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位英国间谍进入眼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局间休息。他一眼就认出了布罗姆黑德。他的粗花呢西装和厚重的大衣让他在空荡的体育馆里显得极为突兀，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英国人。戈尔季耶夫斯基举了举球拍向他致意，然后就又去打球了。
对于在这里和自己见面，那个俄国人并不感到意外。“或许他在等我到来？”布罗姆黑德心想，“这样一名经验丰富、观察敏锐的特工，前两天应该早就注意到我的车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再次投来友善的微笑。之后又全神贯注于比赛之中。”
实际上，当布罗姆黑德在一旁的观众席上观看他打球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内心开始波动。每件事都可以得到完美解释：卡普兰的出现，在布罗姆黑德家中的聚会，以及过去三个月他每次参加社交活动，这位亲切的英国官员都会出现。克格勃认为布罗姆黑德可能是情报人员，以“行事外向”闻名，“他无论是否受邀，都会参加大使馆的宴会”。这个英国人在清晨的这一时刻出现在偏僻的羽毛球馆，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军情六处试图争取他。
打完球后，安娜去洗澡，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布罗姆黑德慢慢走过来，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伸出了手。两名情报人员对彼此进行了评估。“奥列格并不紧张。”布罗姆黑德写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这个平时总是“洋溢着自信”的英国人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他们用俄语、德语和丹麦语进行交谈，有时布罗姆黑德还会突然说上几句法语。
“我们能私下谈谈吗？我希望能在一个不会被窃听的地方，和你进行一次私人谈话。”
“我愿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说。
“对我来说，和你这样的人进行这类谈话会非常有趣。我觉得你是为数不多可以对我开诚布公的人。”
又是一个突破：布罗姆黑德透露他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克格勃的人。
“我们能共进午餐吗？”布罗姆黑德继续问道。
“当然可以。”
“碰头对你来说似乎更困难一些，你来选一家对你比较方便的餐厅好吗？”
布罗姆黑德本以为戈尔季耶夫斯基会谨慎选择一个不为人熟知的碰面地点。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奥列格建议三天后在苏联大使馆马路对面的东门酒店（Østerport Hotel）见面。
驾驶着妻子的破旧汽车离去时，布罗姆黑德感到很高兴，但也有些不安。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出奇地镇定，他对这次接近显然并不感到意外。他挑选的餐厅离苏联大使馆这么近，马路对面的监听者完全可以安置窃听器偷听他们的谈话。经常光顾这一酒店的苏联官员可能会认出他们。布罗姆黑德第一次感到，他可能成了一次发展间谍行动的目标，而不是发起人。“奥列格的举动和所选择的餐厅让我高度怀疑，我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被人操弄了。一切似乎都太容易了。我感觉不太对劲。”
回到大使馆后，布罗姆黑德迅速给军情六处总部发了一封电报：“天哪，我感觉是他在企图发展我！”
不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仅仅是在寻求掩护。他回到使馆后也向负责人莫吉列夫奇克做了汇报：“英国使馆的这个家伙邀请我共进午餐。我该怎么办？我该接受邀请吗？”问题交给了莫斯科，灰衣主教德米特里·雅库辛立即给予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当然！你应该咄咄逼人，不能在情报人员面前扭扭捏捏。干吗不见？采取主动！英国是一个我们高度感兴趣的国家。”这下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放心了。得到采取行动的官方许可后，他就可以与军情六处进行“获准的接触”，不必担心克格勃怀疑他的忠诚。
“诱饵”（the dangle）是情报领域最古老的把戏之一，是指一方在曝光真实身份或意图前，千方百计地争取对方，诱使他成为同谋，获取其信任。
布罗姆黑德怀疑自己成了克格勃诱饵计谋的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戈尔季耶夫斯基真的打算争取他吗？他应该装作感兴趣，看看苏联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吗？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而言，他所面临的利害取舍更为重大。卡普兰的到访和布罗姆黑德随后的接近，可能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密谋的一部分，他一旦落入圈套，身份就会被曝光。雅库辛的担保提供了一些庇护，但这还不够。如果他不幸沦为军情六处诱饵策略的猎物，他的克格勃生涯就完蛋了。他会被召回莫斯科，并受到怀疑。因为按照克格勃的逻辑，对方企图争取的任何对象，都会首先被视作嫌疑人。
著名的偏执狂、战后美国中情局反情报机构负责人詹姆斯·耶萨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将间谍工作形容为“镜之荒原”（wilderness of mirrors）。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案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写照。尽管分属于冷战的不同阵营，怀疑自己成了对方的争取对象，布罗姆黑德仍打算安排与这位情报同行见一次面。尽管怀疑军情六处可能密谋陷害他，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向上级谎称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暗箭伤人，一次发展成午餐的偶遇。
三天后，布罗姆黑德穿过使馆后的墓地和繁华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大道（Dag Hammarskjölds Allé），进入东门酒店。他找了一个背靠窗户的座位，在这里可以“看清餐厅入口的任何动静”。英国方面将这次午餐的情况通知了丹麦情报部门，但布罗姆黑德坚持认为不应进行现场监视，以防被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让他临阵退缩。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餐厅的所有人，看看是否能发现苏联使馆的其他人员，而他们的照片在我的办公室都进行了归档。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不知情的丹麦人，或者只是游客。我坐到座位上，琢磨着奥列格会不会来。”
戈尔季耶夫斯基准时进入餐厅。
布罗姆黑德发现“他并没有显得过于紧张，尽管他天生就较为拘谨，时刻准备采取行动。他马上就发现了我。他已经知道我订了哪张桌子吗？我思索着，迅速进入了那种间谍常有的紧张状态。奥列格友善地冲我微笑着，走了过来”。
当他们开始享用东门酒店美味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自助餐时，布罗姆黑德“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一种友好的气氛”。谈话涉及宗教、哲学和音乐。奥列格注意到对方事先做了功课，也“努力试图和我谈论一些让我感兴趣的话题”。当布罗姆黑德对克格勃在海外部署的人员之多表示奇怪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答复却“不置可否”。俄国人主要说丹麦语；布罗姆黑德则用混杂的丹麦语、德语和俄语交谈，语言的大杂烩让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好笑，尽管这种态度“并不带有任何恶意”。“他似乎非常放松，并且明显意识到我们都是情报人员。”
咖啡和杜松子酒上桌后，布罗姆黑德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你会就这次会面向上级报告吗？”
奥列格的回答意味深长：“可能会吧，但我会写一份非常中立的报告。”
他终于给出了达成默契的暗示，尽管表达得极为委婉。
即便如此，布罗姆黑德在吃完午餐离开时还是感到“无比困惑”。戈尔季耶夫斯基暗示他对克格勃隐瞒了部分事实。但他仍表现得像是一个猎人，而非猎物。布罗姆黑德给军情六处总部发了一份备忘录：“我要强调对事态发展过于顺利的担忧，我强烈认为他对我如此友善是因为他想争取我。”
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对上级进行了汇报；他写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报告，得出了会面“很有价值”的结论，但故意错误地强调了“采取主动姿态的显著重要性”。灰衣主教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此后发生了非常奇特的事情：一切风平浪静。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事石沉大海。军情六处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和他联系。为什么会这样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按杰弗里·古斯科特的话说：“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太糟了，这件事几个月无人问津’。我们等着丹麦人做出报告，等着布罗姆黑德回来报告消息。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布罗姆黑德又去忙其他事了——他开始争取另外两三个人，但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赌注，以后不应再发生了。”也许布罗姆黑德的怀疑导致这件事的进展比他预期的要慢。“如果你逼得太紧太快，就会出差错，”古斯科特说，“当事情进展顺利时，通常是因为你在顺势而为。”在戈尔季耶夫斯基这件事上，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主动作为：“整件事简直就是一团糟。”
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一团糟反而奏效了。几周过去后，布罗姆黑德没有再和他联系，这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感到失望、愤怒，但最后反而安心了。这段间歇期给了他思考的时间。如果这真是一个诱饵，军情六处应该行动得更加迅速。但他现在可以等待，让克格勃随着时间推移，忘掉这次和布罗姆黑德的接触。从事间谍活动和谈情说爱一样，少许的距离感与不确定性，以及其中一方看似冷却的态度，都能激发出更大的欲望。在东门酒店午餐后令人沮丧的八个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热情日益高涨。
1974年10月1日，那个高个子英国人在清晨时分又一次来到羽毛球馆，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建议再找地方碰头一次。之所以重新进行接触是因为他即将作为密探被派往北爱尔兰，执行打击爱尔兰共和军（IRA）的行动。他几个月以后就要走了。“时间不多了。因此我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布罗姆黑德后来写道。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浪费时间。两人约定在北欧航空酒店（SAS hotel）碰头，这是一家由北欧航空公司运营的新酒店，苏联官员很少光顾。
奥列格进来时，布罗姆黑德正坐在酒吧区角落的一张桌子等他。两名稍早到达的PET探员“阿斯泰里斯”和“奥贝利克斯”正坐在酒吧对面一颗盆栽棕榈树后面，以免引起注意。
“奥列格在一点整到达，和从前一样准时如钟表一般。角落的光线有些昏暗，奥列格环顾了一下四周。为了避免他过于关注监控人员，我迅速起身。他径直走了过来，脸上带着那令人熟悉的微笑。”
气氛骤然一变。“我觉得是时候主动出击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我充满期待。他察觉到了这一点，也有同样的感受。”布罗姆黑德首先采取行动。军情六处授权他大胆行事：“酒水上桌后，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你是克格勃。我们知道你效力于第一总局N线，这是你们机构中最神秘的部门，负责运作全世界的非法特工。”
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现得很惊讶。
“你准备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情况吗？”
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说话。
布罗姆黑德继续施压。“告诉我，你们部门中PR线的副手，负责政治情报搜集和运作特工的人是谁？”
戈尔季耶夫斯基停顿了一下，随后坦然一笑。
“是我。”
现在轮到布罗姆黑德感到吃惊了。
“我动过谈论世界和平之类的念头，但我对奥列格的直觉告诉我不要说这些花言巧语。一切都太顺利了。我的疑心让我无法一下子接受他。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我可以相信他。但另一方面，我所受到的训练和与克格勃打交道的经验却提醒我要保持谨慎。”
这是又一次突破，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转瞬之间我们几乎成了同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写道，“最后我们开始用朴素的语言进行交谈。”
布罗姆黑德打算对他进行一次“决定性考验”。
“你打算和我在一个安全地点私下碰头吗？”
俄罗斯人点头同意了。
之后奥列格的表态让其或明或暗的态度终于明朗起来。“没有人知道我和你见面了。”
此前的第一次见面后，奥列格通报了上级，并写了一份报告。但这次的见面未经许可。如果克格勃发现他和布罗姆黑德进行了接触并秘而不宣，那他就完蛋了。通过告知军情六处自己没有将此次会面告诉任何人，他已经清楚地转变了自己的效忠对象，将自身安危置于英国人的手中。他已经背叛了苏联。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古斯科特后来回忆道，“这就像通奸者说‘我妻子不知道我在这里’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瞬间感到一种压力的释放，以及肾上腺素的飙升。他们约定三周后在城市边缘的一家酒吧再次碰头。戈尔季耶夫斯基先走了。布罗姆黑德在几分钟后也起身离开。最后，两名丹麦密探也从一株盆栽植物后离去。
“挑逗”已经结束：克格勃少校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为军情六处工作。“阳光”计划正式开始运作。
在哥本哈根酒店角落里那令人舒畅的一刻，奥列格长久以来所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汇聚到一起：他对父亲不为人知的罪行的愤怒，他对母亲的默默抵抗和外婆秘密的宗教信仰的理解；他对自己从小到大所身处的国家的厌恶，以及他对自己所发现的西方自由生活的热爱；他一直以来隐忍于心的对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及修建柏林墙等事件的愤怒；他对自身戏剧性命运和优越教养的感知，以及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俄国的乐观信念。从现在起，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过上两种泾渭分明且互不相交的生活，每一种都不能公开，二者间水火不容。在一种特殊力量驱使他做出承诺的那一刻，他的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种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绝对正确的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信念，一种将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全心全意的道德责任感，一种对正义性背叛的执着。
收到布罗姆黑德的报告后，军情六处召集高级官员在位于蒙克顿堡（Fort Monckton）的秘密培训基地召开会议，基地靠近英格兰南部海岸朴次茅斯（Portsmouth），是一座拿破仑时代的城堡。晚上10点，一个小组人员一起研究布罗姆黑德的报告，确定了行动方针。杰弗里·古斯科特说：“我们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行为是不是挑衅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一名高级克格勃官员真的愿意冒生命危险秘密会见一名军情六处特工吗？另一方面，克格勃有让己方人员充当诱饵的胆量吗？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大家就继续推进计划达成了共识。“阳光”计划看起来过于完美，让人感觉不像是真的；但它也过于完美，让人不忍放弃。
三周后，布罗姆黑德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一家灯光昏暗、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吧里见了面：两人在来的路上都确保了无人盯梢——他们都“摸黑”抵达。两人间的谈话内容是事务性的，但断断续续。双方缺乏共同的交流语言，这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至少在无法完全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布罗姆黑德解释说他很快就要离开哥本哈根，以后安排见面的事将转交给他的一名同事负责，此人是军情六处的高级情报官员，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因此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谈话会更加容易些。布罗姆黑德将挑选一间方便的安全屋，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他见面，介绍两人认识，然后将此事彻底进行移交。
军情六处丹麦站的秘书住在夏洛腾隆（Charlottenlund）住宅区的一间公寓，这里的地铁交通颇为便利，秘书会在合适的时间自行离开。布罗姆黑德建议三周后那天晚上七点在公寓附近的一家肉店门口见面。“门口的廊道能遮挡明亮的路灯。而且，门口附近很难安插能够融入周围环境的监视人员。每天的这一时刻，这里便无人问津，丹麦人都会待在家中温馨而慵懒地看着电视。”
七点，戈尔季耶夫斯基准时到达。稍晚些时候，布罗姆黑德也来了。两人沉默地握了握手，英国人说：“来吧，我给你带路。”安全屋，或间谍术语中的“OCP”，即秘密行动场所（Operational Clandestine Premises），距离他们见面的地方仅200码，但布罗姆黑德绕了一圈路，以防有人跟踪。“那天晚上天气很冷，飘着雪花”，两人都裹着大衣。戈尔季耶夫斯基沉默不语，陷入沉思：“我不害怕被绑架，但我知道现在事情很严肃：这是行动的真正起点。我第一次踏入了敌人的地盘。”
布罗姆黑德打开了房间的门，让戈尔季耶夫斯基进来，给两人都倒上了烈性威士忌和苏打水。
“你来到这里花了多长时间？”布罗姆黑德问道。
“大概半个小时吧。”
“对于你能来，我很惊讶。在这种场合见我，你是不是冒了很大风险？”
戈尔季耶夫斯基停顿了一下，接着以一种“非常慎重的方式”回答道：“可能会很危险，但此刻我觉得还不至于如此。”
布罗姆黑德用蹩脚的语言小心地解释道，自己明天早上要坐飞机回伦敦，然后去贝尔法斯特。不过他三周后会回来，在肉店门口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见面，带他来这间屋子，向他介绍新的负责人。丹麦情报部门有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但军情六处对此全权负责。考虑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安全，布罗姆黑德向他担保，英国情报机构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存在，这其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知道他的真名。情报术语中，献身于某项秘密行动的人被称作“被洗脑者”；与之相关的洗脑者的数量应尽可能地少，并应在最严格的安全机制下展开工作，因为PET或军情六处内部可能有向莫斯科报告的苏联间谍。就连英国的最亲密盟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应被视为“局外人”。“只有具备这些有利因素，我们才能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并开始进行严肃的合作。”
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告别后，布罗姆黑德想到他其实对这个满脸微笑、非常沉着的苏联克格勃官员所知甚少，而这个人似乎准备冒生命危险和军情六处合作。他们没有谈过金钱的问题，也没有讨论奥列格自身和他家人的安危，以及他是否打算叛逃。他们主要探讨文化和音乐，没有谈论政治、意识形态和在苏联的生活。他们没有讨论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真实动机。“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二天早上，布罗姆黑德回到军情六处伦敦总部后，这些问题仍困扰着他，但军情六处的苏东集团部门负责人对此却并不担心。“他对克格勃事务非常有经验，总会保持适度的谨慎，但表示这是一个特殊案例，需要仔细研究。这是第一次有克格勃官员对英国的‘暗中’试探做出正面回应。”他说，苏联人过于偏执，不敢让真正知道秘密的人去当诱饵。“他们从不会将现役的克格勃军官拱手相送……他们不相信自己人在和西方情报人员接触时不会叛变。”
军情六处负责人对此感到乐观。“阳光”计划可能是一个突破。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态度似乎是诚恳的，但布罗姆黑德对此并不确定。这位苏联情报人员还没有带来一条有价值的情报，更别说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了。
将自己负责的一名特工移交给其他人，是一个复杂且有时令人担忧的过程，对新发展的特工而言尤为如此。1975年1月，离开哥本哈根三周后，布罗姆黑德“悄无声息地潜回丹麦”：他飞赴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和丹麦情报官员温特·克劳森见了面。他和这位身形巨大、满脸笑容的“奥贝利克斯”一起挤在一辆大众汽车里，越过边境进入丹麦，在哥本哈根灵比（Lyngby）购物中心的一家“普通而偏僻的”酒店下榻。
新负责人菲利普·霍金斯使用假护照从伦敦飞到哥本哈根。“你会喜欢他的。”布罗姆黑德如此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但他自己对此并不完全确定：“我肯定不喜欢他。我觉得他糟透了。”布罗姆黑德的评价既不准确也不公道。霍金斯本来的职业是一名律师，为人一丝不苟，与布罗姆黑德截然不同。
在约定的肉店见到戈尔季耶夫斯基之后，布罗姆黑德陪同他去了安全屋，霍金斯在那里等着他。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新负责人。“他个子很高，身体强壮，我立即感到和他相处很不自在。”霍金斯讲一口正式而生硬的德语，似乎用“一种带有敌意，近乎威胁性的态度”打量着这位新特工。
布罗姆黑德用力地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握了握手，对他的付出表示感谢，并祝他好运。开车走后，布罗姆黑德百感交集：一方面感到遗憾，因为他喜欢并欣赏这个俄国人，同时也感到担忧，害怕这是克格勃的一个阴谋；但他最后感到彻底的解脱，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我对自己的任务结束感到很高兴，”布罗姆黑德写道，“我不由得想象自己可能制造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赫法隆陷阱’（heffalump trap）[2]，我的职业生涯无疑注定要沿着它一路走下去。”
* * *
[1] 法国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历险记》的两名主角，阿斯泰利克斯身材矮小蓄有胡须，奥贝利克斯身材高大且体格健硕。
[2] 指作茧自缚的行为。
4 绿色墨水与缩微胶卷
为什么有人从事间谍活动？为什么有人会不顾家人的安危，置朋友和一份固定的工作于不顾，投身于危险且见不得光的隐秘世界？更有甚者，为什么有人会起初加入一个情报组织，后来却变节投敌？
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秘密背叛克格勃的行为最为相似的是金·菲尔比的变节。这个受教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人走的是方向相反的同一条道路，他是一名暗中为克格勃工作的军情六处官员。和菲尔比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经历了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变，只不过前者是被共产主义所吸引。菲尔比在1940年进入军情六处之前，就已经明显表露出为克格勃工作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意图；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忠诚的苏联公民加入克格勃，从未想象过自己有一天会背叛国家。
世上的间谍各种各样。有些人被意识形态、政治或爱国主义所驱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为间谍是出于贪欲，因为从事间谍活动带来的经济报酬是诱人的。还有些人因性、勒索、傲慢、报复心理、失望或者秘密带来的声名鹊起与同志情谊的可能性而从事间谍活动。有些人勇敢且坚守原则，有些人则贪婪、懦弱。
斯大林手下负责间谍事务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曾对在西方国家发展间谍的部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寻找那些被命运和天性所伤害的人——那些深受自卑心态困扰，渴望权势但屡遭不利境遇打击的丑陋之人……通过与我们合作，他们都会得到一种特殊的补偿。加入一个显赫组织的归属意识，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凌驾于身边那些英俊和成功的人之上的优越感。”多年以来，克格勃一直使用首字母缩略语MICE来指代间谍活动的四种主要动力，即金钱（Money）、意识形态（Ideology）、胁迫（Coercion）及自我价值感（Ego）。
但也有人被间谍工作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想要过第二种不为人知的生活。一些间谍就是幻想家。前军情六处官员、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写道：“依我的经验看，情报特工是比新闻记者更大的骗子。”间谍活动吸引了很多受过伤害、孤独或怪异的人。但所有的间谍都渴望秘密感带来的那种不易察觉的影响力：他们可以无情地施展私人权力。大多数间谍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势利姿态，享受那种知晓寻常路人所不知道的重要信息的神秘感。从某种角度上看，间谍活动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行为。
一个人之所以决定对祖国开展间谍活动、让他方受利，通常是因为外部世界（往往通过理性得到认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往往连间谍自己也意识不到）发生了碰撞。菲尔比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特工，一名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的秘密战士；但他不得不承认，自恋、缺乏信心、父亲的影响以及欺骗身边人的冲动也都刺激了他。二战时期的著名骗子，代号“锯齿”（ZIGZAG）的双面特工埃迪·查普曼（Eddie Chapman）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英雄（他也确实如此），但他也是一个贪婪、见风使舵且反复无常的人，正如他的外号一样。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向西方提供了关键情报的苏联间谍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希望阻止核战争，但他也要求将妓女和巧克力送到他在伦敦的酒店房间，并要求见一见英国女王。
促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投入军情六处怀抱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柏林墙的建立和“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让他日渐与东方阵营疏离；他读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对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足够了解，也充分领略了民主自由，知道国内宣传中反映的美好图景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他在一个绝对服从于教条的世界里长大。一旦拒绝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他就会坚定地运用新信仰去攻击旧思想，像父亲、哥哥和同辈人全身心地效忠于它那样，强烈而彻底地反对它。作为这一制度的产物，他对克格勃的冷酷无情有着切身体会。除了政治压制外，还有文化庸俗主义：品味低劣的苏联音乐以及苏联体制对西方古典音乐杰作的审查都令这位音乐爱好者大为愤慨。他想要一种截然不同、品质更高的生活。
驱使奥列格变节的内在因素就更加隐晦了。他喜欢浪漫和冒险。他肯定希望挑战那个对克格勃唯命是从、充满负罪感的应声虫父亲。暗中保有宗教信仰的外婆，沉默而叛逆的母亲，以及为克格勃工作、在39岁那年离世的哥哥，可能都在潜意识里对他产生了影响，导致他走上变节之路。他看不起自己的大多数同僚，那些在克格勃整天混日子的人无知、懒惰、爱贪小便宜，似乎仅靠政治运作和谄媚才得到晋升。他比身边大多数人都要聪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婚姻关系此时已非常冷淡；他发现自己很难交到好朋友。他在寻求复仇的机会，希望实现自我价值，但也在寻找爱。
所有的间谍都需要感受到爱。间谍和情报工作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也是核心神话之一）就是间谍和上级、特工与负责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间谍们想让自己不可或缺，成为秘密团体的一分子，受到奖赏、信任与珍视。埃迪·查普曼与英国和德国的情报负责人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菲尔比是阿诺德·道奇（Arnold Deutsch）发展的特工，而道奇是一位以个人魅力著称的克格勃人才发掘者，菲尔比形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看着你，让你感觉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似乎只有在和他说话那一刻，你才真正活着”。利用并控制好对爱与肯定的渴望，是一名特工管理者应具备的最重要技能之一。任何成功的间谍都会感到，自己与负责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一桩基于权宜、政治或利益的婚姻更为坚固：这是在充斥谎言与欺骗的环境中，一份真实、持久的融洽关系。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受到了他的新英国负责人菲利普·霍金斯所释放出的一些情感；但两人之间还谈不上什么感情。
性情古怪且热情洋溢的理查德·布罗姆黑德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有吸引力，他觉得布罗姆黑德“太像英国人了”。他正是柳比莫夫所形容的那种充满激情的地道英国人。霍金斯是苏格兰人，某种程度上更冷淡一些。他正直，做事干脆而生硬，像燕麦饼一样呆板而尖刻。他的一名同事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避免笑容可掬与和善的姿态，而应从律师的角度看待眼前的任务。”
霍金斯战时曾负责审问德国战俘，后来又负责过几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情报业务，和一些变节者打过交道。最重要的是，他在应对克格勃内部间谍方面具备一手经验。1967年，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一名英国妇女向英国大使馆报告称自己接待了一名很有趣的新租客，他是一名乐于接受西方思想并对国内形势颇为不满的年轻苏联外交官。当时她正在教他滑雪，而且两人很可能已经上床了。军情六处给这个外交官起了一个名为“渗透”（PENETRABLE）的代号，开始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西德的联邦情报局（BND）“也在积极争取他”，和这名克格勃实习生进行了接触，并得到了他肯定的答复。英国和西德决定联合管理这名代号“渗透”的间谍。当时英国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菲利普·霍金斯。
“菲利普非常了解克格勃，”他的一个同事说，“保持怀疑态度是他的职责。他是管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不二人选，会讲德语，随叫随到。”他还会保持紧张，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掩盖他的焦虑。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确定奥列格没有撒谎，弄清他准备透露多少信息，以及要求什么回报。
霍金斯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坐下，开始进行法庭式的盘问。
“你的负责人是谁？哥本哈根站点有多少克格勃人员？”
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以为霍金斯会对他做出的重要抉择表示欢迎、称赞和祝贺。相反，他像一名俘虏一样受到威逼和审问，一点也不像是刚开始和军情六处合作的新情报员。
“那场询问持续了一段时间，对此我一点也不喜欢。”
当时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曾如此想道：“这并没有体现出英国情报机构的真正精神。”
盘问暂停了一会。戈尔季耶夫斯基举起手，发布了一项声明：他将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但英方必须满足他三个条件。
“第一，我不希望克格勃站点的任何同事遭到伤害。第二，我不想被秘密拍照或录音。第三，我不要钱。我出于意识形态信仰为西方工作，不是为了获利。”
现在是霍金斯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在他的精神法庭上，被盘问的证人是无权制定规则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第二个条件则毫无意义。如果军情六处决定对他进行录音，他根本不会发现，因为录音肯定是秘密进行的。而他事先拒绝接受经济补偿，就更令人担忧了。线人应接受礼物或金钱作为奖赏，是间谍行业的规矩——但要保持适当的数额，以免诱使他们进行引人怀疑的奢靡开销。金钱能够让一名间谍感到自己具有价值，并建立起用服务换取报酬的交易机制，必要时也可作为工具使用。而且，为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希望保护他的苏联同事？他还忠于克格勃吗？事实上，戈尔季耶夫斯基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丹麦着手驱逐克格勃人员，莫斯科中心就可能开始寻找内鬼，最终锁定到他头上。
霍金斯提醒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你在情报站的职务，我们或我们的盟国在决定驱逐任何人之前，都会慎重考虑的。”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态度坚决：他不会指认他的克格勃同事和他们负责的特工及非法特工，他们应保持安全无虞。“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名义上是特工，但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我不想他们遇到麻烦。”
霍金斯勉强同意向军情六处上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的条件，并向他告知了今后的行动方式。霍金斯每个月会来哥本哈根一次，在此过一个长周末，其间他们可以见面两次，时长至少两个小时。见面地点位于另外一间安全屋内（由丹麦方面提供，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并不知情）。安全屋位于巴勒鲁普（Ballerup）市郊北部地铁线终点的一处静谧地带，远离苏联大使馆。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坐火车前往，或者开车过去，但要把车停得稍远一些。在那里，他几乎不可能被使馆的同事跟踪，如果苏联在附近部署了监控人员，他基本也可以知道。丹麦方面的监控是个麻烦。戈尔季耶夫斯基过去是一个被丹麦方面监控，有克格勃特工嫌疑的人。如果发现他前往郊区的一个秘密地点，丹麦方面会予以高度关注。丹麦情报部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军情六处正在发展一个苏联特工，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名字的人就更少了。丹麦安全与情报局反情报机构负责人让·布鲁恩是其中之一，他是布罗姆黑德的老朋友。布鲁恩保证他的人不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英国负责人见面时进行跟踪。最后，霍金斯交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个紧急电话号码、显隐墨水和一个位于伦敦的联系地址，便于他在不见面时传递紧急信息。
两人在离开时都感到失望。间谍和负责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愉快。
但在某些方面，生硬且严肃的霍金斯把这项任务完成得还算不错。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都是职业间谍，作为后者的负责人，他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和这个俄国人的安危。用布罗姆黑德最喜欢的话说，霍金斯没有胡闹。
在这之后，在巴勒鲁普一栋普通的公寓楼三层一居室的房间内，双方开始每个月碰头一次。安全屋装修简朴，摆放了丹麦家具。厨房设施齐全。租金由英国和丹麦情报机构共同支付。在新安全屋第一次碰头前几天，两名PET技术员伪装成电气公司工人在顶灯和电源开关安装了窃听器，在壁脚板后布了一根连接线，一直通到卧室，在床上方的嵌板后安装了一台录音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第二个条件已经被打破了。
会面的气氛起初颇为紧张，后来才逐渐轻松，两人之间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开始令人不悦的怀疑氛围逐渐发展为一种高效的关系，尽管这并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源自勉强的相互尊重。双方之间虽没有深厚的感情，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职业素养得到了霍金斯的肯定。
测试一个人是否撒谎的最好方式就是问一个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霍金斯非常熟悉克格勃的组织架构。戈尔季耶夫斯基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描述了“莫斯科中心”内各个局、部门及分支部门繁杂的组织情况。有些情况霍金斯已经掌握，但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人员姓名、部门功能、工作手段、培训方法，甚至还有钩心斗角和内部争端，以及升职与降级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细节之多证明他没有撒谎：没有“诱饵”敢透露这么多的内情。他从没向霍金斯问过军情六处的情况，或做出过任何双面间谍在试图渗透进敌方内部时可能采取的举动。
军情六处总部负责人很快相信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诚意。“阳光计划是可靠的，”古斯科特断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行为无懈可击。”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讲述S局的活动细节时，他的表现再次证实了英国方面对他的信任。S局负责管理非法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被调至政治部门前曾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他讲述了莫斯科如何在全世界安插间谍并把他们伪装成普通公民，包括“一场复杂而庞大的身份造假行动”和各种伪造档案、篡改人口登记记录、隐藏“鼹鼠”的手段，还透露了克格勃用来联系、控制、资助众多特工的复杂方法。
每次见面前，霍金斯都会打开卧室内的面板，安放一盘新的磁带，并按下录音机开关。他会亲自做笔记，然后仔细抄录每一段谈话录音，将其从德语翻译成英语。一个小时的录音要花三或四倍的时间进行处理。最终报告被交给了英国大使馆内军情六处的一名下级官员，他将磁带放入外交邮袋寄回伦敦，以保证不被搜查。军情六处总部焦急地等待着报告。英国情报机构从未如此深入地接触一名克格勃间谍。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官员，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地知道军情六处想要什么。在101学校，他学会了如何记住大量的信息。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
特工和负责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他们会在一张大咖啡桌旁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喝浓茶，偶尔喝点啤酒。霍金斯则什么也不喝。两人聊天时没有什么障碍。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自己很难喜欢上这个带着“严厉的长老会牧师”气息的拘谨苏格兰人，但他尊重霍金斯。“他不是一个能随便开玩笑的人，但他工作努力，总会进行记录，时刻保持状态并会提出很好的问题。”英国负责人经常带着一大堆问题来见戈尔季耶夫斯基，他必须记住这些问题，并在下次见面前努力找到答案。一天，霍金斯让戈尔季耶夫斯基阅读一份德语报告，内容是对奥列格所描述的特工体系的全面评述。俄国人对此印象深刻；很明显，霍金斯是一个德语速记专家，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才明白：军情六处肯定对他进行了窃听。奥列格决定不对违背承诺一事小题大做，因为假如换作他，他也会这样做。
“我思想上轻松了许多，”戈尔季耶夫斯基写道，“我的新角色赋予了我存在的意义。”他相信，这一新角色的任务无外乎打击苏联的体制，开展一场摩尼教（Manichean）式的正邪斗争[1]，最终让俄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阅读他们想要阅读的任何书籍，并欣赏巴赫的音乐。为克格勃开展日常工作时，他继续与丹麦人接触，为有亲苏倾向的记者撰写文章，维护哥本哈根站点不成体系的情报搜集机制。他看起来越精力充沛，得到晋升的概率就越大，接触重要信息也就更加方便。他身处一种奇怪的境地：既试图向克格勃证明自己的才干，又不能伤害丹麦人的利益；一边组织间谍活动，一边向霍金斯通报每一个行动步骤从而破坏它；时刻留意有用的信息和传闻，但避免表现得过于好奇。
叶莲娜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写道：“一名间谍甚至要欺骗自己最亲近的人。”但叶莲娜已不再亲近他了。实际上，戈尔季耶夫斯基确信，如果这位忠实的克格勃人员发现了真相，她肯定会告发自己。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克格勃怎样对待叛徒。完全无视丹麦法律或国际法的克格勃特别行动处特工会抓住他，下药将他迷倒，为了掩盖他的身份，会用绑带把他缠起来绑到担架上送回莫斯科，进行审问、拷打，最后处决。在俄语中，死刑立即执行的委婉语为“最高标准”（vyshaya mera）：把叛徒带进一间房间，让他下跪，然后朝他的脑后开枪。有时克格勃的处刑方式会更具想象力。据说，潘科夫斯基是被活活烧死的，他的死亡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以警告那些可能的变节者。
尽管过着一种两面人生，每天都面临风险，戈尔季耶夫斯基还是感到很满足，孤独地进行着反抗苏联的斗争。不久之后，他坠入了爱河。
莱拉·阿丽耶娃（Leila Aliyeva）在位于哥本哈根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担任打字员。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来自阿塞拜疆，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留着一头黑色长发，长了一双深褐色的眼睛，睫毛很长。和叶莲娜不同，她非常害羞且不谙世故，但在放松时的笑声很大且极具感染力。她喜欢唱歌。和奥列格一样，莱拉也来自克格勃家庭：她的父亲阿里最终官至克格勃阿塞拜疆分部少将，退休后来到莫斯科。莱拉从小就是穆斯林，在童年时代得到了家人的高度保护。她为数不多可以约会的男朋友都经过了父母的精挑细选。她一开始在一家设计公司担任打字员，随后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报从事记者工作，最后通过卫生部申请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的文秘工作。和每一个寻求到海外机构工作的苏联公民一样，莱拉在获准去哥本哈根之前，接受了意识形态可靠性的全面审查。来到丹麦后不久，莱拉受大使夫人之邀参加了一个招待会，被问及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
“我是一名记者，”莱拉回答道，“我想写一些关于丹麦的东西。”
“那你一定要见见大使馆的新闻参赞戈尔季耶夫斯基先生。”
此后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莱拉·阿丽耶娃开始一起工作，为共产主义青年杂志撰写一篇关于哥本哈根贫民窟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发表，但两人的关系快速升温。“她很合群、有趣、想法新颖、聪明并且渴望被爱。我对她一见钟情，我们的感情很快一发不可收拾。”不再受制于父母严密的监督，莱拉开始恣意地投入这段感情中。
“第一眼看到奥列格会觉得他似乎很灰暗，”莱拉回忆道，“他走在大街上，肯定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但一和他交谈，我却感到吃惊。他的知识面太广了。他非常有趣，很有幽默感。我慢慢地爱上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