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公室和曼林逊的办公室不一样，窗外看不见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只看得到凯德索菲弗街上的车流。他觉得实在累得要死，由于吸烟过多，嗓子发涩。他明知道患了重感冒不该再吸烟，但总是放不下，特别是在神经紧张的时候。
房间里的烟雾使他头疼欲裂，但是当天下午找到的那些人，还需要核对一下，因此就得不停地打电话。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不像是会去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一类人。
托马斯从窗前转过身来说：“好啦！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
一个侦察官说：“也可能有干这种事的英国人，但他不一定在我们的档案里。”
托马斯气呼呼地说：“注意，他们全在档案里！”一想到在他的领地里，竟然有职业刺客之类的精彩人物未被列名备案，他就不大乐意，再加上伤风头痛，更使他难以心平气和。
另一个侦察官说：“归根结底，政治刺客是一种特别稀有的鸟儿。这个国家也许根本没有这类货色。它不怎么合英格兰人的口胃，对不对？”
托马斯回瞪了他一眼。他宁愿用‘二不列颠人“来概括联合王国的居民，这位侦察官无意中使用的”英格兰人“这个词儿，使他疑心对方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中也许能产生这类人物。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成了，收拾卷宗，交还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只能如此。”
“侦探长，是哪儿要我们查的？”一个侦察官问道。
“你别操这个心了，孩子。看来有人遇到了麻烦，反正不是我们自己。”
两个年轻人收起了所有的材料，走向门口。他们两人都有家室，其中一个这几天随时盼着头一次当爸爸呢，他一直走到门口。另一个却回过头来，在沉思中紧锁眉头。
“侦探长，我查找的时候想到这么个情况。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具有不列颠的国籍，他一定不在这儿下手。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这种人，他也得有个基地。一种类似隐蔽所的地方，可以回来休养生息的地方。在他的本土上，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种双重人格的人吗？”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你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假定如此，他必然在他的领域里干过几桩案子。要不然，他就无足轻重了，对不对？”
“往下说。”托马斯仔细地打量着他说。
“是这样，我想这种人可能只在本土之外采取行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引起国内保安部门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听到过什么风声呢？”
托马斯考虑了一下他的意见，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吧，回家去，孩子。报告由我来写。你干脆把我们调查的这件事忘了吧！”
但等侦察官一走，他的这个意见却扎根在托马斯心中。现在，他可以写报告了。毫无结果，一张白卷，根据对档案记录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什么复查的必要。但是，如果在法国的查询背后确有什么根据呢？假定说，法国人并不是像托马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听到了一句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就被闹得晕头转向了呢？如果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只有一点点根据，如果没有迹象说明这人是个英国人，那么他们得用同样的方式查遍全世界。非常可能的是，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刺客存在，而如果真有此人，他必然来自那些拥有长远的政治谋杀历史的国家。可是，假定法国人的怀疑属实呢？万一，这个人真是英国人，哪怕英国只是他的出生地呢？
托马斯一向为苏格兰场的声誉感到自豪，特别是特警处。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类麻烦，他们从未让一个外国来访的要人出过什么事。在苏联克格勃头子伊万·谢洛夫来英国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访作准备时，他甚至得亲自出马照料这个狗娘养的俄国伦，因为好几十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都想干掉他。可是一枪未放，当时这地方趴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个个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行动。
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他将踏上归途，回到他和梅格买下的可以远眺布里斯托尔河绿波的小房子去。看来还是保险一点好，把一切都查清。
年轻时候的托马斯是一个挺不错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布列安·托马斯当翼锋，就甭打算搞边线突破。当然，他现在年纪大大了，但是他对伦敦威尔士队还保持着强烈的兴趣，无论何时，只要工作走得开，他还去里奇蒙的老鹿苑看他们比赛。他对所有的队员都很熟悉，一场比赛后，总要花些时间在俱乐部房间里和他们聊天。他的名声保证他在这里备受欢迎。
其中有一个队员，别人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托马斯却知道他不只干这个角色。他所在部门是在外交部管辖之下，却又不属于外交部，他是为秘密情报处工作的，在公众之中，有人用不准确的“军事情报六处”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贝利·劳埃德。
现在，这两个人约好8 点到9 点之间，在河边一家安静的酒馆里喝一杯。托马斯买了酒以后，他们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但是劳埃德猜得出，这位特警处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谈谈两个月后才开始的球赛季节而约他到河边酒店来的。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酒，心不在焉地互道“干杯”。托马斯点头示意到外边通向码头的平台上去，外面比较安静，一帮青年男女已经喝完酒去吃晚饭了。
“碰上问题了，伙计，”托马斯开了头，“希望你能帮帮忙。”
劳埃德说：“好吧，只要办得到。”
托马斯说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档案局、特警处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绝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类，你明白吗？他可能只在国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许情报处注意过他呢！”
“情报处？”劳埃德安详地反问一句。
“得了，得了，贝利。有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要多知道点儿事吧！”托马斯的声音犹如耳语。从背后看，他们这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像是越过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南岸的灯火。
“我们在搞布雷克案件时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员的真实身份都叫我们偷看到了。你也是一个，对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劳埃德说。
“你看，在公园里我只是布列安·托马斯。可是我同时又是特警处的侦探长，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隐姓埋名啊，你说是吗？”
劳埃德望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现在还办不到。法国方面是勒伯尔对曼林逊的非正式要求。他从中央档案局里找不出什么来。他回答说他帮不上忙，但他又告诉了迪克松。迪克松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 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分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
“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 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磷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缓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
劳埃德离开了栏杆。“你回家吧，”他对侦探长说，“如果有什么有用的情报，我打电话给你。”
他们走回酒馆，送回啤酒杯，然后走向店门。
当他们握手告别时，托马斯说：“我很感激你。也许什么都找不出来，不过还是寄希望于万一。”
当托马斯和劳埃德俯身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谈话的时候，当豺狼在意大利的米兰一家屋顶餐厅饮尽最后一滴查巴格里昂酒的时候，克劳德·勒伯尔在法国巴黎内政部长会议室里出席了第一次进度汇报会。
出席的人和24小时前相同。内政部长坐在桌子首端，各部门首脑分坐在桌子两边。克劳德·勒伯尔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坐在桌子另一端。
部长略一点头，会议便开始了。
他的秘书长桑根纳蒂最先发言。他说，这一天一夜以来，法国每个边防检查站的海关人员都接到指令，彻底搜查一名进入法国的浅黄色头发、高个子外籍男子的行李。特别要检查护照，并由边防检查站官员在海关关口查看以防伪造（对此，边防检查站首脑点头表示承认）。进入法国的旅游者和商人可能会议论海关突然增强戒备一事，但不会使任何遭到检查的对象意识到全国各关口的目标都是浅黄色头发的高个子男人。假如任何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提出问题，即以常规抽查来答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他要汇报的还有一件事，有人建议考虑采取突然行动，把罗马“秘密军队组织”的三个头目中抓起一个来。外交部出于外交上的原因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不知豺狼行动的内情；而外交部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虽然他明白内情。这样一来，就不能指望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了。
保安总局的纪搏将军说，他们的档案经过彻底的查阅，除了“秘密军队组织”及其同情者外，没有发现有关任何政治刺客的情况。
情报局局长说，对法国刑事档案清查的结果也是同样。不仅对法国人查阅的结果是如此，对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下手的外国人中，查阅也未获结果。
边防检查站首脑开始汇报。他说，今天上午7 点半，在北火车站附近邮局，截获了一个打给三个、“秘密军队组织”头目所住的旅馆的电话。自从八个星期以前他们在那里出现后，国际交换台的接线员便奉命报告所有打给这一号码的电话。今天早上，这个值班员反应迟钝，直到接通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列在单子上的号码，这才呼叫边防检查站。幸而他还有监听的常识。电话内容是：“瓦尔米告知普瓦蒂埃。豺狼已经漏气了。重复一遍，豺狼已经漏气了，科瓦尔斯基被捕了。死前说了话，结束。”
几秒钟内，全室一片寂静。
“他们怎么发现的？”勒伯尔从桌子的另一端不动声色地发问。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除了罗兰上校而外。他在沉思中盯着对面的墙壁。
“该死！”罗兰清晰地说，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墙壁。大家的视线又转向行动分局首脑。
罗兰上校从沉思中迅速回到现实。
“马赛。”他简短地说。“为了把科瓦尔斯基引离罗马，我们用了一个诱饵，一个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外号若若的老朋友。他有老婆和女儿。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保护性拘留，一直到科瓦尔斯基落网，然后放他们回家。我想从科瓦尔斯基那儿要的是他那些头子的情况。那时候，没有任何有关豺狼行动的线索。当时也没有理由不让他知道科瓦尔斯基被我们抓住了。当然，后来事态有了变化，一定是这个波兰人若若透信给那个瓦尔米了。很抱歉。”
勒伯尔问：“边防检查站的人在邮局抓住瓦尔米没有？”
边防检查站的人说：“没有，我们只差了两分钟，这得归咎于那位接线员的愚蠢。”
森克莱上校突然冲口而出：“纯粹是一连串的无效劳动。”好多双不友好的目光都向他投射去。
纪博将军说：“我们针对着一个未知的敌人，在茫茫黑夜之中摸索前进。假如上校自告奋勇接管这一行动计划，承担其一切责任，那么不妨……”
来自爱丽舍宫的上校专心致志地看着他面前的卷宗，似乎它们比保安总局局长的威胁性暗示更为重要。他已经意识到他刚才的话是不明智的。
这时，内政部长开口了。“从某一方面看，他们知道雇用的枪手走漏了风声也许反而好些。他们现在必定会终止这一行动吧？”
森克莱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言，接嘴说：“当然，部长说得有道理。他们再干下去岂不是太蠢了吗？他们一定会让这个人住手的。”
“他并没有真的漏气了。”勒伯尔平静地说。他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这一警告也许只会促使他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比如伪造证件、化装……”
由于部长的话而产生的乐观情绪现在又消失了。罗杰·弗雷伊以尊重的目光望着小个子侦探。
“先生们，我想我们该听听勒伯尔的报告了。归根结底，这次清查是由他负责的。我们坐在这儿都是为了尽量协助他。”
在部长的敦促之下，勒伯尔概述了一下昨晚以来他所采取的步骤；在清查了法国档案后，他更加深信这个外国人如果有案底，那也只可能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的档案上。他已向国外发出查询要求，用国际警察组织的直通电话同七个主要国家的警察首脑通了话。
勒伯尔最后说：“他们的答复在今天白天陆续到达。结果如下：荷兰，没有。意大利，有几个已知的合同杀手，但全都受雇于黑手党。经过缜密的了解透露出卡拉比涅利和罗马黑手党首领之间有誓约，即黑手党的任何杀人凶手除执行命令外，绝不进行政治暗杀，而黑手党是绝不参与杀害外国政治家的。”勒伯尔抬头看看在座的各位，“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英国，什么也没有，但常规查询已转到另一部门，特警处将进行进一步检查。”
“一如既往，慢条斯理。”森克莱屏着气低声嘟嚷着。勒伯尔听到这话又抬头看看。
“但我们的英国朋友是一丝不苟的。不要低估了苏格兰场的能力。”他接下去念报告。
“美国方面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据地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际大军火商的得力助手。这个人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后来是驻加勒比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在猪湾事件之前，由于在斗殴中打死一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而被开除。这个古巴人本来要在猪湾行动中指挥一支队伍的。于是，这个美国人就被军火商招去了，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个军火商向猪湾人侵部队非官方地提供武器。后来他的主子在军火生意中的两个对手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干的。军火交易是一个玩命的买卖。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查尔斯·亚诺德，外号‘丘克’，联邦调查局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联邦调查局建议考虑的第二个嫌疑人员是一个叫马科·维特列诺的人。他以前是纽约黑帮头目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的私人保镖，这个头目1957年10月在理发时中弹身亡。他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出美国，住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企图混人当地的黑社会中，但没有成功。联邦调查局认为，如果他已经穷途潦倒，那么他有可能被某个外国团体雇用；如果价钱合适，就可能去干杀人的勾当。”
房间里一片寂静，十四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听着。
“比利时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叫尤里·贝隆吉的精神病杀人者，原来在加丹加是冲伯的一员大将。1962年被联合国从加丹加赶了出来。由于在比利时他还有两件杀人的悬案未结，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时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计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时警方正在进一步查明他的去向。
“西德也有一个可能性，汉斯迪特·凯塞尔，一个纳粹党卫军少校，有两个国家把他列为战犯。战后改名换姓住在西德，是纳粹分子一个地下组织的雇佣枪手。据说西德有两个战后进入政界的左翼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加强对战争罪犯审讯而被暗杀，他有重大嫌疑。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就是凯塞尔，由于身份暴露，他逃到西班牙。据说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住在马德里。”
勒伯尔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带说明一下，此人的年龄似乎已经不适宜于这样的工作，他现在已经57岁。”
“最后是南非，也有一个嫌疑分子，一个职业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在南非他没有犯案，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头等的射击手，善于击中一个特定的目标。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后逃出刚果，估计他仍在西非某个地方。南非的特种工作部正在进一步清查。”
勒伯尔暂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围，在座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他接着用恳求的语气说：“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情报都仅仅是可能，我只是试着和七个国家联系，而这个豺狼可能是个瑞士人、奥地利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说没有可疑的人，这也可能是错的，豺狼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时的、德国的或者美国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现一个突破。”
森克莱又说话了：“单纯靠希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勒伯尔很有礼貌地问道：“那么上校是否有什么新的建议？”
森克莱冷冷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得到警告后已经撤销他的任务了。在他的阴谋被揭露后，这个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们的总统。况且罗丹和他的同伙一定给了这个人不少钱，他们会向他要回这些钱并且撤销这次行动。”
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
部长问道：“你所说的这些查询目前的进展如何？”
勒伯尔说：“部长，几个认为有嫌疑分子的国家警方，估计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齐资料，照片也用电传传来。有些国家的警方还在继续追查，想尽可能确定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桑根纳蒂问道：“你看他们会保密吗？”
勒伯尔回答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们有上百次高度机密的调查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进行的。好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反对刑事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像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部门那样相互敌视。也就是说，各国警察部门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
弗雷伊问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吗？”
“部长，对警察来说这全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行，也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调查的原因。毫无疑问，我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会知道有过这番调查。但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无论在哪儿都是罪犯。”
森克莱冲口而出：“但只要他们知道进行过这番调查，他们就能琢磨出个奥妙，然后私下里取笑我们的总统。”
勒伯尔说：“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要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他们中间的某个人。”
森克莱回嘴说：“假如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因为有人想谋害法国总统而多么兴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总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于众。”
勒伯尔纠正他说：“这不是公之于众，这是极其私秘的通报，只限于一小批人。这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来，将会毁掉本国一半以上的政治家。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莫里斯·布维埃生气地说：“宁愿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们发出参加总统葬礼的讣告强。我们和‘秘密军队组织’战斗了两年，总统指示说一定要防止成为报界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话题……”
部长插话说：“先生们，先生们，够了。是我授权勒伯尔先生在外国警方首脑中进行谨慎的查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莱一眼，“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毫不掩饰因上校窘迫而使他们产生的快感。
部长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罗兰举了一下手。
他说：“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个常驻办事处。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队组织’流亡者，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查找那个纳粹分子卡塞尔，而不用惊动西德人。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的关系并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2 月份的绑架阿古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波恩政府的恼怒，有几个人会心地笑了。部长朝着勒伯尔扬扬眉毛。
勒伯尔说：“谢谢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还希望其他部门能像过去24小时一样，继续给我提供帮助。”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罗杰·弗雷伊部长说后，收拾起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大门外的台阶上，勒伯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温馨的空气。
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进入8 月13日，星期二。
刚过午夜12点，贝利·劳埃德打电话给托马斯侦探长。托马斯正打算熄灭他的床头电灯，他估计这位外交部情报处的老兄要明天才会打电话来。
劳埃德说：“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报告的原件，这不过是当时岛上流传着的谣言的一份普通的报告。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后，就被批上了‘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字样。我刚才说过，那时我们被不少其他事牵制住。”
托马斯不愿惊动身旁睡着的妻子，轻声地问道：“有名字吗？”
“有的，有一个英国商人最近忽然不见了。当然，他可能与你说的那件事毫无关系，但他的名字与那些谣传联系起来，名字是却尔斯·格尔索普。”
“谢谢你，贝利，到了早晨我再继续查。”他挂上了听筒，睡觉了。
劳埃德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人，他把这次查询以及他的答复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给情况室。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情况室值夜班的人简单地看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法国的事，就把它放人外交部法国科的邮袋里。按惯例，第二天早晨就将送到法国科的头头那里。
十四
豺狼照例在早晨7 点半起身，喝了放在床边的茶，洗了澡，刮了胡子，穿好衣服，然后从衣箱的夹层里，拿出一叠钞票共计1000英镑，装在上衣内口袋里，下楼用早餐去了。
9 点半钟的时候，他走出旅馆去找银行。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分别在几家银行里把英镑换掉，其中200 英镑换成意大利里拉，其余800 英镑则换成法国法郎。
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他在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进行他这天上午的第二件事。经过了几次打听之后，他来到加里布地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这里靠近加里布地火车站，是个工人住宅区。他在街角的一家经营出租汽车间的地方租下了一间，两天的租费是10000 里拉，因为只租用两天，所以租金比一般的价钱要高一些。
到了日用杂品商店，他买了一套工作服，一对金属的夹子，几米细铁丝，一支电烙铁和一些焊条。还买了一个帆布袋，把所买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存放在他的汽车间里。他把汽车间的钥匙装进衣袋后，就到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找了一家上等餐馆用午餐。
在餐馆里，他用电话联系了几家有汽车出租业务的商行后，就乘一辆出租汽车到一家规模比较小，生意也不怎么兴隆的汽车出租商那里，租了一辆1962年的旧“阿尔法”牌运动跑车，并说明他预备在意大利作为期两星期左右的休假旅行，两星期后把汽车送还。
他的护照——英国的和国际的驾驶执照都是齐全的。一小时后，汽车保险的手续也办妥了——出租汽车商行附近就有专门办保险的。汽车押金很贵，差不多相当于100 英镑，到下午4 点时，钥匙插在点火装置上，这辆汽车就归他使用了，汽车行的老板祝他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他在伦敦时已经向汽车协会打听过，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所以意大利牌照的汽车开到法国去不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只要有驾驶执照、租车证明，还有保险就行了。
他在威尼斯大街上的意大利汽车俱乐部接待处询问到附近一家信誉卓著的保险公司的名称，这家公司是专替国外旅客提供汽车保险保证金的。他在这家公司为自己驶往法国旅行所需的额外保险费付了现款。他们对他说，这家公司同法国一家大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因而它承诺的保险在那里也同样有效。
他离开保险公司后，就驾驶着那辆“阿尔法”小汽车回到大陆旅馆，把汽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并取出了里面藏着步枪部件的皮箱。20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那条有出租汽车间的小街，他把汽车开进已租好的汽车间后，反锁好房门，把电烙铁的电线插进了头顶上那盏电灯的灯口，还把一支强光电筒放在他身旁的地面上以照亮汽车的底部，接着他就开始干活了。他花了两小时，把藏有步枪部件的薄钢管紧贴在“阿尔法”跑车底盘内侧的凸缘上焊住。他之所以选择“阿尔法”跑车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伦敦时看遍了汽车杂志，才知道在所有的意大利汽车中，只有“阿尔法”跑车的那副牢固的钢制底盘内侧有一道较阔的凸缘。
每根钢管都用一层薄薄的麻料织物套住，再用钢丝紧紧地捆绑在凸缘内侧，凡是钢丝和底盘边缘接触的地方都用焊条焊住。
当他干完这些活的时候，他那身工装裤已沾满了汽车间地面上的油污，他的两只手也由于在底盘上捆绑铁丝时过分用力而酸痛不已。可是任务完成了。那几根钢管除非钻到汽车底下去凑近细看，不然根本无法发现，而且要不了多久，上面就会蒙上厚厚的尘土。
他把工装裤、焊铁和剩下的铁丝都装进了那只帆布包，塞在屋内一个较远的角落里的一堆破衣碎布底下。那副金属夹子则放进汽车驾驶座前面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内。
当他最后把手提箱藏人汽车后部的行李仓，把“阿尔法”汽车开出汽车间时，整个城市已经笼罩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他关上汽车间的大门，扣上锁，把钥匙放进口袋，就驾车回到旅馆。
到达米兰后仅仅24小时，他就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他洗了个淋浴，解除一下一天的劳累，把感到剧痛的双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然后才穿好衣服去喝鸡尾酒和吃晚饭。
他在走进酒吧间之前，先到接待处柜台边停留了一下，要他们在晚饭后替他把账目结清，并要他们在明晨5 点半叫醒他，同时送来一杯茶。
在吃罢第二顿精美的饭菜后，他用剩下的意大利里拉把账结清。11点过后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伯·奎格利爵士背着双手站在他外交部办公室内的窗口旁边，俯瞰着窗外大片平整洁净的近卫骑兵队阅兵场。一纵队井然有序的近卫骑兵队，正行进在碎石路上，蹄声得得，整齐地向白金汉宫跑去。
这是一幅多么悦目赏心的景色啊！杰斯伯爵士常常在早上站在他的窗口，从外交部望出去，看着这幅最典型的英国景色。看着那些身穿蓝军装的骑兵驶过，看着阳光和那些昂头翘首赞叹不已的旅游者，听着广场上传来马具和马嚼子的丁当声，振奋精神的马的嘶叫声，这就足以补偿他在其他小国家的大使馆中虚度的那些年头了。每次注视着这样的景色，他总是不由得要挺胸、收腹，并由衷地感到一丝自豪。有时候，他一听到碎石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就会从办公桌旁站起身来，到窗户前站着，看着骑兵经过，然后才回来处理文件。
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杰斯伯·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于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他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项良策。至于丘吉尔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法国将军，则是哪个行家都猜不透的。
当然并不是哪个法国人都有多大用处。谁也不能说杰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务有功而于1961年被册封为爵士的）缺少胜任法国科科长的必备条件。他天生不喜欢法国和同法国有关的一切东西和人。由于戴高乐1963年1 月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反对不列颠帝国加入“共同市场”，杰斯伯爵士曾经与法国外交大臣有过20分钟的不愉快的谈话，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门，杰斯伯爵士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蓝色的薄纸，似乎正在那儿看这个文件，他说：“进来。”
一个年轻人进来了。他转过身来把门关好，走到办公桌Bu。 杰斯伯爵士的眼睛从那副半月形的眼镜上面望着他。
“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来的报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从法国警方的高级侦探向英国警方的高级官员发来的非正式请求书，然后转给特警处的警官，认为应该予以考虑，当然又是非正式地转给年轻的外交部情报工作者。是这样吗？”
“是的，杰斯伯爵士。”
劳埃德望着这位外交家瘦小的身影，站在窗前研究他的报告，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以为至少杰斯伯爵士已经很熟悉报告的内容了，拿在手中仅仅是一个姿态而已。
“然后这个年轻官员也认为应该考虑。于是他超越他自己的职位，也不请示他的上级，认为可以帮特警处的忙，并提出了一个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个英国公民表面上是一个商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冷血的杀人者。是这样吗？”
劳埃德想：这个老混蛋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亲爱的劳埃德，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份非正式的请求书是昨天早晨提出来的，而外交部的与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部门的领导人直到24小时以后才得到通知。这件事有点奇怪，你说对不对？”
劳埃德知道了，这是部门之间的纠纷。但他也知道杰斯伯爵士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懂得权力之争；与国家大事相比，他们更致力于特权阶层成员之间的事。
“最尊敬的杰斯伯爵士，托马斯警官向我提出请求，正如你所说的是非正式的，是昨晚9 点钟的事。我是在午夜时提出我的报告的。”
“诚然。但是我也注意到他的报告也是午夜之前写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法国人是请求提供线索，可能有的线索是通过正常的国际间警方合作的渠道提出来的。”劳埃德回答说。
“你是这样认为吗？是这样认为吗？”杰斯伯爵士改变了他那温和的问询口气，有点生气了。“但这显然不是你的部门和法国科之间的合作。不是吗？”
“杰斯伯爵士，我的报告现在在你手里。”
“太晚了一点，先生，太晚了一点。”
劳埃德决定要进行反驳。他明白，如果他帮助托马斯而需要请示的话，也应该请示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请示杰斯伯·奎格烈爵士。他知道他的上级是受他的下属所爱戴的，而对于法国科不通过他而责备他的下属则是很反感的。
“杰斯伯爵士，什么太晚了？”
杰斯伯望着劳埃德，显然他不肯透露他那种不愿意帮助托马斯的心情。
“你一定清楚有一个英国公民的名字写在这里，提出这个人既没有丝毫根据，更不用说证据了。你认为这样来抛出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一件怪事，而且根据所提请求来说，有一个名誉的问题。”
“我认为向特警处侦探长提供一个人的名字只不过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怎么能说是抛出呢？”
杰斯伯爵士为了忍住他的愤怒，把嘴闭得更紧了。这个无礼的家伙，可又那么狡猾，必须要小心提防。他使劲忍住怒火。
“我知道的，你的观点是要向特警处提供帮助，这是一种很可敬的行为。那么你是否认为在事前商量一下，也是太过分了呢？”
“杰斯伯爵士，你是否在问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杰斯伯爵士脸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样认为，这正是我所要求的。”
“杰斯伯爵士，我对你是非常尊敬的。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我是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你如果不同意我昨天晚上的行动，那么最好请你向我的上级提出意见而不要直接跟我说。”
你瞧，这个年轻家伙竟敢教训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
杰斯伯爵士生气地说：“我会向他提出的，会向他提出的，而且要更为严厉地提出来。”
劳埃德一句话不说，转过身走出去了。他毫不怀疑他的那位老头儿上级会责备他的。他将向他解释托马斯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时间也很紧。如果老头儿坚持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那么劳埃德难免要挨批评，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责备应该来自他自己的上级，而不是来自杰斯伯。这个混蛋的托马斯，把我扯到里头了。
然而，杰斯伯·奎格利爵士对于是否要去告这一状却犹豫不决。严格说来，他是对的，有关却尔斯·格尔索普的情况，尽管完全埋没在早已丢弃的档案中，还是应该向上级领导讲清楚；不过不一定要向他讲清楚就是了。他作为法国科科长，只是参加听取情报处的情报汇报，而不是参加领导情报处。他可以向领导情报处的那个脾气很坏的天才（不是他选择的字眼）诉说他的不满，结果也许会使劳埃德挨一顿痛骂，也可能毁了那小子的前途。可是他也可能遭到那位情报处首脑的反唇相讥，怪他未经允许而擅自传唤一名情报官员，那可就自讨没趣了。此外，这位情报处的领导人与最高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一起到约克郡去打猎。一个月以后将是主显节，他仍想届时能得到请柬。还是别管它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