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下井冈，风雪山路长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又与彭德怀、膝代远同志率领的红五军会师。彭
德怀上井冈山不久，便要把山中的重要哨口统统察看一遍。王佐派我陪彭德
怀去通向湖南酃县的一个哨口，往返四五十里路。他穿着草鞋，背上一个包
袱，一匹马和几个传令兵。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他问我是哪里人，怎么出
来的？我告诉他，我在家乡搞农民运动，后来，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秋收
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他还问了王佐部队的情况。我把我所了解的关于王佐本
人和王佐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作了反映。一路上四、五十里路，他一直没有
骑马，只在察看哨所时休息了一阵，没有一点架子，还自己背包袱，我对他
油然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主力转移闽赣边区
彭德怀、滕代远领兵下井冈
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毛委员的领导下，井冈山的斗
争坚持下来了。但光有井冈山根据地不行，要向外发展。那么，究竟向哪里
发展呢？是向广东发展，还是向江西发展？当时根本没有电台，连报纸也很
难看到。到了县城，收集报纸了解情况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了解到
的情况是：湘南有何键，是地头蛇；广东的粤系是国民党嫡系武装，力量较
强；江西倒是个薄弱环节，朱培德是云南人，江西部队又大多不是本地的，
本地只有一些地主武装。因此，大家认为，相机向赣南、粤、闽边界发展比
较有利。红四军总前委研究决定，井冈山只留下彭德怀的五军，红四军由毛
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是伟大的，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是
伟大的。当时的中国是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下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
培植各自的势力。他们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
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
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
全正确的。在敌我力量发生变化的新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
部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到毛委员那里要求随部队一起下井冈山。毛委员开始答应了，说“可
以”。以后，好些人都要求下山，这样就不好办了。于是，毛委员对我说：
你还是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不要下山了。
1928年冬，敌人开始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敌人在黄洋界等地攻得很
厉害，黄洋界失守了。我们的连守在通往遂川县的下庄哨所。下一步如何办？
彭德怀用担架把受了伤的张子清请来，膝代远等也到会了。大家分析了当时
的形势，一致认为，在敌人力量数倍于我的态势上，如果死守，与敌人硬拼，
势必使我们受到更大损失。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了保存实力，应当尽
快主动撤离，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王佐也主张离开。于是作出了撤离井冈山
的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时，五军总共不到一千人。但后
方部队大，服装厂、留守处、总医院等，还有一批伤员。彭德怀、膝代远决
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指定由康健和我负责，还给了我们一个
名义，叫五军特务连。行进时，特务连断后，作后卫。
彭德怀、膝代远率部下山时，正下大雪，走了一天一夜。王佐路熟，选
了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因下雪，人们刚走过去，脚印又被大雪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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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很难走。遇到独木桥，马过不去，就把马丢了。山也陡得很，常常坐着向
下溜。我们一天一晚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到遂川大汾，敌人发现了我们，
并在两边设下了埋伏。枪响了，前边部队走了，炊事员也走过去了，只有医
院和后方留守处以及我们特务连被断在了后面。这时，只好由我们特务连来
指挥。康健、我和医院的政委商量，由我们连先掩护部队上山再说。敌人未
来追。此时，医院负责人和一部分湘籍战士主张回湘南打游击，我和康健则
主张追部队。经过争论，意见未能统一。于是，部队分成两路，一部分朝湘
南走，我和康健带着不足一个连的兵绕过敌人继续追赶寻找大部队。那几日，
我们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有一天，我们在山上
走了一个晚上，天亮时，突然发现我们前方有一股国民党的部队，大概是去
追击我们大部队的。敌人同时也发现了我们。两军对垒，打了一场遭遇战。
我们的部队由于连日行军，饥饿、疲劳，又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步调不够一
致，队伍也不大听指挥，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
尽管我和党代表康健始终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队伍被敌人打散了。最
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康健、我、一位姓苏的司务长 （衡阳人）。
战斗中与队伍失散
失战友，历经磨难
我们三个，每人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些子弹。我们躲过敌人，走
出了包围圈。去哪里呢？据调查，附近有一个地方群众基础较好。于是，朝
那个方向走去，走了一天一晚上，天快亮了，找到一户人家。一位老人家对
我们很好，让我们住下，休息，吃饭，还找个地方把枪藏起来。我与党代表
住一处，苏司务长住在另一处。一两天，我们住在这里的风声就传出去了。
在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进行斗争，养成了我们对异常情况有一种敏锐的
反映。那天早晨，天刚刚亮，突然听到一群狗叫声。我们立即感到情况不对。
狗咬军人的叫声与咬老百姓的叫声是不一样的。咬军队时发出的“汪汪”声
虽然很狂，但那声音里免不了带着几分害怕和畏惧，而且是众狗相互壮胆似
地遥相呼应地一齐乱吼。当时，我们判断是军队来了。于是立即起床，刚一
出来，就碰上国民党军队。他们开枪了。我向山上跑，康健往山沟里跑。我
们三个人就这样被敌人冲散了。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只顾拼命地往山上跑。
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赶，可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知道往哪里去？
没有人商量，也不知道与什么人联系。我急得无所适从，可急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回村里看一看，又怕出问题。正在我急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发现山
沟里有一缕青烟，我便悄悄地向青烟升起的地方摸去。下去一看，不是别人，
正是党代表康健蹲在那里烤火取暖。一见他，我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埋
怨他说：“你点火多危险！”我们急忙把火给熄灭了。我俩商量，不能回头，
唯一的出路还是去找部队。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找到了一家老百姓，买了点饭吃，想住一晚再走。
可是，这家老百姓不同意留我们。我们也不愿意连累他们，便不顾疲劳地向
前继续走去，指望前面能有个借宿处。可是，一直走到黄昏，也不见一户人
家，倒是有一间无人居住的堆草房。我俩便钻了进去。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
了，冻得直发抖，想烧点草烤烤衣服。可是，草也是湿的，点不着，身上带
的几根火柴也用完了。又累又饿，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呆在屋子里，两个人
依偎在一起，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硬是用我们俩的体温把各自的棉衣烘了个
半干。第二天起来，又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天。因为有了前一天的教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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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路上多拣了些干柴禾，碰上人便多要几根火柴。听人说，那边山上有野
兽，我们烧点干柴禾，野兽见到火光，便不敢来了。
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家。我们便编了一套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
们说，我们是出来做买卖的，被人抢了，现在想借地方休息休息。实际上人
家看得出来我们是当兵的。正巧赶上那家人闺女出嫁，我们找去时，他们正
在宴请宾客。人逢喜事，总是好施乐行善的。那家人客客气气地招待了我们
一顿。我们睡了一觉醒来，康健的脚肿得无法落地了。我一看，是冻伤了，
已经发了炎。我们请求主人让我们住一宿，主人表示为难，说世道乱，家里
不好住。我们没有办法，谢过主人，付了大洋，又继续上路了。
我下决心背着康健走。背一阵，放下休息一会儿再背。走了十几里，精
疲力尽，实在背不动了。路上碰到个老百姓，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
我还是说，出来做买卖，被人抢了。由于天冷，康健的脚冻坏了。那人很同
情我们，并说，脚可以治。我问：“是否可以到你家去？”他说不方便，但
答应带我们到山上的一个人家住下来，还可以给我们送药。那是一个造纸棚，
很少有人来往。后来主人来了，我们说是做买卖的，脚冻坏了，想先借住一
下，把脚治好。主人允许了。住了一个礼拜，康健的脚伤有所好转，要求再
住几天，人家不准。我们付了钱，就走了。身上带的钱全部用光了，怎么办？
康健有点鹿茸，到药铺卖了几块钱，买了一斤肉，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临
走时，房东问我们要什么？我们只要了两根棍子、篮子、碗，准备讨饭，以
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
老康开始坐在地上，用两只手撑着向前移，以后拄着双拐，把脚吊着走。
不敢穿军装棉衣，虽然天气寒冷，我们只穿着条单裤子，外面罩一件单长袍。
就这样，我俩咬着牙，一直走到上犹。在上犹，碰到一个要饭老头，姓吴。
我们想，这样年轻轻的要饭，没有掩护不行，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为了找
个掩护，我们决定拜这个老头为师，找了一块红纸，包上几块钱给了吴老头，
算是拜了师。跟着老头要饭，要来的分一部分给他。那时候，要饭也有好几
个行当，不只一家，还分派。叫上面的人称师太、师祖、师傅。有许多行话，
如狗称为“皮条子”，人称“马子”，碗叫“莲花子”。我们学了一阵子，
还逐渐要到个小铁锅，一个竹筒子，油、盐这一套东西也渐渐有了。之后，
我们讨来便自己做，比过去卫生一些。
到了赣州，那里驻守着国民党一个旅，我们不敢进城。我们到处打听我
们的部队在哪里。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下落。我们住在一个烧过砖的旧窑
里。康健有肺病，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他抓中药。那时，有人找要饭的去摇橹，
从赣州江边放木排到峡江。没涨水时管饭，涨水时摇橹。我们俩都报名去摇
橹。到了峡江，两个人合起来搞了七、八块现洋，上岸找中药铺、找医生，
为康治肺病。医生不好找，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个医生。他不大愿意管，
只简单地问一问病情，马马虎虎地开了个药方。我们买了药，每天熬；我出
去再要点米做饭，想治好他的病再走。就这样吃了几天药，但康健的病情一
直未见好转。每天晚上我都问问他的情况。有一天，天快要亮的时候，我隐
约地听到他哼了几声，便急忙唤他。他不吭声……
他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死了。可他的确是死了。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
我难过极了，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可又不敢放声大哭，我呜咽着……
我只得按当时的习惯找到那里的慈善组织，恳求他们把康健埋了。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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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几块钱也全给了他们，立了个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战友最后道了别，
仍然带着乞讨的工具继续找党找部队。
反动势力猖獗，一年之间连失三位亲人
历尽了千辛万苦，仍然没有找到部队。相依为命的战友也去世了，下面
的路还怎么走呢？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了。于是，决定先回家
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
峡江与我家只是一县之隔，过了文家市就是我的家乡了。主意定了，我
便一路乞讨往家里走。走到万载附近，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身无分文，总得
糊口吃饭吧，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
洗澡。开始接触到蛇还是很害怕的，不小心便有可能被蛇咬了。可蛇这种小
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的，时间长了，渐渐的与蛇混熟了，它也不咬我了，而且
十分听话。我本想弄点蛇药再走。可是师父说得等一年以后才能交蛇药给我。
时间太长我不能等了。便谎称家里有个姐姐，生活很困难，我要早些回家去
看看，个把月就回来。见师父没有说什么，我就自己走了。
我带着一条蛇向家乡方向走。一路上，也得亏了这条蛇，否则我很难通
过敌人的盘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有个保安队来
了要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我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我的包。
我说，你们不要乱动，他们不听，反而更怀疑我，可他们把手伸进包里去，
突然抓出一条蛇，吓的吱哇乱叫。
回到家里，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
我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我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那时候，红军撤走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捕人，抓共产
党，清剿红军。每天都有人被抓、被枪毙。听说，有一家，因有共产党嫌疑，
除了一个孩子和老太太幸免外，其他统统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在白色恐怖下，
我不敢走明路，白天目标太大，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天走进自己的家门，只
好赶在三更半夜才去敲门。家里的房门关闭的紧紧的，敲了半天，三哥才把
门打开。一见是我回来了，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抱着我便痛哭流涕。原来
我离家不到一年的时间，家里发生极其悲惨的事，我接连失去了三个亲人。
三哥哭着向我诉说：妈妈去世了，大哥惨遭敌人的杀害，二哥也死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我如同是雪上加霜，部队没有找到，如今回来又家
破人亡，这个世道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公道了。我痛苦到了极点，悲恸地痛哭
了一场。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大哥报仇，让九泉之下的亲人死也瞑
目，我一定要坚持革命，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回到红军的队伍里。然而目前
唯一的办法是弄清情况，等待时机。
我们家靠在山边上，是个独立的院房。过去有一个规矩，女人的房子别
人是绝对不进的。就这样，我一直躲在原先母亲住的房间里，差不多有半年
的时间，这段日子，我与家里人一起做花炮引线，挣点钱勉强维持着生活。
同时，我注意的打听着，哪里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那时间里，由于敌人丧
心病狂的杀戮红军，杀害共产党，党的活动很少，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了。我
也东躲西藏在亲戚们家里，但到哪里也不敢多住，那时谁家的日子都很困难，
都不好过，到哪里我都自带粮食。
后来，我终于打听到熊振华在广东，在军队里当连长，便决定到广州去
找找他。心想，即使找不到熊振华，也可以找到宋克若，人家告诉我宋克若
随着她的女婿去了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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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广州，首先得准备一身衣服。家里哪有钱呢，我讨饭回到家里，分
文没有，带回来的只是一身又脏又臭又破烂的衣服和满身的虱。第二是没有
路费。那时借钱很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周折，向一个皮匠 （原来也是党员，
后来不干了）借了二十块现大洋。半夜起身，乘天没有亮便悄悄地离开了村
庄，我一个人又一次离开了这个饱尽沧桑的家。
路上还算顺利。坐了一小段汽车，主要是走路，当时火车还不通。我同
一批盐贩子一路走着，到了乐昌，住在一家盐店里。我说要去韶关到广州，
他们说蒋桂正在打仗，过不去。有人出主意让我到上海坐船去广州。哪里有
钱去坐船呢？结果，我只好又往回返，想去郴州一带找关系。
到湘南找到了过去参加过暴动的一个知识分子。一问，才知道我们的党
现在没什么活动了。快过春节了，我身上钱又不多了。于是我买了几双线袜、
几条毛巾，提着篮子做小买卖，用这作掩护，边走边打听关系。每天只赚一
两毛钱，刚够吃饭。
走来走去，找不到关系。有一次，在一个饭店里，一位老太太说我不像
个做买卖的，而好像是搞什么特别事情的。我看她也好像是过去搞过革命活
动的人，便反过来向她打听过去参加湘南暴动的人的情况。她也说现在找不
到什么人了，都不活动了。
我继续往回返。到了醴陵，碰巧遇到国民党部队招兵，是唐云山独立十
五旅。因为程子华同志从这个部队里拖走近一个团，兵员减少了。我灵机一
动：跟着他们，与红军打仗时我可以想法找到部队；而且眼前吃饭问题也可
以解决了。
我找到一家茶馆，吃了点东西，好好想了想：用什么名字？用原来的名
字是不行了，用现在改了的名字也不行！是否要保人？要的话，怎么办？……
我进了招兵的旅馆，老板问我要什么房间，我说是报名当兵的。他就把
我介绍给了招兵的。招兵的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答叫宋固。他约摸
我有点文化吧，就收下了我。一两天后我便作为国民党新招的兵随他们出发
了。
到长沙停了一个晚上，洗了澡。又到武昌。我被编在左旗，独立十五旅
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七班，我们搞了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并在这里过的
春节。
我学生出身，基础还好：立正、稍息，比一般新兵作得好些；还代士兵
们写家信，与大家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许多人怕去河南，听到传说要去河南，开小差的不少。从武昌到汉口上
船后，又听说去九江，我心里很高兴。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
到自己的部队。
我们经九江到南昌，我更加高兴。后来我们的车又一直开到新淦 （今新
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
一进根据地，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我心里砰砰直跳，十分激动。
头一天，在水南，红军三个纵队把国民党部队的第一团消灭了，一团残
余部队向我所在的敌二团靠拢。快到中午时，敌二团出发准备打仗。我们营
长同团长的关系特别好，因此，被作为预备队，打仗在后头。排长见我还机
灵，有文化，要我给他当传令兵，这样便比较自由，当时我二十一岁。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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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
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
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
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
说是缴枪的。我立即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重新找到红军找到党
老战友再度重逢
这部分部队恰恰是红军的第三十一团。我们走近时正见到高自立站在高
处给红军战士讲话。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高自立大声的喊着：
“高自立！”“你是哪一个”因为我来的突然，又穿着国民党兵的军服，他
一下子没能认出我。
“我是宋任穷”
“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他面前的我，十分
惊讶。
“我是带人交枪来了。”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遭遇以及从井冈山与部队失
散后，如何寻找部队到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他兴
奋的把我领到七支队，这个支队便是我以前在过的七连，原连长周昆现任大
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我们三个老战友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真有说不
完道不尽的话。当晚，我们三个便住在一起，那时大家都在山上露营。我们
都很激动，我十分委屈地向他们讲述了与他们失散后的遭遇，他们也详细地
给我讲古田会议的精神，以及我们分别以后队伍是如何打仗的等等。那夜，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整整谈了一夜。
后来，部队开了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
也安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
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
作，不少俘虏兵提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第二天，他们又送我去纵队政治部。到了那里，我的熟人更多了，孙开
础、邓华、谭政等。张际春、罗瑞卿听说我回来，都纷纷来看我。后来向党
组织我把自己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井冈山失败后失
去联络的经过，请求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我带过来的十多个人，调查
我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现
在也都还在。
孙开础负责审查。他说先工作，让我到宣传科当干事。谭政任科长。过
了一段，谭政调任政治部主任，我代科长，下设三个支队宣传队。
审查了一个多月，孙开础找我谈话，说已经审查清楚。不久，就恢复了
我的党籍。
又过了几天，组织上又决定调我到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当政治委
员。这正是浏阳出来的队伍。到那里，班排长与我原来就熟，我带过来的一
些俘虏也在那儿。当时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我的情况。因为当时我们
部队里补充的俘虏兵不少，怕他们对我不服气。来介绍的人反复的说明我是
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九支队的支队长是张宗逊，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原来同我一起出来参加
革命的人都在支队（营）、纵队（团）一级，而我还在连一级。他们对我都
很关心。在这里打了几仗。此时，立三路线开始了，提出打南昌、打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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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大队都比较能打仗。打长沙前，三纵队改为十二军，
军长伍中豪，政委是谭震林。一纵队改为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是罗荣桓。
在打长沙的路上，打安福县战斗中，伍中豪牺牲了。副军长罗炳辉接任军长。
1930年打开吉安后，我调到三十五师一○四团。这是个小团，团长粟裕，
我任政委。粟裕同志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
作得很好。后来，粟裕调任师参谋长，石金山接任团长。
1931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
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
义。起主要作用的是赵博生。他在二十六路军当参谋长，没有什么权，还不
如一个军长；蒋介石还想利用同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之机消灭或削弱这些杂牌
军；同时这些人也有抗日要求。那时，赵博生已经是共产党员，二十六军中
也有了共产党支部，有刘振亚、王铭武、袁血卒同志等十多名党员。赵、董
牵头，季振同联络团长黄中岳参加，一万七千多人起义。没有季振同的作用，
就不可能把部队全部拉出来。季振同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改编成第五军团，
军团长是季振同，董振堂任副军团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共三个军。
五军团这次暴动，是人数最多的一次。1930年程子华在湖北领导阳新、
大冶暴动，那次才一千人左右，过来后成立了八军。上海党中央《红旗》上
称作“模范兵变第一声”。而宁都暴动，一下子过来一万七千多人，而且武
器好，能打仗。
后来，季振同、黄中岳二人因有通敌的嫌疑被免了职，董振堂任五军团
的军团长，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十五军是季振同、黄中岳的老底子，左权任
军长，我调到那里任四十四师一三○团政治委员，团长是刘振亚。
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粉碎蒋介石的三次“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在江西省长鲁涤平指挥下，对毛
泽东、朱德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低估了红军力
量，想“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一举歼灭红军。总前委会一致同意毛泽东同
志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我红军大踏步战略撤退，使进剿之敌三
次扑空。待敌人疲惫不堪时，我则实行反击，五天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上万
人，活捉了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是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发兵20万，敌人采取稳
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敌我双方对峙很久。我红一方面军以优势兵力，
先打弱敌，从富田打开缺口，然后由西向东，各个击破。对战斗力比较弱的
公秉藩、王金钰两个师进行包围歼灭。我军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多，从富
田一直打到建宁。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也打得非常好。我率领的三十五师
一○五团的任务是带一部电台，从敌人后边绕上去。
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亲任“围剿”军
总司令，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以非常快的速度长驱直入；我们没
有估计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毛泽东在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除军团长、政
治委员以外，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作为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确定继续采用游击战的办法同敌人
周旋。我们熟悉地形，处在暗处，敌人到了陌生地段，处在明处。要利用这
个优势，避实就虚地同敌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这
次“围剿”，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加上广东的蒋光鼐、蔡廷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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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一下子插到我们的苏区。毛主席指挥打了几个圈子，在兴国的高兴圩、
老营盘等地歼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当时已成立了一军团 （辖四
军、十二军）、三军团（辖三军、五军、六军）。在高兴圩，一军团首长让
我团抢上一个山头，占领山下小河中的一个亭子，把敌人切断；以便一、三
军团主力分别在高兴圩、两营盘歼灭敌人。
我们跑步上山；敌人也在从另一面上山。团长石金山带领我们四个连在
山上与敌人打了个遭遇战。我们集中火力一下子，把敌人压了下去。这时，
团长牺牲了。我立即下命令：一连长代理团长。可打了一阵子一连长又负了
伤；二连长接着上。后来二连长也负伤了。三连是预备队。我说，三连长不
能上，我自己兼连长，继续打。
天快黑了，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只有消灭这股子敌人，保住阵地，才
能下去。为此，我把机枪连布置好，作为正面主力；让三连采取两面包抄的
办法压下去。三连执行了命令，我们从两面压下去。那次战斗敌人除少部分
逃跑外，基本被消灭了。三连最后也只剩下十八个人，干部只留下一名副排
长。我还记得，这位副排长姓邓。尽管伤亡很大，可我们完成了战斗任务，
巩固了前沿阵地。
这是很硬的一仗，没有全部消灭敌人，倒牺牲了我们十一师师长曾士娥。
这一仗后，我们撤离阵地休息，敌人又尾追过来。我们熟悉地形，处在
暗处；他们在明处。我们看得见他，他却看不到我们。我们一会在这儿，一
会在那儿，转了几下。最后在兴国的一个地方我们消灭了韩德勤一个师。到
此，第三次“围剿”基本粉碎了。
三次“围剿”期间，在上海的党中央派任粥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代
表团到苏区。这是中央到苏区的第一个代表团。上级决定这个代表团在第三
次“围剿”中随我所在的三十五师一起行动。
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三次反“围剿”后，博古这些人来了，中央召开了第六届五中全会，会
上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不让他指挥军队，只让毛泽东同志当个苏维埃政
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
国务院总理，军队由博古和李德亲自指挥。
五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就离开部队，去搞社会调查
了。军队的事他不再过问。四次反“围剿”，还是毛主席的那一套打法，
所以打得还是好的。歼敌五十二、五十九师，俘虏敌师长陈士义。
到了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博古、李德用自己的一套来指挥打仗，
他们首先批判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是“游击主义”，当时批罗明路线，批邓
（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其实都是为了整毛泽东同
志。他们要打正规战，把许多好的东西都作为“游击主义”来批，把“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军队哪里有
“打仗、发动群众、筹款”这三大任务？军队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打仗；他
们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针对敌人的“堡垒战”，毛
泽东同志主张打到敌人后边去，使敌人堡垒不起作用；但他们却要搞“短促
突击”，以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五次反“围剿”中，蔡廷锴等发动福建
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博古、李德则认为这
是第三条道路，不是革命的。毛主席当时主张联合蔡廷锴、蒋光鼐反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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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红军打出去到赣东与方志敏策应，都没有得到支持。那时，我已调到五
军团第十三师任政治委员，陈伯钧是师长。我们五军团有三个师，除我们十
三师外，还有十四师，师长程子华；十五师，师长肖华，是少共国际师。我
们十三师是主力师。
博古在苏区搞所谓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撤了我十三师政治委员
的职务，调任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同时被撤的还有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赖
传珠同志，他被调到一军团任一个团的政治委员。我任五军团民运部长后，
没有警卫员了，我此时正好手腕脱臼，行动处事都很不方便。五军团政治部
主任刘伯坚同志为人很好，他有两位警卫员，我每次外出时他总是让给我一
位，他还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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