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遏制战争的观点观察互相敌对的国家的开战经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战争决心——放弃和平手段，决定诉诸武力——意味着遏制的潜在性失灵，开战决心意味着遏制的决定性失灵。这个开战决心是遏制的临界点。而且可以说，建筑在开战决心基础上的开战意味着遏制显然已经失灵。
一、决心使用现有武器装备打一场有限战争(1972年10月26日)
1971年应该说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有关国家将被迫作出选择：要么和平，要么战争。然而，由于1971年12月8日印巴战争爆发，埃及未能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因此决定性的1971年也就无所事事地过去了。1972年5月22日召开的美苏首脑会谈决定中东问题维持现状。1972年7月，埃及采取了驱逐苏联人的措施。
要武力解决中东问题，应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萨达特总统同军界首脑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陆军总司令萨迪克主张同以色列打一场全面战争，把战争推迟到埃空军力量能同以色列空军力量对抗时进行，企图一旦战争时机成熟，一举收复所有失地；而萨达特总统主张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他认为哪怕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能收复1英寸土地，埃及就能在外交上、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总统在吉萨总统官邸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会议从下午9时一直开到深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萨达特总统强烈主张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10月26日，萨达特总统解除了萨迪克将军的职务，任命沙兹利为总参谋长，任命伊斯梅尔为国防部长兼总司令。就这样，终于作出了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的决定，人事调整也已完成，以后战备的步伐加快了。
埃及决心发动战争的国内原因是，自从六天战争以后，由于要维持全面动员态势，国内经济陷入了窘境。当时，人民生活困难，每天连饭都吃不饱，萨达特政权不稳。1972年1月25日，在开罗发生了反政府暴动，这是促使萨达特总统决心采用武力手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原因是，由于美苏首脑会谈决定中东问题维持现状，依靠美苏解决问题希望落了空，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越拖越对阿拉伯国家不利，如果错过机会，那就再也不能进行战争了。为此，埃及驱逐了苏联人，而倒向美国。1972年7月18日，埃及在驱逐苏联人的同时，得到了美国自1967年以来就中断了的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为1．046亿美元。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1972年是超级大国围绕着中东其中特别是埃及和围绕着东南亚其中特别是越南进行政治交易的一年。从1973年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看，如果阿拉伯国家仍然不能摆脱六天战争的失败状态，那末它就不可能让以色列履行联合国242号决议。这是萨达特总统决心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美国为了体面地从越南撤军，并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创造一次机会，也希望发生一场使阿拉伯国家处于有利地位的战争，这种推论也是成立的。
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又怎样呢?1972年以色列有两大失策：一是对战争威胁作出了错误判断，二是根据这种判断削减了军备。以军当局发现1972年7月苏联人从埃及撤走后便认为，埃军的作战能力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了。对苏联向叙利亚提供萨姆—3防空导弹、坦克等武器则认为，那仅仅是补给，不意味叙利亚的军备有了实质性增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以色列削减了边防部队，缩短了士兵服役期限，减少了国防预算，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以色列在
1972年放慢国防建设步伐时采取的战略是遏制战略。“遏制代价小”。据说这就是以色列采取遏制战略的理由。由此可见，遏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采取遏制战略的动机。以色列认为埃及在忙于解决国内问题，因而从加强国防转向了注重经济建设。
总之，1972年10月埃及决定发动有限战争时，以色列的遏制力并未发挥任何作用。埃及一向认为以色列的遏制力不过是一种威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遏制成功与否本质上取决于被遏制一方的认识
如何。以色列采取削减边防部队等行动，从关心国外问题转向关心国内问题，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进行一场短期的、目标有限的战争的可能性。
二、五月战争的推迟(1973年5月17日)
据判断，五月危机的情况是，阿拉伯国家企图发动战争的情况事前已被以色列察觉到，以色列下达了动员令，采取了遏制行动，为此阿拉伯国家不得不推迟战争。可以认为，这是遏制成功的典型例子。
1972年11月，埃及着手拟定作战计划。1973年1月，阿拉伯国家召开军事会议，协调如何对以色列作战和政治行动等问题。
2月，萨达特总统命令总参谋部研究开战时机，并指示在开战后24小时内要确立绝对优势。关于开战时机，总参谋部提出了三个方案：
5月、9月，
10月。同年2月，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访问了叙利亚，埃、叙两国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之后，伊斯梅尔又访问了莫斯科，要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同年3月，哈菲茨·伊斯梅尔特使访问了华盛顿，要求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但遭到拒绝。为此，萨达特总统决定发动五月战争，并急于完成作战计划。在此之前，1月，萨达特总统已命令总参谋长沙兹利拟定渡河作战计划和其他作战计划。
3月，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开罗。
4月，“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运到埃及。西方军事界认为，这种导弹是进攻性武器，是促使埃及开战的关键，埃及一旦获得这种武器，阿拉伯国家必然要发动进攻。
5月1日，萨达特总统在亚历山大港发表演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不仅仅满足于收复失地，而且还要结束23年来以色列的狂妄姿态。为此，我们准备付出100万人的牺牲。”看来，战争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
另一方面，1972年12月新上任的以色列情报部长泽拉，于1973年
4月16日提出了一份形势报告。报告称，有明显迹象表明埃及将在5月发动战争。当时以色列获得的迹象是，埃及对民防人员进行了动员，正在召募献血人员，已宣布实行灯火管制，采取了保护桥梁措施，沿运河西岸一线修建了65个坦克开上堤坝的斜坡道。在运河西岸沙堤上开避了通道，等等。然而，后来情报部长泽拉又提出了另一份形势报告，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小了，因为埃及对以军空袭叙利亚毫无反应，萨达特走到战争边缘后再次退了回去。可是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根据苏伊士战线上的紧张局势，不同意情报部长的这个判断。他为了对付紧急事态，发布了局部动员令。动员的部队于5月15日在耶路撒冷集中，参加国庆阅兵式后，便奔赴戈兰前线和西奈前线。那末，埃军首脑如何对付这种情况呢?他们接受了以色列的警告——“埃军如果渡河，必将全军覆没。”5月17日，萨达特总统决定将五月战争推迟到9—10月，宣传上说是“因为美苏首脑会谈将于5月举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而推迟了战争”，但以色列前外交官海西·卡尔梅尔认为，“是以色列5月份的动员迫使萨达特推迟了战争”。萨达特总统本人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一会儿说“曾计划发动五月战争”，一会儿又说“五月战争是掩护十月战争的欺骗行动”。
但是，可以认为，确是因为以色列发布了动员令，加强了边境防备，埃及判断已无法达成战争的突然性，才推迟了战争。实际上，在以军的首脑人物中就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五月的动员遏制了阿拉伯人即将发动的战争。”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就是其中的一人。
五月危机对以色列人民和总参谋部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这次局部动员，以色列蒙受了1，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局部动员也空忙了一场。人民谴责说，下达动员令是轻率的举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不同意情报部长泽拉的判断，并且发布动员令的人——站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立场上。这就导致后来对动员令的发布变得十分小心谨慎起来。另外，这件事还证明情报部长泽拉作出的埃及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就加深了人们对情报部长泽拉的形势判断的信赖，反过来说，在10月份却引来了相反的结果。
三，十月战争的开战决心(1973年10月2日)
一个国家主动地考虑开战问题时，总是力求达成突然袭击。开战决心对突然袭击成功与否的依赖程度，因作战能力上的差距、交战时机、对方反应的速度不同而异。正如《萨达特自传》所叙述的那样，十月战争时，在开战后24小时内确立绝对优势，这是决心开战的必不可
少的条件。由于作战能力上存在差距，以及开战后需立即实施渡河作战，有这样一些困难摆在面前，所以更需要这样。
这次突然袭击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使以色列在开战后24小时内无法发挥它的作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以色列错过发布动员令的时机。10月2日夜，萨达特总统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最后决定D日(开战日)为6日。所以在10月2日这一天决定D日，事情决非偶然。因为阿拉伯国家估计，即使以色列10月2日发现了阿方要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并且为此而发布了动员令，但要在西奈方向集中10-11个旅的兵力实施反击，至少也得需要5—7天，这样，抢渡苏伊士运河就有了成功的把握。《萨达特自传》证实了上面这个情况。萨达特在《自传》里写道，他自己在10月2日夜的军事会议上说：“以色列发现我们的动向了吗?戈南将军虽然视察了前线，但并没有变更他们的部署。”沙兹利将军也在会上说：“我们抢先了一步。以色列即使2日晚察觉了我们的企图，到我们开始进攻时，它也完不成动员工作。”而且，在第二天即10月3日，又决定进攻发起时刻(H时)为14时零5分。
3日16时，萨达特总统说：“以色列即使已经开始动员部队，也为时已晚。”到这时，萨达特总统更加坚信突然袭击成功的可能性了。可以认为，在这句话的背后有着这样的判断：以色列即使在3日以后察觉到阿拉伯国家开战的企图，它也无法使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已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具有依靠防空导弹阻止以空军攻击的能力。
10月3日，埃及采取了欺骗措施，如解散部分9月份动员的兵力，并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4日，苏联人开始从埃、叙两国撤离家属。
5日，向苏联通告了开战的决定。阿方前线指挥员受领进攻命令的时间是：埃军师为8时，叙军营长为7时，埃、叙两军第一线排长为开战前1小时。
当阿拉伯国家决心开战时，以色列对形势又是如何判断，并采取了什么对策呢?9月24日，北部军区司令霍菲提交了一份戈兰战线形势危机的报告：叙军展开了3个师的兵力、670辆坦克和100个炮兵连。
9月26日，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视察了戈兰战线，并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第7装甲旅的阵地部署，加强警戒，敷设地雷，动员部转入工作，取消军人休假等。
9月26日，以军在西奈战线获取了以下迹象：埃军已将炮兵阵地向前方地域推进，萨姆防空导弹部队重新进入阵地，排除了运河地区的地雷场(70处)和运河中的水雷，在架桥地域进行了土工作业，在沙垒上开辟通道，封闭过去的通道等等。
9月30日，南部军区司令部命令所属部队加强戒备态势，并采取了检查动员系统、取消休假等措施。
10月2日，南部军区司令戈南视察了运河前线，指示部队加强戒备态势，并请求上级批准采取预防措施。但上级只同意他们增加警戒人员，进行迎战准备和预备渡河到西岸作战的架桥器材，对其他要求则未予采纳。这种预防措施的内容是不明确的。它未被批准的理由，以及10月6日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全面动员的要求也遭拒绝的理由，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课题。
在阿拉伯国家决心开战的10月2日这一天，以色列政府和军队首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袭击列车事件[①
指1973年9月29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运送犹太移民的列车的事件。——译者注]及其处置上去了。10月3日，刚回国的梅厄总理、阿隆副总理、达扬国防部长、加利利不管部长、埃拉扎尔总参谋长和沙莱夫情报部主任(泽拉情报部长因病缺席)集聚一堂，召开内阁会议。会上，他们集中讨论了阿拉伯领导人发动战争的企图问题，时间达2个小时。
总理问情报部主任：“在目前的态势下，阿拉伯国家能发动进攻吗?”情报部主任回答说：“有可能。”但情报部的判断是，“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在坐的埃拉扎尔总参谋长也同意情报部的判断。会议作出了以下结论；“埃及沿边界集结兵力并不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4日傍晚，泽拉情报部长向总参谋长报告了苏联人从埃、叙两国撤离家属的情况，随着否定原来判断的情报不断报来，他
有些疑惑不解了。 5日晨，总参谋长发出了进入“C”级即最高级戒备状态的命令，动员中心开始转入工作状态，“摩萨德”[①
希伯莱语缩略语，意为“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译者]谍报部长飞往海外，紧急军事首脑会议也同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达扬、埃拉扎尔和泽拉。会上，泽拉部长汇报说，估计苏联已经知道阿拉伯国家即将发动进攻，由于担心以色列予以反击，所以才命令撤离家属，情报部的判断是，“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0月5日傍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达扬、巴列夫、佩雷斯、加利利、埃拉扎尔和泽拉。在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边看着边境附近兵力展开的航空照片，一边进行着讨论。
埃拉扎尔：“阿拉伯国家这样展开兵力既可认为是为了进攻，也可认为是为了防御。”
泽拉：“但是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重复三次)
内阁成员：“希望维持‘C’级戒备状态。”
巴列夫：“我军坦克部队是如何展开的?”
埃拉扎尔；“北线展开200辆，南线展开300辆。”[②布动员令前可投入作战的坦克，北线为186辆，南线仅100辆。——作者]
加利利；“佩雷斯运输部长，你是如何考虑的?”
佩雷斯：“看样子好像要打仗。”
四、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以色列所采取的对策
10月6日晨，以色列判明了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的企图。凌晨4时，情报部长泽拉接到了可信赖的“摩萨德”谍报部长打来的电话。电话说，他们获得一份情报，“今天傍晚，阿拉伯国家必定从两个方向发动进攻。”4时30分，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副总参谋长塔尔在总参谋部召开会议。根据谍报部送来的关于日没时分阿拉伯国家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判断，预料阿拉伯国家可能于下午6时发动进攻。于是，这个时间立即成为决定性时刻。会上，总参谋长打电话询问空军司令本纳明·佩莱德：“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需要多少准备时间?”空军司令回答说：“如果你现在命令我进攻，我可以在上午
11时以前准备完毕。”5时，埃拉扎尔、塔尔和本纳明·佩莱德将军在一起研究了对策；并发出了以下命令：①前线和后方的兵力动员要领，②开始民防活动，疏散戈兰高地—上的“基布兹”[①
以包列农业合作组织。——译者]①居民。 5时30分，又向各军区司令和海、空军司令发出了作好先发制人进攻准备的命令。
下面记录的是在战争必将爆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领导人和军界首脑就作战问题而进行的争论。
6日5时50分，总参谋长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提出了如下要求：
总参谋长：请求进行全面动员，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国防部长：“我不同意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话题转入动员问题)
“初期，在北线可动员1个旅。”(最后同意在南北两条战线各动员1个师)
总参谋长：“为迅速发动进攻，必须全面动员作战部队”。
国防部长：“为了全面防御，我反对全面动员。”
总参谋长：“适时地发动反击是防御的最重要的职能，防御与反击难以区分。”
国防部长：“那就提交总理裁决吧。我请求总理动员5万人。”
总参谋长：“务必请总理进行全面动员。”(全面动员为37．5万人)
国防部长：“关于进行全面动员和先发制人的进攻等问题，那就请总理裁决吧!”
6日7时15分，在总参谋部会议上(北部军区和南部军区司令出席了会议)：
总参谋长：“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等待阿拉伯国家打第一枪，然后
我们实施反击。”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二：1．初期阶段是阻击作战。全
军要保持能以最快速度实施反击的态势。部队要立即机动，以便能在两天内建立反击态势。2．反复说明有关进攻与防御计划的要点。
南部军区司令戈南(给南部军区指挥所打电话)：“不要调动部队，以免埃军产生疑虑，扩大事态。据判断，阿拉伯国家于今天下午6时发动进攻，因此，下午5时前，要根据‘什代赫·约尼姆’行动计划转入防御态势。”
6日8时，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达扬、加利利、埃拉扎尔、泽拉、舒尔、巴列夫和夏皮罗。
总参谋长： “请总理务必下令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进行全面动员。”
国防部长对着总理； “如果你接受他的建议，我既不屈从，也不辞职，你会明白，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全面动员是徒劳无益的，”
总理： “动员限于10万人。不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
司法部长夏皮罗问达扬； “如果敌人在今晚6时以前进攻怎么办呢?”
国防部长：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次会议上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工商部长巴列夫： “战争不可能在今晚6时爆发，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国防部长： “不，肯定在下午6时爆发。”
雷奥拉准将打破了讨论的僵局，说：“实际上，现在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1973年10月初，阿、以双方陆海空三军兵力如下表；
209-211页：开战时阿、以双方空军兵力表(1973年10月6日)阿、以双方陆海军兵力表(197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