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百折不挠 .2
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
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
斗争形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
着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
时也不放松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
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
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
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交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
坚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
府和抗臼军队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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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
耗敌人，阻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
改造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
行精兵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
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
位，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 在1941年底，
党中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
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 日的积极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
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
兵简政”的指示，在1942年、1943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
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个科，11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
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161人。地方机
关也进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2个人，县委也只有3个人。
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
衣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
地委常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
导员。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
导机关。各级党委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
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
张，敌特汉奸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
的抗日热情，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
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
的干部，组织起20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
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
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
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
占区、接敌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
小块根据地，扩大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
发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
了。冀南区开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
形”和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
就是把一个村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
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射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
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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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
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
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
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
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
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
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
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
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
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
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
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
姑娘、媳妇，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
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
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
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
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
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
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
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
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
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
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年将骑兵团、七七一
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
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
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
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
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
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
朱光、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
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
便衣。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
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
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
好，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
住在一个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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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
救。我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 （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
口，只好组织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
哪里还有牲口吃的。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3亩地。
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
鲜。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
了，谁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
动了。有时警卫员和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
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
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
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
斗，与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荡”，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
荒，赢得了胜利。
争取瓦解敌伪军
成功抢救刘志坚
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受到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彭副
总司令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都说过冀南的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最
初确是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就逐渐运用自如了。
敌军工作是为武装斗争的胜利服务的。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
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
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系，有效地保存自己。
军区政治部没有敌工部，专门做敌伪军工作。当时的敌工部长是张茂林
（现名张友萱），敌工部的几位科长也都精通日语，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对
敌斗争的经验都很丰富。全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1000多人，从上到下有一
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当时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
方式。所谓“传条”。就是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
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
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性很
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
除了这种手抄的“传条”，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通
过传单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我们的抗日政策，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
明出路。告诉伪军、伪组织人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还在传单上印
上关云长的画像。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组成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
人炮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在对敌斗争中的一
个创造性的活动。我们对伪军、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
“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
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就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
记“黑红点”运动的开展，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黑点多了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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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算总帐、点名 （枪毙）。通过开展记“黑红点”，进一步开展“良心
大检查”运动，叫伪军们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争取多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
路。
当时，我们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都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
进行了工作。伪军、伪组织都怕将来与他们算总帐，就不敢闹了。伪军为了
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好事，多点红点，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日军要出来“扫荡”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头一天就能得到消息。在
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们的基层干部晚上还可以进到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
落，待日军“扫荡”返回后才离开。
由于我们敌伪军工作做得好，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再道和我到一、三分
区，王宏坤同志到二、四分区，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五、六分区
去传达。10月16日夜晚，刘志坚他们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17日天
刚亮，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鬼子进了村。志坚同志骑着马向
外冲杀时，右腿被敌人子弹打断，从马上摔下来，被敌人俘虏，同时被俘的
还有艾大炎、胡景云等同志，他们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我得知刘志坚同志被俘后，当时军区几个领导都在下边，我立即用电报
同再道、宏坤同志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师首长作了报告。刘、邓指示要
想一切办法，把刘志坚同志抢救出来。
六分区易良品、文建武同志立即进行武装抢救的准备。易良品想调集部
队强攻大营据点，拿下据点救出刘主任。这时，正值二十团奉命从五分区向
一分区转移，副团长楚大明率该团第四、第六连去军区后方机关领取棉衣，
路过此地。因此，决定楚大明所率部队先执行抢救刘主任的任务。
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同志，原本就是跟着刘志坚一起 行动的，
正好在这里就地坐镇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营据点的情况我们很清楚，据点内的维持会、伪军都有我们的关系。
志坚同志被俘前，大营的伪军、伪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驻大营据点
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刚来大营不久，什么也不知道，对大营及其周围的情况
和我军的活动都不了解。
志坚同志在据点里被关押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每天都有消息从里面送
出来，连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志坚同志怎么回
答的，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刘志坚同志始终也没有承认什么，身份没有暴露，
他只说自己是个参谋。日本人知道他的官不小，可能是个大官，但究竟是什
么样大官不清楚。有些伪军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但他们不告诉日本人。
向外传递消息的主要是赵鼎新同志。他是在这之前不久被俘的，关在大
营据点，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这个同志在被关押期间表现很好。他在牢
里给组织写信，说日本人答应，只要他同意给敌人“报平安”（注：给敌人
报告消息的意思）就放他。区党委根据“革命的两面派”政策，经研究，同
意赵给敌人“报平安”。在刘志坚被俘的前一天，赵已获得自由。他看到刘
志坚同志负伤被抓进大营据点，决定留下来照顾。敌人看到刘志坚的伤势很
重，需要人照顾，同时也想让赵“拉拢”他，获得些情况。这样敌人同意赵
暂时留下来。赵鼎新利用此机会每天给刘志坚弄吃的，端屎端尿，帮助料理
生活，还积极与外面的同志接头，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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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敌人将于10月20日押送刘志坚去枣强县城。
并摸清了敌人行动路线及押送的日伪军人数等情况。于是，我们决定于敌人
押送途中实施抢救。经过周密研究布置，楚大明率二十团部队埋伏在大营至
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当押送的敌人走进我伏击地区时，我们
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把日本人的火力压下去了，鬼
子都卧在地上。刘志坚同志坐的是最后一辆牛车，听到前面的枪声，他叫赶
车的急忙调转过头来往回跑。二十团警卫班长纪志明冲上去，背起刘主任向
回跑，就这样将刘志坚同志抢了回来。
刘志坚同志被抢救回来后，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我们还得去找伪军。
我们将刘志坚放在永年县南沿村伪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和刘志坚一同
到韩家去的还有其夫人刘莱英和一名医生、一个警卫员。韩对他们照顾得很
好。韩原来是共产党员，在煤矿上当过工人，以后当了伪军。但他一直同我
们保持着联系。在为刘志坚同志送行时，我和再道同志一起看望了韩荫亭，
并向他表示感谢。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反正加入我军。刘志坚在韩家治疗休
养了半年时间，还是不能走路。后来，我们将刘志坚同志送往延安了。
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和敌工科长宋之光，是我们通过内线关系，从
日本宪兵队监狱中抢救出来的。李定灼和宋之光同志由于汉奸告密，加之他
们睡觉时警惕性不高，于南宫县大马村被敌人捉去，关押在南宫县城日本宪
兵队监狱。我们研究决定，由十一团团长吕琢率两个连配合南宫县大队组织
营救。营救人员在内线关系配合下，夜间秘密进入南宫县城，人不知鬼不觉
地摸进宪兵队监狱，砸开牢房救出李定灼、宋之光以及被关押的40多人。击
毙日军4人，俘虏伪军4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我无一伤亡，内线关
系也未暴露。
我们还多次通过内线关系端掉伪军的炮楼，南宫县臧家庄敌炮楼，先后
曾被我利用关系打了三次。第一次（1941年3月）打时，守敌以日军为主；
第二、三次（1943年1、2月）打时守敌系伪军，计击毙日军12人，俘伪军
20多人。有的伪军炮楼非常孤立，却很高。我们做好了伪军、伪组织中的炊
事员的工作，使其成为我们的内线。得知伪军吃饭时总是把枪放到里边，到
外边吃饭。拂晓或黄昏时，我们把部队隐蔽在附近，派人伪装给他们送东西
先进去，乘伪军在外边吃饭时，伙同炊事员把门一关。我们的部队一出来，
把一、二十个伪军就俘虏了，然后再开门把枪收了，非常痛快。那时类似这
样的事情还不少。策动伪军整班、整队，几十人至上百人反正，多次协助部
队攻打日伪城镇据点，成绩亦甚卓著。
我们不但做瓦解伪军的工作，也做瓦解日军的工作。开始时，对日军开
展宣传攻势，受语言文字不通的限制，方法上比较简单，内容的针对性也不
强。宣传品主要靠上级发，部队拿着到处撤，效果不大。
后来有所改进，各单位组织敌工宣传员，由军区敌工部派人教日语，教
唱日本歌曲等。根据不同据点日军的情况，采取写信、寄日文传单、送诗歌
等，对日军宣传。针对日军士兵思亲想家的心理，每逢佳节特别是樱花节，
大力开展宣传攻势，以引起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师政治部还专门颁发了
《关于加紧樱花时季的对敌工的训令》。
以后，我们组织被俘日军士兵开展对日军宣传的工作，效果比我们做好
多了。
俘虏日军士兵很不容易，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很深，很难捉到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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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抓到活的，也是受重伤的。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10多个日军士
兵，都是负重伤的。在我们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只救活了一个叫秋山良照
的。敌工部同志说，一定要教育好，使他转变立场，让他现身说法，开展对
日军的宣传工作。后来经过我们耐心细致做工作，教育好了。“四·二九”
铁壁合围时，他很勇敢，端着轻机枪，“突突突”，冲出来了。刘伯承师长
曾在太行新华日报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说他“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
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被俘的日军士兵组成“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称“日本士兵反战同
盟”。刚成立时只有秋山良照、水原健次和成泽三个人，秋山良照是负责人。
后来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们经常向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或打电话，号召日军
士兵不要为侵略者卖命。他们还组织出版 《日本士兵之友》、《战友》等刊
物，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觉醒联盟”的活动对日军影响很大，日本侵略
者十分害怕，他们竟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
1943年以后，我们把秋山良照他们“联盟”的一些人，先送到太行山，
后又送到延安。他们在延安工作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
战友都回到了日本国。回国后，他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还写了《八路军中的
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
1981年，秋山良照来我国旅游，我会见了他，我们愉快地回顾了过去。
从1941年他被我军俘虏算起，整整过去了四十个春秋，然而，在冀南的那段
难忘的战斗生活，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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