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埃及发动消耗战争(1969年3月--7月)
第二阶段是埃军主动发起消耗战争的时期，表明埃及已公开抛弃联合国的第242号停火决议。其直接目的在于防止以色列把苏伊士运河作为国境，最终目的在于使以色列受到巨大损失后被迫从苏伊士运河撤退，或者不得不根据阿方的要求，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埃及认为，从运河东岸以军防御的脆弱性看，如果以自己优势的野战火炮、重迫击炮实施大规模炮击或袭击，是能够达到上述目的的。但又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以色列空军占优势，要达到这个目的会遇到困难。
这一消耗战争战略是由《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在1969年3—4月发表的文章中披露的。其主要内容是：“以色列虽然占领了广阔的土地，但它的后方供应线延长了，而且，它要负责维持占领地区的治安，经济负担也此以前加重，因此，它确已达到了战略上的极限。我们必须趁此时机，击败以军前线部队之一部，迫使他们撤出支撑点。”
埃军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部署了大量的火炮，不断进行炮战。到
1969年底，炮战达4，500次以上。以色列称这一新的战斗为“苏伊士战役”。面对埃军大量而突然的急袭射击，以色列极需加强运河东岸的防御阵地，并进一步使之体系化。以色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付这种消耗战争。巴列夫将军在1969年4月18日的巴列夫防线竣工报告会上明确地说：
“我们的损失将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军掌握了主动权。”但他同时又认识到防线的作用是有限的，指出：
“我们的防线不可能完全封锁住运河西岸，埃军可能偷越运河，出没于东岸各地，或者进行伏击，或者埋没地雷，或者捕捉我方官兵。”在这个阶段的五个月里，以军亡61人，伤168人。据称，从六天战争以后到1970年
5月这段时间，埃方亡1，700余人，以方亡215人，伤565人。
对以色列来说，摆脱这种最不利的消耗战争是燃眉之急。1969年7月20日午夜，国防部长达扬决心向埃及的消耗战争挑战，开始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地区制空权的战斗。一夜之间，以军越出一年前埃军开始攻击后一直保持的防线，转入了攻势。
第三节 以色列军队反攻和同苏联空军直接对抗(1969年7月--1970年8月)
这一阶段是以军摆脱消耗战争的被动局面并实施反攻的阶段，也是以军完成苏伊士运河防御的基本态势，自六天战争以来第一次对运河西岸地面目标实施空中攻击的阶段。以色列空军于7月20日集中力量轰炸了埃及防御阵地和导弹基地，并同埃及空军进行了空战。
171页地图：袭击格林岛情况图
(1969年7月19日)
海军袭击部队于7月19日夜，袭击了埃及苏伊士市南4公里格林岛上的岩石城堡，撤退时破坏了岛上的设施。 172页表格：
埃及国内的苏联军事设施估算(1970年)
172页图：以军突击队袭击在苏伊士湾南端沙德万岛上的埃军雷达基地
以色列空军的攻击目标，还选择了驻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地方、苏联舰船停泊的要地塞得港附近。对此，苏联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华盛顿也无“不赞成”的表示。超级大国这种动向，使这次反攻作战的余波扩大了。从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和了解有限战争的性质及指导上的特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限战争的特点随处可见。无论是军队前进的界限，还是作战方向，都有交战当事国所不能独自决定的方面。
以军反攻的目的，在于摧毁埃军的火力配系，使其消耗战争不能得逞。为此，以军掌握了制空权，并派出袭击部队偷袭敌人的后方目标。轰炸范围也扩大至开罗周围，作战地域由线转为面，从运河西岸扩大到开罗周围。到1969年末，埃军炮兵的威力已经衰减，以军反攻的目的似乎已经达成。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使以空军吃了苦头的防空导弹，恰恰是在1969年7月20日到1969年末，以军反击成功之后，埃及引进并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这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在以军反攻获得显著战果的1970年1月，纳赛尔总统访问了莫斯科。这时苏联决定向埃及提供大量的萨姆-3低空防空导弹。1970年3月中旬，苏联第一批1，500名军事人员，随40部萨姆-3导弹发射架、
100架米格-21型喷气式飞机，同时到达埃及。到3月末，苏联军人、技术人员据说已达1．6万余人。
4月，苏联又运来了高空防空导弹萨姆-2，并派来了飞行员。从此，以色列空军的优势受到了挑战。
萨姆-2、萨姆-3导弹部署在苏伊土运河以西25—30公里的以军炮兵射程之外，其展开宽度为70公里，约为苏伊士运河全长160公里的一半。以色列空军的行动，在4月后半月以后开始受到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军陷入了军事危机，在对付埃军的攻击上，几乎丧失了信心。其原因仍然是萨姆导弹与203毫米加榴炮性能良好和苏联不断的支援。
4月14日，国防部长达扬说：
“埃及部署萨姆-3导弹，不过是大规模支援的序曲。这次战争的时间将拖长。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对阿拉伯各国的支援。我们在战场上所取得的任何战果，都将因一个强国的介入而被抵销。对阿方的坦克、飞机、导弹甚至政治上的所有损失，俄国都立即给予补充。”
1970年7月，苏联飞行员驾驶的4架米格—21J式飞机，被以空军的“鬼怪”式F—4与“幻影”式—3C飞机击落，苏联空军司令库塔
霍夫为此立即访问了开罗，决定给埃及提供、配置最新式武器。苏联人的这个举动，开始改变埃以之间的力量对比。据1971年4月19日出版的《航空周刊》报道，苏联这时提供的武器包括米格-23型飞机1个中队、萨姆-4“小偷”地空导弹、
“沼泽”式地空显示式电传系统。还提供了100艘登陆舟艇，在这个前提下，埃及于1970年7月末开始正式进行渡河准备。据说，埃及如果没有渡河器材，第四次中东战争大概不会发生。同样，反坦克导弹也是1970年向埃及、叙利亚提供的。
这样，到1970年8月，在苏联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埃及完成了萨姆-2、萨姆-3、23毫米四联装高炮(4门)组成的防空体系。1970年
9月，苏联又同时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在十月战争中发挥出技术性奇袭效果的萨姆—6防空导弹(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称，向埃及提供萨姆—6是在1972年)。至此，埃及完成了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部署。总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方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装备，如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和渡河器材等，大部分是1970年7-8月陆续装备起来的。在解决了武器装备的问题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不再象六天战争那样因部队训练不足而招致失败的问题。为此，埃军对各部队进行了扎扎实实的渡河训练，要塞攻击训练，坚守桥头阵地的步兵反坦克战斗训练，以及夜间战斗训练等。据英国出版的《1973年战略调查》称，埃及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进行渡河训练，在国内其他江河上实施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模拟渡河作战训练。另外，以色列军官说，苏联军人甚至帮助埃军制造了营一级的作战计划。当然，埃及人强烈地否定了这个说法。随着苏联深深地插手埃及军队，以及埃军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埃及军人要赶走苏联军人的情绪也逐渐高涨起来。埃军总司令沙兹利将军觉察到这种情绪，并成功地改善了埃军内部官兵之间多年来存在的不和关系。因此，埃军的士气迅速得到了提高。
在苏联大力和不断的武器援助下，阿以之间的力量对比，在1970年7-8月间发生了逆转，以色列陷入了困境。据说，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向美国提出了提供125架“鬼怪”式战斗机的要求，同时，以军统帅部开始考虑利用阿拉伯国家战争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向阿拉伯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并认为这样做可能是上策。法国一位军事记者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转折点——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计划，实际上是在1970年7-8月危机严重时制定的。
在苏伊士战线上，阿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之际，1970年8月7日，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停火90天的协定。在莫斯科的斡旋下，纳赛尔总统于7月23日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中东和平的方案，以色列也在
8月4日表示接受这个方案。双方同意停战的重要原因是在运河正面发生了美苏武力对抗的危机。
7月30日，以空军伏击12架米格飞机，击落了其中的5架。31日，苏联空军司令库塔霍夫飞往开罗，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并下令苏联飞行员撤出运河地区。在此期间，莫斯科作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决定。
第四节 在停战情况下加强军备和以色列采取遏制战略(1970年8月-1972年7月)
这两年，从停战到埃及发表驱逐苏联军事人员的声明，的确是动荡不定的时期。南面苏伊士战线的炮声静下来了，相反，东面的约旦与北面的戈兰高地却风狂浪急——接连不断地发生事端。1970年9月，“黑九月”所代表的阿拉伯游击队接二连三地劫持民航飞机；叙军直接插手约旦内战；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突然死去，11月13日，叙利亚发生军事政变，1971年5月13日，埃及发生政变；等等，中东完全陷入了台风的旋涡之中。在埃及发生的政变中，萨达特总统驱逐和逮捕了亲苏派的内阁成员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骨干，组成了新内阁。
5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代表团访问开罗。27日，两国签订了为期1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
70年8月停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表明两国在以色列接受从
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地区撤出的原则、埃及承认以色列国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可是，据英国的《1973年战略调查》称，由于埃及在9月违反停战协定，将萨姆防空导弹阵地向战线冻结区(运河西50公里内)推进，因此，连华盛顿也出现了重新研究中东政策的气氛。美国提出了埃以军队都从苏伊士运河后撤20公里的提案。萨达特总统在第二年
2月4日表示同意把该提案作为履行1967年11月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第一阶段。但是，以色列政府表示拒绝，它提出，在和平条约的具体方案明确以前，不可能作任何撤退。
在苏伊士运河正面，停战时，埃军有16个导弹阵地在运河以西30公里地域展开，到10月14日，有50个导弹阵地违反协定，部署到距运河50公里以内的地域，而且其中60％以上在距运河30公里以内地区展开。由于萨姆-3导弹的射程为40-48公里，所以，运河以东30公里的范围进入了导弹防空网的射程以内。使以色列感到棘手的另一种武器是203毫米加榴炮。包括这种武器在内，
8月停战前为700门，以后又增加了300门。这也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最早发现埃军导弹阵地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在协定签订以前就担心的情况，已在眼前出现了。对此，美国在开始时曾表示怀疑，但后来根据人造卫星的空中侦察，证实了埃及确实在冻结地区配置了导弹。这导致美国重新研究它的中东政策。
对于埃及违反停战协定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增加导弹阵地一事，以色列反复提出抗议达20多次，与此同时，一方面用混凝土加固巴列夫防线上的：正事，另一方面从美国获得了盼望已久的175毫米自行火炮。这种火炮可以对抗埃及的203毫米加榴炮，使以军的士气更加高涨。
175毫米自行火炮最大射程为32，500米，比203毫米加榴炮的29，250米远3，250米。如使用次口径弹，射程可一举达到54公里。在战场上持有优于敌人的武器，不仅会产牛物质的效果，而且还能影响到敌人的战斗意志。这使人想起一段历史：
当年(1939年)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同苏军隔河(哈拉哈河)交战，由于自己的火炮射程太近，而吃尽了苦头。以色列花费20亿以镑(占国防预算的1／3)构筑的巴列夫防线，于1971年春完成了用混凝土加固的作业。以色列不仅得到了175毫米自行火炮和180-200辆M-60型坦克，而且还在国内着手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这一切使以色列产生了一种安全感。但是副总参谋长以色列·塔尔对巴列夫防线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到1971年11月，以色列除为海军研制了“加布里埃尔”式导弹外，还研制了“约旦”式地地导弹和“卢兹”式空地导弹。以色列对阿拉伯采取遏制战略，试图从消耗战争中摆脱出来。
到1972年，以色列为了发展国内经济，采取了削减国防开支的措施，将1971年度的60亿以镑减少了7亿，同时，缓和了过重的兵役制度，将预备役每年集中训练的时间，从60天减为30天。
5月21日，国防部长达扬说：
“在1973年上半年以前，大概不会发生战争。”以军总参谋部估计，埃及虽从苏联得到了各种武器，但它正处于训练的高潮，从国际关系方面看，战争爆发的危机尚未成熟，埃军完全掌握、使用苏式武器大体还需要2-3年。以色列采取了埋头优先发展社会福利的政策。
第五节 埃及驱逐苏联人员后正式进行战争准备(1972年7月--1973年10月)
这一阶段，根据7月18日埃及发表的驱逐苏联人员的声明，苏联人陆续撤走之后，埃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准备。真正加快战争准备步伐是在1973年初，而实际着手制定第四次中东战争计划是1972年11月。1972年10月26日，伊斯梅尔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最高司令官，沙兹利将军就任总参谋长。萨达特总统定下了以现有武器装备进行有限战争的决心。
弄清驱逐苏联人员的原因和经过，对于深入研究、认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战争的特点是很重要的。据《1973年战略调查》称，驱逐1．9万名苏联人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拒绝了1972年夏向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的要求。据信，这一拒绝是根据1972年5月，莫斯科美苏首脑会谈中缔结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精神作出的。另外，
据1973年约翰·金奇所著《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一书称，萨达特总统曾对《新闻周刊》的编辑们说；
“我之所以作出指示让苏联人员撤走，是因为1972年6月1日向莫斯科提出了包括七项内容的质询书，而勃列日涅夫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萨达特又说：“因为苏联对质询书未作答复，直到6月15日仍无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三周以后，苏联大使告诉我，莫斯科有了回音。……该信第2页攻击海卡尔是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责任的人物。第3页也是反复地攻击海卡尔。我对此很气愤，决心当着苏联大使的面采取措施。我立即作出以下指示；
1． 从7月17日开始，在10天内撤走埃军中的全部苏联顾问，
2． 苏联的军事设施全部由埃及接管；
3． 苏联的军事装备卖给埃及或者从埃及撤走，
4． 所有埃及同苏联之间的交涉，只能在开罗进行。”
就这样，苏联顾问撤走了。但约翰·金奇的著作认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那么简单，就是在1973年2月2日举行的第三次勃列日涅夫——萨达特会谈，还显然讨论了苏联人员撤离埃及的问题。事实上，这一时期，苏联强调的主要是两点，即放弃行使武力以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这是它有关中东政策的首次重大修正。在1973年2月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莫斯科时，苏联申明它对中东奉行“不干予政策”。而埃及当然要从以和平谈判为目标的外交路线向武力解决的方向转变。它的这一征兆在1973年3月26日第一次显现出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的人民议会会议上宣布自己兼任总理。他说：“全面对抗局面已难以避免。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牺牲，准备军事行动。……要首先完成军事准备，其次在阿拉伯世界展开外交活动。”对于埃及将为解放西奈而战的豪言壮语，当时是没有人相信的。人们认为这是故技重演，是再次做给国内人民看的。1971年10月，当时埃及明明知道自己处于不能打仗的状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居然下达了夺回西奈的军事行动命令。这一次，在苏联顾问撤离的情况下，萨达特又表示要打仗了。对此，谁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埃及走向战争的道路是险峻而困难的，然而，埃及还是稳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
4月21-22日，在开罗召开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会议以后，
6月12日，萨达特总统说服了阿萨德总统，后者同意把战争目标限，定在收复失地的范围内。
8月5日，埃叙两国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以作战问题。最后，
9月12日，两国总统在开罗签署了协定。就这样，经数月协商的战争计划终于落实下来。
8月5日，埃及的阿布杜勒·拉齐夫·纳加尔少将，在大马士革同叙内务部长阿里·扎扎及军方领导人举行会谈，研究了“对以色列作战”问题。那么，这个作战计划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法国安德烈·博弗尔将军在十月战争结束后不久实地考察了阿方参战国，并写了文章登在法国三军机关报上。他的文章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文章说，伊斯梅尔将军于1972年10月被任命为阿拉伯联军总司令。从1973年初起，埃及开始加速战争准备。1973年9月12日，研究了苏伊士运河水流情况和月令等，确定于10月6日开战。埃方考虑初战以突然袭击和夜间进攻(有利于对付反击)为主。作战当然要埃、叙同时发起进攻。战争初期遇到的难题是，南面要渡过苏伊士运河，北面要突破戈兰高地的防坦克壕。·外，在进攻开始时刻(H时)
的选定上，埃叙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埃及希望在日没前开始，这样便于尽快地利用夜间作战；叙利亚希望清晨开始，这样可以背着太阳战斗。可是，为了达成突然性，南北两面又必须同时开始进攻。最后不得已，把进攻开始时刻规定为14时。这一时刻是10月3日伊斯梅尔将军在大马士革同叙协商后确定的。其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叙军在初战时吃了亏，损失了大量坦克。
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对以色列的作战“必须在地区上有所限制，在时间上尽可能拖长，以便迫使以色列消耗它的国力、兵力”。另外，还重视防止以军利用机动作战，在关键性战斗中快速取胜。为此，阿方采取的一般性措施是，保证防御的韧性，即利用现代武器实施纵深梯次配置，构成多道防线，尽可能长时间地灵活运用自己的防御能力；必须避免采取准备不足的机动作战。从上述观点出发，需要把作战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南北同时实施总攻，在叙利亚战线还要投入飞机作战；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于埃及战线，如果可能要进至西奈半岛的鞍部；
第三阶段，作战重点放在西奈战线。
根据这一基本设想，伊斯梅尔将军指挥的西奈正面作战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渡河和建立桥头阵地；第二阶段为前出至米特拉、吉迪、哈特米亚山隘一线，完全控制米特拉山隘，对吉迪山隘则尽可能夺取之。埃及最重视的是第一阶段作战，他们依据苏军教范制定的渡河作战计划，几年来不断地进行演习。他们认为第一阶段作战的重要性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相比。
埃军的整个作战计划贯穿两个思想：不重蹈六天战争覆辙的思想，根据埃军特点进行战斗的思想。事实上：，埃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重视的事项是：1．先发制人的进攻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不拉长战线和补给线，2．避免同以空军进行空战，用防空导弹掩护地面部队；3．装甲部队前进时，先要把导弹向前推进；4．为保护政府的信誉，发表战报时不夸大战果。所有这些都来自六天战争的痛苦体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对空防护方面，强调慎之又慎。其次是沙兹利将军的堪称阿拉伯式战法的“绞肉机式的战斗”。这种战斗遭受的损失虽然大，但却是一种稳妥的战法，
毋宁说具有较多的阵地战因素。这也是六天战争时根据苏军的军事原则指挥作战，遭到惨败后得到的宝贵教训。有了这些宝贵的教训，也才有符合民族特性的战法。这种绞肉机式的战斗，据说是沙兹利将军惯用的战法。沙兹利将军参加过历次阿以战争。特别是在六天战争中，他担任特别装甲师师长，指挥部队向内格夫沙漠挺进，在西奈半岛东部的“纳哈尔”村，被沙龙将军(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指挥以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师长)切断后路，体验了溃败的痛苦和教训。从这种体验中，他总结出不拉长后勤供应线的全线防御式的机动较少的稳扎稳打的作战形式。沙兹利将军这次以总参谋长的身份，第四次登上了战争舞台。
下面，谈谈叙军的作战计划。叙军直接作战目的是，从戈兰高地打退以军，控制以军可能选择的反攻道路，并造成威胁以色列北加利利地区的态势。为应付不利情况，叙军构筑了决战阵地，以便部队撤至库奈特腊东北12公里处的开战前的防御阵地，并在它的东北15-16公里的萨萨以北还准备了纵深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阵地。航空兵运用的基本设想是在开战前负责掩护地面部队的空域，战斗打响后，这个任务由防空导弹部队负责，航空兵则在地面部队的侧翼作战。
阿方按照上述作战设想进行了具体的准备。我们从阿军运用六天战争的经验教训方面来看，可以说阿军采取的战略是：用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的量的优势，对付以军的传统的军事力量——空军和装甲部队—的质的优势，用使以色列动员兵力来不及发挥作用的突然袭击手段，对付以色列的动员能力。
阿军为使开战时的突然袭击成功，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了各种策略与措施。但是，使阿方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的，难道只是阿方荫蔽进攻企图的措施和采取的欺骗行动吗?另外，叙军在戈兰高地突击深度浅而损失较大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