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莱拉性格温柔，天真可爱，似乎对叶莲娜那泼妇般的刻薄态度构成了一种补偿。他早已习惯于估量自己的人际关系，总是在评估自己和别人的言行；但与此相反，莱拉自然、外向且不谙世故：奥列格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人崇拜他。戈尔季耶夫斯基将年轻的情人带进了一个文学新世界，让她接触那些在俄罗斯被禁绝的思想与真相。在他的鼓励下，莱拉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和《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这两部作品都描述了斯大林主义的黑暗。“他从图书馆借书给我看。我认真记住了书中的内容，了解了很多真相。他教育了我。”无须他人指出，莱拉一开始就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名克格勃，但她从未想过他对这类书籍的兴趣可能隐藏了更多的不满。幽会时，他们对未来做过大胆的设想。他们想象着以后生几个孩子。克格勃厌恶通奸，更排斥离婚。“我们只能秘密约会。任何照片都能成为通奸的证据，并会对他不利，他会因此受到严惩，还会在24小时内被召离丹麦。”他们必须耐心等待。不过，戈尔季耶夫斯基逐渐适应了这段慢节奏的秘密感情。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克格勃和军情六处工作时都很卖力。他经常打羽毛球。莱拉和两名室友住在一起，叶莲娜经常在家，因此他和莱拉只能秘密约会，掩人耳目且非常刺激。但现在他进行了另一种欺骗，并对此感到担忧：他在工作和家庭上都背叛了叶莲娜，无论哪一边被揭发都会导致灾难。他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双重不忠行为。每隔几天，他就会给莱拉发送一条经过伪装的消息，每次都会在哥本哈根不同的酒店行苟且之事；每四周，他会到位于枯燥的丹麦市郊的一间不起眼的房间，进行叛国行为。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形成了一种躲避机制，避开了苏联的监控和妻子的怀疑。他和莱拉以及军情六处的关系都愈发稳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冬天的晚上，一名年轻的丹麦情报人员在开车赶往巴勒鲁普家中的路上，发现在远离使馆区的路边停了一辆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年轻人对此很好奇。他也受过专业培训，充满工作热情。仔细观察后，他发现这是一辆苏联使馆的车。一名苏联外交官周末晚上七点出现在荒凉的郊区，到底是想干什么？
此时的地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雪，留下了一串新鲜的鞋印。这名丹麦情报人员跟着脚印走了大约200码，来到一处公寓。他走近时，一对丹麦夫妻正要离开，热情地给他打开了前门。大理石地板上的一串湿鞋印一直通往楼梯。他跟着鞋印来到了二层一个房间的门口。里面传来一阵低语声，讲的是外语。他记下了地址和门牌号。
第二天早上，一份报告放到了丹麦反情报机构负责人让·布鲁恩的办公桌上：一名涉嫌为克格勃工作的苏联外交官被发现去了巴勒鲁普一栋公寓，并被偷听到使用某种语言（可能是德语）和某（些）人交谈：“这存在可疑之处，”报告指出，“我们对此不能无动于衷。”
但在丹麦方面启动侦查机器前，让·布鲁恩却叫停了进一步的调查。报告被从档案中删除。那位过于热情的年轻官员因高度的敏锐性受到了表扬，至于为何不再深究此事，上级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一个过于勤奋的安全机构差点毁掉一场正在顺利进行的间谍行动，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得知自己差点露馅时，他感到非常震惊。“这一灾难所带来的副作用给我造成了长期冲击。”此后，他每次都坐地铁去巴勒鲁普。
几个月过去，他拒绝指认同僚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实际上，他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指认。他透露，苏联在丹麦的特工和线人网规模很小。贪婪的政客赫特·彼得森是其中之一；丹麦移民部门还有一位胖警察，会时不时传递一些零碎消息；还有一些非法特工安插在丹麦各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列格解释说，哥本哈根的克格勃人员会花更多精力去捏造联络人以解释他们的经济开支，很少进行真正的间谍活动。这一可靠的情报被通报给了丹麦情报部门。丹麦人很谨慎，决定不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指认的为数不多的间谍一网打尽，因为这将立即暴露克格勃内部的线人。相反，他们决定密切关注这些克格勃在丹麦的联络人，并静候时机。
如果说克格勃在丹麦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间谍，那么在丹麦的斯堪的纳维亚邻国，情况却并非如此。
贡沃尔·加尔通·霍维克（Gunvor Galtung Haavik）是挪威外交部一名不起眼的雇员，她以前当过护士，现在作为秘书和口译员在外交部工作，马上要退休了。她个子不高、性格温柔，还很害羞。她也是一名情报老手，三十年来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并因“增进国际理解”而被秘密授予了苏联友谊勋章（Soviet Order of Friendship）——多年来，她已经向克格勃传递了数千份机密文件。
霍维克的故事是克格勃操控术的典型案例。二战临近尾声时，挪威仍处在纳粹占领下，当时在博德（Bodø）的一家军事医院工作的霍维克爱上了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Vladimir Kozlov）的苏联战俘。科兹洛夫没有告诉霍维克他已经结婚，家人在莫斯科。她帮助他逃到了瑞典。战后，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她被挪威外交部雇用并派往莫斯科，担任挪威驻苏大使的秘书。在莫斯科，她与科兹洛夫重燃旧情。克格勃获悉了这一非法关系，并提供了一间公寓供两人见面。之后，克格勃提出威胁，要求霍维克答应从事间谍活动，否则就把这段奸情向挪威曝光，并把科兹洛夫流放到西伯利亚。接下来的八年里，她传递了大量绝密情报，在被调回位于奥斯陆的外交部后仍未停止。挪威位于北约防御体系的北端，与苏联有着一条120英里长的北极边境线，被克格勃视作“通往北方的钥匙”。在这一冰天雪地的战场，冷战从未停息。代号“格雷塔”（GRETA）的霍维克先后见过8个不同的克格勃负责人至少270次。她继续接收来自莫斯科的现金及来自科兹洛夫（或伪装成她的俄国情人的克格勃特工）的消息。就这样，一位容易上当且极度悲伤的老年未婚女性被迫与克格勃合作，而她甚至都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
和霍维克不同，阿恩·特雷霍尔特（Arne Treholt）惹人注目并且充满魅力。他是挪威一名颇有人气的内阁大臣的儿子，也是出色的记者及具有影响力的挪威工党党员，他为人高调，相貌英俊，对自己的左翼主张直言不讳。特雷霍尔特很快取得了成功。他娶了挪威电视明星卡瑞·斯托瑞克（Kari Storækre），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名人气息。《纽约时报》形容他是“挪威公共领域的青年才俊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最终能当上挪威首相。
但在1967年，特雷霍尔特坚决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一位名叫叶夫根尼·贝利亚耶夫（Yevgeny Belyayev）的情报官员以苏联使馆领事官员的身份找到了他。特雷霍尔特后来告诉警方（更久以后他收回了这一描述），在奥斯陆一场狂欢之后，克格勃通过“性勒索”的方式发展了他。贝利亚耶夫怂恿特雷霍尔特接受金钱作为提供情报的补偿。1971年，在赫尔辛基的寇克奥尔（Coq d’Or）餐厅，贝利亚耶夫将克格勃奥斯陆站的新负责人根纳迪·费奥多罗维奇·蒂托夫（Gennadi Fyodorovich Titov）介绍给特雷霍尔特认识。蒂托夫的冷酷无情为他赢得了“鳄鱼”的绰号，尽管他的一副大圆框眼镜和蹒跚步态让他看起来更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猫头鹰。蒂托夫“号称是第一总局最成功的阿谀奉承者”，而特雷霍尔特也喜欢被人奉承。当然，他也喜欢免费的午餐：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和蒂托夫一起吃了59次饭，全都是克格勃买单。“我们享用了丰盛的午餐，”特雷霍尔特多年后回忆道，“就餐时我们会讨论挪威事务与国际政治。”
挪威不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职权范围内，但克格勃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通盘考虑，设在那些国家的站点或多或少都了解彼此的活动。1974年，一位名叫瓦迪姆·切尔尼（Vadim Cherny）的新任克格勃官员从莫斯科派往丹麦，此前他一直在第一总局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工作。他是一名平庸的官员，喜欢传播流言。有一天，他无意中透露克格勃在挪威外交部门内发展了一名代号“格雷塔”的女性特工。几周后，他又提到克格勃在挪威政府内发展了一名“更重要的”特工，“此人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霍金斯，霍金斯将它报告给了军情六处和丹麦安全与情报局。
挪威反情报机构获悉了这两条有价值的线索。但消息源非常令人困惑：挪威方面被告知消息是可靠的，却不知道是谁透露的，也不知道消息来自何处。“这不是奥列格在正常工作中应该掌握的信息，而是他不经意间获悉的——因此我们决定不向挪威方面暴露情报的来源。”挪威方面对此很感激，也感到非常害怕。外交部那位拘谨的高级秘书贡沃尔·霍维克在过去也曾受到怀疑，而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警告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时髦青年阿恩·特雷霍尔特在被发现和一名克格勃特工在一起后，也成了怀疑对象。现在两人都受到了严密监控。
挪威事件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间谍活动带来了重大挑战，也暴露了开展间谍活动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如何利用优质情报而不暴露情报来源。身处敌方阵营的特工可能会暴露己方阵营中的间谍，但如果你实施抓捕并将他们全部除掉，也就等于提醒对方注意自己内部的间谍，从而将己方的情报来源置于危险境地。英国情报机构如何才能利用好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情报而不暴露他呢？
从一开始，军情六处就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很年轻。他提供的情报质量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的职务晋升，只会越来越好。急于求成只会事与愿违，也会毁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安全是第一位的。菲尔比造成的灾难让英国学会了提防内部的叛徒。军情六处里知道这件事的一小部分人只获悉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而在PET中，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存在的人就更少了。英国将他提供的情报有所保留地传递给盟国，有时会使用中间人或进行“处理”，确保这些情报看上去来自其他地方。戈尔季耶夫斯基用手传递秘密，但军情六处对纸张进行了处理，以保证上面不会留下他的指纹。
中情局对“阳光”计划并不知情。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在情报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双方对“需要知情者才可知情”这一原则心知肚明。英美双方都认为，对于英国不向其通报而在克格勃内部安插了一名重要间谍一事，中情局当然“不需要”知情。
情报机构不喜欢把他们的官员长期部署在同一个地方，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过于安逸；同样地，间谍负责人也会进行轮换，以确保他们保持客观，不在某一项间谍活动或某位间谍身上投入过多。
根据这一原则，克格勃哥本哈根站点负责人莫吉列夫奇克将如期由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老朋友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接替。温和的柳比莫夫崇拜英国，热爱苏格兰威士忌和裁剪考究的粗花呢服装。两人很快重拾友谊。柳比莫夫有了第二段婚姻。和第一任妻子的离婚对他的克格勃职业生涯造成了冲击，但他现在东山再起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欣赏这个“和蔼、让人感到轻松的家伙”，他经常流露出一种饱经世故、狡黠的表情。他们常常整晚待在一起，聊天喝酒，讨论文学、艺术、音乐和间谍活动。
柳比莫夫觉得这位朋友兼后辈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很有能力且博学多才”，对自己的工作得心应手。“奥列格表现得完美无瑕，”柳比莫夫写道，“他没有卷入任何内斗之中，总能给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像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样谦逊，不醉心于升迁……使馆里有些人不喜欢他，他们形容他‘傲慢’，还‘卖弄小聪明’。但我不觉得这些是缺点。大多数人不都认为自己很聪明吗？”只有事后回忆的时候，柳比莫夫才想起了一些暗示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变节的蛛丝马迹。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乎不再参加外交场合的聚会，除了柳比莫夫之外，他也很少和其他克格勃同事交往。他潜心于异见文学之中。“在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在苏联国内被查禁的书籍。作为他的上级，我建议他把这些书收起来。”戈尔季耶夫斯基夫妇经常和柳比莫夫夫妇一起用餐，席间戈尔季耶夫斯基会讲一些笑话，喝得微醉，表现出婚姻幸福的样子。叶莲娜的一句话给柳比莫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根本不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她说，“别以为他会对你坦诚相待。”柳比莫夫知道他们的婚姻面临严重危机，但对叶莲娜的提醒并未在意。
1977年1月的一天晚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像往常一样抵达安全屋，发现菲利普·霍金斯正和一个戴着眼镜、比他年轻的人一起等他。霍金斯把这个名叫尼克·维纳布尔斯（Nick Venables）的人介绍给他认识。霍金斯解释说，他很快就要去海外担任新的职务，这个人将接替他作为负责人。
这位新负责人就是杰弗里·古斯科特，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正是他在七年前阅读了卡普兰的档案，并将戈尔季耶夫斯基列为潜在的发展对象。古斯科特之前一直担任霍金斯的事务员，因此熟悉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事的所有细节。但古斯科特感到很紧张。“我觉得自己足够了解情况，能应付此事，但我还太年轻了。军情六处说：‘你能行。’但我对此不太确定。”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古斯科特很快就对对方产生了好感。这位英国情报官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并且一开始他们就使用了熟人之间的称呼。两人都喜欢长跑。但是，更重要的是，与霍金斯不同，古斯科特似乎更尊重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格，而不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情报来源。“他做事充满干劲，总是表现得很高兴，对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都表示真诚的歉意。”古斯科特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志同道合，他现在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事中。在军情六处内部，只有他的秘书和直属上司知道他负责的工作内容。阳光计划现在提速了。
军情六处提议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一部微型相机。有了它，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在克格勃情报站内对文件进行拍照，然后将未冲洗的胶片交给军情六处。但奥列格拒绝了。这样做被抓住的风险太高了：“只要有人在半开的门旁瞥一眼，一切就全完了。”持有一部英国造的迷你相机简直就是现成的通敌铁证。但奥列格还可使用其他办法把文件带出克格勃站点。
莫斯科通过长卷的缩微胶卷传达消息与指示，并使用苏联的“外交邮袋”运送这些胶卷（使用“外交邮袋”安全地和使馆进行信息传递而不被敌国所干涉，是被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克格勃站长会将胶卷切成条（由密码员直接进行这项操作的情况更常见），分发至相关的部门或“线”：特工（N线）、政治（PR线）、反情报（KR线）、技术（X线），等等。每一部分胶卷都可能包括很多信函、备忘录或其他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利用午餐时间将缩微胶卷带偷偷带出使馆交给古斯科特，在拷贝完之后再送回去。整个过程花不了半个小时。
古斯科特对位于汉斯洛普公园（Hanslope Park）的军情六处技术部门提出了一个请求，那是位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一座乡间别墅，周围是布满落叶的绿地以及由带刺铁丝网和警卫组成的警戒线。汉斯洛普当时是（现在依然是）英国情报机构最神秘且守卫最为森严的分部之一。二战期间，汉斯洛普的技术专家制造出了一系列令人称奇的装备，包括安全电台、显隐墨水乃至大蒜味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被配发给空降到法国德占区的间谍，以保证他们口中带有地道的法国味。如果007系列电影中的技术大师Q先生真的存在，那他也肯定在汉斯洛普公园工作。
古斯科特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有挑战性：他需要一部可以秘密而迅速地拷贝缩微胶卷的小型便携装备。
圣安妮广场（Sankt Ann Plads）是一座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公共广场，那里绿树成荫，离王宫不远。每天午餐时分，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广场上都挤满了人。1977年春天的某日，一位体格健壮、身穿西装的男性走进公园角落的电话亭，当他正在拨号的时候，一个背着背包的游客停下来向他问路，然后就走了。在那一刻，戈尔季耶夫斯基把一卷缩微胶卷放进了古斯科特的夹克口袋。让·布鲁恩确保了当时没有丹麦安全与情报局的人盯梢。军情六处的一名下级情报官就在附近的一张长凳旁放哨。
接下来，古斯科特急忙奔至丹麦情报部门在附近的一处安全屋，走进楼上的卧室，将门反锁，从背包里拿出一双丝质手套和一个小扁盒，盒子有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大约是一个口袋日记本的尺寸。他拉上了窗帘，关了灯，打开缩微胶卷带，将一端插入小盒子中，并将胶卷展开。
“这真是一项让人手心冒汗的工作，我要在黑暗中摸索。我知道如果不能及时完成，我就必须放弃。如果我损坏了缩微胶卷，那问题就严重了。”
第一次擦肩而过后整整三十五分钟，两人又在公园的另一个角落里再次碰头，除了训练有素的侦察人员外，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异常。就这样，胶卷又回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口袋里。
通过这一过程，秘密文件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克格勃站点流向军情六处手中：一开始只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从莫斯科中心接到的PR线指示，后来逐步拓展到发给其他官员的缩微胶卷，他们常常在午餐时间把东西放在办公桌上或公文包里。
这项任务的报酬很丰厚，但风险同样很高。每次移交偷来的材料，戈尔季耶夫斯基都知道自己在冒生命危险。别的克格勃情报官可能在午饭时意外归来，发现通过缩微胶卷传达下来的指示不翼而飞，或者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被发现偷了他不应该看的材料。如果有人发现他把缩微胶卷带出使馆，那他就完蛋了。古斯科特轻描淡写地将每次擦肩而过时的感受形容为“高度紧张”。
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害怕，但也很坚定。每次行动都让他感到一种赌徒成功开局一般的冲动，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好运能持续多久。即便在最冷的日子里，他在回到情报站时都会因恐惧和兴奋而浑身冒汗，希望他的同事没有注意到他颤抖的双手。军情六处刻意不在固定的地点进行接头：公园、医院、酒店卫生间、车站。古斯科特会在附近停一辆车，以便必要时在车内使用不透光的编织袋进行拷贝。
尽管处处谨慎，意外还是有可能发生。有一次，古斯科特安排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城北的一个火车站碰头。他坐在火车站咖啡厅靠窗的位置，一边喝咖啡一边等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现，根据此前的约定，戈尔季耶夫斯基会将一卷缩微胶卷放在附近电话亭的架子下面。奥列格准时出现，把东西放在指定地点后走开了，古斯科特正要去电话亭，突然一个男人抢先一步进了电话亭，开始打电话。他打电话的时间很长。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男人若无其事地聊着，投入了一枚又一枚硬币。从拿到胶卷、进行拷贝再到把胶卷放到别处的第二碰头点退回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而最后时限很快就要到了。古斯科特在电话亭外来回踱步，显得非常焦急。打电话的男人则对他不予理睬。古斯科特正准备冲进电话亭抓起胶卷时，那个人终于打完了电话。当古斯科特最终赶到第二个地点时，时间只剩不到一分钟。
作为柳比莫夫的副手与心腹，戈尔季耶夫斯基能接触到很多缩微胶卷，“数量非常可观”。数十份乃至数百份的文件遭到提取和拷贝，内容包括间谍代号、行动、方针，甚至包括一份苏联使馆编纂的厚达150页的机密评估报告，该报告全面呈现了苏联对丹麦的外交方针。军情六处对情报进行了精心的伪装，然后打包发回伦敦，再逐条进行分发：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发往军情五处，如果信息足够重要的话，偶尔也会发给外交部。在英国的盟友之中，只有丹麦收到了来自“阳光”档案的直接情报。一些材料——特别是关于苏联在北极开展的间谍行动的情报——会呈送给外交大臣大卫·欧文（David Owen）和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没有人知道情报来源。
古斯科特开始更加频繁地奔赴丹麦，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有时会在巴勒鲁普连续待上三天。两名间谍会在每周五午餐时间传递缩微胶卷，之后于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在安全屋见面。和莱拉的幽会以及和古斯科特开展的间谍行动意味着他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告诉叶莲娜自己正忙于与她无关的克格勃秘密工作。叶莲娜对此半信半疑。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继续合作提出的条件逐渐降低，最终不复存在。这个俄国人知道他的谈话被录了音。他不再拒绝暴露姓名，并指认了所有的克格勃官员、特工和情报源。最终，他同意接受金钱报酬。古斯科特告诉他，“每隔一段时间”，军情六处就会在伦敦的一家银行给他存入一些英镑，以备不时之需，并表达英国对他的感激，这种做法还隐含着一种潜台词，即他最终会叛逃至英国。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根本无法花到他间谍活动所得的报酬，但他看重这一姿态，并开始接受报酬。
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远比提供给他的那笔金钱更有价值，还有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做法能体现这一点：军情六处负责人的一封亲笔致谢信。
莫里斯·欧菲尔德（Maurice Oldfield）是英国级别最高的间谍，他用绿色墨水署名“C”，这一做法由军情六处创始人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首创——他借鉴了皇家海军的做法，因为皇家海军的舰长们习惯用绿色墨水写字。在他之后，军情六处的历任负责人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古斯科特在厚厚的乳白色信纸上替欧菲尔德打了一封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英文贺信，接着欧菲尔德用绿色墨水在信上签了名。古斯科特将内容翻译成俄语，并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了原版信件和译本。奥列格读到感谢信时面露喜色。两人分开时，古斯科特带走了信件。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用绿色墨水签名的个人信函，不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随便拥有的纪念品。“这样做能让奥列格确信我们正在认真对待他，并告诉他我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得到了官方认可，他确实正在和英国情报机构打交道。这能让他感到更加安心，也标志着这件事已经走向成熟。”下次会面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给欧菲尔德写了一封回信。“阳光”与“C”之间的往来信函保存在军情六处的档案中，它们充分证明了个人情感对成功开展间谍活动的重要性。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信简直就是他的一篇个人证词：
我必须强调，我的决定并非源于自己性格上的不负责任或不成熟。在这之前我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斗争，感情上非常痛苦，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深重失望和我的自身经历都让我相信，民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性的宽容，是我祖国未来应走的唯一道路，而我的祖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欧洲国家。当今的苏联政府与民主水火不容，西方人对此无法真正理解。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必须鼓起信仰的勇气，自己亲手去阻止奴役进一步侵蚀自由的领地。
☆
按照安排，贡沃尔·霍维克将在1977年1月27日晚与他的克格勃负责人亚历山大·普林奇帕洛夫（Aleksandr Printsipalov）碰面。当她抵达位于奥斯陆郊区一条昏暗街道上的接头点时，苏方人员正在那里等她。同时等候在那里的还有挪威安全部门的三个人，他们突然扑了上来。一番“激烈的反抗”后，这名苏联情报官员最终束手就擒，挪威情报人员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了大约2000克朗，这是他准备付给“格雷塔”的报酬。霍维克没有抵抗。起初，她只承认自己与俄国人科兹洛夫有恋情，但她最终还是招供：“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的俄国间谍。”霍维克因间谍罪和叛国罪遭到起诉。六个月后，她因突发心脏病死于狱中，没有接受审判。
受此事影响，克格勃挪威站负责人根纳迪·蒂托夫被从奥斯陆驱逐出境。一名重要特工在挪威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克格勃丹麦站点，引发了大家的猜测，让人“不寒而栗”。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是他的告密直接导致了霍维克的被捕。接触过此事的所有人都将受到询问。如果健谈的切尔尼想起自己几个月前和戈尔季耶夫斯基闲聊时谈到过“格雷塔”，并敢于向上级报告此事的话，克格勃猎手可能会就此展开追查。几周过去了，他没有引起怀疑，戈尔季耶夫斯基逐渐放松下来，但这一事件也对他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他传递的情报导致了过于明显的行动，他就大难临头了。
叶莲娜·戈尔季耶夫斯基不是傻瓜。她的丈夫肯定有什么秘密。他在外面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周末常不在家，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外逗留时也只是含糊其词。叶莲娜一眼就看出来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会生气地指责他，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会用不太可信的口吻予以否认。一幕幕“令人不快的场景”在公寓上演，他们的克格勃邻居们肯定听到了两人大声吵架的声音。争吵之后，就是一阵愤怒而无语的沉默。双方的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但两人都有苦衷。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样，叶莲娜不希望丑闻毁了她的克格勃生涯，她也想继续待在丹麦。离婚会导致两人马上被送回莫斯科。他们结婚是为了符合克格勃的规定，并且至少在名义上不能离婚，对两人来说都是如此。但两人的婚姻生活一片黑暗。
一天，古斯科特问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否面临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很明显，丹麦的窃听人员无意中听到了他家中的动静，并向军情六处做了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向他的负责人保证，尽管他的婚姻可能问题重重，但这对他影响不大。这再次证明了他正受到监视，即便监听者现在是他的盟友。
莱拉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感避风港。与他对失败的婚姻所做的令人生厌的妥协相比，他和莱拉东奔西跑、在各个酒店一起度过的亲密时光显得格外美好。他写道：“我们打算等我脱身之后就结婚。叶莲娜态度强硬且充满怒意，而身材苗条且一头黑发的莱拉性格温柔、友善、风趣。莱拉在一个克格勃家庭长大。他的父亲阿里二十岁出头就在位于阿塞拜疆西北的家乡沙基（Shaki）被克格勃招募。她的母亲来自一个贫穷的莫斯科家庭，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她也是一名克格勃，战后不久，在莫斯科的一堂培训课上认识了未来的丈夫。但是，和自己的妻子不同，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未觉得莱拉监视、审视过自己。她的天真烂漫是缓和他复杂生活的一剂良方。他以前从未像这样爱过一个人。但他同时也在与军情六处合作从事着一场扑朔迷离的秘密活动。他的情感欲望和间谍生涯之间有了严重的冲突。离婚和再婚不仅会毁了他的克格勃生涯，也会影响他为军情六处获得更多有价值情报的前景。爱情通常始于赤裸真相的迸发，及一种直击灵魂深处的激情。莱拉年轻且值得信赖，她完全信任这个英俊、体贴的情人。“我从未认为是我把他从叶莲娜那里偷了过来。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我崇敬他。我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他是完美的。”但莱拉所不知道的是，奥列格从未全身心投入。“我有一半的身体和思想必须保密，”他不禁思忖，“我能得到自己所渴望的那种温馨的亲密关系吗？”
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终向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承认，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年轻秘书有了婚外情，并想和她结婚。作为朋友兼上级，柳比莫夫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同情，但他做出的回应也很现实。亲身经历告诉他，一旦克格勃的那些道德教条主义者发现了这一情况，这位后辈的前途肯定会受到打击。自己的婚姻破裂后，柳比莫夫遭到降职，在几年时间里无人问津。“奥列格一旦离婚，就只能从事枯燥的幕后工作。”他如此写道。柳比莫夫答应在上级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柳比莫夫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1977年夏天，他们一起去丹麦海滩周末度假。一天下午在海滩上，柳比莫夫讲述了六十年代在伦敦，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克格勃情报官培植了很多左翼人物，包括性情暴躁的工党议员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莫斯科认为他是一名潜在的“有影响力的线人”，可以向他灌输亲苏思想，然后让他将这些思想体现在文章和讲话中。迈克尔·富特其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并不重要。
柳比莫夫可能是“一辈子的朋友”，但也是绝佳的情报来源。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柳比莫夫那里搜集的全部材料都交给了军情六处，包括由代号“科林”（KORIN）的柳比莫夫亲启的文件。友谊也是一种背叛。柳比莫夫后来回忆道：“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将我玩弄于股掌之间。”
每次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见面后，古斯科特都会亲自向欧菲尔德报告。在一次情况介绍会上，古斯科特提到柳比莫夫被军情六处哥本哈根新任负责人搭讪，并表现出友好态度。“‘阳光’最终会离开哥本哈根，因此我们应该寻找一个替代目标。还有谁比柳比莫夫更合适呢？他非常崇拜英国，并且已经被试探过一次。你会喜欢他的。他还很势利，如果找一名高级官员和他接触，效果应该会不错。”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军情六处负责人莫里斯·欧菲尔德将飞赴哥本哈根，亲自争取那位克格勃站点的领导者。反情报总监对此表示反对：“C”不能冒险去实施一次主动行动，如果出现任何差错，克格勃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戈尔季耶夫斯基身上。“谢天谢地，这个计划最后被砍掉了，”一名情报官员说，“这个想法简直疯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写道：“我不再是一个为专制政府工作的虚伪之人，我对此感到欣慰和愉悦。”但这种诚实的代价却是情感上的欺骗，对高尚事业的隐瞒，以及为神圣的目的口是心非。他将自己能够获取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军情六处，却对同事和上级、家人、最好的朋友、关系日渐疏远的妻子和新恋人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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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3世纪创立于波斯的一种宗教，继承了琐罗亚斯德教将世界分为光明、黑暗两股力量的善恶二元论宇宙观。
5 塑料袋与玛氏棒
在兰贝斯（Lambeth）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路边，距离滑铁卢车站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世纪大厦（Century House），这是一座玻璃和混凝土构造的办公楼，庞大而丑陋，高二十二层。这栋建筑的外观全然没有惹眼之处，进进出出的男女和城里的其他上班族没什么两样。但一名好奇的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大厅里的保安更加强壮，警觉性也更高；他可能也会对每天的空闲时间里停放在楼外的许多电话工程车感到好奇。他还有可能发现，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前设有大型电子路桩。但如果这名好奇的观察者在附近逗留过久，他就会被抓起来。
世纪大厦是军情六处总部所在地，也是伦敦最神秘的场所。官方记录中，这一地点和军情六处都不存在。这里的低调与刻意保持的平凡形象，让刚开始参加工作的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就连那些进入这一机构的人，”一名前军情六处工作人员写道，“直到完成一两周的工作后，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公众对这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的真正用途一无所知，少数知道真相的官员和记者也对此缄口不言。
世纪大楼的整个十二层都是军情六处苏东局的办公室。一个角落里的几张办公桌属于P5组，该小组负责运作对苏行动和特工网络，并与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进行联络。只有三个人知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事。维罗妮卡·普赖斯（Veronica Price）是其中之一。
1978年，普赖斯四十八岁且未婚，她在工作时殚精竭虑，作风干练务实，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女性，讨厌男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重伤（“此后他的身体里一直有小块弹片”），她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也遗传了母亲（曾是一名演员）的表演天分。“我不想当律师。我想出国。”由于速记水平不过关，她没能进入外交部，最终在军情六处当了一名秘书。她在波兰、约旦、伊拉克和墨西哥工作过，但军情六处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才意识到，维罗妮卡·普赖斯的能力远不止打字和整理档案这么简单。1972年，她通过了一项测试，成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首批女性情报官之一。五年后，她被任命为P5组的副手。每天，她在世纪大厦和位于伦敦附近的住所之间通勤，她与孀居的母亲和姐姐简一起生活，养了几只猫，收藏了很多骨瓷器皿。普赖斯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理性，一名同事评价她“完全是一根筋”。她喜欢解决问题。1978年春天，维罗妮卡·普赖斯开始参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专案，并因此发现她面临着一个军情六处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将一名间谍从苏联偷渡出境。
几周前，疲惫而忧心忡忡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了安全屋。
“尼克，我需要考虑我的安全问题了。三年来我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但我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了。万一我受到怀疑，你能想办法让我逃出苏联吗？如果我回去的话，还能不能离开？”
令人不安的谣言开始传播：莫斯科中心怀疑克格勃内部出了奸细。谣言并未暗示泄密来自丹麦或某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但一想到克格勃正在进行内部调查，就足够令人感到恐惧了。如果军情六处被苏联渗透怎么办？有没有另一个菲尔比正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准备告发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无法保证自己最终还能到国外任职，特别是考虑到他一旦离婚，就有可能永远被困在苏联。戈尔季耶夫斯基想知道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是否有机会离开苏联。
将一名苏联间谍偷偷带出丹麦非常简单，只需要他给应急号码打个电话，在安全屋待上一晚，以及一本假护照和一张去伦敦的机票。但让一名间谍在受到克格勃怀疑的情况下逃离莫斯科就另当别论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斯科特的回答很冷静：“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你能逃走。”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比古斯科特所说的还要低。“当然，”他回答道，“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就好，只是以防万一。”
整个苏联可以说都处于戒备森严的状态，一百多万克格勃人员和线人时刻保持着高效运作。就算是克格勃本身，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第七局负责本机构的内部监控，仅在莫斯科就部署了1500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僵化的政策与偏执心态和斯大林时期几无二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紧张强化了克格勃的内部监察。“白天对谎言制度装出一副热情的姿态，晚上感到恐惧，这就是苏联公民生活的常态。”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如此写道。
在苏联进行间谍渗透、发展线人并与他们保持联系非常困难。存在或被安插于铁幕对面的少数特工可能会毫无征兆或原因地消失。在一个始终对间谍活动保持高度戒备的社会，秘密工作者的预期寿命通常很短。克格勃一旦收网，做事就干净利索。不过，作为克格勃现役官员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会事先察觉到对自身安全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为自己留下充足的时间以进行紧急逃脱。
这正是维罗妮卡·普赖斯渴望迎接的挑战，在秘密潜逃出境方面，她已经是一名专家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策划了“隐形行动”（Operation INVISIBLE），偷偷将一对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夫妇越境带到奥地利。她还将一名代号为“扰乱”（DISARRANGE）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弄出了匈牙利。“但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没有克格勃，”她说，“俄国人更难对付。”此外，在苏联境内，到达安全地点之前的逃亡距离更远。除了可能损失特工之外，逃脱失败还将给苏联的宣传机构提供绝佳的把柄。
护送特工离开苏联的一种可能性是从海上逃走。普赖斯开始调查一名逃亡者是否可以使用伪造的证件从苏联的某处港口乘商业游轮或商船离开。但码头与港口像边境和机场一样戒备森严，而且造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官方证件上设有水印，像钞票一样，无法复制。摩托艇可以通过黑海将一名逃亡的间谍送至土耳其，或通过里海送至伊朗，但很可能被苏联巡逻艇拦截并击沉。土耳其和伊朗与苏联的陆上边境线距离莫斯科数百英里，沿线布满了警卫、地雷、电网和铁丝网。
外交包裹可以通过边境运输敏感物资，主要是文件，但也包括药品、武器和人。严格来说，打开一个外交包裹进行搜查违反了《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利比亚恐怖分子就曾通过这种方式将枪支带进英国。苏联人自己也曾试图扩大对外交包裹的定义，声称一辆满载木箱开往瑞士的九吨卡车不应受到搜查，但瑞士人没有同意。1984年在伦敦，一名流亡的外交官，即刚刚被罢黜的尼日利亚总统的妹夫，在被下药迷倒、蒙住双眼后，被放入了一个标有“额外货物”字样的木箱内，准备运往位于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尼日利亚外交部。他在斯坦斯特德（Stansted）机场被海关官员发现并得到释放。如果在莫斯科的英国使馆出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外交包裹，这肯定会引起注意。
最终，每个选项都被排除，要么是因为不可行，要么就是风险太大。
但还有一条国际外交传统可供戈尔季耶夫斯基利用。
根据长期以来的惯例，使馆人员乘坐的挂有外交牌照的车辆，在穿过国境时通常不用接受检查——这是外交豁免权的一种延伸，为外交官提供了安全通道与保护，让他们免于被驻在国依法起诉。但这只是一种惯例，不是法律规定，而且苏联的边境士兵在搜查可疑车辆时不会有任何顾忌。不过，这依然是环绕苏联的密不透风之墙上的一个小缝隙：藏身于外交车辆中的间谍可以透过这一缝隙逃出铁幕。
苏联与芬兰的边界是距离莫斯科最近的东西方边境线，但仍有12小时的车程。西方外交官经常去芬兰度假、娱乐、购物或就医。他们通常开车前往，苏联边境的士兵习惯了让这些车辆顺利通过检查站。
不过，如何把一个逃亡者带入车中成了一个难题。英国使馆、领事馆和所有外交场所都被身穿制服的克格勃人员看守。任何试图进入的苏联人都会被拦住，遭到搜查并被仔细盘问。而且，英国使馆车辆无论去哪里，都会被克格勃监视人员所跟踪，更何况外交车辆由克格勃方面提供，很可能秘密安装了窃听和跟踪设备。
在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评估之后，维罗妮卡·普赖斯制订了一项计划，但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前提条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能够让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获悉他需要逃跑；他能够自己想办法赶往芬兰边界附近的接头点且不被跟踪；军情六处人员驾驶的外交车辆能够在接戈尔季耶夫斯基上车的这段时间里摆脱克格勃的跟踪；戈尔季耶夫斯基能够安全地藏身于车内；苏联边境士兵能够遵守外交惯例，不进行搜查，让他们通过……这样一来，戈尔季耶夫斯基就能逃到芬兰。（在芬兰，他仍有可能被芬兰当局抓住并送回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