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东的战略结构与特点
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意味着中东的支配权已从过去的英、法手中转到美、苏手中。1967年6月爆发的六天战争，使苏联1955年以来推行的中东扩张政策遭到暂时挫折，为此苏联不得不重新调整它在这个地区的政策。1968年，美国鉴于苏联在中东处于有利的态势，着手重新研究中东政策。1968年9月起，埃及对以色列发动了消耗战争。到1970年，这场消耗战争甚至发展到在苏伊士运河方向上呈现出美、苏对抗的迹象。同年8月，埃、以双方接受了罗杰斯和平提案，达成了停火90天的协议。
70年代的中东战略结构，从1956年以后的美国对以色列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这种简单的结构，逐渐演变为不断变动、错综复杂的结构。资源民族主义与石油资源危机论相结合，导致一种新的形势出现：不得不给阿拉伯产油国以不同于过去阿拉伯国家的地位。以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为中心的中东问题，与石油危机交织在一起，这就是70年代战略结构的特点。
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略结构中，有三种明确的局面可以作为对爆发战争的制约力或者推动力而起作用。
第一种局面是美国对以色列和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局面。这里的阿拉伯国家指的是以色列的第一线毗邻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和苏联制约或者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力量，是以美苏间的核遏制力为基础的，它们本质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在相互对抗着。这就是说，美、苏两国根据自己在中东的基本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发挥着作为中东战争爆发的制约力或者推动力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制约力是指对制止战争爆发起作用的第三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各种活动。
譬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就曾明确表示，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是要以色列强大到能够威胁、压迫邻国。
此外，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哈罗德·切斯在题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军事侧面》一文中也曾提到，美国为实现对中东的长远目标，需要实行包括有继续对以色列进行高水平军事援助内容在内的短期政策，以便创造一种环境，使得确保石油资源和阻止苏联向中东扩张等长远目标能够实现。
苏联的中东政策又是什么样的呢?苏联的中东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大量的军援和经援来恢复阿拉伯国家对苏联中东政策——这个政策曾因六天战争而受挫——的信任，驱走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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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作为阿拉伯国家唯一盟友和支持者的地位，使阿拉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苏联并不支持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的观点，而继续主张中东地区的冲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1971年5月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贯彻了这一政治解决的原则。苏联没有给逐步走上武力解决道路的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这成为1972年7月苏联不得不从埃及撤走军事顾问的原因。人们对苏联的指责——“苏联的中东政策是为了避免同美国对抗”，“苏联采取了阻止阿以战争爆发的立场”，“苏联的行为是自私自利的”——由此而得到了证实。可以说，1972年的美、苏中东政策起到了阻止中东战争爆发的作用。埃及虽然有武力解决的意志，然而却没有遂行战争的能力，尤其是没有进攻性武器。这就是1972年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情况。
然而，1973年4月，苏联接受了埃及的要求，将“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运到了埃及。这种导弹可以说是一种决战武器，一种埃及一旦掌握就要下决心开战的武器。这时，埃及有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意志和能力，以后只剩下创造开战的条件和开战两件事要做了。苏联为什么在1972年拒绝向埃及提供进攻性武器，而在1973年又同意提供呢?这一点与越南战争和谈等问题有关，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第二种局面是本项的主要局面，是以色列对埃及的局面。这种局面是遏制力起作用的局面。遏制力只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具有，反过来并不成立。六天战争后深信自己战无不胜的以色列也不允许它成立。另外，埃及即使要求具有对以色列的遏制力，苏联也不会答应。
1973年初，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对埃及和以色列作战能力的判断为1比2，以色列占优势。但是这1比2的静态的作战能力要化为战场上实际的作战能力还需要许多条件。同时，以色列的遏制力核心是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反击力，作战能力的发挥也还有发布动员令后的48至72小时间隙。可以说，以色列的反击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这个作战能力发挥上的时间间隙潜藏着遏制失灵的危险性。而且，这种遏制力的特点是，其强弱为美苏的援助所左右。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如果能确认开战时有达成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那末，所剩下的就只是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了。这场战争末期指导下的一张王牌是采用石油战略。
阿拉伯国家通过采用石油战略，向美国施加压力，控制以色列对战争的指导，特别是控制以色列对战争末期的指导。实际上，阿拉伯国家采用的石油战略和美国发出的三级戒备状态[①
美国的军事戒备共分五级：五级——军队不处于战备状态，部队没有充分训练；四级——正常的和平环境，部队有训练；三级———部队整装待命，取消一切休假；二级——部队准备战斗；一级——部队进行战斗部署。——译者注]，作为遏制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力量，对以色列发生了作用。但证实这一事实的资料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第三种局面是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美国对以色列相互制约的局面。这是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将美国置于其间，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制约力通过美国发生作用的局面。实际上，埃及所进行的要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战斗机的外交活动也包括在其中。此外，在阿拉伯国家对苏联、苏联对以色列、以色列对苏联、苏联对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的推动力或者制约力也在通过苏联发生作用；不过这要比美国的弱。第三种局面具有补充第一和第二种局面的性质。
二、以色列的遏制战略
(一)从对付消耗战争到转向重视遏制战略
以色列推行的国家安全政策，一直是以本·古里安总理提出的安全理论为准绳的。这种安全理论是什么呢?据埃方的资料称，有以下四点：
1． 安全边界和保卫完整的边界；
2． 依靠军事上的优势遏制侵略，一旦遏制失灵，便实施反击，
3． 为谋求国家利益，同大国加强合作，
4． 分裂、削弱阿拉伯世界。
这四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三点也见诸于以方的资料。
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在一篇题为《有能力保卫边界》的文章中说，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战争和遏制一旦失灵时采取有效的对抗行动。这种重视遏制战略的趋向是何时出现的呢?可以认为，这是从1970年8月同埃及达成停火90天协议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以色列陷入了埃及于1968年9月发动的消耗战争之中，人力、物力的损失使国家经济濒于崩溃，这种情况使以色列认识到必须摈弃消极被动的应付战略，转而采取对阿拉伯国家进行遏制的战略。1971—1972年，以色列一方面宣传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一方面集中力量重建国内经济。
以色列转而重视遏制战略的动因是基于“遏制的代价小”这一理由。可以认为以色列是由于国内的和经济的原因才强调遏制战略的。
(二)遏制战略的设想
以色列曾设想，应该遏制的主要威胁是阿拉伯国家的全面战争。
1973年年初，以军总参谋长判断，零星发生的事件和消耗战争的可能性小，遏制的对象仍然是主要敌人埃军，如果能遏制埃军发动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就不会单独轻举妄动。
那末，具体的遏制的基本设想是什么呢?通过综合一些零星资料，可作如下分析判断，即在短期内，加强对危险地区的防御，在军事上保持快速反应的态势，严密警戒边界，随时击退侵略，以此使阿拉伯国家打消侵略的念头，长期内，一旦遏制失灵，便采取对抗行动，以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使阿拉伯国家丧失继续战斗的意志。
(三)遏制成立的条件
以军统帅部所设想的遏制成立的条件，仅从资料看有以下两条，而且这两条都是一厢情愿的、乐观的。第一个条件是，埃军渡过苏伊土运河发动进攻时，在其建立桥头阵地的初期阶段，就会被以军的快速反击所粉碎，因此，埃军是不会冒这个危险而发动战争的。第二个条件是，如果埃军因前面所说的理由不发动战争，那末叙利亚也不会单独轻举妄动。十月战争证明，以色列所设想的遏制成立的条件是一厢情愿的，是不全面的。
通过上述遏制成立的条件，可推断出以军所设想的使用常规力量的遏制行动，其重点在于通过快速反击手段消灭入侵军队的先头部队。这与核遏制理论所论述的摧毁遂行战争的基地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因此，以色列所谓的遏制力，简言之就是战争初期挫败敌之进攻的能力，其核心是空军和装甲部队。这种遏制力要发挥实际作用，还需要警报，阻止、动员和反击等各种能力有机地运转起来。危机发生时，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对抗能力也就是遏制力。遏制力发挥作用的时间程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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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情报部判断，它能在敌人发动战争的24小时前发出警报。作战部对此寄于期望，把这作为发布动员令的基础。阻击由部署在停火线上的部队和空军担任。动员令发布后48—72小时，动员的兵力可在第一线发挥作用。如果同时实施总动员，全军兵力可达37．5万人。作为反击力量，在西奈战线有担任阻击的1个旅和担任机动打击的2至
3个旅，这些部队可在H时(战争爆发的时间)后24—48小时实施反击；在戈兰战线，可在H时后48小时使用动员的兵力实施反击。另外，战争爆发前，以方估计阿方10月7日发动战争，并据此拟定了作战计划。
总之，以色列的遏制力即是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反击力。使用这种反击力的前提是动员，而发布动员令又依据在此之前发出的战争警报。警报是行使遏制力的起点。那末这警报又是以什么为依据，这种依据是否能成为行使遏制力的依据呢?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阿拉伯的反遏制战略
1975年10月，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在阿方于开罗大学召开的十月战争讨论会上发表了文章。据他的文章说，埃及在十月战争中的战略
大致由以下内容构成。
(一)制定总战略
有鉴于六天战争的失败，埃及在十月战争前将重点放在了拟定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总战略上。对于六天战争的教训乃至失败原因——这也是制定总战略的根据——举出了以下几点：
1． 政治目标与军事能力，既不均衡又不协调；
2． 由于突然决定进行战争，所以军队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3． 军队在不了解应达成的军事战略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实施了集结；
4． 国际舆论对埃及不利；
5． 战争爆发时，政府与军队不协调。
以上几点教训作为拟定反以色列战争总战略的借鉴，在十月战争中反映出来。这个总战略的目标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 通过政治上的努力，创造一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国际环境；
2． 一旦决定开战，就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开战24小时内要确立绝对优势地位；
3． 开战后，开展支援军事行动和灵活运用战果的政策。
(二)政治战略
萨达特在其自传中称，他就任总统是1970年10月16日。当时，埃及面临的困难是军事上失败造成的创伤，濒于崩溃的经济，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上的孤立。在外交关系上，也仅限于同苏联一家保持往来。然而，战争爆发的1973年，形势为之一变，这是战前萨达特总统在国际上开展积极外交的成果。1973年5月，萨达特总统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促使会议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同时，在以色列人杀害3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事件中，萨达特总统又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结果会上以14票对1票通过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1973年9月，萨达特总统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说：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希望战争。只要阿拉伯国家拒绝
无条件投降，以色列就不会满足。因此，不结盟国家对加强战备决不能松懈。”萨达特总统的讲话几乎得到所有与会国家的支持。这样，从1973年1月至9月，萨达特总统旨在创造一种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在发动进攻的三个星期以前，他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支持。
在对美关系上，埃及已经了解到基辛格的态度——“只要埃及处于败者和以色列处于胜者的地位，美国就不会为援助埃及做点什么，尽管这是令人遗憾的。”在对苏关系方面，尽管1972年7月埃及采取了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措施，但在那以后的1973年4月，苏联还是向埃及提供了“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发动战争的时机正在成熟。
1973年中东的战略结构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100多个国家支持埃及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美苏两国的中东政策，毋宁说是作为战争的推动力发生了作用。问题是以色列如何评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它的遏制力所产生的影响。
(三)军事战略
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埃及制定的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如下。萨拉特总统始终强调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手段，在战争爆发后24小时内确立绝对优势地位，他命令总参谋部以此为拟定作战计划的基础。
1． 决定先发制人，诉诸武力；
2． 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必须突破边境；
3． 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欺骗敌人的情报机构，达成战争的突然性；
4． 削弱敌人的强点，利用敌人的弱点。
其措施为：
1． 阿拉伯国家要先敌发动进攻，而不使敌先我发动进攻；
2． 使用空军和防空导弹削弱以色列空军：
3． 渡河时通过炮火支援削弱敌实施反击的装甲部队；
4． 阻击敌增援部队，干扰敌通信联络。
根据这种军事战略和萨达特总统的“初战制胜者必然赢得战争”的信念，阿拉伯国家把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作为发动战争的首要条件。而且，阿拉伯国家抓住了以色列遏制战略的弱点——以色列在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很难发挥它的作战能力，并从以色列的遏制力的时间间隙上看到了达成突然性的条件。因此可以说阿方达成突然性的策略主要在于使敌人“错误判断我开战企图”，错过发出警报乃至动员命令的时机，使以军的遏制力在时间上出现间隙。同时，阿方还需要创造一种形势，使以色列即使发现了埃及的开战企图，也无法在时间上、心理上、政治上采取免遭突然袭击的措施——出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措施。开战前，埃及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已足以给实施先发制人进攻的以色列冠以“侵略”罪名。在军事上，采取了以防空导弹使以军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不能得逞的措施。
“我方施以突然袭击，而且使对手无法避免突然袭击”，这是阿拉伯国家反遏制战略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