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干部部
1954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排在赖传珠同
志前面 （赖也是第一副部长），协助罗荣桓部长主持总干部的日常工作。
我1954年12月到职，1955年1月正式上班。当时，我还担任了中共中
央副秘书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好几个职务。我考虑到精力有限，不
可能把身兼数职的工作都做好。为此，我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
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
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
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别的事很少去做。
罗荣桓主持工作，
干部来自五湖四海
那时，我住的地方离罗荣桓同志的住处很近，我经常晚间上他那里去汇
报工作情况和问题，向他请示，罗帅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对总干部部工作，
从大的方向到具体部署，作出明确的指示，并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我和其他
几位副部长都很尊重罗帅，认真按照他的指示进行工作。
总干部部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掌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是与总
政、总参、总后并列的一个总部。我到总干部部之前，已经建立了总干部部
党委。罗荣桓同志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工作繁忙，没有参加总干部部党委。
赖传珠同志为书记，徐立清同志为第二书记。五位二级部部长为委员。这些
同志的情况大体是这样：赖传珠同志，江西人，是红一方面军的，在红一、
五军团、新四军工作过，来自四野；徐立清同志，安徽人，是红四方面军的，
在第一二九师工作过，来自一野；一部部长李信同志，湖南人，是红二方面
军的，在红六军团、第一二○师工作过，来自四野；二部部长王文轩同志，
是山东地下党的，在山东纵队、第一一五师工作过，来自三野；三部部长袁
子钦同志，福建人，是一方面军的，长期作学校工作，在一、二野都工作过，
来自志愿军；四部部长曹广化同志，是1926年入党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
讲习所学习过的老同志，是四方面军的，在延安军委参谋部和留守兵团工作
过，来自四野；五部部长郭炳坤同志，陕西人，是陕北红军的，长期在陕甘
宁边区工作，来自一野。在我将要离开总干部部时，又将在一方面军、留守
兵团、二野、华北军区和东北军区工作过的甘渭汉同志调来担任总干部部副
部长。罗荣桓同志在组建总干部部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抽
调各个方面的干部。不仅领导干部如此，一般的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这样。领
导干部是由军委指名抽调的，而一般干部则只提出具体的选调条件，由各大
军区按条件选调。可以说，总干部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力求照顾到各个
野战军及历史上各个大作战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这很有好处，既便于开
展工作，交流经验，熟悉干部，也有利于增强全军的团结。不只总干部部是
这样，在组建其他单位时，也是如此。
我到职时，总干部部已初具规模。下设了四个二级部，即：一般兵种干
部任免部 （简称一部），管理一般兵种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特
种兵干部任免部 （简称二部），管理各特种兵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
作；组织统计部（简称三部），管理干部的组织、调配、培养、数质量统计、
军官预备役及抚恤保健等工作：军衔奖励部（简称四部），主要管理授予军
官军衔及颁发勋章、奖章等工作。此前曾设立过抚恤保健部，但已于 1953
年撤销。1955年5月，又增设了预备役干部动员部（简称五部），主要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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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役军官的各项工作。一共五个部、一个办公室。赖传珠副部长分管三、
四、五部和办公室，徐立清副部长分管一、二部。
建立军衔制度，
颁发勋章奖章
那几年，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正规化、现代
化国防军的总方针，我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到全国统一，由单
一兵种到诸军兵种，由游击队到建立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在这样一个大
的转变和发展的形势下，总干部部面临的任务繁重，工作头绪很多。至今印
象最深、当时耗费精力最多的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这方面的主要
情况是：
1955年2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正式颁布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了适应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条例专门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
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特别是建立军衔制度，是一项既新
且急需实行的工作。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将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进
行完毕。
1955年2月12日，经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下令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
的勋章奖章条例》。军委指示，全部勋章奖章分两期颁发完毕。1955年颁发
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年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
这两项工作都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这正是我刚到总干
部部以后面临的一项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迫的工作。1955年，我大部分
时间都用到了这两项工作
上。
为着指导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军委于1955年1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
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实行军衔
和勋章奖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并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
批准的权限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总干部部也在1月份召开了全军军
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奖励工作中的标准掌握，评定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和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作了具体部署。各级还专门成
立了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
这两项工作传达到部队以后，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
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
好看，因而和别人比高低，有的竟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军衔。这就使
我们意识到，要搞好评衔工作，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
分干部中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
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
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如果搞得不好，不但会损害干部的积
极性，还会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
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就在于搞好平衡排队工作。这就要求在全面考
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
求意见。那时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所以都由总干部部搞平衡排
队的工作。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它日常工作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
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斟酌。当时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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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评衔标准方面，除了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
经历和对革命事业
的贡献以外，还适当照顾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照
顾到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已在地方
工作的干部与军队有历史联系或与某一地区有联系的代表
人物的授衔问题。比如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当大使的和在地
方工作的，有的也提出要军衔。好在中央和军委领导都很关
心重视这项工作，能够及时听取我们的汇报，及时给我们指示。有些高
级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亲自出
面去做。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
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谢授元帅衔
这里要特别说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元帅军衔、不要勋章的一些
情况。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
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
毛泽
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
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
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
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
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
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
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主席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
态度，因此他在会上表示，我也不能作结论。其中有位民主人士说，人大作
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少奇同志当时讲，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
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最后少奇同志只好表示：
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
会议不作决定。
以后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
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援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
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
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
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
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
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
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
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
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
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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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评大元帅，只评了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
175名中将，802名少将。还有2名上将、2名中将以及一部分少将，是在1956
年以后授的。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
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
都没有授予军衔。首批授衔授勋仪式，是在1955年国庆节前夕，9月27日
在中南海隆重进行的。首先举行授衔仪式，由毛主席授予元帅军衔；由周总
理授予将官军衔。授衔仪式后，着上礼服，接着举行授勋仪式。元帅和将军
的勋章，都是由毛主席授予的。各大军区、各总部、军兵种、院校，随后也
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也
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
是历史总结性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
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军队干部的上进心，激发他
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都有重要的作用。
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做好六个方面工作
除了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工作外，总干部部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
主要有：
一，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那时共
有八大总部，其中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都是
在1954年底和1955年内相继建立的。已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
部、总后勤部和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一下需要那么多干部，
都从哪里来呢？当时，时值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
西南六大军区，主要都从这六个大军区选调干部。六个大军区撤销后，组成
了十二个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
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 1956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那时选调干
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在选调过程中，认真贯彻
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破除了论资排
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如总干部
部的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三、四岁的副部长。事实说明，这些干部提
起来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对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二，从军内外选调一大批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人才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培
训干部。战争年代，我军就很重视培训干部，建国后更加重视这项工作，特
别重视办学校培训干部。如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级步兵学校、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都是在那个
时期先后建立的。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
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办学校的干部，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科学知识。
除了从部队选调一些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以外，相当多的教学人才是请地方大
专院校支援，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不多都是从地方上选拔的尖子
人才。总干部部不仅要负责选调办学干部，而且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教学
计划，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分配毕业学员，还包括选派留学生进苏联军事院
校学习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为全面提高我军干部的素质，加强我军革命化、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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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关于1955年选调工农战斗骨干入学和1956年初提
出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的问题。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1955年将有80万战
士要复员。我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
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的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中特别是从参加
过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
部。为此，我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
他们都表示同意。军委遂发出了关于部队复员时注意保留工农战斗骨干问题
的通知，要求从部队（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部队）的战士、班长特
别是战斗英雄模范以及副排级干部中，将政治纯洁、工农出身、具有战斗经
验、年龄在23岁以内、身体强壮的优秀分子选拔20万人左右，有计划地送
入学校培养。总干部部根据军委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列入了1955年的重要工
作之一，实际上选拔了将近14万人。这本是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
要措施，但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能一下子都送入学校培养
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了要按计划调入学校培养，不适当地把这批骨干冻结
了起来，以至当基层干部有了缺额时，也不让提拔这些骨干，结果使一些优
秀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未能得到及时提拔，甚至作了复员转业处理。虽然在
1956年初已对此作了纠正，但已经迟了一些，这是很可惜的。
总干部部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在职
干部缺额数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
针，在同年3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这个方针的提出，起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都有缺点。只强调“大胆提拔”
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提“大胆而稳妥地提拔”就比较全面了。执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干部过多造成干部超编。这些
都与我们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和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这是应当引以为
训的。这件事，我在1957年初向彭德怀同志和军委写过信，承担了责任。信
的全文是“德怀同志并军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军队大胆提拨干部问题，这一
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
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拨干部这一
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听说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
因我已调离军队工作，应该向军委说明这一点。宋任穷。一九五七年一月六
日”
三，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一
方面国家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需要补充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军队由战争
状态转入正规化建军时期，有一大批编余干部需要安排转业复员。这项工作，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1950年7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
臻为副主任的复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转业复员工作。全国从各大行政区、省、
专署到县、区、乡政府以及军内各级也都建立了复员委员会，专门负责转业、
复员工作。我到总干部部工作前，军队大批编余干部已基本上转业复员到了
地方工作。同时还有31个师和4个团集体转业到农林、水利、地质、石油、
建筑、交通等部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则是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
作。这项工作的量很大，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而且
既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又符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进行得还是比较顺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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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能在平
时减少常备军，节省军费开支，而一旦进入战时，又有充足的军队干部预备
力量，迅速扩建军队，这项制度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施而建立的。关于预备役干部的来源和条例，
在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
1955年5月，军委决定在总干部部正式成立预备役干部动员部。这年12
月召开了全军预备役军官动员工作会议，讨论了预备役军官登记统计办法暂
行规定 （草案）、高等学校实施军训的规划、动员部门的工作职责等问题。
随后，动员工作全面展开。军队转业干部都已登记在册。当时，我们对这一
工作没有经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顾问介绍的经验去做的。但经过大约一年
时间的实践证明，按照当时的做法，过于复杂，难以进行下去，只好把这项
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在 1957年，总干部部的预备役干部动员部缩编为一个
处，并入了总参谋部的动员部。
五，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干部管
理法规。除了制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
例》、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
条例》以外，还要制订有关干部的考核、选拔、培训、使用、任免、调配、
晋升、晋级、工资、奖惩、福利、抚恤、保健、档案、统计、转业、复员、
储备等等一整套规章制度。据初步统计，单是我在总干部部工作的那两年，
这类法规性的文件就下发了107件。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要经过深入
地调查研究，要多方面的反复地征求意见，文字上要字斟句酌，工作量很大。
这些干部规章制度的制订，使得干部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于加强干
部和干部队伍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实行薪金制。
上下一致，团结一心，
罗荣桓同志带出好作风
总干部部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干部部全体同志
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同时，罗荣桓部长非常重视机关的作风建设，重视保持和发
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使得总干部部机关具有良好的作风。
首先是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干部的选
拔使用，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机关院校的组建，军衔、级别的评定，坚持
公道正派的作风，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
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同时又充分照顾到历史上的各个“山头”（以达到消灭
“山头”的目的）及其他方面的特殊情况，不搞山头主义，不搞宗派主义。
第二是处理各种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干部工作各项政策、
制度的制定，都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并在广泛征求与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能从实际出发，照顾各单位的特点，重
视全面考核了解干部，对干部的历史和现状，都经过认真深入的了解，任免
调配干部都能听取并尊重各级党委和各级干部部门的意见。对干部的奖惩都
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
第三是在工作中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总干部部在处理各
种问题的过程中，特别是有关干部的选拔、使用、军衔和级别的晋升调整，
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部党委会、部务会集体讨论决定，没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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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并注意尊重各级党委和下级干部部门的意见。在
总干部部内部和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都能充分发扬民主，做到畅所
欲言。
第四是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总干部部的
办公用房和用具以及各级干部的吃住都比较简单，都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
定，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广大干部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上下关系和同志
间的关系融洽，领导关心群众，广大干部也都尊重领导。
第五是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广泛团结干部，关心爱护干部。
罗荣桓同志要求，要把总干部部建成为全军干部之家。总干部部的同志按照
这个要求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从部的领导到干事，常年在部队考察了解干部；
利用各总部和军兵种在京开会的机会，到住所去看望干部，听取各级干部对
干部工作的意见；对过往的干部都热情接待。领导干部家里，不管是平时和
节、假日，也不分白天、晚上，干部来往不断，都像朋友一样地接待；每天
都有几十封上百封的干部来信，都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十分
重视干部的福利保健工作，关心病残干部的治疗。凡是干部提出的某些实际
困难，只要是合理而又能够解决的，都尽量给予解决。即使解决不了的，也
要回信作好解释工作。
第六是领导干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管理部属。在工作中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在评衔定级等工作中，比同级干部要求更严。例如徐立清同
志，既是总干部部副部长，又是正兵团级，按评衔条件可以授上将军衔。但
他自己坚决要求，不要上将。他的理由就是：他是管干部任免的，他这样做，
更便于做别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总干部部也
聘请了几位苏联顾问。当时，对于我军的制度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
就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讲，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
验，不能照搬苏军的办法。我曾向罗帅建议，苏军顾问到期后可不再续聘，
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并明确表示，既要向苏联学习，又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优
良作风。另外，实行军衔制度，我们曾仿照苏军的做法，进上级办公室后有
一套报告词，搞得大家很拘谨，不利于密切上下关系，我提出在总干部部内
部先取消报告词，大家一致赞成。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
领导人关怀总干部部的建设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干部的专门工作机构，各个
作战区根据各自的情况，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组织、作战、军务部门分
别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进入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
设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我军建设发展的需要，需要建立统一的专门管理
干部的工作机构。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自关怀下，
于1950年初开始筹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由总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派总政第一研究室主任黄镇、副主任刘绍文带领一
部分干部，在北京北池子58号进行筹建。不久，黄镇调离，具体工作由刘绍
文负责。筹建工作从1950年1月开始，同年8月中旬，将过去由中央组织部、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管的军队军事、政治、后勤、技术干部工作，交由总
干部管理部统一管理，总干部管理部在北京成立。同年9月2日，中央军委
将总干部管理部的组成、任务、分工及干部配备电报通知各大军区。9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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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之规定》。随即各级干部部
门从上而下相继建立。9月13日，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干部会议
上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宣布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
长。同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赖传珠、徐立清同志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第
二副部长。1952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
干部管理部”改称“军委总干部部”。 1954年12月，又改称“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干部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政治干部仍归总政治部管理。
总政治部下设有干部部。许多工作都是由总十部部同总政治部共同做的。1956
年12月，中央军委同意罗荣桓同志提议，解除其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任命肖
华为总干部部部长。
1956年6月，中央决定调我到三机部（后为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工作。
9月，离开总干部部，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到三机部后，中央没有
马上免去我在总干部部的职务，直到1957年9月中央才正式免去的。在离开
总干部部时，我向罗帅提出：经过几年的实践，总干部部还是同总政治部合
并，由政治部门统管干部工作为好。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军队不少同
志都有类似的看法。
到1958年，中央决定总干部部合并到总政治部，在总政治部下面设干部
部，统管全军的干部工作。
1956年9月15至2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
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在全党的工作中心转
向经济建设，并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
上召开的，显示了全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我出席了大会，并被
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处成员。大会通过的决议正确指出：“我国
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
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
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
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确
立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八大
的决议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八大的民主气氛浓厚，大家畅所欲言，发言十
分踊跃，大会发言的六十八人，书面发言的四十五人。我在九月二十日的大
会上作了发言，就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着重谈了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
指出集体领导的实质是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工作方面的应用，要把集体领导
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发言的初稿写好后，我请小平同志审阅，他说写得太
原则，让我再进行调查研究后作些修改。遵照小平同志意见，我找了一部分
同志座谈，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在八大，我
被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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