娜看起来焦虑不安。几分钟后，卡普兰喝完了酒，起身准备离开。“今天打扰了。我们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好谈谈吧。”卡普兰推荐了市中心的一家小餐厅。
送走卡普兰后，戈尔季耶夫斯基转向叶莲娜，说卡普兰突然出现真是奇怪。叶莲娜一言不发。他接着说：“他能来哥本哈根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叶莲娜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但略带一丝不安。
第二天午餐时分，戈尔季耶夫斯基故意迟到，欣慰地发现自己没有被跟踪。他几乎一夜未睡。卡普兰坐在靠窗户的一张餐桌前等他。他看起来似乎很轻松。他们聊起了旧日时光。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一名体型健壮的游客正在阅读一本导游手册。麦克·斯托克斯正在监视他们。
英国方面对卡普兰的拜访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预演。“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让卡普兰去接触他，”古斯科特说，“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奥列格能意识到自己被监听了。”
卡普兰的任务是与奥列格谈论他的叛逃，在西方生活的新乐趣以及“布拉格之春”，然后评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反应。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评估。当卡普兰回忆起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动荡岁月时，他的肩膀开始紧绷起来。戈尔季耶夫斯基仅仅表示他对苏联的入侵感到震惊。“我需要格外小心。我正在万丈深渊边行走。”当卡普兰讲到他叛逃的细节和在加拿大的幸福新生活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略带鼓舞地点头赞许，表现得十分克制。“我认为释放出正面的信号是必要的，但我不应该失去对局面的掌控。”他不知道是谁派卡普兰来测试他的，也不打算问。
在每一段追求过程中，不要表现得过于渴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谨慎不仅仅是一种交际手段。尽管他对西方情报机构在他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进行宣泄后与他进行接触抱有期待，他仍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被引诱，也不知道是谁在争取自己。
午餐结束时，两位老朋友握了握手，斯坦达·卡普兰随后消失在人群之中。奥列格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他没有给出什么声明或许诺。但一条隐形的边界已被打破。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让步，卡普兰会在报告中把我列为争取对象。”
斯托克斯在哥本哈根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向卡普兰了解了情况，然后坐飞机回到伦敦，向杰弗里·古斯科特报告结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卡普兰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但并不感到恐惧或愤怒；他似乎对卡普兰的经历很感兴趣并表示同情，并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震惊。此外，最重要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暗示自己会就与这个已被定罪的叛国者意外会面一事向克格勃提出报告。“这太棒了。这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现得非常谨慎，但如果他没有报告这件事，那他就迈出了第一步，很大的一步。我们需要稍显含蓄地表明立场，即我们准备进行交易。我们需要策划一次偶遇。”
理查德·布罗姆黑德“整个人都给冻坏了”。现在是清晨七点，昨夜下了雪，气温降至零下六度。青灰色的黎明逐渐降临哥本哈根，“阳光”的代号与这样的天气极不协调。连续三天早上，在这个“该死的时辰”，这名军情六处特工都坐在他妻子的那辆空间狭小、没有暖气的车里，在北部郊区僻静的林荫道旁透过满是雾气的挡风玻璃，监视着一栋大型混凝土大楼。他甚至怀疑自己已经被冻伤了。
丹麦监控人员已经确认，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早上都会在一座市郊运动俱乐部和一个名叫安娜的年轻女子打羽毛球，安娜是一名学生，也是丹麦青年共产主义者组织（Danish Young Communists）的成员。布罗姆黑德找到了这个地方，决定开妻子那辆不显眼的蓝色奥斯汀汽车前去，而非自己挂有外交牌照的福特汽车。他把车停在能直接看到俱乐部大门的地方，但熄了火，以防尾气引起别人注意。前两天早上，“大约七点半，奥列格和那个女孩终于出现，他们互相握了握手，就各自开车离开了。女孩很年轻，留着黑色短发，身材健美、苗条，但不是特别漂亮。他们看起来不像恋人，但我不能确定。他们可能只是在公共场合比较谨慎”。
在零度以下的气温进行监视的第三个早上，布罗姆黑德认定自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的脚趾头都冻僵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球差不多打完的时候，他通过没锁的前门进了俱乐部。服务台没有人。这栋建筑物里除了奥列格和他的搭档之外几乎没有人。他事后回忆，如果自己发现他们正在羽毛球馆行苟且之事，那就太有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