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北方到南方
八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开始了。由于我党我军在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等一系列政策上的英明正
确，我们很快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蒋家王朝风
雨飘摇，我军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中，节节胜利。随着革命的步伐，我
一步步从大北方，走向大江南。
在普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
办党校，培训地、县领导干部
1946年6月，我调到地方工作，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兼党校副校
长，直到1948年4月。
晋冀鲁豫中央局是1945年8月成立的，书记是邓小平，副书记是薄一波，
秘书长陶希晋，宣传部长张磐石。中央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
区党委。中央局组织部的干部是分别从所辖的四个区党委调来的，以便熟悉
这些地区的干部情况。太行有刘建勋，太岳有马宗磷，冀南有乔增堂，冀鲁
豫有岳肖峡。中央局组织部机构很小，只设干部科
（科长先是刘建勋，后为岳肖峡），组织科（科长李光禄）和招待所（后
改为接待处）。人员也很精干，整个组织部包括两位公务员在内总共只有十
多人。但任务并不轻，负责辖区内重
要干部的考察了解、调动任免及审查工作。组织部的同志们
工作都很勤奋，从部长到干事，对来部里办事的同志，都是热情接待，
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同志式地与他们交换看法。大家亲切地称组织部为干
部之家。当时，中央局组织部
曾分配了一批日本投降后从延安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的干部。还审查
了一批中原五师从宣化店突围出来的干部。审查工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做
的，进行得很顺利。我到中央局
党校兼任副校长（校长由薄一波兼）以后，就搬到党校去住，仍兼管组
织部的工作，但主要精力放在培训地、县以上领导干部上，组织部的工作主
要依靠刘建勋等同志去做了。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
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内战。经过我人民解放军一年的英
勇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0多个旅，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由
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党中央决定，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
向国民党统治
区，在外线大量消灭敌人，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为此，晋冀鲁豫
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基干部队及原
中原军区的部队，依次组成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五个纵队。
以后又组建了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纵队。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刘伯
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
岳兵团，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陕
鄂和豫皖苏，夺取中原，建立中原解放区。6月30日，刘、邓率部突破黄河
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首先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两个多月的奋
战，解放了大别山区的20多座县城，建立了鄂豫和皖西两个战略根据地。8
月，陈、谢部强渡黄河，向豫西挺进，解放了陇海路沿线的许多县城，直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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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立了以伏牛山为中心的豫陕鄂解放区。9月，陈、粟、谭部发起进
军豫皖苏战役，迅速扩大和巩固了豫皖苏战略根据地。此后，我军粉碎了国
民党反动派对我大别山发动的大规划“清剿”，又胜利地开辟桐柏、江汉两
个新区。我中原三大主力军相继开辟和扩大了鄂豫、皖西、豫皖苏、桐柏、
江汉各战略根据地之后，初步形成了地跨鄂、豫、皖、苏、陕五省的中原解
放区。 1948年，中原解放区进入不断发展和巩固的阶段。
1948年2月，中央曾决定要陈质和我去搞豫陕鄂，由我任豫陕鄂中央分
局书记。我奉命到达豫西，一路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特别
着重传达中央关于新区政策的指示 （我是友晋冀鲁豫中央局听陈毅同志传达
的）。此时，刘、邓大军已从大别山撤回豫西，正在那里召开旅以上政治工
作会议，刘、邓也让我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和讲话。到
豫西不久，刘、邓告诉我中原局已向中央报告，豫陕鄂中央分局不成立了，
你从中央带来的干部都交给我们。你住在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
从晋翼鲁豫到豫皖苏
任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
等了一段时间，中央来了命令，决定组织豫皖苏中央分局，以我、吴芝
圃、粟裕、张国华、刘瑞龙、杨一辰六人为委员，我为书记，吴芝圃为副书
记，粟裕兼军区司令员 （未到职），张国华为副司令员，我兼军区政委，吴
芝回兼副政委。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为吴芝圃，副主任为杨一辰。豫皖苏解
放区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根据地之一，在斗争最残酷时我军主力
曾一度撤离，但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该地继续坚持斗争。1944年7月下旬，党
中央令“新四军第四师西进豫皖苏边区，首先恢复肖县、永城、夏邑、宿县
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大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同年
八月，四师彭雪枫、张爱萍师长奉命先后率主力西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
于11日即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
日民主根据地。1946年10月，中央决定正式恢复豫皖苏边区，由吴芝
圃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陈赓率部南下挺进后迅
速扩大了解放区，建立了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
的豫皖苏根据地。我到豫皖苏任职时，该根据地下辖8个地委，3个市，68
个县，1600多万人口，为中原解放区最大的根据地。
同时，中央指定粟裕和我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粟裕仍任华东野战军
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陈毅离职时其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并任命我为华
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问我什
么时候到总部上任？我对他们讲，我这个第三副政委是挂名的，我还是主要
在地方搞支援前线的工作。毛主席于1948年5月给陈、粟、谭震林和我的电
报中明确指出“宋任穷同志亦非专任华野副政委而是以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
兼任副政委，故于华野大政方针之命令文件应当署名，而于日常事务及战役
作战之命令文件则不须署名。”
豫皖苏中央分局归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因受战争环境影响，驻地不固
定，在界首以及以界首为中心的毫县、杞县、太康、郸县、淮阴等县一带流
动。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继续清剿
顽匪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城乡生产，繁荣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
解放区，支援前方作战。
执行中央的新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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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
初到新区，我们有些同志犯有急性病的错误，采用了一些“左”的做法，
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譬如，简单地抱着尽快完成土地改革的愿望，轻
率地照搬老解放区的经验，决定在新区农村立即实行土地改革。实践证明，
这是行不通的。新区往往敌情比较严重，国民党和地富的武装力量尚未肃清，
群众和干部的准备程度不足，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分配土地的要求，
本地的正派的基层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外来干部又来不及熟悉情况。
在这种条件下，匆促实行土地改革，是不成功的。农民一般都不敢要有势力
的地富的土地，有些地方分配了土地之后，国民党军队结合当地地富势力，
很快组织起反攻，使这些地区受到严重摧残。毛主席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讲到
这种情况时说：“才去到新区，群众热烈欢迎，打土豪分浮财人家就走了，
不热烈了。这是硬搬土地法的结果。”
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适时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有很大区
别，应当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并明确指示，在新区“要充分
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
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
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
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
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
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
在豫皖苏解放区，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在辖区内
的老解放区仍实行土地改革，在新区的农村则立即停止土地改革，开展减租
减息的群众运动。减租，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二成半；
减息，实行对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的旧债，按月利分半计算清偿的办法，
普遍为农村各阶层群众所接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在实行减租减息
的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讲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
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暂时改为减租减息，是因为土改条件
尚不成熟，减租减息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对此有个别干部包括领
导干部一时思想不通，认为不立即进行土改是“右”了，经过耐心说服特别
是经过实践，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方针。
从政治上坚决打击散布在广大农村中的反动的恶霸分子，是新区土地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争取多数，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我们在进行这
项工作时，注意严格控制打击面，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打击
大地主中的恶霸反动分子，对于群众最为痛恨的小地主、富农及保甲长中的
恶霸分子也予以打击，而不去惊动小地主、富农的大多数。地主富农中的左
翼分子，我们则同他们合作。新区地主富农中历来都有一部分左翼分子（其
中有些是知识分子），拥护我党反帝反蒋的政策，有些能在我党的教育下改
变其地主富农立场，执行党的路线，对这些人我们就同他们合作，加强对他
们的教育，并吸收其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对于由于斗争的深入，思想发生动
摇以至障碍运动发展者，则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可继续
任用，有的要调动职务或送去学习，对于坚持错误不改者坚决清洗。
恢复发展工商业，
整顿金融秩序
正确对待工商业者是新区政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初到新区，供给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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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事屡有发生，如没收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假借没收官僚
资本反动分子的财产，没收了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中央和中
原局发现后，坚决予以制止。
中原局于1948年9月29日就进一步恢复工商业问题发出专门指示，指
出：只有使工商业获得恢复与发展，才能安定广大的工商业者及市镇工人、
贫民的生活，吸引他们成为反美反蒋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才能加速城市工
业品与农村生产品的交换过程，减少二者之间的剪刀差额，大大有利于农民
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金融流转，增加市场的货币流量，以利我发行与巩固
中票（注：指在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价值；才能便利于军
需供应及财政征收；也只有积极地去帮助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才能取得对
于工商业者的领导。对于破坏工商业的行为，要求我们一经发现，即严格纠
正。同年10月23日中原军区的安民布告中又明确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
凡私人资本经营之工厂、商店、作坊、企业、公司、银行、钱庄、货栈等，
一律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对于农村中恶霸地主财产中的工商业部分，也
不予没收，留给其家属经营，对于已经破坏或没收的，必须实行适当补偿。
为了克服新区的经济混乱状况，减轻人民负担，安定民生，有利于发展
生产，我们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废除国民党旧货币，发行新区货币。国民
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革命内战，掠夺人民，滥印纸币（先为法币，后改为金
圆券），致使物价飞涨。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20余倍，1948年
第一季度又上涨八倍。银元与敌币之比，一年之间，由1比3.5万骤升到1
比800万。敌币贬值之快，令人瞠目。不时宣布某种面值的敌币作废，结果
都烂在群众手中，使老百姓受害无穷。
为了保护人民利益，中原局决定在中原解放区肃清敌市，发行自己的货
币，即以中州农民银行的钞票为中原区的本位币。中原局所属各区的一切财
政税收，公私交易及供给制度均以中州钞为本位，规定其法定价格为中州钞
200元合银洋1元。友邻解放区银行的钞票，如冀南解放区银行发行的冀钞，
暂时继续准予流通，并规定相应的价格。指导人民群众积极向国民党统治区
输出敌币换回必需品，以减少损失。在豫皖苏，我们在每个村都组织排法（排
除法币即敌币）代表小组，主要吸引小贩参加，积极输出敌币，换回物资，
农民小贩均从中得利，收效很明显。上述做法，严重打击了敌币对人民的掠
夺，保护了中原人民的利益。在中州钞发行初期，为补救通货缺乏，准许银
元在市场上流通，俟中州钞地位巩固后，即禁止银元流通。当时金融斗争很
激烈，我兼任分局财经委员会主任，骆耕漠同志为副主任，我们经常开会，
有时一天要开两次会，研究应付金融战线出现紧急情况的对策。 1949年3
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先后解放，中原、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联成
一片，中央决定在中原解放区正式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作为统一货币，
井规定1元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等于3元中州农民银行钞票。中钞发行历时九
个月，在中原地区起了积极作用，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减轻群众负担，
组织人民支援前线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豫皖苏地区支援前线的任务日益加重。广大
干部和人民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同时，我们有些后方机关和前方部
队曾发生乱抓差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为此，中原军区于1948年9月颁布
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的布告。规定前后方任何机关、任何个人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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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无偿派差，禁止只供给伙食，不给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并对各种运费
作出具体规定，如转运一名伤员行50里者，发给运价粮食30斤；运送军械、
弹药、被服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粮食32斤，驮载25斤；运
送公粮、柴草等，每百斤百里，人力挑运为23斤；民运集中待运期间，因气
候阻碍运输时，每人每日发给粮食3斤半，牲口每头骡每日9斤，驴每日7
斤，牛每日6斤。布告的最后
一项为：“严禁抓夫支差，凡违犯上列各项规定者，按情节轻重予以警
告、禁闭、撤职等处分。人民可以拒绝此种支差，各级政府对此等犯法人员，
可予逮捕，扭送军事机关惩办。”以上措施，保护了人民利益，减轻了群众
的负担，深受群众欢迎。
淮海战役揭开序幕后，中原局于1948年11月13日和16日，先后发出
了关于全国支援淮海战役的紧急指示和支援淮海战役致豫皖苏的指示，指出
此次徐州会战是围歼国民党在长江以北最大主力，是一次最大的决战，也可
能是最后一次大决战。此战如获全胜，则长江以南将无大战，全国战局将发
生基本变化。要求中原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和人民不顾一切疲劳，克服一切困
难，忍受一切损失，以争取此次决战的胜利。并责成豫皖苏分局加强支前机
构与支前工作，授权支前机关全权征调粮草与民夫担架，保证一切作战需要，
责成豫皖苏有关专署组织强大的供应站，供应作战部队油、盐、猪肉、菜蔬
及黄烟、烟叶、纸张等，保证部队必须的生活水准，以维持部队战斗力，并
指出，“在征调过程中，群众负担不公者，以后允许再行调整。”指示我们
必须保证铁道、公路之畅通，尤其是接通前线之公路、桥梁必须保证经常畅
通无阻。还指示各后勤部门必须重新部署工作，如后方医院的设置，药品、
弹药、军鞋等的采购和供给，使之适应战争之需要。豫皖苏分局遵照指示全
力投入紧张的支前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决心忍受一切艰苦，克服
一切困难，倾家荡产支援前线，争取战役全胜。
据统计，豫皖苏人民支援粮食2.1亿斤，柴草5.3亿斤，担架12.5万付，
后方男女老少，不分昼夜磨面、碾米、制鞋，有的献出仅有的口粮和种子供
部队食用，有的甚至拆下住房木料供给部队，形成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在淮
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赶到前线了解支前情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
粟裕同志告诉我：前方缺柴禾，必须紧急解决，以保证部队战斗力，我们当
即采取应急措施，尽最大努力解决了部队的柴禾供应问题。当时我们下了决
心如果柴禾供给不足即使拆房也得保证前方的需要。坚强的后勤保障极大地
支援了前方。
随着解放战争之节节胜利，新解放区不断扩大，需要有计划地准备大批
干部调往新区和城市工作。豫皖苏在这方面的主要做法有：各级党政军的领
导机关，均分别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设各种干部训练班，地委经常举办轮训
区委及可培养为区委级干部的训练班，县委举办乡村干部及积极分子训练
班；行署除继续办好各中等学校和扩大加强原有的军政于校、建国学院，培
养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军政人才外，还开办财经学校，豫皖苏机关报社附设
新闻训练班，培养财经、新闻干部。大量培养提拔干部，各级各种重要岗位
一律增设副职，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以备提升或调用。凡抽调干
部，一般抽正职留副职，提外来干部留本地干部，抽调干部，由地委提名，
报分局批准，抽调区级干部，由县委提名，报地委批准。中原局认为豫皖苏
分局关于培养提拔和抽调干部的部署很好，摘要通报各地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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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原形势的胜利发展，为了统一领导全区的各项工作，1949年3月
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邓子恢
为主席，吴芝圃、李一清为副主席。3月7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正式宣告
成立，豫皖苏中央分局和豫皖苏行政公署同时宣告撤销。中央决定调我任中
共安徽省委书记。
组建安徽省委，
出任省委书记
1948年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
林电报向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
即建立，宋任穷、曾希圣等应即到职使有依托。否则，江淮、皖西不能统一，
妨害极大。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
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
皖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请早
示复。”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江淮皖西必须统一。究以立即建
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
门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
淮海战役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当即开会研究决定，并报中央
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2月16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安徽省干部分工情
形》的电报：“（一）为统一安徽全省工作，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并规定原
华中工委所辖的江淮区党委、原中原局及豫皖苏分局所辖的皖西区党委、淮
北各地委及全部皖南地区，统一归安徽省委领导。 （二）决定以宋任穷、谭
启龙、曾希圣、曹获秋、黄岩、张劲夫、汪道 涵、梁从学、孙仲德、李步
新、李世农、宋日昌、杨光池、张恺帆等十四同志为省委委员，以宋任穷为
安徽省委书记兼省府主席及军区政委；谭启龙为副书记兼皖南区党委书记；
黄岩为组织部长；曹获秋为宣传部长；张劲夫为省府副主席；汪道涵为财办
主任；张悄帆为秘书长；曾希圣为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梁从学力第一副司令，
孙仲德为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赵汇川为副参谋长；杨光池为政治部主任。
（三）上述决定，已经中央批准，应立即实施。”
2月底，我奉命到达合肥，即召集曾希圣、张劲夫、汪道涵、曹获秋、
彭涛 （皖西区党委书记）、桂林栖（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开会，宣布中共
安徽省委成立，明确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全力在皖北地区开展渡江支前工
作，同时筹建省委工作机构 （仅设组织部、宣传部两部）。大兵团集结于一
地作战，物资需要量极大，支前工作艰巨、繁重，安徽省应全力以赴。在华
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在部
队运动途中及集结地设立了兵站，构成了四条补给线，组织和运用了各种运
输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部队所需的物资和器材的供应。合肥、六
安至安庆路上，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军粮。为了筹集渡江船只，我们与部队
共同组成船只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搜集、打捞和修补船只，积极启发
和提高船工的政治觉悟，通过船工与部队合练，建立了同舟共济、胜利渡江
的思想基础。整个渡江准备，是在解放区人民“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
有船”的伟大支援下进行的。
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4月初，华东局向中央报告：“由
于要集中主要干部负责城市工作，由于主要干部仅够配备，因此决定，暂不
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开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中央批准了华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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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这样，中共安徽省委遂结束工作，皖北、皖南区党委相继建立。我
奉调到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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