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党项的足迹(1)
大西北，风烈如刀。
茫茫黄沙，疏疏红柳。
在漫天黄尘中，这片土地养育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其中羌族是很古老的一个民族。
在浩瀚的青海湖东南的黄河河曲一带，生息繁衍着羌族的一支——党项羌。在南北朝末期，他们还处于氏族社会的父权制阶段，结为大大小小一百多个部落，过着不事稼穑的游牧生活。这些部落之间没有从属关系，谁也不受谁的管理，也不向谁缴纳赋税。
在南北朝的乱世中，分裂的政权忙着杀来杀去的，党项羌在三不管的边缘地区不断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原又归于一统，影响力开始向外辐射，党项羌自己说了算的逍遥日子便到头了。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党项羌中实力最强大的拓跋氏部落首先归附，内迁旭州（今甘肃庆阳境），拓跋部的大首领拓跋宁丛被授予大将军称号。
至此，党项羌开始成为中原政权的附属。贞观九年（635）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后来吐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党项羌屡被打击，便纷纷向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的内地迁移，拓跋部也从原居地松州（今四川松潘）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境），被称为平夏部。当时还有一些党项羌居住在庆州一带，被称为东山部，居住在平夏地区南界横山一线的党项羌部落，被称为南山部。
在安史之乱中，平夏部首领西平公拓跋守寂参与平叛，被唐朝任命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拓跋守寂的曾孙拓跋思恭又在剿灭黄巢起义时立下功劳，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今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境）五州地区，并再次被赐姓李，晋爵夏国公，拓跋思恭摇身一变成了李思恭，拓跋氏也从此变成了李氏。
经过李思恭的苦心经营，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李氏藩镇割据势力初步形成，奠定了以后称雄西北的基础。
唐亡以后，西北一隅的党项李氏周旋于五代的各路豪强之间，名义上是他们的藩属，实际上却是自成一家。除了李氏（拓跋）部落，其他的党项部落也趁中原大乱的机会全力扩展势力，活动范围逐步扩展到汉人和吐蕃人居住的地区。更有一些党项人与汉族杂居在一起，接受了汉族文化，被称为“熟户”；生活在漠天旷野以游牧为生的党项则被称为“生户”。
各党项部落虽然迁入内地，但还是以游牧为生，得便就在中原王朝的边境地区抢掠一番（游牧民族好像都把抢掠当成了致富手段）。十余年间，掳去人口、牛羊数以万计，掳掠奴隶的增加，又使党项各部落之间展开了相互的争夺。党项人虽然勇猛善战，可这时部落各自为政，对中原王朝还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
就像所有民族的发展历史一样，党项族也需要出现一个领袖人物，这个人被时代的浪潮筛选出来了，他就是李继迁。
当时已是赵光义统治时期，平夏李氏党项在名义上还是大宋的臣子。早在太祖建隆年间，赵匡胤就加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为太尉，李彝殷也向大宋朝贡，他死后还被追封为夏王。他的儿子李光睿、孙子李继筠都向宋称臣，其中李继筠还在赵光义亲征北汉时率兵作为偏师从背后进行骚扰牵制，平灭北汉党项李氏部落也有功劳。
但在李继筠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接替他掌管平夏部的是他的弟弟李继捧。有许多贵族都对才干资历都平平的李继捧不服气，便以他兄终弟及不合礼法，纷纷鼓噪起来。银州刺史李克远和弟弟李克顺竟发兵起事，想以突然的动作袭击夏州，用武力把李继捧赶下台取而代之。李继捧虽然能力一般，可也不甘坐以待毙，就设伏兵擒杀了这两人。
李继捧这一开杀戒可不得了，部族内的大小首领都不干了，有拥兵自重的，有上表到赵光义那儿去告他的，党项平夏部乱成一团。
赵光义得到这个消息时不知道是什么表情，估计他一定庆幸自己够幸运，同样是兄终弟及却没有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其实，这场乱子是党项内部争权夺利的总爆发，以前李继筠还有压制其他贵族的威望，李继捧威望不足，只好在赵光义乘虚而入的“调停”压力下，万般无奈地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去了东京汴梁，把祖祖辈辈经营了二百余年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双手奉上，赵光义把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
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党项羌，赵光义认为这是一个把夏州割据政权连根拔掉的大好机会。
机会确实不错，可赵光义兴奋过头、操之过急了，他不仅马上委派官吏、调动兵马前去接收地盘，还要求李氏亲族迁移到京城开封（做被抵当的人质）。赵光义过激的做法触动了党项人敏感的神经，他们自己窝里反可以，但要外族来直接统治他们，却是大多数党项人不能容忍的。
这股反抗潮流的领袖就是李继迁。李继迁是宥州刺史李光俨之子，李继捧的族弟，据说他“生而有齿”，也就是生下来嘴里就长出了牙，其实这样的孩子也不算特出奇，只不过有些人习惯性地在名人身上找神迹，发现一点特别的地方就大惊小怪。这样的人古时有，现代也有，想必以后还会有。
不过，李继迁确实神勇过人，年仅十一岁的时候就曾亲手射杀猛虎，顿时声名大噪。李继捧献地的时候，李继迁刚刚二十岁，也在要迁到京城居住的人员之中。他不愿意成为在别人门下讨食的附庸，就决定以保存党项民族生存发展的名义，武力反抗宋朝的统一。
在李继迁谋划反宋的行动中，有一个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李继迁的心腹谋士张浦。
当时宋军已经接手各州城防，李继迁在与弟弟李继冲和亲信族人研究对策时，年轻气盛的李继冲主张立即夺回五州之地，他说：“虎不能离开山林，鱼不能离开深水，我们不能离开祖先遗留下的基业。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趁夏州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意图，出其不意地突击进去，杀死宋朝的官员，驱赶走他们的军队，以绥州、银州等处作为根据地，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了。”
老谋深算的张浦不同意，他认为即便偷袭能够拿下夏州，但以李继迁现有的兵力，无论是数量、装备还是训练，都无法抵抗强大的宋军，更何况党项各部族未必都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主张先避宋军的锋芒，“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土重来”。
张浦虽然是汉人，却深得李继迁的信任，倚之为智囊，听了他的话李继迁思虑半晌，决定采纳张浦以退为进、积聚力量、卷土重来的意见。
李继迁假托自己的乳母去世，安排了一场葬礼，他自己和亲信族人装做送葬，把衣甲兵器都藏在灵车上的棺椁里，一行数十人大摇大摆地走出城去，到了银州城外他们跳上骏马，一路狂奔到预先选择好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地斤泽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是离夏州三百余里的一块水草丰美的沙海绿洲，四周都是荒漠戈壁。在茫茫沙漠中，如果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引路，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地斤泽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被李继迁选为立足之地。
李继迁据有此地之后，便打出了反宋的旗号。
党项和大宋直接的武力对抗由此揭开了序幕，战战和和纠缠了近百年。
战和之路(1)
李继迁在张浦的辅佐下，开始了反宋之战。
李继迁第一步就是要收拢人心，没有人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做成。
李氏在西北经营的时间较长，在党项羌中的威信很高，李继迁以恢复祖业为号召，在地斤泽摆出了祖先拓跋思忠的画像，吸引了不少原来的族人。别的部落的人也来参拜，李继迁的势力慢慢地增长起来，但还是无法和宋朝相比。
李继迁先是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谋划攻打夏州，宋朝探知这个消息派出了援兵，李继迁不敢拿鸡蛋去碰石头，悄悄地撤兵而去。接着，在第二年又攻葭芦川、三岔口，都被宋军迎头痛击打了回去。李继迁虽然屡败，却毫不气馁，继续和宋朝纠缠不休。
赵光义这时还没瞧得起李继迁，心想这个毛头小伙还敢玩真的，那老子就教训教训你，便使出了釜底抽薪的计策，下诏招抚夏、绥、银等州党项与汉族流民归业，断绝了李继迁的兵源，这等于掐住了李继迁的脖子，李继迁的日子不好过了。
张浦也看明白了赵光义这条计策的狠毒，就建议李继迁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这样才能保证人力物力的供应。他说：“宥州物产丰富，且有险峻的横山为屏障，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我们据守险要，等待时机，光复旧业大事可成。”李继迁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兵二万直取宥州，但被宋军不客气地给打了回去。
李继迁几次出击不利，便退守地斤泽。为了扩充实力，他把弟弟李继冲派了出去，游说党项各部族，李继冲以“民族大义”为说词，还真打动了不少党项部族，到雍熙元年时有好些部族都投奔了李继迁。李继迁的胆气又壮了起来，在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战胜宋军，光俘虏就抓了一万多，这次总算是打赢了一仗。
郁闷了好久的李继迁扬眉吐气了，他要趁热打铁扩大战果，就分兵四出，想多抢一些地盘。谁知乐极生悲，宋朝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星夜奔袭地斤泽，纵火焚烧营地，斩杀党项军五百余人，焚毁数百处帐房，把李继迁的老窝掀了个底朝天。在宋军的突然打击下，李继迁哥俩冒烟突火狼狈而逃，连老妈和媳妇都来不及带走，让宋军抓了活的。
这一仗砸烂了李继迁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底，李继迁、李继冲和张浦等几个人流窜犯一样地东躲西藏，靠党项人的暗中接济才没有饿死。
要是换了一般的人，也许就一蹶不振灰心丧气了，可李继迁却选择了继续战斗。他一方面收拢残兵败将，一方面去和党项各部首领联系。他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老李家祖祖辈辈都拥有这片土地，现在被家族败类勾结宋朝夺去了，你们要是还念我家祖先的恩德，就来跟我一起同宋朝分个高下。”这些党项汉子的野性被李继迁点燃了，再加上宋朝“民族政策”执行得不好，党项好多部落都跑去投靠了李继迁，聚集在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李继迁还用联姻的方式加强了和各部族的联系，娶了野利氏等部族首领的女儿，从而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李继迁又一次强壮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银州党项首领拓跋遇派人来和李继迁联系，这个拓跋遇曾因反对宋朝对党项的盘剥而被镇压，此时还藏在深山之中躲避宋军，他表示愿意配合李继迁攻占银州。接到这个消息，李继迁极为矛盾，想出兵吧，可地斤泽之败的阴影时时萦绕心头；不出兵吧，这次机会实在诱人。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张浦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对他说：“这个机会是老天赐给你的，千万要抓住，不然你会后悔的。”同时，他又献上了筹划已久的计策，以诈降计引诱宋夏州都巡检使曹光实离城，再奇袭银州。
李继迁很有决断力，计谋一确定，立即传令自己的弟弟李继冲率军去指定地点埋伏，他亲自和张浦等十余骑直奔银州。曹光实夜袭地斤泽一战把李继迁打得溃不成军，心气正高，便居高临下地在城头上喝问：“李继迁，你率区区十几人，来到我的银州，到底想干什么？”
听到这傲气十足的话，张浦心里暗喜，看来诈降之计十有八九会成功。
李继迁故作无奈的样子说：“我接连打了败仗，现在已经到了无处立足的地步，除了投降没有别的选择了。不过，您能接受我投降吗？”说完还低头哀叹了两声。
曹光实看着沮丧的李继迁，心里盘算着：这个败军之将，手下军兵所剩无几，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投降保命算他明智。想到这里，曹光实暗笑一声，开口说：“李将军能归顺天朝，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你必须交出所有的部属。”
他不知道李继迁最近又得到了党项其他部族的支持，兵力大增，他将为自己的主观武断付出代价。
张浦心里乐开了花，鱼儿上钩了！
李继迁苦着脸说：“我的弟兄们战死的战死，逃亡的逃亡，剩下的都在葭芦川，请您前去受降。”他换了一种恭敬的口气接着说道：“曹将军用兵如神，弟兄们都钦佩不已，认为您是大宋第一名将，都想一睹您的威颜。”
曹光实被李继迁奉承得心花怒放，心里想这可是大功一件，不能让别人分了我的功劳，就爽快地说道：“好，好，好。我一定亲自去见见弟兄们。”当下和李继迁约定好时间，李继迁见计策得逞，便告辞而去。
到了约定的时间，李继迁亲自到银州城下迎接曹光实，意气风发的曹光实带了一百多骑兵，毫无戒心地随着李继迁向葭芦川(今陕西佳县境)奔去，李继迁一马当先在前开路。
葭芦川已遥遥在望，曹光实边走边琢磨该怎么对那些党项羌训话，却不料走在前面的李继迁突然把手中的马鞭高高举起，用力一挥，然后一夹马肚，坐下马箭一般地蹿了出去。就在李继迁蹿出去的同时，路边的树丛中飞出无数的利箭，毫无防备的宋军纷纷在惨叫声中落马。
一场短暂的战斗结束了，曹光实和他的骑兵全部战死，无一漏网。李继迁利用缴获的宋军衣甲旗帜，假扮宋军骗开城门，顺利地占领了银州，这是李继迁起兵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占领银州后，李继迁手下将领高兴极了：胜利了！进城了！在这种兴奋气氛中，很快就有人提议请李继迁自任定难军节度使，称西平王，以便于号令部族。李继迁也有些动心了，面对权势的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拒绝的。
李继迁的智囊张浦劝阻了他想称王的举动，张浦对李继迁说：“自从李继捧献地归宋以来，党项一族已经寸土不存，将军刚刚恢复一州的土地就称王，会引起别的部族的不满，这不是明智的做法。现在应该做的是制定制度，授予手下将领官职，这样才便于今后的管理。对于追随您的党项各部族的首领，别管各州收复没收复回来，先把统治的权力封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为您效力死战，夺回那些州郡。”
说到这里，张浦伸出两个手指轻轻地摇晃着：“这样，一来您的威望会越来越高，来投奔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二来宋朝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在各部族的攻击下将忙于防御，等他们打得疲惫不堪的时候，西北这块地盘您将唾手可得。”李继迁听了张浦的一席话，觉得心胸豁然开朗，便放弃了称王的想法，仍然以原来的官职都知蕃落使代理权知定难军留后（代理定难军节度使）。
按照张浦的谋划，李继迁虽然自己没有称王，但对部下却论功封赏，封张浦、刘仁谦分别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祜、李光允等人为团练使，李延信为行军司马，给有战功的党项首领折八军、折罗遇、嵬悉咩、折遇乜等人，分别封并州(今山西太原)、代州(今山西代县)、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部)等州刺史，这些所谓的各州刺史都是“预署”的虚衔。
“预署”就是有职位没地盘，属于空头支票，想要兑现的话，就得自己拼命地去把地盘从别人的手里抢过来。
李继迁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别管官衔是不是虚的，大家都很兴奋，银州城里一片欢腾，党项群雄被刺激得热血沸腾，个个都磨刀擦枪准备再大干一场。
趁着银州封官激起的狂热，李继迁乘胜进军，一路攻城拔寨，但好景不长，他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再次大败，折罗遇、折遇乜、折八军等人战死的战死，被俘的被俘，所占各地又被宋军收复，连银州也不保。党项部落大多被击溃，李继迁连战连败，只好四处流浪，处境十分困难。
此时已是雍熙二年(985)年初，天寒地冻之中，李继迁看着残兵败将，心中谋划着如何摆脱困境。
屡次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自己势孤力单，缺少呼应，便决意降附辽国，借助辽国的势力来和大宋抗衡。雍熙三年（986）春天，他派张浦带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出使辽国，表示愿意称臣纳贡。
当时，正是赵光义雍熙北伐的前夕，李继迁此时前来归附，给辽国增加了一个对付宋朝的砝码，他可以起到牵制宋军的作用，让宋军有了后顾之忧。因此，辽圣宗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
辽与李继迁成了盟友兼亲戚，便大力支持他，曾一次就赠马三千匹。李继迁也借辽国的招牌大肆招摇，党项各部族又纷纷前来依附，他的实力迅速地增强了，又开始对宋作战，双方互有胜负。
宋朝刚刚大败于辽，赵光义便采用宰相赵普“以夷制夷”的策略，端拱元年（988）重新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想通过他来稳定西北局势。
这本是一着好棋，可惜出手太晚，李继迁已渐成大患，而且李继捧心志不定，才智也不如李继迁，根本不是等量级的对手，可以说赵光义虽找对了思路却没有找对人。
李继迁对想招抚自己的赵保忠（李继捧）采取了谈打结合的方法，最后居然把他拉下了水，赵保忠暗地里降辽，被封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在赵保忠（李继捧）背后的支持下，李继迁四出攻掠，闹得动静越来越大，还明目张胆地上表索取宥、夏等州。
赵光义一直认为自己英明神武，虽然没战胜辽国，但怎么也不能让你个西北边鄙胡人骑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在淳化五年（994）派自己的大舅哥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迫居民内迁，以削弱李继迁。这个李继隆确实算得上是宋朝的一员名将，李继迁知道自己正面硬顶不是对手，就退避到沙漠里去了。
李继迁此时又使出了谈谈打打的手段，一面纵兵边境，劫夺宋军的粮草，一面派张浦去东京入贡，想通过谈判要回夏州，谁知赵光义不但不给地盘，还把张浦给扣留了。不过，赵光义对张浦倒不错，给他安排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的官职。
智囊被扣，李继迁可不干了，他在至道二年（996）四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又集众数万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以军事压力威胁赵光义遣返张浦。
灵州位于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据山河之险，“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是大宋控制西北的第一要地，灵州的得失对宋朝是重要的，守住了这道防线就锁上了西北进入中原的大门，失去了就会边疆震动，再无险可守。灵州对李继迁也十分重要，打下灵州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打不下来灵州，这一切就都是做梦。
此战赵光义和李继迁都十分重视，李继迁披挂上阵，亲率一万多人围攻灵州。赵光义也亲自谋划部署军队，兵分五路合击李继迁的老巢平夏。这一仗双方都拉开了架势，最终却无疾而终。五路宋军因为深入大漠，粮草不继只好撤退；围攻灵州的党项军无法攻克坚城，又怕平夏有失，也收兵解围。
谈谈打打是李继迁惯用的手法，头一年刚和大宋兵戎相见，第二年他又遣使到东京讲和。此时真宗赵恒刚刚即位，内有国政需要理顺，外有辽国虎视眈眈，赵恒便想以妥协退让换西北的安定，授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李继迁终于收回失去十多年的五州之地，且不论他究竟是在搞民族独立还是在搞民族分裂，就其能三落而三起，在看似无法克服的困境面前绝不低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仅此一点，其勇气毅力就令人叹服。
真宗赵恒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没有奏效，李继迁受任夏州刺史后，根本没有收敛一下的意思，继续率军在边地掳掠，他的目标是夺取战略要地灵州。为此，他先攻占清远军和怀远城，扫清了灵州外围的据点，灵州成了孤悬关外的孤城。
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发动了第三次灵州之战，他动员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攻陷了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咸平六年，他把权力中心从夏州迁到西平。
夺取灵州，标志着李继迁完全具备了和宋朝全面抗衡的实力，从此以后他东进南下再无险阻。
失掉灵州，宋朝只好退保环庆，设防关中，和西域的联系也被切断，尤其是再也得不到向来由河西地区供应的战马，这一点对宋朝军事力量的制约几乎是致命的。
李继迁在灵州之战后，就转向西进，想征服依附宋朝的回鹘和吐蕃部落，很快就将“畜牧甲天下”的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占领。
西凉府是吐蕃六谷部长潘罗支的地盘，他还是宋朝加封的朔方节度使，在李继迁和宋朝的冲突中，他自然是站在宋朝一边的，和李继迁结下了说不清的恩恩怨怨。这次李继迁又把他最肥美的地域抢了去，他自然不会甘心，便设下了一个诈降计。
李继迁克灵州、取凉州，自我感觉良好，听到潘罗支乞降并不怀疑，倒是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被放还的张浦动了疑心，劝他说：“潘罗支生性刚强，现在他根本没有遭受重大失败，却主动要求投降，这事一定有问题，据我看他是诈降。您不要去受降，应该趁他们计谋未成的时候，突然进兵，定会一战成功。”
傲气冲天的李继迁根本不听张浦的劝阻，相反还觉得他现在怎么这样烦人，唠唠叨叨个没完。李继迁有些不耐烦了，甩甩手说：“我会注意的，谅潘罗支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他想和老子斗，还嫩点儿。”
他忘记了银州城下，他自己是怎么对付曹光实的，历史在这里又重新上演了一回。
他的结果也和曹光实一样，不同的是，他在伏兵的乱箭里逃了出来，身上脸上带着好几支箭进了灵州城，转过年正月伤重而死，时为景德元年，享年四十一岁。
李继迁辗转苦战二十余年，为党项立国粗定基础，后来元昊称帝，追封他为高祖。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接掌权力，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和宋讲和，从此宋与党项之间三十余年没有大战。
直到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执掌政权后，冲突又起，且愈演愈烈。
西北狼元昊(1)
李元昊在大宋的历史上，给这个华丽王朝造成伤害最大的敌人，除了掳掠走了徽、钦二帝的金国，当属偏处西隅的西夏了。
而西夏的执刀人，就是李德明的儿子、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
自从李德明接过李继迁的权力以后，就试图和宋朝修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的老爸李继迁舞刀弄枪二十年，使平夏部经济状况窘迫，除了靠掠夺点儿东西回来维持生计之外，丁壮们整天杀杀打打的，根本没有时间从事生产。
李继迁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经济基础要是彻底崩溃了，不用宋军杀过来也会自动灭亡，所以他在临终前一再叮嘱李德明与大宋和好，“申请一次宋朝不接纳，就继续申请，哪怕一百次咱们也要坚持”。
另外，此时宋辽已经签订了“澶渊之盟”，宋辽之间的和好使李德明的压力倍增，缺少了强大辽国的支援，孤军奋战的党项人极有可能陷入当初李继迁遭遇到的那种困境，所以“和谈”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真宗赵恒也不想打仗了，给愿意称臣的李德明很优厚的待遇，授李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还以“赐”的名义送上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货物贸易。
和议结成以后，李德明还真没有继续和宋朝用武，他的发展方向转向了西方，他西攻回鹘，南击吐蕃，前后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甘凉地区，瓜州回鹘首领贤顺率部归附，初步平定了河西走廊地区。
李德明很精明，他像做买卖一样周旋于宋辽之间，他同时向宋、辽称臣，借助辽国的势力向宋朝讨赏，而宋朝也不愿意他彻底倒向辽国，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为了拉拢李德明，辽兴宗不仅把公主嫁给李德明之子李元昊，还封他为夏国王，宋朝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李德明成了双方争夺的宝贝，身价一路上涨。
此时，李德明已据有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的广大区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实力比他老爸李继迁那时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实力的增强带来了野心的膨胀，他开始做起皇帝梦来，平时的排场都模仿中原皇帝的样子。他还于天禧四年（1020）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
李德明称帝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就在明道元年（1032）十月病死。但他的工作没有白费，李德明给自己儿子李元昊做好了当皇帝的一切必要的准备。
李元昊登场了，他的出现，对大宋和党项的百姓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烟尘古道的西北将再次流血，浸透千年堆积的黄沙。
元昊自小就聪明过人，喜好读书，不仅通晓“蕃汉文”，而且精通佛学，但就是这么一个精通佛学的人，日后却以穷兵黩武为乐事，看来佛学慈悲为怀的精神他也没有领悟多少。
本来书读得多的人都难免有些呆气，可元昊没有书卷气，他性格坚强（还有些残忍），野心勃勃，没事就弄本兵书研究揣摩，这为他后来东征西杀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李德明时代，元昊就凭借收复甘州（今甘肃张掖）、击败回鹘、威震河西的显赫战功而扬名，进而被册封为太子。
自继位以后，元昊就启动了称帝的程序，首先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不再姓李姓赵了，改用党项姓“嵬名”。
别小看了改姓这件事，现代人也许不觉得怎么样，但在那个时代皇帝的赐姓可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不是到处炫耀自己是“国姓”吗？元昊抛弃国姓的荣誉，就意味着他根本就没把这两朝皇帝当回事。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改成曩霄，自称兀卒。“兀卒”是党项语，翻译过来就是“青天子”的意思，那时党项人称宋朝皇帝为“黄天子”。
一青一黄，两个天子。至此元昊要当皇帝的野心大白于天下。
既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自然会有抬轿子的人，谋臣杨守素说宋朝的明道年号犯了李德明的名讳，建议元昊改元。
这又是一个大动作，现在我们使用公历没有年号的概念，但在古代年号可是很有讲究的，使用什么年号和历法是个相当严肃的政治问题，当初吴越、南唐表示臣服宋朝时，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就是使用宋朝的年号和历法，有个专门的美名叫“奉正朔”。
元昊当然愿意改元，于是下令改明道元年为开运元年，但是这次却闹出了笑话，因为这个年号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幸好发现得早，于是再改元广运——元昊终于有了自己的年号。
元昊一改老爸实行汉化的做法，一切都恢复党项传统。自己改名改姓不算，还下“秃发令”，限三天之内党项部族人一律把头顶剃光，有抗令者任何人都有权处死他。他自己率先垂范剃了光头，戴上耳环。
其实所谓的秃发，并不是剃成个大秃瓢，而是只剃去头颅顶部的头发，再将前面的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据说这是古代羌人的风俗。
党项人纷纷剃头，一时间元昊统治区内光头成堆，刘海飘飘，倒也蔚为壮观。
其实剃头什么的只是形式，元昊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唤醒众多党项羌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把本民族凝聚起来。
大众的民族情绪一旦活跃喷发出来，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再失去理智，那就会更加疯狂。
元昊就希望党项人都变成疯狂的野狼，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李德明心满意足地说：“我们部族穿上丝绸衣服有三十年了啊。”言下之意这都是自己和宋朝打交道的成果，元昊对老爸的政绩却不以为然：“穿兽皮，牧牛羊，本来就是我大小族人的习俗。英雄应当成霸王之业，何必在乎穿不穿绫罗绸缎。”
就连党项贵族都眼热的宋朝赏赐，元昊也不放在心上，他对老爸说：“我们有赏赐俸禄，可我们的族人什么也没有，他们穷困就不会再支持我们。依我看，咱们干脆不再给宋朝上贡，专心练兵，武力小的时候就抢一些财物，等武力强大了把江山全都抢来。”
李德明当然不听他的，但父子没有隔心话，元昊说的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等他上台以后就是这样做的。
元昊除了改名改姓改年号剃光头之外，还建官制、设百官、创文字、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等，最主要的是以“尚武重法”为国策，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教民以功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兵马为先务”了，元昊建立起完善的军队建设、指挥系统、布防驻地等军事制度，尤其在军队建设上下了大力气，不仅有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还有由汉人组成的“族外兵”，这些人被叫做“撞令郎”，是专门打前锋的敢死队。
以汉族人充当炮灰，来减少党项人的伤亡，元昊还真是个“民族主义”者。
古代征战，马军为先，元昊自然也对马军很上心，他组建了一支堪称当时最凶悍的骑兵——“铁鹞子”，这支骑兵是党项军中的王牌，上阵时身披重甲，刀剑难伤，并且还用绳子绑在马背上，即便被削掉了脑袋也不会从马上摔下来，仍能在战场上横冲直撞。
西夏军队里步兵人数最多，在山区作战时步兵是当仁不让的主力，西夏最精锐的步兵被称为“步跋子”，特别是横山党项羌组成的“步跋子”，身手敏捷，翻山越涧如履平地，远程奔袭其快如风，在复杂地形作战的能力很强，“平夏兵不及也”。
他还挑选党项贵族子弟中能骑善射者组成宿卫部队，既壮大了队伍，还能挟他们当人质，令那些党项部族的首领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元昊虽然是个狼性不泯的杀星，但在军事上确实很有眼光，居然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虽然只有二百人，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成建制炮兵了。他们使用的武器叫“旋风炮”，能立在骆驼背上发射，发射的也不是火药炮弹，而是拳头大小的石块。
这种炮大约在当时很有名，以至于后来《水浒传》的作者把梁山好汉柴进的绰号安排为“小旋风”，其中的旋风就是指的这种炮，而不是自然界中的旋风。
最能体现元昊狼性的是他还专门组建了劫掠人口（抢回去当奴隶）的部队，这支部队就叫“擒生军”，有十万人之多。只要一声号令，立马就能开出十万的专业抢劫大军，这恐怕连现代的恐怖分子也自叹弗如。
当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基础建设都完成之日，也就是元昊登基当皇帝之时。
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的南郊筑起祭告天地的祭台，祭拜天地之后，坐上了龙椅，宣布一个新的国家诞生，这个国家的国号是大夏，历史上习惯的叫法是西夏。
此时，中华大地上，北有契丹辽国，西有党项西夏，中原是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魏、蜀、吴三国时期英雄豪杰辈出。宋、辽、夏三国时期，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
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1)
元昊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凶狠残暴，一方面又彬彬有礼；一方面极端蔑视宋朝的软弱，一方面又羡慕宋朝的文明；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任人唯贤，不讲究所属民族。
历史再一次证明人性的复杂与多元，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并不存在。
西夏建国时就有意模仿宋朝官制，例如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等等。
这些模仿，因为是国家机关的名称，你用我也能用，还算说得过去，最绝的是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过来。
在官员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开，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只要有才能，别说是地方官，就连中央机构里的中书令、御使大夫、侍中这样的高级领导都可以担任。在这一点上，他比宋朝皇帝强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明显的有大汉族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而元昊即位后，任命了一批官员，仅从名字上看，其中汉人居然占了大多数，但是都为文职官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军队的主官都是党项人。这是元昊唯一没有对汉人开放的权力领域，他深知军权意味着什么，因此无论如何也要把军队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
元昊知道党项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兴办蕃学，培养本民族的人才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和知识分子，在他的高级参谋里，大多数的都是汉人。
这就给了许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张元、吴昊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
张元、吴昊是宋朝永兴军路华州（今陕西渭南东）华阴县人，地地道道的汉族人，后来却跑到西夏去“谋发展”。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后来入西夏时改的，原名不见于正史，因为当初他们在宋朝只是默默无闻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后才展露才华，当上了高官。
这张青年和吴青年才华横溢，而且很有抱负，认为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年轻人有些才干，难免有时眼高于顶，少年气盛。但二人本质不坏，性情直爽，有西北汉子的豪放坦荡，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干了不少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人以群分，从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他们和同乡姚嗣宗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这个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颇豪放，喜欢议论军事，后当过华阴知县。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曾陪同上司陕西都转运使游览华州西岳庙，庙里原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高大雄伟，在上面还曾建有牌楼，在唐末时毁于黄巢战乱，转运使先生看到这个残碑感慨万千，说：“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谁给毁了。”
本来转运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话，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话茬儿说：“是小贼放火烧的。”
转运使先生以为是最近的事，就问道：“县里为什么不去收捕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县里兵力不足，无法与贼寇争锋。”
这位转运使火了，斥责道：“无法争锋？那国家养你们这些县官是干什么吃的，不会想办法吗？再说了，是哪个贼人这么厉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们都说这个贼人的名字叫黄巢。”
转运使顿时哑口无言。
有的史载说这位转运使是李参，有的说是包拯，都是当时的名臣。可任你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事事都了解，不知道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迹地揶揄了他一把，虽说无伤大雅，可毕竟有着很重的嘲弄意味在里面。幸好那位转运使心胸豁达，没有打击报复他。
这种目无余子的人很难在人人都自视甚高的大宋官场混明白，姚嗣宗最后也没能显贵。
张青年和吴青年也没能通达，科举屡屡碰壁，因此郁闷至极，他们经常借酒消愁，然后写诗发泄怨气，姚嗣宗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张元也曾作咏鹦鹉诗：“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们不甘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母国，还想最后一搏，便学班超去投笔从戎。当时正值元昊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边境也在准备应变，自负有王佐之才的张、吴二青年想抓住这个机会谋取晋身。
来到边境，心高气傲的二人不甘心低声下气地去拜见官员，就找人刻了块石碑，凿上自己写的诗，雇人拉着成天在大街上转悠，想以此来造成轰动效应，引起边防高官的注意。还别说，这招挺好使，边帅还真召见他们了，但谈了一番话之后就没了下文。
张、吴这二位，干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举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视，想在大宋出人头地是没指望了，最后下定了投奔西夏的决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国难离，他二人在项羽庙泪如雨下，高歌三天，慷慨悲凉的歌声绕梁不绝。
正所谓亦哭亦歌奇男子，两人自负奇才，却屡次不被赏识，不知道是二人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
痛哭一场之后，二人偷渡边关，进入西夏，一路跋山涉水，在景祐四年（1037）来到西夏都城兴庆府。二人故伎重演，不去求见西夏高官，而是成天在城外的一家酒店酗酒，喝得昏天黑地之后就在墙上来点“涂鸦”，写上“张元吴昊到此一游”之类的东西。
此时他们已把姓名改为张元、吴昊，故意用了元昊的名讳，再加上他们到处在墙上题名，果然引来了西夏人的注意。不过，他们不是被客客气气请去的，而是被巡查的西夏大兵一根绳绑到了官府。
元昊听说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人，就想亲自见见，见到这二位后，元昊斥责他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触犯我的名讳，你们看来是活腻了吧？”
张元、吴昊并没有像元昊想象的那样害怕，反而冷笑两声，说道：“你连祖宗留给你的姓都不在意，怎么就在意自己的名字呢？”
这话一入耳，元昊僵在了当场，因为他此时还在姓宋朝赐给他的赵姓。元昊毕竟是一代枭雄，很快就恢复常态，微笑着看这两位，他已经明白这二位是有为而来。
元昊留下张元、吴昊长谈一番，觉得二人确实不凡，就马上赏下官职，二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终于在西北边陲到手了。时间不久，元昊还派人偷偷地把二人的家眷接到西夏，二人对元昊更是感激。
被宋朝弃置不用的这二人，不过是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的一个缩影，元昊在这些汉族人才的辅助下，在第二年称帝，他称帝建国不久，就任命张元为中书令，吴昊也被重用。
要说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不像宋朝只是一个荣誉虚衔。张元当上了副宰相，一步登天的他对元昊感激涕零，从此就把自己彻彻底底、从里到外地卖给了党项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