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2

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2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东北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也就是东北地区和全国

一盘棋怎样配合得好，这是个大课题。

5月中旬，为了推动和抓好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东北局转发了阜

新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 （草案）并将这个文件同时上报中央。阜新平安煤矿

工作十二条的特点，是从调动职工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出发，从调查研

究总结经验入手，主要着眼于解决企业管理中最迫切的、带有政策性的问题。

在平安矿宣传实行十二条之后，职工积极性和生产水平都有提高。十二条虽

然是在阜新平安矿调查写成的，但它接触到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

当时强调在其它企业中也可以试行。当然那时搞的十二条，对解决工业企业

中的问题，也只是个开端，有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后来中央有关部

门又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并征求了各大区的意见，形成了更为完整

的工业工作七十条。

东北局从1961年初，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一直到9

月贯彻庐山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这个主题贯彻执行“八

字方针”。在6月召开的东北局第二次全会上，全会决议在经济工作中要坚

决实行农、轻、重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按比例地调整、缩短重工业战

线，拉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首先要抓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全区在三

年内，力争在1960年城镇人口2300万人的基础上，减少300万人。这一年，

全区城镇人口减少了158万人，城镇人口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降到

百之四十点八。在调整、缩短重工业战线上，除煤炭、石油、农机、农药、

化肥等急需而又发展不足的工业，需要适当建设发展外，其余各项工业都要

适当缩减，放低发展速度，集中力量提高质量，确保重点的急需产品。关于

拉长轻工业战线，从东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主要是发展人造纤维合成纤维

等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特别是生活上急需的各种日用工业品，保证人民生

活的最低需要。

7月，小平同志来东北视察，我们书记处同志向他汇报经济工作时，小

平同志说，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无非是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问题，看

来只照顾一头都不行。他首先讲了以鞍钢为代表的重工业。指出，鞍钢不保，

八大品种不增加，一切都上不去。所以，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能早上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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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好。现在讲农轻重，农和轻是上，重是下，但也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

地下。现在看来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是不够的。小平同志还谈到为了搞好企

业管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企业问题的解决要

从“几定”着手，否则工交企业整风也整不出名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搞

好了“几定”，城市减人和供应等问题也随之解决。后来薄一波同志也指示

我们搞好“几定”的试点工作。小平同志指示后，东北地区在27个企业中进

行了试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进一步了解了企业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对企业的生产能力、设备、经营管理、人员、职工生活等状况摸了底，在摸

底的基础上，搞出了“几定”的初步方案。在“几定、几保、几奖”和建立

责任制方面都取得了具体成绩，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整顿。“几定”工作，在

当时确实成为解决企业问题的钥匙，受到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热烈拥护。

1961年，东北全区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以煤炭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

产，在上半年得到了初步的稳定。但是，从全年生产情况看，虽然经过调整

计划，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比前一年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全地区共生产原

煤6744万吨，为1960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钢387万吨，生铁415

万吨，均为1960年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木材905万立方米，为1960年的百

分之六十左右。实现铁路货运量1.5亿吨，为1960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在

工业企业调整方面，据当年全区11个工作部门统计，共关停并转1083个。

其中，中央企业45个，地方企业1034个。由于那时我们对于工业战线必须

后退，工业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就难以调整，就不能健康、

协调地发展，在认识、理解上还不深刻。所以，当年的工业生产指标仍然们

高，在执行中间又不得不再进行调整。

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

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以及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七千

多人，大家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

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

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通过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

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

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我记得毛主席在“七

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曾讲过，明年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这次会议要好好

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

上前进。大会从1月11日开幕，原定1月28日结束，因为讨论和修改少奇

同志的《书面报告》用的时间较长，毛主席针对会议的讨论情况，又提出了

开“出气会”的建议，所以会议延长到2月7日闭幕，连春节在内，共开了

28天。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一个是讨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书

面报告》。少奇同志在会上没有宣读他的报告，而是从国际和国内形势、集

中统一和党的作风四个方面作了具体深入的解释和补充。会议的第二个“高

潮”是开“出气会”，让大家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全讲出来。为了开好“出气

会”，毛主席提议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晚上，毛主席在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

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从1月31日到2月7日，主要是召开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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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大家对省委、中央局和国家机关、中央机关提批评意见。许多负责同

志也在会上发言，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自我批评。2月7日会议即将结束前，

我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剧场东北地区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发言。主要就东北

地区的问题讲了关于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的问题。当时我讲，东北局成立

一年多来，在中央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作得很不够，主要工作是靠各

省做的。东北局研究下边的东西不多。听的看的都不够。并联系我个人刚到

东北时的情况，那时对东北地区的形势，特别是农村的灾情和生活困难是有

认识的，对搞代食品等发动群众渡荒，注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中央

反映情况和指导各省的工作。对工业形势的认识就差一些，我到东北就是带

着高指标的劲头来的。 1961年2月，周总理到东北视察时，我还想把煤炭

多搞上去，钢也多搞一点，当时，欧阳钦、黄火青、吴德同志都认为指标定

的高了，我感到还可以。那时总理帮助我们想了一些办法，请军队调车帮助

抢运落地煤。4月，我到阜新作了些调查，6月，小平、一波同志来东北视察

工作，分析了形势，我才感到按原来设想的高指标，不仅煤不行，钢也不行。

如果我不去阜新调查一番，认识也不会变化这样快。这件事说明听进人家的

意见并不容易。就是调查研究，不发扬民主也调查不好。我以前到阜新、朝

阳调查公社办食堂，一间群众食堂管理、生活状况好不好，都说好。贯彻“十

二条”、“六十条”以后去调查，我向他们说，你们讲出心里话，保证不戴

帽子。一小队长听了后说，我当干部别的都不怕，就怕办食堂。这就看出，

不发扬民主，人家就不能说真话。总结经验不发扬民主，不走群众路线，也

是总结不好的。 1961年最困难，比1957年难过得多，粮食少，死了一些

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除了农村政策十二条和六十条起

作用外，和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分不开的。这一条经验是应该很好地回忆、

总结的。记得我还讲了一个故事，1943年我在冀南救灾，从冀鲁豫根据地借

了750万斤粮，运粮有困难，派干部带领灾民去运，开始群众叫他们是什么

书记、什么队长，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叫他们什么同志，又过了一段，群众就

叫他们老张、老赵了，最后，便是送给他们一个绰号叫什么“老母鸡”，他

们和群众的关系成了母鸡和小鸡一样。这四个阶段称呼的变化，反映了干部

和群众关系的变化。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

克服的。我们要把这种优良传统保持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我在发言中还讲了加强全局观念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冻北的特点有四

多：东西多、调出的多、困难多、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我借用成语“酒色财

气”来比喻：“酒”是指粮食，“色”指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财”指的

是物资财富，“气”指的是财大气粗的作风。东北“酒色财气”多，容易不

谦虚，出分散主义。所以一定要警惕，要增强全局观念，加强集中统一，反

对分散主义。这次发言，实际是个人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也是帮助大家消化会议精神，并欢迎在贯彻大会精神过程中，对东北局的工

作提出批评。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东北三省省委和东北局机关分别从2月中旬开

始，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组织了传达和讨论，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安排了当前工作。全区听到传达的党员干部接近47000人。广大干部听传达

后，反应十分热烈。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和党的民主

集中制原则，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给全党作出了典范。特别是少奇同

志的报告，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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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基本经验教训，作出了全面、深刻、系统

的总结，使大家深受教育，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从各地

传达讨论后的实际情况看，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走向正常并趋向活跃，广大

干部的政治积极性有所提高。在讨论中，各地也有一些干部对“大跃进”以

来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有的人认为，总路线表述的不够严密、完整和具

体，讲的都是主观方面，缺乏科学性。认为几年来发生这么多的问题与此有

关。有的说，几年来大炼钢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得不偿失。人民公社“一

大二公”的优越性提早了，平均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有的同志更直接了当

地说，少奇同志的报告成绩谈得多，缺点错误谈得少，农业上，这几年成绩

不一定是主要的，可能是次要的，不是三七开，至少是对半，也可能是倒四

六。这几年发生的问题，虽然不能说是路线问题，但也不是具体政策问题。

也有的人担心说，别看现在纠“左”，谁知道还会不会反右，党内“左”比

右好是有历史根源

的。

这次会议的传达贯彻，不仅规模大，各地都本着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

让大家畅所欲言，并允许保留个人的看法，党内民主生活是空前活跃的。在

传达过程中，东北局书记处

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三省省委常委也都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交心，并

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几年来的工作，研究和总结

经验教训。

在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2月

下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后来称西楼会议。这

次会议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重大的作用。

会后，中央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东北局于3月末到4月初召开

书记处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央指示和陈云等同

志的讲话，并就东北地区的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研究了贯

彻中央指示的措施。那时大家都认为中央指出的经济上正

处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估计完全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认真正视

当前的困难，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紧急措施，力争取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尽最大的努力。

关于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陈云同志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

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

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

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

了相当多的投机倒把现象；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陈云同志还提出

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当时财政经济的这些困难情况，东北地区不仅无一例

外，有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还更为突出。

在农业上，几年来由于估产过高，征购任务过重，加上“五风”和连续

两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气受到损伤，生产力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以1961

年和1957年比较，劳动力减少了200多万人，耕畜减少45万头，而现有耕

畜中，瘦弱耕畜占三分之一。此外，化肥、农家肥、中小农具、优良的早熟

作物种籽也大量减少，这就造成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全地区粮食产量

由1957年的374亿斤降到269亿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生产力受到损伤，

造成生产下降的情况，尤以重点产粮区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特别是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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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贯彻农业十二条和六十条之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各地的情

况极不平衡，不少地方生活安排不下来，缺粮地区面很大。全区的突出困难

县约有40多个，而且都是重点产粮区。有些地区浮肿病还在发展，仅辽宁省

就达30多万人。如果对这些困难情况认识不足，对生活安排问题解决不好，

工作不深不细，措施不力，播种面积还会减少，粮食产量不但难以增长，还

有低于1961年的危险。

从财政、金融、市场状况看，困难更加突出。东北地区职工人数多，工

资总额占社会购买力的一半以上，加上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吃、穿、用的商

品严重不足。如果不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拨一些原材料，多生产一些商品，

并尽可能多地调入一些商品，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势必继续发展，通货势必继

续膨胀，就将更加危及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

就建设规模和工农关系来看。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农业所能承受的程

度。1961年工业产值虽有下降，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仍占百分之八十三。城

镇人口虽经压缩，在总人口中仍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平均一个半农村人口要

供养一个城镇人口。城市的粮油和其它副食品供应非常困难。

对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通过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是讨论陈

云同志的讲话，大家认为，必须看透估足，绝对不可以盲目的乐观，把矛盾

掩盖起来。否则，问题一但突发，就将措手不及处于被动。

为了克服东北地区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东北局书记处讨论认为，必须从长远着眼，从当前入手，坚决执行农、轻、

重的方针，把解决吃穿用问题抓住，把农业和市场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地

增加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当时我们提出要特别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

稳住，一个是刹住。首先把农业生产稳住，在稳住的基础上，力争1962年有

个较好的收成；其次在财政、金融、市场方面要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

少发票子，增加商品，在刹住的基础上，力争1962年收支平衡，在可能条件

下达到略有回笼，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这两个目标基

本上实现了。特别是农业方面，全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479万吨，比1961

年增加了202万吨。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央在1961年就发过通知。1962年党的八届

十中全会，又再次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东北局和三省省委对农村

社会主义教育也都一般地作了部署。1963年2月11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

作会议，会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毛主席在会

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帐目、清理仓库、

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简称“四清”）的经验。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

称为“四清”运动。毛主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

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当时觉得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决

心也很大，看来社会主义教育这篇文章是应当好好地作一作了。

东北地区有的地方的社教在 1962年冬就已经进行。辽宁省锦县县委在

1963年3月将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向锦州市委、辽宁省委和东

北局写了报告。这个县的社教运动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采取领导干部讲和

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

觉悟，解决了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觉得锦县的做

法很值得推广。3月27白东北局转发了锦县的材料，批语中肯定了社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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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对东北地区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作了进一步部署。为了取得经验，派东北局农委副主任褚凤岐同志带人

到辽宁省锦县余积公社蹲点。运动搞了一段之后，各地在工作中普遍地注意

了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有的在试点中还取得

了一些经验。我们几位书记认为坚持正面教育是社教运动必须坚持的重要一

环。4月10日，我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主要汇报了

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问题；二是

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我的报告所讲的问题值得注意，决

定转发。5月2日，主席写了批语，批转了河南省委和我的报告。批语讲到

我的报告时说：“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

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

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

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有很多的地、县、杜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有的话 （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

抓住进行”。“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

极少数的政策。”1963年5月2日，我到杭州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有部分政治

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陈伯达、

胡耀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

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在讨论修

改这个文件过程中毛主席几次讲话反复启发我们统一对社教的认识，明确社

教的要点。主席说：“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

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在会上，主席还表示对我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提到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话感兴趣，这也说明

主席当时还是很强调阶级斗争的。会上主席先后批示过的20件材料，作为这

个《决定》的附件（我给主席写的报告作附件之二印发）。11日晚主席思考

社教问题一夜未睡。12日早5时40分，主席找我们六个大区的书记去谈问

题。他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急，注意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

握之仗。”主席还说：只要我们注意掌握正面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团结百

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干部要洗温水澡，要帮助干部下楼。要划清界限，

有强的领导，就可以搞好。杭州会议之后，东北局于5月下旬召开了全体委

员扩

大会议 （也称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后半段，县委书记、大企业党委书

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解决对社教的认识问题 （尤其是地县两级）和是

否抓住了社教的要点及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的问题。这次会议之后，各地都

按毛主席的指示和《前十条》的精神，重新安排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

工作，先后在东北地区的26个社、队进行了试点，三省省、地、县三级派出

的工作队有6200多人。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试点。我在

会后也到锦县的余积公社蹲点。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东北局和省委负责同志对

社教都是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为了交流社教试点的经验，

7月5日东北局在辽宁省锦州市召开了八个试点单位的经验交流会。我主持

了会议，候补书记强晓初也参加了会议。在座谈会上我们强调试点单位的搞

法无论是先进行阶级斗争还是先搞四清，阶级斗争要贯彻运动的始终。我们

还特别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不

要把干部抛在一边，要帮助干部洗澡下楼，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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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干部。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问题上，我们特别

明确指出；要分清两类矛盾，运动中不要整群众。在讨论运动中若干政策时，

对干部的贪污退赔问题、对盗窃投机倒把问题，强调要实事求是，注意掌握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这一时期的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比较

“左”，因处于试点阶段，大家都比较谨慎，大多数单位搞的还是比较稳的，

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于3月成立了增产节约和

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马明方同志任组长，顾卓新同志任副组长。县以上机关

和工交财贸部门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

1963年9月6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前一段试点

中有些地方发生的违反政策和简单化的偏差，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草

案）》（即《后十条》）。我们都感到《后十条》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规定，与我们前一段运动中

的思想是比较合拍的。

随着运动的进展，从得到的信息中我逐渐感到，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对形

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估计上有了变

化。 1964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问题已不是去年讨论《后十条》时强调团结两个95％的那种气氛了。毛

主席在会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千里。刘少奇

同志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当

时与会同志也都同意这样的估计。都作好了城市农村社教要搞4、5年的

思想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主席和少奇同

志连续对社教运动作出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提

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

四个方面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并要求省、地委集中搞一个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7月开始全面

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

有12个县，另5个公社、4个大队。城市开展232个单位。

各县成立工作团，公社成立工作队。工作团有省委领导同志

任团长，东北局、省、市、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万人工作团。我带

东北局农委、财委的部分同志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马明方同志

到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同志到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同

志也都到农村蹲点。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舰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这个第二

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

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

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

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这个文件改变了前一个《后十条》中依靠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

连、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能依靠的就

不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因此，运动一开始“左”的倾向就较为

突出，运动中温度不断升高。9月1日以后中央连续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和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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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促使运动向“左”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

“四清”运动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包括我蹲点的地方）把基层干

部的问题看得都很重，把干部甩在了一边。

年末，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后，中央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提

法还只是一般地理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倒是感到《二十三条》

中要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关于经济退赔的规定等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那

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多数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已开始感

觉到对基层干部整得过火了，整的面太大，问题看得过重。另一个是彭真同

志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当时，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干部会议上有个关于“四清”

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和

抓紧生产斗争的问题。彭真同志讲“破坏生产运动就是破坏我们的整个事业，

那非追究不可。……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同时抓紧生产，千万不

可放松生产。”东北地区放了彭真同志讲话录音后产生了好的影响。（这件

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作为对抗中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状进行

了批判）因此《二十三条》传达后，各地开始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

“左”的做法。很短时间即解放了大多数干部。工作队和基层干部、群众思

想上都觉得很满意。 1965年2月我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

确要求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

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

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

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5月，东北局根据三省省委和重点县社

教工作团对农村社教运动中关于经济退赔、清理阶级成份、地主富农浮财和

房屋处理、不反社员群众、团结中农、组织处理等八个问题的意见搞了个规

定发到各地。我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强调：抓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

强调在四清新铺开的公社“一进村就要搞三结合”，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

五。这都反映了《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在金县三十里堡蹲点八、九个月，当时化名叫张坦。我们确实坚持了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

队买饭。我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还经常参加一些大田

和果树的劳动。当时参加劳动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干，一干就是半天，与群

众混得很熟。群众同我们讲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我

“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我的住地汇报情况，

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 1965年春我们栽种的树木，现在已经成材。

在金县“四清”期间，我们还特别强调作好地富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

孙云杰入党很说明这个问题。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

女儿。她是大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年她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

产。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

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同

志征询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这样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

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

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

书记。这件事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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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亚、越南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现在看来，这件事做得还是对的。

这一时期的城乡四清，按中央打歼灭战的方针，中央机关派出34位负责

同志和2800多名工作人员到东北地区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其中95％在

城市蹲点）。我记得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

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

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今强在大庆油田。从当时中央

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四清蹲点，也可以看出中央对搞好四清的决心是多么

大！

金县“四清”结束前，1964年6月4日，我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

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的

同志把座谈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的话题，是从新领导班子

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谈起的。我鼓励他们脑子

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今后要坚持“三同”；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

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还要求他们要有朝

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

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

对待运动的干部——衣春枝。衣春枝是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妇代会主

任。她在运动中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受到误解时，也毫无怨言，不

泄气。我于1965年11月3日，写了一篇《关于推荐衣春枝同志讲话的建议》，

建议在全区已经结束和正在进行四清的各县、各企业单位，组织干部和党员

学习衣春枝同志的讲话。

1964年3月间，我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听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

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汇报。我当时感到培养接班

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有具体的

计划和行动，确实很有政治远见。营口市委将这个大队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向

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我于5月13日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

题为 《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

信。5月18日毛主席将这封信连同营口市委的报告一并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

中央工作会议。我的这封信和何屯大队培养接班人的材料，后来还转发到东

北地区各级党组织。

东北地区第二批“四清”运动从1965年7月陆续开始。农村开展30个

县、7个城市郊区，另90个公社，派出工作队21万多人。这次开展的单位，

多为重点产粮区、“小三线”地区和边海防县。城市开展1950多个单位，很

多是大型骨干企业，同国防、战备有关的或准备内迁的企业以及问题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