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4
哈尔滨锅炉厂迁去的一个车间）、青海第一机床厂（由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
迁去的）和由吉林迁到甘肃海石湾的冶金部第十建筑公司等单位，都克服了
许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搬迁和生产任务。
1965年9月，中央召开了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
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东北局经委副主任孙洪志、黑龙江省经委
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同志等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
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
52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听取了迁入地区的中央
局、省、市委负责同志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孙洪志等同志回到沈阳后，向我
和顾卓新同志作了书面汇报。我将这个汇报材料呈送给彭真、薄一波、余秋
里和谷牧同志。后来东北局将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
写了报告。1966年5月，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
基地的建设的意见，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包建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
贵州水城钢铁厂。
在支援大三线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
工业的要求，东北地区也加强了小三线建设，三省在各自的小后方迁建了一
些常规兵器的工厂。1965年5月，河北、内蒙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
基地建设会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朱理治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具体研
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讯、后方工业建设、粮
食生产等问题。会议的纪要分别报送中央、国防工办、华北局和东北局。
三线建设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
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东北的视察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我在东北局工作
的几年时间里，少奇、总理、朱德、董老、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彭
真、李富春、邓子恢、罗瑞卿、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等同志，都先后来
东北视察过，给东北的工作以具体的支持和指导。
周总理曾经多次来东北，除前边提到的 1961年春节期间那次视察外，
1962年6月，总理和邓大姐再次来东北，视察了三省的沈阳、鞍山、铁岭、
长春、吉林、延边、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许多地区，深入到工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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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详细了解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总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领袖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很
深刻的印象。每到一地，总理都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来自最基层的群众和干部
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呼声。记得6月15日，我陪同总理到辽宁铁岭的平顶堡
公社视察。在这里，总理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邀请平顶堡公社党委书
记、社长、递运所大队书记、柴河东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生产队长、社员代
表参加。座谈会上，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全社的人口、耕地、耕畜、粮食产量、
社员生产情绪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当总理得知柴河东大队包产粮食少于递运
所大队时，就问：“你们队比他们差了这样多，什么原因？”柴河东大队党
支部书记申太极同志回答说：“我们队原来是富队，过去一平二调‘共产风’
和 ‘瞎指挥’等毛病，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社员的思想不稳定，种地的信
心不高了。”总理插话说：“‘五风、瞎指挥’不能怨你们，中央负责，我
向你们检讨。”当我和辽宁省委及当地的领导同志承担责任时，总理又说：
“‘五风、瞎指挥’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委，不能怨你们，上面
没有 ‘瞎指挥’，你们就不会有‘瞎指挥’，你们的‘瞎指挥’是从上面学
来的。”
总理的一席话，使在座的同志很受感动。他那勇于承担责任，谦虚谨慎
的思想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次，总理除了深入农民家庭、田间地头外，还在铁岭县召开了由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县委工作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当总理听到了县委关于全
县农业、调整企业、精简职工、压缩商品粮供应等方面的工作后，对工作组
的同志寄予了厚望，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同志都来自农村后，总理亲切他说：
“你们要把铁岭县的十八个公社跑遍。你们在工作中，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
也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你们虽然都是从农村中来的，现在对农村工作不熟悉
了，你们要一学、二帮、三提意见。一学是：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学习大
青的经验。二帮是：帮助公社看存在哪些问题，帮助公社研究和解决问题。
三提意见是：对上级提意见，看哪些规定的不合适，提议改变，对公社提出
改进工作的意见，对县委提意见，促进县委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对上对下
对同级都可提意见。工作组和县委也有对立面，但主要是县委自己决定，不
能把意见强加于人。你们了解的问题，给省委、市委汇报。要作的工作是：
调整、减人、减少非农业人口，减少商品粮供应。做到县委报告上说的那两
句话： ‘留者安心，去者满意’，从现在起，抓到秋收见效。中间你们还可
以轮流回去汇报。作风要踏踏实实，不要像过去有些事那样， ‘红旗一插，
万事皆休’，要搞到实现”。
总理这次来，正值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
关于 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之
后，所以，总理既深入到农村，又深入到许多工厂，如鞍钢冷轧厂、第二初
轧厂、沈阳一一二厂、沈阳拖拉机厂、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拖拉机厂、吉
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大庆油田等。在视察中，总理在各地，发表
了许多关于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建规模，缩短工业战线，
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农业的指示。对东北地区的经济调整，起
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少奇同志是1961年7月来东北视察的。7月17日，我们向他汇报东北
地区的工作，少奇同志有许多插话。当我们汇报有人对人民公社怀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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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少奇同志说：“有些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三面红旗可以
让人怀疑几年。只是要注意一下，不能利用困难来捣乱。这种人是极少数。
可以怀疑，但要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
话。你又说要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有
人说比例失调，这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就是失调。”少奇同志还说：“问题
在于采取什么态度，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还是努力工作求其适应。要切实
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生活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只要求一条：服
从和执行决议，有意见可以保留。还要看三年、五年，再来作结论。有些人
是要到三、五年后才能说服的。”
少奇同志特别关心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他这次到东北来，主要视察了东
北的林区。他说：“一是地面长的粮食、木头等。一是地下挖的煤炭、矿石
等。把这两种东西加工，就是工业，就变出了各种东西。”7月18日至8月
10日，少奇同志在林业部罗玉川同志和东北局喻屏同志的陪同下，在黑龙江
省先后视察了大小兴安岭林区、大庆油田和一些工厂。少奇同志关于林业建
设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7月25日，少奇同志在伊春市委委员、市长、
林业管理局局长、各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共讲了七
个问题。第一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第二是工资问题，少奇同志主张，工资要按收购价格来定；第三是恢复一些
合理的规章制度；第四是更新问题，少奇同志说：更新无非是两种方法：一
种是人工更新，一种是天然更新。以后人工造林是不是采取包栽、包活、包
成林的办法。第五是林业局的体制问题。根据当时以林业局为核算单位的情
况，少奇同志建议说：“以后，是不是以林场、森林铁路、制材厂为核算单
位，林业局就是总公司，林场生产木头，卖给林业局。”少奇同志主张，“基
本核算单位也要四固定，像固定人员、固定设备、固定面积、固定工具。也
要几定几包，不能乱调。调乱了就不能核算了。基层为单独核算单位，经营
就更积极了。”第六是关于林材贮运问题。第七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少奇同志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结合国情实际，提出了许
多改革的问题，这些思想，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少奇同志回到
哈尔滨以后，又提出建立育林基金的问题，即每采伐一方，提一定的钱用来
育林，记得大约是百分之一。在黑龙江，少奇同志还亲笔题写了“充分利用
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小平同志也是多次来东北视察，但时间最长的一次要算1964年6月至8
月的这一次。从6月22日开始，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先后视察了
东北地区的许多工矿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6月22日，小平同志一
行来到沈阳，首先视察了沈阳较大的几家军工企业，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
听取了沈阳市委关于机械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情况的汇报。 28日，赴大
连。视察了大连钢厂、大连化工厂、大连造船厂和化学物理研究所。7月2
日到鞍山，视察了鞍钢冷轧厂，在鞍山视察时，听取了鞍钢和鞍山市关于开
展“五反”运动的汇报。7月5日，我陪同小平同志一行到长春。在吉林期
间，视察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听取了厂长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同时，
还视察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还听取了吉林省委领
导同志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小平等同志就吉林省开展“四清”、
“五反”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指示。在此期间，小平同志等还到吉
林市，视察了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丰满发电厂和左家特产研究所。参观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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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济动物场、果树场、药草场等地。此后，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
央领导同志又视察了黑龙江省。
小平同志的这次视察，正值全面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时期。在
视察过程中，小平同志强调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一定要解决核心问题，
大胆提拔新干部、年轻干部，核心有老的也要有新的。老干部要开明一些。
先进的企业，要在这方面做出榜样。“核心，要政治上好，业务上好，还要
参加劳动”。“不能来形式主义，要劳动就要规定岗位、时间。干部要成为
普通劳动者，世世代代传下去。既是领导者，又是劳动者。这一代搞不好，
就会愈走愈远。参加劳动，干部要带头。劳动制度的建设是一种基本建设，
主席说的那四个字，懒、馋、占、贪，真正参加劳动就不会出了。”第二是
队伍问题。首先要把这两项“基本建设”搞好，有了这两条，生产斗争、科
学试验、技术革命就会出来了。
在这次视察中，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还强调了把分布各厂的通用
车间适当集中，组织专业化生产，这样是很大的节约。小平同志还对沈阳的
机械工业寄予希望，他说：“沈阳的改造，要由国家经委、计委组织进行。
这里的机械工业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辽宁的机械占东北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辽宁的机械又在沈阳，这里搞好了，全国就有希望了；沈阳抓好了，全国就
有基础了。”
朱德、董老和王维舟也是1964年夏季再次来东北的。在东北的一个多月
时间，他们视察了东北三省的许多地区。在视察过程中，朱德同志和董老做
了很多重要指示，并为阜新海州露天矿、通化葡萄酒厂、延边大学题了词。
在海州露天矿视察，朱德和董老分别题写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和“发奋图强，冷静促进，自力更生，鼓足干劲”
的题词。在通化葡萄酒厂，朱德同志写下了“学习大庆的苦干实干精神，进
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争取达到最先进水平。”在延边大学，朱德同志题词：
“学习毛泽东思想，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朱德同志在吉林看到靰鞡草时
还说，旧社会时，靰鞡草世世代代帮了我们东北劳动人民的忙。今天在劳动
人民的社会里，应该给它个位置，使我们后代看了不忘过去。
从1961年到9965年，经过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东北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物价稳
定，市场繁荣。副食品供应多年比较紧张的沈阳，到了1965年，猪肉库存爆
满，号召群众吃“爱国肉”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形势，应当说是一年比一年
好。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周总理第一次郑重地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号召，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
鼓舞。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逐渐发展，最终导致了全面内
乱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冬才重新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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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帮助我整理回忆录的有吴宗华、马利、李清霖、冯树成、高峰、李鹰翔、
刘宗波、苗杰、高清喜、杨弘、王传贤、罗怀群、邹志美、童自权等同志。
同时，得到黄火青、吴德、顾卓新、喻屏、强晓初、冯纪新、李东治、姬也
力、刘杰、徐深吉、高厚良、朱光同志以及解放军出版社、民主与法制社的
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把由我署名的九篇纪念文章列在回忆录之后作为附录。刘帅、徐
帅是我的老首长，其他几位都是和我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这些纪念文章
曾经发表过，文中记录着一部分历史资料，可以作为这本回忆录的补充。需
要说明的是，纪念杨秀峰同志的文章是由我和薄一波同志合写，纪念李一氓
同志的文章由我和耿飚、姬鹏飞同志合写，纪念宋时轮同志的文章由我和廖
汉生、张震同志合写，纪念陈再道同志的文章由我和刘华清、陈锡联、孔庆
德同志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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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刘伯承同志永生
“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
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这是1942年冬天，组织决定为刘伯承
同志庆祝五十寿辰时，伯承同志致答谢词中的一句话。
四十四年后的今天，伯承同志长眠了。伯承同志一生的光荣，正是由于
他不愧为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愧为布尔什维克的楷模。
从1935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我有幸在
伯承同志直接领导下战斗和工作，受到伯承同志多方面的教益。伯承同志坚
强的党性，革命的精神，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德，是有口皆碑的。伯承同
志的功绩和可供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里记述其中之一二，以表达我对
功高德重的伯承同志的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之情。
不可多得的将才
伯承同志十九岁从戎，青年时代就成为川中名将。1926年入党后，他的
军事生涯进入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新阶段。朱总司令称他为“我国不可
多得的将才。”
这里，仅简略地记述伯承同志在长征途中亲自指挥红军干部团巧渡金沙
江战斗的情况。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逐渐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为了甩掉追击的敌军，实行北上抗日，党中央于1935年4月作出了分兵左、
中、右三路，速渡金沙江的决策，并决定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
挥我红军干部团从中路抢占皎平渡。伯承同志严谨周密，慎思断行。他首先，
非常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设想了多种可能。然后，
对整个干部团的行动，从作战计划，兵力配备，组织先遣部队，寻找向导，
政治动员，直到每个很小的细节，都作了果断而周密的部署。伯承同志随先
遣营三营行动，一起伪装成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当天强度急行军一百六
十里。伯承同志还亲自审讯敌伪人员，在调查清楚敌人的设防情况并了解到
敌人已下令烧掉一切渡船之后，当机立断，命令组成先遣连，强调行军一定
要机密、神速，要攻敌人之下备，猛扑江岸。当晚先遣连就占领了渡口，夺
取了仅存的船只，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敌军还摸不着头脑，就被我军缴了
枪，我军控制了渡口两岸，而无一伤亡。
第二天清晨，伯承同志到达金沙江畔时，得知左右两个渡口因船只被敌
人烧掉，又无法架桥，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伯承同志令陈质同志按原计
划率后梯队迅速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占据高地，直接控制皎平
渡口，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同志率部一到通安州，与敌军遭遇。伯
承同志又令我带先遣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在伯承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一
部在正面佯攻，一部从右翼包抄迂回，攻敌左侧，终于拿下了通安州。我军
大部几万人，靠夺到的七只船，都从皎平渡安全地过了江。当敌人赶到金沙
江南岸时，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
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
大胜利。伯承同志的亲自指挥，对胜利完成巧渡金沙江的壮举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
政治工作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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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做政治工作，把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串于始终，这是刘伯承同志
带兵和指挥作战的又一个特点。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伯承同志分手了一年多。1937年2月，为了相机
援助和接应陷于困境的西路军，中央决定由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二
十八军及骑兵团组成援西军。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我
也调到援西军政治部工作。伯承同志和张浩同志满怀对西路军同志们强烈的
阶级感情，投入这项新的工作。伯承同志指示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
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
找到我们。还嘱咐我们，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要做到回来
一个看望一个，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并嘱我们号召直属队捐赠生活用品给他
们。伯承同志还同张浩同志一起到招待所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热烈欢迎他们归队，向他们表示慰问。伯承同志讲：在
西征中，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敌人抓走了，受尽了人
间的苦难和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
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都表现了政
治上的坚定性，他们敢于冒生命的危险，逃出敌人的魔掌，都是好样的，都
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伯承同志这一番
充满阶级情意的话语，使大家深受感动，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感到了党组织
的无比温暖。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援西军奉命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地区，准备开赴抗日
前线。8月下旬，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
二○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以四方面军为主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
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部队改编了，指战员都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
徽。不少同志思想不通，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
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
许多同志的思想一时扭不过来，思想工作难做。刘伯承同志亲自在大会上作
动员。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大敌当前
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
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
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伯承同志又说：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
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现
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
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继承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
徐向前、张浩同志也讲了话。伯承同志还深入到下面，同干部战士一起开会，
促膝谈心，做说服教育工作。经过充分的政治工作，指战员们的情绪稳定了，
思想慢慢通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纷纷要求尽快奔
赴抗日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伯承同志做政治工作，从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不同
情况，循循善诱，通情达理，态度耐心诚恳，语言生动形象，不时引用一些
诙谐幽默的比喻和故事，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得很透彻。大家都说，伯承同
志的政治工作能够做到人们的心上，使人心服口服。因此，同志们都愿意听
他的报告，乐意找他谈话。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伯承同志又是一位杰出的、有特殊贡献的军事教育家。我军有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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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员包括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伯承同志的学生。
伯承同志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他以文武各科的
优异成绩考进了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经过十个月的训练，又以各科的优异
成绩毕业。南昌起义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
学习，1930年回国。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研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军事著
作，在军事理论方面学问很深。伯承同志1932年初到中央苏区后，就受命担
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担任红军大
学校长。他亲自主持制定教学大纲，主持编写大量军事、政治教材，还亲自
登台讲课。在教学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同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结
合的原则。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都曾为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
政干部。
伯承同志在离开军事教育岗位，担任军事指挥员的年代里，仍然十分重
视培训指战员的工作，继续为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付出了心血。
抗日战争前，伯承同志指示援西军政治部向指战员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常
识，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必然实现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同时，还举办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对从根本上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觉悟，提高政治干部的
素质及工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抗战爆发后，伯承同志戎马倥偬，率部
转战华北各地，但对培训指战员的工作仍然没有丝毫的放松。抗战初期，一
二九师进驻山西辽县一带，根据伯承同志的建议，办起了全师排以上干部训
练班，教育大家认识新形势，适应新形势，实现思想上的大转弯。组织大家
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如何做群众工作等。第一期训练班开学
时，伯承同志亲自到会讲了话，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之后，又按照伯承同志
的意见，训练班变成随营学校，使培训工作制度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军队的绝大多数是
工农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热情，但是文化水平低。
伯承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我一个眼看不见就很痛苦，没有文化就是睁
眼瞎，怎么能当个好军人啊！建设一支优良的军队，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有
了文化，眼睛才亮，才会成为“千眼佛”。在伯承同志的关怀和号召下，部
队办起了许多扫盲班、文化班，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
当时，在伯承同志身边工作的参谋和其他人员，大多是年青人，文化程
度也不高，伯承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
的勇猛将领，对下级特别是对年青同志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慈样长者。当他
发现工作人员写了错别字或者文理不通的句子，便把有关同志请来，耐心地
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帮助他们改正。在伯承同志的严格要求下，在他周围
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文化水平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记得还有这样一件事：解
放战争期间，一位青年翻译了一部俄文的军事著作，请伯承同志校阅。伯承
同志在紧张繁忙的战争年月，利用点滴空隙时间，花了很大功夫，对着原著，
一字一句地进行了校正。伯承同志对青年人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的。
全国解放后，各军兵种相继成立，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为适应
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全军都要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伯承同志请求辞去西
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务，主动请缨去办军校。中央很
快批准了他的要求，毛主席亲自给他复了信。从此，伯承同志又重新投入军
事教育工作。1950年11月，伯承同志主持起草了《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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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周总理修改后，报经毛主席批准。不久，中央任命伯承同志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伯承同志受命后，亲自主持组建学院领导班子，
编制训练工作大纲，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等。他在总结以往办军校经验的基
础上，继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开展广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
组织了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伯承同志为办好军事学院日夜操劳，
他还亲自授课，有一次讲课就达六个小时。学员从开学时的七百多人，后来
发展到三千人。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不少同志在抗
美援朝和其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伯承同志为培养适应现代化战争需
要的指挥员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后来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
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现代化革命化军队的建设。伯承同志
自己有不少军事著作，《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他几十年作战实践的总结，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赤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伯承同志是旧军人出身，但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旧社
会、旧军队的陋习。他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始终把党的利
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为伟大的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各个革命时期，凡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不论任务多么艰
巨，条件多么险恶，伯承同志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并且奋不顾身地
去完成。即是受到错误路线排挤时，仍然坚持原则，忠贞不渝地为党的利益
而斗争。他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采取极其严肃的态度，总是
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努力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实现。红
军长征途中，党派伯承同志到四方面军工作。当张国焘企图改变长征路线，
坚持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时，伯承同志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坚决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
了坚持斗争。 1937年，援西军在接应失散归来的西路军指战员以后，伯承
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领导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正确地开展了清算张国焘错误
的斗争。伯承同志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坚
持以教育为主，大会小会作报告，找干部个别谈话，耐心地做工作，不开批
斗会，不处分人，既坚持了原则，又团结了同志，在真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统一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
南京解放后，伯承同志出任军管会主任、市长。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的首
都，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既有公开的斗争，又有隐蔽的斗争。伯承同
志日理万机，十分出色的贯彻执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党中央的各项方
针政策，并且亲自处理有关外交、统战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伯承同志对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先烈们怀有十分深厚的阶级感情，根据他的建
议，南京市委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南下的同志必须先去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
遇难处。此时，雨花台处处可见先烈遗骨，同志们前去凭吊，受到了很大的
教育。
伯承同志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功臣，可他从不居功自傲，
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这样谦虚过人的美德，感动了许多人。一位
外国记者采访了伯承同志以后，称他是“世界上谦逊的人中最谦逊的人。”
现在，全党都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
议，决心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刘伯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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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一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教材。学习伯承同志的革命精神
和优秀品德，努力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是我们对伯承同志的最
好纪念。
雄才大略德高望重
——忆向前同志在冀南的日子里
9月初，在得知徐帅病重的消息以后，心情十分沉重。曾不断询问徐帅
的病情，两次到医院看望。在那令人焦急的日日夜夜里，急切地盼望着、期
待着，期待老帅能够战胜病魔，早日康复。不料，9月21日清晨传来徐帅与
世长辞的噩耗，我急忙赶到医院，向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向我尊敬的导师作最后的告别。在老帅的遗体前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默
默地向老帅致哀。此时此刻，使人悲痛欲绝。
在缅怀徐帅，使人无限悲痛的日子里，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那是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我初次见到向前同志，是1937年在甘肃镇原县。此时，西路军失败，向
前同志怀着坚定的信念，以顽强的意志，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镇原的援西军
司令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等领导同志热情欢迎向前同志，
向他表示亲切诚挚的慰问。当时，向前同志表现得深沉镇定，对未来的胜利
充满信心。向前同志在镇原休息数日后，经云阳、西安到了延安。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两次在向前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和启
迪。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年多的时间里，向前同志亲自率部到冀南，在
领导开辟和发展、巩固冀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显示出高瞻远瞩、运筹帷
幄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的胆识，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
向前同志1938年5月初率129师769团和115师689团、第五支队等部
到达冀南，同行的有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在
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
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指示，根据129师的部署，到冀南统
一领导和指挥这个地区的抗日斗争。从此，冀南地区凡属八路军的部队都直
接听令于向前同志。
向前同志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他一到冀南，顾不得休息，就听取
了先期到达该地区的陈再道、李菁玉和我的汇报，对于我们到达冀南后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