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
1、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
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筮（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
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
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
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
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
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行的
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
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
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
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
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
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
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
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
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
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
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
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
进行的“革命输出”。
2、苏联对外蒙有野心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介石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殷勤，但
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
古问题”。
早在帝俄时代，当1911年12月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纷乱之际，便已经趁火打劫，
卵翼外蒙古“独立”，并且更向演变为其属国的方向推进。
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亲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
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
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底代表越飞和孙文于1923年发表
《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成向。”然而蒋介石访回苏联，积
其党和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
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契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介
石便在和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外蒙古所怕的，是现在中国
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
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
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蒋介石的这封信，对苏联对外蒙存有野心感到忧心忡忡。
3、苏联的话只能相信三成
在苏联的旅行，使蒋介石隐隐约约感到了苏联片外蒙古的野心。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考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
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后，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
明。
对于苏俄之旅所得印象，蒋介石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致于
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
他说：“每言念及此，我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
带来灾祸？”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
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
廖仲恺的手书中。信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
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盲农人之盲只有三分
可者，亦以见过苏俄人而不能尽扫见之兴趣也。”
蒋介石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
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
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
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
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这就是蒋介石到苏俄访问归来后的印象所得。
4、“我们不怕苏联！”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
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
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
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
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
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
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
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
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
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
到它的欧洲去。”
5、1929年的中苏冲突
1928年，张作霖在中国东北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悬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东北三省的军队也处于南京国京政府的统帅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心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想利用班禅活佛来控制
外蒙古，让它听从日本的调遣。
而当时的外蒙古，由于刚刚推翻了丹巴多尔济的统治，所以外蒙的局势正处于
动荡不安之中，人心惶惶，而苏联又借口平定外蒙古境内的叛乱，派军队进入了外
蒙古，这对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外蒙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终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
求出兵的请愿书。
书中这样说：“我们外蒙古的王公以及忠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吏，恳请你们出
兵外蒙，协助外蒙古的人民消灭人民革命党，赶走苏联的驻军，以便恢复我们的生
活和宗教信仰自由，并请求你们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
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外蒙古。”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军队向外蒙古东部边境的苏军发起了一场进攻，于
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
由于苏联政府不愿把事情闹大，所以苏军很快就又声称撤出了外蒙古。中国军
队也没有进入外蒙境内，而是希望通过和外蒙古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外蒙的主权问
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南方“围剿”红军，所以没有更多的顾及外
蒙古事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
古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抗日，因此，外蒙的亲苏的乔巴山势力又乘机得到了发
展，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搞了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基础，进
一步吞并外蒙和苏联远东地区，这就更使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威协。对此，蒋介
石曾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政
府，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略中国领土。”
直到1945年，中苏谈判中再一次提出了外蒙古问题，1946半，外蒙代表同南京
国民政府代表商谈外蒙问题，于是，外蒙古的主权归属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