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此节最先作为单篇文章登载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记事》1978年10月-12月号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一作者注]
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有5年的历史了。
今天，战争的遏制问题仍然是各国主要的战略问题。特别是象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在处于美苏遏制力量“峡谷”的地区，常规的局部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呢?很早就有人对研究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智慧在控制战争，历史的威力和人的活动在影响战争的爆发。
我认为，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开战经过上的特点，不仅在于以色列遭受了阿拉伯国家的突然袭击这一点，而且还在于以色列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在达扬国防部长发表了演说之后遭受了突然袭击这一点。达扬在那次演说中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遏制战略正在发挥有效的作用，今后十年内可以维持现状。”
所谓遏制，一般来说是指“使对方产生一种恐惧心理，由于害怕遭到难以承受的有效反击；而中止敌对行动的措施”。但遏制的本质是指望获得一种心理效果，即通过让对方对战争的利害得失作出合理的判断，来打消其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可以说，遏制成功与否，其关键取决于被遏制的一方。
本文拟采用这种观点：虽然遏制战争爆发的努力失败了，但主要依靠美苏的力量，遏制战争扩大的努力却成功了。本来研究遏制失灵问题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例如可以从遏制理论、国际政治、军事力量对此、东方军事心理学等方面着手，但本文打算仅从战史方面着手，首先粗略地观察一下开战的部分背景，然后弄清开战的原委，最后从同以色列的遏制战略的关系上考察萨达特总统从决定诉诸武力到决定开战的原因。从中我们会发现，在争论“遏制”还是“突袭”这个事关开战决心的阶段，决定遏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在于实际的遏制力能否发挥作用。
一，二(从略——作者)
三、遏制失灵的原因
(一)间接原因(从略——作者)
(二)直接原因
以色列未能使六天战争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稳定。以色列丧失了达成国家目标的统一意志，造成了军民国防观念的淡薄，使战略从攻势转入守势，使民族从危机感转变为过于自信。我们从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对战略条件在本质上发生变化的忽略和它所采取的对策出现的错误中，可以发现遏制失灵的近因。
1． 近因
(1)六天战争后为建立本国的遏制力而作的努力与遏制战略的目的及界限
以色列寻求遏制力的过程，经过50年代初期寻求国际遏制力时期、
60年代依赖美国遏制力时期、六天战争后建立本国遏制力时期，过渡到70年代非核常规遏制的时代。以色列六天战争以前的国防政策是积极进攻。其要点是：拥有强大的兵力，装备能同敌人战斗的足够的武器，开战理由充分，确实遭到了侵犯；与国际上的友好国家进行合作，以寻求援助。六天战争和战后出现的新情况，要求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和约旦方向建立埃班外长很早以前就提出过的“不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就能防御的边界”，同时还要求从五个方面来调整遏制战略。这五个条件是：
①
以色列必须保持一支能同时与一切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战斗的强大的军队。这次战争，以色列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同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作战。
② 边境防线就是临时边界，必须阻止敌人在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集结，必须对企图发动进攻的敌人造成威胁。
③ 为永远保障亚喀巴湾的航行自由，必须确保沙姆沙伊赫的安全。
④
为加强遏制力，必须增强国内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工程建筑能力，提高军需工业的武器装备自给率。武器、补给和技术等方面依赖其他国家意味着遏制力的下降。
⑤ 遏制力的强弱，不仅仅依赖物质战斗力，而且还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在非常事态下有无指导能力，以及敌方对这种能力的评价。
然而，由于苏联积极地、迅速地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武器，以及阿拉伯不断进行游击战和消耗战，所以，上述五点要求很难实现。
苏联的决心——六天战争结束后刚一个月，它就为阿拉伯国家补充了战前70％的武器装备——以及后来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使以色列懂得了许多道理。60年代末期，以色列国内通过对付消耗战的教训，普遍对常规力量作为遏制力感到失望，提出了发展更强大的遏制力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以西蒙·佩雷斯和前总理本·古里安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引进“非核遏制”的概念，1969年正好是以色列完成核物质制造工作的一年。据西方情报专家说，早在1963年以色列就已经在内格夫沙漠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69年完成了核物质的制造工作，但这时以色列没有立即着手制造原子弹，而是一心一意地研究一种能缩短原子弹制造时间的新式原子弹制造方法。
70年代以色列的遏制力，集中表现在“非核常规遏制力”和排除对以色列的侵略及夺回占领区的“拒绝性遏制”上。
“非核”具有双重含意；一是对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器不予证实，二是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能由此而断定实际上是否使用。这种非核状况作为遏制力而起作用的依据，来自“使敌人疑心拥有核武器一事本身就构成了遏制力”这种“非可靠性遏制力”理论。而“拒绝性遏制”与博弗尔将军的“防御性遏制”的概念相同，最终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国家打消收复失地的念头；这种“拒绝性”在苏伊士运河和约旦河方向是适用的，但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却具有与“拒绝性遏制”概念不同的进攻性含意。
据1969年以色列前副总理伊加尔·阿隆所著《沙幕》一书说：以色列进行遏制的目的是“使阿拉伯人清醒地认识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已建立一个无法消灭的、极为巩固的国家，进攻以色列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为此，以色列的遏制建立在保持一支优势的军事力量，具有能遏制战争扩大的可靠保障，能对付敌人的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证实这种遏制目的的是埃班外长下面的一段话：“以色列的遏制在于首先使阿拉伯人对它企图从地图上把以色列抹掉的愿望产生怀疑，其次使它感到它无法能达到自己的愿望，最后使它打消消灭以色列的念头。”以色列正确地分析了常规力量构成的遏制力的限度，除对面临的事态仍积极采取遏制行动外，还准备在遏制一旦失灵时便采取有效的行动，以粉碎阿拉伯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实际上，六天战争是在遏制失灵的前夕，以色列对遏制已经失去信心，才发动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色列对待遏制战略的基本态度。以色列的这种遏制政策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话柄：“以色列以遏制为由制造紧张局势，制造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借口，并决定采取侵略行动，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2)当前的防务措施与长期的防务措施失调
1970年8月埃以双方达成90天停火协议后，以色列动用20亿以镑一相当一年国防预算的1/3——开始加强西奈防线，对原来的巴列
夫防线用钢筋混凝土加固。当时，副总参谋长塔尔对这条巴列夫防线的效果表示怀疑。达扬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西奈半岛的防御有常备军和空军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在前线进行积极防御，他们强调的毋宁说是遏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西奈和戈兰两个方向的阵地缩小了，仅部署了少量的防守部队。此时以色列的战略是“防御与遏制相结合”的战略。要进行防御，就需要实际上是担负遏制任务的部队；而要进行遏制，又需要具备确有防御能力的部队。1970年以后，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从最初的40个逐渐减少到16个。埃以双方力量对比为12：1，第一线兵力甚至为30：1，埃军占绝对优势。巴列夫防线也从当初迟滞阵地的任务改变为警戒阵地的任务。与此同时，在战略上逐渐转向以依靠遏制力为主。1972年以色列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措施证明了这一点。士兵的服役期限从36个月缩短为33个月，每年预备役的训练时间从60天缩短为30天，国防预算也由1970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
(国家总预算的43．7％)削减到1973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国家总预算的32％)。在国防费的使用上，节约了当前的经常性支出，而增加了研制未来新式武器装备的费用。
上述措施，是以色列作出重要决断的结果。当时以色列国防军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是使当前的防务上的努力继续下去，要么是不顾当前的不利态势，而重视加强未来的长期国防措施。达扬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后者。他们削减了第一线的兵力，把劳力和资金一方面向民间公司开放，一方面重点用在军事工业上，以加强武器装备的自给体制。还在1969年1月，法国就已宣布全面禁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美国对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也犹豫不决，此时正是以色列痛感依赖外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危险性的时期。当时，以色列自己研制的武器装备中，“巴拉克”式喷气战斗机、自行榴炮，坦克、“加利尔”式自动步枪和“蜻蜓”式空空导弹等已进入生产阶段。这种异常重视科学和工业生产的措施，在资金和人力的使用上，使短期和长期的防务政策发生了失调。弹药和备件的储备只有数日份，而且由于设想未来的作战不会太激烈，连其的数量也减少了，过于重视长期措施的结果，导致十月战争中各种弹药和飞机部件不足。据估计，仅坦克部队就需要105毫米炮弹30日分250万发，价值约250万美元，可是军区一级的储备量却极少。以色列在第一线的兵力部署、弹药储备，国防预算和士兵服役期限等方面放松努力，结果使它在1972-1973年防务上出现了弱点。以色列在“遏制比防御省钱”的理由下削减了第一线防御兵力，转变为采取遏制战略。国防上的陷阱出现在它自己的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