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展红旗上井冈
南昌起义前夕，我们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和平江县一个团队一起赶
向南昌。我们浏阳这个团，一千多人，几百枝枪，三个大队（营），九个中
队（连），有一个指挥部，由余洒度统一指挥这两个团队。我在浏阳那个团
队的团部搞宣传队。那时，很讲究宣传鼓动；到一地，都要开群众大会，讲
话，写标语等。
八月一日以后，我们才赶到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车站。此时，天快
黑了。地下党派人赶来通知我们，说已经起义了，部队向南走了，你们不要
进南昌了，赶紧撤离这个地方，下一步如何行动；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当即
向奉新、上高方向撤离。走了几十里路，在途中露营，如何继续行动，两个
团的意见不一致。平江的想回平江，我们部队则希望向浏 阳方向行动，于是，
就分开走了。我们走了几天，到江西的铜鼓县，该县同湖南的浏阳县交界，
团部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江西国民党省政府想
拉我们，我们也想利用他们，当时部队连日行军需要修整，同时也得筹饷、
补充武器弹药，于是，我们原则上同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 （混成旅）
的一个团，暂驻铜鼓县，我们可以筹饷，要武器，但有个条件：听编不听调。
在铜鼓，主要是训练部队，我调到团部当文书。潘心源离开部队到湖南
找党的关系。
这时，江西省委派来一个人同我们联系上了。县委要派人去南昌向江西
省委请示我们的行动。其他同志去不了，团党委的组织委员张启龙同志找我
谈话说决定派我去。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让我跟着省委来的同志一起去。那
人的年龄比我大，是搞秘密交通的，有地下工作经验，名字记不起来了。进
南昌时，我们遇到警察，他就主动去问路，大大方方的。这样，警察就不来
盘问我们了。这使我学到一点做秘密工作的经验。
在南昌，由江西省委安排，住到修水县委书记父亲 （在省政府当一等秘
书）的姘头家里，等待省委指示。我那时从未进过大城市，连县城也没到过。
这次到南昌，感到很新奇，我们每天去街上看一看。几乎天天都有杀共产党
人的布告。马日事变后，湖南屠杀革命党人很厉害，“宁可杀错一千，不可
漏掉一个”。几天后，省委派人来了，找我去。省委书记是汪泽楷，此人以
后与彭述之一起成为托陈取消派。我向他报告了情况。在场的还有一个湖南
人，叫刘士奇，可能也是江西省委委员。汪泽楷听后让我赶快离开南昌。他
说他们要发传单搞活动，让我在行动前离开，并要我们的部队南下，从铜鼓
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到那里再说，“我给
你写封信带着”，信是密写的，还是那个人和我一起走。他让我带一百元袁
大头路费，把我吓着了，太重，有危险。那人说，无论如何你要带六十元，
没有就会行动不方便。后来，修水县委书记的父亲来了，问我哪里人，我说
浏阳人。还问夏斗寅部队到过浏阳没有？我说到过。他说：“那好，如果你
遇到什么事情被抓起来，给我来个电报，我可以证明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是
我在夏斗寅部队时的朋友，你是来看我的。”
国民党的一批人准备盘问我们两个人，那时我们请的轿子恰恰还没到茶
铺时，行程就已经满了。我们两个人步行到茶铺。他们见我们就问：“你们
看到后边有两顶轿子吗？”老交通很机灵，随口就答：“正在后面，快到了。”
真玄，差一点就出了事情。摆脱了这些人的盘查，我们赶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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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毛泽东
毛委员率部向湘赣边界转移
从这里，我与省委的交通员分手了。我去铜鼓，他到别处还有其它任务。
我走到铜鼓县的一个小镇子上，进一个饭店，不让住，换了一家，又不让住。
到最后一家，店主告诉我：“挨户团交待了，对没有行李的人要查，不能留
宿。”我说：“正好，请他们负责人来，我是去县政府会朋友的，向江西省
政府打个电话问一问，省政府是否有我这个人。”店主见此情景，就说：“算
了，算了，别找了。这事我们办吧，不必麻烦他们了。”我住下了。这事就
这样镇住了。
我接着向铜鼓县城走。一打听，我们的部队已向南走了，我赶快去追部
队。毛委员到铜鼓时我没有在。赶上部队后，欧阳晖高兴地告诉我：潘心源
从安源接来了毛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缤密部署，统
一领导驻在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胜
利地举行了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
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
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把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
详细地向毛委员作了汇报，把省委的密信交给他，把剩下的银元、铜板一个
不留，全部交公。毛委员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操着浓
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
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
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9月19
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
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
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
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
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
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
赣边界转移。
兵败芦溪，三湾改编，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莲花县，遇到敌人拂晓袭击，在芦溪打了一仗。由于
我们开始打仗不多，缺乏作战经验，伤亡失散人员较多。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毛委员对战斗中伤亡的同志，特别是对卢德铭同志
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1927年9月，部队从芦溪经莲花县到达永新的三湾，
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了改编。
三湾改编时，前敌委员会决定对保留下来不及千人的部队进行改编，由
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
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
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
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
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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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三湾改编后的团长是陈浩。苏先骏没有当上团长，不大满意，到了宁冈，
便要求到白区去工作。毛委员批准他走了。苏先骏后来叛变了革命，郭亮同
志的被捕和牺牲，就是他告的密。1930年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领导的部队第
一次打进长沙，抓住了这个叛徒，把他枪毙了。
改编后的团下设一、三营，团部还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第二营。三营营
长是张子清，营党代表似为李运启。秋收起义中浏阳的那个团，主要编在三
营第七连。七连连长叫程紫峰，党代表欧阳健。我在三营七连当文书。七连
有两文个书。除了我以外，还有高自立。八连党代表是相岳斌。九连连长是
王良，党代表是罗荣桓。
三湾改编后，各级士兵委员会陆续建立起来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
先在党内酝酿 （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
营士兵委员会则先由各连产生若干代表，然后再由三个连的代表选举产生。
团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这个程序。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构，也没有专
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是搞政治民主，那时来自
旧军队的军官不少，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存在，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
会同这种旧习气作斗争。二是搞经济民主，参与管理经济，管理伙食，把伙
食搞好，按时结帐，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放在连里，
因为连是基础。党的支部和党代表，都把抓士兵委员会，作为党的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我参加了打遂川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拿下遂川后，部队在遂川
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原三营营长张子清调出当团长了，由伍中豪接任三营
营长，营没有设党代表。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
仗，还喜欢作诗。平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他拿到分的伙食尾
子，便喊警卫员上街打酒。打来的酒，他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又喊警卫员去
打酒。警卫员说，你的伙食尾子全打了酒了，哪里还有钱去打酒？
我的名字宋任穷就是在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我改的。
他一边喝酒一边念着我的名字：“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
人的名字，改了吧！”接着他念念有词地在嗓子眼里转着：“宋韵琴，宋韵
琴，宋任穷”，突然停住了，说：“就叫宋任穷吧！”于是，我的名字就由
宋韵琴改成宋任穷了，一直沿用至今。那时，改名字很简单，不用批准，只
要在花名册上把名字改过来就行了，后来，有人传说，我的名字是毛泽东改
的，这是误传。
我从七连调到营部当文书，主要任务是抄写营部起草的文件。当时营部
只有十几、二十个人，没有支部，只有党小组。我任营部的党小组长。有一
个副营长姓陈，平江人，是在遂川城发展入党的。营部还有个副官姓徐，一
个书记官，还有传令兵、炊事员、司号长 （管三个连的三名号兵，团部称司
号官）。团部设在遂川城的天主教堂里，营部在城内的一间民房里。毛泽东
同志也住在遂川城里。
不久，部队又从遂川返回来打宁冈新城。这次战斗很干脆，全歼敌人一
个营，国民党的县长都被我们抓到了。这次我在后面搞伤兵工作。在战斗中，
营长伍中豪身先士卒，带头爬城，负了伤。
打茶陵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陈独秀
犯了右倾错误。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因为陈独秀当过中央总书记，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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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他是一个犯了大错误的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好几百人，时间大约是
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即在我调到袁文才、王佐部队工作之前。
随毛泽东上并冈山
在袁文才、王佐部任连党代表
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
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
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
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
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敌人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
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泽楷讲的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
装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两支农民革命武装。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在毛委员率领下向井冈山挺进。当
时湖南、江西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被敌人破坏，剩下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也
都在各地进行隐蔽斗争，仅存的两支农民革命武装就是袁文才部和王佐部。
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和60
余支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我们要在井冈
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
参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
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政
府和豪绅地主阶级有深刻的矛盾，因而有很强的反抗精神。
他们平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比较守纪律，专打土豪，劫富济贫，不
侵犯群众利益，因此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拥护和保护。群众经常为他们通风
报信，敌人的暗探很难从老百姓那里探到关于袁、王部队的情况。在白色恐
怖严重的时候，
他们还在山上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由毛泽东主持，认真分析了袁文才、
王佐部的情况，决定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并通过袁文才
争取团结王佐部，事实证
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那种认为袁、王的部队是土匪武装，主张
武力消灭的意见，是错误的。同时也应当指出，这两支部队，特别是王佐部
由于长年住在山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
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存在着浓厚的绿林
习气和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帮助改造的。
古城会议不久，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袁文才中等身材，长得很文静，
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他在永新一中读书时就听到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宣传，
因而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在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引导下
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6年底或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
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拉到井冈山，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那时袁
文才部已有党的组织。毛泽东向袁文才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革
命的道路和前途，充分肯定了袁部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决定赠
送100多支枪给他们。袁文才听了非常兴奋，他虽然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
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次日，袁文才带领部队和当
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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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了家。之后，袁文才一再要求我们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第一批派到袁
部的是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分别担任连、徘长，帮助他们进行军
政训练，清除少数不良分子。毛泽东也亲自到茅坪领导练兵。经过几个月的
训练，袁部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王佐又名王云辉，个子不高，有一身好武艺，枪法也很好。他是裁缝出
身，家境贫寒，没有什么文化，个性很强，由于不堪军阀、土豪的剥削压迫，
在井冈山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王佐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
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互相帮助。王佐信服袁文才。袁投身革命，入了党，对
王佐影响很大。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初期，王佐对我们还有戒心。当时，王
还不是党员，他的部队里也没有党的组织。在最初的一个时期，我们没有向
王佐部派干部，使其维持原来的状况。同时，通过袁文才以及我们在袁部队
里的工作来影响王佐。后来，王佐从袁文才那里了解到毛泽东派人到袁部帮
助训练，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等情况，逐渐消除了疑虑，欢迎毛泽东派干部
到他的部队工作。1928年元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任党代表。何长工
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派我们的武装帮助王佐除掉了他最大的仇敌——那个勾
结官府、欺压贫民的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多次跟王佐
讲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地进行教育。王很敬仰毛泽东，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
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经过我们的工作，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
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何长工为团党代表。
党从第一团派去一批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从此，袁文才、王佐部正式成为
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
的主力之一。下辖两个营，团长袁文才兼一营营长，副团长王佐兼二营营长，
陈东日任参谋长。谭梓生为团政治机关秘书长，高静山为组织科长，张际春
为宣传科长。高静山、张际春和陈东日原来都是宜章县委的。我和曹里怀调
到宣传科任干事。还将参加过湘南暴动的部分同志分别补充到两个营里。袁
文才、王佐对这些外来的同志一概表示欢迎，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相处融
洽。
袁文才的一营有一、二两个连。一连连长徐彦刚，党代表房灿，是井冈
山下酃县人。二连连长龙普霖，安徽望江县人，后来在苏区逃跑了。我在宣
传科工作不久就调到二连任党代表。王佐的二营有四、五两个连，连排长大
多是王佐的老部下，只有三排长是党员。四连连长李清贤，五连连长刁飞林。
李清贤、刁飞杯二人和王佐的关系很深，王佐有什么事都同他们商量。后来，
我调到四连当党代表，五连党代表是段辉唐，黄埔军校的学生。
在我调到王佐营时，就有了营党代表，第一任是肖万侠，遂川人，原是
遂川县委委员。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同王佐的关系比较好。遂川县委为改造
王佐部做了不少工作。第二任营党代表是康健，湖南新化人，原在三十一团
团部任书记官。
党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进行政治工作。当时党员身份不公开。
我们积极培养和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
员。后来，像刁飞林、李清贤这样的军事骨干也提高了政治觉悟，入了党。
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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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并组织士兵委员会，
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
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
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在茨坪，王佐还把二营营部
的两间房子主动腾给红四军后方留守处使用，当时的留守处主任是叶重开，
湖北人。
我在王佐营任党委干事时，秘密交通把一份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送到井冈山工农红军总前委。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毛
委员接到后，让秘书处立即找人抄清，秘书处经过研究决定由我完成这项任
务。这份决议原写在很薄很窄的竹纸上， （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料特制的，可
以折叠易于携带便于藏匿）字很端正，但字体很小，是蝇头小楷。接到任务
后，我立即认认真真地用正楷腾清了一份。毛委员过目后，即请谭政、欧阳
毅、孙开础等同志刻蜡板油印出来，向大家传达。现在看来，六大虽然也有
缺点，但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
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
“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对以后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后来，我听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感到十分痛惜。袁文才是大革命时
期入党的党员，王佐也在1928年入党，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并主动
要求红军派干部去帮助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也很尊重派去的干部。我们
在其部队发展党员，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等，都得到他们的
积极支持。经过党的教育以及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袁文才、王佐经历了
许多次战斗，作战勇敢，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他们虽有缺点错
误，但不坚持错误，仍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袁文才、
王佐二人被错杀，是左倾错误的恶果，应引为深刻教训。1950年，袁、王被
迫认为烈士。我们永远怀念这两位对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
时隔五十九年，于1988年5月，我重返井冈山，怀着追往忆昔的心情遍
访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瞻仰革命先烈的陵园，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两
位烈士的后代，王佐同志的儿子那年已经六十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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