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2
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仔细研究这些文件，试图梳理出克格勃当前在英政治渗透活动的全貌。副处长德米特里·斯维坦科（Dmitri Svetanko）挖苦一头扎进档案里的戈尔季耶夫斯基：“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因为等你去了英国，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希望用勤奋抵消针对自己的任何怀疑。每天他都会签字领取一份档案，打开封印，从中找出一个个已经上钩或正在被克格勃争取的英国人。
这些人严格来说并不是间谍。PR线主要寻求扩大政治影响，以及获取秘密情报，其争取的对象是舆论影响者、政治家、记者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其中一些是有意与克格勃合作的“特工”，他们故意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提供情报、秘密或其他信息；还有一些人被归类为“秘密联络人”，这些线人可以为克格勃所利用，尽管他们对自己正在与克格勃合作的认识程度不一：一些人会接受免费度假、金钱或其他好处，还有些人只是同情苏联的理念，甚至没有意识到克格勃在争取他们。大多数人如果知道自己能在克格勃总部上锁的铁皮柜里享有专门的代号和档案，肯定会惊讶不已。不过，这些人与克格勃丹麦情报站争取的那些无名之辈不同，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英国是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人已经与克格勃合作了几十年。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令人感到震惊。
杰克·琼斯（Jack Jones）是英国工会运动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个人物，他是一名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曾被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会领袖之一”。他也是一名克格勃特工。
杰克·琼斯曾是利物浦的一名码头工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加入国际纵队为捍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1969年，他已成为运输与杂务工人联合会（TGWU）的秘书长，该组织曾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成员一度多达两百万以上，琼斯在这个工会担任秘书长近十年。1977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访者认为琼斯是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得票数高于当时的英国首相。和蔼、直率并坚持原则的杰克·琼斯是工会的代言人。但他的私人生活却颇为可疑。
琼斯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至少到1949年仍是一名党员。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后，苏联情报机构在他疗伤时第一次接触了他。根据军情五处一份报告的记录，针对伦敦共产党总部开展的一次窃听行动显示，琼斯“准备向苏联传递他在工会任职时通过秘密渠道掌握的情报”。克格勃正式将他列为特工，代号“德瑞姆”（DRIM，英语“梦”一词的俄语音译）。1964至1968年间，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在工党全国执委会（NEC）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任职期间掌握的工党机密文件，以及与他的同事和联络人有关的情报”。他以“度假开支”的名义接受克格勃的回报，被克格勃视为一个“非常自律、有用的特工”，为苏联方面传递了“关于唐宁街10号的最新动态、工党领导层的情况以及工会运动的情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导致琼斯断绝了和克格勃的联系，但档案显示此后双方还有零星的接触。他已经于1978年从运输与杂务工人联合会退休，并公开拒绝了成为贵族进入上议院的机会，但仍是一位不容忽视的左翼政治人物。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档案中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克格勃希望重建和琼斯的联系”。
第二份卷宗是有关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的。他是工党的一名左翼议员，和琼斯一样，也曾是一名码头工人、西班牙内战老兵、工会领袖以及长期为克格勃效力的间谍。1926年，爱德华兹率领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见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爱德华兹成了一名掌握高级机密的自愿告密者。“毫无疑问”，军情五处后来总结道，这位议员“肯定将他所掌握的一切情报”都告诉了克格勃。他被秘密授予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对苏联秘密工作的贡献，这是苏联排行第三的高级荣誉。当时负责与他联络的克格勃情报官员列奥尼德·扎伊采夫（戈尔季耶夫斯基此前在哥本哈根的上司）在布鲁塞尔和爱德华兹见面，亲自向他展示了勋章，然后带回莫斯科保管。
除了这些大人物外，档案里还有一些分量较轻的人物，比如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男爵。他是一位活跃多年的反战人士，曾担任工党议员和秘书长。在与克格勃打交道的许多年里，这位“秘密联络人”接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大量好处，但似乎没有相应地做出任何像样的回报。1982年他已经94岁了。另一份档案与一位名叫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的《卫报》记者有关。1964年，当时正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工作的戈特第一次和苏联驻伦敦使馆的一名官员进行了接触，此后又和克格勃联系了几次。他渴望接触一下间谍世界。他后来说：“我很喜欢冷战间谍故事中的那种神秘气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与克格勃之间又恢复了联系。克格勃给他起的代号是“罗恩”（RON）。他接受了苏联的资助，赴维也纳、尼科西亚和雅典旅行。戈特后来写道：“和很多记者、外交官和政治家一样，我在冷战期间也和俄国人一起吃过饭……我确实拿了他们的好处，尽管只是以支付我自己和伙伴开销的形式。在当时的环境下，我这样做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尽管这在当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笑话。”
和所有间谍机构一样，克格勃在现实状况不遂人愿时，也惯于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测。档案中列出的一些人只是持有左派立场，就被克格勃当成潜在的亲苏人员。核裁军运动被认为是发展间谍的一片沃土。“很多人仅仅是理想主义者，”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多数人只是无意间‘提供’了‘帮助’。”每个目标对象都被起了一个代号，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是间谍。克格勃的政治档案中有很多内容是直接从报纸和刊物中摘抄下来的，只是被克格勃在伦敦的人员包装成重要的秘密，这在情报领域司空见惯。
但有一份卷宗明显与众不同。一个硬纸板盒里存放了两份文件，一份有300页厚，另一份的厚度大概是前者的一半，两份文件都用旧绳子系住，并用橡皮泥封印起来。档案上的标签是“布特”（BOOT）。封面上的“特工”一词被划掉，写上了“秘密联络人”。1981年12月，戈尔季耶夫斯基首次打开封印，开始阅读这份档案。在第一页，有一段正式的介绍文字：“我，高级行动军官、彼得罗夫（Petrov）少校和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Ivan Alexeyevich）建立了一份有关英国公民、特工迈克尔·富特的档案，他的化名是布特。”
特工“布特”就是迈克尔·富特阁下。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演说家，资深左翼议员、工党党首和政治家，如果工党赢得下次选举的话，他将会成为英国首相。换言之，女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领袖曾是一名接受克格勃报酬的特工。
戈尔季耶夫斯基由此想到，此前在丹麦，米哈伊尔·柳比莫夫跟他讲过在六十年代争取一名前景看好的工党议员的事。在他向知情人大力推荐的回忆录中，柳比莫夫提到了一家伦敦酒馆，“柳比莫夫和布特”的间谍故事正是在此处发生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迈克尔·富特已经成长为英国政坛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他翻阅了这份档案，其中的内容令他深感震惊。
迈克尔·富特在英国政治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在晚年成了别人的嘲笑对象，因凌乱的外表、一身工作服、厚厚的眼镜和多节拐杖被嘲讽为“稻草人”（Worzel Gummidge）[1]。但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工党左翼的代表人物，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作家、雄辩的公共演说家和立场坚定的政治家，堪称英国的瑰宝。富特生于1913年，最初是一名记者，曾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论坛报》（Tribune）担任编辑，在1945年进入议会。1974年，他被任命为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的就业大臣。1979年，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选举中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击败，并在18个月后辞职。富特于1980年11月10日当选为工党领袖。他说：“我的社会主义信仰依旧强烈。”此时的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撒切尔并不受欢迎。在民意调查中，工党的支持率领先保守党十个百分点以上。下次大选将于1984年5月举行，迈克尔·富特很有可能赢得大选，成为英国首相。
“布特”档案一旦公开，一定会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彼得罗夫少校肯定很有幽默感，在选择代号时使用了“富特”（脚）和“布特”（靴子）的双关语。但卷宗的内容非常严肃。它描述了克格勃如何一步步与富特发展了长达二十年的关系，这段关系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当时克格勃认为富特是“进步人士”。在《论坛报》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伪装成外交官的克格勃官员往富特口袋里偷偷塞了1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50英镑）。富特没有拒绝。
档案中的一张单子列出了历年支付给富特的所有款项。这是一张标准表格，写有日期、金额以及付款人姓名。戈尔季耶夫斯基浏览了其中的内容，估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克格勃总共向富特付款10到14笔，每笔金额在100英镑至150英镑之间，总计约15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7000英镑以上。这笔钱的用途并不清楚。柳比莫夫后来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怀疑富特可能“自己留了一些”，但这位工党议员并非贪财之人，他可能将钱用于维持常年濒临破产的《论坛报》。
文件的另一页列出了在伦敦情报站以外的地方管理特工“布特”的人员名单，既包括真名，也有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眼就发现了代号“科林”的柳比莫夫。“我快速浏览了一下名单，目的之一是看看还有没有我认识的其他人，并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才有能力管理富特这样的人物。”档案中还有一份五页长的索引，其中收录了富特在与克格勃谈话时提到的每一个姓名。
富特通常每个月和克格勃人员见面一次，他们会在苏豪区（Soho）的“快乐轻骑兵”餐厅（Gay Hussar）共进午餐。每次碰面都经过仔细安排。莫斯科会提前三天发来一份谈话提纲。见面结束后，PR线主管、情报站负责人先后审阅最终报告，最后发回莫斯科中心。每过一阶段，克格勃都会对最新情况进行评估。
戈尔季耶夫斯基仔细阅读了几份报告，并简要浏览了另外一些报告。“我对报告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反映的富特和克格勃的关系很感兴趣——在这两个方面，这些报告的内容都比我预期的要好。报告的内容并不十分夸张，但很有水平，写得很好。富特和克格勃的关系很好，双方彼此抱有好感，会替对方保密，他们谈话的语气很友好，涉及很多细节，饱含确实有价值的信息。”柳比莫夫非常善于和富特打交道，并给他支付报酬。“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会把钱装进一个信封，然后放入富特的口袋——他举止非常优雅，可以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
克格勃得到了什么回报呢？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富特会向克格勃尽情透露关于工人运动的情报。他透露了哪些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是亲苏分子，甚至建议苏联可以出资让一些指定的工会领导人去黑海度假。作为核裁军运动的一名主要支持者，富特还将自己掌握的关于英国国内核武器论争的信息透露给苏联。作为回报，克格勃会交给他一些鼓励英国核裁军的文章草稿，让他修改后，隐去真实来源，发表在《论坛报》上。档案中并未提到富特对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提出了抗议，而且他多次访问苏联，获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富特的消息非常灵通。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工党内部纷争的详细情况，以及工党对很多热点问题的看法：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美国租借迪戈加西亚（Diego Garcia）作为军事基地的最新进展以及1954年日内瓦会议解决朝鲜战争遗留问题的情况。富特的特殊身份使他可以向苏联人提供独特的政治见解，他也乐于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双方的互动非常微妙。“克格勃会告诉迈克尔·富特：‘富特先生，我们的分析人员认为将这些信息向公众发布会很有好处。’之后克格勃官员会说：‘我已经准备了一些材料……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拿去用吧。’他们会讨论今后在他的报纸和其他媒体上发表什么内容合适。”档案从未承认富特是一个为苏联服务的纯粹宣传工具。
“布特”是一个特殊的特工，他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克格勃对特工的定义。他没有隐瞒与苏联官员的会面（尽管他也没有对此大肆宣扬），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这些会面不可能暗中安排。他是一个“舆论制造者”，因此更像是一个外国代理人（术语）而非特工（间谍工作特有术语）。对于克格勃按照自己的内部定义将他归为一名特工，富特并不知情。他保持了思想的独立性。他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当时他也不掌握任何国家机密）。他坚信自己接受苏联对《论坛报》的慷慨解囊是在为进步主义政治与和平事业做贡献。他甚至有可能不知道对方是克格勃，他们正在向他套取情报，将他透露的所有信息向莫斯科报告。如果富特明知如此而为之，那他就太天真了。
1968年，“布特”的情况发生了变数。富特在“布拉格之春”后对莫斯科愈发不满。在海德公园的一次抗议集会上，富特宣布：“俄国人的做法证明，对社会主义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恰恰来自苏联政府自身。”富特不再接受克格勃的报酬，“布特”也从“特工”降格为“秘密联络人”。双方也减少了见面次数，到富特竞选工党领袖时，双方完全停止了接触。然而，在1981年，从克格勃的角度而言，“布特”仍有被发展的希望，有可能重新启动。
“布特”的档案让戈尔季耶夫斯基确信：“直到1968年，克格勃一直将迈克尔·富特视作真正的特工。他直接收受我们的金钱，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他当作一名特工。我们乐于看到一名特工收取报酬——这有助于巩固双方的关系。”
富特没有犯法。他不是苏联间谍。他没有叛国。但他接受了一个敌国和独裁政权的指示，并在暗中收受了报酬，还向他们提供了情报。如果他的政治对手（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发现了他与克格勃的关系，这将在顷刻间毁掉他的政治生涯，重创工党，并引发一场足以改变英国政治版图的丑闻。至少，富特肯定会输掉下次的选举。
列宁首创了“有用的白痴”（俄语为poleznyi durak）这一词语，意思是某人在毫不知情或并不认可做局者的目标时，仍能被利用来进行思想宣传。
迈克尔·富特过去对克格勃很有用，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1年12月查阅了“布特”的档案。第二个月他又读了一遍，尽可能记住了其中的内容。
当副处长德米特里·斯维坦科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仍埋头于英国的历史档案资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毕竟，自己已经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没必要这样做了。
“你在干什么？”他不客气地问。
“我在看档案。”戈尔季耶夫斯基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我觉得我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斯维坦科不为所动。“你不能写些有用的东西吗？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看这些档案？”他不耐烦地说道，然后离开了办公室。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进攻了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前哨福克兰群岛（阿方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此时，连身为反对党领袖与和平主义使徒的迈克尔·富特也号召对阿根廷的行为“采取行动而非抗议”。玛格丽特·撒切尔派遣一支特遣部队去驱逐入侵者。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中心，马岛战争引发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在苏联，撒切尔已经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物；马岛冲突则再次证明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傲慢。“克格勃对英国的敌意近乎癫狂。”戈尔季耶夫斯基如此回忆道。他的同事们都相信，英国将被勇敢的小国阿根廷打败。
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克格勃内部只有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个人站在英国一边。他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机会踏上他秘密效忠的这片土地。
最终，克格勃第五局向戈尔季耶夫斯基下发了前往英国的许可。1982年6月28日，他和莱拉与两个女儿（姐姐两岁，妹妹只有九个月大）登上了苏联民航局飞往伦敦的班机。他对此次赴英能够成行感到欣慰，期盼着重建与军情六处的联系，但未来仍充满变数。如果能成功为英国工作，他最终将不得不叛逃，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如果身份暴露，他可能会回到苏联，但会在克格勃的看守下，面临审问和处决。飞机起飞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头脑中全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四个月里所看到的秘密情报。对看到的内容进行记录过于危险。不过，他已经在脑中记下了克格勃驻英国PR线所有特工的名字，以及苏联驻伦敦使馆的所有克格勃特工；他记住了“第五人”的身份证据，在苏流亡的金·菲尔比的活动轨迹，以及证明挪威人阿恩·特雷霍尔特是苏联特工的更多证据。此外，最重要的是，他记住了克格勃有关迈克尔·富特的卷宗、“布特”档案的详细内容——这对英国情报机构来说是一份意外惊喜，一枚极具轰动性的政治炸弹。
* * *
[1] 英国儿童故事人物，一个会走路和说话的稻草人。
第二部分
7 安全屋
走在大街上的美国中情局官员奥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闷闷不乐。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婚姻危机四伏。他的经济状况总是颇为拮据。他在位于冷战边缘地带的墨西哥城发展苏联线人的工作也收效甚微，无法完成来自弗吉尼亚州兰利市中情局总部的那些让人心烦的指示。埃姆斯感到不受重视，收入微薄，性生活也不和谐。他最近数次挨批：在一次圣诞聚会上喝醉，忘了锁保险柜，将一个装有苏联特工照片的公文包落在了火车上。埃姆斯的工作履历表明，他只是一个平庸而缺乏才能的人，工作表现差强人意。他又瘦又高，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胡须，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自信；他在人群中并不突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埃姆斯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
瑞克·埃姆斯的内心深处愤世嫉俗，他对现实的不满日益强烈，但没有人察觉到这一点，埃姆斯自己更没有意识到。
埃姆斯曾胸怀远大理想。他1941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弗福尔斯（River Falls），五十年代的童年就像麦片包装上描绘的田园诗景象那般美好，但这个美好的社会图景中也暗藏着沮丧、终日酗酒与沉默的绝望。他的父亲起初是一名学者，后来在缅甸为中情局工作，向美国政府秘密资助的缅甸出版物提供资金。孩提时，埃姆斯就喜欢上了莱斯利·查特里斯（Leslie Charteris）惊险小说中的“圣徒”（the Saint）西蒙·坦普尔（Simon Templar），埃姆斯会把自己想象成“举止潇洒、温文尔雅的英国冒险家”。他会穿上风衣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间谍，他还学会了变魔术。他喜欢愚弄别人。
埃姆斯很聪明也很有想象力，但现实似乎从不如他所愿，他认为自己总是得不到应得的东西。他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后，做了一阵兼职演员。他讨厌权威。“如果有人让他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他不会和人争辩，而是干脆不去做它。”他最终勉强拿到了一个文凭，听从父亲的建议，进了中情局。“撒谎是不对的，儿子，但如果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撒谎，就另当别论了。”父亲如此说道，嘴里透着一股浓重的波旁威士忌酒味。
中情局初级官员培训课程旨在从纷繁复杂的情报搜集世界中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但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埃姆斯明白了道德准则并非一成不变，美国的法律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之上，而一名贪婪的间谍比立场坚定的特工更有价值，因为“一旦你能用金钱钓他上钩，就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埃姆斯开始相信，成功发展特工的关键在于“准确地评估人性的弱点”。一旦你知道了一个人的弱点，你就可以引诱和利用他。背叛不是罪恶，而是一种实用的工具。“间谍行动的要义在于背信弃义”，埃姆斯如此断言。但他错了：维护信任、提供一个更崇高的效忠对象，才是管理间谍的关键。
埃姆斯被派往土耳其这处东西方间谍战的主战场，开始在安卡拉发展苏联线人，将自己的培训所得用于实践。埃姆斯发现自己天生就是一个间谍大师，拥有“一种紧盯目标，建立关系，将自己与间谍置身于理想局面的能力”。不过，他的上级只认为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布拉格之春”后，他接到命令，要在夜晚张贴数百份写有“记住68年”口号的标语，以营造一种土耳其人对苏联的入侵感到愤怒的印象。埃姆斯将标语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去喝酒了。
1972年回到华盛顿后，埃姆斯参加了俄语培训，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一直在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工作。他的工作经历并不愉快。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利用中情局阻碍联邦政府调查水门事件一事曝光后，中情局内部爆发了一场危机，针对中情局此前二十年活动内容的一系列调查也由此展开。被称为“家丑”（Family Jewels）的最终调查报告揭发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中情局规定的违法行为，包括对记者进行窃听、盗窃、策划暗杀、人体试验、与黑手党勾结以及在国内对平民进行大规模监视。面无血色、喜欢收藏兰花的中情局反情报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开启的内鬼调查行动差点毁了中情局，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偏执且错误地认为金·菲尔比对西方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渗透。安格尔顿被迫于1974年退休，但他的偏执思想仍对中情局影响很深。中情局在谍报战中也落后了：据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回忆，“由于安格尔顿和他手下反情报处员工的固执与狂热，我们在苏联内部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特工”。他差不多和埃姆斯同时进入中情局，后来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中情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经历了全面的改革，但埃姆斯加入时，这个机构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低谷：道德沦丧，组织涣散，饱受质疑。
1976年，埃姆斯来到纽约发展苏联间谍，后来于1981年被派往墨西哥城。中情局注意到他有酗酒、办事拖延和爱抱怨的毛病，但从未认为他应该被开除。在中情局待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埃姆斯深谙这一机构的工作方法，但他的事业停滞不前，因为他总是抱怨别人。他在墨西哥发展间谍的努力收效甚微，他认为自己的大多数同事和所有上司都是白痴。他认定“自己干的事大多毫无意义”。埃姆斯很轻率地和一个名叫南希·西格巴斯（Nancy Segebarth）的同行快速结婚。他的婚姻生活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样悲惨，也没有诞下孩子。南希没有和他一起来墨西哥城。除此之外，他还和几个他不太喜欢的女人有过几段不太愉快的感情。
到1982年年中，埃姆斯似乎愈发沉沦：他闷闷不乐、孤独、暴躁易怒且毫无成就感，但又整日醉醺醺且过于懒惰，根本无力扭转人生的颓势。这时罗萨里奥出现了，埃姆斯看到了希望。
玛丽娅·德·罗萨里奥·卡斯·杜普伊（Maria de Rosario Casas Dupuy）是哥伦比亚驻墨西哥使馆的文化参赞。她出生在一个有法国血统的哥伦比亚没落贵族家庭，时年29岁，受过良好的教育，喜欢卖弄风情且富有魅力，留着一头黑色的卷发，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一名驻墨西哥城的美国国务院雇员说：“她就像是充满雪茄烟味的屋里的一股新鲜空气。”但她也很任性，需求无度，非常贪婪。她的家族曾拥有大片田庄。她曾在最好的私人学校受过教育，并在欧洲和美国读过书。她曾是哥伦比亚精英阶层的一员，但现在她的家族破产了。“我从小到大身边都是富人，”她曾说，“但我们不再拥有财富了。”罗萨里奥试图改变这一点。
她在一次外交晚宴上认识了埃姆斯。他们坐在地板上热烈地讨论着当代文学，然后一起回了埃姆斯的公寓。罗萨里奥认为埃姆斯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外交官，按理说应该很有钱。瑞克觉得她“光彩夺目”，很快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他说：“我们之间的性爱非常美妙。”
当她发现自己的美国新情人已经结婚、不富裕，而且还是一名中情局间谍时，罗萨里奥略感失望。“你整天和这些讨厌鬼待在一起干什么？”她质问道，“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和才华呢？”埃姆斯答应尽快和南希离婚，再迎娶罗萨里奥。之后他们一起回美国开始新生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对一个从中情局领取微薄薪水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承诺：光是和南希离婚就要花很多钱，而取悦罗萨里奥、满足她奢侈的爱好更是毁灭性的。他告诉罗萨里奥自己会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另谋一份职业，但已经41岁的他既没有这样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精力。相反，在瑞克·埃姆斯不平静的内心深处，他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利用自己在中情局的这份收入微薄、不甚愉快的工作赚一笔大钱。
在奥德里奇·埃姆斯为自己谋划有利可图的未来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戴着尖顶皮帽的矮壮男子从位于伦敦肯辛顿宫花园（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13号的苏联使馆偷偷溜了出来，往西直奔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走了一段路后，他沿原路返回，在一条路上右转，然后迅速左转进了一间酒吧，几分钟后，他从一扇侧门走了出来。最后，在一条小路上，他进了路边的电话亭并关上了门，拨通了军情六处四年前在哥本哈根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你好！欢迎来到伦敦，”电话那头是杰弗里·古斯科特的俄语录音，“非常感谢致电。我们一直盼望着和你见面。这几天先好好放松休息一下。我们7月初再联系。”录音建议他7月4日晚回电。古斯科特的声音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非常踏实”。
军情六处已经和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合作了八年；现在他们有了一名安插在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内，态度热切、经验丰富的间谍，不能因过于心急而把事情搞砸。
奥列格和家人很快在一间两居室的公寓安顿下来，楼里住的都是肯辛顿大街（Kensington High Street）的苏联使馆员工。莱拉对陌生的新环境感到着迷，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却有些失望。自从和理查德·布罗姆黑德合作以来，英国一直是他向往的目的地，但真实的英国根本不是他想象中那个散发着魅力与精致气息的地方。伦敦远比哥本哈根脏乱，比莫斯科也干净不了多少。“我本以为一切都会更加井然有序，更有魅力。”不过，他觉得能来到英国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英国情报机构和他自己来说都是如此”。军情六处肯定已经知道他来了，但他过了几天才和他们联系，以防克格勃监视。
抵达伦敦后的第二天早上，戈尔季耶夫斯基步行四分之一英里来到苏联使馆，向门卫出示了自己崭新的通行证，并在他人陪同下来到了克格勃情报站：一个位于使馆顶层的孤立空间，这里狭小且烟雾弥漫，人们互不信任，名字难听的负责人古克更是猜疑成性。
阿卡迪·瓦西里耶维奇·古克（Arkadi Vasilyevich Guk）少将名义上是苏联使馆的第一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情报站的负责人，他两年前来到英国，十分排外。古克非常无知，野心勃勃，而且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他认为任何对外国文化的兴趣都只是装腔作势，排斥一切书籍、电影、戏剧、艺术和音乐。通过在波罗的海国家镇压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古克在克格勃反情报（KR）局脱颖而出。他推崇使用暗杀手段，也是这方面的行家，喜欢和人吹嘘自己干掉了多名叛逃到西方的变节者，包括斯大林的女儿和纽约犹太人防卫同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主席。他只吃俄国菜，每顿饭都会吃很多，几乎不会说英语。来伦敦前，他是莫斯科市的克格勃负责人。和米哈伊尔·柳比莫夫不同，他讨厌英国和与英国有关的一切。但他最憎恶的是苏联驻英国大使维克多·波波夫，一名受过良好教育、有点浮夸的外交官，他代表了古克所厌恶的一切。古克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喝着伏特加，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说波波夫的坏话，琢磨着贬损波波夫的新花样。他报回莫斯科的情报大多数都是纯粹的臆测，精明地迎合了莫斯科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比如认为中情局资助了1981年3月成立的中左翼英国社会民主党（SDP）。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自己的新上级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大块头，智力平平，思想卑劣”。
伦敦站里更聪明也更有威胁的人是列昂尼德·叶夫罗莫维奇·尼齐坦科（Leonid Yefremovitch Nikitenko），他是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古克的主要心腹。他相貌英俊，心情好时会显得很有魅力，但十分冷血。他眼窝深陷，长着一双淡黄色的眼睛，可以敏锐地捕捉一切。起初，尼齐坦科认为在伦敦干好工作的关键是迎合古克，但他是一名能干的反情报官员，做事很有条理，并且诡计多端，在伦敦工作三年后，他就学会了如何与英国情报机构打交道。“这份工作很特别，”尼齐坦科在回忆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斗争经历时说，“我们是政治家。我们是军人。但我们首先是一个精彩舞台上的演员。我想不出比情报工作更好的工作了。”如果有人能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制造麻烦，那一定非尼齐坦科莫属。
PR线负责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接领导是伊戈尔·弗德洛维奇·蒂托夫（Igor Fyodorovich Titov，和根纳迪·蒂托夫没有血缘关系）。他秃顶，烟瘾很重，保持着军人作风，痴迷于西方色情杂志，常把在苏豪购买的杂志装进外交邮袋寄回莫斯科，作为送给克格勃好友的礼物。蒂托夫不是使馆正式的外交人员，但他以俄语周报《新时报》（New Times）记者的身份作为掩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蒂托夫，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
三名领导正在情报站办公室等候戈尔季耶夫斯基。他们的握手很敷衍，仅仅是出于礼貌。古克在发现奥列格似乎很有文化之后，立刻对这名新同事产生了反感。尼齐坦科以一种不信任任何人的保留态度审视着他。蒂托夫则将自己的新属下视为潜在的对手。克格勃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部落群体：古克和尼齐坦科都是反情报系统培养出来的，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反情报思维，本能地将初来乍到者视作威胁，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想方设法”获得了一份自己只能勉强胜任的工作。
偏执总是因宣传、无知、秘密和恐惧而生。1982年的克格勃伦敦情报站是世界上最为偏执的地方之一，充满了一种基于臆想的受困心态。由于克格勃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监视莫斯科的他国外交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伦敦也会这样做。事实上，尽管英国安全机构确实会监视和跟踪可疑的克格勃特工，但英国人的监视程度远没有苏联人所想象的那样严密。
然而，克格勃坚信，整个苏联使馆都是一场大规模、持续性窃听行动的目标，没有发现窃听行为恰恰证明英国人精于此道。克格勃认为隔壁的尼泊尔和埃及使馆是英国人的“监听点”，要求官员禁止在毗连的墙壁附近说话；躲在暗处、带着长焦镜头的间谍能够跟踪每一个进出大楼的人；据说英国人在肯辛顿宫花园地下修建了一条特殊的地道，以便在苏联使馆地下安装窃听设备；克格勃禁止使用电子打字机，认为打字的声音可能会被窃听，内容会被破译，甚至害怕按键会泄露秘密，连手动打字机也不提倡使用；每面墙上都贴着警示：“不要大声说出姓名或时间”；窗户全都用砖砌住，但古克的办公室除外，在他的办公室里，微型收音机喇叭传出的枯燥的俄罗斯音乐回荡于双层玻璃窗的夹层中，发出一种奇怪的低沉声音，使这里的气氛更加离奇。所有的秘密谈话都在地下室一间没有窗户、有着金属衬层的屋内进行，这里终年阴冷潮湿，到了夏天则非常炎热。波波夫大使的办公室在中部楼层，他认为克格勃可能在天花板内安装了窃听设备，偷听他的谈话（很可能确实如此）。古克对伦敦的地铁系统有强烈的个人兴趣，但他坚信地铁站里的某些广告牌装有双向镜，以供军情五处监视克格勃的一举一动，所以从不乘坐。古克出门总是乘坐自己的乳白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
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与伦敦其他地方相隔绝的微型国度，一个充满不信任、小肚鸡肠的嫉妒和背后诽谤的封闭世界。“嫉妒、恶毒的思想、卑劣的攻击、阴谋诡计和各种检举告发行为无比泛滥，与这里相比，克格勃莫斯科中心简直如幼儿园一般单纯。”
伦敦克格勃情报站的工作环境确实糟糕。但此时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心中，克格勃已经不再是他的第一雇主。
1982年7月4日，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另一个电话亭里给军情六处打了电话。预有准备的总机马上将电话转至十二层的接听席位。这次是杰弗里·古斯科特本人亲自接听。两人的对话很愉快，但简短而高效：他们约定了第二天下午的见面地点，找了一个苏联间谍估计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
斯隆街（Sloane Street）的假日酒店可能是伦敦最无趣的酒店。它唯一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每年举办的瘦身大赛。
在约定的时间，戈尔季耶夫斯基走进旋转门，一眼就认出了大厅对面的古斯科特。在他旁边坐着一位气质优雅的女性，五十岁出头，留着整齐的金发，穿着一双朴素的鞋子。维罗妮卡·普赖斯负责此事已有五年，但只见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几张模糊照片和护照照片。她碰了一下古斯科特，小声说：“他来了！”古斯科特发现43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这几年老了，但精神状态不错。俄国人朝古斯科特微微一笑。古斯科特和普赖斯起身，没有进行调查交流，沿着走廊来到了酒店后面。按照事前的约定，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后门出来，跟着他们穿过柏油路，上了一段楼梯来到酒店一层的停车场。笑容满面的古斯科特在一辆车旁等候，车的后门开着。普赖斯昨晚将车停在此处，以便见面后迅速离开，停车处靠近楼梯门，但离出口匝道很近。这是一辆福特汽车，专门为接人而购买，车牌号查不到军情六处头上。
戈尔季耶夫斯基安全地坐进车内后，他才和古斯科特互致问候。古斯科特和戈尔季耶夫斯基坐在后排，俄语讲得很快，两位老朋友聊起了家人的情况，普赖斯娴熟地驾驶着车辆，路上车流不大。古斯科特向戈尔季耶夫斯基解释，为了欢迎他，自己专门从国外返回伦敦，准备一起为未来制订计划，并和新的负责人交接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点点头。他们驶过哈罗德百货商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穿过海德公园，拐入贝斯沃特（Bayswater）一栋新公寓楼的前院，然后开进了地下停车场。
维罗妮卡和不知情的房地产经纪人花了数周时间对西伦敦进行调查，才找到一处合适的安全屋。这是一间一居室公寓，位于一栋现代化楼房的三层，与街道之间隔着一排树木。地下停车场的出口直接通往楼房：试图跟踪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可能会看到他的车驶入，但无法确定他进了哪个房间。后花园的一扇门通往一条小路，提供了一条从后楼返回肯辛顿宫花园的紧急逃跑路线。公寓远离苏联使馆，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可能碰巧被其他克格勃人员发现，但对他而言，开车前往这里、停车、与负责人会面然后返回肯辛顿宫花园也不算远——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附近有一家熟食店，需要的话可以买些吃的。普赖斯坚持认为：“安全屋公寓必须有一种舒适的氛围，有一定的档次。我们不能随便在布里克斯顿（Brixton）这种地方挑间破屋子。”公寓里摆放了有品位的现代家具，也安装了窃听器。
刚在客厅坐下，普赖斯就忙着泡茶。克格勃里实际上没有女性间谍负责人，戈尔季耶夫斯基以前也从未遇到过像普赖斯这样的女性。“他立刻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古斯科特观察道，“奥列格对女性很有眼光。”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品尝英国茶。和与她年龄相仿、阶级相近的很多人一样，普赖斯将茶当作一种神圣的爱国礼仪。古斯科特给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了介绍，称普赖斯为“吉恩”（Jean）。她的面容，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似乎展现出英国人正派而有尊严的传统品质”。
古斯科特简要地介绍了行动计划。如果奥列格同意的话，他可以在每个月某日的午餐时间到这间屋子里和他的军情六处负责人见面。克格勃情报站午餐时间没有人，官员们都去喝酒和与联络人吃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内部同事聚餐）。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缺席不会引人关注。
古斯科特将一间屋子的钥匙交给戈尔季耶夫斯基，这间屋子位于肯辛顿大街与荷兰公园（Holland Park）之间。这是他的避难所，在感到危险时，他可去此处躲藏（是否携家人前去皆可）。如果他想取消见面，或需要立刻和军情六处官员见面，抑或需要任何紧急帮助，他都可以拨打刚来伦敦时拨打的那个电话号码。总机24小时有人值守，接线员会直接将电话转给值班小组接听。
古斯科特提供了一项更重要的保证。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期间，从莫斯科逃跑的计划“皮姆利科”行动将随时待命。克格勃的员工休假政策很慷慨，情报官员在冬季有四周年假，夏季最多有六周年假。戈尔季耶夫斯基有可能于休假期间被紧急召回。只要他在莫斯科，军情六处官员就会持续监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面包店的暗号点和中央商场，寻找一个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男子。即使奥列格不在国内，他们也会这样做。克格勃严密监视在莫斯科的所有英国外交官，在他们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位于乌克兰酒店顶层和外交官公寓楼屋顶的监视点，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任何有悖常规的行为都可能被发现；如果他们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时才会有规律地经过面包店，他不在就不来的话，这种模式就有可能被人察觉。连续数周的时间里，无论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否在国内，军情六处都会继续监视接头点。严格的谍报技巧要求“皮姆利科”行动的流程持续数月或数年时间。
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联络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代号：“阳光”变成了“诺克顿”（NOCTON，林肯郡的一座村庄）。
军情六处此前从未管理过身处伦敦的克格勃特工，这为他们带来了新挑战，姊妹机构军情五处造成的威胁也是其中之一。军情五处负责监视伦敦所有可疑克格勃人员的一举一动。如果外号“监视者”（Watchers）的军情五处监视小组（A4部门）发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贝斯沃特的一处可疑地点参加了一次秘密会面，他们肯定会进行调查。但如果要求军情五处不要监视戈尔季耶夫斯基，又显然会表明他正在受到保护，让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展间谍活动的安全性大打折扣。在英国，这么重要的事不可能不让军情五处知道。因此，军情六处决定和军情五处联合管理此事，并让包括局长在内的少数军情五处高官“掌握”相关情况：这样军情六处就能获悉戈尔季耶夫斯基何时被人监视，并确保会面不会遭“监视者”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