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饭店里面设一只假的信筒。”那位机灵的小伙子提议道。芒罗又摇摇头。
“你来不及，”他告诫道，“盯梢的人在你身后过几秒钟就匆匆走进来了。也许，那位接头的人按照预定的方式在你之前到了那儿，他不一定会找到没有被占用而又适合的马桶间，或者找不到适当的空餐桌。那样的话，偶然性就太大了。不行，这一次，我们得采用擦肩而过的方法。注意，那像是这样做动作的——”当你的接头人第一次退却的地方收到你已被人尾随的暗号时，他按照约定的程序转移了。他就通过公共场所走得准的时钟，最好是通过电话报时台，把自己的手表尽量校准得分秒不差。你在别的地方也这样把手表校准。
“在约定的时间，他已坐在约定的酒吧间之中，或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行。在门外面，你完全是准时走上前去，尽可能分秒不差。如果你提前到达的话，可以把鞋带重新系紧，或在商店橱窗前逗留一下，这样可耽搁一点时间。不要明目张胆地看自己的手表。
“你分秒不差地走进酒吧间，门在你身后关上了。在这同一秒钟，那位联络对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账单已经付清，至少要有５ 秒钟的时间门才会重新打开，密探才会进来。你在里面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与你的联络对象擦肩而过，务必注意门是要关着的以挡住视线。当你擦肩而过时，你就把东西递过去，或接过来，然后就分手，走到空着的餐桌或板凳那儿去。敌手们过几秒钟就会进来；当他们从接头人身边走过时，接头人已经走出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后，酒吧间的工作人员会证实，你没有与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你没有在任何人的餐桌旁逗留，也没有任何人到你的餐桌跟前。你已把东西装在内口袋里了，你喝完饮料就可以回到大使馆里去。但愿那些敌手会汇报说，你在散步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碰头。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方法……吃午餐的铃声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暂且谈到这儿。”
到了下午１ 点３０分，亚当·芒罗已置身于情报局总部大楼下面安全可靠的资料室里，开始埋头钻研一堆牛皮纸案卷。他只有五天的时间，而要掌握和记住大量的背景材料，以使自己能够作为“企业”驻莫斯科的“合法常驻代表”接替哈罗德·莱辛的工作。
５ 月３１日，他从伦敦飞往莫斯科去担任他新的职务。
在第一个星期中，芒罗忙于安营扎寨。对于大使馆中所有的人员来说，除了少数几位知道内情的人之外，他不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是匆匆来替换哈罗德·莱辛的人物。大使、政务参赞、首席译电员和商务参赞知道他真正是干什么工作的。至于他到４６岁这样大的年纪才当商务处的一秘，有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进入外交使团的时间较晚。
商务参赞担保，他可以对那些搁在他面前的商务案卷尽量放手不管。在大使的私人办公室中，芒罗受到大使短暂然而正式的接见；他和政务参赞一起较为不拘礼节地喝了些饮料。他遇见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并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招待会，与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会晤。他还与美国大使馆中他的同行面对面地进行了更为事务式的会谈。正如中央情报局的那个人向他所证实的那样，“业务”是清淡的。
在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中的任何工作人员之中，谁不说俄语的话，谁就像受伤的拇指翘起那样显得很突出。尽管如此，芒罗在自己的同事面前，以及在引见过程中与俄国官员交谈的时候，他说俄语时只是使用一些刻板的说法，而且带着乡音。
在一次聚会上，两位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几步之外用口头语很快说了几句话；而他完全听懂了。因为说话的内容颇为令人关注，他向伦敦写了报告。
在他赴任后的第十天，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露天长椅上，这儿是杂乱无章的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位于俄国首都北郊的边缘。他正在等待与红军中的那位特工首次碰头，这个人他是从莱辛手上接管过来的。
芒罗生于１９３６年，父亲是爱丁堡的一位医生，他在战争年代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凡而又小市民式的，平静而又幸福的。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一直学习到１３岁那一年，然后在费蒂斯学院度过了五个寒暑，那是苏格兰最好的学府之一。就是在这儿就学的这段时间中，他那位阅历很深的语文老师发现这个小伙子对于外语具有特别灵敏的听觉。
１９４５年，他加入了陆军。在那时，国民义务兵役制是强制性的。经过基本训练之后，他在他父亲的老团队——“戈登第一苏格兰高地联队”中供职。调防到塞浦路斯之后，他就在那年夏末赴特罗多斯山区，投入了反对“塞浦路斯为争取与希腊联合而战全国组织”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当他坐在莫斯科一个公园里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仍然能看到那座农舍。他们听从一位通风报信者的密告，花了半夜的时间在石南属植物丛中匍匐前进去包围那个地方。黎明时分，芒罗独自一人被派驻在那幢山顶上的房子后面一座悬崖峭壁脚下。
天刚破晓时，他那个排的大部分兵力袭击了农舍的正面。这时，晨曦落在他们身后低矮的山坡上。
在山冈的另一侧，他可以从头顶上方听见“斯登”轻机枪在沉寂的黎明时分发出了哒哒响声，他借着初升的阳光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匆匆忙忙在阴影中从屋后的窗户里爬出来，他们朝前沿着峭壁往山下逃命直至离开了房子的背阴处。他们径直朝他奔去，而他蹲伏在树林阴影中一棵倒伏的橄榄树背后。他们迈腿飞奔时竭力在山岩上保持身体平衡。他们越跑越近了，其中有一个人右手看上去像是捏着一根黑色的棍子。他后来自言自语，即使自己大声喊叫的话，他也将无法止住他们的冲势。
但在那时候，他并没有对自己那样说。瞄准取代了一切，当他们到达离他５０英尺远的地方时，他站起身来放了两枪，发出短促而又致命的爆裂声。
子弹的威力把那两个人都抬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都止住了自己的冲势，猛地倒在山坡脚下的片岩上。当一缕蓝色的火药烟雾从他那“斯登”机枪的枪口飘散开来时，他走上前去俯首看着他们。他想，他也许会感到恶心的，或者会晕倒的。但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看着那两张脸。他们是两位少年，比他自己还要年轻，而他的年纪是１８岁。
他的中士穿过橄榄树林闯了过来。
“打得好，小伙子，”他大声喊道，“你把他们干掉了。”
芒罗向下看着两位少年的尸体，他们将决不会娶媳妇，也决不会生儿育女，决不会随着布素奇琴的乐曲声翩翩起舞，也决不会再感觉到阳光的温暖和美酒的芳烈。
其中一个人仍然紧紧抓着那根黑色的“棍棒”，那是一根香肠。有一小段香肠从嘴巴里伸了出来。当时，他正在吃早餐。
芒罗转身面向那位中士。“我不是属于你的，”他大声说道，“该死的，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那位中士把他的大声喊叫归因于第一次杀人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因而也没有汇报这件事。也许那是一个错误。因为有关当局并没有注意到，亚当·芒罗并不是彻头彻尾、百分之百驯服的。从来也没有这样。
半年以后，有人敦促他考虑自己具有那种可能被提升为军官的素质，把他在陆军中的服役期延长到三年，这样可以获得担任短期军官职务的资格。由于他对塞浦路斯已感到厌倦，他这样做了，并被派回英国加入伊顿公学的军官学员训练队。三个月以后，他的肩章上就获得了作为一名少尉的金星。
在伊顿公学填表的时候，他曾提到自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有一天，他在无意之中接受了这两种语言的考试，结果证明他填写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就在他接受军官的任命之后，有人提议他也许愿意申请参加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课程，当年是设在康沃尔郡博明市称之为“小俄国”的一座军营中。另一种选择是到苏格兰兵营的团队中去任职。这样，他就同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俄语不仅仅是流利的，实际上可以被人当成是一个俄国人了。
在１９５７年，他不顾来自团部要他留下来的巨大压力，从陆军中退役了，因为他已拿定主意要当一名驻外记者。他在塞浦路斯曾见过一些这样的记者，因此他自己宁愿干这样的差事而不愿意坐办公室。在２１岁时，他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加入了《苏格兰人》报社，当了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两年之后，他迁居伦敦，受雇于路透社，这家国际通讯社的总部设在舰队街８５号。在１９６０年的夏季，他的语言再一次帮了他的忙。他在２４岁那一年被派往路透社驻西柏林分社，做分社社长艾尔弗雷德·克卢斯的副手。当时是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前的那个夏季。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便遇到了瓦伦蒂娜，现在他已认识到她是自己一生中惟一真正爱过的一位女人。
一位男子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并咳了一声。芒罗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
他自言自语道，给新学员上了一个星期的特工业务课，过了两个星期自己便把基本规则抛到了脑后——在接头以前千万不能放松注意力。
那位俄国人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但芒罗系着所必需的圆点花纹领带。俄国人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叼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着芒罗，举止像乡巴佬似的。但那还是管用的，芒罗掏出打火机，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罗纳德两个星期前在他的办公桌旁病倒了，”他心平气和地轻声说道，“恐怕是胃溃疡。我是迈克尔，要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哦，也许你能帮我的忙。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真的是莫斯科最高的建筑物吗？”
那位身穿便衣的俄国军官吸了口烟，感到如释重负。这些话完全是莱辛用惯了的套话，他只知道莱辛名叫罗纳德。
“是的，”他答道，“它的高度是５４０ 米。”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并把它放在两人之间的座位上。芒罗那件折叠好的雨衣从膝盖上滑落到地上。他把雨衣拾了起来重新叠好放在那张报纸的上面。
两个人有１０分钟时间谁也没有理睬谁，那位俄国人始终抽着烟。最后，他站起身来，弯着腰把烟蒂在地上踩熄。
“过两个星期的时间，”芒罗喃喃说道，“新国家马戏场Ｇ 区下面的男厕所。
在波波夫丑角表演的一场。演出在７ 点半钟开始。”
那位俄国人走开了，继续在闲逛着。芒罗冷静地对这周围端详了１０分钟。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兴趣。他一古脑儿把雨衣、报纸和里面夹着的牛皮纸信封拾了起来，并乘地铁回到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信封中装着一份最新的红军军官花名册。
二
６ 月１０日上午１１时稍差片刻的时候，亚当·芒罗正在革命广场地铁站换车，而一列十几辆长车身的黑色“吉尔”轿车，在离他西南方向１０００英尺远的地方，正驶过克里姆林宫围墙中离他头顶上方１００ 英尺高的鲍罗维茨基城门。苏联政治局即将开始举行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会议。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环绕的三角形建筑群，它的顶角耸立着索巴金塔楼，面朝着正北方向。在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上，筑有一垛５０英尺高的围墙，墙上散布着１８座塔楼，由四扇城门连通宫内。
这个三角形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是供游览的地方，安分守己的人们成群结队去瞻仰教堂、大厅和早已作古的沙皇的宫殿，中间部分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卫兵在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由手工制作的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克里姆林宫北端的三幢大楼。
其中最小的一幢楼就是位于东侧的克里姆林剧院。剧院后面，半映半掩耸立着部长会议的办公大楼，看来是政府的所在地，至少部长在这儿举行会议。然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真正当权者并不是部长会议，而是政治局——组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层的执政小集团。
第三幢楼规模最为庞大。大楼位于西侧，恰在宫墙上炮眼的后面，俯视着下面的亚历克山大罗夫斯基花园。大楼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三角形。南端是古代的武器库，那是一座古代武器的博物馆。但在武器库的后面，内墙是被堵死的。
如要到楼上去，必须从外面穿过一道高架锻铁栅栏，它跨越了部长会议大楼和武器库之间的空隙。那天上午，高级轿车从锻铁栅门飞驶而过，停在通向那幢秘密大楼楼上的人口处旁。
武器库大楼上层的形状像一个空心的长方形，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南北走向，把整个大楼分成两排更为狭小的套间和办公室，连同顶楼在内共有四层。在三层楼上，位于内面东侧办公楼的中间部分是一间会议室，从那儿只能俯视庭院，为了挡住人们窥探的目光而用屏障挡了起来，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局在那个会议室中举行例会，对２．５ 亿苏联公民发号施令。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那是名不虚传。尽管在理论上，俄罗斯共和国是一个由１５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苏维埃联邦的国家，而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古到今俄罗斯沙皇对其他１４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实施铁腕统治的国家。俄国为了实施这个统治而使用和需要的三条胳膊是红军（一如既往，包括海军和空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拥有１０万工作人员，３０万武装部队和６０万告密者）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党组织部控制着从北极地区到波斯的丘陵，从布伦斯威克的边缘到日本海沿岸各地党的干部的工作、思想、居住、学习和娱乐的每一个领域。而那不过是帝国内部的情况。
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中政治局的会议室大约有５０英尺长，２５英尺宽，与其中所蕴藏的权力相比，那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采用党魁们所喜爱的深色大理石作背景，但一张Ｔ 字形的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桌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１９８２年６ 月１０日的上午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那些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只有出了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这个顶层楼上来，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ｍｐａｎｅｌ（１）；
在丁字形会议桌首席的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马克西姆·鲁丁在他常坐的那张椅子中就座。从表面上来看，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于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这个头衔。但除了气候之外，在俄国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表里一致的。他真正的权力来自他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头衔。他以这个身份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的主席。
他已是刀岁的年纪，显得容貌粗犷，郁闷多虑，而又诡计多端。要不是诡计多端的话，他决计不会登上那张曾经由斯大林（他很少召集政治局会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占据的宝座。在他的左右两侧坐着来自作为他自己私人班底的秘书外的四位书记，那些人效忠于他本人；而这一点是高于一切的。在房间中他身后靠北墙的每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位速记员，一位是男的，一位是女的，用速记写法记下所说的一言一语。在另一张桌子旁，两位男子俯身在一架磁带录音机慢慢转动的胶带盘旁边，录音可用来复查校核。还有一架备用的录音机，在换胶带盘时可供接替。
政治局的其他十二位成员坐在Ｔ 字形会议桌伸长部的两侧，一边六个，面前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在桌子伸长部的尽头是一张单独的椅子。政治局成员们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但那张空的椅子是惩罚性的座席，只有在那个房间中作最后一次露面的人才会坐在那张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批判，从而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不久前，有人就曾葬身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黑墙”处。习惯的做法总是让受到谴责的人稍迟一会儿进场，临到他进入会场时就会发现所有的席位上都已坐满了人，而只有那张惩罚性的座位空着，那时他便心中有数了。但在这天上午那张椅子是空的。人人都在场。
鲁丁向后倚着，半睁半闭着眼睛审视那十二个人，嘴上始终叼着卷烟，升起的烟雾从他的脸部飘过。他仍然十分喜爱那种老式的纸烟卷，一半是烟叶，一半是薄纸板卷筒，卷筒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掐了两次以过滤烟雾。他已吩咐助手为他一支接一支地递烟，并告诫他的医生不必多嘴。
在会议桌伸长部的左侧是瓦西里·佩特罗夫，４９岁，是鲁丁手下的门徒，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他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党的组织部部长。鲁丁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困境之中可以指望佩特罗夫是靠得住的。坐在佩特罗夫旁边的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他将站在鲁丁一边，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
他那面便是尤里·伊凡南科，长得身材修长，在５３岁的年纪便变得残酷无情，身穿伦敦裁剪的漂亮西服，犹如一只受伤的拇指那样翘着显得特别突出，似乎在向一帮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样深恶痛绝的人们显示他自己老于世故。伊凡南科是由鲁丁一手提拔起来担任了克格勃的主席，他将站在鲁丁的一边，因为反对派是些对伊凡南科恨之人骨的人物，都想把他搞掉。
在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就像勃列日涅夫离任后的政治局中半数的成员那样，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是年轻的。他在５５岁时成为党的理论家。他长得身材瘦小，信奉苦行主义，凡事百般刁难，主张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由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怀着一种病态的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鲁丁心里明白，反对派将来自这儿。站在他一边的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６３岁，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他将惟红军的利益是从。
那样还剩下七个人，包括负责农业的科马罗夫。他坐在那儿，脸无血色，因为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却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院院士２ 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去年１２月份和今年的１ 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
“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抑制在发芽种子上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春小麦播种中收获至少１．４ 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６２５ 万吨种子。”
所有的眼睛现在都盯在他身上，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政治局的成员可以觉察到，危险就在前面。只有科马罗夫，即那个负责农业的人，在痛苦中凝视着会议桌。有几双眼睛转而看着他，意识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
那位教授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道：“按每吨种子使用２ 盎司有机汞种子拌药剂计算，就需要３５０ 吨拌合药剂。库存只有７０吨，随即向古比雪夫生产这种药剂的工厂发出了一份订货单，要他们立即投产，补足所需要的２８０ 吨。”
“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吗？”佩特罗夫问道。
“是的，同志。所需要的吨数并不表明要有更多的工厂。古比雪夫的那个工广是一个主要的化工厂，生产许多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产品。生产２８０ 吨这样的化学品要不了４０个小时。”
“继续说吧。”鲁丁吩咐道。
“由于通讯联络中的混乱，工厂正在进行年度保养。如果拌合药剂要分发到联盟各地的１２７ 个种子拌药站，种子处理之后还要及时运回几千个国营和集体农庄进行播种，那样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从莫斯科派了一名年轻而又有干劲的党员干部去催办这件事情。看来，他命令工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并重新开工了。”
“他没有按时办成这件事吗？”克伦斯基元帅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不是，元帅同志，工厂又开工了，尽管维修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怎么把事情干完，但又出了故障，一只漏斗的阀门坏了。林丹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化学品。它加进有机汞化合物其余配方中的剂量必须严加控制。
“林丹漏斗上的那只阀门，尽管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开启三分之一，而实际上却完全打开了。整个２８０ 吨拌合药剂都受到影响。”
“质量管理怎么样呢？”一位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成员问道。那位教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不要再受这个罪。
“那既是巧合又是过失，”他坦白地说道，“在工厂停产期间，负责分析和质量管理的总化学师正在索契度假，不在厂里。打电报去把他唤回来了。但由于古比雪夫地区大雾，他不得不改道而乘火车返回。他回厂时，生产任务已完成了。”
“拌合药剂没有经过试验吗？”佩特罗夫用怀疑的声调问道。那位教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懊丧ｃ “那位化学师坚持要做质量管理试验。而那位从莫斯科去的年轻官员想要把全部产品立即发运。接着发生了一次争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那位化学师想在每１０袋药剂中抽查１ 袋，总共是２８袋。那位官员坚持只能留１ 袋给他作试验。那时候就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新的袋子与去年留下来的７０吨备用药剂堆在一起。在仓库中，其中有一位装卸工，在收到要送１ 袋药剂到化验室作试验的报表之后，便挑选了１ 袋陈年的药剂。
试验结果证明药剂完全是合格的，于是这批货就全都发运了。”
他的汇报到此结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许会尽力解释接连发生了三次差错，一次是机械故障，一次是两个人在重压之下判断失误，还有一次是库房里的人粗枝大叶，三次差错组合在一起便造成了灾难。但那并非是他的差事，他并不想为别人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维希纳耶夫发言了，尖刻的言辞一针见血。
“有机汞化合物中林丹的成分过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问道。
“同志，那对田里发芽的种子来说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作用，而不是起保护的作用。如果麦苗能长出来的话，那也是稀稀拉拉的，会长出一种褐色的斑点。这样受到感染的麦秆上实际上不会长出任何粮食。”
“春播受到影响的作物有多少？”维希纳耶夫冷若冰霜地问道。
“大约恰好是五分之四，同志，７０吨库存的药剂完全是好端端的。２８０ 吨新的药剂都受到那只出毛病的漏斗阀门的影响。”
“那么，有毒的药剂都与种子作了拌合并播种了吗？”
“是的，同志。”
两分钟之后，那位教授被打发走了，去开始他那湮没无闻的幽寂生活。
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科马罗夫。
“原谅我的无知，同志，看来你事先知道一点这件事情。那位弄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官员已怎么啦？”他使用了俄语中一个粗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人行道上的一堆狗屎。
伊凡南科插话道。“他在我们的手里，”他说道，“还有那位擅离职守的分析化学师，智力很低的仓库保管员和维修部门的几位工程师。工程师们声称，在他们完工之前曾坚决要求签发命令他们收工的书面指示，而且拿到了书面指示。”
“至于这位官员，他开口说话了没有？”维希纳耶夫问道。
伊凡南科考虑了一下，心目中想起那位穷极潦倒的人的样子，他是被囚禁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叹了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１ 亿吨冬小麦中只能保全５０００万吨。现在看来，今年１０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获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１．４ 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超过５０００万吨。”他轻声说道。
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１ 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１．４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Ｍ 万吨，甚至７０００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伊凡南科。
“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尽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的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２４岁，很快就要满２５岁了；而她是１９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欲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在１９６１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荡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冒出了柏林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墙是１９６１年８ 月１４日建成的。柏林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系。她告诉他，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
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吊、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受过，而且仍然爱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
新来的人态度友好，并没有说明来意。但到喝第二杯白兰地酒时，他便直陈其辞。
“‘企业’中我的一些同事，”他带着一种使人可以疑云顿消的羞怯神情说道，“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帮点儿忙。”
芒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企业”这个字眼。以后他将学到那套词汇。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报业务存在一种奇特而又存有戒心，但极为重要的联盟关系；对于那个联盟中的人来说，秘密情报局始终被称为“企业”。对于它的雇员来说，在反间谍部门中工作的那些人是“同事”。位于吉尼亚吉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是“公司”，其中的工作人员是“堂兄弟”。而其对立面，则称为“敌手”，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是以旧时契卡的奠基人——列宁的秘密警察首领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座大楼始终被认为是“中心”，而“铁幕”以东的领土则是“集团”。
伦敦餐厅中的会晤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的１２月份，所提出的建议是“到‘集团’中去临时跑一趟”，这项提议随后在伦敦切尔西区一套小型公寓中进一步确定了下来。
他在１９６５年的春天办了这件事，而表面上他是在东德报道有关莱比锡博览会的情况。
那是一趟苦差使。
他适时离开了莱比锡，驱车奔赴德累斯顿靠近艾尔伯蒂尼姆博物馆的地方碰头。
他感到内口袋中的一包东西像是五本《圣经》那样，似乎人人都在望着他。那位东德的军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俄国人在萨克森山坡上部署战术火箭的方法。两位人民警察，毫无疑问，此时似乎正在监视着他。在附近公园中某个树丛之中，互换包裹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那儿，朝西南方向动身前往格拉的交叉路口和巴伐利亚的边防检查站。在德雷斯顿的郊外，一位当地的汽车司机从右前方撞上了他的汽车，尽管芒罗走的路线是对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包东西转移到后排座位与车尾行李箱之间的储藏处，东西还在他那件运动茄克衫的胸袋之中。
他在当地一个警察站中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害怕有人下令说：“请把你的口袋翻过来，先生。”紧贴他的胸骨那儿放着足够的证据可送他到波特马劳改营待上２５年。最终他获准离去了。那时，电瓶中的电耗尽了，四位人民警察不得不推车使他起动。
右前方的那只轮子由于轮子中的滚珠轴承损坏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提议，他也许可以待一个晚上再走。并把车轮修好。他以自己的签证到午夜就要过期为理由（事实上是这样）又动身了。他在午夜前１０分钟到达位于东德的普劳恩和西德的霍夫之间萨勒河上的边卡，一路上每小时驱车２０英里，前轮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当他驾着嚓嘎嚓嘎作响的汽车通过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州卫兵卡时，他已汗流浃背了。
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路透社，接受了别人的建议，作为一名年长的申请者参加文职官员选拔考试。当时他的年纪已是四岁。
对于想要加入国家行政机构的任何人来说，文职官员选拔考试是必不可免的。
根据考试的成绩，财政部首先择优录取，那样，它即使把英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也能在学术论证上无懈可击。随后轮到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进行挑选；由于芒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外交机构，而这通常是为“企业”招收工作人员而作的掩护。
在以后的１６年中，他专攻经济情报和苏联问题，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国家。他曾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墨西哥担任过外交职务。１９６７年，他刚满３１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但在度过了蜜月之后，这个结合变得越来越没有爱情可言，那是一个错误；婚后第六年便悄悄地离婚了。从那以后，当然有过暧昧的两性关系，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为“企业”所知道的，但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私通事件他是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
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
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决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１６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私通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格鲁吉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哈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各人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俄罗斯人。管农业的科马罗夫，仍然极为忐忑不安；斯蒂潘诺夫，工会的负责人；舒希金，负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有皮特里耶诺夫，在经济和工业计划方面负有特殊的任务。
“同志们，”鲁丁慢慢地开始说道，“你们都已从容不迫地研究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你们都已注意到了科马罗夫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今年９ 、１０月份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将比指标歉收将近１．４ 亿吨。让我们首先考虑事关重大的问题。苏联靠不到１ 亿吨的粮食能不能维持一年的生计？”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气氛是激烈的，言辞是刻薄的，但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粮食这样奇缺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食品匮乏。即使国家进口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城市制作面包的话，农村中几乎所剩无几。当冬天的牧场为积雪所覆盖而牲口没有饲料时，屠宰牲口将使苏联的四足牲口丧失殆尽。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畜牧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将使城市挨饿。
最后，鲁丁打断了他们的话。
“很好，如果我们坚持承认，在粮食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肉类的方面将面临饥荒的话，在全国的纪律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佩特罗夫打破了接着出现的沉寂。他承认，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骚动情绪，这从最近接连发生小规模的闹事和退党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通过党的机器中无数的触须，这些情况都在中央委员会中向他作了汇报。在面临一次货真价实的饥荒时，许多党的干部可能会与无产者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