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工作
关川在上海的日本流亡政府中居于相当外务大臣的地位，他在拚命工作。
他经常这样想；“能不能成功地把美国拉入解放日本战争呢？其成功与否关系到日本的命运。”华盛顿，对他来说是相当熟悉的。以炎热夏天闻名的华盛顿，一过九月中旬，那股炎热劲也差得多了，整个城市正开始恢复生气。关川第一次来华盛顿是在二十几年以前。那时是作为留学生来研究美国的亚洲政策。
“从那以后，来华盛顿已经十多次了。但是，没想到这次却以外相的资格来到华盛顿，尽管是流亡政权的外相。伊朗亲苏政权业已崩溃，这意味着美国摆脱了最大的绊脚石。即使从现在也不晚，必须请巨人美国站立起来”
他痛苦地回忆着。一年多以前苏联军队在佐渡岛登陆时，关川也曾被紧急派到过华盛顿。那时的任务同现在一样，也是要求美国履行日美安全条约。但是，当时伊朗已成立亲苏政权，美国正竭尽全力解决中东问题，没有把兵力调到远东去的余力。而且，前几年日美经济关系发生过冲突，因此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要履行日美安全条约的态度，但美国国会却以日美经济问题为理由，采取了对日本见死不救的态度。
“那时，众参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对日本的处境表示理解。但是，经济和财政委员会的领导入却采取了极为冷淡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日美之间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而且，波斯湾沿岸国家已基本上排除了苏联的势力。”
关川以溺水者攀草求援的心情，接连不断地拜访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有关人士，到处进行说服工作。但是，不能公开会见记者。
“在华盛顿有苏联大使馆。因此，苏联的情报人员也非常多。自己访问华盛顿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为了防止暴露身分，护照上的国籍和名字都是伪造的。文件上写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中国新闻记者。他辞退了国务院为他悄悄准备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房间，住到了老朋友--一位大学教授的家里。
关川到达华盛顿后的第六天晚上，瓦特国务卿悄悄地到他的住处进行拜访。瓦特国务卿原来曾任过驻日大使，可以说同关川是老朋友。关川无暇为久别重逢而喜庆，便赶紧滔滔不绝地诉说起上海日本流亡政权的处境以及美国支援日本解放战争的必要牲。
“关川先生，你所说的美国对日本解放战争的合作，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投入军事力量？”
对美国国务鲫来说，决不能轻易地说出把美国军事力量派到海外去不惜同苏联作战之类的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外交，在冷战时代、缓和时代以及后来在中苏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的时代，都是把避免同苏联作战作为最重要的支柱。关川当然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关川才继续主张日美安全条约仍然有效。过去他一直反对国内在野党关于被卷进安全条约的说法，而主张“安全条约正是为了保证日本安全”。这正是因为他相信：美国虽然采取了各种手段，但还是决定避免同苏联作战。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是的，瓦特国务卿。如您所知，现在苏联不仅正在同中国在华北平原作战，而且，在日本也投入了以陆军四个师为中心的兵力。要解放日本，只靠上海的日本流亡政权的力量是不够的。务必需要美国进行军事介入。而且，请您理解这样一点，并不是只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要求美军出动的。”
说到这里，关川喘了一口气，接着把美国的利益摆在前面，开始诉说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根据。他提纲挈领地一字一板地谈起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学家多年积累起来的远见卓识。
瓦特国务卿一边苦笑一边听着。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过去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听取外国人讲解美国外交政策，尽管这位外国人是位老朋友。关川讲话的要点是这样的：
“美国一向极为重视阻止特定的强国在东亚拥有霸权。因为，美国有这样一种不安的心情：如果特定的强国在东亚处于绝对优势，那么，它将来就会越过太平洋威胁美国的安全。
“从历史上来看，帝俄在十九世纪末大举进攻满洲时，美国政府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这是因为担心俄国独自霸占满洲。对在那不久后爆发的日俄战争，虽然美国没有参战，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却给以很大支援。连朴次等斯媾和会议都给作好了准备，这是日本人众所周知的。”
瓦特国务卿眯着眼睛，一边点头一边听。关川继续说：“但是，日本发动满洲事变之后，美国政府发表斯廷森主义，宣布不承认满洲国。当时日本非常气愤。但是回想起来，那次声明表示美国决心不允许日本在东亚称霸。美国之所以在一九四一年决定对日宣战，大概也是因为日本企图控制中国和东南亚。因为，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和东南亚，那么，美国势力就会被驱逐出东亚，这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这里。关川吸了一口气，他拿起桌上的水瓶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瓦特国务卿接着关川的话开口了。
“关川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苏形成一体的时代。美国为了阻止中苏社会主义势力在东亚称霸，同日本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友好关系。对我们来说，亚洲政策的关键是同日本或中国携手，同另一方处于敌对关系。这样一种二者择一的时代在战后也一直持续着。”
“但是，进入中苏对立、美中关系正常化、日中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代以后，条件完全变了，苏联成为有可能在东亚称霸的唯一国家。结果，美国从必须在日中双方之间选择一个的困境中摆脱了出来。这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关川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又开口了。以终于要进入正题的认真严肃的态度，盯着瓦特国务卿的眼睛开始说起来：
“现在，苏联已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和日本。也就是说，控制了东亚的主要资源地区和工业力量。而且，苏联海军和空军在日本列岛获得了基地，这样就能在西太平洋地区自由行动。美国横穿太平洋的航线变得狭窄了，它只能通往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和中国南部。如果苏联感到不放心，它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这条航线。
“不言而喻，在东亚的特定强国现在当然是苏联。如果美国认为阻止苏联称霸是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那么就应该正式援助中国，并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入日本解放战争。如果失去日本和中国这两国，美国的亚洲政策就会完全破产，美国海军就必须把夏威夷作为保卫太平洋的第一线。”
关川想回答说：“如果美国完全丧失西太平洋的势力，那么，就不会防守象夏威夷那样的小岛。最后，苏联海军会到旧金山海面。”但他又把话收回去了。这是因为，他虽然相信这样说是对的，但现在对瓦特国务卿来说，这些话刺激性大大了。他害怕，如果是这样，关川的说服理论本身就很可能失去可靠性。
“关川先生，你说的话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内容。可以断言，无论谁任总统，无论谁任国务卿，美利坚合众国决不会完全撤出东亚，也决不会把夏威夷作为太平洋的第一道防线。我国对亚洲的利益和对亚洲的关心始终不会变、”
关川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认为瓦特国务卿大半听信了自己所说的话，感到似乎有希望。他为了叮嘱而又附加了一句：
“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作为太平洋国家，那就请同我们一起参加日本解放战争。现在，伊朗的亲苏政权业已崩溃，苏联的势力被赶出中东，中国军队开始夺回东北地区。现在正是参加日本解放战手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关川认为想说的话都说了，放心地深深地坐在沙发上。暂时陷入了沉默。
“已充分了解日本流亡政府的意思。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现在不参加斗争，就会永远失去东亚，其中也包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日本。但是，关川先生，归根结蒂，你的要求就是要美国青年流血。这不能草率决定。要向总统转达我的意见”
关川认为，决不能坐等总统作出决定。他相继同国会领导入接触，精力充沛地反复进行说服工作。谈话内容与同瓦特国务卿的谈话内容大同小异。他同参院两党领袖、众院议长、众参两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预算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领导入促膝交谈。
使关川意外高兴的是，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朗完全赞成关川的意见。而在三年前关川来华盛顿时，这位主席对接用日美安全条约是坚决反对的。
“失去日本以后，才能懂得日本对美国的世界战略的重要性。三年前我的选区以及美国舆论热衷于批评日本。当时根本按有提及援用安全条约的气氛。这一点，总统也很清楚。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希望日本人的活力和创造力重新回到自由世界方面来。我本人也保证努力说服我的同事议员。”
关川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想立即向上海的流亡政权汇报这一消息。可他又转念一想：“但是，我的处境可怜，身分是流亡政权的一员，却没有自己的通讯手段。如果使用商用国际电话，那就可能会在什么地方被人窃听。”因此他没有汇报。
但是，无论怎样说，国民对人民党的支持下降的最大原因是人民党党员轻视伊斯兰教的态度。占国民百分之九十七的伊斯兰教徒同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人民党党员虽然都同样是伊朗人，但是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却完全两样。获得政权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基亚安努里总书记为首的人民党的领导人，为出席党内的秘密会议和群众集会，而不出席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可谓之神圣义务的星期五礼拜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人民党重视伊斯兰教，经常注意使社会主义同伊斯兰教结合起来”。尽管党发表这类正式声明，但人民党党员同占国民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关系却逐渐冷淡。在伊朗国民中间，特别是在深居传统的伊斯兰教寺院内的伊斯兰教领导人中间，反对人民党的言行已经公然传播开了。
发生反政府暴动
一九八六年七月四日，面临波斯湾的城市姆沙赫尔处于蒸笼般的闷热之中。上午十点，气温很快就突破了四十度，湿度也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为了避暑，人们不得不呆在家里。
在这般热得使人发昏的情况下，一群人在市政府的后面集合，准备到大街上游行。每人都拿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面粉更贱些！给婴儿以牛奶！拿鸡蛋来！”等等。这是因为粮食不足和价格猛涨而发出哀鸣的一般百姓的街头游行。由约七十人组成的这一群人，在游行到离市中心街约一百米左右的时候，被分乘五辆装甲车的国家警察队挡住了去路。安装在装甲车上的扩音器传出让立即停止游行和解散游行队伍的命令。
这一群人还要继续前进，但前进了十米左右，突然，从装甲车上纷纷跳下了国家警察队员，把游行队伍包围起来，并开始朝天空鸣枪威吓。
“我们只是要求粮食的和平游行。并没有做出需要警察阻挠的事！”
游行队伍的带队人高声训斥着警察。这句话尚未说完，国家警察队便开始向这群人开枪，顷刻之间大街变成了战场。付出了死二十九人、重轻伤三十五人的惨痛牺牲。
基亚安努里政权听到这项报告后深成震惊，但是却采取了严密封锁消息的做法，努力不让国民知晓。尽管如此，这个消息却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一周期间就传遍了全国。这更快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对人民党政权的愤怒。
姆沙赫尔事件的反应，在一周以后便很快地表现了出来。位于德黑兰东方二百公里的塞姆南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的要求也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口号。六千多名群众齐声高喊着“打倒人民党政府！苏联人滚出去！”的口号在街头游行，有的人放火焚烧汽车，抢夺商店。人民党政府看到警察已处理不了，于是下命令出动军队。
出动了一个营约六百人的伊朗军队，但是，被过多的示威队伍的声势所吓倒，只是站在远处观望。军队不能镇压示威游行，对基亚安努里政权来说是个严重冲击。
“这个示威游行的背后有伊朗伊斯兰教徒的最高领导人。必须限制住他们的影响力量”。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逮捕了住在圣地古姆的伊斯兰教寺院的霍梅尼，软禁在里海沿岸。于是谣言散布开了:霍梅尼被杀害了，不！听说被带到苏联去了。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人民党政府同伊斯兰教徒的对立已经无法挽回。在那两周以后，首都德黑兰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暴动。民众中间郁积的不满爆发了。人们喊着:
“赶走基亚安努里！”
“要更便宜的粮食！”
“苏联军事顾问滚出去！”
“给更多的自由!”
“恢复伊斯兰教民主！”
军队宣布中立，拒绝执行人民党政府镇压示威游行的命令。采取了与一九七九年一月对反巴列维国王示威游行宣布中立时的相同的态度。因为军队内部，尤其是在高级军官中间，反人民党、反苏联的趋势增长了。基亚安努里总书记不得已下命令出动人民党直接控制的公安军。在过去的巴列维大街云集了二万名群众。当公安军对这些群众开枪之际，可以说，就是伊朗的人民党政权事实上结束之时。这是因为，以这次“血的星期四”的镇压示威游行事件为开端，过去宣布中立的军队站到了示威队伍一边，成为打倒人民党政权运动的组成部分。基亚安努里总理采取了最后手段要求苏军介入。是为了镇压示威游行，但是，军事顾问团团长扎波依科拒绝了这项要求。他说，“对于正在进行中苏战争的苏军来说，没有那样多余的兵力。自己的政府要靠自己的力量保卫”。
苏军驻扎在伊朗的主力，就是驻扎在波斯湾进口处阿巴斯军港的海军。靠海军力量镇压首都德黑兰发生的示威游行是不可能的。另外在伊朗北部和西部的两处和里海沿岸三处的空军基地驻有苏联航空部队。是苏联防空军在中亚方面的前进基地。但是，这种航空部队本来是为了教育使用空军飞机的技术集团，对他们来说，没有镇压示威游行的地面战斗能力。
德黑兰发生的反政府暴动转瞬之间就扩展到了全国的主要城市。这样，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亲苏派的人民党政权，建立后三年零三个月便宣告垮台。党总书记兼总理职务的基亚安努里从德黑兰国际机场勉勉强强同苏联军事顾问团一道逃往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许多没来得及逃走的人民党领导人被军队逮捕，立即判处死刑。
以哈扎兰为首的新内阁成立了。他是位热心的伊斯兰教徒。是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神学博士学位的学究式的政治家。人民党政权时代逃到法国避难。哈扎兰内阁宣布，对内实行伊斯兰教民主，对外执行不结盟中立政策。虽然这样说，但实际上无论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靠拢西方的倾向是明显的。伊朗的石油再度被自由世界方面夺回。
可以说，美国再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确保了行动的自由。伊朗成立人民党政权以后，美国为了防止伊朗革命的影响波及到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立即作出拼命的努力。幸亏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传统性限制远此伊朗严格，王室的权威也强大。沙特阿拉伯的这种“后进性”在防止沙特阿拉伯苏联化方面起了作用。来自苏联的正式、非正式的种种引诱都未能奏效。
后来，苏联改变了手法，向沙特阿拉伯南郊的南也门共和国提供了大量军援，挑起了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纠纷。南也门在伊朗成立人民党政权的很早以前就是亲苏派政权。克里姆林宫以调停沙特阿拉伯和南也门的边界纠纷为借口打算打入沙特王室。但是，华盛顿政府对苏联的这种意图迅速采取了对策。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对处于沙特阿拉伯和南也门中间的北也门加强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打算利用北也门防止南也门对沙特阿拉伯行使武力。这一意图完全取得成功，其结果，苏联企图动摇沙特阿社伯的意图没有得逞。
在波斯湾岸边的伊朗的海港城市姆沙赫尔，最早开始出现反人民党的群众行动时，美国已经在印度洋建成了第五舰队。在印度洋中央的迪戈加西亚岛设置了基地，舰只有:由第七舰队调来的航空母舰一艘，大型登陆舰六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二艘，驱逐舰八艘。另体，以迪戈加西亚为墓地，P3C反潜巡逻机经常在印度洋上巡逻，监视苏联舰队的行动。六艘大型登陆舰上，经常搭乘海军陆战队两个团，采取能立即投入战斗的态势，以便随时能够登陆。
伊朗发生反政府暴动时，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主张“愿派第五舰队介入，援助伊朗的反政府运动”。但是，最后因为担心刺激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让美军舰队介入。但是，采用了炫耀武力的方法，即派美国舰艇游弋于从阿拉伯半岛东岸近海到波斯湾进口附近。其目的是，与表明美国关心伊朗反政府运动的深度的同时，阻止苏联海军向伊朗方面增强。
最后，伊朗的反政府暴动按美国所期望的路线进行。华盛顿政府最感头痛的停在波斯湾入口处阿巴斯港的苏联海军舰艇，在哈扎兰内阁成立的同时从伊朗撤走了。
共和党的霍利总统，根据国务卿的报告和忠告，反复考虑了两周的时间。白宫的顾问班子也尽量搜集情报，给予全面协助。这一段时间，白宫的存在宛如是为了研究讨论关川的要求。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美国正式开始援助中国，也并不意味着美苏立即开战。但是，如果参加日本解放战争，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日本列岛上除了有苏军四个师之外，还有海空军的精锐部队。
“认为如果美军在日本登陆，驻日苏军将会退避同我们作战，立即撤回苏联境内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希望性的推测而已。”
甚至在白宫顾问班子内有影响的成员中，也有人提出了上述慎重论调。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以及白宫的主要顾问聚集一堂，通宵达旦地召开会议。
霍利总统在一九八四年的大选中击败民主党的政敌，当选为总统。他是共和党推选出来的。对内他强调建立廉洁奉公的政府，对外他主张对苏强硬，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德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后来活跃在当地的政界。霍利总统生长在美国西部，西部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使他从幼年时期就对亚洲很关心。
“即使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参加日本解放战争，也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防止扩大为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另一条是防止这一战争波及到欧洲。”
总统把他主张积极参加日本解放战争的意向，向出席这一天顾问班子会议的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问题集中在为此要采取什么具体手段和方法。
“美国应该制定这样一条原则：即使在第一线作战的美军陷入困境，也不能作出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选择。不过，几乎不可没想会有那种可能性。虽说如此，但也不能保障美军毫无伤亡地在日本解放战争中获得成功”
国防部长格里克一边考虑总统的积极主张，一边说：
“如果充分发挥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所拥有的高性能精密制导武器、完全电子化的指挥和通讯能力、高度的补给能力，那么，在目前看来，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前，即使发生不得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也可以不使用战术核武器。我们装备了可以代替战术核武器的高性能的常规武器。”
顾问班子中的一个人举出马克48型制导鱼雷、宙斯盾对空导弹、气体炸药等具体例子进行了说明。
“如果苏联在西太平洋方面向参战的美军部队投掷战术核武器，那么，我军就应该立即对敌军部队进行核报复。其报复的程度要与我们受到核攻击的程度相当。并且应该通过外交途径事先通知苏联：如战争进一步升级，就要对苏联位于远东的主要城市--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次克、共青团城和赤塔等各城市，毫不犹豫地进行核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可能进而把核弹头发射到设在冲绳和菲律宾等地的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基地，但是，这种互相报复，不管怎么说都对苏联不利。即使苏联先发制人，对这些基地进行核攻击，情况也同样对苏联不利。这是因为，如果苏联失去这些城市，那就等于苏联丧失作战能力，不仅如此，还将失去他们推行亚洲政策的根据地。虽然我们也会失去设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重要基地，但是，以部署在夏威夷和关岛的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为后盾，我们仍然可以在西太平洋展开强大的兵力。
“苏联意识到美苏在远东打核报复战对自己不利，大概也不会对我前线部队采取愚蠢行动--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可以说，美苏使用核武器互相攻打对方本土的事态几乎不会发生，因为这同美苏以日本解放战争为中心的利害得失相比，损失过于严重。”
以战略核理论专家闻名的斯特拉顿协理，谈了大胆的设想。总统在倾听的同时，点头表示赞成。
“如果破坏苏联位于远东的几个城市，用一艘旧式的海神导弹潜水艇就足够了。现在处于总统下令随时可以发射的态势。”
国防部长格里克以稍稍激动的语调很快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讲话的语调，宛如这种必要性现在已经迫在眉睫。总统慢条斯理地说：
“不必那样着急，约翰。不过，在防止波及欧洲方面，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呢？”
还未发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福斯特开口了。他是现职的海军上将，过去曾以第七舰队司令的身分在日本工作，而且，他任过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武装部队司令，对太平洋方面的政治、军事形势很有研究。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军队出席了这次顾问会议。
“把美国驻扎在欧洲的陆军和一部分战术空军经由美国本上派往远东这种想法怎么样呢？这一方案有两个优点。第一，可以使用我们所拥有的部队中战斗适应能力最强的兵力。部署在美国本土的部队的适应能力比驻扎在欧洲的部队要差。要提高这种适应能力，就需要相当长的时日。
“把驻欧洲的部队调到远东，从时间上来说也比较快。另外，通过从欧洲调出一部分美军，可以给克里姆林宫以美国根本无意在欧洲作战的印象。实际上，苏联的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后顾之忧：担心我国会从已把军队主力投入苏中战争的苏联背后，也就是对东欧国家发起进攻。从欧洲调到远东的兵力，以三个陆军师和二百架飞机的战术空军为宜。如果调的太多。可能会遭到西欧国家的反对。”
“这是最好的建议。但是，为什么要让驻欧美军经由我国本上转到远东去呢？经由印度洋距离不是更近吗？”
霍利总统以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全席的建议为前提，对驻欧美军的转移路线提出了询问。
“在印度洋，中转基地的能力不足。在印度洋海域，我军可以自由使用的军用中转基地只有迪戈加西亚岛。那儿的跑道长三千五百米，只有一条。很多大型运输机停留和加油等也有问题。如果硬要使用这一基地，那就会发生混乱。如果那样子，即使从距离上来看比较近，但我国军队到达菲律宾或冲绳的日期，结果反而出经由美国本主要晚。”
“完全明白了。请你迅速制定具体计划。其次在开始对中国给予正式的军事援助时，必须弄清中国现在需要什么。福斯特将军，请你作好准备，把你所信赖的部下派到北京去，以便能同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接触。请把中国所希望得到的武器货单送到我这里来。”
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总统同曾经任过第七舰队司令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一唱一和，把这次会议的气氛引向了积极参战的方向。尽管如此，在顾问班子中，仍有人担心美苏之间会升级为全面核战争。
“对美国来说，完全失掉东亚所受到的打击即使再大，但同住在本土上的美国人遭受核进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以质问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成员的口气叫嚷起来。于是总统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斯特拉顿助理的意见。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来说，绝对不想冒招致美国本上遭受核攻击的危险。这是我要承担的最重要的义务。但是，如果因为担心会发展为核升级，比如以这种可能性有百分之一为理由，我们就对所有的对外军事介入犹豫不决，那么，结果只会使潜在的敌对国高兴。我相信，即使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投入日本解放战争中去，也不会扩大成为美苏之间的全面核战争。作为总统，对我自己的判断，是有把握的，我可以拿政治生命保证。”
但是，这项决定的实施定在三个月之后。这是说服国会领导入并得到他们的批准、重新部署美国军队、运输军需补给品等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时间。
那时，在苏联国内，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慢慢高涨。几个地区的形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这是对苏联军部--虽然中苏战争开始以来已经两年多了，但至今还法有占领北京--的谴责和不满情绪郁积的表现。为了进行这一战争，群众增加了负担。
分五路进攻中国，最初两个月，苏军的进攻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席卷了东北地区，并占领了位于东北地区南端的旅顺。使人感到这时国民对苏军的赞扬达到了顶点。
“我们苏联军队的进攻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在这个地球上，苏军是无敌的军队。北京失陷只是时间问题。接着可以占领扬子江以北地区。如果是那样，北京政府就成了一个地方政权。”
但是，到了开战以来两年多的今天，苏联国内的气氛完全变了。尽管苏军死伤了二百多万，可是至今不能占领北京。不仅如此，还遭到了一直在养精蓄锐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渐渐被赶出了华北平原，不得不撤向东北地区。当然，并没有向苏联国民公布这个事实，但是经过从前线临时回国休假的官兵和送回苏联国内的伤员之口，渐渐地在苏联国民当中传播开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纳粹德国军队取名“巴巴罗萨作战”，用一百四十个师的兵力进攻苏联，尽管踏破了九百九十公里，仅差十公里就打到莫斯科了，最后还是被赶了回去，苏联进攻中国的作战与此相似。
“为什么苏军不使用核武器。大量投下核武器把中国人炸成肉酱！”
不止是一般市民，连政府内部也开始有人私下这样说。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已下决心不采取这种作法。如果在北京攻克战中使用核武器，毫无疑问，结果将遭到中国秘密部署在云南省的中程弹道导弹的报复性攻击，苏联远东的主要城市将化为灰烬。
“如果这样，攻进中国的我一百五十万苏军官兵就要缺乏给养，最终将被中国的人海战术所吞没。想使用核武器也无法使用。”
这就是苏联总参谋部的结论。这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是，结果却要强迫苏联国民去打陷入泥潭的消耗战，这更加引起了国民的不满。
气候不佳造成的农作物欠收进一步促使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本来苏联的国上属于高纬度（同加拿大相仿），自然条件很差。即使是平时，也常常是三年有一年欠收．一欠收就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但是中苏战争开始以来，华盛顿政府巳不愿意向苏联出口粮食，理由是：“粮食也是战略物资，无法保证美国产的粮食不转用于攻进中国的苏联军队。”
一九八X年和后一年，可以称为苏联粮食地带的马克兰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乌克兰天旱，相反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却降雨过多。因此，主要作物春小麦（秋天收割）遭到严重损失，比平年欠收百分之三十。并且，粮食被优先运往中苏前线。在乌克兰，对克里姆林宫的作法越来越不满，甚至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一部分地区发生了袭击国营粮食仓库事件。反克里姆林宫的地下活动开始以空前规模展开。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马克兰共和国的独立。
本来乌克兰人就认为，统治着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民族同自己有本质的不同。“乌克兰人被俄罗斯民族征服和统治”--这是自尊心很强的乌克兰民族心底的共同认识。
譬如，一九七九年五月，乌克兰出身的巴连琴·莫洛兹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处于俄罗斯殖民地状态下的悲惨现状”说：“世界过于关心黑非洲的独立和民族自决，忽视了乌克兰在苏联中央政府的镇压下的悲惨现状。”
他在苏联的集中营中生活了十四年，后来同被美国抓到的苏联间谍嫌疑犯交换而获释，并被引渡到美国。如果更远地追溯一下历史，听说有这样一件事：当年纳粹德国军队攻进乌克兰的时候，当地的乌克兰人曾把德军当作解放军来欢迎。乌克兰位于黑海沿岸，比莫斯科开放得还早，拥有自己的文化，乌克兰人的自尊心和他们胸中郁积的对克里姆林宫的敌忾也在陷入泥潭的中苏战争中渐渐地迸发出来。
有一位叫鲁比科夫的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战士，他的公开职业是基辅以南约一百公里处一个很大的集体农庄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那个农庄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为从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独立出来而进行斗争的组织。白天，农庄的全体人员都到田里收割小麦。
“向区党委报告收获量要尽量少报。上缴政府的小麦以干旱为借口，上缴去年的一半就可以了。把余下的小麦都储藏到地下秘密仓库中去。”
实际上，鲁比科夫的集体农庄水利设施完备，受到干旱的影响并不象其他集体农庄那么严重。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以今年气候不好，小麦的收获量比去年大幅度减少为借口，把上缴量减少了一半。鲁比科夫的口头禅是：“不能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吃我们乌克兰人种的小麦。”
在他身边没有一个唱反调的。这是因为大家的心情都是一致的。
尽管这样，当共产党的地区负责人偶而来视察时，鲁比科夫却以最动听的语言来欢迎他们。他说：“为了苏联的党和政府，我们全体庄员不惜挥汗，决心尽量多生产多提供小麦。”
糊里糊涂的区党委负责人常常是带着满意的笑容，提着礼物走了。
鲁比科夫还有另一幅面孔。当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又是游击队活动的领导入。他本人已年近六十高龄，因而没有出击过，但是他从可靠的农庄成员中发展部下，几个人编成一组，主要让他们击拆除铁轨和切断通讯线路。他们对地形了如指掌，因而即使在夜间干这些事也不那么困难。
把在乌克兰得到的物资运往莫斯科的铁路，把乌克兰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去的电话线和微波通讯网都遭到了破坏。收藏着上缴给政府的面粉的粮库也遭到了袭击。都是用爆破和放火的手段。
“不能让克里姆林宫那帮家伙吃到乌克兰生产的一粒小麦。”
附近的集体农庄也一个接一个地起来配合鲁比科夫的这种活动，听从他的指挥．
“把乌克兰还给乌克兰人！”
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乘着克里姆林宫为陷入中苏战争的泥潭而苦恼的机会，有如燎原烈火蔓延开来。
克里姆林宫急急忙忙对这种事态实行了镇压。一方面强调作为苏联国民的义务和骄傲，另一方面命令马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加强了彻底的取缔。可是，乌克兰的共产党组织越往基层俄罗斯人越少，而乌克兰人占的比率却越来越大，党中央的取缔令难以实行。也发生过被认为忠实于克里姆林宫的乌克兰人共产党员大白天遭到袭击的事件。
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对民兵，甚至对克格勃实行了总动员，让他们去搜捕和监视游击队的嫌疑者，但是也只不过捉住了一小撮嫌疑犯而已。
虽然乌克兰解放运动还没有在统一的领导人的指挥下展开有组织的活动，但是各地不断发生破坏活动，这使克里姆林宫很伤脑筋。这种状况不仅仅发生在乌克兰。
在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哈萨克、亚美尼亚等这些比大俄罗斯民族的根据地莫斯科地区开化得更早，拥有独自的文化、传统和骄傲的地区，都有同乌克兰类似的情况。克里姆林宫急忙对此采取了对策。因为搞不好苏维埃联盟就可能崩溃。
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同时对中国和国内离经叛道的民族主义这两个敌入进行战斗。克里姆林宫的一家之长罗斯托夫总书记对国内的敌入实行了彻底的高压政策。他确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一发现反苏、搞游击队活动的嫌疑者立即枪决。没有必要进行审判。在这种战争时期，对于企图搞反政府活动的人要处以极刑。”
苏维埃联盟想要重新加强控制而对游击活动采取的高压的镇压政策收到了相反的效果。苏联境内各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以乌克兰地区为中心不断发生想摆脱克里姆林富而谋求独立的民族运动，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在对华作战前线战斗的苏联官兵的耳朵。这是由回国休假结束后重返前线的官兵传开的。属于非俄罗斯民族的军入，特别是乌克兰人官兵心理上的动摇逐渐加深。
本来，在苏联两亿六千万（一九八O年度）的总人口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大俄罗斯人还不到一半。尽管这样，这个大俄罗斯民族为加强自己的地位，切实地控制了党和政府。党的中枢政治局被大俄罗斯民族占去百分之七十。乌克兰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政治局中仅仅占很小的比率，甚至比人口比率还小得多，特别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亚洲系民族，尽管党中央的公开态度是执行“各民族问的和睦政策”，但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中枢仅仅给了他们有限的几个席位。
支配着多民族国家苏维埃的大俄罗斯民族本来在整个人口中还不到半数的弱点，在中苏战争陷入泥潭这个条件下，酿成了大规模的要求纠偏的行动。在这点上，和同样是多民族国家但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相比，条件却根本不同。
克里姆林宫的苦恼日益深重。
日本解放军编制就绪
美国在霍利总统的领导下，答应协助日本的解放战争，这使在上海的流亡政府的成员欢喜若狂。关川从华盛顿带回来的这个消息，是流亡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喜讯。大岛感到很兴奋。
“我甚至对能不能在我活着的时候实现日本的解放都曾感到担心，没想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机会这么快地到来，这当然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我感到好象是老天爷开恩了。这证明了我们的目的是正确的。”
这样的说法从一向以无神论者自居的大岛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大岛以及军事委员茅野想尽早把日本解放军的编制搞完，把部队运到冲绳。这是为了向日本本土登陆。同时，美军也会在西太平洋上展开配合作战的行动。
但是，在这方面发生了意外的问题。美国军部要求按美国方式改编拥有独立编制的日本解放军，为同日本解放军取得联系，乘飞机来到上海的美国陆军上校马库林，在解放委员会最高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这件事。
“既然日本解放军是以美国的装备编制的，为了使日美联合作战顺利进行，日本解放军也有必要采用美式编制。否则，就无法顺利地进行联合作战”
据马库林上校说，在上海整编中的日本解放军六个师的编制不过是模仿苏联式编制搞的。同美军的编制根本不同。美军的编制是，一个师由约一万六千人组成，以营（八百人）作为师内的基于兵力。六个机械化步兵营和四个坦克营（各营有坦克五十辆）是师的第一线战斗兵力。另外还有强大的师炮兵，约有六十门一百五十五毫米自行榴弹炮，还有四千多名运输、整各、通讯、补给、卫生等后勤部队。
机械化步兵营和坦克营接受直属于师的三个旅的司令部根据需要进行的适当的指挥。率先并不确定哪个营置于哪个旅的指挥之下，根据当时的需要，把任意两个乃至三个营配署给某个旅的司令部。
茅野对美国方面的要求表示不满。
“按美国陆军的编制，一旦进入战斗，营长事先不知道哪个旅长指挥。这样在平时很难让旅司令部和营指挥官沟通思想。到时候不能取得绝妙的协同作战的效果。另外后勤部队也太大，既然是在狭窄的日本作战，最好把更多的兵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去。”
但是，强烈主张按美国式编制改编的马库林上校的意见很强硬。
“不管怎么说，既然要接受我们的装备，同我们联合作战，就必须采用和我们一样的编制。”
茅野又进行了反勃：“只有排、连、营、团这种依次相接的历来的三三制编制，才是最符合实战要求的。如果采用这种实用的编制、再引进美军的精良装备，那就可以和苏联防军势均力敌，或更富有战斗力。第一，大幅度改变迄今的编制就要重新训练指挥官，这就会大大推迟日本解放作战的开始。”
“能推迟多久？”
马库林上校似乎有点担心地问。
“至少要推迟半年。我们不曾设过旅司令部，现行的原则是师司令部直接指挥团。如果在师团之间设旅司令部，就必须从参谋的教育着手。而且按美军编制，营的规模太大。按日本这样狭窄的地形来说，每一个营由八百人组成，人数太多。按我们的编制，五百人左右较为适宜。假如是八百人，不仅营长的负担要加重，而且还必须新增设辅佐营长的营级参谋。”
但是，马库林上校似乎仍无动于衷。经过四天的交涉，终于达成协议。师的第一线战斗兵力的骨干--营的编制，决定采用美式编制。不过，没有采取旅司令部指挥不固定的营的作法，而决定按原有的办法，在团长的指挥下设三个营的编制。
为此，一个团变成了超过三千人的超大型团。一个师由三个团组成，仅三个机械化步兵团就需要约一万入的兵员。为了开辟这些兵员，从后勤部队抽调了大批官兵。这也有一个好处，少而精，人数和美军师的补给部队相比，还不到它的半数，不到一千人。
“这才是在狭窄的日本作战的部队。也不需要那样庞大的补给部队。”
茅野军事委员只好这样自我安慰地说。马库林上校也赞同这一妥协方案。
“如果是这种编制，仅从战斗部队来看与美军的编制没有两样。这样，预定配备给日本解放军师司令部的我方顾问也容易下判断了。”
日本解放军六个师的改编和引进美式装备的工作同时展开。各个部队都呈现出一片象同时遇到了地震和洪水似的繁忙景象。既要搞好组织的改编工作，同时又要熟练掌握新武器的操作技术。在从补给部队抽调到第一线步兵排的日本年轻人当中，不少人对于迅速变化了的训练内容感到不知所措。
“到昨天为止还只是进行用卡车运弹药时如何迅速装卸的训练，而从今天起却要持枪匍匐前进。”
虽然这种不知所措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听到，但是，抱怨的人却几乎一个也投有。诚然，他们都在为被抽调到第一线部队而高兴，都刻苦地从事训练。据报告，师的改编，出乎意料没有引起大的混乱，指挥员也波有动摇的。茅野这才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