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但这已经是维罗妮卡·普赖斯能够想到的最佳方案了。这也是最可行的方案。
军情六处莫斯科情报站负责人奉命在靠近芬兰边界处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头地点，以便接逃亡者上车。他以购物为由从列宁格勒驾车去芬兰，途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接戈尔季耶夫斯基上车的停车点，离苏芬边界约36英里，靠近一处标有“836公里处”（表示从莫斯科至此的距离）的路标。10英里外的民兵哨所（即GAI哨所，GAI为苏联国家车辆检查局的简称）监视所有的来往车辆，尤其是外国车辆。停车点距路标和哨所的距离大致相当。如果军情六处的车在此处停留几分钟，且没被克格勃跟踪的话，下一处民兵哨所应该不会察觉到异常。该地区树木茂密，一条向右延伸的弧形道路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半圆，有一排树木一直延伸到与高速公路交汇处，可供遮挡。一块伦敦联排房大小的巨石标志着通往停车点的入口。这名军情六处官员通过车窗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向南驶回莫斯科了。如果他被发现，克格勃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一名英国外交官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拍摄一块巨石。
维罗妮卡·普赖斯的计划还需要一个“暗号点”，一个供戈尔季耶夫斯基表明他何时想要传递消息或需要逃跑的地点。
莫斯科的很多英国外交官，包括军情六处情报站的两名官员和秘书，都住在被称作库茨（Kutz）的库图佐夫斯基大街（Kutuzovsky Prospekt）的同一栋楼里，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街，西边就是莫斯科河。大街的另一边，在苏维埃哥特式风格的乌克兰酒店（the Hotel Ukraine）大楼脚下有一家面包店，旁边放置了一组宣传栏，贴有公共汽车时刻表、音乐会演出安排和《真理报》。此处通常满是读报纸的人，对面戒备森严的大楼里的外国人也经常光顾此地。
设想的计划是这样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的每个周二晚上七点半，军情六处情报站会派一个人“巡查”暗号点。他们可以从楼上的某一角度看见该地点；一名军情六处官员会以买面包的名义出门，或者在下班路上于七点半准时经过此地。
潜逃计划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启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必须手拿一个西夫韦（Safeway）超市的塑料袋，在七点半到达面包店。西夫韦的塑料袋印有一个大大的红色S商标，在莫斯科单调的环境里十分醒目。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西方工作和生活过，他手拿这样的东西并不会让人感到过于意外。塑料袋在苏联很贵，外国塑料袋尤其如此。作为额外的识别标志，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应该戴一顶最近买的灰色皮帽，穿一条灰色裤子。当军情六处官员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拿着西夫韦塑料袋在面包店等候时，他（或她）会从戈尔季耶夫斯基身旁走过，对逃跑信号进行确认：手持一个哈罗德百货商场（Harrods）的塑料袋，嘴里吃着奇巧（Kitkat）或玛氏巧克力棒（Mars bar），一名军情六处官员形容这是“字面意义上的‘糊口手段’（hand-to-mouth expedient）”。这个吃东西的人还会身着灰色衣物——可能是灰色的裤子、裙子或围巾——并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进行短暂的眼神交流，但不会停下来。“灰色是一种低调的颜色，能够避免引起监视人员的注意。这一低调的颜色在莫斯科漫长昏暗的冬天里太不起眼了。”
一旦逃跑信号得到确认，第二阶段的计划将全面展开。三天后的周五下午，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连夜搭乘火车去列宁格勒。没有迹象表明叶莲娜也会前往。抵达这座苏联第二大城市后，他会乘坐出租车去芬兰车站（1917年，列宁正是在这里走下火车，发动了著名的十月革命），然后乘坐第一班火车去波罗的海沿岸的泽列诺格拉茨克（Zelenogorsk）。从那里，他将搭乘公共汽车前往芬兰边境，在接头点或附近下车，此处在边境城市维堡（Vyborg）以南约16英里，距边境26英里。他会躲在停车点的树丛中等待。
与此同时，两名军情六处官员会驾驶一部外交车辆从莫斯科出发，并在列宁格勒过夜。苏联方面对外国外交官出行的时间安排进行了严格、复杂的规定：出国的官方许可在出发前两天才能拿到，外交车辆上必须安装特制的号牌。进行这项业务的汽修厂只在周三和周五上班。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周二发出了信号，那么车辆通行的手续可以在周五下午一点前办完；如果军情六处小组当天稍晚些时候出发的话，可以在周六下午两点半准时赶到接头点，此时距离戈尔季耶夫斯基发出信号仅隔四天。他们会佯装野餐，驱车开进停车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其中一人会打开汽车的引擎盖：这表示戈尔季耶夫斯基可以出来了。奥列格会立即爬进汽车的后备厢，裹上一条太空毯以隔离苏联边境可能安装的红外摄像装置，并服用一片安眠药。此后他会乘车越过边境进入芬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