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1960年7月上旬到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

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中间，彭真同志通知我到

会。我原以为是要汇报二机部的工作，便做了些准备。到北戴河后，彭真同

志说，二机部的工作不要汇报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各大区

建立中央局，不成立政府。这是一项十分必要和适时的重大措施，准备派你

去东北局任书记。并说，成立中央局，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能够腾出手来更多

地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问题，更好地领导全国的建设和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各个地区情况的结合，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各大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

战略部署的完成。听了彭真同志的谈话，我感到大区的任务很重，中央对大

区的期望很高，担心个人难以胜任，又考虑到在二机部工作几年，对原子能

工业还是有感情的。因此，对到东北局工作有些犹豫，便找了贺帅、聂帅、

罗总长等几位老总，向他们讲了我愿继续留在二机部工作的想法，他们也同

意我留下来。嗣后，又找小平同志谈了我的想法。见到小平同志，他说，这

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这样，根据中央的决定，我

由二机部到了东北局。

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立六个中央局是当年九月。开始，中央和我谈由

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黄火青、吴德同志为书记。

后来经过我们的建议，十月下旬接到中央关于东北局组成人员的决定的电

报。由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任第二书记，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

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同志任书记，喻屏、强晓初同志任候补

书记。东北局成员由十八人组成，除上述人员外，还有赖传珠、冯纪新、关

山复、周桓、白潜、王新三、倪伟、李范五、赵林等同志。后来，顾卓新同

志于1962年从国家计委调到东北局任书记。

关于东北局的工作任务，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局的时候，小平、

彭真、富春同志都曾谈到过。他们讲了三条十四个字：工业支援全国；搞好

农业；加强国防。十月北京会议期间，周总理对东北局怎样做工作又提出了

十六个字：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当时，东北局书记

处的同志都感到任务很艰巨，工作是够我们做了。东北局第一次会议就议了

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从东北局来看，最重要的是“贯彻一切”，就是要根

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这一

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我的理解主要是

要我们紧密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有些具体指示，

在东北地区贯彻确有困难的，应当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

地强性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地区更好地贯

彻执行。

东北局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1960年11月初于长春南湖招待所

召开的。为什么在长春召开呢？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小平、彭真同志找

我谈话后，9、10月间，我在黑龙江省委强晓初同志陪同下，到东北三省作

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情况。关于东北局机关设在哪里的问题，当时考

虑，长春地理位置居东北地区的中心。经过研究，大家建议设在长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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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意见还是设在沈阳，因为沈阳历史上就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

心。所以，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东北局机关就设在沈阳了。东北局一

次全会之前，曾开过预备会议，中间，周总理把我、欧阳钦、黄火青、吴德

四人找到北京，指示我们立即飞鞍山，在鞍钢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保钢的问题。

所以，原来预定在10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推迟到了11月初。由于北京

中央的会议上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

信》 （简称《十二条》），使东北局第一次全会的思想更明确了，会议的内

容也更充实了。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在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和三省省委

多次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东北地区的形势，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特

别是着重讨论农业问题，以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紧急指示信为中心，安排

当前的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届东北局是在1958年建立的原东北协作

区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原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是欧阳钦同志。在东北局

成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东北协作区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

工作的决定”作了许多工作，为东北局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

备了良好的条件。第一次全会再一个内容是讨论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国防问

题，会上请沈阳军区曾绍山同志作了专题发言，留待以后的书记处会议讨论。

会上，我首先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东北局工作的指示，然后由欧阳钦

同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黄火青同志作了关于工

业问题的报告，吴德同志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东

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及关于发展东北地区农业的十个问题的意见，并由

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讲了九个问题：一是形势问题。

当时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成为支援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农业机械化已有初步基础，农

村都已实现了公社化，正面临全面展开农业技术改造的新形势。经济发展中

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还不相适应，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

业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还不相适应，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用不上工业

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第二个

问题，是关于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当时也是逐

步明确的，而且对这一方针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提高，不断加深。在实行中必

须把农业摆在重要地位，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地位。如果摆不适当，就

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是贯彻政策问题。那时提政策问

题，是事出有因的，即“五风”。盛行引起来的。为了纠正“五风”必须坚

决贯彻政策。特别是“共产风”，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生产

力。必须严肃认真地遵照中央的政策，彻底纠正。第四个问题是作风问题。

除“共产风”外，一些干部中的命令风、浮夸风、特殊风和瞎指挥风也是必

须纠正的。纠正这些坏作风要对症下药，一个总的药方，就是加强群众观念，

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加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

没有这一条，就做不到实事求是，也不能密切联系群众，几种坏作风也难以

纠正。五，工业问题。强调了在东北地区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前提

下，工业的重要性并未减弱，任务并未减轻。相反的，东北地区的工业要进

一步大力支援全国，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彭真同志向我谈东北局任务时这

是第一条。同时，工业还要支持农业，这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六，关于目

前工作安排问题。东北局刚刚成立，全地区面临的工作很多。如生活安排、

征购粮食、贯彻“农村十二条”、整 党整社、冬季生活和明年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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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工作、编制明年经济计划、基层选举、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接

收移民等。工作任务是繁重的，都必须做好。当时东北局摆在最重要位置的

是两项工作：一是安排群众生活，二是农村整党整社，通过抓这两项带动其

它工作。七，加强国防问题。那时，东北地区，国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是中央指示东北地区的三大任务。东

北是一个战略地区，必须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鉴于这个问题的特殊性与重

要性，留待以后书记处专门讨论。第八，讲了东北局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东

北局的工作机构是本着精干的原则建立的，全机关暂定编制710人。调配干

部的原则也是既照顾中央局的需要，又不过多地削弱各省的力量，因为全地

区的工作主要还是靠各省来做。第一次全会之后，经书记处研究确定并报中

央批准，配备了东北局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强晓初兼任秘书长，喻屏兼任

组织部长，关山复任宣传部长，倪伟任计委主任，王新三任经委主任，冯纪

新任农委主任，白潜任财委主任，冯秉天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关于书

记处的分工，除由我负责全面领导外，欧阳钦同志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

明方同志负责财贸和政法工作，黄火青同志负责工业工作，吴德同志负责宣

传、文教工作，陈锡联同志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同志负责组织工作，

强晓初同志协助欧阳钦同志处理东北局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总结发言最后，

讲了一个团结和学习问题。强调把国内工作做好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

代修正主义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做好工作就要加强团结，加强学习。

在学习问题上，要采取认真的态度，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自觉性，

减少盲目性，把工作做好。

1965年，东北局人事作了一些调整。鉴于赖传珠同志去世，白潜、冯纪

新、关山复同志相继调离东北局，沈越同志任计委主任，倪伟同志任财委主

任，喻屏和强晓初同志不再兼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工作。东北局委员新增加

了曾绍山、吴宝山、沈越、张树德、李治文、徐元泉、于林等七位同志。

总的说，东北局的班子是团结的，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东北局的领导集体团结一致，齐心努力，同东

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为推进东北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我

个人来讲，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如在一段时间里强调了“以

阶级斗争为纲”，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等。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

时东北的工作有缺点也有错误。在我主持东北局工作的六年多时间里出现的

问题，当然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恢复农业生产

东北局成立的1960年，正是我国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跃进”的

最后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

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

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1800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

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

360万吨，比1958年700万吨减少340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1949

年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其它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

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

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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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

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全

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

是解放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514斤，1960

年减到232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 1957

年减少35亿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1960年辽宁城市人均猪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3斤8两，而黑

龙江省低到只有2斤8两，这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

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

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

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

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大搞

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段安排口粮，

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反

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年10月，周总理在中

央

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

时我汇报黑龙江是186亿到190亿斤，吉林是116亿到120亿斤，辽宁是90

亿斤。周总理当即就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392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

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国家调出34亿斤，吉林调出16亿斤，辽宁调入

30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4月以后，

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

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

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如黑龙江省1959

年调出35亿斤，当年库存还有20亿斤，

1960年农业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20亿斤库存粮又调

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1962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

常紧张。黑龙江省1962年春天农村缺粮15亿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

70多万头。当时，不少群众写信给中央，反映黑龙江的情况。我们抽调了一

批原籍黑龙江

省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用探亲的名义回乡调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

况，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有些报告送给了中央。记得周总理看了19篇调查报

告，对黑龙江的粮食情况非常重视，找李范五去北京专门汇报粮食情况，具

体研究黑龙江

的问题。并说，如果过去早点下去摸摸，情况会知道的早一些。 1960

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掩盖

起来了，黑龙江和四川就是1960年下半年调苦了。总理还作自我批评说，对

这两个地方，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不管我在这个错误中占多大分量，总是不

对的，这两年我认识不到，深受其苦。其实，吉林和辽宁两省也存在类似的

情况，辽宁省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更为严重的。1960年末，东北局

书记处在沈阳三经街开会，研究辽宁农村粮食问题，当时的紧张状况使会议

开不下去了。我立即给李富春同志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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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紧急调拨粮食。富春同志也不好办，说工业上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粮

食这样的事得找小平同志。会后，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强晓初同志去北京，

向总理、少奇、小平等同志汇报。那时，辽宁农村1至9月份每人只有120

斤粮，有的还不足120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

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调运2亿斤粮，

这2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2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

的心血。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

应当用在春耕大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3两，

实行“瓜菜代”，春耕时一天补助1斤到1.5斤。到1961年秋收时，我又一

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

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

减少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

经济关系的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1961

年6月开始的。5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51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

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1961年和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360万，要求精

简职工225万。到1962年5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262万，精简职工220

万。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80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

过精简和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

粮食销量。仅1960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3亿斤，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4亿元。

由于采取和实行多种措施，加上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中央到

地方，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所以，尽管是天灾人祸，生活艰难，

但是人心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保持了基本稳定。最根本的是避免了人口

的大量死亡和逃荒，这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为了解决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中破坏性最大的“共

产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东北

地区农村人民公社中，同样存在紧急指示信所指出的问题。在执行政策方面，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后，许多地区仍然是时

起时伏，此起彼伏。特别是在上海会议后，由于在农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的

超前设想和为创造过渡条件，各地方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

养猪场等，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为严重地泛滥起来，破坏了以生产队

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损害了大集体下的小自

由。有些机关、企业、学校占用公社的土地、劳力、畜力等，用许多名目掩

盖“一平二调”的实质，我到辽宁、黑龙江农村，群众对此反映很强烈。肇

东县姜家公社群众编成顺口溜：“管理区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来

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富锦县的群众说：“办工厂”调原料，

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

当储蓄，交通设厂调机器”。在干部作风上，“浮夸风”、“命令风”、“特

殊风”和“瞎指挥风”比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放“假卫星”。群众对这些坏

作风最为痛恨。辽宁铁岭县大讥河群众作了一首诗讽刺说：“种地不由民，

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五风”对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农

村民主生活危害最大。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贯彻执行，成为解决当时农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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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力

发展的关键。

1960年11月，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

的指示》中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

是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为了解决东北地区

农村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东北局书记处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研

究确定：除在工业、商业、教育等工作方面进行调查外，在农村工作方面，

主要调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信和试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的问题。特别

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中的问题以及农村商业和手工业问题。4月，我带领两

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进行工、农业两方面的调查。欧阳钦、黄火青、吴德

同志分别就近到黑龙江的宁安县、辽宁的盖平县和吉林的农安县进行农村调

查，同时也结合研究工业方面的问题。马明方和喻屏同志去大连进行财贸和

党的组织及干部工作的调查。东北局机关的正副部长也大部分带工作组下去

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仅东北局机关就组成31个调查组，有139人参加。

我和冯纪新等同志在阜新农村进行调查，先后于5月9日和14日两次写信给

毛主席反映农村工作情况。仅就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食堂问

题。我所去的阜新县富荣镇公社，大多数食堂办得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不

少食堂停伙了，没停伙的也难以为继。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吃不饱。富荣

镇六家子大队共有3个食堂，早午两餐每顿只能吃到一个不足4两粮的饽饽，

汤菜不多，晚餐喝稀的，没有菜。多数食堂代食品原料已用完，代食品也没

得吃。如果社员把粮领回家，掺一些野菜、榆树叶之类或有一点咸菜、大酱，

比在食堂还能吃得饱一点；二是“三沾”受不了。炊事员、管理员、粮食加

工员等多吃多占，社员吃不到应得的口粮，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一天8两

粮，吃到肚子里7两就差不离”。此外，群众对办食堂不便于养猪、养鸡也

有不少意见。办食堂，把柴草都集中到食堂，不让群众在家做饭，病人、老

人和妇女、孩子都不方便，尤其是冬季天冷不能烧炕，群众意见最大。这个

富荣镇公社3月份还有73个食堂，入伙人数7600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四十一。进入5月，只剩下4个食堂，入伙人数只占百分之一点九。生产队

干部说：“食堂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群众不愿办，上边硬让办，队干部

真难办。”至于如何解决，当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不解放，所提出

的意见仍然跳不出管理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办食堂是脱离群众生活和生产

实际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方便生活，许多食堂停办是实事求是的，是有

道理的。再一个是实行供给制问题。以经济水平中等的富荣镇土地营子生产

队为例，1958至1960年3年来，供给部分的比重，1958年是百分之五十三

点六，1959年是百分之六十九点四，1960年是百分之六十点七。由于供给比

例过大，劳力强、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不多，劳力弱、工分少的社员收入不少，

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所以，正确解决社员收入中供给制部分，

是纠正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关于牲畜问题。调查中，感到

突出的是保护畜力的问题。对此，困难时期一般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因

饲料不足、饲养不好，牲畜普遍瘦弱，冬季寒潮一来，有不少地方死了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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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耕畜保膘复壮是个大问题。我在农村调查见到有些生产队对牲畜饲养已

建立了奖励制度，但是责任制尚未普遍建立，特别是没有把责任落实到个人

身上。对此，我在几个地方和干部、群众交谈，或在一定的会议上，提倡生

产队或社员饲养要建立责任制和使役、饲养、繁殖奖励制度，对散牛、猎、

羊的饲养，改变过分集中，多下放给社员分散饲养，这样可多积肥，群众的

饲养积极性也高。当时，许多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认为我对这件事抓得好，

我也开玩笑说我到处“吹牛拍马”。可是“文革”中间，这件事却成了我只

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一条罪状。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情况还有一个林木问

题。我到阜新、朝阳、锦州几个地区，都没有见到成片的成材林，荒山不少，

零星的林木各地都有，但树木破坏很多，树皮被剥光了。群众房前屋后和自

留地里的树木却完好无损，这说明和所有制不无关系。有的则是管理的问题。

我建议对树木分别情况确定所有制和合理的育林政策。还提出，东北地区荒

山、河滩不少，划定自留山，群众极为拥护。实行自留山政策，不要几年，

荒山就可以长出“毛毛”，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解决部分烧柴。在农村调

查的基础上，东北局集体讨论时，大家针对东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归纳出十

二个字，就是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后来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出

了显著成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文革”中，这一条也被批

判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八字方针”。

之后，强晓初、徐元泉同志带了一个组到东北三省的平原地区进行调查，

他们认为平原地区只搞农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要搞林木，搞手工业。东

北局听了汇报后，赞成他们的意见。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实像毛主席讲的，领导上做到了心中有数，工

作起来“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东北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坚决兑现了

各项政策，干部作风改进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过日子的心盛了。

铁岭县大汎河公社经过整风整社，群众有了干劲，一个多月修了2000多间房

子，外流的2700多人，有1200多人还乡。群众说，东北农村贯彻十二条和

六十条后有三大高兴：一高兴能大搞生产了，过去嘴上讲干劲，心里没干劲；

二高兴日子好过了，“共产风把心吹散了，贯彻政策把心又聚起来了”；三

高兴干部作风转变了，百姓过去躲着干部走，现在和干部并肩走。总之，党

和群众共渡难关，战胜灾荒，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农村的面貌为之一变。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0年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在讨论经济工作中，通过了《关于开展

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原苏联

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召回苏联专家，撕毁经济合同，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

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面对原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行

为，全党全民非常气愤。会上，一些同志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

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所以，11月东北局成立

后，便以保粮、保钢为中心，大力组织全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保钢，

东北地区自然是重点之一。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已经建立

了一系列的新工业部门和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其中，已经有了由鞍山、大连、

本溪、抚顺、富拉尔基等大型钢铁企业组成的强大钢铁工业和由抚顺、阜新、

本溪、北票、通化、辽源、蛟河、鹤岗、鸡西、双鸭山等大型煤矿组成的强

大煤炭工业。 1959年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九，生铁占百

分之三十四点九，煤炭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原木占百分之四十点一，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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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所以，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生产状况非常关心。10月，在中央保钢、

保煤电话会议上，富春同志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虽然产量有

所上升，但还不稳定，还没有真正好转。特别是抚顺、阜新大型重点煤矿，

生产情况还不很好。要进一步加强生产调拨，保证重点企业、厂矿的生产。

要求辽宁、黑龙江等工业省份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深入到重点厂矿中去，

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指出，鞍钢除了袁振同志，还有省委的杨春甫、

李东冶和冶金部的吕东同志都在那里，无论如何要把鞍钢生产搞上去。到了

11月下旬，全国钢、铁、煤、运都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为了扭

转这种局面，中央又于12月初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当年能

不能完成 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个政治问

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

把钢的生产水平突上去，确保工业的继续跃进。东北地区按照中央的紧急指

示，首先把抓煤炭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因为煤上不去，钢也上不去。煤炭生

产不仅决定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而且还关系其它重轻工业、交通运输和人

民生活的安排。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努力，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东北

地区接近完成这一年的原煤和钢、铁生产计划。全区共生产钢820多万吨，

生铁778万吨，原煤9646万吨。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炼钢铁，

各项生产指标定得偏高，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则更为突

出了。1961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各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都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煤炭生产，由于连年过量开采、造成采剥、采掘比例

严重失调，到1961年，几个主要煤矿的煤炭产量都大幅度减产，生产用煤严

重不足，许多企业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停产的企业只能发保温煤来保护机器。

为了摸清情况，力争生产水平不再下滑，东北局和各省都成立了煤、木、运

领导小组，具体掌握和领导广大职工开展以煤、木、运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

动。并抓紧设备维修，采取措施，解决具体问题，扭转生产局面。针对煤、

木、运的紧张情况，各地大力发动群众把积压的煤炭、木材抢运出去用到生

产上。这一年的元旦和春节，煤矿的广大职工和干部都没休息，坚守生产岗

位。在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上，黄火青同志汇报了东北地区煤炭生产问题。当

时李富春同志讲了几条很重要的意见：首先强调要整顿和维修现有的煤矿，

恢复科学的采掘方法，解决短途运输和设备维修所需要的器材问题，增加掌

子面的设备，先把旧井搞起来。还帮助安排抓紧建井的收尾工程和建设新井。

那一次包括续建和新建在内，中央给东北投资大约一亿元。这期间，东北局

和各省都加强了对工业生产，特别是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年初，由强晓初

同志负责组织有关同志进行调查，起草关于工业工作的十二条。3月，我带

领工作组去阜新，有杨波、李东冶等东北局、辽宁省委和阜新市的有关同志

参加，继续组织完成阜新平安矿工作十二条的制定工作。这个十二条是仿照

农业十二条搞的，内容包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奖励制度，

提倡小包工等。当时效果比较明显的是实行奖励制度，如超额奖励，回收坑

木奖励。奖励的数目并不大，但是当时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对于调动群众

积极性，促进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2月，周总理曾亲自到沈阳，对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进行了安

排。从2月23日至25日三天时间里，周总理不顾疲劳，在北陵休养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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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召开八次大小会议，有五次会议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他认真地听取我

们和三省领导同志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主持研究东北地区煤炭分配方

案。在他亲临指导下，全区开展了抢运落地煤的增产活动，这对缓解煤炭紧

张状况，使大批停产和半停产的企业恢复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2月25日，

周总理回京前，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总理充分肯定

了东北三省在支援全国建设上所作出的成绩。他说东北不仅在大灾之年用粮

食支援了全国，东北支援全国的方面很多。我曾经跟东北局和三省的同志谈

过，全国最基本的工业在东北。如煤炭、钢铁、木材、石油、电力、运输、

机械、化工等，可以数得上十项。在最主要原材料工业上，东北可以说是全

国之冠，这说明东北也是以工业支援全国。当然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果

没有全国的支援，如果国家不在东北首先投资，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总理讲话中还指出，从十一年的发展看，东北的发展不是那么平衡，也不能

净搞原材料工业，你们生活资料就不够，农业经济作物比较少，工农业比例

相差太大了，当然这是为全国的要求发展起来的。经过三年大跃进，出现了

新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必须进行很好的调整。所以，中央提出了“调整、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