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
和大多数情报机构一样，军情六处的行动代号通常从一份官方批准名单中随机分配而来。这些代号一般是真实存在的中性词语，不会让人看出具体所指。但间谍们常常经不住诱惑，选择一些更加微妙或不太含蓄地反映现实的词。厄苏拉（Ursula，真实姓名）是军情六处的代码本管理员。“你问厄苏拉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什么。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你可以让她给你挑一个更好的名字。你也可以看看代表不同行动的一整套代码，从中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二战时期军情五处称呼斯大林（俄语意为“钢铁战士”）的代号为“雕刻”（GLYPTIC），德国情报部门则称英国为“高尔夫球场”（GOLFPLATZ）。代号有时还会隐含着一丝冒犯之意。中情局的一封电报曾在无意中显示美国人给军情六处起的代号是“古板”（UPTIGHT），这让世纪大厦的人颇感不快。
“皮姆利科”听起来是个典型的英国词[1]——如果计划顺利的话，英国也将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最终归宿。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古斯科特再次见面后，礼貌地听他介绍了“皮姆利科”计划。他仔细看了看接头点的照片，认真研究了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对逃跑暗号的安排。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维罗妮卡·普赖斯的逃跑计划思索良久，最后说这一计划完全不可行。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很有想象力的逃跑计划——但过于复杂。其中包括了太多的细节，暗号点的设置条件也不太现实。我没把这一计划当回事。”他记住了这个计划，但内心祈祷自己不必想起它。世纪大厦内，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认为“皮姆利科”计划不会成功。“我很重视这一计划，”普赖斯后来回忆道，“但很多人并不如此认为。”
1978年6月，米哈伊尔·柳比莫夫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叫到自己在哥本哈根苏联使馆的办公室，通知他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丹麦为期三年的第二段任期的结束并不令人意外，但他在婚姻、工作和间谍活动方面已经浮现出很多问题。
叶莲娜现在十分清楚丈夫和一个秘书长期存在着婚外情，同意一回莫斯科就离婚。莱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也即将结束，几个月后也要回到苏联。戈尔季耶夫斯基希望尽快再婚，但他十分清楚离婚将对他的事业造成何种影响。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内晋升得很快，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克格勃已经考虑把他晋升为负责斯堪的纳维亚事务的第三局的副领导了。但他在工作中树敌不少，莫斯科中心那些教条主义的背后诽谤者将会找借口扳倒这个碍眼的拔尖者。“他们会整你的，”柳比莫夫根据自身经验提醒道，“他们不仅会因为离婚谴责你，而且会指责你有婚外情。”柳比莫夫向莫斯科发了一份报告，表扬戈尔季耶夫斯基是一个“政治上纯粹可靠的官员，各方面都很过硬，语言天赋超群，报告写得很好”。柳比莫夫还给领导写了一封附信，阐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婚姻问题，并请求对他宽大处理，希望可以“减轻负面影响”。两人都清楚，莫斯科中心那些狂热的卫道士很可能会以这件事为借口，让戈尔季耶夫斯基长期从事枯燥的文书工作。
随着返回莫斯科的时间日益临近，以及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感到迷茫，戈尔季耶夫斯基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结束自己的间谍生涯，重新做人。军情六处一直强调，他随时可以金盆洗手，到英国避难。不难想见，他本可以决定与其重回困苦而充满压迫的苏联，不如叛逃到西方，如果有可能的话则带上情人一起走。但他现在还不想叛逃。他将回到苏联，隐藏起对英国的效忠关系，搜集情报，等待时机。
“你回到莫斯科后有何打算？”古斯科特问他。
“我想要找到苏联领导层最机密、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道，“我希望弄清这一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我不可能发现一切，因为中央委员会的机密对克格勃也保密。但我会尽力而为。”戈尔季耶夫斯基道出了自己叛国的关键所在：尽可能多地去获取与自己所憎恶的这一制度有关的情报，以便更好地摧毁它。
和长跑一样，成功的间谍活动需要耐心、耐力和时机的把握。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下一份工作可能是在负责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事务的第三局。他将从内部对克格勃进行研究，搜集任何对英国和西方有用的情报。对他离婚和再婚风波的非议一旦平息，他很可能又会获得晋升，就像柳比莫夫之前一样。也许三年之内，他就又能去国外任职了。下一次他会干得更加出色。无论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他都会信守承诺。他会继续为英国效力。
拥有一名潜伏于克格勃内部的间谍是一个西方情报机构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但正如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所说，让一名特工打入克格勃内部就像“在火星上安插常驻间谍一样困难”。西方“在苏联内部很少有值得一提的间谍”，这意味着“西方几乎得不到关于苏联长远规划和意图的可靠情报”。现在，英国情报机构有机会利用打入克格勃内部的间谍，去获取他掌握的所有情报。
然而，军情六处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在一种罕见于情报史的自律和自我否定的驱使下，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英国方面的上级负责人不赞成他回到莫斯科后继续与军情六处联系或试图进行情报反馈。相反，世纪大厦的特工管理者决定让他们的间谍潜伏下来。一旦他回到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不再与英国情报机构进行接触。
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且无懈可击：在苏联，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可能像在丹麦那样从事间谍活动。莫斯科没有安全屋，没有愿意帮助他的友好的当地情报机构，他一旦失手也没有可靠的退路。苏联的监视无孔不入，每一名英国外交官——即便没有作为情报人员的嫌疑——都受到不间断的监视。在苏联运作特工的历史证明，急功近利几乎是致命的，潘科夫斯基的悲惨下场就是例子。在苏联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间谍迟早（通常是早）都会被发现，并遭到逮捕和消灭。
正如一名军情六处官员所说：“奥列格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拿他冒险。我们是如此珍视他，以至于必须保持克制。继续和他在苏联境内进行接触的诱惑很大，但我们对于能否安全顺利地开展行动缺乏信心。这样做很可能毁了他。”
古斯科特告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军情六处不会寻求在莫斯科和他进行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不会与他进行秘密会面，或向他索取情报，但他仍可以在需要时和英方取得联系。
每个月第三个周六的上午11点，军情六处都会派一个人在莫斯科中央商场（Central Market）的时钟下闲逛，此处靠近花园环路（Garden Ring Road），是一处繁华地段，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不会显得过于扎眼。和“皮姆利科”计划里设计的一样，他（或她）也会手持一个哈罗德百货商场的塑料袋，身着灰色衣服。“这样做有两层意思：如果奥列格想要确认我们仍对他保持兴趣的话，那他就能看见我们，但不让自己被发现。如果他想要擦肩而过，传递某些具体信息的话，那他可以通过灰色帽子和西夫韦塑料袋，让我们看见他。”
如果他提着塑料袋、戴着帽子现身，那么擦肩而过计划就进入了第二阶段。三周后，他会去红场的圣巴西尔教堂，下午三点准时爬上教堂后面的螺旋楼梯。同样，为了便于识别，他会戴灰色帽子，穿灰色裤子。一名军情六处官员，很可能是一位身穿灰色衣物、两手拿着灰色物品的女性，会算好时间从楼上下来，在局促的空间内，两人擦肩而过，他可以借机把书信递给她。
只有在奥列格发现与英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情报（比如潜伏在英国政府内部的苏联间谍）时，他才能实施此类行动。这些情报是军情六处无从获取的。
如果需要逃跑，奥列格可以在周二晚上七点半手持西夫韦塑料袋站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面包店外，以表明自己需要实施潜逃计划。军情六处每周都会检查这一地点。
对计划反复推演后，古斯科特把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精装本交给了奥列格。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一个俄罗斯人从西方带回家的纪念品，实际上却是一本颇有创意的辅助备忘录，一份来自维罗妮卡·普赖斯的礼物。在封底内侧的衬页下方有一小片玻璃纸，用俄语写着“皮姆利科”行动的内容，包括每一个时间点的细节、识别服饰、逃跑信号、836公里里程标附近的碰头点以及各关键地点之间的距离。戈尔季耶夫斯基应该将书放在莫斯科公寓的书架上。为了在实施计划前强化记忆，他可以把书浸泡在水中，撕去衬页，并把玻璃纸拿出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安全性，计划中涉及的苏联地名都被改成了法国地名：“巴黎”指代莫斯科，“马赛”意为列宁格勒，等等。即使克格勃在他逃往边境的途中发现了这份“小抄”，他们也不会从中掌握准确的逃跑路线。
古斯科特最后交给他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一旦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苏联，摆脱危险之后，他就可以拨打这个号码。电话会有人接听。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匆匆记下的一堆笔记中，反着记下了这个号码。
几个月前，戈尔季耶夫斯基向古斯科特传递了一条重要情报，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获取的一个小道消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也有可能是二者合作）在瑞典发展了一名重要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并没有掌握过多细节，但这名“鼹鼠”应该是为瑞典某个政府或军方情报机构工作。军情六处就这一密报与丹麦人进行了讨论，了解了相关情况。“找出这个人并没有费太大功夫，”古斯科特说，“很快，我们就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了。”瑞典是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盟国，有证据表明瑞典情报界遭到了苏联渗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通知瑞典方面。古斯科特向戈尔季耶夫斯基解释，斯德哥尔摩已经获悉这一情报，但不知道情报来源；他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没有表示反对。“现在，他相信我们把他当作情报来源加以保护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古斯科特握了手。近二十个月以来，他们至少每个月见面一次，交接了数百份秘密文件。“这是一种真正的友谊，一种真正的亲密关系。”古斯科特多年后如此回忆道。但这是一种奇怪的友谊，一种在严格的限制中成长起来的友谊。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不知道尼克·维纳布尔斯的真名。这位间谍和他的负责人从未一起吃过饭。古斯科特说：“我也想和他一起去跑步，但我不能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全部维持在安全屋的墙内，他们说的每句话都被录音。和所有的间谍与负责人的关系一样，欺骗与利用会影响和波及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古斯科特的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破坏他所痛恨的政权，并获得了他所渴望的尊重；古斯科特则在敌营中长期安插了一名深度潜伏的特工。但对他们二人而言，这种关系不止如此：这也是一种交织在保密、危险、忠诚与背叛中的强烈的情感纽带。
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装入西夫韦塑料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离开了安全屋，消失于丹麦的夜色之中。从现在起，间谍活动将远距离运作。在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联络，但军情六处无法主动与他进行接触。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试图逃跑，但英国方面无法首先启动逃跑计划。他自己说了算。英国情报机构只能观察和等待。
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准备进行一场看不到终点的竞赛的话，军情六处也是如此。
在莫斯科中心第一总局总部，戈尔季耶夫斯基毛遂自荐去见第三局的负责人，解释说自己正在离婚，并打算再婚。他发现自己的事业开始一蹶不振。负责人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格鲁什科（Viktor Grushko）的乌克兰人，他身材矮胖，平时乐呵呵的，有些愤世嫉俗，对克格勃的说教文化完全认同。“这改变了一切。”格鲁什科如此说道。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下子从云端跌落到谷底，正如柳比莫夫所预料的那样。成为部门副手的期望落空了，他被贬至人事部门，并屡遭非议。“你执行任务时出轨了，”有些同事幸灾乐祸地说，“这太不专业了。”他的工作单调且无足轻重。他经常被安排值夜班。尽管仍是一名高级情报官，但他“没有具体的职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再次陷入窘境。
通过冷漠无情的官僚手续，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叶莲娜离了婚。法官问叶莲娜：“你丈夫离婚是因为你不想要孩子，但他想要。是这样吗？”叶莲娜反唇相讥道：“根本不是这样！他爱上了一个漂亮女孩。没有别的原因。”
现在，叶莲娜被晋升为上尉。她重操旧业，对外国使馆进行窃听。作为离婚中受到伤害的一方，她的克格勃生涯没有受到影响，但她从未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并从未再婚。当克格勃高级女军官一起聚会喝茶时，叶莲娜会斥责前夫的不忠行为：“他就是个虚伪的家伙，一个骗子，带着假面具的一个人。他能做出各种背叛行为。”有关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忠的传闻在克格勃下层官员中广为流传。大多数人只把叶莲娜的话当成一个离异女性的牢骚，对其不屑一顾。“一个被人抛弃的妻子，你还能指望她做什么呢？”第三局的一名同事如此评价道，“我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想过向上级报告此事。”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国后一个月，他的父亲去世，享年82岁。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克格勃官员参加了葬礼。在塞满了三十多名亲戚的家中，戈尔季耶夫斯基发言赞扬了父亲为党和苏联所做的一切——而他正积极地密谋破坏父亲生前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父亲的死对母亲来说或许是一种“解放”。实际上，因父亲的死在暗中感到解脱的人恰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自己。
安东·叶夫根耶维奇从未把自己作为一名秘密警察在三十年代的大饥荒和大清洗中的所作所为告诉自己的家人。父亲去世后多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才知道他在遇见母亲奥尔加之前曾结过婚，并且可能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婚姻中有过几个孩子。同样，奥列格也从未向父亲说过自己到底在克格勃负责何种工作，更别提最近叛国的事了。一旦知道儿子的实情，那个年迈的斯大林主义者肯定会感到无比恐惧。直到父亲去世，困扰父子关系的诸多谎言仍在继续。戈尔季耶夫斯基内心厌恶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对意识形态的盲目顺从，以及胆小怯懦的苏维埃人格。但他也深爱这位老人，甚至敬重他的倔强，这是父子二人都拥有的一种品质。在这对父子之间，爱与谎言并存。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再婚和离婚一样迅速而高效。1979年1月，莱拉回到了莫斯科，几周后，二人就在婚姻登记处举行了婚礼，之后在女方父母家中共进家宴。奥尔加乐见自己的儿子获得幸福。她从未中意叶莲娜，觉得自己的前儿媳是一个目光中泛着贪婪的克格勃工作狂。夫妻二人在列宁斯基大街103号的一间新公寓安了家，住在一栋由克格勃协作机构所建的公寓楼的八层。“我和莱拉的关系温馨而亲密，”戈尔季耶夫斯基写道，“我得到了渴望拥有的一切。”内心深处对于这段婚姻的谎言，被购买家具、摆放书架和悬挂从丹麦买回来的油画这些简单的居家乐趣所掩盖。奥列格无法再享受西方的音乐和自由。但对于重回苏联的生活方式，莱拉毫无怨言也不抱疑虑，她说：“真正的幸福是排了一晚上队，然后买到了你想要的东西。”莱拉很快就怀孕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领受了一项工作，撰写克格勃第三局的历史，这是一份整理苏联间谍史的闲差，不涉及正在进行的间谍活动。不过，有一次他瞥见了挪威业务处一名同事办公桌上的文件，文件标题结尾是OLT三个字母——特雷霍尔特名字的前半部分被另一张纸挡住了。这再次表明阿恩·特雷霍尔特是一个现役克格勃特工。他认为英国人会对此很感兴趣，但这不值得自己冒险通报。
他没有试图联系军情六处。作为一名身居祖国的放逐者，他内心隐藏着一份孤独而骄傲的忠诚。放眼整个苏联，也许只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感受。
金·菲尔比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且经常喝醉，但他的思维还像以往一样敏锐。从长期的个人经验来看，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名间谍的两面人生了，他深谙如何避免被发现以及怎样揪出一名“鼹鼠”。他仍是克格勃内部的传奇人物。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丹麦带回了一本有关菲尔比间谍活动的书，找这个英国人给他签名。菲尔比写了这样一句话：“献给我的好朋友奥列格——不要相信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金·菲尔比。”他们并不是朋友，尽管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三十年来，菲尔比在军情六处内部秘密为克格勃服务。他现在过着半退休的舒适生活，但他从事间谍活动所积累的心得经验仍为他的苏联主人们所使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国后不久，菲尔比收到了一个来自克格勃中心的请求，希望他对贡沃尔·霍维克被捕一事进行评估，找出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位经验丰富的挪威间谍会被逮捕？连续几周，菲尔比仔细翻阅了霍维克的有关文件，之后像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无数次重复的那样，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暴露特工的泄密源头只有可能在克格勃内部。”
维克多·格鲁什科召集手下的高级官员来到他的办公室，其中包括戈尔季耶夫斯基。“有迹象表明克格勃内部有人泄密。”格鲁什科说道，然后将菲尔比对霍维克案给出的无懈可击的结论展示给大家。“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事件的性质表明，叛徒此刻可能就在这间屋子里。他可能就坐在我们中间。”
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一阵恐惧，透过裤兜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霍维克在漫长的间谍生涯中见过十几个克格勃负责人。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未负责过她的事，也不负责挪威业务。而且他可以肯定是自己向古斯科特透露的情报直接导致了霍维克的被捕，现在，怀疑的阴云正危险地盘旋在自己的头上，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对谎言嗅觉敏锐的老迈英国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嗓子里一阵恶心。佯装镇定回到办公桌后，他回想着自己还向军情六处提供了什么情报，有可能反过来威胁到自己。
斯蒂格·贝里林（Stig Bergling）曾说，一名秘密特工的生活“晦暗、非黑即白，如同雾气和褐煤烟尘一般单调”。但他作为一名瑞典警察、情报官员和苏联“鼹鼠”的职业生涯却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
贝里林曾是一名警察，后进入瑞典安全局（SÄPO）侦查部门工作，负责监视有苏联特工嫌疑的人员在瑞典的活动。1971年，他被任命为瑞典国防参谋部联络员，能够接触到高度机密的情报，包括瑞典所有军事防务设施的细节。两年后，在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到黎巴嫩工作期间，他和苏联武官兼格鲁乌驻贝鲁特军官亚历山大·尼基福罗夫（Aleksander Nikiforov）进行了接触。1973年11月30日，他以3500美元的价格将第一批文件卖给了苏联人。
贝里林从事间谍活动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非常喜欢的金钱，另一个是他所讨厌的上级领导的专横态度。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向苏联人提供了14700份文件，透露了关于瑞典防务计划、武器系统、安全代码和反间谍行动的信息，还使用显隐墨水、微点照片和短波电台与苏联负责人进行联络。他甚至在一张写着“为俄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所得报酬”的收据上签了名，这显然意味着他在克格勃的勒索面前只能就范。贝里林相当愚蠢。
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情报直指瑞典情报机构内部的一名苏联间谍。军情六处反情报部门总监飞赴斯德哥尔摩，告知瑞典安全局他们的内部出了一名奸细。
此时，贝里林已经成为瑞典安全局调查办公室的主任和瑞典军队的一名预备役军官，并暗中成为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
瑞典调查人员开始收网。1979年3月12日，在瑞典的要求下，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在特拉维夫机场将贝里林逮捕，将他移交给瑞典安全局的前同事。九个月后，他因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贝里林从苏联人那里小挣了一笔钱，但他对瑞典国防造成的损失大概要花2900万克朗才能弥补。
戈尔季耶夫斯基指认的苏联间谍一个接一个落网，这可能让西方阵营更加安全了，却令他自己身处险境。第三局内部对他的怀疑使他的事业陷入了低谷，而婚姻幸福、即将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本应再次选择告别过去，断绝和军情六处的联系，希望克格勃永远不会发现真相，并在余生保持低调。但是，他反而加快了工作的节奏。他的事业需要一种驱动力。他必须设法让自己被派驻到西方，甚至直接去英国。
他打算学英语了。
克格勃对完成一门、最多两门官方外语培训课程的官员加薪百分之十。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会说德语、丹麦语和瑞典语，但他还是报了名。41岁的他是克格勃英语培训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学制四年的培训。
如果他的克格勃同事更细心的话，他们应该会对戈尔季耶夫斯基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急于学习一门新语言，并突然对英国产生兴趣感到好奇。
戈尔季耶夫斯基买了一套两卷本的俄英词典，并沉浸于英国文化之中——或者说是苏联公民被允许接触的英国文化。他读了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弗雷德里克·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的《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以及菲尔丁的《汤姆·琼斯》（Tom Jones）。已经从哥本哈根回国，官居第一总局智库负责人高位的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回忆他的这位朋友“经常找他聊天，并向他询问对英格兰的见解”。柳比莫夫乐于讲述他的经历，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流连伦敦夜总会和品尝苏格兰威士忌的乐趣。“太讽刺了！”柳比莫夫后来写道，“我当时给一个英国间谍提出了关于英格兰的建议。”莱拉也帮助他学习语言，晚上测试他的英语词汇量，自己也顺便学一些英语。“我真羡慕他的学习能力。他一天可以记住三十个单词。他太棒了。”
根据柳比莫夫的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阅读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是一名英国情报人员，他在小说中敏锐地捕捉了情报活动的道德模糊性。小说中的人物艾舍登（Ashenden）深深吸引了戈尔季耶夫斯基，艾舍登是一名英国特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被派往俄国：“艾舍登欣赏美德，但也能接受邪恶，”毛姆写道，“人们有时觉得他很无情，因为他通常只对别人感兴趣，而不与他们产生联结。”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试着翻译金·菲尔比的报告。和同时代的其他政府官员一样，菲尔比使用的是上流社会晦涩难懂的官僚英语。这是一种以拉长元音的慵懒长腔为标志的“白厅官话”，用俄语很难模仿，却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了一个学习英国官方拗口语言的良机。
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在第三局内平行开展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物色能帮助他转行负责英国事务的人。1980年4月，莱拉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玛利亚，自豪的父亲邀请了部门领导维克多·格鲁什科和柳比莫夫一起来家中庆祝。“我和格鲁什科受邀去他家中享用了一顿由他岳母准备的阿塞拜疆风味晚餐，”柳比莫夫回忆道，“她给我们讲了她丈夫的优点，他曾在契卡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给我们展示了他在丹麦收集的油画。”
巴结领导可能遇到的问题在于，领导可能会经历调动，最终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
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突然被克格勃灰溜溜地开除了。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样，他也违反了中心的道德戒律，但他的错误更加严重：随着他第二段婚姻走向失败，他爱上了一名官员的妻子，在下次履新前却没有将此事通知克格勃。他被毫不留情地解雇了。柳比莫夫过去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但也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前辈、导师、支持者和好友。情绪高涨的柳比莫夫想当一名小说家，成为苏联的萨默塞特·毛姆。
维克多·格鲁什科被晋升为外国情报处副处长，第三局负责人由“鳄鱼”根纳迪·蒂托夫接任，他此前是克格勃驻奥斯陆情报站的负责人及间谍阿恩·特雷霍尔特的负责人。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的新领导是尼古拉·格里宾（Nikolai Gribin），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1976年在哥本哈根时曾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手下工作，但他此后在克格勃体系内飞速晋升，走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前面。格里宾身材细瘦、着装整洁、面容英俊。他的拿手绝活是用吉他弹奏伤感的俄罗斯民谣，令在场的每个人潸然泪下。他很有野心，善于培养高级军官。“领导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相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格里宾是一个马屁精，“一个典型的阿谀奉承者和野心家”。但他需要格里宾的支持。戈尔季耶夫斯基只好硬着头皮溜须拍马。
1981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通过了最终测试。他的英语远谈不上流利，但至少在理论上有资格去英国任职。同年9月，他的次女安娜诞生了。莱拉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一流的母亲”，一位认真、称职的妻子。奥列格回忆道：“她在居家方面无可挑剔。”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再受流言的困扰，他受命为自己的部门撰写年度报告便初步证明了这一点。他也开始参加更重要的会议。即便如此，他仍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足够重要的情报，以恢复和军情六处的联系。
在世纪大厦这边，“阳光”小组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三年过去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点动静也没有。军情六处仔细监视着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信号传递点，潜逃计划“皮姆利科”行动随时可以启动。军情六处还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彩排：情报站负责人和他的妻子沿潜逃路线一路开车至赫尔辛基；古斯科特和普赖斯在芬兰边境一侧迎接了他们，然后一路开车北上驶至挪威边境。在莫斯科，每周二晚七点半，无论天气如何，一名情报站人员或他的妻子都会观察面包店外的人行道，手拿玛氏棒或奇巧巧克力棒，寻找一个头戴灰色帽子、手提西夫韦塑料袋的男子。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一名军情六处官员都会手提一个哈罗德塑料袋，站在中央商场时钟附近，假装购物，实则留意有无擦肩而过传递情报的暗号。一名情报官回忆：“英国政府还欠我10英镑，是我买冬番茄的钱——那可能是莫斯科唯一的冬番茄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未出现。
那一年，杰弗里·古斯科特被任命为军情六处驻瑞典情报站负责人——部分原因是一旦会讲瑞典语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再次被派出国，他很可能会到斯德哥尔摩任职。但他没有出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间谍活动进入了冬眠状态，看不到苏醒的迹象。
后来，西方情报机关终于探知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一次心跳，捕捉到一个明确的生命迹象——这都应归功于一向可靠的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丹麦人也想搞清这名苏联间谍的近况。一名经常去莫斯科的丹麦外交官接到命令，在下次赴莫斯科时顺便打听一下那位丹麦语说得很好、颇有魅力的苏联领事官员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的情况。果不其然，在欢迎来访丹麦人的招待会上，戈尔季耶夫斯基现身了，他看起来踌躇满志、非常健康。这名丹麦外交官在发给本国情报部门的报告里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再婚，现在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军情六处迅速获悉了这一可靠消息。
而对“阳光”小组成员来说，这份报告中最为重要，也令他们最为振奋的内容，却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享用鸡尾酒会小吃时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戈尔季耶夫斯基故意以一种随意的口吻对那名丹麦外交官说：“我现在开始学英语了。”
* * *
[1] 皮姆利科是伦敦西南部的地名。
6 特工布特
根纳迪·蒂托夫遇到了麻烦。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处在苏联驻英使馆有一个空缺岗位无人填补，或者说，至少找不到一个能对根纳迪·蒂托夫唯命是从的人——而满足这一点是合适人选的先决条件。
和官场上常见的那种上司一样，这条“鳄鱼”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下就应该是奴隶。他是一个粗鄙的人，惯于对上级耍滑头和阿谀奉承，对属下冷嘲热讽。“他是整个克格勃中最令人讨厌与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也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贡沃尔·霍维克被捕以及自己遭挪威驱逐后，蒂托夫作为间谍头目的名声一落千丈，他继续对阿恩·特雷霍尔特实施遥控管理，两人定期在维也纳、赫尔辛基等地共进丰盛的午餐。1977年回到莫斯科以后，蒂托夫使用没有底线的政治手段迎合上级并在关键岗位安插亲信，从而迅速得到了晋升。戈尔季耶夫斯基讨厌他。
自1971年一百多名克格勃人员在“脚”行动中被驱逐后，中心一直努力重建伦敦情报站，但克格勃名下既有才能又会讲英语的情报人员显然不足以填补这一空缺。三十年代，克格勃曾全面渗入英国情报机构内部，通过菲尔比和所谓的“剑桥间谍帮”（Cambridge spy ring）给英国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今苏联的对英间谍工作已无法重拾昔日辉煌，这对克格勃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很多特工已渗透进英国，一些克格勃情报官员也以记者或贸易代表的身份开展工作，但能够以正式外交身份为掩护有效开展行动的间谍仍十分缺乏。
1981年秋天，克格勃驻英PR线副手、名义上的苏联驻英使馆参赞回到了莫斯科。英国外交部否决了接替他的第一个人选，因为军情五处（正确地）怀疑此人从事秘密情报活动。为了填补这一肥缺，克格勃需要一个有过海外经历、会讲英语、曾当过正式外交官的人，并确保此人不会被英方否决。
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运作舆论，向克格勃暗示只有自己才符合要求。新上任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负责人尼古拉·格里宾对此感到振奋，但蒂托夫想要派自己的人去伦敦，而戈尔季耶夫斯基并未对他表现出应有的顺从。接下来便是激烈的明争暗斗，一边是蒂托夫试图让自己的人选担任这一职务，另一边则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放下身段，展示了一种（他自己认为恰如其分的）混合了热情、奉承与故作谦卑的态度；他低调地进行游说，暗中贬低其他竞争对手，对“鳄鱼”巴结奉承，直到他态度软化。最终蒂托夫同意派戈尔季耶夫斯基去英国任职，但他不确定英国人是否会批准签证。“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西方广为人知，”蒂托夫指出，“他们很容易拒绝他。但我们还是试一试吧。”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此不胜感激。但内心里，他渴望尽快对“鳄鱼”进行报复。作为一名事业蒸蒸日上的克格勃官员的妻子，莱拉一想到要去英国也感到喜出望外，在她心中，那里可谓一个充满神秘魅力的国度。两个女儿正在茁壮成长：玛利亚已经会走路了，精力充沛、活蹦乱跳，安娜则刚刚会说话。莱拉想象自己带着她穿着得体、会讲英语的女儿们去伦敦的学校上学，在巨大且挤满了人的超市里采购食品，一起探索这座古老城市的风貌。苏联的政治宣传将英国描述成一个贪婪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地方，但在丹麦的时光已经让她领略了西方生活的真实面貌；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她在1978年也去过一次伦敦，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会议。和很多准备一起去冒险的夫妻一样，在外国建立一种崭新家庭生活的前景，让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共同幻想的英国满是宽阔的街道，听不完的古典音乐演奏会，充满美食的餐厅和优雅的公园。他们可以在城市漫步，读自己想读的任何书籍，并结交新的英国朋友。戈尔季耶夫斯基向莱拉讲起他在哥本哈根认识的英国人：他们诙谐、见多识广，非常幽默且为人大方。他说，丹麦已经很让人兴奋，但他们在英国会更加幸福。二人四年前初次相遇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设想了二人未来遨游世界的图景，一个成功的克格勃官员带着他年轻漂亮的妻子与年幼的孩子；现在他开始兑现诺言，莱拉更加爱他了。但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设想了不能和莱拉分享的未来。伦敦情报站是克格勃在全世界范围内最活跃的站点之一，在那里他经手的都是最为重要的情报。一旦安全无虞，他将重建与军情六处的联系。他将在英国的土地上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总有一天，也许很快，也许几年后，他可能会告诉军情六处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之后他会叛逃，最终向妻子透露自己的两面人生，他们将永远待在英国。这一点，他没有告诉莱拉。
对夫妻二人而言，去伦敦任职都是梦想成真；但两人的梦想并不一样。
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了一本新的外交护照。他填好了签证申请表，并把它寄至莫斯科的英国使馆。使馆工作人员从莫斯科将签证申请发回伦敦。
两天后，军情六处苏联部负责人詹姆斯·史普纳（James Spooner）正坐在世纪大厦办公桌旁，一名下属进屋，兴奋地说：“我收到了一条大新闻。”她呈上了一张纸。“看看这份刚从莫斯科发来的签证申请吧。”附信指出奥列格·安东耶维奇·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志已经被任命为苏联使馆参赞，要求英国政府立刻发放外交签证。
史普纳内心感到狂喜。但他的情绪永远无法从外表上看出来。
史普纳是一名医生和一个苏格兰高级社工的儿子，上学时，他就被选入了一个只有“特别有天赋的男孩”才能加入的俱乐部。从牛津大学毕业时，他获得了历史学一等学位，也对中世纪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位同龄人说：“他非常聪明，判断力非常精准，但很难看出他到底在想什么。”史普纳1971年加入军情六处，这也是一个只有特别有天分的人才能加入的组织。有人预言他有成为军情六处局长的潜质。军情六处有虚张声势的传统，喜欢大胆冒险并跟随直觉；史普纳恰好相反。他像一名专业历史学家那样处理复杂的情报工作（日后他将受命撰写首部官方授权的军情六处历史），搜集证据，筛选真相，在反复思考后得出结论。史普纳不是一个急于做出判断的人；相反，他下判断的风格不紧不慢、循序渐进且一丝不苟。1981年史普纳才32岁，但他已经作为有外交身份掩护的军情六处官员去过内罗毕和莫斯科。他的俄语很好，对俄罗斯文化很着迷。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克格勃曾用经典的“诱饵”手段拉拢他，让一名苏联海军军官假装为英国提供情报。史普纳的任期因此提前结束。1980年初，他负责行动小队P5组的工作，成员包括维罗妮卡·普赖斯，管理安插在苏东集团内部和海外的特工。在很多方面，他与自己的克格勃同行根纳迪·蒂托夫截然相反：厌恶官场政治，不会阿谀奉承，非常专业。
“阳光”档案是他最早接触的专案文件之一。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回到莫斯科后无法再与军情六处联系，而是凭间谍的专业素养潜伏下来，前途未卜。“不与他建立联系显然是正确的，”史普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决策。我们放长线钓大鱼。我们当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理由去希望他会来伦敦。”
但现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走出寒冬，在经过了三年的碌碌无为后，詹姆斯·史普纳、杰弗里·古斯科特、维罗妮卡·普赖斯和“阳光”小组终于可以行动起来了。史普纳叫来了普赖斯，给她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签证申请。“我真的很高兴。”普赖斯如此说道。这对她来说就是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太棒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必须回去考虑考虑。”她告诉史普纳。
“别考虑太久，”史普纳说，“这还需要进行‘审核’。”
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发放签证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原则上，任何有克格勃特工嫌疑的官员都会被自动禁止进入英国。正常情况下，英国外交部会进行初步问询，并发现奥列格曾两次在哥本哈根任职。如果例行公事向丹麦人了解情况，英国方面将得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丹方档案中被列为疑似情报人员，他的签证申请因此应被拒绝。但现在情况特殊。军情六处需要戈尔季耶夫斯基立刻获准进入英国，且不受任何问询。英国政府可以指示移民局发放签证，但这样做会引起怀疑，因为这表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其他人不同。他的秘密不能让军情六处以外的人知道。在得到英方的提醒后，丹麦情报部门也很愿意帮忙。在军情六处通知英国外交部很快会去进行询问后，丹麦人“修改了档案”，答复称尽管存在疑点，但没有证据表明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克格勃。“我们试图留下足够的疑点，这样签证可以接受正常审核。我们表示：‘是的，我们将他列为关注对象，但并不完全确定他就是克格勃。’”这样一来，英国外交部和移民局就会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只是普通的苏联外交官，他可能存在疑点，但肯定不值得小题大做。英国护照署通常要花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发放外交签证；戈尔季耶夫斯基作为一名官方外交官的入境许可，仅用二十二天就获得了批准。
在莫斯科，有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签证申请的批准之快起了疑心。“他们这么快就批准了你的签证，真是奇怪，”戈尔季耶夫斯基去取护照时，苏联外交部的一名官员面色阴沉地说，“他们肯定知道你是谁——你在国外待了那么久。当你递交申请时，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拒绝。他们最近已经驳回了很多人的申请。你真是太幸运了。”这名目光敏锐的官员可能并未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怀疑。
克格勃的办事效率很低。三个月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仍在等待离开苏联的正式许可。克格勃内部调查机构、第一总局K局五处调查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背景，并不急于批准他赴英国任职。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怀疑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在世纪大厦的军情六处总部，气氛也越来越焦虑。身在瑞典的杰弗里·古斯科特被告知做好准备随时飞赴伦敦迎接戈尔季耶夫斯基，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没有来。出什么差错了吗？
在一周又一周的漫长等待中，戈尔季耶夫斯基高效地研读了克格勃总部的档案材料——那里是地球上最隐秘与密不透风的场所之一。克格勃莫斯科中心的内部安全制度虽然复杂，但不够严密。最机密的行动档案存放于局长办公室上锁的柜子里。但其他纸质文件由各业务部门留存，独立存放于保险柜中，由负责各领域工作的官员分别保管。每天晚上，每名工作人员都会锁上保险柜和档案柜，将钥匙放于一个小木箱里，然后用一块盖有个人印章的橡皮泥密封——就像蜡封上年头的旧文件那样。最后，执勤人员将木箱收齐，放到根纳迪·蒂托夫办公室的另一个保险柜内。这个保险柜的钥匙也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用执勤人员的印章密封起来，然后存放于第一总局秘书长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24小时有人看守。这一流程耗费大量时间，也需要大量橡皮泥。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办公桌在克格勃英国处政治组的635房间，三个大铁柜里放有英国国内被克格勃列为特工、潜在特工或秘密联络人的人员的档案。635房间只存放仍在运作的线人的材料，多余的材料则存放于总档案室。此处的文件存放于硬纸板盒内，三个一层，每个盒子里存有两份档案，用绳子和橡皮泥密封。查看档案需要业务处处长的签字。存在英国档案盒子里的是六份归档为“特工”的个人档案，以及十几份归类为“秘密联络人”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