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苏俄言不由衷，外蒙主权属于中国
l、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从历史上讲，自从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在北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
俄罗所。从康乾盛世开始，俄罗斯强盗就从西伯利亚到我国的新疆和东北地区进行
抢掠。
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侵占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
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又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北方的外蒙古。
清帝退位以后的1912年，沙俄政府竭力扶植外蒙古的博克多格根集团为傀儡，
力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独立出去，沙俄政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
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中国与俄国鉴定了“中俄声明”，宣称蒙古的中国领土神圣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中国割裂出去。但是，外蒙古的政治，经
济和外交大权实际上都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中。”
1919年，博克多格根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的火陷烧到外蒙古，曾经提出取消
自治，于是外蒙古再次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过了不久，白俄匪军首领恩琴率领
他的“亚洲骑兵团”，以解放蒙古为口号，赶走了驻扎在库伦城的中国军队，恢复
了外蒙古的“自治”。
1921年，苏俄红军直接开进了中国的外蒙古，扶植起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为
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他们无视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一心想把外蒙古
从中国独立出去，尤其是俄国苏维埃政府也支持外蒙古搞独立，这就使中国政府感
到难以容忍。
当外蒙古成立“人民政府”宣布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看成”是拥有独立
主权的“国家”。中国北京政府立即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外蒙古历
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概红军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占中国领土，是对中
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外蒙古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来
加以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他自己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傀儡政权！”
这份严正的抗议书让苏俄的扩张主义者看到，中国广大的人们对外蒙古的所谓
“独立”是坚决反对的，那种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做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两国的直接对抗，为苏维
埃俄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苏俄政府只好在1921年同外蒙签定《蒙俄协定》，
协定规定了“蒙古人民政府”同苏俄人民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苏俄始终不敢公
开提出蒙古独立的事情，所以，只能以非法的形式驻兵中国外蒙古，并给予外蒙古
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不过苏俄的援助绝不象他们自己吹虚的那样高尚，
外蒙古为此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外蒙古的各种自然资源，马匹、牛奶等物资都源
源不断地流进了苏俄境内。苏俄在外蒙古的驻军，使得他在远东地区拥有了一个更
具有威慑力量的军事基地。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想用武力消灭这个背叛中国的政权，但由于当
时直奉两系正在展开激战，吴佩孚无力北伐，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用外交的和平手段
向苏俄施加威胁，拒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东北沈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想
一举拿下库伦，免得夜长梦多，但由于他的内应鲍陀被杀，加上直奉战争打得正紧，
所以都没能够顾得上外蒙古的事务，只是在舆论上给苏俄施加压力。
苏俄政府因为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单方面出兵中国外蒙古，严重违反了国际
公约和法则。他们利用中国军阀正在大规模内战的有利时机，肆无忌弹地干涉中国
内政，在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之中仍然不断地向外蒙古派兵，推行苏维埃制度，造
成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2、中苏开始谈判，苏俄大使戏弄中国总理
1923—1924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当时苏俄方
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
使远东。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
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年和1920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
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
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
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
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
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
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
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
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
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
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
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
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
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
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
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
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
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
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
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
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
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
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
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
1923年3月4日，黄邦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
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
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
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
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个
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
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
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
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
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
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
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
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
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
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
“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
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
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
条款的含意也今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
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
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
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3、内阁否决王正延——加拉罕协议
顾维钧的报告呈交内阁之后，内阁成员们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二：第一，
王正廷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
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有关外蒙的二项条款。
不过，财政总长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
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
观的份额，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
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
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这笔余款的支配完全交给苏俄，因此，他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
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
顾维钧外长的态度比较缓和。他认为王正廷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一事件
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孙宝琦总理并没有为王正廷辩解。在内阁会议期间，报据
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
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
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
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
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顾维钧外长在复函中认为，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虽然王正廷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
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用的宣传机构在王正廷的政治盟
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
部要求与外长面谈。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与加拉罕先生
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
原因所在。
于是，顾维钧外长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
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正廷无
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面不置于废
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顾外长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
治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顾维钧对他说：“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
为中华民国的外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
力的侵犯。”
由于李大钊与顾外长的见解完全相反，于是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
告退了。
顾维钧还收到了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
电报，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够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
的第一个协议。
现在顾维钧外交总长所能采取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的唯一措施就是将此问题
呈报曹锟总统。尽管总统本人对外交和对外政策问题不甚熟悉，他自已也曾多次对
此公开承认，但他完全理解内阁对协议草案所持立场，并且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
阁和外交部的观点。他对拍来电报赞同协议草案的吴佩孚将军非常生气，他认为吴
干涉了与他无关的政治事务。为此，他将派自己的私人代表马上去见吴将军，让他
住口。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正廷的煽动下
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
然而，外交部和内阁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却完全出于对维护中国的威望负责，没有
夹杂任何政治企图。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
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
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外交部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
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顾维钧外长施加压力，但最终也只好改变战略，
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4、中国外交总长家里的“炸弹事件”
协议修正本签署之前还发生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炸弹事件。
这一事件，是拥护加拉罕——王正廷协议者，为了影响顾维钧外长的观点，对
顾施加压力以便让他改变立场的一次事件。
那是在秘密谈判之前，在顾维钧外长家发生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大概是由于
炸弹事件仍丝毫未能改变外长的态度，所以加拉罕先生才被迫建议进行谈判。尽管
炸弹事件本身并无任何重大意义，但因为涉及到中苏谈判，所以倒也值得在此一提。
加拉罕——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顺维钧外长到孙宝琦总理
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顾象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
他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一个惯例，即每当外长不在部里时，他
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到外长家。
那天，当顾维钧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桌子一件样子十分奇怪
的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
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
左边的赠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
当顾维钧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份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
小的玻璃管。这使他感到此物极不寻常。因此立即派人将他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
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家花园中的人工小湖里。
老崔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顾维钧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
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但却被管家拦住。
“我已听到爆炸声，一定是在大门附近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管家着急地说。
“不对，声音一定来自人工湖的方向”，顾维钧肯定地说。
当他们走近中国式主体建筑进入外国式的那部分住宅时，发现那里烟雾弥漫，
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
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
当警察查看现场时，一位女佣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刚才捧那件
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
“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扔掉。由于想看一看里边是否有块
秦朝的印，他将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
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因为他要对首都的治安以及政
府官员们的安全负责，这件事会显得他无能。于是，他便下令进行调查，并几乎每
天都向顾外长汇报调查进展的情况。
事隔大约十天之后，警察厅长亲自来向顾外长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
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
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
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
炸弹的。
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
的。他还怀疑此人与谈判关系重大，并得到加拉罕先生的鼓励。
很难断定谁是炸弹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但可以肯定，这—事件与中苏谈判及顾
维钧外长所坚持的立场有关，但炸弹事件并未能使顾维钧改变态度。
5、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议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
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
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
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
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换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
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
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
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的
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密秘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
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
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顾
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
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外
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
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
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
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
6、冯玉祥大骂“俄国佬”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
的国家。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内部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逮捕了当时
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重新在北京组建了新内阁，并通电全国，邀请孙中山先生
北上，商量召开国民会议之事。吴佩孚却因在战场上失利，逃回了河南，而张作霖
则长驱直下，进了北京。后来，为了政治上和平解决即内争端的需要，又请出了山
东的段琪瑞出山主政，建立了北京联合政权。
当冯玉祥发动政变时，苏俄驻华大使曾同冯玉祥会面，向他介绍苏维埃革命的
经验，想借他在中国的地位，使中国向苏俄靠扰。
“冯将军，你作为出身寒微的高级将领，可以说很了解贫民的生活疾苦。我们
都深知将军有一颗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赤子忠心，以深感敬佩，我们苏维埃俄国是为
工农服务的政权，一切为贫苦人民的生活着想。在中国也建立起贫民的政权。”那
位苏俄驻华大使说。
“多谢贵国的盛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与俄罗斯一概而论。你们革命成
功的某些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去借鉴，但要想在我们中国建成俄国那样的政权，恐
怕不大可能。中国有四亿人口，有广大的土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大都蒙
昧无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中华民国建立十几年来，各种势力互相争斗，相待不
下，混战了十几年，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所以，我实在忍不过去，发动了政
变，要让这些没有良心的军阀们把枪放下，共同协商建国事宜。对了，我还邀请了
南方的孙文，他们在南方发展革命的力量，听说还得到过苏俄的帮助呢！”冯玉祥
客气地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当冯玉祥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时正值初夏，天气
非常晴朗。古老的北京城象似刚披上了一层绿装似的，漂亮极了。
吃过早饭，冯玉祥坐上了一辆黑色的美式轿车里，从住地前往政府办公楼。一
路上，他看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心中充满了喜悦。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不久，那位苏联驻华大使又来了“冯将军，我来
是想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吗？”苏联驻华大使十分谦虚地对冯玉
祥说。
“当然可以。不知你们政府对外蒙古最近的事态有何看法，听说最近那儿的苏
俄红军增加了许多，而且独立分子的行动十分猖狂。”冯玉祥十分随和地答道。
原来，这时外蒙古的大汗博克多格根死了。接着，外蒙古的乔巴山又决定成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开背叛了中国。中国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向外蒙古人民政
府通电表示：“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在中国领土上不允许有第二个独立国家政权。
所以，奉劝外蒙古的朋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取消独立的计划。具体事宜可以和
北京直接协商解决。”
同时，中国政府还向苏俄通电指出：“苏俄红军1921年单方面侵入中国外蒙地
区，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中国政府曾多次发出严正抗议，但苏俄方面
至今未能作出反映。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要求苏俄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无条件撤兵。
否则，一切后果由苏俄方面承担！”
苏俄政府接到中国政府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后，不禁吃了一惊。他们没想到
中国政府的态度怎么会一个子变得如此强硬。不知中国方面究竟想通过什么方法来
解决外蒙的问题。于是，苏俄政府向苏俄驻华大使发出指示，要他争取北京临时内
阁中的冯玉祥将军，争取能让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
苏俄大使见冯玉祥并不拒绝自已的拜见，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苏联政
府的观点：
“情况是这样的。外蒙古在明朝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版图，只是到了清朝以后
才被并入了中国。清帝退位以后，外蒙古的喇嘛活佛博克多格根请求沙俄帮助他们
实现独立，但由于中国的反对，只实现了自治。后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博克多
格根又主动取消了自治，将主权归属中国。但1921年，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
和乔巴山到莫斯科，请求苏俄政府出兵帮助他们在外蒙古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苏联
红军这才应邀出兵外蒙古。现在，他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苏维埃体制，
并且同苏俄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不久，他将公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所以，我们请求中国政府也能以蒙古人民的利益为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主权。”
冯玉祥听着听着，不禁火冒二丈虎手猛地一下拍击桌面，站起身来，大吼一声，
“住嘴！”
然后，他从桌子后面定到苏联大使坐的地方，厉声地责问：“你们这些侵略成
性的俄国佬，在你们眼里，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喔，你们想要打，就可以打；要想
怎么欺负，就可以怎么欺负吗？”
这句话问得苏联大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我告诉你们这些俄国佬，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们中华民国是
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国，她的主权是神圣的，是不允许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我虽然
是一个当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用不着你们外国人来管！”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外蒙古的事情，纯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政，外蒙的主权，居于中国，而不属于
你们苏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好惹的！”
冯玉祥越说越激动。
“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府，请他们按照通电上的要求，在一个月之内，从外蒙古
撤军。如果拒不听从，那么，就不要怪我们中国人不客气了！”
他故意把“不客气”三个字说得重重的。
这位苏联大使被冯玉祥大骂了一通，心里很不是兹昧，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这位大使是这样向苏联政府报告的：“中国政府执意不肯承认外蒙自
治，严格要求我方从外蒙撤军。如不服从，可能有军事冲突的危险。”。
苏俄政府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加之国际社会对苏俄的压力，所以它
被迫采取措施，缓和中国与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避免冲突。但从实质上，苏俄
从未改变想把中国的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的野心，无论他采取和平、还是武力
手段，企图控制外蒙古是它的一贯策略。
这样，1924年5月中苏签署的协议，只是苏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国政府表
面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权，但实质上外蒙仍被苏俄所控制。
正因为这样，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段琪瑞和冯玉祥联合主政以后，在
外蒙古问题上准备一致采取强硬措旋，以迫使苏俄撤军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独立的活
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诉诸武力。
于是，苏俄又演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兵”丑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