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军扭转战局的潜在因素
1948年11月，在独立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总司令官本·古里安总理召集所有的连长作了如下训示：“只是发扬战场上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胜利的秘诀的
2/3是在战场以外的活动中”。下面，对这次战争中以军扭转战局的民族的和历史的因素进行一些考察。
1． 百折不挠的精神
扭转战局的第一个因素，是经过沙漠的艰苦条件和民族存亡的斗争灼考验而形成的百折不挠、勇于创造的以色列精神。
黑格尔曾说；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帕斯卡尔曾说：
“人是有思考能力的芦苇。”不仅一个人，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当他们被迫在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严酷条件下生存时，他们就要思考、挣扎，寻求真理，而且还要探索宇宙自然界的哲理和真理。如同“以色列”这个词的“为神而战”的意思所表示的那样，以色列12个民族中唯一生存下来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一部领悟创世之神——耶和华[①犹太教所信奉的唯一真神，即雅赫维。基督教将雅赫维读为耶和华，用作上帝的同义词。译者注]的教诲和宇宙自然界哲理的历史。耶和华的教海和民族危机感，是以军在战场上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对于以军的天才的作战技巧和民族的战斗性，仅从短暂的25年建国史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必须追溯到更远的民族历史上去。
沙漠的特点是干燥，人类在那里生活必须忍受干渴。适者生存的哲理既然是苛刻的，沙漠这种自然条件就不给人以恩惠，而只能给人以死亡的威胁。在那里，等待意味着死亡，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主动地征服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必需品。沙漠不象东方那样“国破山河在”，“人生处处有青山”。那里没有自然界的恩赐。沙漠的严酷条件不允许人单独生存，作为一个部族才能生存下去。这样，沙漠人民就养成了战斗精神，具有忠于和服从部族集体意志的特点。对神的绝对服从和抗击其他民族的战斗精神，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的最大特点，这与希腊乃至阿拉伯国家的伦理的，形态的，空间的、笼统的、静态的概念毫无关系，毋宁说以心理的、内在的，时间的，分析的、动态的概念为特点。简言之，以色列民族不重理想而重现实，不重现象而重本质，不重名而重实。而且，在以色列民族感情中还流淌着选民意识和危机意识。这似乎是以色列民族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基本特点。反过来说，犹太民族正因为保持了这些特点，所以才能在
3，000年的生存竞争中存在下来。[松鼠妖注：这个精神分析貌似是日本人在胡扯了，早期建国者明明是一群世俗的社会主义者么，见《以色列现代史》]
那末，以色列民族的这些特点在战场上是如何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呢?犹太民族正视现实的特点来自民族危机感。他们把空间换算成时间，把时间看作是节奏。这个特点使以色列入善于捕捉战机，而且能够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认识战斗的界限。这并不是在自己中间概念性地制造一条界限，而是将地形上的棱线、河川的空间界限还原为时间的、战斗力的界限，并在实际的棱线上认识这种界限。我们从达扬将军的身上就能看到犹太民族的这些特点。六天战争时，达扬将军规定部队前进的界限为米特拉——吉迪山隘一线，禁止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因为如果前出至运河，必然引起新的战争。这个例子表明，以军前进的界限或进攻的终点，是自己部队所具有的绝对界限与对敌考虑的相对界限的复合物。以军之所以能有效地坚持前进界限和避免两线作战，同古代以色列民族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并非毫无关系。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国防部长达扬对战争指导的变化情况，就会发现他已经从1956年苏伊土运河战争时的果敢、大胆，变为1967年六天战争时的克制，进而变为这次战争的慎重、被动，就象他的后发制人理论的防御方案所证实的那样。这固然是顾及国际舆论的动向和同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他正视现实和认识界限的具体表现。
沙龙将军曾说：“正是我继承了以色列陆军的传统。”沙龙将军的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直率的、尚武的性格是犹太民族的特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扎下根来的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本来是与犹太民族的特点互不相容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绵延不绝的原因，只有在了解了以色列民族的“向一切学习”——它来源于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正视现实的特点之后，才能够理解。沙龙将军的直率的、尚武的、创造性的民族性格与达扬将军的含蓄的、心理的、间接路线战略有机地相结合，从中可以发现以色列国防军战略思想具有慎重和坚决的特点。
2． 扭转战局的第二个因素，是1948年独立战争中发挥了作用的“帕尔马契”的传统——进攻决心和间接路线战略。
要弄清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哈加纳”的起源，需要追溯到土耳其统治时代。当时，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备队，担任保卫各种犹太村落和移民区，防备贝陀因人袭击的冶安任务。1907年这支警备队扩大为
“哈苏莫” (夜间巡逻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英军部队序列。1917年“贝尔福宣言”后，
“哈苏莫”被改编为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并发展为“哈加纳”。由于当时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反对向“哈加纳”这样军事性组织发展，所以，
“哈加纳”不得不通过秘密途径获得武器，以秘密方式进行训练，并作为警察性质的地下部队进行活动。1936年阿拉伯人举行暴动时，
“哈加纳”显示了它的力量。在对付阿拉伯人暴动的过程中，
“哈加纳”得到英国人温盖特的指导，采用了进攻战术。这种战术为“哈加纳”的重新编成，提高士气，发挥作战能力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哈加纳”的许多成员加入了英军作战序列，参加了犹太人的对德战争，达扬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人。成为现在国防军核心力量的“帕尔马契”，是1941年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增大时，从“哈加纳”中选拔出来的成员组成的，目的是在英军撤退之前，作为第五纵队潜伏下来，在敌人中间积极开展活动。被选拔出来的人员成了“帕尔马契”的中坚。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
“帕尔马契”发挥了重大作用，尔后又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历届总参谋长几乎都出身于“帕尔马契”。
1948年独立战争时，
“哈加纳”基本上由四支部队组成：作为进攻部队的“帕尔马契”，作为地区防御第一线部队的野战军，作为地区防御第二线部队的家乡警卫队，以及青年营。那末，
“帕尔马契”为什么会成为国防军的核心呢?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传统是很重要的。极而言之，扭转1948年独立战争的战局，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动力就是这个“帕尔马契”。战争初期，以色列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机。在作战方面，以往那种以步兵为主实施正面进攻的方法未能奏效，战局对以色列很不利。然而，以色列国防军利用第一次停火的一个月时间恢复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采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迂回作战的间接路线战略，使战局发生了逆转。例如，马卡斯上校提出的使用吉普车将步兵运到作战地域的“乘车步兵”设想，立即得到全军的支持，并被广
泛地推广开来。以色列对埃及发动的“滕·普拉格斯”作战行动，“艾因”作战行动和解放加利利的“希拉姆”作战行动的胜利，就是具体地运用利德尔·哈特的机械化步兵战斗和间接路线战略获得成功的战例。那末，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是怎样传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呢?这是1941年5月创立“帕尔马契”的俄籍犹太人伊扎克·萨德和
1948年战争期间担任作战部长的伊加尔·亚丁将军的功劳。萨德和亚丁将军直接接触到利德尔·哈特的思想，研究了他于1920年4月提出的“步兵战术新理论”
(加强步兵的机动力，步坦协同作战)和1922年提出的组建新型陆军的方案(把搭乘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步兵和炮兵编成旅规模的战斗群)。后来，萨德组建了以军第一个装甲旅。另外，萨德还很重视培训年轻人，现在的达扬将军和伊加尔·阿隆将军曾受到过萨德的直接指导。萨德虽然于1954年去世了，但他的思想——直被继承下来。另一个人是亚丁将军，他受利德尔·哈特思想的影响很深。
如上所述，“帕尔马契”继承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但在这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今天以色列国防军的性质是1948年战火中本·古里安总理决定的。在1948年战争的第一次停火期间，本·古里安总理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当时，围绕着是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还是建立一支普通军队，是有争论的。“帕尔马契”既没有军衔，也没有勋章，缺乏正规的军事规章制度和纪律，非正规军的色彩很浓厚，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革命军队的性质。本·古里安总理英明决定，将“帕尔马契”改编成英国式正规军队。对此，
“帕尔马契”深感失望。本·古里安总理克服了“帕尔马契”的抵触情绪，在改编成正规军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应该说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仰赖于前总理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和英明决断之处甚多，正是他于国家动乱和战火纷飞之时，有效地指挥了具有革命性质的“帕尔马契”，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的需要，确定了将“帕尔马契”改编成正规军队的方针。国家动乱期间所需要的领导人，不是在人民前面先行一步的群众领导人，而是能够预见到动乱后5—10年情况的哲学领导人。
3． 扭转战局的第三个因素，是根据亚丁将军提出的速决战理论，在短时间内发挥爆炸性作战能力。
亚丁将军在1948年独立战争时任作战部长，1951—1952年任总参谋长。当时，亚丁将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阻止独立战争后企图解散军队的势力，并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亚丁将军设想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这个体制以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辅以能够立即动员的预备役，在短时间内能完成作战准备，并能在敌人领土纵深实施作战。亚丁不顾自己的这个计划遭到经济界的反对，力排异议，于1950年演练了以探讨征召预备役军人方法为目的的A作战行动。翌年即1951年8月，又指挥了B作战行动和C作战行动的战术演习。
B作战行动属于巴勒斯坦战争和这次战争的同类型样式，它设想8月29日-30日阿方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目的是研究动员能力。演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军首先发动进攻；第二阶段，蓝军迟滞红军的推进；第三阶段，蓝军实施反击。目的是研究红军发动进攻前24小时到发动进攻后12小时这36小时内阻止敌进攻的能力和动员工作。
C作战行动的目的是研究以色列对一个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时的动员能力。就这样，在1950—1951年，以色列根据基本防御设想，确定了防御计划纲要。并决定动员能力的时间标准是：步兵旅48小时，装甲部队72小时。
亚丁将军的另一贡献是他的速决战理论。1948年5月14日-1949年2月24日的巴勒斯坦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战争中间出现过两次停火：第一次停火是6月11日-7月9日，第二次停火是7月18日
-10月。以色列从这场战争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必须避免持久战”。当时，亚丁将军担任作战部长，战争结束后，着手研究独具特色的国防体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速决战也好，持久战也好，凡兵力乘时间之积大的一方，在战略上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大。小国的战争目的通常是有限的，只要军事机构是强有力的；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兵力乘时间之积增加到最大，并在国家经济遭到破坏以前达成战争目的。速决战理论在经济上的优点是，能以最少的经费发展大量的兵力，人事费的需要也较少，武器装备能长期使用，而且在战略上还能作出先发制人进攻的选择。预备役军人是军队的主要力量，常设部队是为训练目的而设置的。编制分三种类型；满员率为100％的部队，满员率为50％的部队，只有骨干的部队。关于发挥作战能力的问题，如果战争时间为一周，那末空军每架飞机每天能出动7次以上。六天战争的第一天，以色列拥有的354架飞机，总共出动了3，000架次以上。据报道，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空军在初期出动了3，000架次；后期出动了1，500架次以上，最近的资料报道说，最高出动了1，900架次。只有在速决战的前提下，才能有这样高的出动率和发挥顽强的战斗意志。
4． 扭转战局的第四个因素，是来自达扬将军对军队的不断培育和加强。
1953年12月7日，当时39岁的达扬将军就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达扬将军上任伊始，便根据自己的思想断然对军队进行了改编。他的方针是削减不适用的部队，建立一支精干的国防军。达扬将军花了三年的时间逐步地、系统地改编了军队。他的第一项措施是大胆地裁减军队人员，限制现役军官的人数，用节省下来的经费购买武器装备，并取消了在战斗中没有发展前途的骑兵部队和信鸽分队。此外，来自“哈加纳”时代的许多高级军官也离开了军队。这样，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立下战功的“帕尔马契”成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力量。达扬将军对军队的这种改革，是以色列国防军从过去的“哈加纳”
(防御型部队)向“帕尔马契” (进攻型部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项措施是实行退役制度。参谋人员40岁退出现役，野战部队军官退出现役的年龄更小。人事部制定了军人抚恤法，以便军官年满
40岁时能顺利地退出现役。由于经济界需要这些朝气蓬勃的领取退役金的前军官，并为他们提供较高地位，加之人民也广泛支持军官退役制度，所以以色列社会的军事色彩日益浓厚起来。达扬将军离职后即
1958年以后，以色列军队年龄大的人员逐渐多起来；即使如此，在这次战争中，达扬国防部长不过58岁，埃拉扎尔总参谋长48岁，北部军区司令霍非中将46岁，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少阵43岁，指挥渡河进攻作战的沙龙将军45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防军的精华—空军飞行教官是22—23岁，服兵役年龄为18—21岁。
第三项措施是“画龙点睛”——培养全军的战斗意志。要求部队至少在伤亡人员达到50％之前必须继续完成上级赋子的各项任务。国家为了安全，必须克服对损失的敏感性。对部队来说，最重要的是消灭敌人这个目标。统帅部队不是用语言和文书提供情报，主要的方法是向部队下达具有指导作用的指示和发出“跟我来”的命令。达扬认为，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是指挥官脱离实际战斗的结果。他强烈要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到第一线去。一般来说，指挥官在战场上最难作出的决断似乎是在执行任务或保存自己中作出抉择。以军尽管对人员损失最为敏感，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支部队只要还保存50％以上的战斗力，其指挥官就不能把失败看成是正常的。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已扎根于以色列民族的特点即战斗精神中，并化为以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如果抛开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无法理解以军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三)埃及军队初战的胜利与经验教训运用的局限性
1．
埃军获得初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来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三条哲学和利用了以色列遏制战略死角的苏式“火花”行动计划。
本来，考察作战成功与否的原因时，必然要碰到指挥官本身的指挥统率问题和战略思想本质问题。当我们考察这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原因时，也不例外，必然要接触到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其人。实际上，我们从埃及国防部长的思想乃至哲学同苏式“火花”作战行动的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事前计划(以集中指挥为前提)的巧妙结合上，可以发现阿拉伯国家初战获胜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个“火花”作战行动，利用了以军的以动员态势为基础的遏制战略的死角(H后24小时)。
伊斯梅尔国防部长是埃及1957年第一批留苏军官，是在苏联接受
军事训练的埃陆军的优秀人材。他曾四次经历了同以色列的战争。在
1948年、1956年和1967年的三次战争中，他作为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参加了战斗。埃及在六天战争中失败后，他负责指挥构筑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御阵地，亲身体验到军队的覆灭意味着什么。1969年3月，他担任了埃军总参谋长，但由于对纳赛尔总统的神一般的豪言壮语表示不满，而很快就被免职了。然而，1970年10月，萨达特总统一就职，他又恢复了职务，1972年10月，就任国防部长。在这次战争中，埃军采取的稳扎稳打的作战方法，反映了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深处，令人感到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决不重蹈六天战争的复辙给军队招致毁灭。
伊斯梅尔国防部长的这一信念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论”。他还提出“重视人的因素”反对唯武器论，主张“训练第一”。第一，他所提出的不进行战争就无法打破现状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六天战争结束后对当时不战不和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维持现状，势必把埃军限制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官兵将患“战壕病”，士气也将低落，就象不流通的水必然发臭一样，军队必将从内部崩溃。这就是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基本看法。“战争不可避免论”如同作战原则中的“目的原则”一样，为埃军官兵指明了重建军队的方向，提高了士气，把全军的思想统一到了通向战争的方向。
第二，“重视人的因素”，是伊斯梅尔对六天战争时优先重视武器因素的观点进行反省之后提出来的。伊斯梅尔提出“重视人的因素”的观点，是要清除过去的“武器培育人”的观点。他认为，制造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是人，官兵只要相互信赖，树立必胜的信心，武器就会帮助官兵；六天战争时的唯武器论，导致有的部队在敌火前放下武器，或者甚至对友军见死不救。
强调“重视人的因素”，不仅在战场上收到了成果，在武器装备的研制方面也收到了成果。埃军之所以能将决定这次战争成功与否的渡河时间减少到以军估算的1/2，是因为缩短了在运河沙堤上开辟60条通道(每条通道需清除1，500立方米沙土量，合计需清除9万立方米沙土量)所需的时间。埃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是使用过去的爆破方法，而是采用了1971年一位年青的技术军官发明的高压喷头的结果。战争并非是由作战理论和武器进行的，而是由有血有泪的活人进行的。这一哲学成为这次战争中埃军统帅的精神支柱，并化作官兵的为着民族而战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第三，
“训练第一”的思想是针对六天战争以前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而提出来的。这种“训练第一”的思想，使得不善协同动作的阿拉伯民族在苏式“火花”作战行动计划中得到了训练。各部队根据
40人组成的参谋部所拟定的大规模的、详细的行动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作战训练。对模拟巴列夫防线进行的300次进攻战斗训练，坦克和火炮夜间沿不同颜色的路标进行的渡河训练，在与苏伊士运河流速相同的河流上进行的渡河训练，反映了这些训练的一个侧面。
阿拉伯国家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初战胜利，还有以色列遏制战略方面的原因。以色列的遏制战略是建立在动员体制的基础上的，这个动员体制使以军在发布动员令48—72小时后才能发挥作战能力。如果对方在以色列发布动员令后48—72小时内达成作战目标，那末，以色列的遏制战略就失去了成立的条件。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的遏制战略之所以失灵，就是因为埃及利用了以色列的动员体制的这个死角。可以认为，在开战之前，埃及采取的一系列欺骗行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使以色列推迟发布动员令的时间。本来，遏制战略要求的是建立一种随时能转化为作战力量的核力量态势。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理非正式表明以军已拥有核武器。这意味着以军正在从依靠动员体制的遏制战略向依靠核力量的遏制战略发生划时代的转变。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遏制战略对官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的影响。事实表明，放弃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而依靠通常的动员体制，遏制战略是难以成立的。
2．
埃军不能采取相应的作战行动对付以军的渡河进攻作战及机动作战，与其说是由于“火花”作战计划，毋宁说是由于自身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又是由根深蒂固的民族性造成的。
“火花”作战行动(埃军称为“巴德尔”作战行动)的特点是集中指挥，统一行动。它虽然使埃军在开战后24小时内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成为导致以军渡河进攻作战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火花”作战行动，就是把各种作战行动纳入事前制定的庞大的详细的计划中，并按计划行动。正由于这个计划规定得过于详细而且集中，所以当它转入实施，遇到事先未能预料到的情况时(如第3集团军渡河时就遇到了坦克不能渡河这种事先未能料到的情况)，第一线部队就难以采取临时处置措施。而一旦作战行动不能应付实际出现的情况，最初夺取的主动权就会逐渐丧失。埃军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的渡河作战上，并千方百计地想使之获得成功。尽管作战计划是倾注心血制定的，但它本身却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它也无法料定在战场上可能产生的错误及掌握敌人的行动意志。所以，在作战计划中，应该有主动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要求。
除“火花”作战行动外，从参谋勤务和指挥方面也能发现埃军无力对付以军机动作战的原因。例如，埃军的野战情报勤务与上级指挥官的要求相差甚远，不能按情报主要要素规定积极主动地展开情报搜集活动。而依靠电台侦听和寻问俘虏来获得敌人的兵力部署情报。此外，下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先呈送战斗要(详)报。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的想法是，“战争就是作战计划与其他行动的对话”，下级指挥官除了按规定执行“火花”作战计划外，没有必要做其他事情。据说，连师长自主行动的余地也很少。在指挥方面，从10月2日到10月16日提出停火方案时为止，伊斯梅尔一直在距苏伊士战线100公里后方即开罗郊外的地下作战指挥室里，站在各种颜色的地图前，指挥第一线的战役或战斗。据说，10月16日，埃及首脑在发表停火演说时，尚未收到沙龙将军实施渡河进攻作战的情报。据说这次战争结束后，当有人间及埃军的野战指挥官究竟是谁时，回答的人以讥讽的口吻说：是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具有适应平时的政教合一性质的埃军，何时发展为适应战时的军队，是以军关心的问题之一。埃军提拔年青军官担任高级司令部指挥官和参谋，是战局的发展对埃军不利的10月16日下午6时以后的事情。而且，下达第2和第3集团军于16日夜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必须得到四位参谋的同意。10月17日，穆克塔中将信心满怀地发表了16日夜间埃军反击的战果；在西岸的以军后方补给线已被切断，在“中国农场”的战斗中埃军获得了胜利。这份战报过于夸大，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据说，这成为第2集团军司令马蒙将军为加利利少将所取代的一个原因。此外，10月14日埃军的总攻失败，可以说是由于后勤保障和火力支援、协调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埃军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协同动作差，不适于实施机动作战，是1948年以后每次战争过后都指出过、反省过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当以军实施渡河作战并在运河西岸发动进攻时，埃军的坦克也只是在掩体中实施防御作战，担任战略预备队的第1集团军也未进行有组织的反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埃及在六天战争中以屈辱的失败所换取的教训，在这次战争中也未能完全避免，同时也不难看到，其原因存在于内部，即埃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所构成的军队素质，因为无论是强调集中的“火花”作战行动，还是政教合一的军队性质，它们无一不是同埃及的民族性——它形成于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那末，埃及的民族性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需要另作研究的问题。埃及的自然地理具有干燥和湿润双重性。古代埃及人的特点是同沙漠进行斗争和皈依尼罗河。当时，人们的智慧有限，无法认识尼罗河的洪水和恩赐，只有听命于它的摆布；另一方面，同沙漠和外敌则进行斗争。这种特性由于被统治的历史而不断加深，以致只知等待、忍耐，而且产生了主张复古、缺乏时间观念的通病。这化作阿拉伯民族的名言“马莱休”
(不必介意)而深深地扎根于全民族之中。埃军的作战行动迟缓，往往失掉战机，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都可以通过了解这句“马莱休”的地理的和历史的深刻背景来加以理解。另外，1952年埃及发生的政变和反英独立运动，1964年掀起的反美斗争，1972年驱逐苏联人的行动，等等，这一系列同大国的对抗和斗争，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这是超越“马
莱休”限度时沙漠民族战斗性的体现。
四，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和加强战备
1． 战后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将近一年半的时候，阿以双方除签订了在戈兰和西奈暂时脱离接触的协定外，它们彼此间的命里注定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要求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而以色列希望作为国家得到承认——基本上没有什么缓和，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可避免的情报，带着真实性不时地传来。
1974年1月17日，埃以两国达成了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其主要内容如(353页图)。1月23日，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以军开始向东岸撤退，25日两军正式脱离接触，2月21日，以军从苏伊士运河西岸撤退完毕。而在北线，叙利亚政府于3月1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拒绝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为此，叙以两军展开了8天的炮战。炮战于3月19日达到了高峰。
4月14日，两军争夺赫尔蒙山，展开了这次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肉搏战。由于美国国务卿再三调解，双方于5月29日终于达成了脱离接触的协议(见354页图)。5月31日，协议签订后30分钟，戈兰高地的战斗停止了。然而，在这次战争中遭到屈辱失败(就象埃军在六天战争时一样)的叙军，其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瓦解，正在迅速加强军事力量。戈兰高地继续紧张的局势，与西奈半岛的缓和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 加强战备情况
这次战争刚一结束，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要求美国提供总额为27．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应付战后新的事态。1973年12月，美国议会同意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据报道，1974年9月中旬拉宾总理访美时，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到1975年底，美国向以色列提供50架“鬼怪”式飞机，200-250辆M60型坦克和电视制导的“灵巧”炸弹。据1974年12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以色列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加强其军事力量。截止1974年11月，以色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分别在美苏的援助下，又发展到拥有超过这次战争爆发时1/3
的军事力量。以色列不仅增加了武器的数量，而且，迅速提高了武器的性能。飞机增加了100架，达到了626架，对付防空导弹的战术水平也有提高，还得到了美国提供的可避开对方雷达的空地导弹。在这次战争中，以军的1，728辆[①此处和后面陆续提到的叙军、埃军的坦克数和损失数字等，可能来源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各国武器调查》。这些数字同本书前面引用的[美]杜普伊上校著《捉摸不定的胜利——阿以战争》一书中的一些数字有矛盾。——译者注]坦克，虽然损失了840辆，但算上修复的
300辆，从阿军手中缴获的420辆，加上美国提供的450辆，实有坦克
2，060辆。据说，由于美国把每月生产的40辆坦克几乎都提供给了以色列，五角大楼曾大为不满。此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100部，导弹2，000枚。
以色列不仅加强了上述武器装备，而且，还具体地利用了在这次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1974年，他们改组了因为错误判断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战术而遭到指责的以军情报系统，希望恢复六天战争时情报的准确性。以军地面部队不断进行机动演习。11月10日-16日，以色列又一次发布预备役动员令，在戈兰高地转入了戒备状态。以色列当局说，这次动员了1万人。据美国国防部透露，这次动员了30％的预备役兵力，计7．5万人。这次动员利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举世瞩目下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机，为预备役的动员提供了实战演练的场所。另外，以色列军官中确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认为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之所以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是由于想吸收和缓和阿拉伯国家第一次打击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以军是有两种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一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二是挑动阿拉伯世界一个国家进攻，自己在完成动员之后，以全部力量予以反击。据说，这后一种方案在军官中引起了议论。这样，这次战争中的三大教训——①允许阿拉伯国家实施第一攻打击是不利的，②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战决心作出了错误判断；③对付导弹的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不完善——便都为以军所接受。以军的官兵仍然很自负，认为自己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队。
另一方面，这次战争结束后，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8-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叙利亚补充了在这次战争中损失的140架飞机，提供了45架新式米格-23飞机、30枚射程为290公里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和100枚射程为70公里的“飞毛腿”地地战术导弹。
在这次战争中，叙利亚的1，170辆坦克，虽然损失了600辆，但却从苏联新获得包括T-62型在内的800辆坦克，目前实有坦克1，370辆。据说，叙利亚还得到了苏联提供的6，000枚“耐火箱”反坦克导弹。据传，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团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较差，飞行员的数量不足。但目前叙军正在采取有效措施，培训这一级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并确保飞行员的数量。从这次战争中叙军的作战情况看，可以认为，叙军很重视步、炮、坦的协同训练和空地协同训练。
在这次战争中，埃及的1，880辆坦克损失了650辆。战后由于埃苏关系恶化，萨姆-6等防空导弹没有得到补充，而且，T-62型坦克，米格-21型战斗机等60种苏式武器，有一半因部件不足无法使用。据美国国防部估计，1974年12月，埃及从法国定购的36架“幻影”式飞机，有3架已运到埃及。埃及当前的国家政策重点是集中力量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进行经济建设。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
如果是这样，那末，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军事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以色列和西方军事当局指出了以下两点：
① 苏联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的可能性；
② 以军摧毁阿拉伯国家“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
关于第一点，据说1975年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访问埃及后，苏联又开始向埃及提供武器备分部件。据判断，问题在于第二点，即以军摧毁叙军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据说，在这次战争中，叙军发射的“蛙”-7地地战术导弹，摧毁了以军北部军区司令部驻地拿撒勒附近的“基布兹”的12座建筑物，幸亏人们躲避在地下室里，才没有造成伤亡。这种导弹的攻击，使以色列再次痛感自己后方的脆弱性。从埃、叙两国发射的射程为290公里的不断机动的“蛙”式地地战术导弹；能将以色列国内的所有城市都纳入其射程内，但是，以空军将首先急袭这种导弹的储存基地，并坚信不等这种导弹发射，就能将它们摧毁掉。前文所述以空军装备空地导弹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
(五)展望第五次中东战争
1． 一般性推测
1974年12月2日一期美《时代周刊》说：
“在11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前，以色列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其中有68％的人推测，今后两年内将再次爆发战争。”同年11月中旬，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海卡尔说：“第五次中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作战样式可能是速决战、电子战和庞大的消耗战。”在学术界，法国社会学学者、战争学研究所所长加斯顿·布托尔先生发表了堪称“战争爆发规律”的以下几点研究成果：
① 当年青一代人口此例增大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
② 经济萧条时期容易爆发战争。美国的失业率达到6％时倾向诉诸战争；
③
一个国家在完成军备扩张、实战部署和兵员训练后，两年以内容易进入战争。因为这个期间是军事上能确保相对优势、敌我力量差距较大的时期，
④ 国内危机容易转化为对外制造紧张局势，
⑤ 开战前，积极分化、孤立敌国，并寻求盟友。
正如1974年12月10日-13日以空军等轰炸、袭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指挥部一事所表明的那样，当前，以色列主要是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1969年-1970年式的消耗战和游击战。可以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还不成熟。
2．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条件
1974年11月苏伊士运河开始试航，它的重新开放也为期不远，而且由于石油资源全面国有化问题，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见增长。时间对阿拉伯国家是有利的。美苏两国的核均势仍在维持着。
可以认为，这将继续使中东地区深深卷入美苏的世界战略中。为此，我们预测第五次中东战争时，必须将中东问题看作是由三重结构构成的。
第一重结构是美苏关系——把中东地区作为实现其世界战略的场所，又竭力保持核均势和防止核战争的美苏关系，第二重结构是美阿关系——围绕石油资源展开斗争的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重结构是阿以关系——要求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三重结构规定了战争爆发的时机、条件，战争样式、战争的结束和战后的影响，而且，这三重结构之中，作为一种潜在的趋势，还出现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新潮流—一拥有石油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以其资源向先进的工业国家挑战。必须看到，这股潮流持续的时间可能很长，五年、十年内也不一定能够结束。同时，可以认为，1974年12月1日以色列总统暗示他的国家已拥有核武器一事，表明中东地区将增加一种新的因素——核遏制力的作用。
如果以上述认识为前提，那末，中东战争已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局部地区的冲突，而实质上孕育着核时代条件下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它的爆发也不会仅仅因阿以这一局部性的单重因素而爆发，因为局部性的第三重结构虽然是战争爆发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全部条件。这三重结构，出自各自的要求，在开战时机的决定上，要求着不同的战机。第一重结构：美、苏从其世界战略出发，要求以避免美苏间的全面核战争和能将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和短期内为必要条件；而以能趁机明里暗里获取本国利益和涂改交战当事国以外的政治地图为理想条件。第二重结构：战机发生于美、阿因石油资源全部国有化和石油价格等问题而弄僵关系，或者是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国内经济无法摆脱困境的时期。第三重结构：战机存在于中东和平谈判止步不前，阿、以的一方或双方陷入深刻的政治乃至经济危机，而且认为自己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或战争不可避免，或者除了发动战争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期。当上述第一、二、三种情况结合或者第一、三种情况结合时，容易爆发第五次中东战争；当第一、二种情况结合时，由于第一种情况的前提容易动摇，所以可以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战机本来是具有要求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性质的，但随着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爆发战争——成熟起来，及至第二、第三种情况时，战机对合理性和合乎目的性的要求就大为减弱，而扎根于民族的和历史的不合理性和可谓理外之理的性质却极易得到加强。换言之，开战的动机并非产生于期望获得战争胜利的乐观论，而是来自忧虑不及时采取行动而遭致损失的悲观论。这导致双方倾向于采取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方针，而这种倾向又必然使双方处于紧张状态。这堪称一触即发的状态，正是问题成熟的时期。但中东战争具有受超级大国控制的性质，它如果在一触即发的状态表现得十分明显时发生，又有极大的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下，避免、遏制战争的力量将发挥作用。
哈曼·卡恩把国际斗争的阶段区分为44级台阶。作为危机前的策略，第一级台阶是制造虚假的危机；第二级台阶是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姿态；第三级台阶是发表庄严、正式的声明。可以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这44级台阶中的第九级台阶——戏剧性的军事对抗。如果说有第五次中东战争的话，那末，目前双方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加强的军事力量和以色列的危机感，将表现出下一级台阶的战争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