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议付诸表决。”维希纳耶夫轻声说道。
那么就这样了，算不上是一次对他不信任的表决，鲁丁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宗派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如果他败下阵来，就将不会有体面的退休，也不会像米高扬那样保住别墅和特权。那将是毁灭、流放，也许子弹会钻进他的颈背。但他故作镇静，他先将他自己的提议付诸表决。一只又一只的手举了起来。
赖可夫、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举手赞成他的提议和谈判的政策。会议桌旁有人犹豫不决。维希纳耶夫已拉到哪些人了呢？他向他们许诺了什么呢？
斯蒂潘诺夫和舒希金举起了手。最后，那位格鲁吉亚的查瓦兹也慢慢地举了手。
鲁丁把针锋相对的提议，即赞成在春季发动战争的提议进行表决时，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当然是赞成的。农业部的科马罗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杂种，鲁丁想道，就是你该死的部门使我们弄得这样一团糟。维希纳耶夫肯定已说服了那个人，使他相信鲁丁不管怎样都将使他身败名裂，所以他认为自己这样是万无一失的。你错了，我的朋友，鲁丁想道，而脸上则毫无表情；我将为此而要你的老命。皮特里耶诺夫举了手。他已获得让他当部长会议主席的允诺，鲁丁想道。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维托塔斯和塔吉克的穆哈默德也追随维希纳耶夫赞同战争。那位塔吉克人将会知道，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东方人将在废墟上实施统治。那位立陶宛人已被收买了过去。
“每种提案都是６ 票，”他轻声说道，“我自己１ 票赞成谈判。”
“太接近了”，他想道，“实在太接近了。”
到散会时，夕阳已经西下。但这场宗派斗争，大家都知道，现在将持续到得以解决为止。现在谁也不能后撤，谁也不能再保持中立。
旅游活动到了第五天，那一伙游客才抵达利沃夫，并在旅游社的旅馆中留宿。
在此之前，德雷克一直按照日程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游览，但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头痛，希望待在房间中。那一行人乘专车到圣尼古拉斯教堂去之后，他立即换了一身更为普通的服装就从旅馆中溜了出去。
卡明斯基曾告诉他穿那种不会引人注目的服装——短袜、便鞋、不要太时髦的便裤和一件价格较为低廉的开领衬衣。他带了一份市区街道图便动身朝列凡季夫卡城郊杂草丛生而又贫穷的工人住宅区走去。他一旦找到那两个人的话，他们会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的，对此他是没有丝毫疑问的，当考虑到他们出生的家庭背景和境遇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回想起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土耳其医院的病床上对他说的话。
在基辅的附近，有一个巴比雅峡谷。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纳粹分子占领乌克兰期间，党卫军在那儿屠杀了５ 万多名犹太人。乌克兰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伊凡·祖巴曾于１９６６年９ 月２９日在那儿发表了一次演说。演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是一位乌克兰天主教徒在强烈地谴责反犹太主义；而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始终是盛行的。
祖巴的长篇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吁怀念在巴比雅遭到屠杀的犹太人，是在直接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当演说逐步深人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专制统治集团：尽管他们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们践踏人性，并试图说服那些即使遭到践踏的人，使他们相信那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予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他说到这一点时，那些混入默不作声的人群中的契卡分子已认识到，诗人根本不是在谈论希特勒的德国，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苏联。在演说后不久，他就被捕了。
在当地克格勃营部的地下室里，首席审讯官就是一位平步青云的年轻上校，是从莫斯科派来的、掌管克格勃的第二把手。在审讯室的角落里站着两位彪形大汉，都手持着沉重的、长达一米的水龙软管，这两个人都对上校俯首听命。上校的名字叫尤里·伊凡南科。
但在巴比雅听演说的地方，有两个年仅１０岁的男孩，靠着他们的父亲站在前排。
当时，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只是在六年之后他们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邂逅，并成为忠贞不渝的朋友。一个人名叫列夫·米什金，另一个名叫戴维·拉扎雷夫。
米什金的父亲和拉扎雷夫的父亲出席了那次集会，并也受到注意；当他们在多年以后申请准予移居以色列时，两个人都被指控参与反苏活动，被判在劳改营中长期服刑。
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公寓住所，儿子失去了上学的希望。他们尽管非常聪颖，却注定干使锹和镐的活计。两人现在都已是２６岁的人了，他们就是德雷克在列凡季夫卡忙碌而又肮脏的偏僻街道上所要寻找的年轻人。
他是在第二个地址才找到了戴维·拉扎雷夫；经过一番介绍之后，拉扎雷夫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但他同意请他的朋友米什金前来赴约，不管怎样，德雷克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天傍晚，他遇到了列夫·米什金；那两个人用近乎敌视的目光望着他。他对他们诉说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逃跑和获救的全部过程和他自己的身世。他能掏出来的惟一证据是那张他自己和卡明斯基在一起拍摄的照片，那是在特拉布宗的医院里由一位护理员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天当地出版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是德雷克放在衣箱里做衬垫带来的。他把报纸向他们展示了，以作为他所说的情况的证据。
“瞧，”他最终说道，“如果米罗斯拉夫被海浪冲到了苏联的领土而被克格勃抓住的话，要是他在谈话中泄露了你们的名字，以及如果我是从克格勃来的话，我是不会请求你们提供帮助的。”
两位犹太工人同意在当夜考虑他的请求。为德雷克所不知道的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早就有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他自己的理想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要报仇雪恨，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中的统治集团。但他们已近乎歇手不干了，被一种没有外界的帮助便一事无成的绝望情绪压垮了。
两个人都想在苏联境外寻找一位同盟者；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深更半夜握手言定，要将那位英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当做自己的知心人。第二次会晤是在那天下午，德雷克又悄悄地躲开了一次由导游陪同的旅游活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市郊附近路面宽阔而又未铺砌的巷子里逛荡着，轻声说着乌克兰语。他们对德雷克诉说了自己也想给予莫斯科致命一击的愿望。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打击？”德雷克说道。
拉扎雷夫是两个人中更为沉默寡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开口说道：“伊凡南科，在乌克兰是最可憎的人物。”
“他怎么样呢？”德雷克问道。
“杀死他。”
德雷克在路上停住了脚步，凝视着那个肤色黝黑、神情专注的年轻人。
“你根本就接近不了他。”他最终说道。
“去年，”拉扎雷夫说道，“我在这儿利沃夫干活。我是一个房屋油漆工，对吗？我们当是是在为一个党魁的寓所重新装饰。有一位矮小的老太婆与他们待在一起，从基辅来的。她走了之后，那位党魁的老婆提到她是谁。后来，我在信箱里看到一封盖有基辅邮戳的信件。我把信拿下了，是那位老家伙写来的，信上是她的地址。”
“那么她是谁呢？”德雷克问道。
“他的母亲。”
德雷克对这个情况想了一会儿。“你想不到像那样的人会有母亲，”他说道，“但在他会来看望她之前，你必须对她的寓所监视很长一段时间。”
拉扎雷夫摇摇头。“她是诱饵。”他说道。并扼要地叙述了他的计划。德雷克考虑了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在来到乌克兰之前，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克里姆林宫的强权统治一次他所梦寐以求的迎头痛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刺杀克格勃的头目将直捣政治局的中心，可使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
“那也许会行得通的。”他承认道。
如果能办成的话，他想道，那将马上被掩盖起来。但如果消息传出去的话，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将会造成巨大的创伤。
“那可能会在这儿引起空前规模的起义。”他说道。
拉扎雷夫点点头。在得不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很明显，他独自与他的伙伴米什金已为这个计划绞尽了脑汁。
“真的。”他说道。
“你将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呢？”德雷克问道。
拉扎雷夫告诉了他。
德雷克点点头。“那些东西在西方都是能搞到的，”他说道，“但怎样带进来呢？”
“敖德萨，”米什金插话道，“我在那儿的码头待过一阵子。那个地方完全是腐败的。黑市交易非常兴隆。每一艘西方的船只都有海员在与当地做黑市交易的人大做生意，有土耳其的皮茄克衫、羊皮上衣和斜纹粗棉布工装裤。我们将在那儿与你碰头。那儿是在乌克兰境内，我们就不必使用加盟共和国之间适用的护照。”
在他们分手之前，双方都对计划表示了赞同。德雷克将搞到装备，并从海上带到敖德萨。他将在他本人到达之前提早在苏联境内邮寄一封信给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以使他们处于待命状态。措辞将是平凡无奇的。约会的地点选在一家米什金所熟悉的咖啡馆，他在１９岁时便在那儿做帮工。
“还有两件事情，”德雷克说道，“事情办完之后，把它公开宣扬出去，向全世界宣布事情已经办成，这是至关重要的，几乎与这一行动本身一样重要。那意味着。你们得亲自去把事情公诸于世。只有你们知道具体的细节以使大家相信这是真的。但那意味着，你们必须从这儿逃到西方去。”
“那是不用说的，”拉扎雷夫喃喃说道，“我们俩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我们都已像我们的父亲在以前那样试图移居以色列，但都遭到了拒绝。这一次，我们会出去的，不管是不是获得批准。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们必须到以色列去。那是我们安度终生的惟一地方，如果终究安然无恙的话。一旦到了那儿，我们将向世界上宣布我们已干成的事情，使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那些杂种在他们自己人的心目中声名狼藉。”
“另一个问题是紧接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德雷克说道，“事情办成之后，你必须用密码信或明信片通知我——以防逃跑万一会出岔子。这样，我就能尽力协助把消息公诸于世。”
他们同意将从利沃夫向伦敦的一个留局待领地址发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措辞也将是平淡无奇的。他们记住了一切细节便分手了；德雷克重新加入了他的旅行团。
两天之后，德雷克回到了伦敦。他办的第一样事情是买一册他所能找到的、关于轻兵器方面的内容最详尽的书籍。第二件事情是给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发了一封电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汇集了一份知名人士花名册，其中都是些像他那样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的移民者；而那个人是那些出人头地的人物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开始制订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已被搁置了很长时间，那是要通过抢劫一家银行而凑集所需的资金。
在莫斯科南郊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尽头。一位司机驶离鲁布列沃路的林荫干道而向右转弯，行驶２０公里的路程之后将到达乌斯彭斯科雅的小村庄，这儿是周末乡村别墅的中心地区。在乌斯彭斯科雅周围偌大的松树和烨树林里，就像苏联特权阶层乡村别墅林立的乌索沃和茹科夫卡那样有许多村落。恰在莫斯科河上的乌斯彭斯科雅大桥的那一头便是一片沙滩，在夏季，那些享有较少特权、然而很富裕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便从莫斯科来到这儿，从沙滩上到河里去游泳。
西方的外交官也来到这儿，那是少数几个西方人能与普通俄国家庭成员紧挨在一起的地方之一。在盛夏的星期天下午，甚至克格勃对西方外交官盯梢的常规也像是放松了。
１９８２年 ７月１１日，亚当·芒罗与一伙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来到这儿。他们之中有些是结过婚的伴侣；有些是单身汉，而且都比他年轻。在３ 点钟之前的片刻，他们一伙全都把毛巾和野餐用的饭篮留在树丛中，沿着陡岸走向沙滩去游泳了。芒罗回来时拾起卷着的毛巾开始把身子擦干。不知什么东西从毛巾里掉了下来。
他停下来把那样东西拾了起来。那是一张不大的硬纸板卡片，有一面用俄文打着字：“离这儿以北３０００米的树林中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请过半小时到那儿去见我。十万火急。”
当使馆中的一位女秘书笑吟吟地走过来要一支香烟时，他依然笑脸相迎。当他为她点烟时，他的心里在想着他所能想到的种种可能。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想递送地下印刷品吗？那样的话，会招致种种麻烦。是一伙信仰宗教的人想到大使馆寻求避难吗？美国人在１９７８年曾碰到那样的问题，并产生了数不清的问题。是克格勃为了识别大使馆中谁是秘密情报局的人而设置的圈套吗？始终是可能的，没有任何普通的商务秘书会接受这种邀请，这显然是某一位尾随着他、并从周围树林中偷看的人把卡片塞进卷着的毛巾中的。然而，那对于克格勃来说未免太笨拙了。他们会在莫斯科市中心安排一位假装的叛逃者来传递情报，而在交货的地方布置偷拍照片。
那么，谁是偷偷摸摸的投书者呢？
他很快穿好了衣服，但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穿上鞋子，并下定了决心。
如果那是圈套的话，那么，他并没有接收任何文件，只不过是在树林中散步而已。
他独自一人动身走开了，使那位著有所望的女秘书感到扫兴。走了９０米之后，他停住了脚步，取出他的打火机把卡片烧毁了，用脚把烟灰踩人地上一层松树针叶之中。
他靠太阳和手表辨认出了正北方向，转身离开了朝南的河岸。１０分钟之后，他走上了斜坡，看到山谷中２０００米以外洋葱模样的教堂圆顶。几秒钟之后，他又钻进了树林里。
莫斯科周围的森林中有几十座这样的小教堂，曾经是村民们的礼拜堂，现在大部分已被弃置不用了，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无人问津。那座他正朝着走上前去的小教堂矗立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他走到空地的边缘便停住脚步端详那座小小的教堂，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那片空地上。在离关闭着的前门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站在拱廊下面阴影中的人影。他停住了，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分钟的时间。
确实无话可说，所以他只是说了声她的名字“瓦伦蒂娜”。
她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并答道：“亚当。”
“２１年了，”他惊异地想着，“她肯定已是年近４０了。”她看上去像是３０岁的人，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谕的哀伤。
他们坐在其中一块墓碑上，轻声谈论着往事。她告诉了他，她在他们分手后几个月便从柏林回到了莫斯科，继续为党的机关当速记员。她在２３岁时与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结了婚。婚后第七年生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都生活得很幸福。她的丈夫官运亨通，因为他有一位叔叔在红军中身居高位；在苏联，有保护人的话，与别的地方并无什么不同。那个男孩现在已有１０岁了。
五年前，她那位已晋升为上校的年轻丈夫在一次直升飞机的坠毁事故中丧生，当时他正在远东侦察红色中国在乌苏里江一带的军事部署。为了解除悲痛，她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她丈夫的叔叔利用他的影响使她获得了有地位的美差，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可以出人特设食品商店、特设餐厅，拥有较好的住宅和一辆私人汽车；而这一切都是与党的机关中的高级职位相联系的。
最后，在两年前，在获得特许之后，她在人数不多的机要速记员、打字员小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那是隶属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或称为政治局书记处的一个科室。
芒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很高的职位，而且深受信用。
“谁，”他问道，“是你亡夫的叔叔呢？”
“克伦斯基。”她喃喃说道。
“克伦斯基元帅吗？”他问道。她点点头。芒罗慢慢地呼着气。克伦斯基，超级的鹰派。当他再次看着她的脸时，她的双眼是湿润的。她很快眨着眼睛，几乎是要哭出来的样子。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伸出胳膊搂住了她的双肩，而她就依偎在他的身上。他嗅到了她头发上的气息，依然是２０年前在他青春岁月时曾使他情意缠绵而又兴奋激动的甜蜜气息。
“怎么啦？”他轻柔地问道。
“哦，亚当，我太不幸了。”
“对上帝发誓，为什么呢？在你的社会中，你已应有尽有。”
她慢慢地摇摇头，然后从他那儿挣脱了开来。她避开了他的目光，凝视着空地那边的树林深处。
“亚当，我这一辈子，自从我是一位小姑娘以来，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即使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合理的，即使在艰难的时世，在我的国家生活必需品奇缺的年代里，当西方拥有所有的消费品而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们的俄国总有一天会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传遍全世界，那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是一种将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一个没有法西斯主义、没有贪财的欲望、没有剥削和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接受了那样的教育，我真的相信了那种东西。那比你，比我们的爱情，比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更为重要。至少如同这个国家——俄国，一样重要，祖国是我灵魂的组成部分。”
芒罗了解俄国人对于他们祖国的爱国主义，它是一种将使他们能忍受任何苦难、任何贫困、做出任何牺牲的熊熊烈火；当他们受到摆布的时候，它将使他们毫无异议地服从他们克里姆林宫中的最高掌权者。
“出什么事啦？”他轻声问道。
“他们已经背叛了。他们正在干着背叛的勾当。我的理想，我的人民和我的祖国。”
“他们？”他问道。他正扭曲着自己的手指直至看起来手指像要断下来似的。
“那些党内的头目。”她厉声说道。她爽快地吐出了俄语中意味着“大亨”的俚语。
芒罗曾两次目睹有人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当一位真诚的信徒失去信念时，狂热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到奇特的极端。
“我崇拜他们，亚当。我尊敬他们，我崇敬他们。我在那些人身边已待了好多年，我一直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接受他们的礼物，享受了他们大量的特权。我已见过他们在私下里勾结在一起，听到他们谈论那些为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他们是腐败的，亚当，堕落的，残忍的。凡是他们经手的东西全被他们变成了废物。”
芒罗把一条腿跨过墓碑，这样他能面对着她，并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她在轻声哭泣。“我无法说下去了，亚当，我无法说下去了。”她对着他的肩头喃喃说道。
“好吧，我亲爱的，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带出去呢？”
他知道那样将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但这一次，他不会让她脱手了。那将是值得的，牺牲一切都将是值得的。
她挣脱开了，脸上泪痕斑斑。“我不能离开，我要为萨沙着想。”
他默不作声地搂着她，这一次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他感到心如乱麻。
“你怎么知道我在莫斯科？”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显露出丝毫惊奇的神态。无论如何，他问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上一个月，”她边吸着气边说道，“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把我带去看芭蕾舞。
我们是在包厢里。当光线暗下来，我以为自己肯定是看错了；但在幕间休息灯光变亮时，我知道那确实是你。在那以后我无法待下去，我以头疼为借口很快就离开了剧院。”
她轻轻揉着自己的眼睛，不再哭泣了。
“亚当，”她最终问道，“你结过婚吗？”
“离开柏林很久以后才结婚的，但那并不成功。几年前，我们离婚了。”
她设法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感到高兴，”她说道，“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必在乎别的人。那在逻辑上并不是十分必然的，是吗？”
他也反过来对她露齿而笑。
“对，”他说道，“那并不是必然的。但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们能相互见面吗？在将来。”
她的笑容收敛了。她的双眼中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态。她摇着她乌黑的脑袋。
“不，不能经常见面，亚当，”她说道，“我是受到信任的，享有特权的，但如果一位外国人来到我的公寓，那很快就会受到别人的注意，有人还会汇报；对你的寓所也同样是这样的。外交官是受到监视的——你知道那一点。旅馆也是受到监视的。不办手续在这儿是租不到公寓的。那是不可能的，亚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瓦伦蒂娜，你发起了这次约会，你采取了主动。那是不是只是为了旧时的缘故？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你为之效劳的那些人……但如果你由于萨沙而不能离开，那么，你想要干什么呢？”
她使自己镇静下来，并想了一会儿。当她开口说话时，声调是相当沉着的。
“亚当，我想尝试一下去劝阻他们。我想尝试一下，使他们停止正在干着的事情。我想这样干，到现在已有几年时间了，但自从我在大剧院见到你以来，我回想起了我们在柏林时所有那些尽情相爱的所作所为，我开始越来越想着这件事。现在我对自己感到确信无疑。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告诉我，你的使馆中是否有一位情报官员？”
芒罗感到震惊。他曾在现场处理过两位叛逃者的事，一位是来自驻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另一位是在维也纳。一位像瓦伦蒂娜那样是从崇敬转而憎恨他自己的政权，另一个是由于得不到晋升而怀恨在心。前者则更难对付。
“我想是这样，”他慢慢地说道，“我想肯定是有的。”
瓦伦蒂娜在置于自己脚边松树叶上的一只挎包中搜索着。显而易见，她已下定了决心，于是毅然决然地反叛到底。她拿出一只塞得鼓鼓的信封。
“我想要你把这个交给他，亚当。答应我，你将不会对他说那是从谁手上来的。
求求你，亚当，我为自己正干着的事感到胆战心惊。除了你，我不能相信任何人，谁也不能相信。”
“我答应，”他说道，“但我必须再次见到你。我不能像上次那样眼巴巴望着你穿过墙中的缺口走开了。”
“不，我也不能再那样干了。但你不要试图到我的公寓中来找我。那是一个筑有围墙的大院，是供高级官员住的，围墙只有一扇小门，有一位警察在守着门。不要打电话给我，电话是受到监视的。我决不会与你大使馆中别的任何人见面，即使是情报站长也不行。”
“我同意，”芒罗说道，“但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她考虑了一会儿。“我要走开总不是那么容易，萨沙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但我有自己的汽车，没有人盯我的梢。明天我必须离开两个星期，但我们能在这儿碰头，时间是从今天起的第四个星期天。”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我得走了，亚当。我要到离这儿几英里的一幢夏季别墅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他吻了她的嘴唇，就像以往那样。而且，那一如既往是甜蜜的。她站起身来，穿过了那片空地。在树林的边缘，他在她身后喊了起来。
“瓦伦蒂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举起那包东西。
她停住了脚步，并转过身来。“我的工作，”她说道，“是为政治局会议整理逐字逐句的记录稿，为每个成员都整理一份。为候补委员整理一份摘要。根据录音整理。那是一盘６ 月１０日开会的录音磁带。”
然后，她就消失在树丛之中。芒罗坐在墓碑上，向下望着那包东西。
“该死，活见鬼。”他说道。
四
亚当·芒罗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门锁着。这儿是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的英国大使馆主楼。他倾听着身前录音机上磁带的最后几句话。房间是安全可靠的，决不可能受到俄国人的电子监视，这就是他为什么向政务参赞借用这儿几个小时的原因。
“……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马克西姆·鲁丁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芒罗把录音机关掉。他向后倚着身子，轻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比２０年前由奥利格·彭科夫斯基带过来的东西更为重要。
有关彭科夫斯基的事在秘密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犹如民间传说一般，克格勃对此始终怀恨在心。彭科夫斯基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少将，可以接触最高机密。
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不再抱有幻想，便先是与美国人，然后与英国人打交道，主动要求提供情报。
美国人怀疑这是个圈套，于是拒绝了他。英国人接受了他，“操纵”了他两年半的时间，直至他被克格勃诱捕、揭露、审判和处死。在他的那段时间中，他带来了秘密情报的大丰收，但尤为重要的是，那发生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在那一个月之中，肯尼迪总统在古巴设置导弹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对抗，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全世界都为此而拍手称快。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彭科夫斯基的缘故，那位俄国领导人确切的实力和弱点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当危机最终完结时，苏联的导弹已运出了古巴，赫鲁晓夫威风扫地，肯尼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怀疑。他在１１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次装门面的审判以后，他就一命呜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们推翻的，表面是因为他在粮食政策上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冒险主义使他们吓得六神无主。而且在１９６３年的同一个冬天，肯尼迪也离开了人世，刚好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第十三个月。民主党人。暴君和间谍都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从来没有钻到政治局的营垒中去。
芒罗把磁带盘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声音对他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磁带的大部分录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后的讨论中，共有十个人的声音，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鲁丁低沉的咆哮声是很熟悉的；至于维希纳耶夫的傲慢腔调，他以前是听见过的，当时是在观看电视上播送那个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情景；而他也曾在电影和录音带上听到克伦斯基元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上的喊叫声。
他的问题在于，当他把录音带送回伦敦作因人而异的声波纹分析时，该如何把录音带的来源掩盖起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他是必须这样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在浴巾中发现了打字的便条之后到树林中秘密赴约的话，有人就会这样问：“为什么是你呢，芒罗？她是怎么认识你的呢？”要回避那个问题将是不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来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无法核对的。
ｍｐａｎｅｌ（１）；
他到莫斯科仅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谁也无法怀疑他甚至对俄语中的俚语也十分精通，而这使他得益匪浅。两周前，捷克大使馆曾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当他听到身后有两位俄国人在窃窃私语时，他是在与一位印度随员交谈。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是个牢骚满腹的家伙，自以为是应该混进最高权力机构的。”
他曾顺着那两个说话的人的凝视目光看去，注意到他们正在盯着房间那边的一个俄国人，也许是在议论他。后来查了来宾的名册才证实那个人是安纳托利·克里沃伊，他是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私人助手和得力干将。那么，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芒罗核查了他的档案材料，查到了克里沃伊的履历。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党组织部中任职；在任命佩特罗夫担任要职之后不久，克里沃伊便出现在维希耶纳夫的班底之中。愤然离去吗？与佩特罗夫有个人恩怨之争吗？是受到冷遇而牢骚满腹吗？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一位驻在国外的情报站长来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克里沃伊，他沉思默想着。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他也许至少可以接触到维希纳耶夫的记录稿，也许甚至可以接触到录音带。而且他也许是在莫斯科，他的上司肯定是的。当东德总理在一个星期之前到这儿时，维希纳耶夫是在场的。
“对不起，安纳托利，你才改换门庭。”芒罗在把塞得鼓鼓的一只信封塞进内口袋时说道，并走上楼梯去见政务参赞。
“恐怕，我得与星期三的信使袋一起返回伦敦，”他对那位外交官说道，“那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刻不容缓。”
政务参赞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知道芒罗的差事，答应安排这件事。外交信使袋实际上是一只大口袋，或者至少是几只小帆布袋，每星期三从莫斯科发往伦敦，而且总是利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来不搭乘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航班。女王陛下的信使队经常从伦敦飞往世界各地接收驻外使馆的邮袋，邮袋由于印有王冠和灵提的国徽而受到保护；信使队从伦敦派人来取邮袋。非常机密的材料装在一只金属文件盒里，由链条缚在信使的左手腕上；比较常规的材料装在帆布袋里。信使亲自上机舱检查邮袋是否安放妥贴。一旦进了机舱，那便是登上了英国的领土。但在到莫斯科去的情况下，信使是由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送的。
谁都抢着干这种护送的差事，因为那可以很快返回伦敦一趟去采办些货品，还可能乐滋滋地度过一个良宵。那位在那一周轮值护送的二等秘书为失却了他的机会而感到恼火，但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英国航空公司的３００Ｂ型“空中公共汽车”，在下一个星期Ｈ 从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了；那个机场在１９８０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已焕然一新。飞机掉过机头便朝伦敦飞去。坐在芒罗身边的那位信使长得身材矮小，但干净利落，是一位退伍的陆军少校，他很快就旁若无人地搞他的业余爱好了——在一份主要的日报上做填字游戏。
“你得干点儿事情来消磨这些没完没了的空中旅行，”他对芒罗说道，“我们人人都有自己乘飞机时的嗜好。”
芒罗咕哝着，朝后越过机翼遥望远去的莫斯科城。在下面某个沐浴在阳光中的街道上，他那位心爱的女人正在她即将背叛的那些人之间工作着，活动着。她孑然一身，无人问津。
挪威的国土，从它东面的邻国瑞典孤立来看，像是史前时代印在化石上的一只巨手，从北极伸向丹麦和英国。那是一只右手，掌心向下朝着海洋，一只又粗又短的拇指向东紧贴着食指。它的首都——奥斯陆，就坐落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边缘。
折断的前臂骨向北方伸展到特罗姆瑟和哈默菲斯特，插入北极的纵深地区，有些地方非常狭窄，以至于从海上到瑞典的边界只有４０英里之遥。在一张轮廓鲜明的地图上，那只手看上去像是被神仙用大锤砸得粉碎似的，把骨骼和指节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西部的海岸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显得更为支离破碎，那儿该是那只手的下缘。
这儿的陆地分裂成一千片碎块，海水流进了碎块之间的缝隙形成无数的河流、溪谷、海湾和峡谷；在悬崖峭壁直落波光粼粼的水面之处，狭窄的隘路婉蜒盘行。
这些就是挪威海岸边的峡湾；就是在这些峡湾的源头，人类的一个种族在１５００年前形成了，他们是海上驾船或是利用风帆航行的杰出航海家。在他们的盛世衰败之前，他们曾远航格林兰和美洲，征服了爱尔兰，殖民于英国和诺曼底，猎获西班牙和摩洛哥，并从地中海开辟到达冰岛的航道。他们是北欧的海盗，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在挪威的峡湾以捕鱼为生。
索尔·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船长，海轮的主人；在７ 月中旬的那个下午，他在从航运公司的总部返回旅馆的途中正漫步经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
行人往往躲开一步为他让路，他体高６ 英尺３ 英寸，身躯就像老城区中的人行道一样宽阔，长着碧蓝的眼睛，蓄着胡须。因为是上岸，所以他身穿便衣。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有理由认为，他也许很快将在一艘新的船上当船长，他刚才已到位于轮船码头的北欧航运公司总部去拜访过了，总部现在已被抛在了身后。
在上了半年由公司出资安排的学习课程之后，他渴望回到海上去；学习的课目包括错综复杂的雷达，计算机导航和超级油轮技术。到总部去是为了从北欧航运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私人秘书手里取一份邀他在当天傍晚去赴宴的请帖。
应邀赴宴的还有拉森的妻子，她已接到了电话通知，正从挪威乘飞机前来这儿，飞机票是由公司支付的。老头子破费了一点，拉森想道，肯定要有什么事情了。
他越过尼布鲁维肯河上的桥梁到旅馆的停车场上去取他租来的汽车，并驱车到了３７公里以外的飞机场。当莉萨·拉森携带着短途旅行包来到候机大厅时，他像心花怒放的圣伯纳德那样温情脉脉地迎候了她，把她拎起了地面，活像拎一个小姑娘那样。她长得小巧玲珑，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柔软的栗色卷发，显得体态婀娜多姿，使人看不出她已是３８岁的妇女了。他深深地爱着她。
早在２０年前，他才２５岁，当时他是一位身材颀长的二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在奥斯陆遇见了她。她在冰上滑倒了，他把她像布娃娃那样搀扶了起来。她头戴一顶用毛皮装饰的兜帽，帽子几乎盖住了长着红鼻子的小脸蛋。当她向他表示谢意时，他只看到她的一双眼睛，透过雪花和皮毛在朝外张望，就像冬天森林中雪鼠明亮的眼睛那样。打那以后，在他们的恋爱、结婚和其间的岁月中，他一直称呼她为“雪鼠”。
他驱车把她送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一路上碟蝶不休地询问着远在挪威西海岸的澳勒松家中的情况，询问着他们两位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有何进步。
在南方，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沿着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大圆航线上飞了过去。索尔·拉森对此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
那天傍晚的宴会将在有名的奥罗拉地下餐厅中举行，餐厅位于古城区中，是由一座老王宫的地下贮藏室改建而成的。当索尔和莉萨到达那儿时，有人指点他们沿着狭窄的梯级走到地下室中去。店主人伦纳德正在底下等着他们。
“温纳斯特鲁姆先生已到了这儿了。”他说道，并把他们领到其中一小间餐室之中。那间餐室像是一座幽静的小山洞。拱顶是用５００ 年的古砖砌成的，室内横架着一张笨重的餐桌，年代久远的木料亮锃锃的，铸铁烛台上的蜡烛放射着光芒。当他们走进去时，拉森的雇主——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蹒跚着站起身来，拥抱了一下莉萨，并与她的丈夫握了握手。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航海为业的人之中，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似乎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现在已７５岁了，又短又硬的眉毛已成了灰白色，显得参差不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斯德哥尔摩，从他的父亲手上继承了六艘小货轮。除了希腊人和在香港的中国人所经营的船队之外，他在３５年的时间之中建立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私营油轮船队。北欧航运公司就是他创建的，在５０年代的中期，拥有从干货轮到油轮的各种船舶。他为迎接６０年代的石油繁荣拨款建造了油轮。这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而他的主张常常是与潮流背道而驰的。
他们坐着，吃着，而温纳斯特鲁姆只是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询问有关家庭的情况。他自己结婚已４Ｏ年了，结果在４ 年前他的妻子先去世了。他们并没有孩子。但如果他有儿子的话，他会愿意让他像桌子对面那位身材魁梧的挪威人那样而成为一名水手之杰；他还特别喜欢莉萨。
鲑鱼是按瑞典的烹调方法用盐水和波萝腌制过的，味道鲜美；来自斯德哥尔摩盐碱滩上的嫩鸭特别可口。索尔坐在那儿喝着甜酒，而温纳斯特鲁姆则闷闷不乐地呷着他那球形玻璃杯中的白开水。“该死的医生现在只让我喝这种东西。”当他们喝完酒后他才开始言归正传。
“三年前，索尔，回到１９７９年的时间，我自己说了三条预言。一是１９８２年年底，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二是美国总统缩减美国石油能源和副产品的政策将会失败；三是苏联将会从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入国。
有人对我说我是发疯了，但我是正确的。”
索尔·拉森点点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及其在１９７３年冬季使石油价格上涨三倍，曾造成世界性的市场萧条，那几乎使西方世界的经济濒临崩溃，也使油轮造船业在七年的时间中一蹶不振，使成百万吨才造了一半的油轮半途而废，成为毫无用处、不经济而又蚀本的废物。谁能提前三年预见到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２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那就是一种胆识；随着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世代结仇的宗派，石油输出国组织便分崩离析；伊朗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尼日利亚四分五裂；激进的石油生产国以任何价格倾销石油，以为大量购买军火提供资金；鉴于普通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赋予了他们滥用世界资源而寻欢作乐的权利，美国的石油消耗量在螺旋式地上升；苏联本土的石油工业由于技术落后而在不断下降，产量很低，从而迫使俄国再次变成一个石油输人国。这三个因素在１９８２年的夏季促成了现在的油轮造船业开始繁荣起来。
“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温纳斯特鲁姆接着说道，“去年９ 月份，我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一艘崭新的超级油轮。在交易场所，他们都说我是发疯了。
我的船队中有一半是躺在斯特罗姆施塔德海湾里，而我又订购一艘新的油轮。但我不是发疯。你知道有关东岸石油公司的事情吗？”
拉森又点点头。１０年前，一家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基地的小石油公司，转到了雄心勃勃的克林特·布莱克的手中。在ＩＯ年的时间中，它已发展壮大，以至于即将兼并七姐妹公司——世界石油卡特尔中的庞然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