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 章在中共中央西南局
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离开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在这以前刘伯承同
志已调到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任命贺龙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并决定将我从云南调到重庆，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张际春同志和李井泉同
志任第二、第三副书记，一起协助贺老总主持西南局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
后，心里很不安，感到难以担此重任，赶紧找到贺龙同志，竭力推荐李井泉
同志任第一副书记，说李井泉同志工作有经验、有魄力，比我更合适。贺龙
同志对我讲，四川是个大省，需要有一位得力的同志去主持工作，中央已决
定井泉同志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奉命赴任。小平同志离任之前，在成都召集我们西南
局几位负责同志开了一个小会，宣布了中央的任命。大家进行了讨论。小平
同志简要的作了一些交待。之后便直接乘飞机从成都飞往北京赴任。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在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后成立的，是党
中央在西南的代表机构，设在重庆市。邓小平同志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
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
同志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小平、伯承、贺龙同志的共同
主持下，在西南地区胜利地进行了清匪反霸、改编旧军队、土地改革、镇压
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进军西藏等各项斗争和工作，为
西南地区各方面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1952年到职，至1954年大区
行政机构撤销后离任，前后差不多两年时间。当时，西南局的常委，除正、
副书记外，还有王维舟、周兴、张子意同志。西南局的委员，除常委外，还
有陈赓、周保中、李达、蔡树藩、周士第、王新亭、廖志高、陈锡联、谢富
治、杨勇、苏振华、张霖之、于江震、郑伯克、李明、李大章同志。
西南局由贺龙同志挂帅。贺老总胸怀全局，善于抓大事、抓中心，又善
于发挥集体的力量，带领大家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共同做好各方
面的工作。贺龙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精神。他作风民主，爱护
干部，团结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贺老总的领导下，西南局的领导
班子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大家都感到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心情
十分舒畅。
积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贺龙同志言传身教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对于刚解放不久的西南新区来说，大批新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不
熟悉；老干部由于面临着崭新的任务，也迫切需要重新学习。因此，西南局
把组织学习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贺龙同志亲自抓这件事，他在
1952年10月6日由西南局和重庆市联合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上讲：“中国
革命是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成功的，今后的工作更要依靠马克
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他号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
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强调“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何运用之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最
后他说：“我自己虽然快六十岁了，但我一定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直
学到老。”贺龙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亲切感人，对西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
学习毛主席著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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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重于言教。贺龙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制定了一份学习《毛泽东选集》
的计划。这个学习计划我保留了一份，多年来一直保存着，现全文介绍如下：
关于学习 《毛泽东选集》的计划
贺龙
（一）学习的目的与要求：
关于毛主席的著作虽然有些已经学过。但不系统，对某些问题的了解还
不够深刻。因此时常感到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对某些
问题的处理就难免从经验出发，这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
由于主观努力不够，学习不经常。今后，为了更深刻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贯
彻到工作当中去，使工作搞得更好，决心用“钻”与“挤”的精神，经常地、
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在可能条件之下，尽量争取八个月学完《毛
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
（二）学习的具体计划：
（1）学习方法——以个人阅读为主，利用时间与同志们漫谈。并同时学
习文化，读完一篇文章后，用最短的文字把中心或心得记下来，以便练习写
作，帮助记忆。
（2）学习时间——每日上午七时至八时，每星期六小时，下午如工作及
精力允许的话，还可或多或少抽出一点时间学习 （不算在计划之内）。
这个学习计划，倾注着贺龙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表
现了这位革命老战士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精神。毛主席曾建议贺龙同志要
学习文化，因此他在学习计划中专门写了一条，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
化、练习写作结合起来。贺龙同志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时，他虽然患
高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辍，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挤时间多学一
些。在贺龙同志带动下，西南局从书记、常委到一般干部，都制定了学习计
划，形成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风气。
在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52年10月6日，在西南局、重庆市联合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上，贺
老总发表了重要讲话。由于西南局宣传部有关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疏忽，造
成《新华日报》报道失实。在这次大会的报道中，没有写贺龙同志到会讲话，
只提到我在会上讲话。这是个严重错误。我当即查明情况，向贺龙同志汇报。
贺老总正在吃饭，放下碗筷说：“我以为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这没有什
么！”他一再嘱咐我，不要为这件事去处分人，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批示。
经办这件事的同志，自知犯了错误，主动写检查，请求处分。当他听到贺龙
同志的指示后，深受感动。事隔几十年了，提到此事，还记忆犹新，深感贺
龙同志对干部的宽厚与爱护。贺龙同志谦虚谨慎，不突出个人，不居功自傲，
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使我们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大抓经济建设，
各级党委集中力量做好经济工作
1952年底，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地领导
我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根据中央的部署，西南
局把经济建设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集中主要力量抓经济工作。解放前，
西南地区除了军工企业较多以外，整个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我们
在厂矿企业主要抓民主改革工作，普遍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和民主制度，
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热情高涨，合理化建议大量涌现，促进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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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和发展。全区的工业生产总值 1951年比 1950年增长百分之 134。
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但是厂矿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质量
差、设备利用率低、财务管理混乱、流动资金周转慢、成本高、事故多等一
系列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多数干部不熟悉经济工作，缺乏领导生产的
经验。党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西南局针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厂
矿企业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统一全党思想，使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抓好经济建
设是全党工作的中心。贺龙同志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西南局召开的厂矿
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省市委必须集中力量做好经济工作。”他严肃指
出：“我们一定要学会厂矿工作，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把工厂办好、厂
矿办好，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办不好是关系到国家计划经济的问题，有的甚
至必须追究法律的责任。”他还号召在厂矿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刻苦钻
研业务，学会一套生产建设的本领，由外行变成内行。他还要求“共产党在
工厂、矿山的组织，应当成为生产的中心、团结的中心、思想教育的中心、
带动厂矿前进的中心。”西南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西南局领导的各种新闻
媒介以各种形式反复宣传党取得政权后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要意
义。
二是在民主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着重抓厂矿的生产改革。当时，西南
地区厂矿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管理与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不
相适应。进行生产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在厂矿工作会议上
对这项任务作了专门部署。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人在厂矿工作会议上
所作的《关于厂矿生产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生产改革的目
标是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逐步达到实行经济核算制和
施行计划管理；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核查资产，确定定额，提高产品质
量，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成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厂矿的面貌有明显改观。
三是调得力干部充实工业战线。解决好干部问题，是当时搞好厂矿企业
的关键。西南局作出决定，抽调一批优秀的地、县委书记和军队转业干部加
强厂矿企业的工作，并作了具体部署。贺龙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全党全
军必须按照计划，抽调优秀干部，及时配备到经济战线上来。”鲁大东同志
就是此时从地委书记调到一个大厂主持工作的。
四是树立先进典型。我们除了号召大家积极学习全国的先进典型以外，
还树立本地区的典型。如21527厂由于学习先进经验，改变了生产面貌，为
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1953年1月，我和张际春同志随贺龙同志到该厂参加
发奖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27497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总结出来三
百多项先进生产经验，有六百多位同志因此获奖。贺老总给该厂全体职工写
了贺信。贺信说：“喜报传来，我们欣喜异常，特此向你们全体职工同志热
烈祝贺。深望你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互助，继续努力，巩固既
得的成就，争取更大的创造，为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任务而奋斗。”
这些先进典型为推动西南地区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东北地区在厂矿企业实行一长制。西南局研究后认为，一长制是
照搬苏联的做法，不适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西南地区不宜实行。我们
认为，根据当时西南地区的情况，还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比较好。
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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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党中央酝酿了很长时间。1953年，毛主席在中
南海西楼召集会议，再次研究总路线问题，通知中央局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我作为西南局的负责人之一，一连参加了几次会。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畅
所欲言，讲话时都没有稿子，唯高岗一人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声音很
小，而且念得结结巴巴，显然是别人为他拟的稿。主席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发
言，在他亲自主持下，对总路线如何表述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推敲琢磨。1953
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总路线的提法正式进行了讨论，形成了比较完
整的表达。同年9月24日发布的庆祝国庆四周年口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
布了这条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一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同年12月，毛主席在审定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即概括为：“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
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
就要犯右倾或 ‘左’倾的错误。”
总路线公布后，西南局决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广泛地组织干部群众
学习，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并要求各行各业都在总路线指导下
进行工作。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拥护，一致认为这条总路线充分反映
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现在看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及时的，内
容也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指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极大地鼓舞了群众
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农业、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这个提法本身
就具有明显的防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含义。但是在后来的贯彻执行过程
中，恰恰出现了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问题，由于头脑发热，一再加快速度，
工作也做得比较粗。这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不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
的问题。
提高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
组织部队支援经济建设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在胜利完成清剿顽匪百余万和改编旧军队九十余万的
任务之后，在领导部队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的同
时，积极组织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贺龙同志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十分重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说：“军
队是国家组成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非常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
他进一步指出：“首先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政治品质，要
具有先进的军事科学素养和高度的文化水平。”他在抓紧部队政治思想教育
和军事训练的同时，针对当时部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状况，号召“掌握文
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亲自到西南军区文化教育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
“不过这一关，我们的战斗力就提不高，就不能锻炼成为能够掌握现代战争
的军事技术的强大武器，也不能直接和毛主席的著作见面，不能很好地接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贺龙同志还指示部队把全面开展战斗性、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部队生活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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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很有生气，使广大指战员具有强壮的体质、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文化
生活。
1953年，解放军某部为修建射击场，不利用荒地和附近暂不使用的飞机
场，却占用大量可耕土地，还平毁了一部分坟地，涉及到十几个自然村，群
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即将此事电报中央和军委，同时
转发至西南各省委和各军区，指出这种做法“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脱离
了群众。其他机关、部队及地方企业部门的基本建设过多地占用及过早地圈
了群众耕地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贺龙同志要求：“各省委、军
区派出得力干部进行切实检查处理，将过多的占用了群众的耕地坚决退回群
众耕种，并赔偿群众损失，已经圈了但暂不使用的土地，应尽量让群众耕种，
绝不能让它荒了；购买价钱太低的应补足，免使农民吃亏。今后所有机关、
部队占用耕地时，须绝对遵守中央指示，必须经西南局批准才行。”西南局
和西南军区及时派人下去妥善处理了此事，将占用的耕地全部退还群众，并
按实赔偿损失，挽回了不良影响。贺龙同志对这件事的严肃处理，为我们树
立了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坚决维护群众利益的好榜样。
在党的中心转向领导经济工作之后，西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地
方的经济建设，在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中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解放前，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十分不便，严重地阻碍
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一解放，国家便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建设。成渝、宝成、成昆铁路和成阿（成都至阿坝）、
康藏、川康、康青公路等主要干线相继开工。解放军是筑路的主力。这些线
路大多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工程十分艰巨。以全长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康藏
公路 （从西康省的康定到西藏的首府拉萨）为例。这条公路要穿过绵亘千里
的高山峡谷，要跨越波涛汹涌的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最艰险的怒江段，
山如刀削，崖似斧砍，飞鸟不至，人无立锥之地。筑路大军只能吊在悬崖峭
壁之间奔腾的江水之上悬空作业，在高达数十丈的半山腰上劈出一条路来，
工程之险为我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所罕见。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康藏公路的筑建工作，他在重庆亲自召集筑路部队负
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并派西
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到工地检查督促工作，又责成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率
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队的生活保障和各项物资供应问
题。
其他公路、铁路筑建工作之艰巨由此可见一斑。勇敢顽强的筑路大军，
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战胜了地势险要、
气候恶劣等重重艰难困苦，在自古叹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两南地区
建筑了条条铁路和道道公路，为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
巨大贡献。
1952年11月20日，康藏公路康定至昌都段提前50天通车。毛主席、
朱总司令亲笔题词慰问筑路队和民工。毛主席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
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
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刘伯承、
贺龙同志在嘉奖电中说“康藏公路通车昌都，为今后康藏交通建设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国防建设、发展西藏经济及民族团结，均有显著的贡献。”
解放军筑路部队为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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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条铁路和公路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同全国的铁路和公路网络沟通，为西
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带来了幸福和繁荣。
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执行中央关于撤销大区的决定
1954年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西南地区参加四中全会的同志到北京后，贺龙同志问 我们，你们闻到
点什么味道没有？我们不解其意，没有作答。他又说，你们有点感冒了吧。
贺老总告诉我们，毛主席也曾经这样问过他们。事后，我们才理解，贺老总
是说我们政治敏感性差。
1952年底，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此后，他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企图夺取更高的权力。他散布流言，集中攻击
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破坏中央威信。同时吹嘘自己，并
且进行非组织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陈云
同志察觉高岗的反党分裂活动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毛主席的
重视。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岗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主要就是解决高岗以
及同他积极配合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饶漱石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
的团结的决议》。
党中央对高、饶以及个别与此有牵连的同志，均采取“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方针。毛主席讲过，检讨得好，真诚悔过的，要适当安排工作。但
是，高、饶不恩悔改，拒绝做认真的检讨，高岗最后走上以自杀对抗党的道
路，中央才干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饶的
党籍。对于有牵连但是检讨比较好的几位同志，以后都安排了适当工作。这
些同志在认真吸取教训，改正了错误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为党
做工作，有的同志又被委以重任。
回到西南后，贺龙同志亲自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西南各级党组
织认真贯彻执行。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没有层层抓小高、饶，没有扩大批
判的范围，也没有伤害什么人，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在领导班子内部各自多
做自我批评。特别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
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
争。”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摆正个人
与组织的关系，要把个人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警惕和防止居功自
傲情绪和个人主义的滋长。强调党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和派别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及贯彻执行非常及时，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也清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场斗争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自始至终进行得比
较稳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同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和中央局。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32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写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
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
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
的任务。现在，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
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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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
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
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议还同时指出此项工
作“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做得非常稳当。”
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并于同年8月，召开
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强调撤销大区是一项复
杂细致的工作，对于上下衔接、人事调配等各项具体问题都要妥善安排，避
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对西南一级行政机构撤销的步骤，按照先易后难，
先简后繁的原则，逐个加以撤销，我们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将该撤销的
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划为早交迟撤，早交缓撤和早交早撤三类。早交
迟撤的有商业、交通、地方工业；早交缓撤的有教育、民族事务、粮食部门；
早交早撤的有公安、文化、高教、卫生、民政、劳动工资、监察、检察、财
政、水利、气象、群众团体。还有些不能撤，必须整个机构移交的如交际处、
广播电台、商店、报馆、美术学校、剧团等。原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市已子
7月1日即并入四川省的建
制。
安排好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我和贺龙、李达等同志于1954年12月
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
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
做好少数民族工作
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西藏和平解放后，中
央决定西藏工委由西南局代管。西藏更是藏族的聚居地区。因此，西南局始
终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谨慎、妥善地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西南
地区的稳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同云南省一样，也是比较普遍
地存在着“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如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谓两不通，即：“团
结上层不通，不土改不通。”因而，对有些可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已
经安排职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制度急于进行改革，
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够尊重，有的地方发生过征收少数民族的祭祖
田、清真寺，毁坏寺庙，挖掘祖坟，激起群众不满的事。个别地方甚至发生
乱斗，乱捆的严重事件。而往往到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干部这种急躁冒进
情绪就容易抬头。
为此，西南局一方面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各级民委机构，向各民族地区
加配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指出西南地区由于民
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矛盾之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
阶级关系，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要求各级干部充分
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认真执行团结民族
上层的政策，推行民族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各项政策。
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凡是
涉及到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不论事情大小，西南局都向中央报告，请求
中央指示。我记得有这样几件事：
贵州与广西毗邻的一个县准备将几个苗族聚居乡划给广西苗族聚居县的
事，经两省反复商量，西南局进行了讨论，最后又请示中央，中央为此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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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出批示：“凡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整行政区划，均须征得有关民族首
先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同意，始得进行。”
1953年，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是组织西藏、昌都两个团，还是合
并为一个团，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何排列的问题，都是由西
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西南局1953年5月4日关于这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中写道：“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今后凡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只要是有原
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必须报告请示中央，否则即或看来是很小的事，也
往往牵涉全局，将会陷我们于被动。”
1952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未向中央报告。西南
局未请示中央就作了决定。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必
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
待”，“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
然后执行。”
关于在民族学院发展几位藏族学员入党，采取什么方针和办法的问题，
我们也请示了中央。中央都给予明确指示。
为了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推动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西南局及各省
委都专门召开过民族工作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由于有中央及时和具体的指
导，各级党委的重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大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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