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部的艰苦创业 .2
是我国核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我在二机部工作期间，始终与刘杰同志合用一个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们
合作得很好，党组同志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很好。刘杰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工作，
曾任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年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党
组书记。1954年开始参与创办原子能事业，协助薄一波同志工作。1956年成
立三机部后，他是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全面工作。他对原子能事业钻研较
深，考虑问题思路清楚，善于抓时机、抓关键，有效地推进事业发展。工作
刻苦、努力、扎实、细致，我是很满意的。
刘伟同志是江西兴国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淮海战役，长期
在军队工作，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5年他从公安部警卫局调到原子
能事业上来，先是抓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建设，对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研基
地建设有贡献。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分管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工作有
魄力，善于决断问题。能够经常深入现场，重视工程质量，要求严格。
袁成隆同志，学生出身，参加革命后搞过文化工作、农村工作，担任过
德州地委书记和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调入三机部前是中央二办地区工
作部组长。他热爱原子能事业，业务上比较钻研，工作热情很高，特别在苏
联撕毁协定、中止援助后，抓核燃料系统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抓得较深、
较细、较得力，作出明显的成绩。
雷荣天同志是山西孝义人，早年参加山西抗敌决死队，长期在军队工作。
1955年他从公安部经济保卫局调入地质部，担任铀矿地质局长。成立三机部
后任副部长，仍然主管铀矿地质工作。他对业务也比较钻研，重视研究地质
工作规律，根据发展阶段，提出指导方针，对我国铀矿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
有贡献。他对队伍管理较严，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
深刻。
钱三强同志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者。1948
年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核科学研究事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首
任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兼所长。他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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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
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在二机部工作几年，深感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好。党政领导干部大都
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到了原子能事业
部门，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革命传统，边干边学，在实
践中增长了领导才干，有些人成为十分内行的领导者，出色地领导完成了各
项建设和发展任务。科技队伍中有一批老科学家、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敏捷，工作
积极，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人队伍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但政治素质好，大都是党团员；而且技术
素质也好，不少人怀有高超技艺，解决了许多加工技术问题。所有这些，从
根本上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成功。
我在二机部工作，对干部和群众是信任和依靠的。但是，由于“左”的
思想影响，对一些人思想政治问题的处理，也有不妥，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如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虽然在部机关没有错划右派的事，但是在基层院
所，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技术干部培训班，搞得比较厉害。各单位合计错划了
39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被错划成右派分
子后送到牡丹江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那里，令人感到沉痛。在1959
年反右倾斗争中，有6名局级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虽然后来
我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都没有给他们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但是确实给他们在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工作上也受到了影响。我是当时二
机部党组书记对此当然负有责任。
1960年，中央决定调我去东北局工作。总理问我，我走了以后，谁接我
的工作合适，是否还从军队里找一个人？我说，从军队调人来可以，如军队
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请中央决定。后来报到
毛主席那里，主席认为刘杰接任部长合适。中央也就这样决定了。
9月，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
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随后我就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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