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范·鲁伊斯不在城里，天亮之前也回不了总部，所以卡龙找了他的副手安德生。
快到4 点时，接通了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家里的电话。床头电话机响个不停，他气得直嘟嚷，伸手摘下听筒说：“曼林逊。”
一个声音问道：“是安东尼·曼林逊先生吗？”
“是我。”他把肩膀上的被单抖落掉，看看表。
“我是法国国家司法警察署警官路西安·卡龙。我代表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和您通话。”
这个声音说着准确但口音很重的英语，非常清晰。现在电话线路显然很空。曼林逊皱着眉头，心想，这些家伙为什么不能找一个文明点的时间打电话呢？
“什么事？”
“我想您认识勒伯尔专员吧，曼林逊先生？”
曼林逊想了想，勒伯尔？啊，对了，小个子，曾是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的头头。人不出众可是极有效率。两年前那个被害的英国游客一案，他帮了好大的忙。如果不是他们迅速地抓住凶手的话，报界一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他冲着电话说：“是的，我认识勒伯尔专员。有什么事？”
他的妻子莉莉被说话声所干扰，在睡梦中嘟嘟哝哝。
“发生了一件非常紧迫的事件，同时也要求高度保密。我协助勒伯尔专员办理此项案件。这是一件极不平常的案件。专员希望今天上午9 点请你在你们警厅的通讯室和他进行直接通话。你能到场和他通话吗？”
曼林逊考虑了一会儿。
他问道：“这是警方联合行动的一次例行调查吗？”如果是的，他们可以用国际警察组织的普通线路，因为在警厅里，早晨9 点将是最忙的时刻。
“不，曼林逊先生，不是的。这是专员本人求助于你，请你给予缜密的协助。所发生的问题可能跟苏格兰场毫无牵涉，很可能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作为正式要求归档。”
曼林逊又考虑了一下。他生性谨慎，并不想牵涉进外国警察部门的秘密调查中去。但如果出现了犯罪事件，或者罪犯逃到了英国，那又另当别论。即便如此，又何必这么诡秘呢？但是看来勒伯尔需要老伙计联络网的帮助，这正是组织老伙计联络网的目的啊！
“好的，我接这个电话。9 点钟。”
“太感谢你了，曼林逊先生。”
“晚安！”曼林逊放下听筒，把闹钟从7 点拨回6 点半，又睡下了。
当巴黎在睡梦中迎接黎明时，一个中年的中学教师在一个狭小发霉的单身汉套间里踱来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杂乱无章：书籍、报纸、杂志和手稿摊满了桌子、椅子和沙发，甚至摊到屋子另一头角落里小床的床罩上。在另一个四进去的角落里，洗碗池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碟。
他这样来来去去地踱方步，令他感到烦躁的并不是那一团糟的卧室，自从他放弃掉中学校长这个职位以后，同时也失去了一套很舒适的住宅和两个男仆，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了。他的麻烦问题并非为此。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拿起一张报纸，眼睛移到国际版的第二条新闻。标题是（‘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被围在罗马旅馆里）。当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下定了决心，穿上一件薄薄的风雨衣，出门了。
他在街上找到了一辆正在兜客的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往北火车站。司机把车停在车站前，他下车等汽车开走后，又走到马路对面，走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
他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电话的硬币，他把咖啡留在柜台上，到咖啡馆的后间去打电话。问讯台给他接通了国际台，他询问一家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60秒钟以后他得到了回答，放下听筒就走掉了。
他在街上走了100 米左右，拐进另一家咖啡馆，又使用了一次电话，这次他向问讯台打听的是最近的能打国际电话的通宵邮电局。正如他所料到的，人家告诉他从干线车站拐弯就是。
他在邮电局要了刚得到的罗马旅馆的电话号码，没提旅馆的名字，颇为紧张地等了20分钟才叫通。
他对来接电话的意大利声音说：“我想和普瓦蒂埃先生通话。”
对方问：“哪位先生？”
“一位法国先生。普瓦蒂埃，普瓦蒂埃。”
“谁？”
“法国人，法国人……普瓦蒂埃……”
“啊，对，一位法国先生。等一等，请等一会儿……”
一系列的咔嗒声之后，一个疲劳的说法语的声音答话了：“什么事……”
他恳切地说：“听着，我没有时间多说话，拿一支铅笔记下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开始。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临死前说了话，结束。都记上了吗？”
“是的，我会转告的。”对方回答说。
瓦尔米搁上电话听筒，匆匆忙忙地付了钱，溜出了邮电局。一会儿功夫，他就消失在从车站出来的人群中了。这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巴黎的街道已经逐渐热起来了。不出半小时，早晨的面包香味和磨咖啡豆的香味，将要被各种车辆排出的废气、人身上的汗臭以及发了霉的烟味所代替。在瓦尔米离开邮电局两分钟后，有一辆汽车开到了邮电局门口。边防检查站的两个人从汽车上下来，急忙走进邮电局，要求接电话的服务员描述一下刚才打电话那个人的模样，但得到的回答几乎适用于任何人。
在罗马，马尔克·罗丹于7 点55分被楼下值夜班的人摇着肩膀叫醒。他立即惊醒过来，半个身子下了床，摸着枕头底下的枪。当他看清叫醒他的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的相貌时，才放松下来，哼了一声。他朝床头柜看看，知道反正也睡过头了。在热带地区多年的生活，使他惯常醒来的时间比这会儿早得多。
罗马8 月的骄阳早已高高地照在屋顶上。几周以来的怠情，晚上靠玩纸牌消磨时光，过量的劣等红葡萄酒，聊胜于无的锻炼活动，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他懒散、困倦。
“来了个口信，上校。有人刚打电话来，好像特别着急。”
军人从便条本上撕下一页，上面记着瓦尔米那些支离破碎的词句。罗丹看了一遍记录就跳下了铺得薄薄的床铺。他在腰上缠了一条棉布纱笼，这是他从东方带回来的习惯。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记录。
“好了，走吧！”罗丹挥挥手，军人离开房间回到楼下去了。
罗丹紧张地在心里边咒骂了好几秒钟，把手里那张纸捏成一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科瓦尔斯基！
当科瓦尔斯基失踪的头两天，他曾想过这个人大概开小差了。最近一个时期，组织里有些人叛变，因为他们开始认为“秘密军队组织”已经遭到了失败，谋刺戴高乐并把他从法国总统的职位拉下来的打算也没希望了。他总以为科瓦尔斯基会永远忠于组织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知为什么偷偷地溜回了法国，或者在意大利被人骗走了。可能他已经在严刑拷打下招供了。
罗丹真心实意地为他死去的随员难过。因为他罗丹所树立起来的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有一部分就靠着他对部下所表现的极大关切。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未曾充分估计士兵多么赞赏这种品德。现在科瓦尔斯基死了，罗丹能够想象出他是在什么境遇下死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立即追忆一下科瓦尔斯基能招供些什么。维也纳的会见，那家旅馆的名字，这些他都说得上来。三个参加会见的人，这对法国保安总局来说也不算新闻。可是关于豺狼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不会在门外偷听，这是肯定的。他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来见过他们三个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外国人可以是个武器商或者是个捐款人。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呀。
但是，瓦尔米的口信使用了豺狼这个代号。这是怎么回事？科瓦尔斯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
突然之间，罗丹惊恐地回想起分手时的场面。他和英国人站在门道里，维克托·科瓦尔斯基站在走廊上几步远的地方，因为英国人居然发觉了他躲在角落里，正在大生其气。他这个行家竟让另一个行家杀了威风，他倒要较量较量，几乎想动手了。当时，罗丹说的是什么？“晚安，豺狼先生。”就是如此，真他妈的该死，科瓦尔斯基一定听到了。
经过反复回想以后，罗丹认为科瓦尔斯基不可能知道这个刺客的真名实姓。只有他、蒙克雷和卡松知道。瓦尔米的消息是对的，现在保安总局手里有科瓦尔斯基的招供，看来我们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他们知道这次会议，这个旅馆，也可能他们已经跟这家旅馆的服务员谈过话了。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人的面貌和体形，还有他的代号，无疑他们会和科瓦尔斯基一样，猜想这个人是个刺客。从此以后，戴高乐周围的安全措施将会加强；他将取消一切公开露面，并限制爱丽舍宫的出人，避开一切可能被刺的场合。这样，这次行动计划就算是告吹了。他打算和豺狼联系，把预付的钱要回来，只给他一些已经买东西所花的钱以及这段时间内应该付给他的费用就可以了。
现在得马上处理一件事，必须紧急警告豺狼停止行动。罗丹仍然保持着一个指挥员的习惯，他从不派任何人去执行绝对不会成功的使命。
他把他的保镖找来，向他详细说明要求。自从科瓦尔斯基离开以后，他让这个保镖每天到邮电局去取邮件，必要的时候由他去打电话。
9 点钟，保镖到了邮电局，要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20分钟以后，那头的电话才接通。接线员示意法国人到隔音间去接电话，他拿起筒时，接线员放下了她的听筒。他倾听着一部英国电话机“嗡嗡……”的铃声，却没有人来接电话。
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经一再检查和重新装过他的三个箱子，现在只剩下手提袋里要装的海绵包和刮脸用具。他照例喝下两杯咖啡，洗脸、冲澡、刮脸，把剩下的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后，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门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珑的厨房里做了一顿方便的早餐：炒鸡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吃了。作为一个整洁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进下水道，剩下的两个鸡蛋也打碎了倒进下水道。喝掉了其余的橘子汁，把空罐头扔进垃圾筐，和剩下的面包、鸡蛋壳、咖啡渣一起倒进了垃圾管道。这样，在他离家期间，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腐烂发臭了。
最后他穿戴起来。他选了一件薄薄的开领丝织衫，一套浅灰色西装，口袋里装着杜根名字的证件和100 英镑现钞，深灰色袜子和瘦长的黑便鞋。这一套行头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镜，就装备齐全了。
9 点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两件，关上套房的撞锁门走下楼，在街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伦敦机场，二号大楼。”他告诉司机。
出租汽车开动了，这时，套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直到10点钟，那个军士才回到旅馆，‘报告罗丹他花了30分钟试图接通伦敦的电话号码，可是没有成功。
安德烈·卡松听到了军士对罗丹的报告，等到把军士打发回警戒哨位后，他问道：“怎么回事？”这两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正坐在他们套房的客厅里。罗丹从内插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卡松。
卡松看了以后传给蒙克雷，两个人望着他们的头目，等待回答。
但罗丹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烤得灼热的罗马屋顶，眉头紧锁，思考着。
卡松终于又问：“这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罗丹简短地说：“今天早上。”
蒙克雷断然地说：“你得制止他。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来追捕他。”
罗丹镇定地说：“他们会出动半个法国追捕一个高个子浅黄色头发的外国人。8 月份在法国的外国人有100 万之多。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他们没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长相和护照。作为一个行家，他可能用假护照。他们高抓住他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假如他给瓦尔米打了电话，他会得到警告。他能够及时抽身。”
蒙克雷说：“他如果打电话给瓦尔米，当然会得到终止行动的指示。瓦尔米将会给他下达命令。”
罗丹摇摇头。“没有授权瓦尔米这样做，他的任务是从姑娘那里收听情报，当豺狼来电话时把它传达给他。这是他的任务，不能干别的事。”
蒙克雷反对说：“但是他自己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在第一次与瓦尔米通话后，立刻离开法国。”
罗丹想了一会儿说：“从理论上说，这是对的。但如果这样，他应该把钱退还给我们。我们也还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内，我想这完全要根据他对自己的计划有多大的信心。”
卡松问道：“照你的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罗丹说：“坦率地说，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是个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个行家，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是不肯轻易撤销自己的计划的。”
卡松反对说：“想办法通知他撤销吧。”
罗丹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经走了，已经着手进行了。他要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以及他将怎么干，他完全独立自主地干。我也不打算通知瓦尔米让他去转告豺狼停止行动，这样做的话，将会使瓦尔米倒霉。现在没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动了。已经太晚了。”
十二
还不到早晨6 点，克劳德·勒伯尔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看见卡龙卷起了衬衫袖子，紧张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面前放了几张纸，上面有不少手写的记录。办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柜上放了一个电热咖啡壶，正在冒气，不断地散发出咖啡的香味；旁边放了许多纸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这些都是晚间由食堂送来的。
在两张桌子之间的墙边，放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了一床军毯。字纸篓已经倒干净了，放在门边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开着，卡龙喷出来的烟雾从窗口飘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圣塞尔庇斯教堂的尖顶上。
勒伯尔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虽说他只有24小时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龙一样疲倦。
“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查了十年来的一切材料。只有一个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经打算在这儿下手。这个人叫德盖尔德，他已经死了。另外，他属于‘秘密军队组织’，我们档案上记了他的账。可以推测，罗丹一定会选择一个与‘秘密军队组织’毫无关联的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十年来，除了士生土长的那类人以外，只有四个按合同杀人的刺客在法国试过身手，我们抓住了三个。第四个正在非洲什么地方服无期徒刑。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些黑社会的刺客，根本没有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份能耐。
“我还去了中央档案局，他们现在正进行彻底的复查，暂时还没有收获。可是我怀疑我们的档案里可能没有这个人。罗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卡龙点燃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喷出一口烟雾，叹了口气。
“这样一来，我们只能靠国外那头了？”
“完全正确。这种类型的人必然在别的地方受训并取得经验。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记录，不然怎么能证实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干掉的也许不是总统，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会头子大得多的人物。这意思是说，他必然在某个地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定是这样。你怎么安排的？”
卡龙拿起一张纸，右边开有名单，左边是一列时间表。
他说：“七个人都安排好了。先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长开始，7 点10分，就是华盛顿时间凌晨1 点10分。这在美国已经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鲁塞尔是7 点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 点，波恩是8 点10分。与约翰内斯堡的联系时间是8 点半。苏格兰场9 点。最后罗马，9 点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脑吗？”勒伯尔问道。
“或者是相应地位的人。苏格兰场找的是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先生。看来他们在都市警察局里没有设凶杀处。除此而外，对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着范·鲁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长官安德生通话。”
勒伯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很好。我宁可找安德生，我们合作办过案子。还有一个语言问题，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说英语。我估计只有比利时人说法语。其余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准能说英语……”
卡龙插嘴说：“那个德国人迪特里希，会说法语。”
“好吧，那么我用法语和这两个人直接谈。另外那五个人，你得在旁边用分机给我当翻译。咱们该动身了，来吧！”
6 点50分，这两位侦探乘警车来到窄小的保罗·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无奇的绿门前停下。这里是国际警察组织的总部。
在地下室的通讯室里，勒伯尔和卡龙足足花了三个小时靠在电话机旁和世界头等的破案专家通话。在这座建筑物的屋顶上，看来纵横交错、杂乱无章的天线，把高频信号发射到三大洲，一直到达另一座顶上高高耸起的铝杆顶。
它的波长和干扰器使谈话不会被截听。当全世界的人们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后一杯酒时，侦探对侦探进行了对话。
每次打电话，勒伯尔的请求都基本相同：“不，长官，目前，我还不能以两国警方正式调查的方式来请求你的协助……当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简单地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把握，究竟是刚刚形成犯罪行动的意图呢，还是已经处在实地准备阶段……现在只是泄露出一点情况，目前还纯属例行公事……我们在搜捕一个我们极不了解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大致的外貌特征……”
他对每个人都尽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难堪的是，在谈话的末尾，每一位外国同僚都问，为什么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究竟能根据什么线索提供帮助？每到这时候，电话的另一端都只好暂时地沉默着。
“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是谁，或者可能是谁，他必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刺客……不，不是一个黑社会的枪手，而是一个政治凶手，还颇有几次成功的记录。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的档案上是否有这样的人，也许他从来没有在你们国内犯案，或者你们忽然想到的任何这类人物。”
在电话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次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才接着说下去。到这时，这个声音才更沉稳和更关切。
勒伯尔明白，西方各国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门首脑，绝对不会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在法国，只有一个目标会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兴趣。
毫无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当然，当然，我们将为你查遍所有的档案，我尽量在今天就给你回音。啊，克劳德，祝你走运！”
当勒伯尔最后一次放下无线电话听筒时，他猜想的是，还要多长时间这七国的外长甚至总理就会觉察到事态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久。关于这一类事件，即使一个警察也得向政治家汇报。他敢担保这些部长们会保守机密。归根结底，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超脱于政治分歧之上的稳固的默契。他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统治者的俱乐部。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会团结一致，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一个政治刺客的动向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调查如果为公众所知，被报界披露出去，它将震动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国人。当然，如果能只限于警官们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逊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逊一定会向他的上级报告。仅仅在七个月以前，戴高乐在1 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粗暴地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当时伦敦外交部所发布的政治通讯中的措词，即使像勒伯尔这样一个不搞国际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强烈反对法国总统的。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准这个老头子报仇雪恨呢？
勒伯尔在已经没有声音的电话机面前看了一会儿，卡龙在旁边望着他。
勒伯尔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说：“走吧，我们还得吃点东西，再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
英国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皱紧眉头，放下电话听筒，走出去时连一个进来值早班的青年警察向他敬礼都没看见。他走进自己那相当宽敞的办公室，眉头仍然紧皱着，望着窗外的泰晤士河。
对于勒伯尔所提出的请求，以及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请求，曼林逊是完全理解的。法国警方一定已经得到一些关于一个目前还找不到的刺客的消息，这件事使他们很为难。勒伯尔曾告诉他，关于这个图谋在今年8 月进行活动的政治刺客，目前几乎毫无线索。曼林逊长期在警方工作，对勒伯尔的处境，他是完全理解的。
“可怜的家伙！”当他继续望着窗下缓慢流过的泰晤士河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站在他旁边的私人助理员问道：“您说什么？”这个助理员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然后把早晨到的文件整齐地放在他的桌子上。
“没事。”
助理员退出以后，曼林逊还继续望着窗外。无论他对勒伯尔所处的既要保护他的总统、又不能公开缉拿犯人的困境如何同情，他还有他自己的上司。或早或晚总得把勒怕尔今早的请求告诉他们。10点钟就要开各部门首脑的日常例会，只有半小时了。在这会上他提不提这件事呢？
经过再三权衡，他决定不提，只要以个人名义给部长写一个正式备忘录，点出勒伯尔要求的实质性问题就行了。在必要的时候解释一下审慎行事的必要性，以及不在早晨例会上汇报这事的原因。与此同时，进行不露声色的查询是不会有害处的。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按了一下传话器的按钮。
助理员的声音从隔壁的办公室传来：“什么事，先生？”
“你能来一下吗，约翰？”
穿着暗灰便服的年轻助理员拿着笔记本进来了。
“约翰，我要你去一趟中央档案局，直接找总督察马克海姆。告诉他这是我的个人请求，目前我还不能说明作此要求的原因。请他在现存档案中查一查我国已知的活着的职业刺客”刺客吗，先生？“助理员的那副惊异样子好像副长官要求的是查查所有已知的火星人似的。
“是的，刺客。重复一遍，不是那种大路货色的黑社会枪手，那些人只有在下层社会的仇杀中干掉个把人的经验或名气。要的是政治刺客，约翰，这些人或者这个人可以为了钱干掉一个戒备森严的政治家或国家要人。”
“听起来这像是该由特警处承办的，先生。”
“是的，我知道，我也想把事情全交给特警处。可是最好先进行一次普查。啊，对了，我希望你想办法在中午前给我回音，行吗？”
“是，先生，我现在就去。”
15分钟以后，刑事部副长官曼林逊在晨会上就了座。
待晨会结束，他再次回到办公室后，先翻了翻信件，把它们推到了一边，又叫副官拿来一台打字机，自己坐下来给都市警察局局长打了一份简要汇报。汇报中简述了清晨打到他家的电话、早上9 点在国际警察组织通讯室的私人通话以及勒伯尔所要求协助调查的实质性内容。他空着备忘录的后半截，把它锁进抽屉里，就干起当天的工作来。
不到12点，助理员敲敲门进来了。
“总督察马克海姆刚刚从中央档案局回来。”他说。“刑事档案里显然没有人符合这些特征。下层社会有十七个知名的职业凶手，十个在监狱里关着，七个待在外边，先生。但是他们都为大黑帮于，或者在伦敦，或者在其他大城市里。总督察说没有一个是适合对付来访政治家这份差事的。另外，他也建议交由特警处管，先生。”
“好，约翰，谢谢你，我要的就是这些。”
助理员走了以后，曼林逊从抽屉里拿出完成了一半的备忘录，仍放回打字机上。他在后半段写到：据刑事档案处报告，无法提供适合于勒伯尔专员提出的这类人的档案材料。这一调查将移交特警处的副长官。
他打印出三份备忘录，并在上面签了字。
他把其中一份折叠起来放进写着给部长的信封里，第二份标明“秘密信件”字样，放进保险柜存档，第三份折叠起来放进衣服的内胸袋。他用便笺写了一份电报。
收件人：巴黎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队克劳德·勒伯尔专员发件人：伦敦苏格兰场刑事部副长官安东尼·曼林逊电报内容：根据你今日要求，遍查刑事档案未获此类人选资料。将尽速告你任何有价值情报。
曼林逊交发时间：1963年8 月12日这时刚过12点半。他拿起电话向接线员要特警处首脑迪克松副长官的电话。
“哈罗！迪克松吗？我是安东尼·曼林逊。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很乐意，可是我办不到，我午饭只能吃三明治了……今天又是一个那种日子……不，我只在你动身前见你几分钟……好的，很好，我马上就来。”
走出办公室时，他把给部长的信封放在助理员的桌子上。
“我去见特警处的迪克松。你把这个件送到部长办公室去，交给他本人。再把这个电报发给收件人，你用公文形式亲自打出来！”
“是，先生。”
曼林逊站在桌旁看着这个警官浏览了一下电文，见他读到最后时眼睛都瞪大了。
“约翰……”
“先生？”
“请你保守秘密。”
“是，先生。”
“非常秘密，约翰。”
“绝对不说，先生。”
曼林逊对他微微一笑，离开了办公室。助理员又读了一遍给勒伯尔的电报，回想起今天早上替曼林逊向中央档案局进行的调查，心里就明白了，轻声说道：“活见鬼！”
曼林逊和迪克松一起待了20分钟，破坏了迪克松预定的俱乐部午餐节目。他把剩下那份给部长的备忘录的复写件交给了特警处的副长官。
当他准备离去时，又在门边转过身来。
“对不起，迪克松，但这是你那条道儿上的事。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国家里可能没有人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你好好查查档案以后，也许就能打电话给勒伯尔，告诉他我们帮不上忙。老实说，我这次绝对不羡慕他的差事。”
迪克松副长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英国所有那些古里古怪、疯疯癫癫，说不定会去谋害来访政治家的人，当然也包括那批定居在这里的心怀不满、暴躁易怒的外国人在内。所以他更能体会勒伯尔这时处境的困难。保护本国和来访的政治家免受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的暗算是桩累人的差事，不过好在这类人都是外行，特警处那些久经锻炼的专业人员是肯定对付得了他们的。
要是自己国家的元首成为一个难对付的前军人组织的暗杀目标，那就更糟糕了。尽管如此，法国人还是搞掉了“秘密军队组织”。作为一个行家，迪克松对他们颇为钦佩，但是雇用一个外籍职业刺客就另当别论了。从迪克松的观点看，只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那就是可能人选的人非常之少。他毫不怀疑在特警处的记录上，绝对没有符合勒伯尔的描述口径的英国人。
曼林逊离开以后，迪克松读了他留下的备忘录，然后召来了自己的副官。
“请告诉侦探长托马斯，我想在……”他看看表，估计了一下已经大大缩短的午餐会占去他多少时间，然后说：“下午2 点整见他。”
12点刚过，豺狼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
他把三只衣箱寄存在候机大厅的自动存放行李的铁柜里，自己只带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着他的日用品，还有一包石膏。几包棉花和绷带进城去。途中他让出租汽车停在火车站，自己走进行李寄存处。
他看见那只装着枪的胶木板衣箱仍然放在一星期前他看着管理员放上去的货架上，他拿出他的存放凭证，取回了这只衣箱。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小旅馆。这种旅馆和世界各地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都是差不多的，旅客流动性大，他们也从不探询客人什么问题。
他要了一个房间，用在机场换来的比利时币预付了一晚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进房后他把房门锁好，在洗脸盆里放了冷水，把石膏和绷带都放在床上，并开始工作。
他在腿上涂了石膏，要等两小时后才能干燥。在这段时间里，他把涂石膏的那只脚和腿搁在凳子上，点了一支香烟，望着窗外一排排的屋顶。偶尔用手指去按按还没有干燥的石膏。
装枪支的箱子空了，他把它塞进床底下，又把剩下的绷带和少量石膏重新装进手提包里，这是他留着为修补用的。他又环视了一下房间看是否还留下什么痕迹，然后把烟灰倒到窗外，就准备出门了。
他的腿上包了石膏，看起来真像一个被子。他走下楼梯以后，注意到原来那个睡眼朦胧的办事员不在那儿，因为正是午餐时间，他可能去吃午饭了。但如果接待室里有人，他还是有可能被看见的。
他向大门外面望了一眼，肯定没有人进来。于是，就把手提包捧在胸前，弯下腰，迅速地走出旅馆。正值夏季，大门是敞开着的，一离开接待室职员的视线，他就直起腰来。
他很艰难地一拐一拐地走下石阶，沿街走到十字路口，找到了一辆出租汽车，又回到了飞机场。
他手上拿着护照，走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口，一个姑娘笑着接待他。
他说：“两天前有一个名叫杜根的旅客，预定了一张去米兰的飞机票，有吗？”
姑娘查了一下当天下午去米兰的售票情况，这架飞机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要起飞了。她看了他一眼说：“社根先生，有的。飞机票是预留了，但没有付钱。你现在就付吗？”
他付了现款，拿到了飞机票。姑娘告诉他再等一小时会通知他上飞机的。
因为他腿上包着石膏，瘸得很厉害。一个热心的搬运员走过来帮助他从寄存柜里取出三只衣箱，交给意大利航空公司托运。然后到了海关，由于他是个出境旅客，所以只看了一下他的护照。还剩下一小时，他就到旅客餐厅里吃了一顿午餐。
他这个受伤的跛子引起了不少人对他的关怀。从候机大厅出来，他被送上一辆汽车，直送到飞机跟前。看他步履艰难地走上飞机舷梯，可爱的意大利空中小姐欢迎他时更是笑容满面，让他舒舒服服地安坐在飞机中部一组面对面的座位上。她特意指出，这组座位搁腿的地方宽敞一些。
其他旅客在人座时小心翼翼，不去碰他的伤腿。他则仰靠在座位上，坚强地露着笑容。
4 点15分，飞机起飞，朝着米兰的方向向南飞去。
在伦敦，英国特警处总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在3 点钟前走出了特警处副长官迪克松的房间。他觉得浑身不得劲儿。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热伤风是折磨他最厉害、一最长久的一次，而且因为压给他的这个新差事把他这一天全毁了。
今天早晨，新的一星期刚刚开始，开头他就听说奉命尾随苏联贸易代表团一名团员的人被尾随对象甩掉了；快到中午时，他接到军事情报部五处的一个彬彬有礼的要求，请他的部门放弃这个代表团，这里头的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说在军事情报部五处看来，整个事情最好交给他们来办。
到了星期一下午，可就更糟了。对任何警官来说，无论是特警处还是别的什么部门，最头痛的就是可能发生的政治谋杀案。但是从他的上司所交办的任务看，神秘得连个名字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迪克松对他说了一番漂亮话：“没有名字，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啊！试试看明天能不能搞出点名堂来。”
“一显身手！”托马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咕哝了一声。虽说这次已知嫌疑犯的名单将会特别短，但他和他的部门照样需要花上若干小时查找档案、政治闹事记录、各项判决书等等，就连那些可疑对象都需要查询。从迪克松的介绍中，只有一点比较明确：这个人是一个职业刺客，而不是那种为数众多的疯疯癫癫的狂热分子。
他召来两个侦察官，他让他们和他一样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到办公室报到。他对他们进行的介绍比迪克松的介绍还要短，只告诉他们要找什么，却不说为什么。他认为，法国警方怀疑有一个人要暗杀戴高乐，未必与苏格兰场特警处的机密档案和记录有多大关系。
他们三个人清掉案头的其他卷宗，开始干了起来。
6 点刚过，豺狼乘坐的飞机便在米兰林内特机场着陆。那位始终关心他的空中小姐，扶着他走下舷梯，由另一位地面女服务员挽扶着他到候机室主楼。他已把枪支部件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显眼的手提袋里。接受海关检查时，护照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但是当皮箱顺着传送带到达海关检查台时，危险性开始增长。
他找到一个搬运工，请他把三只皮箱排成一行。他的手提袋放在它们旁边。一个海关检查员看到他一跛一拐地走向检查台，便走了过来。
“这些行李全是你的吗。先生？”
“呢，是的，这三只皮箱和这个手提袋。”
“你有要报税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
“你是来办事的吗，先生？”
“不，我是来度假的。但是结果却不得不休养一个时期。我想去湖区。”
海关职员对此无动于衷。
“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先生？”
他递了过去。意大利海关职员仔细察看了护照，还给他时一言不发。
“请你打开这只箱子。”
他指着三只大箱子中的一只。豺狼从钥匙圈上选了一个钥匙打开箱子，搬运工帮着把它放平。走运的是，这是放着供扮成丹麦牧师和美国大学生的衣服的箱子。海关职员摆弄着这些衣服，当然看不出一身深灰色西装、内衣、白衬衫、平底鞋。黑便鞋、风衣和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丹麦文的书也不使他惊奇。书的封面是沙尔特列斯教堂的彩色照片，书名虽然是丹麦文的，但在英文里也是这几个字母，并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没有检查重新缝过的贴边，也没有找到伪造的证件。检查如果彻底的话，这些东西就会暴露，但他只是马马虎虎地作了常规检查，他只是在发现可疑现象时才会认真起来。一支步枪的全套部件隔着检查台离他不过3 英尺，但他丝毫未有所觉察。他合上箱子，示意豺狼把它锁上，然后迅速地用粉笔在四件行李上都做了记号。他的任务完成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先生，祝你假期愉快。”
搬运工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收下了丰厚的小费。
很快，豺狼就进入了米兰，它那一贯熙熙攘攘的街道，由于正是下班时间，更加乱成一片，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他要司机把他送到中心火车站去。
他在火车站又叫了一个搬运工，一跛一拐地跟着这人到行李存放处。在出租汽车里，他已经把剪刀从手提袋里抽出来放进裤袋。这次他存放的是手提袋和两只皮箱，留下放着法国军大衣的那只箱子，这个箱子里还有些余地。
打发走搬运工以后，他拐进了男厕所，见到便池左边一长列洗手池前只有一个人在洗手。他放下箱子，也开始仔仔细细地洗起手来，等那人洗完手出去后，盥洗室空无—人的那一刹那，他闪进了屋子另一面的一间单人厕所里，倒锁上门。
他把脚放在马桶座上，轻轻凿了10分钟，石膏开始一片片往下掉，露出垫在里面的棉花，他就是靠这个把腿包扎得像真的由于骨折而敷上石膏那样臃肿。
等他把脚上的石膏都除净以后，他把上石膏时用胶条粘在大腿内侧的丝袜和黑皮便鞋重新穿上。他把剩下的石膏和棉花垫子放进马桶。第一次冲水时堵了一半，第二次冲水就全下去了。
他把皮箱放在马桶上，把那一套装着枪支部件的钢管一件件放在大衣折缝里，然后把皮箱的扣带—一扣紧，避免箱子里的东西相互碰撞。然后他合上箱子，看看厕所外边。有两个人站在洗池前，还有两个人在便池前。他出了单间，径直向门外走去，即使有人想注意他也来不及，他已经走上车站大厅的台阶了。
他不能被人注意到刚才还是个跛子，一下又变成一个体格健壮的人出现在行李存放处。所以他招呼了一个搬运工，解释说他时间紧迫，需要赶快换点钱、取出行李并叫一辆出租汽车。他把行李票和一张1000里拉的钞票塞进搬运工手里，指点他去行李存放处，并说他自己去把英镑换成里拉。
搬运工高高兴兴地点着头去取行李，他把身上最后的20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刚刚换完，搬运工就拿着三件行李来了。两分钟后，他坐在一辆出租汽车里，以惊人的速度驶过奥斯塔公爵广场，奔向大陆旅馆。
在旅馆豪华的前厅里，他对服务台的职员说：“我用杜根的名字订了一个房间，我想你们还留着吧。房间是两天前用电话从伦敦订的。”
不到8 点钟，豺狼已经在房间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淋浴和刮脸。两只皮箱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衣橱，放着他自己衣服的第三只皮箱打开放在床上。晚间穿的衣服是一件夏季穿的海军蓝轻质纯羊毛上衣，他把它挂在衣橱门上，他的灰色上衣已经交给旅馆服务员去熨烫了，在他面前放着鸡尾酒和晚餐。今晚似乎还很早，明天，8 月13日，将是一个很忙碌的日子。
十三
英国，伦敦。
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侦察官结束了他自己的这部分清查工作，望着他的上司说：“什么也没找到。”
另一个年轻的侦察官也结束了工作，结果也是如此。托马斯自己在5 分钟前也已经查阅完毕，此刻他在窗前站着，望着街上的车辆从他的窗前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