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38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
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年10月2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
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
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1921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
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
陀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
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
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
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
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
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
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
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
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
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
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户
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获
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2
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
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
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
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
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
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
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
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
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织
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
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
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
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
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
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
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
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
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于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
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
“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
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
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
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
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
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
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
了理论上的证明，并旦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
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
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
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
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
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
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
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
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收、商人及国内
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
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
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
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
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
族，喇嘛僧侣，到地主畜牧，富裕的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人民
政府“专政”的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人民政府”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
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
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
从1930年到1932年，蒙古银行发放给公社的贷款约有八百万美元，其中集体牧场得
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416万票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器
和种籽的贷款是178万蒙元。“人民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大
贷款基金，把国家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所有这些政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
业中“排挤’了出去，大部分省份在1932年春就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
并不是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
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
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
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阿拉特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
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阿拉特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
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
一部分受到委屈和剥削的阿拉特，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和班
禅活佛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
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藏了外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而欲来风满楼，那
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阿拉特富牧、中牧们，
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人民政府的“专政”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
“人民政府”的道路。
2、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
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
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商济尔呼团
克团、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
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
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
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的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
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
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
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
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
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
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
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
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
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
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
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
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
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
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
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
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
这样肆无忌弹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
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
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
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
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
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
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殚了。我们最好
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
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
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同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
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
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
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
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
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
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
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
维待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
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
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
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
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3、38人被枪决
1930年5月的一天，额利格登达格巴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准备前往中国，与
南京国民政府详细商议有关中国出兵外蒙古的事宜。
当时，暖风习习，蒙古的大草原又是一片绿色的生机。天空蓝蓝的飘过几缕白
云，一路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是，大地上却阴云密布，找不到阳光。
自从1929年美国黑色星期五以后，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恐慌之中。德国的法
西斯正蠢蠢欲动，日本的法西斯正虎视耽耽，凯觎中国东北，中国国内正在军阀混
战之中。苏联的肃反运动也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真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
额利格登达格巴走到布鲁努尔特镇时，遇到了“克格勃”的跟踪，他机智地甩
掉了“尾巴”。但当走到通往中国的关卡时，却被人抓住了。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哨
兵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全身，后来在衣服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封信，这是尤高济尔给蒋
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中国出兵外蒙古，把乔巴山和人民革命党消灭，
让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
哨兵看后大为吃惊，问额利格登达格巴：“你是干什么的？”
听到的只是沉默。
“是谁派你来的？”哨兵又问。
听到的还是沉默。
“是从库伦来的吗？”哨兵不耐烦地问。
听到的依旧是沉默。
哨兵急了，用枪背打了额利格登达信巴的肩膀两下，见他始终不开口，就用绳
子捆住他然后用车押回了库伦。
“人民政府”内务部经过详细查询，终于找到了线索。当尤高济尔一伙38人正
在开会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1930年夏天，“人民政府”开庭审理此案，起诉他们犯有阴谋叛国罪。尤高济
尔义正言辞地反驳说：“我们不是卖国的叛徒，我们是真正的蒙古人。我们的目的
是蒙古的自由和幸福。你们这些俄罗斯的走狗，总有一天会被蒙古人民丢进历史的
垃圾堆去的。”。
法庭当即宣布这三十八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这些爱国的僧侣们被送到
库伦城外的一片荒地上，那儿正是丹尚和巴伐桑被枪决的地方。
只听一阵机枪的扫射，“哒哒哒哒……”，三十八个爱国的僧侣倒在了荒地上。
4、难割难舍中国心
三十八僧侣封建主被枪决的事件发生后，仍然没有阻止人们回归中华民国的愿
望，外蒙古境内到处掀起了反对乔巴山政府的斗争。
1930年9月，一群喇嘛和阿拉特信徒在乌布沙诺尔省的台古斯布扬图胡烈集合，
向自治公署进攻。他们的口号是：“停止没收封建主财产。”打倒蒙古人民共和国！”
“打倒阿拉特贫牧和中牧的党！”“宗教和国家合一，恢复给喇嘛的贡物！”
2931年，哈尔蒙多尔济在北杭爱省和南杭爱省建立了反政府的集团。
1932年，哈尔蒙多尔济跟库苏古勒省的喇嘛集团联合起来，在同年春季发动武
装“叛乱”，势力发展到库苏古勒、扎布汗、北杭爱及南杭爱省，声震外蒙古全境。
真是难割舍中国心啊！
外蒙古毕竟是中国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