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百折不挠
讨顽战役结束后，冀南抗战形势发展很快。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
建设都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大区
行政领导，成立了联合行政办事处 （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任联办主任，
副主任薄一波、戎子和。后来联办撤销，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秀峰同志
任主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改为冀南行署，我为主任，刘建章为副主任。成
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冀南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为统一指挥冀南
区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冀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
我改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参谋长范朝利。冀
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分区基干部队，按一二九师序列统一编成4个旅，即新
编第四旅、新编第七旅、新编第八旅和新编第九旅，各辖3个团。
参加百团大战
粉碎“铁壁合围”
1940年秋，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根
据刘邓首长命令，冀南部队先后出动10个团，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百团
大战。冀南部队在百团大战中的作战重点，是继续破击敌人正在修筑中的德
石铁路 （东段），协同太行部队一部破击高邑至邯郸段平汉铁路，以及敌在
冀南区修筑的一些公路。在百团大战期间，冀南区先后参加破路的人民群众
达25万人之多。冀南区部队在百团大战两个阶段中共作战139次，毙伤日伪
军1500余人，俘日军7人，伪军150多人，破毁铁路路基50多公里，缴获
炮2门其中包括八八式野炮1门，机枪5挺等。我军负伤近800人，牺牲357
人，其中有在枣强秦村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五团团长李林同志。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华北日军，敌伪深感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对其严重威胁，惊呼“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
“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
须全面指向共军。”日军从华中抽调2个师团增援华北，以加强其对敌后抗
日根据地进攻。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报复“扫荡”，
野蛮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
一步加紧进攻。因为日军不仅迫切需要巩固的战略后方，更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以供应太平洋战场的需要。日本急于将在中国的占领区作为进
行太平洋战争的巩固的战略后方，将华北变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
根据这样的战略意图，冀南区的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发起“围
剿”、“扫荡”。出动之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少则数百人、千余人，多则数
千人、上万人。“扫荡”之范围一次比一次大，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为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抗日力量，敌人采取了各种极其
野蛮残酷的手段，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
血惨案，制造“无人区”。
敌人的进攻方式也不断变化，1940年前，敌人着重于点线占领。在战役
上，采取“扫荡”、合击以及分区“扫荡”等。在战术上，从按部就班的逐
渐进入，到分散配备，灵活“进剿”。以后，敌人在战役上多是组织连续不
断的小“扫荡”，多路驱赶，然后集中兵力搞大规模合围。多在夜间出动，
拂晓袭击，三面包围，一面埋伏，妄图以此歼灭我军有生力量。敌人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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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袭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以及“铁壁合
围”、“梳篦清剿”等残酷的作战方式。
1942年一年中，敌人在冀南区搞了三次大规模“铁壁合围”，每次出动
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4月29日一次，称“四·二九”大合围。6月11日一
次，9月12日一次。每次合围的目标都是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妄图一举
摧毁我首脑机关，进而瘫痪我指挥系统。
这三次大的“铁壁合围”中，“四·二九”是最严重的。冀南党政军领
导机关、新七旅旅直及四地委、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和新四旅旅直同时
分别被合围。牺牲了杨宏明、孙毅民和陈元龙三名旅级干部和几名团的干部。
地方也牺牲了好几名县级干部。“四·二九”大“扫荡”我没碰上。当时身
体不好，在太行山上休养。陈再道司令员也不在军区机关，在下面分区检查
工作，王宏坤副司令员也在分区检查工作。当时，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
坚主任在军区机关，他们俩指挥机关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合围斗争，冲出了
合围圈。徐深吉同志指挥新四旅旅直也勇猛冲出了合围。
敌“四·二九”对冀南的“铁壁合围”和相继对冀中区进行的“五·一”
大扫荡以及5月下旬对太行区的“铁壁合围”，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
精心策划的。
“四·二九”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
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
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
去。由于接受了“四·二九”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六·一一”反合围，
我损失轻微，“九·一二”反合围，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六地委、六专署、
六军分区领导机关均于十一日夜安全转移出敌已形成的合围圈，而未受损
失。
从太行回冀南，
痛失良将肖永智
5月下旬，敌人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等
党政军领导机关时，我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合围，
师部决定转移，转到外线打击“扫荡”之敌。
刘师长、邓政委对我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我：“你怎么办，还是
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心里很惦记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
后的情况，更惦记着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因此，怀着急切的心情，希
望赶快回来，我对首长们说：
“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
较空虚。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
“你身体行吗？”刘邓首长担心我的身体。
“没问题！”我说：“这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很好。”
师首长点头，同意我回冀南。
临行前，我和总部左权副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对我说：
“你去平原行不行？敌人正在扫荡，现在回去不冒险吗？”
“不冒险，没问题。”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左权同志：“不过铁路（指平
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我就有办法了。”
首长们的关心，我很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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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
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
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源游击战争的方
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当时有200多名干部学员要到冀南来。孔庆德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跟我来
到冀南的。我只有一个警卫班，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我请求师首长拨
给点部队。师长说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我说：部队抽不出来，能不能给学员
干部发点枪和子弹。师长同意了。
于是，我带着这200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当我
们走到磁县贾壁时，我和李达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我们走后敌人就
开始“扫荡”，目标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从西边的长治、武乡、辽县
和东边的武安出动日伪军2万余人，分别合击黎城、武乡县砖壁、辽县桐峪
和武安县阳邑后，向太行根据地腹地急进。5月24日夜，形成了对窑门口、
青塔和偏城地区的合围。师部跳出了合围圈，转到外线。总部和北方局于偏
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遭合围。此时，李达同志打电话告诉我，
左权同志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我
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往昔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情形，一幕一幕在脑海中
闪现，特别是这次下太行临行前，我们通话的情形，他那关心、体贴同志的
热情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左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
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者，一位优秀指挥员。
我们从贾壁出发，继续向东朝冀南走。夜晚，从磁县北光禄镇附近过了
平汉铁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子
住下，煮点饭吃。我们刚要吃饭，当地的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
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你们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
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在敌军据点商
城底下通过。干部学员手里有点枪，但不多，子弹也很少。孔庆德同志带着
警卫班在后边掩护我们。孔庆德打仗行，用掷弹筒打了几发，最后一发把掷
弹筒炸坏了，他的手被炸伤了。到了夜晚，我们继续朝根据地走。当时没有
向导，夜里辨不清方向。幸好我带着一个指北针，就靠它指方向。我拿着指
北针走在前面，按照指北针指的方向走。有路走路，没路就走地里，一直朝
北走。当时我们还看到邯 （郸）肥（乡）公路上驶过了10多辆日军的汽车。
那时，三分区那一带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对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
较清楚，平时都有些关系。我们没有爬路沟，是从碉堡旁边通过的。我们悄
悄走，他们不管。我告诉大家，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
是朝天打的。我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我们。我们一
个战士掉了队，被捉进了据点，后又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伪
军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过了邯肥公路、永肥公路后，与八旅机关会合了。后
来听高厚良同志讲，敌人知道我到了三分区，出动12路日伪军“扫荡”、“围
剿”，企图抓我，但我已经离开三分区了。
华北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
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的政治进攻
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
力量。他们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斗争方
面，敌人基本上搞“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灌输亡国思想。从1941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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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敌人又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推行的“治
安肃正”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
的进一步实施。其目的就是妄图隔绝我们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
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每次都有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中心是“反共”和建立所谓“东亚新
秩序”。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极其野蛮、毒辣，给我敌后抗日工作造成
极大困难。冀南军民一方面要和敌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作战，粉
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一方面又要和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斗
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攻。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
食”，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根据地
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
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1943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
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上的外还有1000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
些地区，平均每3个村庄就有一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
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至更近。抗日军民的活动经常是在敌人
的眼皮底下，极为困难。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
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敌人为分割冀南根据地以及切断冀南根据地和
太行根据地的联系，不断修复和新建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
筑封锁墙，封锁沟深数丈，封锁墙高也数丈。到1942年，冀南区的公路总长
约9000余里，沟墙共约3200余里。基干公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碉堡，
重要的公路都挖有封锁沟，有的还修筑了封锁墙。有些县与县之间，还挖了
县界沟，以切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
政策对根据地经济的严重破坏不言而喻。1942年春，敌人“扫荡”广宗、平
乡地区时，抓走壮丁9000余人。“扫荡”邢台、永年、沙河地区时，共抓走
壮丁13000余人、牲口900余头。以耕牛为例，抗战前，平均每40亩地有一
头耕牛，到1942年，平均每百亩才有一头耕牛。在敌人烧杀抢掠下，许多村
庄被洗劫一空。
敌人强行摊派劳役也是十分惊人的，许多家因繁重的劳役而荒芜了自己
的田园。例如，冀县北冯村共190户，1943年7月份出劳役766人，每户平
均4人。最严重的巨鹿县大吕寨村共300户人家，同年5月份出劳役竟多达
15000多个工日，每户平均50余个工日。出劳役的民夫受到非人的待遇。例
如，敌人强征滏阳河两岸老百姓冬季挖河，怕人们偷懒，竟强迫大家脱掉衣
服干活。而且有时竟将最后一个到工地的民夫当众处死，以警告大家不得迟
到。抓壮丁、服劳役，使冀南区的劳动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同时，冀南平原的耕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断减少。据当时的统计资
料，仅就敌人在冀南修建的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所占耕地为例，截至 1943
年共有据点碉堡1100多个，以每一个据点或碉堡占地15亩计，共占地1.6
万余亩。公路及封锁沟墙长1.3万余里，平均宽3丈，每里占地9亩，共占
地11.8万余亩，这两项合计占地13.5万余亩。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冀南
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以及修据点、碉堡，即需出工763.6万多个。
在残酷地反“铁壁合围”斗争中，我军同冀南广大人民英勇奋战，予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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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我军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
党政干部血洒冀南大地，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1942年和1943
年两年中，我们便牺牲了旅、分区和地委、专署级干部20余人，他们是肖永
智、易良品、杨宏明、赵义京、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盛、陈耀元、
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
刘诗松、张峻峰、董宁等。我军团级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牺牲50余人，如桂
承志、陈子斌、徐绍恩、李汉英、徐宝珊、梅华樊、石嘉植、马参、欧平、
马功岑、宁心力等。抗战期间，冀南牺牲的干部很多。团以上干部的名字我
大部分还能记得，特别是旅、分区和地委级干部，我都记得。上述只是两年
当中牺牲的干部，若是整个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冀南牺牲的干部就更多
了。他们都是好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党政工作者，不少同
志牺牲时年纪很轻，如肖永智牺牲时才27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15岁
就参加了红军，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分区政治委员，还兼过地委书记。他政
治上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
有谋，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牺牲实在
令人惋惜。本来决定他到太行党校学习，已经通知了他。当时正赶上四分区
和七分区部队，在临清以南地区发起
消灭伪军肖健久部的战斗，他那时是七分区政委，找到我，
要求参加这次战斗。我说：“已决定你去太行党校学习了。”
他说：二十二团是我带到卫东的，这次又是和四分区协同作
战，对开辟卫东关系重大。为便于指挥，密切协同配合，他非
要打完这一仗再上太行不可。和他同去学习的还有三分区
参谋长高厚良同志，他还给高厚良写信，要高等他一同去太行。可是，
没有想到在这次战斗中遭日军袭击竟和我们永别
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同志。这
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痛心的是这一仗牺牲了两位旅级干部。
如果当时我要再坚决一点，下个死命令，非让他走不可，肖
永智同志也就走了。每想起肖永智同志牺牲的那段往事，心
情总是不能平静，十分难过。
党政军民齐努力
生产自救，战胜大灾荒
除了军事上的困难外，天灾也来了。 1942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
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
使秋收所获甚微。
1943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8个月。许多
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
成了问题。冀南灾荒发展比较早和最严重的地区为一专区的元城、大名，
三专区平大路以东地区，四专区的清江、邱县、企之、广曲、临清，二专区
的巨鹿、冀特区、新河、宁南三
区，六专区的垂杨、清河、冀县等地。夏粮几乎颗粒无收。有些地区未
能播种，有些地区春苗枯死，入秋后仍是白地一
片。冀南全区有884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有不少地区成了“无苗区”。
旱灾之后接瞳而来的是水灾。饱受8个多月干旱之苦的冀南军民，入秋
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水势稍退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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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略者又先后破坏了运河、漳河、滏阳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后
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水淹没。受害地区达30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
馆陶全县64％的村庄成了“水村”，武城县被淹110个村，清河县被淹面积
达50％，任县、隆平县更严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没，半浸在水中的断垣残
壁，景象十分凄惨。
冀南的灾荒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自日军入侵冀南后不仅放水淹田毁坏
耕地，而且修据点、修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等占去了大量良
田。以广平县为例，全县共有89个村，敌人在10个村庄修了炮楼，占地2
顷。修公路56里，占地4顷多，共计占地10顷多。按每亩地每年收粮4斗，
一年共收获粮食104万多斤，可供1730多人吃用。如果再加上敌人实施的“三
光”政策所毁的良田和烧毁的村舍，那就更多了，弄得多少人饥寒交迫，颠
沛流离。“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又加深“人祸”。“天灾”和“人
祸”交相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
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
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
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
蝗虫如此厉害，确实惊人。当时，我找到一本历史书看，是什么时候出
版的，书名叫什么都记不清了。书中记载有清朝康熙、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情
况，也是十分惊人的。那本书还讲了印度闹蝗虫的一个例子。印度有一次蝗
灾最厉害时，铁路上铺了厚厚一层蝗虫，火车开过来时出轨了。当时还真有
点不敢相信。最近看报纸，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埃塞俄比亚东部遭蝗虫
袭击，大批蝗虫使火车的动力装置失灵，甚至造成火车出轨。可见那本书的
记载还是有根据的。
继灾荒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有痢疾、浮肿，还有更可怕的霍乱流行。
一家人上吐下泻，有的病一、二日而死，亦有的发病一、二小时即死的。冀
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
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
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
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
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
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
村成了“无人村”。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带好的冀南平原，变得杂草丛生，满
目荒凉。
在冀南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八个字的
含意。过去多是从字表面上理解这句成语，这次从实践中理解和体会“祸不
单行”，可就深刻得多了。真所谓“福不双至，祸必重来”。灾害来了，衣
食无着，身体必然就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医少药。天气
久旱无雨，一旦下雨，又往往出现暴雨，以至泛滥成灾。越是久旱不雨，一
旦来雨就容易下雹子。“祸不单行”四个字，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荒
年的悲惨。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了不管
饱”。我们有的县长饿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时的干部和群众是同甘共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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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妇女生孩子。孩
子已经生下来了，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见到这种情景，
我们心中极为难过，送了她3D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她很感激。那个年代，
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好得很，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二女儿此时出生，
将她放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规定，每月留给奶妈30斤小米。这
30斤小米，在当时可解决大问题了，不仅可以养活小孩，也大大接济了房东
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位房东大妈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我们一
再感谢她收养了我们的女儿，她反过来向我们道谢，说在这灾荒年每月 30
斤小米也帮助了她们渡过难关。房东家离我们的地下医院很近，我的二女儿
就拿个碗常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吃。她就是这样饿着肚子长大的。
我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
就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
部的也同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毒”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
存。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荡”、“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
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
可以和敌人继续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
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
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
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
着肚子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
署生产救灾度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
赈济灾民，积极设法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
粮食300万斤、麦种50万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
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
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
冀南生产救灾度荒。 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740余
万元（冀南票，下同）、贷粮和救济粮64.8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
府又给冀南贷麦种190万余斤，发放救济粮326.5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
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
的精神。借粮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
村成立借粮评议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
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
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
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
灾救灾，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460
余公里，帮助群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
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
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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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
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我们打多了，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
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
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蝗由政府发动各
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木锨打，
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是
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2尺、宽1尺，将蝗蝻赶入沟
内，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
时，老百姓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
出焚烧，这个办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
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
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
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
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
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
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 1943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
作。黄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
他们作调查。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
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
势好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
并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
如赎地问题、非正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
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在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
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1943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
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
回灾荒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
称“双减双增”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
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
肉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细致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
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
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依靠群众，扎根群众，
咬紧牙渡难关
1942年和1943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荡”、“封锁”、“蚕食”、“治安
强化”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
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
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2、3里，中
间无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
可能发生战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
1942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余次，平均每日7次，1943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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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10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
害，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
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
抗日军民的生
存。可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
着表不走，看着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拥护，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月初，
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
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
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
性、长期性。
6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
面还在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
战的信心，要保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
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
1942年10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
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
条件和当前困难的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
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
不离县” （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