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军干部学校记事》1974年10月-1975年 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作者注]
如同世事有荣枯盛衰，风有顺风逆风一样，战争中有速胜险胜，也有令人沮丧的失败。1973年10月6日14时突然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经过18天的导弹和步兵的激烈交战，在10月23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再次要求阿以双方立即停火的339号决议之后，终于在
10月24日7时结束了。
对于这场战争，被国际公认为战略分析权威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1974年5月10日出版的年刊《1973年战略调查》中，是这样评论的：“1973年是在核保护伞下发生大动乱的一年，也是朝着将来增长不安的一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以色列曾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获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后来又被迫从西奈半岛撤退。对于有过
上述经历的以色列来说，这次战争是第二次考验。
如今，第四次中东战争已从当时被人们作为新闻报道的战争，变为被人们当作战史研究对象的战争，一些客观的、准确性较高的资料也逐渐公布出来。但如果要研究这次战争，还会碰到带着什么问题、以什么观点来认识这次战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反映出来。毫无例外，第四次中东战争也是发生于现代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仅仅是交战当事国的问题而进行考察，那就容易忽略现代战争的特点和中东战争的本质。
对于象这次战争这样，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直接导致战争目的实现的战争来说，研究其国际政治背景、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所处时代的特点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潜在的因素在现实战争中起着什么作用呢?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找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
本稿将这次战争看作是美苏对抗的第二个回合和六天战争的继续，从总的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这个期间的因果和原委。在作战方面，拟追溯一下作战的真相，主要是以军打开初战的艰难局面后，渡河进攻作战使局势发生逆转的情况。那末，在现实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结构中，这种潜流和真相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德军的冯·吉克托将军，在1928年撰写的《军人的本质》一书中说：“只有经过我们的摄取、消化和将那些取自每个事例的、永恒的、重要的东西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来源于战史研究的知识才具有活的，实际的价值。然而，这种才能未必每人都能具备。”诚如这位先哲在这里所一语道破的，这条道路是因人而异的。知——思——行这条由知识转为能力的道路，何其漫漫兮。
一，二、三(从略)——作者
四，综合考察
德维曾经说过：“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如他所说，战争应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加以研究。而且，如果不以整个历史和战史的广泛知识为基础对其考察，就容易陷入陷阱。
第四次中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系统地就某个问题进行客观的、
具体的考察和总结，必须留待今后。但是，战场上的人员素质、作战理论和作战原则不同于作战样式，它们具有不易变化的特点。所以，即使在今天，也能够对一些问题进行考察，这在前面已经有所叙述。但是，今天的历史告诉并要求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一步步研究、发展适合日本民族、国家和现代战争的日本式作战方式，而不应该只是追求那些可立见成效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次战争具有从战史的侧面对本命题进行基础研究的一环的作用。根据这一观点，我想一面抓住现代战争的特点，一面主要就这次战争中埃以两军的潜在性因素进行一些考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和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
1．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特点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在14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半的真理。虽然全面核战争在今天已不可能是政治的继续，但这句名言对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仍具有现实意义。倒是象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所表明的那样，一面在避免和遏制全面战争，一面又视战争为国际政治结构中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仍将其作为政治的继续，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更为切合实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均在国际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四次中东战争也不例外。拿破仑曾经说过：中东地区是世界的关键。中东地区是三大洲的连接处，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各种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地方。正如约翰·金奇所说，巴勒斯坦问题之难于解决，同犹太人没有关系，同阿拉伯人也没有关系。说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大国手里，一点也不过吩。
下面，考察一下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收复因六天战争被占领的领土，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利，是这次战争的目的，而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美苏的缓和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是这次战争爆
发的根源和最大因素，其他都可以视作动因。另外，导致战争爆发还有下述三个原因；第一是1970年8月埃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及其挫折，第二是1972年1月开罗发生的反政府暴动，可以说这次暴动是使萨达特总统决心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第三是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人提高了阿拉伯人的土气和加速了发动战争的进程。
在这次战争中，不用说规定战争样式的编制装备，就连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大国那一套。而且，战争指导，特别是前进的界限和末期指导，都是受大国的武器弹药的补充情况和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国军队的动向等这些外界因素制约的。似乎可以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在同时打一个战争，战争的主宰者最初是阿以两方，后来是美苏两家。这次战争的性质既不单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完全是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性质。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感情上与代理人战争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认为，在这里，阿以的区域战略和美苏的世界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抽去这个双重结构，便不能理解这次战争结束后所发生的塞浦路斯纠纷、葡萄牙政变，苏伊土运河重新开放以及石油战略给世界经济造成混乱等问题。例如，由于受葡萄牙政变的影响，美国今后恐怕很难能继续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对以色列进行紧急支援时所使用过的北约成员国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
现代战争不纯粹是军事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的战争。现代战争的特点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现代战争又具有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军事上的特点。这就是中东战争中的军事方面的战争指导，并不是以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而是以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当我们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时，才能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不是击溃敌部队-->粉碎敌战斗意志，而是扰乱敌后方补给线和指挥中枢-->粉碎敌战斗意志。那末，在这次战争中，对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是如何具体运用的呢?第一，从10月10日-11日以军总参谋部对情况的判断中能看出这一点。以军在戈兰高地转入攻势和在西奈半岛进行决战，作出这种
重大的作战转变的决断，是在10月10日叙军放弃进攻和战斗意志受挫之后。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里法德·阿萨德指挥的独立装甲旅(坦克300辆)这张最后王牌，于10月7日黄昏进攻受挫，导致了这个结果。
同样，10月10日-11日以色列在西奈战线的迎击战术的决断，是根据利德尔·哈特的战术上的防御隐藏着战略上的攻势的教诲作出的。第二，是以军于10月15日发起的渡河进攻作战期间。这是埃军进攻受挫后在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期间。此时以军贯彻了利德尔·哈特的要抓住大规模反攻战机的教诲。此外，反攻的目标不是埃军第2和第
3集团军本身，而是指向埃军的后方补给线。进攻的方向选择的是一条敌人预料不到或准备不足的路线(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苏伊士城方向。以军包围埃军第3集团军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意义在于，它与利德尔·哈特的战史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利德尔·哈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次要敌人(第3集团军)，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主要敌人(第2集团军)，不要以为主要敌人失败以后次要敌人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2． 以色列军队是如何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
1971年伊加尔·亚丁将军说；“利德尔·哈特告诉人们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小国。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取胜。为此，我们需要在奇袭、机动和质量方面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我们避免在敌人的正面强攻直撞，而采取从敌人侧背实施攻击的方法。这样更容易奏效和节约兵力。”我们应该认为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以色列建国25年来军队的作战思想。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以军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思想的过程。建国初期，以军无论是在机械化步兵编制这样的“硬件”方面，还是在火力运用这样的“软件”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还迅速地吸取和消化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创造出自成系统的速决战理论，并为适应这种理论的要求进行了改编。以军还重视对指战员的培养。有的指挥官经历多次国内战争，他们了解战争，甚至能辨别出战争的
“气味”。达扬将军曾四次担任战场统帅，他的经历反映了以军走过的路程。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总参谋长达扬取得了以下的经验教训：
①
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了给军队下达行动命令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在预备役动员、各种车辆的准备、补给、航空突击和地面侦察等方面都出了问题，影响了作战速度。
②
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里斯的“政治之剑”。如果以色列的计划事前败漏，战争推迟哪怕只是两三天，以色列就会受到美苏的压力，而且，在联合国必然被谴责为侵略者。
③ 在西奈半岛，以军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如何作战。
中止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权不在以色列手中。
总参谋长达扬的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在六天战争中得到了运用。第一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准备，并采取了欺骗行动。第二点经验教训，使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提高了进攻速度，缩短了战争时间。第三点经验教训产生的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六天战争时，隐秘开战时机，直到忍无可忍时于发动进攻，制定的作战计划规定了进攻界限；以及战场的指挥等。
那末，以军又是如何消化间接路线战略的呢?。
第二次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性质，是从民族独立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为美苏对抗：作战样式是从步兵战斗、坦克战斗、空中战斗发展为导弹战争。前三次战争，以色列的战争指导具有浓厚的克劳塞维茨的直接路线战略色彩，即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战斗意志。这种指导近似于对不加控制的纯军事斗争的指导。它带来了从西奈半岛撤退这种政治上的失败。第三次中东战争——六天战争，是一次由于初战告捷而不得不变更战前的有控制的作战计划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色列在军事上虽然胜利了，但在国际上却更加陷入孤立。以色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争指导上的失败，导致它的战略思想从直接路线战略向间接路线战略转化，从重视军事斗争
向更重视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同时从一国战略向适应世界战略方面演变。中东地区不仅是阿以双方区域性的利害对立的地区，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相互交织、具有多层战略结构的地区。中东战争的特点是有限战争，战争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不能破坏各个国家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和力量均衡。战争的胜败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六天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向防御战略演变，可以认为是以色列对这种事态进行认识和反省的结果。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吸取了六天战争的经验教训，不是首先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是首先根据政治上的考虑(重视国际舆论)，来确定作战计划制定前的战略思想和发布动员令的时间。以色列所以允许阿方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原因似乎也在于此。这说明以色列人是按利德尔·哈特的认识——“要认识到通过军事胜利取得和平这种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限度，而且，纯军事战略必须受大战略的更长远的，更广阔的观点指导”——来行事的。不可否认，即使是同样经过战火洗礼的人，担任国家领导的与普通民众，他们对战争教训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达扬将军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亲身理解并实践了利德尔·哈特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在这次战争中担任国防部长的达扬，要得到人民的理解，今后尚需相当长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