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１９３１
（１）
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
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１９２
８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３*？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
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
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
厂里的机仆人。”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
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
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
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
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
便有可能奖赏他。
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
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
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
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１０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６日来到
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色分子可能
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
这些青年年龄在１８至２０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
军，简称为ＳＳ。听众约有１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
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
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
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
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
平息了赤色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
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
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
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
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
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逼出来的。他觉
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
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
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１０万。
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１０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
骗。”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
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
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
忠贞信赖。”
１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
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
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
道夫·赫斯交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
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
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
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
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
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
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
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使斯卑尔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
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
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
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
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
“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２）
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
看，１９２９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
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
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
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
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
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
剧性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
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
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
这一着棋是自杀性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
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
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
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
部；９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
房子共有９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１６号。他
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
却允许女儿吉莉（已２１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
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
色；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
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屁股
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
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
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
便空手步出店门。”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
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性活泼爱动的姑
娘的社交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
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
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１１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
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
可与她结婚。”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
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性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
夫曼的１７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
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通常，希特勒称她
“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
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
他？”）。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
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１７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
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
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
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
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
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
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１０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
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
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
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
刚好面对着我。”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
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
好姑娘爱娃小姐。”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
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
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
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
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
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
“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啊？”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
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
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
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
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
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３）
１９２９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
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
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２１０
０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６００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
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
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
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
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
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
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１９２４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
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
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
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１９３
０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
叫霍斯特·韦塞尔，２１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
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
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
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原歌
词大意如下：
你我眼色相遇，
你我嘴唇相贴，
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
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
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
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
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
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
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
“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
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
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
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
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
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
帜高高飘扬！”２月２３日，韦塞尔终于死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
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为了把这一宣传
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
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
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
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
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１２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
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
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
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
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冲锋队员喊“在！”时，
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
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
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
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
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
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
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
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
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
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
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
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
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
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３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
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
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４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
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
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
——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
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７个小时里，希
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
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
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
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
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
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
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
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
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
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
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
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
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
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
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
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
一一开除出党。６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
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
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
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
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
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
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斯特拉
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２４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
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
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他弟
弟永远是个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
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
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
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
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使自己出党似的。
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９月举
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４）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
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的广泛的兴趣的共同
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１９２９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
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３００万，
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
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
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
培尔的《抨击》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评价格的下降，
他们的利润正被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
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
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是——一个理想
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的斗志昂扬而又
忠贞的干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
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
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政权；他们
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
由！要工作！要面包！”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
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
中生活。”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
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
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
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
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力气·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
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１９３０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
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
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
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一位早期的党员写
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
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
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
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
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
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
在最后６个星期内，竟发表了２０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
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
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
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
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
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
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
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
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
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
尔组织了６０００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
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
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
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
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然可笑，却是可行的忠告。“开玩笑地做，
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
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
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３５００万；比１９２８年多出４００万。希特勒
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
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６６个席位！”自１９２８年以来，他们
只占有５４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
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１００个
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了１０７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
达呢？我们的席位从１２个增加到１０７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
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
６３７．１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２年，希特勒的党便从
得８１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
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１３２．６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
去了６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
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
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
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
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
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
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
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
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
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
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
广，能为我们作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
３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９月２５日，希特勒
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凌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
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
凡尔赛条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
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
人头将会落地！”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
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
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
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
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起文章。“这次大选”，他
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
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
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
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
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
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
“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
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
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
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
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
末，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
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１０月１３日，１０７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
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社会主
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
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
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
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
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
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
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
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５）
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９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
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
勒，便慕名来访。１９０９年，在都柏林当待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
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
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
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
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
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
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
到３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
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
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
“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阿洛伊斯毕竟从
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１０月
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
“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
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普，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他
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写信给父亲，询问这位新政治首脑的生平。“父亲回
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开家庭会
议，现随函将车票寄去。”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发现，希特勒“怒火满
腔”。在有安吉拉·拉包尔和阿洛伊斯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
声越来越大，你们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骑着我出名。”他说，由于小阿洛
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给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毁
灭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历来是多么小心谨慎，不把自己的私事
泄露给报界！”他说，（据威廉·帕特里克９年后在《巴黎晚报》上发表的一
起文章称）“我的身世切不可让这些人知道，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
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
确实只字未提，现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发现了。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
谍去挖掘我的身世。”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
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连一位亲属都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
（他在场听到了这些，未发表评论）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养的义子。他
与他母亲（据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称）应立即返回伦敦并通知赫斯特的报纸，
纳粹党的领袖是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解决办法使
希特勒“很高兴”，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现在和将来均断绝一
切关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２，０００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
的费用和返家的路费。阿洛伊斯支付了费用，买好了车票，并答应将余额如
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压根儿
就未收到（奇怪的是，在此后不久，纽约的赫斯特刊物《美国人》便发表了
由小阿洛伊斯·希特勒署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中，小阿洛
伊斯在文章中称他的弟弟是个既讨人喜欢又慷慨大方的孩子，还是个梦想
家，其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如天地。在他母亲死后，阿道夫曾将妹妹带至维
也纳，在那里，兄妹二人与无情的穷困作了艰苦的斗争。阿洛伊斯写道，为
了养活保拉和他自己，阿道夫不得不去扫街和干其它体力活。后来，他便去
了慕尼黑，当了房屋油漆工和装修工）。
在威廉·帕特里克与母亲回英国后不久，希特勒将其律师召至普令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