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广场的雷纳街两侧各有三幢楼房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从第三幢楼房的窗口发射，射击角确实太小。于是豺狼决定排除使用两侧的第三幢楼房，只剩下四幢楼房可供选择了。由于他估计到谋刺那天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午后，到那时太阳已经西斜，但是阳光还是能够从车站的屋顶那边照到雷纳街东边那两幢楼房的窗子里面，于是他最后决定只从马路西边的两幢楼房中进行选择。这天是7 月29日。他坐着等到下午4 点钟。他注意到日光仍然很强烈地照着东边的整幢楼房，而西边楼房顶层的窗口里，则只照进一些斜射的光线。
次日，他再次来到楼房前，注意到有个看门的老太太。三天以来，他总是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或坐在一条便道的长凳上。眼下他选好了离他感兴趣的两幢楼房的大门只有几英尺远的一条长凳。在他后面几英尺，隔着一条行人不断匆忙往来的便道。看门的老太太坐在她的门口织着毛活。有一次，附近咖啡馆的一个侍者走过来和她聊了一会儿天。侍者管看门人叫贝特太太。这里景色宜人，气候温暖，阳光普照。在东南方和南方，高悬在车站屋顶和广场上空的太阳照进黑暗的门洞有好几英尺深。
看门的老太太是一位安详自在的老祖母式的人物。她总是向不断进出她那幢楼房的人们愉快地说一声：“早上好！先生。”人们也总是愉快地回答：“早上好！贝特太太。”从这个情况看来，坐在20英尺以外的长凳上的观察者断定，她一定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她性情温良，而且怜悯这个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事物。下午两点刚过不久，一只猫出现了。贝特太太立刻奔进在底层尽头她的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去，几分钟以后，端着一盆牛奶来喂这只她称之为“小猫咪”的动物。
在4 点前不久，她卷起她的毛活，塞进她那围裙上的宽大的口袋里，慢腾腾地穿着拖鞋朝面包房走去。豺狼从他坐的长凳上悄悄地站起来，走进了那幢公寓。他没去乘电梯，而是顺着楼梯轻轻地跑上楼去。
楼梯是围绕着电梯盘旋而上的。在楼房后部楼梯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个小平台。每隔一层楼，平台靠楼房后墙的地方有一扇门，通向一座钢制的太平梯。在第六层（除了顶楼以外，这就是最高的一层了）转弯处，他打开了后门，朝下望了一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一些楼房的后门，这些楼房构成豺狼身后的那个广场的一角。这个由楼房围成的方形天井有一个出口，那是一条朝北的带顶的狭巷。
豺狼轻轻地关上门，插好门闩，走完最后半段楼梯后便到达了第六层。在这一层过道的尽头有一道质量差一些的楼梯通向阁楼。在过道里有两扇门分别通向两套面向天井的房间，另外两扇门通向楼房正面的房间。他的识别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这两套楼房正面的房间都有窗子，可以俯视雷纳街，或是侧视广场以及远处的车站的前院。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望已久的。
他看看这两扇门上在电铃按钮旁的姓名牌，一块写着贝郎瑞小姐，另一块则写着夏里埃先生和夫人。他静听了一会儿。但是两间房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扇门上用的都是弹簧暗锁，非常结实。这种锁是法国人最喜欢用的，他们用了这种锁会有一种安全感。他知道要打开这些房门，必须用钥匙。他相信在贝特太太的小房间里一定有打开这些房门的钥匙的。
几分钟以后，他轻轻地从原来上楼的楼梯向下走。他在这幢楼房里总共待了不到5 分钟，但看门的老太太已经回来了。他从镶嵌着毛玻璃的门外向内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身出去，经过拱形的大门走上了人行道。
他向左沿着雷纳街，经过两幢公寓楼房，然后到达邮局。过了邮局是一条很窄的小胡同。豺狼停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在打火机打开的一瞬间，他斜视了一下，发现这是进入邮局后门的小路。电话交换台的夜间值班员可以进去，胡同的尽头就是太阳照耀着的院落。他发现再远处就是他刚离开的楼房的火警出口处。他已经找到了他逃脱的路径了。
再往前转了个弯，他到了伏吉拉尔街。这条路又与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相连。他走到林荫大道路口朝着左右观望，想找一辆出租汽车。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驾驶摩托车的警察，很快地到了马路交叉处并且突然刹住摩托车，下车后站在路口指挥交通。他吹警笛命令所有来自伏吉拉尔街的车辆以及从车站方向到林荫大道来的一切车辆都停住，所有从杜罗克路来到林荫大道的车辆都向右转弯。当他把所有车辆指挥停车后，有一阵警车的尖叫声从杜罗克路方向传来。豺狼站的地方可以沿着蒙帕纳斯林荫大道看得很远。他看到离他500 米处有一队汽车从荣军大道到达杜罗克路交叉路口，开始朝着他的方向迎面开来。
最前面的是两辆由两名身穿黑色皮上衣的警察驾驶的摩托车开路，白色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警笛声不停地鸣叫着。在摩托车后面有两辆DS19型轿车。在豺狼面前的警察笔直地站着，左臂很僵硬地平指着交叉路口南面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指示让即将过来的那队汽车优先通过。
当两辆摩托车飞快地进入缅因路时，后面的两辆轿车就到了他的面前。第一辆车在司机和双目注视前方的保安人员背后，坐着一个高个子身穿深灰色上衣的人。豺狼在车队经过他面前时，很快地向车内看了一眼。他看见那个戴着帽子的头部以及不容置疑的鼻子，暗暗地想：下次我再看见你的尊容时，将是通过一个望远镜来瞄准了。等车队过后，他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了旅馆。
在马路的远处，有一个少妇从杜罗克路地下铁道车站出来，也站在路旁。她是另一个注视总统经过时，比一般人格外感兴趣的人。刚才她正准备越过马路，警察招手让她退回去。几秒钟以后，车队冲出了荣军大道，驶过铺着大鹅卵石的广场，拐进蒙帕纳斯大道去了。她也看到了第一辆雪铁龙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与众不同的身影，她的眼睛闪现出一股愤怒的仇恨火焰。甚至在车队过去以后，她还在目送着它们，直到她发现一个警察正在上下打量着她为止。她急忙继续穿过马路。
杰奎琳·仲马当时26岁，长得相当美。她知道怎样在最大限度内炫耀自己的美貌，因为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里做美容师。7 月30日傍晚，她正赶回坐落在布列特依广场旁的公寓，准备当天晚上去赴约会。她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赤裸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为此她要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几年以前，她感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同男朋友约会。她的家庭很美满，相互关系很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一名体面的职员，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她修完了她的美容课程，弟弟让·克劳德则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远郊区，虽然不是在最好的住宅区内，但是房子总算是不错的。
那份武装部队部长拍来的电报是在1959年快到年底的一天早餐时收到的。电报上说，部长极为遗憾地通知阿芒·仲马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军伞兵团列兵在阿尔及利亚捐躯。他的私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在一段时间里，杰奎琳的小天地崩裂了，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勒维齐奈的家庭所提供的宁静的安全感，还是美容院的姑娘们谈论伊夫·蒙当（当时的法国男电影明星）的魅力或刚从美国传来的一种最新式舞蹈狂热——摇摆舞，都变得毫无意思了。在她的思想深处只有一件事不断冲击着她：小让·克劳德，她那亲爱的娃娃般的弟弟，那样柔弱和蔼，那样仇恨战争和暴力，只想一个人看看书，她无限宠爱的、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的人，竟然被打死在一条倒霉的阿尔及利亚的干河谷里。仇恨在她的心中发了芽，是那些阿拉伯人，那些令人厌恶、肮脏、懦弱的“傻瓜”干的。
弗朗索瓦就是在这个时刻到来的。一个冬天的星期日上午，他突然到家里来了，当时杰奎琳的双亲都出门串亲戚去了。那是12月的一天，街上有雪，花园的小径也结上了一层冰。别的人都面色苍白，缩手缩脚，但是，弗朗索瓦却晒成了棕褐色，身体十分健康。他询问可否同杰奎琳小姐讲几句话。她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在他指挥的那个排里，有一个名叫让·克劳德的列兵战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杰奎琳请他进来坐坐。
这封信是让·克劳德阵亡之前几个星期写的。弗朗索瓦的士兵们正准备去清剿一个村庄，但他们没有发现游击队，却与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相遭遇。在清晨天未明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冲突，一粒子弹射中了让·克劳德的肺部。在他临死以前，正值弗朗索瓦在冲突发生后去巡逻时发现了他，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位伞兵队长。弗朗索瓦后来一直把这封信装在他贴身的衣袋里。
杰奎琳读完了信，哭了一会儿。那封信里没有说些什么，只谈些关于营房里的锁碎生活、袭击训练以及军队纪律等等，其他情况则是由弗朗索瓦告诉她的。当阿尔及利亚叛军部队包围他们时，他们在丛林中走了4 个小时，在无线电里重复呼唤，要求空中支援。到早晨8 点钟，战斗轰炸机才来到。飞机引擎的叫嚣声和火箭炮的轰鸣声才把叛军打退。她的弟弟是自愿参加一个最顽强的战斗队伍中的一员。在战斗中证明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而且死得也确实像一个男子汉。在临死前，在一块石头后面，他躺在一个下士的膝盖上，咳着吐出了鲜血。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在他四年的殖民地战争中，他锻炼得像当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他变得像职业军人一样。但对于他部下一个士兵的姐姐，却非常和气。她很喜欢他，因此接受他的邀请到巴黎去参加宴会。此外，她也不愿让父母知道让·克劳德是怎样牺牲的，因此他们决定在一段时期里，假装对失去兄弟的不幸事件漠不关心，而且要装得像没事似的。在第一次约会的饭后，她要求中尉同意保持沉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想知道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政治家们究竟在玩弄些什么？她对这一切的好奇心是无止境的。戴高乐将军是在去年元月由总理而担任总统的。他被一股爱国热潮卷进了爱丽舍宫。人们认为他既可以结束战争，又可以保持阿尔及利亚依旧归法国所有。她从弗朗索瓦口里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是法国的一个叛徒。
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俩一直在一起。每天傍晚她在美容院下班以后和他约会。1960年1 月，她从训练学校毕业后就到这所美容院里工作。她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武装部队的背叛，巴黎政府同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即将把阿尔及利亚移交给“傻瓜”们等情况。
他在元月下旬回战场去了。在8 月里，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星期，她抓紧时间同他单独在一起，待了很短的时间。她一直等待着他，她在思想里把他塑造成一个兼有法国青年男子的美德、纯洁和大丈夫气概的典型。1960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一直等待着他，他的照片白天和傍晚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桌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1961年春天，他又来到了巴黎。他们俩沿街漫步时，他穿着制服，她也穿了她最漂亮的衣裳。她认为他是全市最健壮、肩膀最宽、最漂亮的男子。同她一块儿工作的一个姑娘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便传遍了关于杰奎琳与漂亮的“伞兵”的议论。她不在那里，她休假去了，成天和他在一起。
弗朗索瓦很激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众所周知。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忍耐不了多久了。对于他们俩来说，对于经过战火锻炼的这位27岁的军官和崇拜他的23岁的未来的母亲来说，阿尔及利亚继续归属法国，就是忠诚的标志。
弗朗索瓦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他于1 ％l 年3 月回到阿尔及利亚。当年4 月21日，又有部分法国军队背叛了政府。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兵行列，只有少数新兵急急忙忙跑出营房，集合在军官办公室，也没有人去管他们。叛军和仍然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地发生了接触。5 月初，弗朗索瓦在与政府军队的一次冲突中阵亡。
杰奎琳从4 月开始就等着弗朗索瓦的信。在没有能接到信的时候，她并没有什么怀疑。一直到了6 月，她才得知了不幸的消息。她悄悄地在巴黎郊区租了一间便宜的房间，企图用煤气熏死自己，因为房间里漏气的地方大多，自杀没有成功。但是她怀的胎儿却夭折了。后来她父母带着她出门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等她恢复了健康以后，他们回到巴黎。12月她加入了“秘密军队组织”，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
她参加“秘密军队组织”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弗朗索瓦和她的亲兄弟让·克劳德都牺牲了。她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是她或者任何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心愿了。最初参加“秘密军队组织”时，只交给她一些送送信跑跑腿的任务，她感到很苦恼。后来偶尔在她的手提包里让她带一个塑料炸弹，但她深信她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在一次咖啡馆或电影院发生爆炸事件以后，接着当局就突然要搜查行人。此时给她的任务是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要她眨眨眼睛噘噘嘴来传递消息。她也不耐烦干这些小事。
在小克拉玛事件发生以后，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的布列特依广场寓所里住了三天。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个重要的时刻，不过后来他转移了。一个月以后，他被逮捕了。但是，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一事只字未提，也许他忘记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基层组织的领导指示她在几个月之内不要为“秘密军队组织”做任何工作，直到形势缓和下来再说。
1963年1 月，她又开始传递信件。
她就这样继续工作下去，直到7 月里一个男子来找她。基层组织领导人陪同这个人一起来见她，并对这个人非常敬重。这个人无名无姓。问她是否愿意为“秘密军队组织”干一件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工作也许是危险的，肯定是令人厌恶的。杰奎琳表示没有关系，愿意干。
三天以后，小组领导人指给她看了一个刚从公寓里走出来的男子。当时他们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那位领导人还告诉了她那个人是谁和他的职位，还告诉了她应该怎么做。
7 月中旬，她和那个男子又见面了，但在安排上似乎是偶然的。她当时在一家餐厅里坐在那个男子的旁边，向他羞答答地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这种反应是恰如其分的。她的妇静使他发生了兴趣。看上去在无意中，两人谈起了话来。那个男子说话主动，她柔顺地应答着。不到两星期，他们之间便发生了暧昧关系。
她对男人颇为了解，使她能够判断几种不同的基本类型以及他们的口味。她扮演得不是那种习惯于轻易把男人征服的经验丰富的女人，而是装得羞羞答答、体贴人微而又贞洁娴淑，表面上拘谨冷淡，只是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肉体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诱惑起了作用。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最后的征服终于成了一件压倒一切的紧急任务。
7 月下旬，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告诉她，应当很快开始同居。障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同他住在一起。7 月四日，他们到庐瓦尔流域的乡村别墅去了，由于工作，丈夫必须留在巴黎。他的全家离开后不到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院，坚持要杰奎琳在翌日晚上到他家里同他共进晚餐。
杰奎琳·仲马一回到自己的寓所里便着了看表。她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尽善尽美，但是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她洗完澡后就无精打采地想着就要来临的这个夜晚，由于厌恶，她的腹部紧缩起来。她发誓，不管他要求用哪种方式寻欢，她都会完全满足他的心愿。
她从柜橱后面的一个格子里拿出来一张弗朗索瓦的照片，镜框里他那冷淡的、似笑非笑的神态，同昔日他见到她在月台上向他飞跑时的神态一模一样。照片上他那柔软的棕色头发，凉爽的浅黄色制服遮盖着的结实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曾经多么喜欢把脸靠在上面啊！钢制的伞兵翼状徽章使她烧灼的面颊感到多么凉爽。如今徽章依然存在，用纸小心地包着呢。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上，低语道：“弗朗索瓦，帮助我吧，今晚一定帮助我吧！”
就在7 月的最后一天，豺狼是忙碌的。
那天上午，他在跳蚤市场，从一个小摊走到另一个小摊，手里提着一只廉价的手提袋。他买了一顶油腻的黑色贝雷帽。一双磨损得很厉害的鞋子和一条不太干净的裤子。最后，经过一番寻找，还买了一件一度曾是军用的厚大衣。他本想买一件薄些的大衣，但是，军用厚大衣很少是为了在仲夏穿的，而且在法国军队里，这类大衣是用又粗又厚的毛呢料做的。他买的这件大衣即使穿在他的身上，也够长的了，可以一直远远盖过膝盖，这是最重要的。
当他快要离开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家铺子摆满了各种旧的勋章，他买了一些。他还买了一本介绍各种法国军队勋章的小册子和一些褪了色的缓带，上面说明了哪一种勋章是为了纪念哪一次战役，以及由于哪一类英勇的功绩才能获得这些勋早。
在皇后饭店吃过午饭后，他转了个弯回到了旅馆，付清账单并整理行装。那些新买来的东西，放在他那高级提包的最下面。又根据说明书，把买来的许多勋章列成一横排，从普通军事勋章开始，其次是解放勋章，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法国英勇作战，而在五个战役中立功的奖章。其余的勋章连同那本说明书，他就分别扔进林荫大道路灯电杆旁的垃圾箱里。
旅馆服务员告诉他，有一列北极星号特别快车，将于下午5 点15分从巴黎北站始发开往布鲁塞尔，他正好赶上这班火车。他在车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正好是7 月份的最后一小时。
六
8 月1 日这天上午，维克托·科瓦尔斯基从邮局取信件回来，经过旅馆前厅时，旅馆的服务员招呼他说：“先生，请你留步……”
他和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转过身来。他并不认识招呼他的那个意大利人，但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每天当他经过前厅要上楼梯时，总是大摇大摆地走自己的路，从来不去注意他们。这个意大利青年走到科瓦尔斯基面前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用意大利语说：“有一封信，先生，是给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说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一通哇哩哇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但是他理解大致的意思，并且听出了他自己的名字，尽管音发得很难听。他从那个人手里夺过了那封信，凝视着那字迹潦草的姓名和地址。他在旅馆是用另一个名字登记的。由于很少读书看报，因此他不知道五天以前巴黎的一家报纸抢着独家发表了一条新闻，说“秘密军队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藏匿在旅馆的最高一层楼上。
就他本人而言，不应当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经常收到信件，因此，同一般生活简单的人一样，一旦收到一封信就成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明白了：柜台上没有人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住客，因此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封信。他从那个站在那里带着一副讨好的神色抬头望着他的意大利人眼里看出来，似乎他——科瓦尔斯基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科瓦尔斯基低下头，看了看，高傲地说：“好，我去问一问。”但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双眉并没有舒展开来。
“问一问，问一问。”科瓦尔斯基重复说着，并且朝天花板做了个手势。
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啊，对，问一问。十分感激，先生。”
科瓦尔斯基大踏步走开去，那个意大利人还做了个表示感激的手势。他乘电梯到了8 楼，一出电梯门就在楼道里碰上了值班的保缥，手里拿着上了膛的自动手枪。两个人相互注视了一下，然后值班人员推上了保险，把枪放进口袋里去了。他看到只有科瓦尔斯基一个人，电梯里没有别人。这完全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越过7 楼朝8 楼开来时，值班人员都要这样。
除了值班保镖以外，在楼道尽头的太平梯门口也有一个人守卫着，在楼梯口还有一个人。楼梯和太平梯都藏着炸弹，旅馆负责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只有拉开楼道服务台下面的电闸，才能关闭引爆装置的电流，炸弹才起不了作用。
白天值班的保镖还有第四个人，他守卫在头头们住的房间的屋顶上。此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刚值过夜班，这时正在睡觉。如果发生任何情况，他们就会在几秒钟内醒过来，立即开始行动。第八层楼的电梯门是从外面焊住的，但如果8 楼的电梯门灯亮了，就表示这是一种警告信号。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拿了饮料要送上顶层去，他却误按了电梯的电钮。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他就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这时走廊上的值班员打电话给楼上，报告送信人要上楼了，然后他指示科瓦尔斯基可以上楼。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给他自己的信塞进衣服的里面口袋里，给头头们的信件则还是放在带链的铁盒里，夹在左胸前。铁盒用的弹簧锁只有罗丹一个人有钥匙可以打开。科瓦尔斯基把铁盒交给罗丹后，因为下午还要接替值班员值班，在这以前，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休息了。
他在自己的卧室里读了他的信。一开始他就看发信人的名字，他很惊奇，这封信是柯瓦契寄给他的。这个人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和科瓦尔斯基一样，不知道怎样写信，他连读信也是感到困难的。但是对这封信，科瓦尔斯基借助字典，勉强能够看懂，这封信并不太长。
柯瓦契开始说，他在写信的那天，看到报上登着消息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躲在罗马的那家旅馆里，那也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他猜想他的老朋友科瓦尔斯基可能同他们在一起，因此写这封信，希望侥幸能到达他的手里。
后面几段主要说的是，近来法国形势越来越严峻，警察到处搜查证件，然而，他们还是奉命到珠宝店去搞闪电式抢劫。柯瓦契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的确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要交出抢到的东西。过去在布达佩斯的那些值得留恋的日子里，他干得好多了，尽管才干了半个月。
最后一段说，柯瓦契在几个星期前见到了米歇尔。米歇尔说他见到了若若，而若若说小西尔维得了一种白什么病。总而言之，她的血出了毛病，但是柯瓦契希望她不久会好起来，维克托不必担忧。
但是，维克托不能不为此而担忧。小西尔维生病，使他十分焦虑。在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出生后的36个激荡的岁月里，没有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12岁时，德国人侵占了波兰，一年后他的双亲被装进一辆黑色的篷车带走了。他当时已经懂事了，知道他的姐姐在教堂后面的一家被德国人接管了的大旅馆里干着什么事。许多德国军官经常到那里去。他的父母难过极了，向军事长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他当时的年纪使他能够参加游击队了。15岁时，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17岁时，俄国人来了。但是，他的父母一向仇恨和惧怕俄国人，并且向他讲过俄国人对波兰人干的可怕勾当。因此，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游击队员后来在政委的命令下都被枪决了。
他像一只被追猎的动物一样向西、向着捷克斯洛伐克奔去。后来又到了奥地利，进了一所难民收容营。这个身材高大、瘦骨磷峋、行若病夫、只会讲波兰语的年轻人，已经饿得虚弱不堪了，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无害的废物。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
194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逃离了收容营，沿途设法搭车朝南走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法国。一路上同行的是一个他在收容营里相遇的会讲法语的波兰人，他们经过意大利，结伴去法国。在马赛，他钻进一家商店去偷吃的，把一个店主杀了，接着他又亡命逃走。他的同伴要离开他另谋生路，临别时告诉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这就是去投奔外籍军团。第二天早晨他就去报了名。等到警察们在被战争破坏还未恢复秩序的马赛市内查访时，他已经出海了。当时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仍然是美国供应食品的进口基地，为了食物而杀人的事是很平常的。这件案子由于找不到可疑的人，就销案了。这时，科瓦尔斯基已是个外籍军团的士兵了。
那时他19岁，老兵们最初时都叫他“小好人”，后来他说他会杀人，因此人家就称呼他科瓦尔斯基。
六年的印度支那战斗生活，使他不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了。然后科瓦尔斯基又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在此期间，他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马赛郊外一个训练营里受训。他在马赛船坞旁边的酒吧间里遇到了尤莉，她是一个倔强的擦洗女工。她正好同她的头儿在吵架，科瓦尔斯基一下子就把这个男人摔出了酒吧间，摔出去6 米多远，这一下使这个人昏迷过去10个小时。几年之后这个人还留下难看的怪模样，因为他的下巴被打碎了。
尤莉喜欢这个硕大无朋的军团战士。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每晚他都成了她的“保护者”，在她下工以后陪伴她回到她那在旧港的东倒西歪的阁楼。两人的淫欲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尤莉，但是，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更谈不上爱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愿意要个孩子。但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个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尔斯基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她那样干，他就宰了她。
三个月以后他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波兰籍退役外籍军团士兵，别人都管他叫“波兰人若若”。这个人因病退役离开了印度支那，同一个快乐的寡妇一起安了家。这个女人经营一个小吃车，沿着主要车站的各个月台往来兜揽生意。他们俩在1953年结婚以后，就一起经营，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递给顾客时，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后面收钱和找钱。晚来无事，他喜欢到驻扎在附近兵营中的军团士兵常去的酒吧叙叙往事。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时应征入伍的，他们谈得很投机，也开心。
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尔斯基。
关于孩子的事情，科瓦尔斯基征求若若的意见。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这个孩子弄死。”科瓦尔斯基说。
“娼妇！”
“老婊子！”科瓦尔斯基同意地说。他们喝了不少酒，眼睛望着酒吧后面的大玻璃镜子。
“这样对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尔斯基说。
“太残酷！”若若附和说。
“我过去从来没有过孩子。”科瓦尔斯基想了想说。
“我也没有，结婚以后也没有。”若若说。
从半夜一直喝到黎明，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还举杯祝贺他们所负的神圣职责。第二天早晨，若若想起了他许下的诺言，但是不敢想象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妻子。他等了三天，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犹豫不决。直到那天晚上他和妻子睡在床上时，他突然开口说了出来。没料到他的妻子听了很高兴，因此就这样安排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和罗丹少校在一起。罗丹这时带了一支队伍打仗，却打的是另一场新的战争。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马赛，又是恫吓又是哄骗，监督和保护着怀孕的尤莉。维克托离开马赛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再想打胎也为时过晚了。若若还经常指着那个下跨被打坏的家伙，威胁地劝她安下心来。其实，这个家伙现在看见外籍军团的士兵也小心谨慎了，即使碰上一条腿残废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赚钱，而且到处钻营。
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个碧眼金发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过继申请。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尤莉重操旧业，若若夫妇获得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托。在他的兵营里的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的记忆里，他所有的东西一旦为他人所知，无不被人夺去。
不过，三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群山之中进行一次持久的战役之前，随军的牧师提议他立个遗嘱。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的，因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时，他把积累下来的饷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技院里花光了，其余的东西都属于军团。
但是，牧师说，在当今的军团里，立个遗嘱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在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和杂物留给过去的军团士兵、现住在马赛的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人的女儿。后来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档案一起被归人设在巴黎的武装部队的档案库。
法国保安总局在侦察1961年的波纳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时发现一个叫科瓦尔斯基的人与此案有牵连。他的这份档案同其他许多档案一块儿被找了出来，引起了在百合门的以罗兰上校为首的行动分局的注意。他们走访了格尔茨鲍斯基夫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 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在看杂志，听到后笑了起来，说：“你的意思是说白血病吧。”
“是的，先生，这是什么病？”
“这是癌症。”卡松回答说。“就是血癌。”
科瓦尔斯基望着他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卡松说的话。
“上校，这个病能治好吗？”
“不能，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你问这干什么？”
“没有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才读过关于这种病的一些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关于这件事，罗丹应该感到需要警惕，因为他的这位保卫人员除掉每天站着接受命令指示外，从来不知道读任何更复杂的书。而今天却会提出从什么书上看到那个名词，但他没有注意，并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因为他正等着今天下午来的信，他希望信里告诉他，“秘密军队组织”在瑞士银行的存款户头里，现在已超过25万美元了。
来信果然告诉他金额已经凑足并存入瑞士银行。当罗丹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25万美元如数转给他所雇用的刺客时，他感到很满意。他对于还缺少25万美元并不担心。戴高乐总统一旦死了，早些时候在“秘密军队组织”更为得意的时刻，为该组织提供过经费的那些极右翼实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立即拿出这笔钱来的。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这些人在他要求继续提供些经费时，借口说“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取得进展和采取行动”，使他们过去的投资兑现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将来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愿意做那些不久后将成为复兴了的法国的新统治者的军人们的后盾的。
他写完了给瑞士银行的指示时，天色已晚。但是卡松看了罗丹写的要求瑞士银行把钱付给豺狼的信件以后，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答应过那个英国人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是，在巴黎为他设立一个联络点，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法国总统的行动的最新和确切的情报，以及围绕着总统的保安措施所能出现的变化。这些情报很可能，甚至肯定对刺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卡松推理说，在现阶段通知他钱已经转到他的名下，将促使他过早地采取行动。什么时候进行暗杀，当然由他来决定，但是晚几天并无大碍。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晨也收到一封信说，他在巴黎的代表，已经成功地安插了一个间谍，她已经能与戴高乐身边的一个侍从有密切的接触。再过几天后，这个间谍就能经常提供十分可信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戴高尔将到哪里去、他的旅行目的地以及他在什么时候将在公共场合露面等等。所有这些，事先是不公开的。卡松希望罗丹把钱在自己身边多留几天，直到卡松把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告诉这个谋刺者，使他能得到情报，这对他执行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罗丹对卡松所讲的理由反复思考了很久，最后他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他们两人都无法知道豺狼的意图。其实，向银行发出指示，接着再向伦敦发出一封有一个巴黎电话号码的信，都不会丝毫改变谋刺者所安排的具体日程表。在罗马的这几个“秘密军队组织”的头头们，他们不知道这个谋刺者早已选择好他的行动日子，并且在像钟表那样精确地执行着他的计划。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旅馆的楼顶上，他那高大的身躯就在空气调节器出口的旁边，手里握着自动手枪，在那里为在马赛生病的小女孩发愁，她的血里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记起在1960年最后一次见到若若时，这位前外籍军团土兵告诉他，预备在自己的公寓里装个电话。
当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晨，豺狼在布鲁塞尔已经离开了友谊旅馆，乘出租汽车到了古桑住的地方附近。早餐时，他曾用杜根的名字打了个电话给古桑，约定11点钟会面。他到达那里时，才10点30分。他走到街道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坐在长凳上看报，观察了半个小时。
四周是静悄悄的。他到达古桑家门口，刚好11点钟。古桑让他进去，带他经过会客室进入他的小办公室。等豺狼进去后，古桑把前门锁好，并用保险链条钩上。豺狼到了里面，转身向古桑说：“有困难吗？”
“困难么，可以说有一点儿。”古桑似乎有点儿窘迫。
豺狼冷冰冰地注视着他，面部毫无表情，眼睛半闭着，略带怒容。
“你对我说过，如果我在8 月1 日回来，8 月4 日我就可以把枪带回家去的。”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你保证，问题不在枪上。”古桑说。“其实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是我所做的最杰出的成品之一，一支非常漂亮的枪。问题出在另一件东西上，那东西得从头做起。让我给你看看。”
在书桌上放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约2 英尺长，4 英寸宽，3 英寸高。古桑先生打开了匣子，在豺狼虎视眈眈下，把匣盖向后平放在桌上。
看上去像只平的托盘，被分隔成精心制作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同它所装的部件的形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古桑先生解释说。“那只匣子太长了。这是我自己做的，非常合适。”
匣子十分紧凑。在这只平托盘的上半部放着枪管和枪栓，全长最多18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检查了一下。它很轻，乍看上去像支半自动步枪的枪管。尾部密闭的枪管里有一根细长的桂。枪管尾端有一只同枪管一般大小的旋钮，栓的后半截就装在这里面。
豺狼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向逆时针方向猛转了一下，栓松动了，顺着螺纹转了几圈。他拉了一下，栓向后退了出来，露出了闪亮的弹槽，他把栓推回原位，顺时针转了一圈又平滑地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
紧接着枪的尾部下面有一个精巧的钢制圆盘。它有半英寸厚，但是圆周不到一英寸。在圆盘的顶部有个半月形的空洞，便于枪栓向后退时可以通过。在圆盘背面正中心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孔边有螺纹，似乎是为了拧螺丝用的。
“那是为枪托准备的。”古桑悄悄地说。
豺狼注意到，原来的木枪托拿掉以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在枪统的底部安装旧枪托的地方有一条略微凸起的边。用来把木枪托固定在枪上的螺丝所使用的两个孔被精巧地堵上并且烤了蓝。他把枪翻转过来，查看了底部。在枪管的底部开了一个细长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可以看到装有击发子弹用的撞针的枪栓。扳机从口子里伸出来，被贴着钢枪管的表面锯平了。
在剩下的半截扳机上焊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物，中间也有一个带螺纹的孔。古桑先生没有出声，递给他一根小钢条，有一英寸长，形状弯曲，一端有螺纹。他把有螺纹的一端放在孔上用食指和拇指迅速转了几转，拧紧后新扳机就伸出在枪管的底部了。
古桑从盒子里又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递给他，钢棒的一端也是有丝口的。
“这是枪托装配的第一部分。”他说。
豺狼把钢棒的一端装进枪铳子后面的孔眼里，并拧得很紧，直到一点也不摇晃为止。钢棒的侧面伸在枪的后面向下倾斜30度角靠近枪的这一部分，离丝口约2 英寸的地方，枪杆渐渐平直。在中心处钻了一个孔眼，沿钢杆的角度成30度角，这个孔眼直接正对在后面。古桑把第二根比较短一点的钢棒交给豺狼。
“上面的撑杆。”他说。
当这根棒也拧好以后，两根棒都向后伸展，上面的一根同枪管构成小得多的角度。这样两根棒分叉开去，就像一个狭窄的无底三角形的两条边。古桑拿来了托底。它是弧状的，大约五六英寸长，上面垫着厚厚的黑色皮革。在这个护肩，也就是枪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没有什么可拧的，”古桑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