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胡人俑然而，事态逆转，平地惊雷，一下子把太子亨推到了危险的境地。原来，韦坚被贬之后，他的弟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上疏替他鸣冤叫屈，二人为了达到目的，还引太子亨作证，谁知这样一来，招致玄宗龙颜震怒。事情一下变得复杂起来。太子亨见状，极感恐惧，为了逃脱自己与韦坚兄弟之间的干系，立即上表替自己辩解，并以与韦妃“情义不睦”为由，请求父皇准许他们离婚，以表明“不以亲废法”。玄宗着意对太子亨加以慰抚，听任他与韦氏离婚，断绝了关系。太子亨的谨慎确实使他度过了这场政治危机，只是共同生活多年的韦妃不得不从此削发为尼，在禁中的佛寺之中做了永成陌路的出家人。李林甫对韦坚一案大加株连，不依不饶，牢狱为满，被逼死者甚多。一直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后，此事方才停止。
再次离婚太子亨惊魂未定，又一场政治风暴骤然而至。
天宝五载（746）年底，太子之杜良娣（地位低于太子妃的姬妾，秩正三品）的父亲杜有邻惹上了官司，这又是一起政治案件。杜有邻时任赞善大夫，是太子东宫官属。告发杜有邻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另一位女婿、左骁卫兵曹柳勣。柳勣之妻是杜良娣的姐姐。柳勣生性狂疏，喜好功名，善交结豪杰。自淄川（今属山东）太守裴敦复荐之于北海（治所在今山东潍坊）太守李邕，柳勣就与李邕打成一片，成为至交。李邕性喜豪侈，不拘小节，任职期间纵求财货，驰猎自恣，多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屡遭贬斥，但才艺出众，人人望其风采，尤其他擅作碑颂、精于书法，人们往往手持金帛，求取他的书法和文章。
柳勣状告杜有邻的罪名是“亡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由于案情重大，直接由宰相李林甫负责委派人员审讯。柳勣告发岳父杜有邻，缘由是他与妻族不协，想陷害妻子的家人，谁知事情被李林甫揪住不放，将李邕、王曾等一批好友都牵扯进去。最后太子也被牵连进来，玄宗立即令京兆府会同御史台官员审问。案情很快明朗，原来都是柳勣搞鬼。但李林甫授意手下指使柳勣诬告，先将案情扩大，又引李邕作证，使案情一下子扩大到地方官员，大有废太子李亨于朝夕之势。但玄宗仍旧态度谨慎，他对下级官员的告密未加宽贷，因柳勣、杜有邻等与皇室有亲戚关系，特予免死，判杖决，贬往岭南。但杖刑在执行中出入很大，杜有邻、柳勣均在重杖之下丧命，积尸大理寺，妻儿家小流徙远方。由于牵连出李邕，李林甫特命人奉敕往北海将其决杀，李邕时年已70多岁。
杜有邻一案使李亨十分不安，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无私，再次将杜良娣抛出来，宣布与她离婚，杜良娣被迁出东宫，废为庶人。杜氏家人已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境遇十分凄惨。
两次大案，两次婚变，接踵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都与自身个人安危直接相关，李亨身心由此蒙受巨大的创伤，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有一次，他入宫觐见，玄宗在他行礼时，发现这位尚未到中年的儿子，头发已有几分脱落，间或有几丝的花白，有些进入暮年的感觉。昆仑奴俑
久历政治风雨的玄宗也不免心生几丝恻隐，他对近来发生的事情很清楚，不少的内情他还是了解得到。高力士不时地在他问询时传递一些朝廷上的真实情形，还经常赞誉太子亨的仁孝与谨慎，说太子很识大体。玄宗也感到，太子在遭受冲击时，很能忍辱负重，他在上表中从没有向皇帝寻求保护，而是按自己的方式来应付。玄宗心中有几丝的安慰，因为他觉得太子可以托付大事。不过，正是太子这种表现，又让他心中有了几分的苦涩与踌躇。或许，太子亨应付事变的能力与忍受困顿的耐力超出了玄宗的想像，他心情有些复杂，也有些态度暖昧。
续娶张氏李亨的孝谨并没有得到玄宗给他任何的政治许诺。不过，在父皇的安排下，李亨两次离婚之后，再一次成婚，似乎说明玄宗还没有动过废他的念头。因为，这次续娶的是一位很有背景的女子，她就是后来成为李亨皇后的张氏。
张氏的祖母窦氏与玄宗的母亲昭成太后是亲姊妹。玄宗小时候，母亲窦氏被武则天处死，是这位姨母亲自将他鞠养成人。因此，玄宗一直对姨母怀有特殊的感情，即位后，封她为邓国夫人。姨母的5个儿子也都封为高官，其中一位名叫张去盈的儿子还娶了玄宗的女儿常芬公主。当玄宗见太子忧思劳形、鬓发斑白时，就想到用婚嫁之事给李亨些暗示，希望他能够放松一些。为此，玄宗想到了姨母这位待嫁的孙女张氏。不久，张氏即被选立为太子良娣。
宋刻《杜工部草堂诗笺》书影
李亨并未因为娶了张良娣就感觉太平无事了，他依旧谨慎，处处小心，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也从不敢大意。有一次，宫中专门负责膳食的尚食局做了一桌熟食，其中有一只烤羊腿，玄宗就让太子李亨割来吃。李亨奉命割罢羊腿，手上全是油渍，他就顺势用旁边的饼子把手揩净，这一动作，玄宗看到很不高兴，但忍着没有发作。李亨装作没有看见，待慢慢将手揩拭之后，又不紧不慢地把擦过油渍的饼子拿起来，大口地吃起来。这一下大大出乎玄宗意料，不禁喜上眉梢，对李亨道：“福当如是爱惜。”李亨借此进一步博得了父皇好感。
但是，李林甫并没有因为这一态势而改变初衷，他对太子的态度依然如故。这就是说，太子李亨并没有因为续娶张良娣而使自己的处境根本改观。天宝十载（751），张良娣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李佋——后封为兴王。转过年来，李林甫一命归西，李亨少了一个政敌，但是继任宰相的杨国忠在清算李林甫的同时，仍旧是太子李亨的死对头。此后，李亨与杨国忠明争暗斗，度过了几年貌似平静实则险象环生的时光。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李亨才找到反击的良机。
叛军史思明“得壹元宝”、“顺天元宝”铜钱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日，在玄宗逃亡途经马嵬时，发生了兵变。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马嵬之变。
按照旧史的说法，兵变的首倡者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出身于飞龙军系统的太子贴身宦官李辅国乃是中介人，太子李亨只是被动的角色。其实，这样的记载是为尊者讳，掩盖了历史真相。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太子李亨同亲信密定之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密谋策划以非常手段对付杨国忠，这一行动或许在长安城内就已开始。玄宗避乱出逃，离开京师时的全部队伍约有3000余人，殿后的太子李亨的后队人马就有2000人，其中包括禁军中的精锐部队——飞龙禁军。他的儿子广平王和建宁王在出逃的队伍中“典亲兵扈从”，这给李亨发动政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说唐前期历次宫廷政变都要煞费苦心地攻占玄武门才能取得成功的话，此番君臣已离宫禁，僻处野外荒郊，利用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一场政变，已可稳操胜券。
六月十四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禁军将士因饥疲劳顿，已有不逊怨言。队伍的骚动给暗中操纵与策划兵变的太子李亨提供了绝好时机。
偏又凑巧，杨国忠骑马从驿中出来，被二十几位吐蕃使者拦住，向他陈诉无食，并请示归途。正在这个时候，禁军中有人大声喊叫：“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喊声惊动了杨国忠，他见事不妙，拨马想走。有位叫张小敬的骑兵飞射一箭，将他射落马下，布置周密的禁军追到马嵬驿的西门内，把他乱刀砍死，割下首级，挂在驿门之外示众。他的儿子杨暄及韩国夫人也被乱军杀死。宰相魏方进出面斥责众人，也被一刀砍死。同时闻讯而出的另一位宰相韦见素，被击伤头部，军中有人大叫“勿伤韦相公”，韦见素才侥幸免于祸患。张小敬的飞箭和军中的高喊，提示人们明白，这次兵变事前已做了周密谋划，并确定了明确的攻击目标。不过，杀死杨国忠父子，事变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玄宗亲自告谕军士，令各归本队，并加以慰劳。噪杂的禁军队伍集于驿站之外，仍不散去，不时传来刀枪的撞击声。玄宗发现自己的话失去了威力。这时，陈玄礼出面奏道：“杨国忠谋反，众将已把他处决，贵妃尚在左右供奉，请陛下割恩正法。”玄宗见禁军要挟自己杀死杨贵妃，感到了事态严重，便倚仗回身转入驿内，倾首而立，很久未发一言，神情有些悲怆。他认为：“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的反谋？朕若杀她岂不是累及无辜！”高力士见状，忙上前跪禀：“贵妃确实无罪，但将士们已杀了宰相，贵妃仍在左右，将士岂能自安？请陛下审时度势，将士心安才能确保陛下平安呀！”玄宗见已无法挽回，无奈之中命高力士传谕，赐贵妃死，同时与她诀别，愿她“善处转生”，贵妃也挥泪揖别，并叮嘱皇上前路保重。就这样，年仅38岁的杨贵妃被缢杀于驿中之佛堂。死后，尚陈尸于天井之中，请禁军将士验明正身。
逼杀杨贵妃，是太子发动马嵬兵变的又一步骤。但令李亨始料不及的是，陈玄礼身为禁军首领，在处死贵妃后，带头向玄宗表示效忠。在诛杨一事上陈玄礼与李亨意见一致，但是他仍然忠于玄宗。这确保了玄宗的人身安全。因此，太子策划政变虽然意在夺权，但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政变一样危及皇帝，应当说，陈玄礼的政治立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嵬之变的结局。这也正是陈玄礼日后追随玄宗入蜀，玄宗不予怪罪，而返长安后却被李亨勒令致仕的真实原因。
李亨一手策划马嵬兵变，诛杀杨氏，矛头已指向了玄宗。玄宗入蜀不可逆转，父子分道扬镳也已势在必行。李亨不可能再随父皇一路西行，只有分兵，另谋发展。所以说：“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这一点，他们父子心中都很清楚。
玄宗一路艰阻，到达成都之时，扈从官吏军士总共1300人，宫女仅24人而已。
与玄宗情况毫无二致，李亨分兵后的境况也极其窘促。旧史中说“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未必真实，但一路之上，草动风吹，仓皇颠沛，惊魂难定，“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当不是夸张。直到顺利抵达朔方军治所灵武，狼狈不堪的太子李亨一行才得以喘息。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九日，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朔方军大本营灵武。经过一番布置与筹划，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城的南门城楼，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登基后，改年号为至德，并且将当年改为至德元载，玄宗被推尊为太上皇。当天，肃宗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评价说，肃宗至灵武称帝，此乃“太子叛父”，是“不孝”，也就是说，是一次未经玄宗许可的擅立。
那一天，李亨的内心是复杂的。多年来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从此划上句号，多年的对头杨国忠也已命丧马嵬，今日登基，终于可以一展愁眉，一吐怨气。但是，身处灵武，与京师相距遥遥，叛军已占据两京，收复失地，平叛靖乱仍任重道远。
无论怎么说，肃宗灵武即位，毕竟打出了平叛靖乱的大旗。消息传到叛军占领区，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从政治上扭转了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战争的被动局面。肃宗在四海近乎分崩离析的严峻时刻，在灵武举起平叛的大旗，给全国臣民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各地又重新点燃了报国抗敌、誓死与叛军决战的熊熊火焰。这是肃宗灵武自立朝廷的理由，也是他赖以发展的惟一前提。
李亨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亨（初名嗣升，曾多次改名）出生：景云二年（711）九月三日
属相：猪卒年：宝应元年（762）
享年：52岁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
庙号：肃宗陵寝：建陵
父亲：玄宗李隆基母亲：元献皇后杨氏
皇后：张皇后子女：14子，7女
继位人：长子代宗李豫最得意：重回长安
最失意：未见安史之乱平定最不幸：两次婚变
最痛心：病死最擅长：自保，把握机会
唐代宗李豫 广德元年（763）——大历十四年（779）
唐代宗李豫，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一说十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之别殿。这一天，在他登基以后被立为天兴节。初名李俶，封广平郡王，乾元元年（758）十月册为皇太子后，改名豫。他的母亲吴氏，后被追尊为章敬皇后。
代宗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韩《文苑图》
代宗即位之初，正当安史叛军最后垂死挣扎的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动荡的局面，代宗对安史降将实施了姑息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给继承者遗留下了难以彻底消除的祸患。不过，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时平定的，这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事。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再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代宗的重要任务就是医治战乱的创伤，但动荡和磨难不仅抵消了他建设国家的热情，也使他开拓进取的锐气严重缺失。越是到后来，他越是颓废，甚至怀疑人的力量，平日里遇到紧急情况时，经常是口诵佛经，《仁王经》成为他消灾赐福的力量源泉。
代宗从父祖手中接过烂摊子之初，盛世的繁华还留在人们的回忆中，十几年后，他却把一个更加烂的摊子传给了他的子孙。从此，大唐帝国往日的盛景已是明日黄花，成为人们心中无法再现的记忆了。代宗能否如欧阳修所说算得上“中材之主”尚可斟酌，《旧唐书》中把他比为古代的“贤君”，无疑是溢美之辞了。
建宁之祸
代宗30岁那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结束了平安舒适的生活，乱离相继的日子真的开始了。代宗在父亲被立为皇太子以后，就一直是广平郡王。他和弟弟建宁王倓一起，随父亲跟着祖父玄宗逃离京师避乱，同时参与了马嵬之变。此后，一起北上灵武，成为肃宗重新组织平叛的积极参与者和核心人物之一。
肃宗登基以后，在决定天下兵马元帅人选之初，曾打算任命颇怀才略又有较高威信的建宁王倓。但肃宗当年的布衣之交、自称“山人”的奇士李泌秘密向肃宗陈奏：“建宁王贤能英勇，确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是长兄，有君人之量，但尚未正位东宫。当今天下大乱，众人所瞩目者，自然是统兵征伐的元帅。若建宁王大功既成，陛下虽然不想立他为储君，追随他立功的人也不肯答应。太宗皇帝和太上皇的事，不就是例子吗？”最终，肃宗任命了广平王为兵马元帅。从此，代宗被推到了平叛的中心。
广平王被委任为兵马元帅，元帅府就设于禁中。李泌不愿意做宰相，不得不以“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名义参加平叛，也于禁中安置。广平王入内参拜肃宗，李泌就在帅府坐镇，李泌有事入对，广平王就在帅府。二人尽心尽力，配合默契。当时军务繁重，四方奏报，从早到晚随时送来。肃宗指示全部战情通报都先送元帅府，由李泌先行开拆过目，军情急切者，重新封固后连夜向宫禁之中通报。若属一般军务，则待天亮后再禀。而禁中宫门的钥匙及符契，肃宗这时也都委托广平王与李泌掌管。
张良娣与李辅国因为在肃宗政变夺权过程中立有大功，权倾一时，气焰熏天。二人倾心结交，互为表里，招致了时为广平王的代宗以及建宁王的警觉与不满。李泌为了大唐中兴，也对张良娣的专权不满，他曾劝阻肃宗立她为皇后。建宁王英毅果敢，常不分场合地向肃宗陈诉张、李二人的专权骄横；张良娣则经常在肃宗耳边吹风，搬弄是非。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
颇知用权的张良娣并没有坐视不顾。她很策略地劝肃宗把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立为太子，再改任建宁王为兵马元帅。张良娣企图在广平王和建宁王之间制造嫌隙以分化他们，而且把事端牵扯到李泌身上。因为，此事若付诸实施，肃宗一定会同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商议。果然，有一天，肃宗向李泌提及此事：“广平王担任元帅负责平叛已有些日子了，现在朕打算要建宁王全面负责征伐，又担心引起不良后果。若立广平王为太子，既确定他的储君地位，又能让建宁王发挥作用，先生以为如何？”李泌一下就明白这是张良娣的阴谋，立即直言不讳地劝阻肃宗，使这一隐患暂难萌生。
张良娣与李辅国见一计不成，更加紧了阴谋策划。建宁王年轻气盛，无所顾忌，见二人互相勾结，也数番向肃宗陈诉张良娣自恣专权，谋害广平王。张良娣与李辅国趁机对建宁王大加谮陷，双方较量激烈起来。有一天，张良娣对肃宗奏道：“建宁王恨不得为元帅，想谋害广平王。”李辅国也添油加醋，在一旁随声附和。矛盾一下暴露出来，肃宗见双方都事涉广平王，眼睛盯着皇嗣，担心会酿成大祸，心中大怒。他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令将建宁王赐死了。
建宁之祸，在参与平叛的众人心中留下了阴影，尤其使广平王与李泌感到惊惧。
代宗登临大宝后，仍“深思建宁之冤”，他先是追赠建宁王一等亲王爵——齐王，到大历三年（768）五月，代宗还颁诏追谥他为承天皇帝，改葬顺陵，对建宁王尽极哀荣。看来，建宁王之死在代宗心中留下了难以挥去的印记。
至德二载（757）盛夏过后，肃宗加紧了对安史叛军总攻的准备与部署。这年闰八月二十三日，肃宗犒赏三军，总攻长安、收复京师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九月十七日，唐朝大军正副元帅广平王、郭子仪为中军，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回纥兵马由叶护率领作为机动队伍，在沣水之东的香积寺（位于今陕西长安南）以北横亘30里，与叛军10万人摆开了决战的阵势。
战斗一开始，敌人骁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唐军前队进逼相应，遭到敌人突然反扑，军中大乱。正当危机关头，壮勇绝伦的李嗣业奋臂高呼：“今日若不拚死一战，必将一败涂地。”说着，竟卸下铠甲，光着膀子，抡起长刀，冲向敌阵。敌军被其英勇所震慑，唐军也士气大振，阵脚方才稳住。李嗣业乘势率领前队军卒各执长刀，列阵而进，他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军阵似铜墙铁壁压向敌人。刹时之间，疆场上战马嘶鸣，刀枪撞击声、士兵呐喊声，响成一片。这场血战一直从午时打到酉时，直到夜幕降临，敌军溃逃而去。战场上留下6万多具尸体。
叛军退入长安后，连夜逃跑了。
唐军得到战报，代宗立即下令入城。京师长安沦陷15个月后终于收复了，这是进入战略决战以来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当身为元帅的代宗率军进入长安时，城内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迎，他们呜咽着、欢呼着，为从此结束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而庆幸，为摆脱叛军野蛮铁蹄的蹂躏而欢庆。长安城的百姓也许并不知道，刚刚赶走了叛军，一场背后的交易几乎让他们遭到灭顶之灾。
原来，回纥兵马在攻克长安之后，叶护提出要唐朝履行肃宗皇帝当初的许诺，即索掠城中的金帛、子女。代宗劝阻叶护：“今刚刚收复西京，若马上大举俘掠，则东都之人就会皆为贼固守，收复东都就不容易了。愿到了东都再履行约定。”叶护听从劝告，与仆固怀恩各领兵由城南绕行，到浐水以东安营扎寨。
十月十八日，唐朝大军进入东都洛阳。至此，两京均已收复，平叛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洛阳百姓却再次遭受不尽的苦难。城中百姓欢迎唐军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回纥兵已按捺不住无限的贪欲，直冲向库府收取财帛，在洛阳市井及村坊之中大索三日，城中父老出于无奈，自动收集锦罗绸绢万匹奉送给回纥，回纥兵才算收敛。代宗此番也无法阻止其剽掠，还同城中百姓一道送给回纥金银财宝，叶护在洛阳城内理直气壮，毫无顾忌。
长安、洛阳两京的相继收复，代宗以天下兵马元帅身份立下了卓越战功。肃宗返回京城后，于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十五日，将他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立为皇太子，十月五日，举行了册礼，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地位。
随着平叛战争的节节胜利，尤其是肃宗病重以后，朝廷上下都普遍感到潜在的政治危机。
肃宗病重期间，朝廷官员几乎难与皇上相见。奉命前往河中地区镇抚平叛兵马的老将郭子仪行前，坚决请求皇上召见，说明即使像郭子仪这样的老臣对朝廷政治态势的发展也心中没底。不停涌动着的政治斗争的暗流，随着肃宗的病危已渐成波涛汹涌之势，只是一时还未有突然爆发的机会。
宝应元年（762）四月十六日，时为皇太子的代宗李豫被肃宗委以监国之任，一下子使宫廷上下淤结的矛盾激发出来，酿成了一场宫廷政变。
首先对太子监国做出强烈反应的是张皇后。
代宗从任广平王时，就对张氏忍让三分，身居皇太子后也尽量不与她发生正面冲突。但张皇后深知皇太子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对自己另有看法，所以一直寻求机会能在皇帝晏驾之后找一条退路。这一时期，往日与张皇后互为表里、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宦官李辅国此时手握禁军，与她也不像从前那样默契、投缘了。势倾朝野、任内射生使的宦官程元振也依附于李辅国。宦官可以假借君命、口含天宪，李辅国不再需要背靠张皇后这棵大树了。往日在马嵬兵变、灵武分兵及肃宗即位之初鼎力合作的政治盟友，由于形势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和。
随着肃宗病情加重，形势已很明朗。一旦肃宗登遐归西，代宗以合法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即位就会顺理成章。李辅国、程元振等当然不会轻易抛开皇太子另谋出路，因为宦官本来就是依附于皇帝而生存的。张皇后则不能不考虑皇太子一旦即位后自己的处境。所以，肃宗的重病不起，带给她一种大厦将倾的末路之感。不过，面对即将引发的隐伏已久的宫廷较量，张皇后仍旧挣扎着投石问路。
她首先向太子发出了试探的信号。肃宗病重期间，代宗以皇太子身份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不解带，极尽臣子之孝。就在太子前来侍疾时，张皇后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他那里发出，他擅自逼迁太上皇，其罪甚大。他所忌者吾与殿下。今主上弥留，辅国暗中与程元振阴谋作乱，不可不诛。”直接向代宗公开了她与李辅国之间的不和，试图劝皇太子与之联手对付李辅国。代宗何尝不知其心思，不过，他没有买皇后的账，借口事需万全而回绝了皇后。张皇后见太子不肯合作，便找来了肃宗的次子越王系。
张皇后对越王说：“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图平祸难。”接着，又将她计谋诛杀李辅国的打算合盘托出，她问越王：“汝能行此事乎？”越王惊喜若狂，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表示愿意与张皇后一起干。张皇后暗中勾结越王系入宫，将图废立，就是密谋以越王取代代宗。
张皇后与越王系指令其心腹宦官内谒者监段恒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从内侍宦官中挑选200多名武勇之士，然后全副武装待命。
张皇后打算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来对付皇太子，也只能找借口把太子召入宫中，想在长生殿解决问题。宝应元年（762）四月十六日，张皇后以肃宗的名义，矫诏召太子入内侍疾。这一天，恰巧是肃宗降制令太子监国的同一天，从这点上看，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权的角逐并非一朝一夕，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正是代宗以太子监国。
在张皇后密谋策划之时，内射生使程元振也没有丝毫松懈，对于张皇后等人的动向，程元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暗中向李辅国做了详细汇报。李辅国久掌禁兵，又有程元振配合，马上做出反应，命程元振率手下禁军埋伏于玄武门之西的凌霄门。这儿是太子入宫见张皇后的必经之地。李辅国和程元振都明白，此番较量，关键要掌握住太子这张牌。太子既是法定皇位继承人，又是肃宗业已降制书指定监国之人，拥立太子当然名正言顺，又很稳妥、有利，更可获取最大政治利益。因此，李辅国对这一安排也尤为精细，他要求有十成胜算。
形势是千钧一发。
当代宗驾到时，程元振拦住他：“宫中有变，请殿下留步，暂且回宫。”代宗回答：“这恐怕是讹传！即使有变，今父皇召我入宫，父皇病重，我怎可畏死而不应召呢？”程元振力劝：“殿下，社稷事大，千万不可因小失大，今日宫中是万万不能去的。”随后，不由分说，俨然是武力挟持一般，命禁军簇拥着他到了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并派甲卒严密防守。飞龙厩一带，已是程元振控制的范围。此举虽是保护驯马俑
太子人身安全，却无疑是李辅国、程元振为此番政治较量牢牢掌握住的砝码。
把皇太子掌握在手中，李辅国、程元振已是胜券在握，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当天夜里，二人勒兵入宫，会于三殿前，将越王系、段恒俊、朱光辉与其他同谋者百余人一网打尽。然后，又打着太子的旗号，派人前往肃宗所在长生殿。毫无顾忌地把正在肃宗皇帝病榻之旁的张皇后强行拉走，然后幽禁于别殿，同时被幽禁的侍者还有十几人。
这一幕确实惊心动魄，大内之中一派混乱，事变折腾了一夜，直到天亮时才稍稍平息下来。肃宗遭此变故，更受惊吓不小，事隔一天，就撒手而去了。
李辅国、程元振等见完全控制了内外局势，遂放心地将代宗迎接到九仙门与群臣相见，行监国之礼。就这样，代宗李豫在李辅国等人的簇拥下，一身素服，开始了帝王一生的奔波。
代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因宦官的拥立而登基的皇帝。
宝应元年（762）四月二十日，代宗柩前即位。经过一番周折，代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委任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所谓“国之大事，戎马为先”，这一天是宝应元年（762）四月二十五日。
看得出，代宗即位后，确实把平叛当成了重要工作。在他部署平叛的过程中，也对朝廷上下、宫廷内外的人事关系进行了调整。五月于丹凤楼颁布的大赦制书已透出这一意图。其中可注意的内容是：玄宗时被废黜为庶人的王皇后、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等均恢复了封号，因擅兵被废为庶人的永王璘等也予以昭雪。代宗的良苦用心似乎是通过对皇室成员的平反昭雪来梳理玄宗、肃宗时期淤结的政治遗留问题，从而寻求开拓进取的途径。假如代宗能够沿着这一思路顺利地进行下去，再利用肃宗平叛时期图谋中兴的余荫，未尝不能获得一个有所突破、有所振作、全面中兴的良机。但是，由于内政头绪繁杂，兼以外患交困，特别是宦官势力过于膨胀，致使代宗的努力在刚刚闪现出一丝希望之光后即销声匿迹。这不能不说是大唐帝国的悲剧。
宦官势力的膨胀，在代宗刚刚亲政之初就引发了一些敏感问题。李辅国恃功自傲，曾对代宗讲：“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代宗因此很不痛快，但不得不表面仍加尊崇，暗中却利用程元振来对付他，以至于后来将李辅国暗杀于家中。
宝应二年（763）正月，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元凶史朝义走上末路穷途，自缢而死。很快，降将李怀仙就将他的首级送到京师。元凶授首，大功告成，唐朝诸道兵马皆凯旋班师。
史朝义的死，标志着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总算平定了。八年之中，不仅玄宗、肃宗各赴黄泉，唐朝皇帝换了祖孙三代，叛军元凶也变了两姓（安、史）父子四人（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代宗完成了肃宗未竟之事，总算可以告慰祖宗，松口气了。举国上下的黎民百姓似乎一夜之间忘却了兵灾战火的苦痛，也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杜甫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听到这一喜讯后所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就是极好的写照：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百姓的欢呼雀跃，使人暂时淡忘了为平叛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别的不说，仅仅在史朝义退出洛阳后，收复洛阳的回纥兵就大肆掳掠，杀人万计，城中大火十几天不灭。朔方兵、神策军也以洛阳等地久陷敌手，推波助澜，纵兵抢掠达三个月才停止。平叛大军所过之处，邑落为墟，比屋荡尽。时正值隆冬，百姓饥寒交加，有的竟以纸为衣，聊御风寒，令人为之心酸动容。
三彩骆驼代宗时期的帝国，创伤累累、百事待举、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天灾人祸，饥荒瘟疫，肆虐着已经萧条的城市和乡村。郭子仪曾向代宗描述过河南都畿一带满目疮痍、人烟断绝的凄凉惨状。两京失守后，为了平定叛乱，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边兵不得不相继东调，导致西北边防削弱，吐蕃、党项等乘机屡屡内扰。昔日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河、陇地区的沦陷、东北平卢镇的南迁，使天宝以来形成的边疆全面防御圈逐渐压缩，由此而改变的边疆民族形势，给唐朝的国防及内政都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平叛战争还没有结束，浙东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就爆发了袁晁起义，江南一带大大小小的地方动乱无疑加重了代宗时期朝廷的压力；平叛胜利之后，朝廷大军还没有凯旋回朝，吐蕃军队就攻入关中，渡过渭水，直入长安，代宗仓皇出逃陕州。这一事件，更使代宗朝困难重重、雪上加霜。此外，河北降将的不驯，平叛将领仆固怀恩等人的挟私以致走上反叛之路，更让唐王朝狼狈不堪。
而到了代宗执政晚期，仍是内政不修，边患频仍：一是河北地区魏博、成德等藩镇节度使的反复无常，成为最使他难以安宁的心腹之患。由此形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到宪宗元和时期才暂时得到扭转。二是吐蕃等几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屡屡引兵进犯，使边疆防卫成代宗元陵北神门石狮
为代宗朝的巨大负担。三是朝廷官员之间的党争开始出现激化之势。
代宗有一位宠爱的妃子独孤氏，在大历十年病死后，一直殡于内殿。伤心不已的代宗不忍心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八月，才不得不让她入土为安，并追赠为贞懿皇后。
由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以及对独孤氏难以排遣的思念，代宗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初二，宫中传出代宗生病的消息。这一病很是不轻，不到十天，代宗就无法上朝了。五月二十日，下达了令皇太子监国的制书，当天晚上，代宗就在紫宸之内殿驾崩了。
李豫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豫（初名俶）出生：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十三日
属相：虎卒年：大历十四年（779）
享年：54岁谥号：睿文孝武皇帝
庙号：代宗陵寝：元陵
父亲：肃宗李亨母亲：章敬皇后吴氏
皇后：贞懿皇后独孤氏、睿真皇后沈氏子女：20子，18女
继位人：儿子德宗李适最得意：平定安史之乱
最失意：被宦官拥立最不幸：同时为玄宗、肃宗治丧
最痛心：刚刚即位就逃离长安最擅长：易经
唐德宗李适 建中元年（780）——贞元二十一年（805）
唐德宗李适（ｋｕò），天宝元年（742）四月十九日生于长安大内宫中。他是肃宗的长孙、代宗的长子，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一生四大矛盾
广德二年（764）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
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遗诏中所说，就是“二十有七载”，这是虚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也不过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
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间，共使用了三个年号：建中（4年）、兴元（1年）、贞元（21年）。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粗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德宗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但是，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李希烈称帝后所铸行军都统印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德宗又以吴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德宗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德宗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德宗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德宗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德宗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德宗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建于贞元十九年（803）的华严寺塔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