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结果和对立加深
巴勒斯坦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它进一步加深了阿以之间的对立，并且酿成了新的问题。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的80％的土地，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划给它的14，500平方公里领土增大到20，850平方公里。战争给这个地区留下了一条不合理的停火线。更为严重的是阿拉伯难民外流问题。据联合国估计，难民数高达72．5万人。如何处理这些难民和阿拉伯民族的愤怒，成为后来冲突的一个原因。另外，战争使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国际管理的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和约旦所分割。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新城，并于
1950年宣布将其定为首都，大部分政府机关也从特拉维夫迁来。约旦占领了旧城。中间设置了无人地带，一般人被严格禁止出入其间。
通过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认识到：1．应力避持久战，打好进行战争的基础；2．阿拉伯世界是自己的敌人，应坚持和大国合作，谋求它们的支持；3．作战上应重视奇袭和机动。1947年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68万，阿拉伯人为300万[①
原文如此，疑为130万人之误。—译者]，以色列军队开战时为3万，五个月后增加到约10万，由一支主要是装备轻武器的军队发展为装备和能够有效运用坦克、装甲车、飞机的军队。以色列还基本建立起一套动员体制，可把总人口的13％吸收到军队中来。整个战争期间，人员的伤亡是相当大的：以方亡6，000人，伤1.5万人，阿方亡1．5万人，伤2．5万人。尤其是以军，从1948年7月的第二次停火到1949年1月7日，军民共死亡2，133人。
二、 “哈加纳”在战火中成长
1948年5月开战时，以色列军的前身“哈加纳”以定员100人左右的连为战斗的基本单位，从未超过这个数字。各连自己携带补给品，主要装备是轻武器。在1948年10月的进攻中，第一次展开了集中指挥4个旅的“约阿夫”作战行动。作战指挥也具有分权的性质，旅的战斗一般授权给营长指挥。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根据经验确立了一条原则：总部只交代作战目的，细节由各级指挥宫决定。另外，在这次战争中指挥官取得成功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都具有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他们体会到：谨小慎微的战术往往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利用阿拉伯军队的脆弱性大胆地战斗，往往会收到超出预料的战果。其典型人物是“派尔马契”的伊加尔·阿隆上校。阿隆上校在北加利利的“伊夫塔”作战行动中虽然失败了，但却在“丹尼”作战行动(48年7月9日-18日)中取得了胜利。后来的达扬将军当时作为营长参加了战斗。他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冲入敌阵，分割了阿军阵地。第三次是“约阿夫”作战行动。阿隆作为指挥4个旅的支队长(师长)使作战取得了胜利。
“派尔马契”的作战指导的特点(阿隆上校的指挥具有代表性)是：进攻时不留预备队；翼侧不加掩护；集中兵力于决胜点。这和已往的军事常识很不相同。指挥官总是站在第一线上，
口里喊着“跟我来”，冲在前面。
“派尔马契”的这种精神，导致以色列军队中军官的阵亡数高于其他军队一倍。在1949年4月的“纳赫肖恩”作战行动中，
“派尔马契”的哈雷尔旅决定撤退时，奉命掩护撤退的一个连长发出了那句有名的命令——“士兵全部撤退，指挥人员全部留下担任掩护！”这个连的指挥人员，除1名班长外，其余的3名排长和8名班长全都阵亡，而士兵们却安全地撤退了。这种“派尔马契”精神，后来经常在军官的训练课程中受到引用。
1948年5月阿军发动进攻时，以色列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阿军的炮兵、坦克上的优势。当时，以军采用了游击战术。这是“派尔马契”的创始人伊扎克·萨德的思想。他们灵活地运用所熟悉的地形，在夜间采取游击行动，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战术指挥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胜过以机械呆板的方法展开的数量占优势的敌之火力。可以说，游击战术就是利德尔·哈特[
①
英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他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又译为“非直接行动”或“间接靠近”战略理论)，主张避免和敌人进行决战，而是采取一切手段破坏敌防御能力，然后迫其投降。——译者注。松鼠妖注：这解释也忒土了点，本站有该书，推荐阅读http://www.warstudy.com/theory/modern/indirect_route/index.xml]的间接路线战略。以军之所以在巴勒斯坦战争中主张采取间接路线战略，是因为他们的正面进攻未获成功。以军对通往耶路撒冷的拉特伦的约旦警察据点连续发起了五次正面进攻，均遭失败，阵亡者达到700人。这个数字和六天战争中的阵亡数字相差无几。本·古里安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性格主张正面进攻；而“派尔马契”始终是采取奇袭和迂回，并取得了战果。
步兵旅可以迅速编成并用于作战，而飞行员、坦克手、水兵却很难作到。尽管如此，1948年7月以前，以色列创建了坦克营、空军、海军。海、空军的技术人员由来自海外的移民担任，炮手、坦克手大部分是曾经在苏联陆军中服过兵役的移民。1948年时，飞行员由美、英、加拿大空军的退伍军人担任；在运用上来制定任何战术原则，一次只能使用几架飞机，不具备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的能力，多是用于对阿军后方进行轰炸。但是，建立空军的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1948年
5月29日，空军首次执行了战斗任务。
4架“麦塞施密特”式飞机攻击了沿海岸公路前进的埃军纵队，虽然未对埃军造成什么损失，却阻止了他们的前进。以后埃军钻进战壕，再也未敢前进一步。由于埃军不知道以色列已经有了飞机，因此以空军在战术上取得了奇袭的效果。
1948年7月14日，以色列的1架B-17飞机轰炸了开罗，尽管埃及的损失是轻微的，但从那以后埃及空军就停止了对特拉维夫的轰炸。以色列在空袭开罗之后，又轰炸了安曼、大马士革等城市。由于双方都没有雷达进行有效的警戒和探测，所以无法拦阻对方的飞机。以色列空军在“约阿夫”作战行动前夕，将阿里什基地的埃及飞机炸毁在地面
上，掌握了制空权。另外，还执行了侦察任务和实施了直接航空火力支援。以色列空军的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1949年
1月他们同英国空军的5架战斗机交战，表现出娴熟的战技。就这样，以色列军队从实战中认识到了空军的作用，后来愈加重视空军的建设。
以色列海军在战争期间几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所谓舰队只不过是在仅有的几艘陈旧的货船上临时安装了老式的65毫米野战炮。它虽然也采购了登陆舟艇和巡逻艇，但直到1948年冬季还没有到货。以色列海军是由美国的犹太志愿人员指挥的，它除了参加“约阿夫”行动和“霍雷夫”行动中的封锁加沙港作战并取得了战果外，未实施其他值得一提的作战行动。
三，国防军的解体和新国防军的建立
1949年夏，以色列战时征集的8万名官兵大部分复员了，陆军实际上已经瓦解。军人不愿留在军队，军队的核心——军官团也解散了，他们四处寻找工作，以便能作为一般市民广泛地为社会服务。军官团解散的原因在于他们对1936年阿拉伯人暴动以来的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以及军内存在着派系之争。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
“派尔马契”军官的大部分属于左翼的统一工人党，而本·古里安总理兼国防部长属于以色列工党。后者握有决定性的统治权。战争期间，
“派尔马契”军官受到了优待；战后，政治上的考虑被摆在了前面。1949年1月“霍雷夫”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会进行了第一次总选举。属于社会民主党性质的以色列工党占据了120个席位中的46席，从而成为第一大党。统一工人党占据19席。以色列工党和统一工人党彼此间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本·古里安总理为了消除“派尔马契”在军内的影响，开始了无情的斗争。他指定“派尔马契”的3个旅为首批复员部队。和其他旅不同的是，“派尔马契”旅的全体士兵都不得不离开部队，军官也都大部分辞去了职务。
4名司令官中的2名和12名旅长中的6名都离开了陆军。和统一工人党有联系的下级军官多被限制担任训练和参谋职务，几乎没有人担任战斗部队的指挥官。
军队中的高级司令官被战时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军官和以色列工党党员所垄断。本·古里安想建设一支英国式的军队，他认为“派尔马契”那套战术通常是不适于进行大规模作战的。
巴勒斯坦战争以后，奠定陆军基础的是不属于上述任何集团的人。其中之一便是伊加尔·亚丁。1949年11月，他作为亚科夫·多利的后任，担任了总参谋长。战争期间他曾经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辅助领导能力不强和健康情况不佳的多利进行工作，实际上代行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总参谋长亚丁着手重新研究战略一级的军事问题。哈依姆·拉斯科夫负责研究编制体制和战术问题。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国防所需的庞大要求和有限的资源相适应；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陆军战斗部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1949年停战以后，以色列领土缺乏纵深，边境地形平坦，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卢德国际机场处于阿拉伯国家的炮火射程之内，南部埃拉特港在防御上也非常脆弱。如果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国家有被拦腰切断的危险。因此，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使部队长期保持高度的机动力以便迅速转入战斗态势，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1949年--1950年时以色列的人口不足百万，建立动员体制已成为紧迫的问题。
四、总参谋部的建立
1948年时的以色列陆军指挥机构，战后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个指挥机构的特点，是总参谋部统一控制陆、海、空所有兵种。在以色列，海、空军都还未发展成为完备的军种，它们的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时，以个人身份活动此以代表本部队活动更多。由于没有总司令这个职位，总参谋长就成了指挥陆、海、空整个部队的唯一的行政首长。历届总参谋长的职位均由陆军担任。通常还设副总参谋长，担任总参谋长的副手。
总参谋长是统辖总参谋部的首长。总参谋部的常任成员是空军、海军、装甲兵部队的司令和北部、中部、南部各军区的司令。总参谋部通过总参谋长同内阁的政治首长联系。军队的一切事宜均由总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负责。空军和海军被称作“部队”而非军种，正式名称是“海上部队”，和“航空部队”海、空部队司令要向总参谋长提出报告，他们有自己的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军务问题。
总参谋部负责监督许多业务部和兵种司令部。其中最重要的是装甲兵司令部。该部由1名将级军官指挥，负责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的训练、作战运用及战术原则的研究和制定。总参谋部通过各业务部和兵种司令部的工作网来管理军队。各部都有其专业参谋，由各自的首长领导，并向总参谋部报告工作。这样，总参谋部就通过两个不同的系统管理全军的每一部门，一个是指挥系统(军区、师、旅各级司令部)；另一个是由总参谋部各部监督的业务指导系统。但情报部没有专门的管辖部门。情报部部长向全军各部队派遣情报军官，对直接监督情报部队负有责任。这种双重的管理系统在各国现代化的军队里都是相同的，它的目的在于将各种不同的业务和统一的指挥机构结合起来。
以色列没有最高统帅或总司令一类职务。内阁具有最高统帅的权限。实际上这项权限已被委任给国防部长，他对军事科研、军工生产、军需品采购、财务计划、国防预算的编制等负责。国防部与国防军的业务分工原则上是明确的。国防部担任行政领导和技术支援，国防军负责编制、训练、士气，尤其是军事作战计划的拟定和实施等军事业务，但是由于国防部长处于军队最高统帅的位置上，所圮(他也有权过问所有的军队事务，包括那些纯专业性事务在内。在50年代曾发生两次关于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管辖权的争论。
五、建立预备役制度
1949年时以色列人口是100万，难以维持独立战争期间曾一度达到过的10万兵力。一个100万人口的国家平时维持常备军的数量不能超过3万。因此，以色列不能象一些军事专家所主张的那样，而只能是战斗部队的大部分成员以部分时间服役。伊加尔·亚丁的研究小组对两种民兵部队进行了分析：一种是“哈加纳希什”(Haganah
HISH)，它是一个将部分时间服役的士兵编入战斗部队的组织；另——种是瑞士的民兵组织，它由担任乡土防卫的地方警卫部队和担任普通兵役义务的预备役军人组成。亚丁研究小组建立了兼有“哈加纳希什”和瑞士民兵两种因素的预备役制度。1952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在新的预备役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以色列国防军是建立在三重结构上的，它包括：职业军官和专业士官干部、大量征集的士兵、经过训练的民间预备役人员。以色列预备役军人一经动员就能立即加入自己的作战部队，它不是为加强常备军而组织的单纯的兵员储备集团。以色列军队体制的独特点在于它的预备役部队是国防军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常备军的附属品。常备军平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国防军的预备役部队提供训练有素的骨干。很明显，预备役军人是国防军的主力，以色列国防最终依赖于预备役组织。预备役军人往往士气不高，但以色列国防军不存在这个问题。
以少数的常备军很难作到保卫边境和进行大规模作战训练两不误。因此，必须建立地区性防御部队，使它在预备役部队动员之际阻止敌人入侵。“哈加纳”的乡土警卫部队“希姆”(Him)未经大的变动而被采用了。就是说，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们，年龄大的或不适于在野战部队服役的男子以及多数妇女，都在他们自己推选的领导人之下编成了地区防御队。有关训练，武器的分发与储存，与在该地区作战的部队的协调等，都一一作出计划。当发现敌人入侵时，地区防御队立即进入居住区周围的防御阵地。由于有计划地执行了在边境附近建设集体农垦点和合作社的政策，这些地区的警卫队便成了防止阿拉伯人入侵的有效防波堤。地区防御队的第二项任务是警卫自己的居住区防止越境的渗透者。但是，从50年代出现越境渗透者以后，安全问题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它所产生的后果影响很大，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变化和1956年苏伊土运河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
预备役制度解决了关于人力资源的问题。但是，预备役部队能否象计划的那样作为第一线战斗部队完成任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长时间征召义务兵服役(2—3年)和对退役后的士兵仍不断施以预备役训练的力法。1949年的兵役法规定；男性预备役军人每年返回部队服役31天，直至39岁为止；以后每年返回部队服役14天，直至55岁为止。另外这些预备役军人每月还要再返回1天。军官和军士每年返回部队的时间更长。这正如伊加尔·亚丁所说的：“每个公民都是一年有11个月休假的士兵。”当1950—1951年预备役制度最后确定时，预备役旅都是由动员的居民组成的。从那以后，预备役军官有的就任营长，有的甚至就任旅长。在六天战争中，甚至出了一个名叫阿弗拉罕·约菲的预备役师师长。
六、兵役制和军官教育
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者，无论男女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经过各国军队通常都采用的医学、心理、知识、能力等方面的检查后才能入伍。对所有新兵，包括将在海、空军服役的在内，都要进行基本训练。对身体条件较差的新兵施以时间较短、内容较易的课程，使他们能担任非战斗任务。基本训练也同时用来作为选拔未来军官、军士的过滤手段。成绩优秀者虽然要在野战部队短时期地充当普通士兵，但他们都被注明准备接受班长课程的训练。更优秀者则被定为军官候选人。班长候选人以下士军衔在野战部队服役几个月；军官候选人则前往军官训练班(以“派尔马契”的排长训练班为基础)接受以色列国防军特有的训练。在军官训练班里陆、海、空三军所学课程是相同的，重视指挥统率、地图判读、武器训练等军事知识的提高，也重视社会教育。这继承了“派尔马契”的传统。关于指挥统率问题，初级军官训练班侧重培养解决战术问题的主动性和率领部下的领导能力，而具体指挥方法由部队实施的教育训练解决。关于战术问题，重视对实战有用的教育，特别要求具有临机应变地处置问题的能力。关于战斗中的指挥方式，重视指挥官亲临第一线。他们认为，部队士兵在敌火力下是不愿按命令行动的，指挥官通过亲临第一线可以“推动”部下前进。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有大胆的办法解决其他方法所难以解决的战术问题。指挥官的统率能力——通过他本人的以身作则率领不愿按命令行动的士兵前进的能力，是军官训练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派尔马契”当年的理想。
新任命的步兵军官，在训练结束后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中去，而技术性较强兵种的军官则首先被送到空军、装甲兵和其他兵种所办的专业训练班去。海军和空军飞行员从开始就受另外的训练。更高一级的训练教育有营长训练班。这是向中校乃至更高军衔晋升的关口。50年代中期，曾划分成营长课程、连长初级课程和高级参谋课程。通过高级参谋课程是成为上校以及更高级军官的必要条件。另外，还一度开办过“战争学院”(War
College)，但经过几年的试办后，于1967年撤销了。代之的是，以色列军官有充分的机会到地方大学就读。
巴勒斯坦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是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起点。战后，以色列国防军的基础形成了。从作战思想看，由于吸取了持久战的痛苦教训，而产生了“速决战理论”。建立和运用适应打短期速决战的军事思想，已成为以色列军队作战思想的核心部分。
1948—49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军队战斗序列
以色列军队战斗序列
国防部长 戴维·本·古里安
国防部副部长 以色列·加利利
总参谋长 亚科夫·多里少将
副总参谋长(作战) 伊加尔·亚丁上校(准将)
北部军区司令 摩西·卡梅尔上校(准将)
中部军区司令 丹·埃文准将
东部军区司令(耶路撒冷) 戴维·马卡斯上校<准将)
南部军区司令 伊加尔·阿隆上校(准将)
“派尔马契”旅 伊加尔·阿隆上校(准将)
伊夫塔旅(属“派尔马契”) 什穆埃·科恩上校
哈雷尔旅(属“派尔马契”) 伊扎克·拉宾上校
内格夫旅(属“派尔马契”) 内厄姆·萨里格上校
第1旅——戈兰尼旅 内厄姆··戈兰上校
第2旅——卡梅尔旅 摩西·卡梅尔上校
第3旅——亚历山德罗尼旅 本·蔡恩·济夫上校
第4旅——基里亚蒂 迈克尔·本扎尔上校
旅第5旅——吉瓦蒂旅 希门·阿维丹上校
第6旅一埃齐翁旅 戴维·沙提尔上校
摩西·达扬少校（上校）
第7旅——(机械化 旅) 本杰明·敦凯曼上校
第8旅——(装甲旅) 伊扎克·萨德准将
第9旅——奥迪德旅 乌里·约菲上校
空军司令 阿隆·雷梅兹准将
海军司令 纳赫曼·舒尔曼准将
什洛莫·沙米尔准将
阿拉伯军队战斗序列
阿拉伯军队总司令 阿卜杜拉国王(外约旦)
阿拉伯军队副总司令 努尔丁·马赫穆德少将(伊拉克)
阿拉伯解放军
监察官 塔哈·阿勒·哈希米少将
野战军司令 法齐·考克吉
加利利地区队
亚穆克营
希钦营
黎巴嫩营
侯赛因莒
库德尔营
埃那丁营
雅法守备队
阿克守备队
加沙守备队
阿拉伯救世军司令 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
黎巴嫩军队
国防部长 马基德·阿斯兰
叙利亚军队
国防部长 艾哈迈德·沙拉哈提
总参谋长 阿卜杜拉·阿托夫少将
第1旅 阿卜杜拉·瓦哈布·哈基姆上校
第2旅 卡瓦斯上校
第3旅 萨米·希纳维上校
阿拉伯军团(外约旦)
总参谋长 约翰·格拉布少将
第1旅 N.O.拉什准将
第2旅 J．O．M.艾什顿上校
耶路撒冷守备队 阿卜杜拉·埃勒·泰尔上校
伊拉克军队
国防部长 沙凯尔·瓦迪
总参谋长 萨莱卜·塞卜·贾布里
野战军司令 努尔丁·马赫穆德少将
第1旅 纳吉布·鲁比希上校
第3旅
第4旅 萨莱赫·扎基·陶菲克上校
纳布卢斯守备队 拉菲克·阿莱夫上校
空军司令 萨米·法塔赫中将
埃及军队
总参谋长 穆罕默德·海达尔少将
野战军司令 艾哈迈德·阿里·马瓦维少将
艾哈迈德·富阿德·萨代克少将
第1旅 穆罕默德·纳吉布准将
第2旅 马赫穆德·法赫米·奈马塔准将
第4旅 陶菲克·拉德万准将
法卢贾守备队 萨伊德·塔哈上校
志愿军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阿齐兹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