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2
彪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两面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安顺场
距泸定桥三百多里，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的部队三天以内一定赶到。在大渡河
东西两岸的红军，日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夜里打着火把行军。
5月下旬，一军团首先抢占安顺场阵地，并对敌人实行警戒。26日，中
央军委命令我干部团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的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担任
警戒任务。五月二十七日，我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场
方向，接替第一团在老铺子的警戒任务。经老雅贤留一个营，接替第六团的
一个营在该处的警戒任务；经小水溪留警卫排，接替第二团一个连的任务，
并接收、监护警戒任务所在地附近的大渡河船只，掩护已经渡过大渡河的一
军团北上。我团留三营于河南岸守安顺场渡口，其余主力从安顺场过江，接
过杨得志同志领导的那个团的防，扼守渡口。杨得志同志率部随刘伯承、聂
荣臻同志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北上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安顺场是
个小镇，背靠峻巍的营盘山，面对咆哮奔腾的大渡河，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
翼王石达开，就全部覆没在这里。我们干部团在这里坚持了两天，守住了安
顺场和沿河接过来的警戒阵地。我主力部队抢渡泸定桥成功，大部队胜利过
了大渡河。国民党断言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了！我们在完成掩护、
堵住追兵的任务后，于三十日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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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六月翻越夹金山，
踏出雪山一条路
四川天全、芦山那一段更艰苦了。那里到处是灌木丛林和茂盛的杂草，
有的地方还得通过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因树木茂密，又有葛藤缠绕，我们
边开路边前进。根本没有路，以后的所谓路，都是我们红军数万人的脚探着
走出来的。过了宝兴，就看到高耸入云的大雪山，那就是有名的夹金山，海
拔四、五千米，这是我们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那时是六月，山下天
气很热，大家只穿一身单衣。可是，山上常年积雪，寒气袭人，又山高缺氧，
爬山十分困难。行军时，有人先在前面探路，在路的两旁插上路标，否则，
掉到雪谷里就出不来了。爬山时，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宣传鼓动工作
做得生动活泼，大大激励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山上此起彼落，不时有
人在喊：
“快走啊！”
“要走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
不要坐下去呀！”
“走啊，不要停啊！”
“小心雪谷，不要掉进去啊！”
“同志们啊！鼓足劲儿来，一口气冲过这一段，翻过山去就好了啊！”
“啊……”
这些鼓动性极强的喊话声，回荡在夹金山山顶和峡谷，给同志们以力量
和信心。大家冷得浑身发抖，张口喘着粗气，一步步艰难地往山上爬。不能
停留，更不能坐下，因为一坐下，可能冻僵而死，永远起不来了。有的同志
身体病弱，歪歪斜斜抉要倒下了，大家上前扶一把，这位同志得救了，革命
又多了一个人的力量。这喊话声已过去整整五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红军长
征过雪山的情景时，仿佛重新听到这喊声在耳边回响，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许多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党的政治鼓动工作是非常有
力量的。每当遇到一种困难，甚至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经过强有力
的政治工作，许多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我们都迎刃而解了。还有一条，我们
善于依靠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对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
当时可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去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大有好处。我们在过雪山
前，就曾向当地群众详细询问了雪山上的情况和过雪山时的注意事项，大家
有了思想准备。当时不可能搞到棉衣，也没有御寒暖身的酒，就披上毛毯，
煮些辣椒汤，每人准备一根拐杖等。越过雪山，天气果然又暖和起来。我们
继续向北前进。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懋功
一、四方面军亲密如兄弟
1935年6月17日，我们到达四川懋功，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
会师。这是全军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事了，如今变成了现实，大家那个高兴劲
儿，那样热烈的场面，真是感人，令人难忘。两个方面军的同志们互相体谅、
关心、帮助，非常亲热。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显得很疲惫，吃的穿的都
比较困难。四方面军人比我们多，物资也多，他们从各方面主动帮助我们。
李先念同志当时任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他率三十军和九军一部在懋功
迎接我们。三十军的同志们一见到我们，就拿出很多吃的用的东西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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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热情帮助，关怀备至，还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两支红军部队，
亲如兄弟的无产阶级友爱团结精神，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陈赓同志原来在四方面军工作过，早在鄂豫皖苏区就同张国焘的“左”
倾冒险主义领导作过斗争，在上海治伤时还向中央揭露过张国焘的问题，因
此，张国焘很恨他。这次见面后，张国焘问陈赓同志：一、四方面军两相比
较，各有哪些长处和短处？
陈赓同志是个很直率的人，从不模棱两可，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
在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干过，依我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好。四方面
军能打仗，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好，一方面军除了能打仗外，政治工作、
群众工作比四方面军做得好一些。
张国焘听了很不高兴，要整陈赓同志。张国焘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活动，并与国民党
亲日派加强了勾结。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
人民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高潮
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一决策，得到全党全军的热烈拥护。窃据四
方面军主要领导职位的张国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惯耍阴谋，野心很大。他
把四方面军视为己有，自恃人多，兵强马壮，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苦战，
实力消耗很大，瞧不起一方面军，便向党伸手争权。1935年6月26日，在
会师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
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当
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一返回营地，便在军内散布谎言，挑拨一方
面军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歪曲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组
织问题”、“统一指挥”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北上行动。八月初，中央又
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会议前后，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方
针，但实际上坚持错误，对抗中央的决定，继续反对北上坚持要南下，背地
里大搞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活动。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
剑英、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右路，包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
军的四军、三十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
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干部团随党中央在右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
编成新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倪志亮，政治委员是何畏，教育长是
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由于张国焘要整陈赓，陈赓同志无法在红军学
校工作，被调到一军团任师长。这时，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
志都到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干部团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代理团长是韦
国清同志，我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
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红军学校编在右路军。我们是从四川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
打鼓到达毛儿盖的。这一带是藏民区，一切都与内地不同。红军进入这里之
前，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驱使老百姓弃家逃走，我们像到了无人区，
到处找不到入，吃粮成了大问题。我们饿着肚子住在喇嘛寺。地里的麦子正
在灌浆，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我们常常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主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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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一有机会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
作解释，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有的地方
还帮助他们建立了革命政权。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情况大不同了，藏民们
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我们，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
1935年7月在懋功，有这样一件事，就是中央军委政治部指示干部团为
肖劲光同志平反，恢复其党籍。根据上级指示，由干部团总支书记方强同志
召开总支会议，为劲光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并代表组织和劲光同志谈了话。
肖劲光同志遭受冤枉，被开除出党是1934年1月的事。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任
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
区发展起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进中央苏区，就搞什么反对罗明路线，实
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肖劲光同志被诬为罗明路线在红军
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本来是王明左倾盲动军事路线的结
果，却被毫无根据的说成是肖劲光同志推行罗明路线的结果。因此，他遭到
严重打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肖劲光同志五年监禁徒
刑，并开除其党籍。由于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劲光同志被关押一个月以
后，即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教战术和政治两门课。长征开始，劲光同志任上
干队队长。劲光同志虽蒙不白之冤，但他一直忠心耿耿，积极工作。遵义会
议后，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深得人心。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到毛儿盖时，
让上干队的党支部讨论了取消肖劲光同志的处分问题，通过了恢复肖劲光同
志党籍的决定。 1935年8月，中央军委调肖劲光同志到三军团任参谋长。
友情暖心克服艰难
七无七夜穿过大草地
8月下旬，我们干部团随右路军先走四川松潘，又北行四十里，进入了
杏无人烟、禽兽罕见的草地。过草地时，天气变化无常，或晴或阴说下雨就
下雨，一般到下午3点到4点左右便不能行走。最难走的是沼泽地，只能踩
着草根走，若陷入泥潭，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没顶牺牲。我们就在
这样的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大家穿着老羊皮，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
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能吃到青稞就是最好的饭了。有一天，董必武同志
来了，我们用手指抓一点干炒青稞给他，算是最好的招待了。我们以班为单
位自己找柴禾，晚上铺在地上就是床。当时最重要的生活用品是一个脸盆，
烧水、煮饭、洗脸、洗脚，都用它。有的地区有原始森林，在靠近森林的地
方露营，上面用布张起篷子，把布的四角用绳子拴在树上，人就在下面睡觉。
一晚上都烧着火烤，仍然很冷。为了取暖，有的两人背靠背睡，第二天早上，
或者一个人死了，或者两个人都死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在那种恶
劣的环境中，吃得少，消耗大，个个瘦骨嶙峋，又要连续行军，有时还要打
个小仗，身体太弱的，实在支持不了。炮兵连有一位班长病了，用担架抬着
他，我跟在他后面，也抬了一阵。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再抬我了，我已经
不行了，你们要多保持体力，胜利还要靠你们啊！”他把随身带着的粮食、
牛肉干、毛毯都拿出来给我们，要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
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这点东西也许还能救活别人。”说完这话不久，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壮烈情景，使人感到心酸，令人肃然起敬！数十
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有一两天，经过一片草地，什么树也没有，我们要带着柴禾行军。
过草地七天中，我们没有看到一间房子。后来到班佑附近，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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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屎房子，这是用树木架起来，牛屎糊的墙，这是牧民放牧临时住的。右路
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我们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
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红军讲阶级友爱，
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
统，这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我曾在敌后遇到长征
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他一见到我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说：“记不得名字了。”
他很生气他说：“长征时我在于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
用马把我驮过来的。”
我对他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
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
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
检查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项善后工作。记
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
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
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
的照顾也是满腔热忱、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
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
了两万五千里。拱之同志不愧为一位革命女杰。拱之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但
始终革命意志坚定，忘我地、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一九七三年，拱之同
志不幸病逝。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革命的老大姐。
长征途中，我有个勤务员，叫王道全。他是江西人，才十几岁，行军时
除了背自己的行李、每人必须携带的粮食以及驳壳枪和子弹以外，还要提着
办公用的马灯和脸盆等其他物品，这对于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来说，负担是
够沉重的了”但一到宿营地，他就忙着找我们两个人睡觉的门板和禾草，还
要烧热水洗脚解乏，完全忘了自己的疲劳。第二天出发前，他总是按照部队
规定的“八项注意”，把借来的门板上好，捆好禾草放回原处，把驻地清扫
干净。天天如此，从不马虎。他虽然是勤务员，实际上还主动担负着警卫员
的任务。在工作上，从来不计较份内份外，不论哪位负责同志有事。如当时
的团长陈赓同志或其他负责同志有事要办，他都主动去干，大家都喜欢他。
粉碎张国焘阴谋，
继续北上，红军胜利到达陕甘宁
不久，左路军主力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同
志走在前面。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北上不行，主张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到天
全、芦山一带发展。他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还是北
上。
张国焘一意孤行，对中央的多次决定拒不执行，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
上，并且打电报给中央，荒谬地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曾几次
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
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
来。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他还密电陈昌浩，企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
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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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立了大功。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阴谋很愤慨，说：“天下哪有红军打
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
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
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
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团结，强忍住没有发
作。我对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
同志讲：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
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
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
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
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
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
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
“赞成哪一个方针？”我们问大家。
“我们要北上！”
“我们要北上！”
“要北上，不要南下！”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
顾问，德国人。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
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我
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何畏，原为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积极追随张国焘，
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逃跑了。在长征路上，他一得知红军学校北
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于是张国焘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
兵通过，部队原地停下。
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要南下，不准北上的命令。红军是很
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此命令异常不满，但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
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到
了这里。我们都赶到毛泽东同志跟前。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学校教育长李
特，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部政
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气势汹汹，气氛
十分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
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
他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
万不能南下。
毛泽东同志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
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
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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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
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
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
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毛泽东同志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
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
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
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
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我
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
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
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
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
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
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南下
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
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
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阴谋。
四方面军的学员走了以后，特科团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我们到甘
肃俄界宿营。甘肃军阀鲁大昌师在腊子口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腊子口形势险
要，突不破这一关，就打不开通向陕甘的路。我们的先头部队从侧面攀登上
去，夺取了腊子口，大部队顺利通过。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休整了几天，
进行改编。因为当时兵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罗炳辉、董振堂等同志
在左路军。我们右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便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
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
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
英，政治委员邓发。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属三纵队，校长是陈奇涵，
我任政治委员。从哈达铺开始，以后打仗不多，但是敌人的骑兵对我们威胁
很大。到了吴起镇，就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大家都很兴奋。接着，我们到
了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大家更高兴了。以后随营
学校和陕北的红军学校合起来，又改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我任政治委
员。不久，我调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由原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任红军
学校的政治委员。
陕北窑洞做新房
新婚数日上前方
我和钟月林同志是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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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行军打仗，发动群众，
整整一年时间，颠沛流离。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如同回到了自己久别
重归的故土，从此红军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自己的家了。队伍到了陕北，
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的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考虑到那么
多。袁国平同志的夫人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
那时，红军队伍里的女同志不多。她提到的三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
月林。我在长征路上就见过她，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很好。
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时，向我介绍
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 兵中最小的一个。长象没有什么
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
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
善良。于是便同意与她结婚。
贺子珍同志先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月林。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
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
生了“西安事变”。
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不举行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
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士炕，一套我原来自己的铺盖。
地上烧着一个火炕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新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
了一个家庭。结婚后，我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
邓六金等几位大姐们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候结婚，
就这么简单。
我们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刘志
丹同志任军长的第28军去工作。我便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是家的小窑洞，
上前线去了。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
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
那时，我感觉最深的是陕北真冷。尽管我们身上都穿着棉衣、棉裤和棉
鞋，可骑马走在山上，那身上就如同一丝不挂似的，北风像小刀子一般，扎
的人透心凉。
几天以后，钟月林也参加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动员群
众做宣传工作去了。那次，钟月林在农村得疟疾，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回
瓦窑堡住进医院。我因工作忙，没有回去，让警卫员回去看她时，她正烧的
昏迷不醒。
她1915年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贫农家庭。8岁作了童养媳。15岁参加革
命，从儿童团员、共青团员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冯文彬同志
到她的家乡平安寨区挑选优秀的共青团员到新区开展工作，钟月林就是其中
的一个。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后在省妇联、省群工委等部门工
作，继续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为了上前线她上了中央电讯学校，学习发报。
1938年毕业后，经毛主席批准到前线，一直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报务工作。
后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坚持战斗在八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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