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逃离计划的代号为“皮姆利科”（PIMLICO，详见第13章末的图例）。.3
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的合作是史无前例的。长期以来，英国情报机构的这两个部门之间一直不乏嫌隙——也许这很正常，因为捉拿间谍的工作和管理间谍的工作之间难免存在矛盾，两者有时会有业务上的重叠，偶尔还会发生冲突。两个部门都有自己鲜明的传统、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彼此间的竞争根深蒂固，并且常常适得其反。历史上，军情六处的一些人看不起国内情报机构，认为后者不过是一个警察部门，缺乏想象力和激情；而军情五处则将对外情报机构的官员视作在公学受教育的古怪冒险家。两个机构都认为对方“充满瑕疵”。军情五处对军情六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开展的长期调查，令双方的互相猜疑上升到赤裸的敌意。但为了共同完成“诺克顿”行动，他们将携手合作：军情六处将负责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日常管理；军情五处的少数知情人员将随时获悉最新情况并处理此事的安全事务。将知情范围扩大到军情六处以外的决定，标志着军情六处对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一场赌博。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关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共享代号为“拉姆帕德”（LAMPAD，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仙女）。军情六处只有少数人知道“诺克顿”，而军情五处内部知道“拉姆帕德”的人更少，这两个机构中掌握全局状况的人员总共不超过十二个。
就约定条款达成一致，并将茶喝完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倾身向前，开始谈论自己四年里所掌握的秘密，那些他在莫斯科时搜集和记到脑子里的情报：姓名、日期、地点、计划、特工和间谍。古斯科特记着笔记，偶尔会插话来澄清一些疑点。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几乎不用别人提示。他一步步环环相扣，有条不紊地陈述着用惊人的记忆力记下来的事实。第一次会面只展示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所记住的信息的冰山一角，慢慢地，他逐渐放松下来，开始源源不断地透露秘密，克制地讲述了大量情况。
每个人都会进行回忆，相信一件事越是常被想起，就越接近事实真相。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多数人会讲述某一种事实，然后坚持认定这一事实为真，或对其添枝加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记忆力与众不同。他讲述的事实不仅前后一致，还会逐渐发展与完善。维罗妮卡·普赖斯说：“他每次见面都会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逐渐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照片式的记忆能记住某个孤立而准确的黑白画面，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记忆是点彩式的，他将一系列的圆点汇聚起来，形成了大量鲜艳的色彩。“奥列格在对谈话的记忆上具有惊人的天赋。他能回忆起谈话的时间、内容、措辞……他不会受人误导。”他甚至能回忆起被安排值夜班时和其他人的对话。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情报官员，他知道什么是对方感兴趣的情报，什么是多余的信息。他提供的都是经过分析的现成情报。“他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对情报的内容有着非常精准的理解，这让他能很好地区分有价值的情报和糟粕。”
见面逐渐形成了固定模式，起初一个月一次，后来两周一次，再后来每周一次。每当这位苏联人来到安全屋，古斯科特和普赖斯都会热情地欢迎他，并为他准备一顿简单的午餐。“他仍然不适应英国的文化，在克格勃情报站的工作环境也充满敌意，”古斯科特回忆道，“他头脑里储备了太多的情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他不会打退堂鼓。我们急于让他安心。”
1982年9月1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公寓，发现除了古斯科特和普赖斯外，还有第三个人在等他，那是一个个子矮小、神情紧张、黑发且有些秃顶的年轻男子。那是詹姆斯·史普纳，古斯科特用俄语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做了介绍，把史普纳称为“杰克”（Jack）。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詹姆斯·史普纳第一次握了手。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詹姆斯·史普纳流利的俄语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古斯科特回斯德哥尔摩后负责与戈尔季耶夫斯基联络的不二人选。军情六处准备让他接管“诺克顿”专案时，他本来要去德国的一个新岗位任职。“我花了大约两分钟时间思考，然后同意了。”特工和负责人默默地对彼此进行了评估。
“我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他正是我所期望的人，”史普纳说，“年轻，充满活力，有能力，自律，专注。”这些词也可以用来形容史普纳自己。两人自从长大成人后就都埋头于情报工作，他们也都透过历史的维度思考间谍活动。他们还说着同一种语言，这不仅仅是一种比喻，现实中也是如此。
“我对他从未有过怀疑。一点也没有，”史普纳说，“这很难解释，但你就是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你运用了你的判断力。奥列格完全可靠，诚实，并且受正确的动机所驱使。”
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就认为史普纳是一个“一流的情报人员，而且非常友善，感情丰富，非常敏锐，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职业角度来看，都非常诚实”。他后来称史普纳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负责人”。
戈尔季耶夫斯基似乎仍对英国感到“疏远而陌生”，但在一次次的会面之后，他和军情六处的日常接触逐渐形成了固定模式。贝斯沃特的公寓给他提供了一种庇护，一处远离古克情报站的残酷内斗和偏执敌意的避风港。维罗妮卡会从附近的熟食店买些吃的，通常是野餐食物，偶尔还会有腌鲱鱼和甜菜根这样的俄罗斯美食，并准备一两瓶啤酒。史普纳会在咖啡桌上放一部卡式录音机，以防偷偷安装的监听设备失灵，同时也展现了一种专注的职业态度。会面最长持续两个小时，他们每次结束前都会为下次的会面做好安排。之后史普纳会将两人的谈话内容抄录下来并进行翻译，写出一份完整的报告。他经常会工作到深夜，并且在家工作，避免引起世纪大厦其他人的注意：为了对其他同事隐瞒他的真实工作，军情六处宣称史普纳正在国外处理业务，需要出国。他抄录的内容随后被处理成多份彼此独立的报告的素材，供不同“客户”使用——按照军情六处的标准做法，每一份报告都只关注于某一具体领域。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可能产生二十份报告，有些报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由一名优秀的冷战专家带领的一个军情六处特别小组，负责“诺克顿”产品的整理、分析、区分、伪装与分发。
戈尔季耶夫斯基系统地进行了回忆，对在莫斯科时看到的情报进行了提炼与完善。经过三个月的讲述，他将自己对每一个细节的回忆和盘托出：他所讲述的内容是军情六处历史上从单个间谍身上获取的最大规模“行动性情报”，让军情六处得以完美而全面地了解克格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计划。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军情六处历史上的叛徒或争议人物逐一进行了讲解。他提到金·菲尔比仍在为克格勃工作，但只是作为一名兼职分析员，并非中情局的詹姆斯·安格尔顿所想象的那种全能情报专家。多年以来，英国情报机构一直怀疑是否还有像菲尔比一样的间谍潜伏在内部，英国小报也在不知疲倦地寻找着所谓的“第五人”，因此指出了不少的嫌疑人，还因此毁了一些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军情五处变节者、《间谍捕手》（Spycatcher）一书的作者彼得·赖特（Peter Wright）一直狂热地认为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Roger Hollis）是一名苏联内鬼，因此导致了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内部调查。但戈尔季耶夫斯基让阴谋论偃旗息鼓，明确地排除了霍利斯的嫌疑。奥列格指出，真正的第五人是前军情六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他早在1964年就已承认自己是一名苏联特工；奥列格还提到，克格勃中心对英国人毫无根据的内耗行为感到困惑和好笑，并怀疑这一离奇的行为可能是英国人的一个阴谋。戈尔季耶夫斯基描述了根纳迪·蒂托夫在读到英国报纸又一篇关于抓内鬼的文章时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他们认为是罗杰·霍利斯？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可理喻，这肯定是英国人特意针对我们搞的伎俩。”英国情报机构历时二十年的内鬼调查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档案室中的研究还解开了其他一些谜团。一名于1946年被发现的、代号为“艾利”（ELLI）的苏联间谍，其真实身份此前从未得到探明，但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雷奥纳德·隆（Leo Long），即另一名于二战前在剑桥大学秘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前情报官员。战时为英国从事原子弹研究的意大利核物理学家布鲁诺·庞蒂科沃（Bruno Pontecorvo）曾自愿为克格勃服务七年，后于1950年叛逃苏联。戈尔季耶夫斯基还透露了挪威特工阿恩·特雷霍尔特仍在为克格勃服务的消息。特雷霍尔特曾作为挪威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去过纽约，现在回到了挪威，在联合参谋学院进修，能够接触大量敏感信息——他将这些情报交给了克格勃。在戈尔季耶夫斯基1974年的初次通报之后，挪威安全部门一直在监视特雷霍尔特，但还没有对他实施抓捕——部分原因是英国情报机构害怕抓捕可能直接暴露情报来源，而挪威人还不知道这则情报是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现在，特雷霍尔特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
军情六处的少数高级官员在世纪大厦齐聚一堂，听取“诺克顿”专案负责人的第一次情况汇报。这些高管并非感情外露和情绪化之人，但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兴奋与期待”的气息。这些大人物本以为能获悉克格勃特工在英国庞大情报网络的情况，发现像“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那样潜入英国情报机构内部、从内部摧毁它的间谍。他们以为1982年的克格勃还像以往一样强大。但戈尔季耶夫斯基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克格勃在英国只有少数特工、联络人和间谍，不构成严重威胁，这一事实既让人欣慰，也令人失望。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了克格勃档案室里记录的工会领袖杰克·琼斯及工党议员鲍勃·爱德华兹的档案情况。他还说出了一些对苏持同情态度的“联络人”，他们接受克格勃的金钱报酬或参加由其出资的娱乐消遣活动，比如《卫报》记者理查德·戈特和年迈的和平主义活动家芬纳·布罗克韦。但军情六处的间谍猎手们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重要猎物。有一点尤其值得关注：戈尔季耶夫斯基显然从未听说过杰弗里·普赖姆（Geoffrey Prime），他在负责通信和信号情报的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GCHQ）担任分析师，不久前作为一名苏联间谍而被捕。如果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所有的档案，他为什么对自从1968年就成为苏联间谍的普赖姆一无所知呢？答案很简单：普赖姆是由克格勃反情报部门负责的，不属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业务部。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克格勃在伦敦、斯堪的纳维亚及莫斯科行动的详细描述，证明了苏联并不是什么十英尺高的神秘巨人，反而充满了漏洞，其情报系统笨拙而低效。1970年代的克格勃显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令人生畏的对手了。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狂热让克格勃发展了很多忠诚的特工，但现在的间谍完全不同，他们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这支队伍仍然规模庞大，资金充足且冷酷无情，仍能吸引一些最精明且最优秀的人。但现在，克格勃也吸收了很多趋炎附势者和马屁精，以及缺乏想象力且懒惰的野心家。克格勃仍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但它已经暴露出脆弱与无能。而在克格勃开始衰落的同时，西方情报机构却在重新焕发活力。军情六处已经从五六十年代深受间谍丑闻的影响中恢复，开始主动出击了。
现在，一股信心和兴奋之情在军情六处内部涌现出来。他们发现，现在的克格勃并非不可战胜。
但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一条情报，却令英国情报与安全机构高层感到寝食难安。
迈克尔·富特和克格勃的暧昧关系是一段很久以前的历史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尽量不去夸大“布特”特工的重要性，杰弗里·古斯科特对此事也进行了明确的判断：富特的情况只是对方“误导”我们的虚假信息，这事过去很久了；他不是间谍，应该也不是什么“自愿的线人”。但从1980年起，他成了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相地位构成了挑战。他可能在下次大选中成为首相，最迟于1984年就任。如果他此前与克格勃的经济联系被曝光，那他的信誉将毁于一旦，执政再无希望，英国的历史走向也有可能因此改变。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他那危险的左翼思想，但他与克格勃的接触，会让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平添一种罪恶色彩。这一事实已经足够让富特显得极其幼稚与愚蠢。但在选举的热潮中，他可以被渲染成一个忠实服务、接受报酬的克格勃间谍。
“我们担心这一信息的敏感性，需要避免其被用于政治炒作，”史普纳说，“英国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但我们知道不能让这一消息成为政治主流。我们接收的情报很容易被公众误读。”
关于富特的情报会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军情六处将证据交给了军情五处局长约翰·琼斯。国内安全机构军情五处将决定下步采取何种行动。“这是他们的事。”
时任内阁秘书长（Cabinet Secretary）罗伯特·阿姆斯特朗（Robert Armstrong）爵士是英国公务员系统负责人，他作为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负责监督情报机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阿姆斯特朗曾担任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和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他在政治上的中立姿态是政府诚信的生动体现。他也是撒切尔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一切。
军情五处局长告诉阿姆斯特朗，迈克尔·富特曾是一名收取克格勃报酬的联络人，代号“布特”。两人商议决定，这一情报太具政治煽动性，不能告诉首相。
很多年后被问及此事时，阿姆斯特朗非常谨慎，他用最佳的传统官方口吻含糊其词地说：“我知道迈克尔·富特在成为工党领袖前，被认为曾与克格勃进行过接触，他的《论坛报》据说也得到过莫斯科方面、可能是克格勃的经济资助……戈尔季耶夫斯基证实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外交大臣或首相了解多少相关情况。”
阿姆斯特朗后来成了“间谍捕手审判”的关键证人，这起审判源于英国政府阻止彼得·赖特爆料回忆录出版的未遂企图。阿姆斯特朗发明了“对真相精打细算”（economical with the truth）这一词语。对于是否散布有关迈克尔·富特的情报，他显然颇为吝啬。他没有把这项情报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或她的高级顾问，没有告诉英内政部、保守党或工党的任何人，也没有告诉美国人或其他任何英国盟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顺利熄灭这一火药桶后，内阁秘书长决定尘封此事，顺其自然，他希望富特输掉大选，让问题自然消散。维罗妮卡·普赖斯对此直言不讳：“我们隐藏真相吧。”即便如此，军情六处内部还是对迈克尔·富特如果赢得选举将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一名有着克格勃历史的政治家成为英国首相，那么女王陛下就必须知晓此事。
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情报中，还有一个比“布特”档案更危险的情况，一个不但有可能改变世界，还有可能毁灭世界的克格勃秘密。
1982年，冷战再度白热化，核战争的风险切实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克里姆林宫错误但非常严肃地认为，西方可能即将按下核按钮。
8 莱恩行动
1981年5月，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召集高级官员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计划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消灭苏联。
二十多年来，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阻止了核战争在东西方之间爆发，因为无论谁首先发动核战争，都将在这样一场对抗中被消灭。但到了1970年代末，西方开始在核军备竞赛中领先，国际关系的缓和开始被一种心理对抗所取代，克里姆林宫担心可能被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所击败并摧毁。1981年初，克格勃运用一种新研发的计算机程序对地缘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世界力量对比”已开始有利于西方的结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代价高昂，古巴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负担，中情局积极开展针对苏联的秘密行动，美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力扩张：苏联似乎要输掉冷战了，如同一名多年来被试探性出拳搞得筋疲力尽的拳击手一样，克里姆林宫害怕一记出其不意的无情重拳将会终结这场比赛。
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坚信苏联可能突然遭受核打击，可能要归因于他的个人经历，而非理性的地缘政治分析。1956年，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目睹了一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如何瞬间被颠覆。他在武装干涉匈牙利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十二年后，安德罗波夫又主张用“极端手段”镇压“布拉格之春”。这位“布达佩斯屠夫”迷信于军事力量和克格勃的镇压。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认为他“让克格勃取代了党在苏联的统治地位”。刚刚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自信、盛气凌人，似乎低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而且，和所有真正的偏执狂一样，安德罗波夫开始寻找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恐惧。
“莱恩行动”（Operation RYAN，RYAN是Raketno-Yadernoye Napadeniye，即核导弹袭击的俄语首字母简写）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战时情报行动。在深感震惊的克格勃属下及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面前，安德罗波夫宣布，美国和北约正在“积极准备一场核战争”。克格勃的任务是找出袭击迫在眉睫的证据，并提供早期预警，确保苏联不会措手不及。这意味着，如果能发现袭击迫在眉睫的证据，苏联就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安德罗波夫在镇压苏联卫星国自由运动方面的经验让他深信，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遭受首次核打击的恐惧，反而会促使苏联主动实施核打击。
“莱恩行动”纯粹源自安德罗波夫的臆想。它逐步完善，最终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都对此深信不疑，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到了令人恐惧的水平。克格勃甚至给“莱恩”起了一句口号：“抓住机会（Ne Prozerot）！”1981年11月，克格勃驻美国、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情报站都收到了有关“莱恩行动”的第一批指示。1982年初，克格勃要求全球所有的情报站点都将“莱恩”作为首要任务。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伦敦时，该行动已经全面启动。但这场行动建基于完全错误的判断：美国并没有准备发动首次核打击。克格勃匆忙寻找对苏打击方案的证据，但正如官方授权的军情五处史所说的那样：“这种计划根本不存在。”
在开展“莱恩行动”的过程中，安德罗波夫违反了情报工作的第一准则：决不能让情报人员核实你已经相信的东西。希特勒确信盟军的D日登陆作战将以加来为目标，因此他的间谍（在盟军双面特工的帮助下）也向他提供了佐证这一错误信念的情报，从而让诺曼底登陆得以成功。托尼·布莱尔和乔治·布什确信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美英情报机构的结论也是据此产生的。迂腐而专横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完全相信，自己的克格勃下属能发现美国即将发动核打击的证据。因此他们就这样行动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离开莫斯科前已经了解了一些“莱恩行动”的情况。当军情六处知晓了这项影响深远的克格勃政策方针时，世纪大厦里的苏联问题专家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头子真的会如此无视西方的道德标准，相信美国和北约会首先发起核打击吗？这是不是某个老谋深算的克格勃怪人口中的危言耸听之词？或者，更为阴险的是，这会不会是一个故意为之的花招，一则意在让西方知难而退、削减军力的虚假信息？情报人员对此疑窦丛生。詹姆斯·史普纳琢磨着：克格勃中心真的“如此和现实世界脱节”吗？
然而，随着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接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他成为首位当选苏共总书记的克格勃首脑。克格勃在各地的站点都在不久后接到了通知，称“莱恩”行动现在“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特别紧迫的程度”。一封发给阿卡迪·古克（收件姓名是他的化名耶尔马科夫）的电报刚好抵达克格勃伦敦情报站，注有“仅限本人”和“绝密”字样。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电报装进口袋，偷偷带出使馆，交给了史普纳。
这封电报名为“查明北约对苏联核导弹袭击准备的长期行动方案”，它详细说明了“莱恩行动”应关注的各种迹象，以便为克格勃提供预警，以对西方的核打击做好准备。这一文件证明了苏联对首先遭受核打击的恐惧确实存在，根深蒂固且正日益增长。文件指出：“这项任务的目的是确保情报站系统地开展工作，查明主要对手（美国）对苏联进行核导弹袭击准备情况的有关计划，并对其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决策情况或进行核导弹袭击的现实准备迹象进行持续性监视。”文件列举了显示袭击可能发生的二十种迹象，有一些是合理的，还有一些是荒谬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官员对“关键的核决策者”进行密切监视，奇怪的是，这份名单中也包括了宗教领袖和大银行家；文件也要求克格勃对进行此类决策的场所进行严密监视，核武器储存地、军事设施、疏散通道和防空洞也在其中。文件还指出，克格勃应该在政府、军队、情报和民防组织内发展特工，甚至鼓励克格勃官员在晚间清点政府要害部门办公楼里有多少办公室还亮着灯，因为美国官员可能在熬夜制订打击方案。政府机构停车场的汽车数量也应关注：比如，国防部停车场内车辆的突然增多，可能意味着美国正准备实施打击。医院也是一个关注重点，因为苏联可能在遭袭后进行报复，西方国家的医院会为大量的伤亡人员预留床位。屠宰场也不能放过：如果遭到宰杀的牛突然大幅增多，可能意味着西方准备在“末日”（Armageddon）降临前囤积汉堡包。
在这封电报中，最奇特的指令是对“血库中的存血量”进行检测，如果发现政府开始采购血液并储备血浆，情报人员就应进行报告。“从献血者处采购血液的量与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开始进行对苏核打击准备的一个重要标志……查明几千处献血中心的位置和血液价格，并对任何变化进行记录……如果献血中心的数量和血液价格突然毫无原因地大幅增加，立刻向莫斯科中心报告。”
在西方，公民会自愿献血，他们得到的报酬只是一块饼干，有时是一杯茶。不过，克里姆林宫认为，资本主义已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西方世界实际上存在一种可以买卖血液的“血液银行”。克格勃分部无人敢指出这一常识性错误。在一个人人谨小慎微、等级分明的组织中，比暴露自己的无知更可怕的就是揭露上级的愚蠢。
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同事们起初对这一像购物清单一样混杂的怪异指令感到排斥，认为“莱恩行动”不过是克格勃中心发起的另一项毫无意义、因消息闭塞而起的形象工程。较为敏锐以及较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都知道，核战争的主张在西方没有市场，更别说北约和美国发起的突然核袭击了。古克本人也只是“对中心的指令敷衍了事”，他认为这些指令是“荒谬的”。但在苏联情报界，服从比常识更加重要，全世界的克格勃情报站都开始认真地寻找敌人计划的相关证据。而且，他们必须找到证据。如果查看足够仔细的话，几乎所有的个人行为，似乎都能变得可疑：外交部大楼里没关的一盏灯，国防部停车位的短缺，一位可能有好战倾向的主教。随着“坐实”根本不存在的袭击苏联计划的“证据”越来越多，克里姆林宫的担忧似乎得到了证实，这使克格勃中心更加偏执，促使他们发出寻找更多证据的新指令，误判因此变得颠扑不破。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这个过程称为“情报搜集与评估的恶性循环，驻外情报站感到有必要报告那些令人恐慌的情报，即使他们并不相信其真实性”。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莱恩行动”成了克格勃的核心工作。里根政府此时的强硬表态更让苏联领导人确信，美国已经走在了一条通往不对称核战争的侵略性道路上。1983年初，里根将苏联谴责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即将在西德部署的“潘兴Ⅱ”（PershingⅡ）中程弹道导弹，使苏联更感担忧。这些武器具有“迅捷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可以在无预警情况下于四分钟内打击包括导弹发射井在内的苏联硬目标。这种导弹只需大约六分钟就能飞抵莫斯科。如果克格勃能对袭击提供足够的预警，那么莫斯科就会“赢得采取报复措施……所需的一段准备时间”：换句话说，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同年3月，里根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威胁要使苏联的一切先发制人报复手段失效：以“星球大战”（Star Wars）之名为人所知的美国“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设想用卫星和天基武器进行防御，击落来袭的苏联核导弹。这将确保西方的安全，使美国能够对苏进行打击而不必担心报复。安德罗波夫愤怒地谴责华盛顿“炮制了一项新计划，企图以最有利的方式打赢核战争……华盛顿的行为将整个世界置于危险之中”。“莱恩”系统进一步扩大：因为对安德罗波夫和他顺从的克格勃下属而言，这事关苏联的存亡。
一开始，军情六处将“莱恩”解读为克格勃无能的又一桩证据：如果克格勃正致力于寻找一项不存在的阴谋，他们便不会有多少时间开展有效的间谍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双方的愤怒言辞愈演愈烈，这显然表明克里姆林宫的恐惧不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臆想。一个担心战争一触即发的国家，愈发有可能采取主动。“莱恩”显著表明，冷战对抗已经出现失控的危险。
华盛顿的强硬姿态再次为苏联方面的末日核战争叙事提供了佐证。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人员对苏联发出的警告并不重视，认为这不过是出于宣传目的的故意夸大，是长期以来美苏之间进行的讹诈与反讹诈的一部分。但安德罗波夫真的认为美国正在策划一场核战争；而且，多亏了这名苏联间谍，英国人知道了此事。
必须让美国人知道，苏联领导人的担忧是真切的，尽管这种担忧建立在无知和偏执的基础上。
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兄弟之间的关系：亲密但存在竞争，友好但心存嫉妒，相互支持但也龃龉不断。英国和美国过去都曾被苏联特工深度渗透，但双方对彼此都有着挥之不去的怀疑，认为对方并不可靠。根据协议约定，英美双方共享截获的信号情报，却很少共享从人力渠道获取的情报。美国有着英国掌握不到的间谍，反之亦然。双方依据“需要知情者才可知情”的原则提供人力渠道获取的“产品”，但对“需要”的认定比较灵活。
英国将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莱恩行动”中对美国有帮助的部分内容通报给了中情局，但并未将相关情报和盘托出。到此时为止，“诺克顿”的相关材料被分发给了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的“特定”情报用户，并专门通报给了丹麦安全与情报局，以及英国首相办公室、内阁办公室和外交部。扩大分发范围，让美国情报机构知晓情况，标志着此事的一大转折。军情六处没有说出情报的来源和提供者。英国人对情报来源进行了周密的伪装与低调处理，情报内容本身也受到包装，以使其真实来源难以辨明。“我们对情报进行了分割处理与编辑，让它看起来就像普通的CX情报（一种情报报告的形式）一样。我们必须掩盖来源。我们说情报来自一个不在伦敦的中层官员。我们必须尽量让它看起来平淡无奇。”但美国人并不怀疑这份情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是一份最高级别的情报，可靠而有价值。军情六处并没有告诉中情局情报来自克格勃内部。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必要。
在这之后，英美情报部门展开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场情报共享行动。
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刻意的低调姿态，军情六处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分批将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秘密传达给美方。长期以来，英国情报机构一直以擅长开展人力情报工作自豪。美国也许拥有更雄厚的金钱和技术实力，但英国情报机关更懂人性，至少自己愿意这样认为。戈尔季耶夫斯基透露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菲尔比事件造成的多年尴尬，值得英国人小小炫耀一下。美国情报机构对此印象深刻，他们对英方的成果感到好奇并且十分感激，同时也对需要依靠自己小兄弟的帮忙，感到有些恼火。中情局需要（或不需要）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现在取决于另一个情报机构，这是他们所不习惯的。
最终，随着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掌握情况的增多及细节的披露，将情报通报给美国政府最高层、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决策提供参考，变得必要起来。但只有少数美国情报官员知道英国人在苏联内部有一只高级“鼹鼠”，奥德里奇·埃姆斯就是其中之一。
从墨西哥回国后，埃姆斯在中情局重操旧业。他和罗萨里奥在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Falls Church）安家；1983年，尽管工作业绩一般，他还是被晋升为行动处反情报中心的对苏情报组负责人。埃姆斯在中情局得到了晋升，但这仍无法平息他对自己的工作日益增长的不满。罗萨里奥已经同意嫁给他，但为了和前妻离婚，他需要支付一笔高昂的费用。埃姆斯申办了一张新信用卡，马上就因购买新家具欠下了5000美元的债务。罗萨里奥感到失望、哀怨不已，经常给身在哥伦比亚的家人打电话，每个月光电话费就要400美元。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埃姆斯开着一辆老旧的沃尔沃汽车。
在埃姆斯看来，考虑到自己每天经手的秘密情报的价值，45000美元的年薪实在是过于寒酸。在里根政府精力充沛的新任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Bill Casey）的领导下，中情局对苏情报组焕发了生机，现在这一部门在苏东国家管理着大约二十名间谍。埃姆斯知道他们所有人的身份。他知道中情局在莫斯科郊外对电话线进行窃听，获取了大量情报。他知道技术部门的年轻人们设计了一个集装箱，用于对西伯利亚铁路上运输核弹头的火车进行情报侦察。最终他获悉了一个秘密，知道军情六处可能在克格勃内部安插了一名高级特工，而英国人没有透露他的身份。埃姆斯知道上述秘密，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但当他一个人在华盛顿各家酒吧闷头喝威士忌的时候，他在意的只有一件事：他破产了。他想要一辆新车。
来英国六个月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双面生活已经步入舒适的正轨。莱拉乐于收拾新家，对丈夫的秘密活动毫无察觉。两个女儿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英国小姑娘，用英语和洋娃娃玩具说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喜欢伦敦的公园和酒吧，以及肯辛顿那家风味独特、口味辛辣的中东餐厅。和叶莲娜不同，莱拉喜欢做饭，总会带着兴奋的情绪滔滔不绝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讲述在英国商店里可以买到的各种食材。琐碎的家务和照顾孩子都是莱拉一个人的事：她不但没有抱怨，还经常说能在国外住上一段时间真是幸运。她想念在莫斯科的家人和朋友，但她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回国了，因为苏联官方人员的驻外任期很少会超过三年。每当莱拉开始想家，奥列格就会转移话题；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将不得不告诉莱拉自己是一名英国间谍，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但现在何必让她承担这些压力和危险呢？莱拉是一个很好的俄罗斯妻子，他告诉自己，在不得不透露实情的时候，尽管她会有一段时间感到震惊和难过，最终还是会接受现实。不过，莱拉迟早还是会知道真相。晚点知道似乎比较好。
他们沉浸于英国首都的艺术生活之中，欣赏古典音乐演奏会，画廊的公开展览和戏剧演出。他相信，自己为西方开展的间谍活动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并非叛国：“正如用音乐进行反击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拿笔进行反击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一样，作为一名克格勃人员的我，只能利用自己掌握的情报做做文章。”他通过泄露秘密进行反击。
每天早上，他都会去荷兰公园跑步。每周事先约定的某一天，当军情五处的监视人员不在的时候，他会和同事说自己要和联络人吃午餐，然后开车前往贝斯沃特的安全屋。在地下停车场，他拿出一个塑料罩把汽车盖上，以免暴露车辆的外交牌照。
莫斯科中心不再使用缩微胶卷传达指示。因此每次见面前，戈尔季耶夫斯基都要偷偷带出纸质文件，有时是成批的文件。他会等办公室没人后，小心翼翼地将文件塞进衣服口袋。可供戈尔季耶夫斯基选用的文件很多。莫斯科中心各业务部门争先恐后地对伦敦情报站工作人员提出要求：驻伦敦使馆有二十三名克格勃官员，另有八人以苏联贸易代表的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还有四名伪装成记者的人和多名非法特工，而格鲁乌也在这里部署了一支十五人的军事情报团队。“中心发来了大量的情报，我可以从中任意挑选。”
一旦戈尔季耶夫斯基进入公寓房间，史普纳就会向他询问情况，维罗妮卡·普赖斯负责准备午饭，性格温和、办事效率极高的军情六处秘书莎拉·佩琪（Sarah Page）负责对所有文件进行拍照。戈尔季耶夫斯基将记忆中的情报全部说出后，重点转移到了当前的情报活动。“我们很快开始关注新鲜的东西，”史普纳说，“他会告诉我们自上次见面后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最新情况：事件、指示、探访、当地活动、与情报站同事的谈话等。”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奥列格在心里默默记下了可能有价值的任何情况：中心的指示、“莱恩”的最新要求及报告、特工的活动及其身份线索、拉拢工作和发展线人的目标人选，以及人事变动情况。但他也讲了一些流言蜚语，透露了同事们工作之余的想法图谋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趣闻逸事，比如谁喝了多少酒，和谁上了床，想和谁上床等。戈尔季耶夫斯基告诉史普纳：“你已经是克格勃情报站的编外人员了。”
维罗妮卡·普赖斯会不时地重温“皮姆利科”行动的细节，以防奥列格突然奉召回国并需要潜逃。潜逃计划自初次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戈尔季耶夫斯基现在是有两个年幼孩子的已婚男人。因此，军情六处必须准备两部潜逃车辆，而不是一部；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分别藏于一个后备厢内，两个孩子必须注射强力安眠药，以保证熟睡并减少途中造成的伤害。为了做好在潜逃时刻对孩子下药的准备，维罗妮卡·普赖斯给了他一个注射器和一个橘子，让他练习注射给药。每隔几个月，他要给孩子称体重，将体重报告给军情六处驻莫斯科情报站，注射器的剂量也将做出相应的调整。
事态发展比较顺利，但危险时刻存在。一次在安全屋见面后，奥列格去附近的康诺特大街（Connaught Street）取车——这一次，他决定不在贝斯沃特的地下停车场停车。正要离开人行道时，他惊恐地发现了古克的那辆乳白色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滑行着朝他缓缓驶来，坐在驾驶座上的正是胖胖的情报站负责人古克。戈尔季耶夫斯基以为自己被发现了，紧张得直冒汗，马上开始编造理由，准备对自己来到远离使馆的住宅区的行为做出解释。但古克似乎并没有看到他。
只有三名政治家对此事知情。1982年12月23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英国整整六个月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才获悉了“诺克顿”专案的存在。原始情报存于一个被称为“红夹克”的红色文件夹中，并存放在一个上锁的蓝色盒子里，只有首相本人和她的外交顾问与私人秘书有钥匙。撒切尔被告知军情六处在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内有一名特工。她不知道特工是谁。内政大臣威廉·怀特劳（William Whitelaw）一个月后才得知此事。另一位知情的内阁部长是外交大臣。刚刚就职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对“诺克顿”专案的有关材料，尤其是“莱恩行动”的情况有着“深刻印象”：“苏联领导人真的相信自己铺天盖地的宣传。他们真的害怕‘西方’密谋颠覆苏联——而且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认为西方会不择手段地试图实现这一目标。”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为军情六处进行的间谍活动顺风顺水之际，他在克格勃的工作却开始陷入困境。负责人古克和他的副手尼齐坦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明显怀有敌意；他的直接领导伊戈尔·蒂托夫也一如既往地不太友好。但并非所有的同事都是偏执的庸俗市侩之徒。有些人很有洞察力。马克西姆·帕尔西科夫（Msksim Parshikov）是奥列格在PR线的同事，三十多岁，作为列宁格勒一名艺术家的儿子，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趣味。他们在政治组邻桌而坐，会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3频道（Radio 3）播放的古典音乐。帕尔西科夫发现他的这名同事“友善而聪明，有着一种令他与众不同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一次帕尔西科夫得了感冒，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推荐了自己刚刚在一家英国药店发现的鼻喷剂“欧太林”（Otrivin）。帕尔西科夫写道：“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和欧太林让我们团结了起来。”不过，他也感觉到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内心的焦虑。“奥列格刚到伦敦的几个月，我和其他几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就明显感到，他生活中肯定发生了某些糟糕和不快的事——他似乎非常紧张，充满压力。”这名新同事不同寻常，他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克制。帕尔西科夫说：
情报站的领导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他一般不喝酒，他太文雅了，不是“我们的人”。比如说，在住所一间面积不大的堂屋里，举行了一场纪念苏联节日的典型聚会。一切都是老样子：餐桌上是三明治和水果，为男人准备的伏特加和威士忌，还有为为数不多的几名女性准备的一瓶红酒。从负责人开始，大家轮流敬酒。戈尔季耶夫斯基自愿扮演服务员的角色，主动把每个酒杯斟满，但他自己只喝红酒。他从不与人深交。有些人觉得他很古怪。但我觉得：管他呢，你就是遇到了和大家不一样的人而已。一名军官的妻子受不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她说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他，但她认为奥列格有点“不对劲”“做作”“两面派”。
帕尔西科夫不太关注那些针对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坏话。“我懒得和站里其他人一起中伤我的好同事。”帕尔西科夫如此回忆道。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主要问题是他糟糕的工作表现。他的英语仍然很差。他似乎会定期出去吃午餐，但很少能带来新情报。他来了几个月后，满是流言蜚语的情报站里又出现了奥列格不胜任这份工作的传言。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自己身陷困境。PR线的前任给他留下了几名联络人，但他们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他接触了一名被中心认定为线人的欧洲外交官，却发现“尽管他愿意享用丰盛的午餐，但他连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消息都没有告诉我”。另一个可能的发展对象是代表爱丁堡利斯选区（Edinburgh Leith）的工党议员罗恩·布朗（Ron Brown），他曾是一名工会组织者，因为对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等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受到克格勃关注。他常因粗鲁的言行而与议会龃龉不断，最终因偷窃情妇的内衣并砸烂她的住所被工党开除。在利斯出生的布朗有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很有趣，也很随和，但一个俄国人几乎不可能听懂他所说的英语。连英国广播公司的标准发音都很难听懂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布朗一起吃过几次午餐，席间操浓重苏格兰口音的布朗侃侃而谈，戈尔季耶夫斯基会故作聪明地点头，但他只能偶尔听懂一两句话。“对我而言，他好像在讲阿拉伯语或日语。”回到情报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写一份纯粹编造出来的报告。布朗可能泄露了高级机密；但他也有可能只是谈论了橄榄球。在苏联的对英情报工作面前，布朗是否清白，也因他那晦涩的口音成为历史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