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雄心无雄才的赵恒不甘做一个平庸的守成者，大搞封禅之类的神道把戏成了他“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追求，有人推测赵恒这么做有和迷信鬼神天命的辽国打心理战、威慑辽国的目的，但如果把赵恒不遗余力粉饰太平，看成是他以此来平衡自己没有一统四海的失落心理，可能会更准确些。
为了推行荒唐的造神运动，赵恒把主要精力全用在祭祀天地鬼神上，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和林特为了讨赵恒的欢心，获得更大的权势，他们积极参与造假活动，相互勾结，排挤打击政敌，杀伤力和破坏力极强的窝里斗越演越烈，被时人称为“五鬼”。
大宋在赵恒统治的后期，显现出了疲态。
没有开创才能又不甘守成的赵恒，在懦弱的性格和幻想的大功业之间徘徊，在那个皇权没有约束的时代，足以使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演变成一个民族的悲剧。
说说“五鬼”(1)
赵恒大行荒唐之事，就注定了小人当道的局面。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君子小人之分，有人对这个分法嗤之以鼻，其实嗤之以鼻的不应该是这个分法，而应该是那种自诩为君子，拿小人的帽子乱扣别人的行径。君子和小人是古人的道德标准，符合则为君子，不符合就是小人，假如不承认这条标准，硬要以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在庙堂上，独奉一人而不奉天下的，无疑就是小人。
“五鬼”的出现，根源就在赵恒。
赵恒后期搞的那一套，明显的是劳民伤财的事，关心百姓的正直的大臣都是敷衍了事，积极响应的都是那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平心而论，他们也很可怜，只不过是想讨皇帝的欢心，从中分一杯羹而已。
“五鬼”前期的首领是王钦若，后期则是丁谓。
王钦若很会揣摩赵恒的心意，什么都顺着他的意思说，因此赵恒十分喜欢这个善解人意的臣子，几天不见就想得慌。王钦若虽然人长得有些猥琐，但说话的本事一流，赵恒刚即位的时候，他发现赵恒有想做一番事业的想法，就首先建议废除百姓拖欠的五代时的税赋，赵恒看到王钦若交上来的欠税账目时，惊讶地说：“百姓有这么多债务，难道先皇不知道吗？”王钦若马上就接道：“先皇当然知道，只不过先皇把减免税赋的恩惠留给陛下您罢了。”说得赵恒心里美滋滋的，从此对他总是高看一眼。
王钦若把心思都用在了赵恒的身上，当他发现赵恒好大喜功的倾向时（这个好像是所有的皇帝都有），便在投其所好的同时大进谗言，成功地离间了赵恒和寇准的关系，把寇准驱除到了地方。
赵恒被王钦若拍马屁的功夫伺候得舒舒服服，当然也不吝惜官职。就在王钦若主动辞去参知政事时，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地位在翰林学士以下，王钦若心里不满，就找个机会向皇帝诉苦，赵恒就特别在他的资政殿学士衔前面加了个“大”字，变成了“资政殿大学士”，超出了翰林学士。赵恒还特意问王钦若：“给了你这个官职，你满意不满意？”
满意？当然不会满意，王钦若想的是大权独揽！于是他在编造天书、东封西祀等活动中大展拳脚，使赵恒更加信任他，几次想让他当宰相，可王旦以“祖宗家法”阻止赵恒：“我朝从未有以南方人为相的先例。不从地域考虑，古人也说任用一个人要看他是不是贤良，宰相位高权重，必须得贤良之人才能充任。”言下之意王钦若根本就够不上贤良。
赵恒眨了眨眼，没有再说什么，此事就此作罢。平心而论，宋朝的皇帝虽然少有杰出英明的，但也很少有混蛋透顶的，赵恒才干平平，可人还是很厚道，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也能宽容。
赵恒没事了，但王钦若的心里可把王旦恨上了，他把寇准扳倒了，王旦又拦在了面前。他决心再把王旦扳倒。
王旦很看重翰林学士李宗谔，便想提拔他为参知政事，王钦若听说后，表面上对王旦说：“好，好，您真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可一转身就偷偷去见赵恒，对他说：“李宗谔欠了王旦不少的钱，可又无力偿还，所以王旦就想请陛下任命李宗谔为参知政事，拜参知政事就能得到常例赏赐，就可以还给他钱了。”这话说得就够狠的了，可王钦若还火上浇油地加了句：“最可笑的是，王旦心里惦记着让李宗谔还钱，嘴上还以为国举贤当幌子。”
李宗谔虽是太宗朝宰相李的儿子，可生活得很困难，史载他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橱而已”。平时生活还凑合，可一遇到婚丧嫁娶的事就入不敷出了，李宗谔前后向王旦借了很多的钱。王钦若就拿这个说事，因为大宋的习惯是在被任命参知政事的时候，还能得到三千缗的赏赐，正好用赏赐来还王旦的账。
第二天王旦果然向赵恒提起要提拔李宗谔的事，赵恒把脸绷了起来，说什么也不答应，弄得王旦寻思好多天也没明白李宗谔到底什么地方让皇帝不高兴了。
虽然王钦若通过这件事打击了王旦一下，可是想扳倒他却是做不到的，赵恒虽然荒唐，却不糊涂，他知道治理国家还得倚重王旦。赵恒刚刚继位时，曾向以知人著称的钱若水问：“朝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呢？”钱若水思索一下，说：“中书舍人王旦很有品德和威望啊。”赵恒也表示同意。此后，王旦的官职一路上升，咸平三年二月，升任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三月，又升迁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景德三年二月，终于位极人臣成了宰相，并且连续当政十八年，功绩卓著，政声极佳。
不过参知政事赵安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因为没有依附王钦若而遭到排挤。王钦若排挤他的手法十分巧妙，一次赵恒和王钦若闲聊起朝中大臣来，王钦若极力推崇赵安仁，赵恒问为什么，王钦若好像很钦佩的样子说：“赵安仁是故去的宰相沈义伦一手提拔起来的，对他有知遇之恩，赵安仁对此也念念不忘，一直想找机会来报答。”
这话一下子触动了赵恒的心事，原来赵恒想立刘德妃为皇后，赵安仁就以刘德妃的家世寒微为理由反对，不如沈才人出身高贵，要立皇后也该立沈才人。这个沈才人就是沈义伦的孙女。王钦若的话无疑使赵恒想到了赵安仁以个人恩怨来处理皇家的事情，心里从此对他产生了想法，要不是宰相王旦的大力维护，赵安仁的下场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即便有王旦的维护，赵安人最终也被罢免了参知政事的职务。
王钦若具有典型的小人性格，有功则争，有过则诿。在编修《历代君臣事迹》期间，在赵恒看呈报样张说好时，他就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而一旦赵恒指责有错误的时候，他就说那是杨亿他们没干好。
等到他和赵恒策划造出天书以后，更是得到赵恒无比的宠信，他开始肆无忌惮起来，每次奏事时都把要请示的奏章藏在怀里，到了朝廷之上，看赵恒的脸色，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上奏，其余的回到枢密院就打着皇帝的旗号自己斟酌着办了。这事瞒得过别人，瞒不过同在枢密院的枢密副使马知节，马知节是宋初龙捷左厢都校、领江州防御使马全义之子，荫补为官，素以耿直刚烈闻名。
武人出身的马知节很看不上王钦若的小人嘴脸，有一次当着赵恒的面对王钦若说：“你怎么不把怀里的奏折都拿出来上奏？”弄得王钦若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王钦若又不请示皇帝就给人提升了官职，马知节在朝廷上把这事捅了出来，和王钦若大吵一场。赵恒大怒：这还了得，不经我这个皇帝批准就胆敢授人官职，这大宋不成你家的了吗？那我还能做什么！赵恒气急了，说：“这个王钦若，有的事情不上报，有的事情擅自做主，现在还居然自做主张提拔官职，要是大臣们都这样，我这个皇帝就是个牌位了。”
得意忘形的王钦若竟敢挑战皇帝的权威，这可触犯了皇帝的逆鳞。
赵恒很快就把他枢密使的职务罢免，一气之下把马知节也罢免了，这场交锋王钦若和马知节弄了个两败俱伤。
“五鬼”中的丁谓也和王钦若一样，是个很有才干却心术不正的人。丁谓有过目成诵之才，无论是作诗、绘画、音乐等都很精通，善于交际，什么人都能应酬得体。
丁谓智谋过人，极擅筹划，别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他的手上很快就会处理得干净利落。
他在任夔州路转运使时，正赶上四川王均叛乱，他以公平贸易为手段，安稳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因而声名鹊起，被调入京城任朝官。
萧太后率辽军大举进攻宋朝时，丁谓出任郓州知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辽军席卷而来，老百姓都惊恐万状，争相渡河逃命，可就在这要命的时刻，摆渡的人却趁机发起了国难财，不但提高摆渡的价钱，还经常停摆。丁谓急中生智，马上从死囚牢里提出几个死刑犯，把他们装扮成摆渡人的样子，拉到河边当众斩首。
这下想发国难财的摆渡人都吓坏了，赶紧把逃难的老百姓都送过了河，看来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句话还真有道理。
赵恒东封西祀，丁谓一直都在负责打理经费，投其所好地百般逢迎。在赵恒决定修建玉清昭应宫时，有好多大臣都进谏，丁谓却对他说：“天下财富都是皇帝的，修建一座供奉上天的宫殿算什么浪费呢？何况修建这座宫殿还有祈求上天早日使皇家有子嗣的作用呢（当时赵恒还没有儿子）。假如还有人阻挡陛下修建昭应宫，您可以用这话来回答。”宰相王旦果然又来劝谏，赵恒就把丁谓的话复述一遍，王旦一听居然扯上了皇家子嗣这样的大事，吓得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赵恒后期病重，政事多由刘皇后决断，丁谓便交结宦官，逢迎刘后，当上了宰相。在相位期间，他更是排挤复相的寇准和另一位宰相李迪，呼风唤雨一直到仁宗时代。
“五鬼”中的陈彭年本来是个才子，十三岁那年就写了篇《皇纲论》，足足有上万字，就连当时的南唐皇帝李煜都知道这个神奇小子，特召进宫和他聊了半天。太宗雍熙年间他考中进士，多次进献文章。要说陈彭年还真是有才，可惜的是有才无德，先后依附王钦若、丁谓，在制造“天书”工程中出了大力，那些典礼祭拜的文章有好多都是出自他的手，而且他把学问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怎么荒唐的事，到了他的笔下都能有根有据，当时的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九尾野狐”。
陈彭年还和丁谓联手排挤杨亿，当上了赵恒的首席枪手，最后竟升为参知政事。他每天都忙前忙后，以至于累得面容枯槁，神情恍惚，有时就连自己家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利禄，陈彭年付出的可谓不少（这是何苦呢，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丁谓在做三司使的时候，林特就是他的副手，林特也很会逢迎，在修建玉清昭应宫时，丁谓为修昭应宫使，时任权三司使的林特是副使，他每次见到丁谓都恭恭敬敬地行礼拜见，而且是见一次拜一次，就算一天见到N次必拜N次。
这样的人能不使人感到贴心吗？很少有人能在甜美的阿谀之中保持清醒，丁谓也不能免俗，一直把林特视为心腹，为了给他升官，一次几乎和李迪在朝堂上动起手来。
刘承在“五鬼”中是个另类，他是个太监，由于地位特殊，他能和赵恒随时接触。天书的事，别的参与者都是策划人，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实施者，因为天书的事大多是皇城司报上来的，刘承恰恰就是皇城使。
刘承很喜欢打小报告，当时“人多畏之”，假如他生在明朝，肯定会是东厂的一把好手，“可惜”的是生不逢时，生在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宋朝，没有一展身手的舞台。
其实打击政敌，争夺权势，这样的事不绝于史，这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假如是从利国利民出发，自然是正常的政见之争，可王钦若、丁谓等却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逢迎一人，贪图权势，为一己私利，甚至到了不惜捏造谎言、愚弄天下的地步，被称为“真奸邪也”，一点儿都不冤屈。
谁从中捞到了好处(1)
赵恒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大搞天书神道，装神弄鬼成了主旋律，在这股造神大潮中，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缄默不语，有的人顽强抗争。
这场荒唐剧的上演，王钦若实在是“功不可没”，是他向赵恒提出的这个建议，并且他自己就很喜好神仙之事，经常在家搞神坛道场，“理论”功底深厚，这一点在后来他奉诏主持续修道藏时体现出来，他一下子增加了六百余卷道书，自己还写了《天书仪制》、《翊圣真君传》、《五岳广闻记》、《列宿万灵朝真图》、《罗天大醮仪》等。
王钦若从这场神道运动中谋取了巨大的好处，虽然因为王旦的阻止当时没有拜相，但他一直位居宰执高职，还身兼殿学士显贵之衔，已经是大宋王朝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了。
所谓宰执，在宋代即指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这些官职的合称。
“学士”就比较复杂了，学士分两种，一为馆阁学士，有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名为典司秘籍，其实就是文学侍从官。还有一种就是殿学士，包括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殿学士没有具体的事务，只是出入侍从，以备皇帝顾问，但是这个清职却不是谁都能得到的，观文殿大学士根本不授予没有当过宰相的人。宋代殿学士是专门作为高官、宠臣的荣誉头衔，一旦担任，便可获得极高的威望，《容斋随笔》里就写到“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一经此职，遂为名流”。
王钦若本已位高权重，可他的权力欲实在是太强了，非要做大臣中的第一人不可，他终于在王旦去世以后拜相，当上宰相后他还恨恨地说：“就因为王旦多说了一句话，使我晚了十年才当上宰相。”
王钦若因策划天书深得赵恒宠信，作威作福多年，收受了不少的贿赂，家里堆满了金帛、图书、奇玩。多行不义必自毙，赵恒天禧三年（1019），他受贿的事被人揭发，再加上有个自吹能驱使六丁六甲神将的道士谯文易因私藏禁书被捕，招供出和王钦若有联系，这下赵恒不高兴了：朕对你不错啊，你怎么还这么干？恼怒之下把王钦若撵到杭州做地方官去了。
丁谓也借着赵恒好仙之机，保经费、上祥瑞、造宫殿，忙得不亦乐乎，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被贬在地方上委屈了十三年的寇准实在忍不住了，也想从中分一杯羹，便在天禧三年也上报得到了“天书”。这“天书”不是寇准伪造的，而是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为了邀宠，合谋伪造出来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上的，乾佑山归永兴军管辖，寇准此时恰恰是永兴军的长官。赵恒此时已经走火入魔了，听见“天书”比什么都亲，就想把这个“天书”也弄到手，可这时有些大臣都质疑天书的真伪，极力反对再迎什么“天书”入朝。
赵恒见有人反对，也不好硬来，就询问宰相王旦怎么办，王旦是个持重的人，就对赵恒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只要让寇准亲自来进献，那么天下才会信服。”
王旦内心对“天书”是个什么玩意儿清楚得很，但他无法违逆皇帝的意志，只有勉力从中周旋，尽力使朝政运转正常，保持国家的稳定，赵恒造神运动搞得昏天黑地，但朝野基本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王旦实在是居功不小。这次王旦还是没能从正面去阻止赵恒奉迎“天书”，想借助性情刚烈的寇准阻止住这场荒唐事。
但王旦失算了，寇准这次还真的来了。
本来寇准对“天书”这种荒诞不经的事看不惯，也没有掺和进来的打算，可他的女婿竭力劝他借这次机会东山再起，寇准被他怂恿得活了心，他也起了重回庙堂整顿朝廷的雄心。寇准并不是奸邪小人，这次为了达到自己认为正确的目的，也就不顾及使用什么手段了，这一点王旦却没有考虑周全。
寇准入朝，王钦若罢相，几天后他就接任了宰相，但他整顿朝廷的设想很快破灭。复相不到一年，寇准就被掌管朝廷实权的刘皇后和丁谓贬出京城，而且越贬越远，最终客死他乡。
在“天书”闹剧里最无奈的是宰相王旦，面对“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的现实，他只能厕身其间，虽然每次都得带头颂扬，其实回家以后经常是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临死的时候对儿子说：“我这辈子没什么别的过失，就是‘天书’这件事没有尽力谏阻，是个没办法弥补的大错误。我死以后，要把我剃光头发、穿上僧服入葬，就算是对天下的谢罪吧。”最后，还是翰林学士杨亿劝阻了他的儿子，王旦才没有像个和尚似的入土。
赵恒知道王旦忠谨，一直对他信任不疑，允许他“小事专行”，这使得王旦在这一期间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他始终向赵恒举荐寇准，病重时赵恒问谁可以在他的身后继任宰相，连说了当时的名臣张咏、马亮，王旦都摇头，说：“以我的愚见，当属寇准。”赵恒心里那个“孤注一掷”的疙瘩还没有解开，听说是寇准，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好一会儿才说：“寇准太过偏激，你再想想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王旦说：“除了寇准，我实在不知道谁更胜任宰相了。”
王旦还尽力阻止了王钦若拜相，拒不任命“五鬼”中的刘承为节度使。当时刘承病重，赵恒亲自替他改名，把“”改成“规”，希望他能通过改名来转变运气（现在这个方法还有人在用，看来还真是源远流长），由此可以看出赵恒对这个太监是多么地宠信。刘承和赵恒说想当节度使，赵恒对王旦说了，可王旦没有答应，第二天赵恒又说这事，王旦还是不答应。赵恒有些急了：“刘承就这一个请求，不答应他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王旦一步不让，说：“给他节度使，以后就会有要求当枢密使的，这个口子就是不能开。”把赵恒顶了回去。
假若没有王旦在朝廷上的周旋，“五鬼”和其他奸佞之辈会攫取更多的好处，大宋的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害。
赵恒虽说大行荒唐之事，可他不是残暴之君，在处理反对意见时还保持着理智和宽容，像孙奭始终上书反对天书封禅，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古人说‘天何言哉’，天连话都没有，怎么会有书？”挑明了天书是假的，还把赵恒比做先明后昏的唐玄宗，赵恒对他的话也就是置之不理而已，没有追究他“大不敬”的罪过。
在丁谓督造玉清昭应宫时，张咏说：“这是在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请求把丁谓杀掉，悬头国门以谢天下，甘愿把自己的头也斩下来，算是向丁谓谢罪。赵恒也没有大发雷霆，只是把张咏撵出京城，放到陈州去当了地方官了事。
有两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形。一个是参知政事王曾，他对天书神道十分反感，拒不接受赵恒委任的“会灵观使”一职，赵恒指责他和朝廷唱反调，不“傅会国事”，王曾说：“皇帝虚心纳谏是明，臣子尽忠为国是义，我只知道尽忠为国这个大义。”结果惹恼了赵恒，寻个借口就把他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给撸了。
另一件事是赵恒想立刘氏为皇后，让丁谓去找大才子杨亿写立后的诏书，杨亿看不上出身寒微的刘氏，就磨磨蹭蹭不愿意写。丁谓劝他：“你还是写的好。你写好了，将来一定会有好处，富贵荣华是跑不了的。”丁谓这话可是发自心底，谁知不说还好，这么一说杨亿觉得大受侮辱：“这样得到的荣华富贵，不要也罢！”把笔一丢，坚决不写了。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得出结论，赵恒统治的后期，只有逢迎之徒才会被宠信，敢说真话的人不是被贬，就是被压制。
朝廷风气如此，其国事如何不难想象。
到了赵恒死前，大宋的国库出现了“支诸宿藏”的局面，弄得快没有隔夜粮了。
专权的刘皇后(1)
赵恒统治后期，朝廷的实权实际是掌握在皇后刘氏的手中。
刘皇后是个传奇女子，她出身贫寒，原籍在益州（四川成都），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十多岁就嫁给了银匠龚美。据说她心灵手巧，很有些音乐天赋，史载她“善播鼗”。鼗就是拨浪鼓，原本是小商贩用来招徕顾客的东西，可在她的手上，居然能打出动听的节奏。也就是因为她“播鼗”，使她和后来当上了皇帝的襄王千里姻缘一线牵。
龚美只是一个普通的银匠，在四川日子混得不如意，就想到京城找找机会，结果在京城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快没饭吃的地步。都说否极泰来，穷困的龚银匠却因为自己的妻子貌美艳丽，还有一手好听的拨浪鼓而声名大噪，最后就连襄王元侃（后来改名为赵恒，即真宗）都听说了。襄王见到这个天仙一般的四川美女，魂都飘飘荡荡了，就把她带回了王府，做了自己的贴身使女，昼夜不离。
这事被赵光义知道了，认定刘氏是个红颜祸水，严令元侃把她逐出王府。元侃实在舍不得这个美人，又不敢违抗父亲兼皇帝的命令，就玩了个暗渡陈仓之计，明着把刘氏撵走了，暗地里把她藏到了自己王府官吏张耆的家中。这下可苦了张耆，他为了避嫌，一面命家人尽心尽力地侍奉这位刘姑奶奶，一面自己干脆搬到了襄王府去住，弄得有家不能回。
襄王登基以后，连忙把刘氏接进皇宫，失而复得的感觉使赵恒对她更加珍爱，刘氏先被封为美人，很快又晋为修仪，不久又升为德妃。张耆也因侍奉刘妃之功，官职一路上升，等到刘氏掌管了实权以后，更是了不得了，最后居然做到了枢密使，封徐国公。
刘氏原本没有成为皇后的可能，但她的命实在是太好了，就像赵恒没有可能成为太子却最终登临大宝一样，她也从不可能实现了可能，看来两个人真有夫妻相。
赵恒的原配夫人是宋初名将潘美的八女儿，但这个女人没有做皇后的福气，赵恒还没继位就死了，年仅二十二岁，她的皇后是死后追封的。赵恒的第二任妻子郭氏倒是活着当上了皇后，可赵恒东封西祀地一通折腾，郭氏都随驾前往，娇嫩的身子骨被劳累和风寒侵蚀出病来，在景德四年去世。
后宫无主，时间长了不行，赵恒两年后准备再次立后。册立皇后是件大事，赵恒为此召集大臣们商议。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即刘德妃、杨淑妃和沈才人。赵恒有意立自己最宠爱的刘妃为后，谁知他的意思刚一说出，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时为翰林学士的李迪以“出身寒微”为理由坚决不同意，参知政事赵安仁则认为沈才人更合适当皇后。
杨淑妃是天武副指挥使杨知信的侄女，沈才人是宰相沈伦的孙女，刘氏的父亲刘通《宋史》里记载是虎捷都指挥使兼嘉州刺史，这完全是为了抬高她身份编造出来的（刘皇后对自己的出身造假，赵恒在天书上造假，这对夫妻还真般配），至于她是否是再婚，《宋史》里则是一笔带过，稀里糊涂地说：“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其实当时对再婚不是那么在意，五代时有好几位皇后都是再婚的，讲究什么“贞节”那是南宋理学大盛以后的事，所以在反对立刘氏为后的时候，没有人拿这个来说事。
赵恒没想到大臣们对自己的决定强烈反对，他也急了，说：“刘德妃入宫在前，沈才人入宫在后，不能乱了次序。”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难道封皇后也要论资排辈，讲究个先来后到吗？
赵恒接着说：“何况刘德妃还为朕生下皇子，册立她为皇后有何不可？”最终还是不顾群臣的反对，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立刘妃为后。
赵恒在这撒了个弥天大谎，为他生儿子的根本就不是刘氏。
原来刘氏入宫以后，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皇帝的宠爱，地位一步步上升，郭皇后就算不死她都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郭皇后死去给了她最好的机会。但是她知道只有皇帝的宠爱还不够，假若把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东西排个名次，皇帝的宠爱绝对能排进前三甲，就连那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关键时刻也被唐玄宗推出去当了替死鬼。
刘氏知道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进一步登上皇后的宝座，只有一个办法最有效，那就是给皇帝生个儿子。
那时赵恒还没有子嗣，郭皇后曾生了三个儿子，但都没有成活下来。刘氏鼓足了劲头，紧紧缠住赵恒，可任凭皇帝怎么耕种，她的肚子就是鼓不起来。刘氏聪明过人，她想出个李代桃僵的妙计，她让自己的一个亲信侍女去侍候皇帝，干些零碎小活。这个侍女姓李，生得花容月貌，而且性格温顺委婉，很是讨人喜欢，赵恒也被她吸引住了，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成就好事，并且使李侍女怀上了龙子。
刘氏的计划成功了。她的计划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四个字：借腹生子。先用李侍女的美色打动皇帝，有了孩子之后就收为己有，李侍女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什么可撑腰的背景势力，再加上她胆小温顺，皇子就是自己的了。有了皇子，母以子贵，还怕皇后到不了自己的手上吗？通过这一件事，就完全可以看清刘氏的工于心计，后来她能独揽大权十几年，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氏很争气，给赵恒生了一个男孩，赵恒中年得子，自然欣喜异常，给儿子取名受益。趁着赵恒的高兴劲儿，刘氏提出把受益收进自己的宫内，她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地抚育，赵恒点头允许。就这样，刘氏对外宣布皇子受益是她生的，下令后宫知情者不准泄露半句。天禧二年（1018）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可怜的李氏辛辛苦苦地十月怀胎，最后生下的皇子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给别人做了嫁衣裳。后世人们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替李氏喊冤。
“狸猫换太子”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传奇故事之一，情节扑朔迷离，说的是在真宗时期，后宫的刘、李二妃同时怀孕，真宗许诺谁生皇子谁当皇后，结果阴险的刘妃玩了个“偷梁换柱”的计策，用只剥了皮的狸猫换下了李妃生的儿子，并说李妃生了个妖怪，结果李妃被贬入冷宫。刘妃如愿当上了皇后，对李妃还不放心，想赶尽杀绝，其中经历了曲曲折折，李妃的儿子最终当上了皇帝，就是宋仁宗。而李妃则借助“包青天”之手被平反，而当了皇后的刘妃也在得知李妃平反的消息惊恐而死。
这个故事在晚清艺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里被描绘得离奇曲折，并被搬上戏曲舞台，流传甚广，几乎被人们当成了信史。事实上刘皇后不仅没被吓死，还安安稳稳地掌了好多年的大权。
赵恒得到了儿子，相信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神仙，就更起劲儿地鼓捣求仙拜佛的那一套，可那虚幻的东西毕竟只是虚幻，现实里的赵恒患上了“风疾”，身体状况时好时坏。身体有病还在其次，关键是赵恒深信神佛搞得精神也有了问题，经常犯糊涂，说过的话转眼就忘。赵恒得病，给刘皇后专权创造了机会。
刘皇后虽然出身社会的底层，但对权力却有着强烈的渴望，她入宫以后留心政务，加上聪明过人，记忆力超强，读书过目不忘，朝廷的事听过也都记在心里，很快就明白了处理朝政的路数。她当上皇后之后，经常陪着赵恒批阅奏章到深夜，还时常引经据典地提出一些建议，赵恒在惊奇之余对她更是信任，有时便偷懒让她去处理一些政务，刘皇后在赵恒不知不觉中开始干预政事了。
天禧四年（1020），赵恒的病情加剧，到了不能处理朝政的地步，朝政的处分权力落到了刘皇后的手上。刘皇后开始有意编织自己的势力，其实这个并不算太难，自古以来就有那么一批人，谁有权力就追逐谁，刘皇后的身边也聚集了这么一伙人，其中有丁谓、钱惟演等人和一些内侍太监。
丁谓名列“五鬼”，就不必细说了。钱惟演是吴越政权钱的儿子，官任知制诰，他见刘皇后掌握了权力，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皇后的哥哥刘美，和刘皇后拉上了亲戚。不过这个亲戚还真有些勉强，因为那个刘美根本就不是刘皇后的什么哥哥，而是她的前夫龚美，刘氏入宫后认他为哥哥，赵恒还给他个马军都虞侯的官做。钱惟演拼命地巴结权贵，不仅把妹妹送给了刘美，还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郭皇后的妹妹，和丁谓也攀上了姻亲，为了权势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人和刘后结成后党把持朝政，引起了另外一些大臣的反对，尤其是复相的寇准，更是在觐见赵恒的时候，请屏退左右后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您现在的身体需要静养，朝政可令太子监国，辅政大臣也应选派忠诚能干的，这是保住大宋万世基业的好办法。像丁谓、钱惟演那样的奸邪之徒，千万不能重用。”
恰巧那天赵恒没犯糊涂病，他也知道刘后擅权，听了寇准的话便点头同意。寇准得到了赵恒的首肯，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秘密起草命太子监国的诏书，许诺事成以后让他顶替丁谓的位置。
杨亿是个聪明人，知道刘后和丁谓的势力强大，为了防止泄密，他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深夜独自一人字斟句酌地起草这道干系重大的诏书。
杨亿那边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可寇准这里却走漏了风声。寇准生活奢华，喜欢醇酒美人，一次酒喝多，居然把这件要命的事说了出来。丁谓听说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半夜三更地坐着牛车去找曹利用商议，并且通过太监向刘皇后通风报信。刘皇后一听这不是要把自己晾起来了吗？就指使丁谓等人参奏寇准，请求赵恒罢免寇准的官职。
赵恒又犯了糊涂病，记不得曾和寇准商议的事，加上丁谓、钱惟演在外，刘皇后在内大进谗言，寇准竟被罢相。不过，赵恒内心对寇准还是倚重的，并没有难为他，只是让他远离了政治核心，封为莱国公，去做了太子太傅这样的虚职。
寇准倒了，东宫宦官周怀政（就是伪造天书的那位）害怕了，因为当初是他告诉寇准去找赵恒的，而他给寇准通风也不是没有起因，是赵恒觉得自己病重，曾向他透露过想让太子监国的意思。但是，寇准失势，皇帝把什么都忘记了，一旦刘后追查起来自己就危险了。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他找到自己的弟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人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太子推上皇帝宝座，让赵恒退位去当太上皇，并且要把刘皇后废掉，恢复寇准的宰相职位，而丁谓等人都在预计的诛杀行列。但他做事不秘、选人不准，客省使杨崇勋跑到丁谓那里告密，周怀政被收监处死。刘皇后用赵恒的名义传诏，把寇准贬为太常卿，出任相州刺史。后来又一贬安州，再贬为道州司马。
这件事过去了好长时间，有一天赵恒又明白过来了，很奇怪地四周张望，问身边的人：“怎么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寇准了？”身边的人惧怕刘后，谁也不敢说寇准去哪里了。赵恒后来得知刘后假借自己的名义，把寇准撵得远远的，尽管心里生气，可他本性就懦弱，再加上刘后是他深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病得一塌糊涂，刘后在朝中的羽翼已经丰满，只好长叹两声作罢。
刘太后的余波(1)
乾兴元年（1022）二月，已经病了好几年的赵恒病情急剧恶化，二十日在延庆殿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五岁。他的辞世，标志着大宋走完了风云峥嵘的早期岁月，进入了王朝的中期时代。
他曾开创了一代繁华盛世，也曾荒唐靡费，虽然他撒手人寰，但这一切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结束吗？
真宗赵恒驾崩以后，太子赵祯即位，赵祯即宋仁宗。赵祯继位时年仅十三岁，赵恒遗诏命刘后为太后，处理军国大事。刘太后成为大宋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这一垂帘就是十一年。
刘太后是两宋八位摄政皇后的第一位，特别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她执掌朝政的十一年，对后来的历史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刘太后执掌政权是在争吵中开始的。在起草诏书时丁谓和王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曾坚持要在“由皇太后处理军国重事”这句话中加上一个“权”字，意为“权且”由皇太后处理朝政，而丁谓为了讨好刘太后就是不同意。王曾疾言厉色地说：“皇帝年纪尚小，太后暂辅朝政，已经是国运不佳了，加上一个‘权’字，是为了给后人做个榜样。何况我朝一向没有母后临朝称制的先例，难道你是想扰乱祖宗家法吗？”
话说到这个地步，任凭丁谓心里极想在刘太后面前表现一番，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刘太后虽然不满，但对王曾并没有生气，因为她觉得王曾是“自己人”。当初在周怀政事件中，太子的地位曾受到冲击，赵恒和刘氏也曾想废掉太子，赵恒那面是李迪一句：“陛下废掉太子，那么将来帝位谁来继承呢，臣下不知道您有几个儿子？”赵恒一想也是，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就什么也不追究了。
刘氏那里还心有余恨，王曾怕手握实权的她对太子不利，就心生一计，一天故意和钱惟演说：“太子年纪幼小，没有皇后的抚育不行。皇后把太子抚育好了，那可是刘氏一门天大的福分啊，刘氏从此就会安如泰山了。”钱惟演正在想方设法讨好刘后，一琢磨这话对刘后可太有用了，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告诉了刘后，刘后仔细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太子可是自己手中的王牌，没有太子，我这皇后怎么能安稳？
她觉得王曾这是向她示好，想向自己靠拢，就把王曾划进了可以信任的圈里。
在太后辅政的形式上，王曾和丁谓又起冲突。王曾说要像东汉太后辅政那样，皇帝坐在大殿的左面，请太后坐在右面垂帘听政，五天召见一次大臣。丁谓却主张皇帝每月只要初一、十五两天接见群臣意思一下就行了，要是有了重大事件就由太后召集宰辅们解决，一般的事就由太监首领传奏转达就行了。
王曾不同意，他说：“这么做是取祸之道。”因为皇帝和太后不在一起议事，平时太监上情下达，很容易弄虚作假操纵朝政，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丁谓和王曾僵持不下，只好请刘太后定夺，几天之后刘太后下了一道手谕，决定采取丁谓的辅政“提案”。
丁谓心中暗喜，他早已和太监首领雷允恭串通一气，这样今后不论什么事，都得经过他们两个的手，上下其手实在是太方便了。别说是擅权谋私，就算架空小皇帝和太后也有了可能。
丁谓有些飘飘然起来，追求了多年的目标似乎已经到手。
为了能擅权，丁谓排挤走了寇准，又以私结朋党的罪名把李迪赶出了朝廷。丁谓不仅对政敌残酷打击，对曾经是“战友”的王钦若也毫不留情，耍尽手腕，使其复相的幻想破灭。
洋洋得意的丁谓不知道，刘太后的眼睛早已把他盯上了，不过她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真宗赵恒遗留给她的政治遗产，稳固自己的地位。刘太后这个有着强烈政治野心的女人，绝对不会允许丁谓篡夺自己的权力。
刘太后先是把自己深恨的寇准远远地贬到了雷州（今广东海康），曾经反对立自己为后的李迪也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丁谓怕二人东山再起，就使了个杀人不见血的毒计，他收买了传旨的太监，让他在马前悬挂一个装着宝剑的锦囊，还故意让剑显露在外，造成是降旨赐死的阵势。
李迪是个质朴君子，一见这个架势真就不想活了，他的儿子和追随他的幕僚赶紧救护，他才没有糊里糊涂地冤死。寇准可不吃这一套，明明白白地向传旨的太监要赐死的诏书，太监傻眼了，他哪有这样的诏书？寇准冷笑一声，跪拜接过贬职的诏书，又和同事官员喝酒去了。
丁谓兴风作浪没到半年，刘太后把朝中的事情都打理好了，就抓住雷允恭擅自改动真宗陵墓的建造计划一事，把这个和丁谓勾结的大太监抓了起来，又查出他贪污受贿等等罪行，处以“杖死”，没收家产。作为山陵使的丁谓也被牵连，这次的罪名可是不小，王曾参奏他“包藏祸心……擅移皇堂于绝地”。丁谓在刘太后的帘子前极力为自己辩护，刘太后根本就不听，起身走了，丁谓对着个空帘子还喋喋不休。
丁谓最初是以勾结内侍雷允恭定的罪，但墙倒众人推，连早先巴结他的钱惟演都挤对他，很快罪名就升级为与雷允恭假传旨意、横行宫禁，险些掉了脑袋，宰相被罢免，撵到西京去了。如果就这么完事，丁谓还算幸运，可不久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语涉妖诞的罪行，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家产被抄，抄家时发现他家里“四方赂遗，不可胜纪”。
弄权，贪赃，这两样几乎是孪生兄弟，在历史中总是同时出现，并且至今不绝。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丁谓到崖州要经过寇准的贬所雷州，丁谓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还想去见见寇准，岂知寇准的家丁们听说丁谓要从这路过，早就摩拳擦掌要去整死他。寇准知道了这件事，派人拿只蒸羊堵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了事，然后把家门一关，给家丁们放假，让他们尽情赌钱，直到丁谓走远才放家丁们出来。
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但还觉得不过瘾，一次她兴致勃勃地问参知政事鲁宗道：“说说对武则天的评价吧。”
“鱼头参政”鲁宗道不客气地说：“她是个几乎把唐室社稷江山葬送掉的千古罪人！”
刘太后听了这个回答，神情突然变得落寞起来，默默无言了好半天。
就是这个鲁宗道，曾多次对她提出规劝。有一次，刘太后和赵祯同去孝慈寺，刘太后示意车夫把自己的车子赶到赵祯的前面去，结果惹来好些大臣的进谏，鲁宗道搬出了“夫死从子”的大道理（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触犯的天条），把刘太后说得哑口无言。还有一次，有人拍马屁，请刘太后立刘氏七庙，大臣们都不敢反对，还是鲁宗道问刘太后：“如果刘氏设立了七庙，那么现在的陛下算怎么回事？”刘太后无言以对。
经过几次试探之后，刘太后知道她无法效仿武则天，在大宋没有产生女皇的土壤。于是，她便死了这条心。后来三司使程琳不知深浅，献上一幅武则天临朝图给她，其寓意当然是明显的，刘太后把这幅图丢在地上，说：“我怎么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程琳想邀宠却碰了一鼻子灰。
虽然当不成女皇，可刘太后平时还是穿着皇帝的衮冕过干瘾。她辅政十一年，赵祯二十多岁了还不还政，死死地把住权力不撒手。大臣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范仲淹上疏说皇帝“春秋已盛”，请他“卷收大权，还上真主”。刘太后不但不听，还把他贬出京城，即使像翰林学士宋绶“军国大事由皇上禀请太后裁决，小事则自己处理”这样温良的建议，也触犯了太后，被贬为应天知府，其他劝她还政的人也大多被贬斥。
明道二年（1033）三月，六十五岁的刘太后病逝，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葬在真宗皇帝的陵墓旁。
刘太后的政绩功过混杂，既不像《宋史》里说的那么圣明，也没有民间传说里说的那么邪恶。她既把“天书”做了赵恒的陪葬，不再大搞封祀，但却照样大修宫殿、寺庙和佛塔，甚至还想重修被大火焚毁的玉清昭应宫；既清除了丁谓、雷允恭等小人，可依旧信任王钦若和内臣罗崇勋、江德明等奸佞之辈；既恢复了赵光义设立的理检院，又创设谏院，可对让她还政的人却不纳片言、大肆打击；她既注意澄清吏治，但也倚重太监、放纵外戚；既设立科举中的武举科目，却对西北边防毫不重视，导致在她身后和西夏屡战屡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