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出师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悍然发动
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顾大局，红军改编
换军帽，人民军队本质不变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族人民义愤填
膺，要求抗日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7月8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
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
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9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
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并通电全国，声援国民
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
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
日，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
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开赴抗日前线。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
陕西省三原县地区，待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在援西军，当时，驻在甘肃省东部的镇原县。
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令我们开赴陕西
省三原地区集中。于是，我们在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率领下，8月
上旬从镇原县出发，途经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
达三原西石桥镇。
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
日颁布命令：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参谋长
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辖3个师：一
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是以原红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
主编成的。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师是以原
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为主编成的，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
任关向应；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的，师长刘伯承，
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改为政治委员。
1938年1月由邓小平同志接任），参谋长倪志亮，我当时任政训处副主任，
还有李达任参谋处长，周玉成任供给处长，钱信忠任卫生处长。
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三八五旅是由红四军改编的，辖
七六九团、七七○团。王宏坤任旅长，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训处
主任苏精诚。陈锡联任七六九团团长，副团长汪乃贵，政训处主任丁先国；
张才千任七七○团团长，副团长胡奇才，政训处主任肖元礼。三八六旅由红
三十一军改编的，辖七七一团、七七二团。陈赓任旅长，副旅长陈再道，参
谋长李聚奎，政训处主任王新亭。徐深吉任七七一团团长，副团长韩东山，
政训处主任黄振棠；叶成焕任七七二团团长，副团长王近山，政训处主任谢
富治。改编后全师共一万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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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编过程中，对部队进行了形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保持红军光荣
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的教育。当时思想工作最难做的一件事是“换帽子”。
根据红军改编的协议，我们红军指战员要把红五星的帽徽摘下来，换上国民
党的青天白日帽徽，穿上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大家看不惯、想不通，舍不得
换掉红军帽。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红军战士，从当红军的那天起，就头
戴红五星冲锋陷阵和国民党军作斗争。今天要亲手摘下闪闪红星，戴上国民
党军的帽徽，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师长针对大家的想法亲自做思想
工作，他说：我们改编了，穿的是当年北伐军的衣服，我们要继续北伐军的
革命精神，还要比北伐军更好，换帽子不过是个形式，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
变，还要更好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搞好军民关系。刘师长是深受广大指战
员信赖和敬重的领导者，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他的话解开了许多人思想上
的疙瘩。
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次改编将全部红军仅编为三个师，显然这是蒋介石
有意限制我军、削弱我军。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红军缩编后，原来的各
级干部就得降职使用，干部层层下放。我们红军原来的军长、师长、团长，
无论指挥作战、管理部队，带一个军、一个师、一个团是完全胜任的。现在
只好大才小用带一个旅、一个团、一个营。陈再道、王宏坤同志当时都是红
军的军长，改编后只当了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王近山等同志原
来都是红军的师长、师政委，现在当了团长、副团长。当然，我们这些老红
军，回想当年之所以参加红军，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这方面的思想
工作好做，有些想法比较容易解决，部队情绪是稳定的。
各部队经过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
治工作，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责任心和组织纪律性。思想觉悟普遍提高。
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大家整装待发，盼望早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为国杀敌。
为民族，为国家誓师出征，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蒋介石曾叫我们三个师都开赴山西省和河北省交
界的涞源县、蔚县地区。那儿是块穷地方，我们部队装备差，又是晋察冀的
最前线，很明显，蒋介石这个命令是想借刀杀人。利用日军之手将我们三个
师红军一举消灭。这是蒋介石的一贯伎俩，对他这一套我们早有思想准备，
及时识破了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主席在洛川会议
上曾明确提醒全党全军，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或削弱共
产党和红军的阴谋。我党中央、中央军委断然没有接受他这个命令，而是打
到敌后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这一阴谋企图未能得逞。
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总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侧重于山地。首先在山地创建根据地，依托
山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向平原发展。我们说的“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
下相对的独立自主。
三个师要不要全打出去，延安还留不留军队？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毛
主席认为延安还是要留一部分军队，保卫边区。开始先出动两个师。8月31
日，一一五师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开赴晋察冀。9月3
日，一二○师随一一五师之后北上开赴晋西北。一二九师是最后于9月底出
发的。两个旅四个团，实际上只出去七六九团、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三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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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才千为团长的七七○团和三八五旅旅直以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等部
队没有出去，
留守陕甘宁边区。
一二九师出征前，于9月6日，在陕西省三原西之石桥镇举行出征誓师
大会。当时徐向前副师长不在，他随周恩来副主席去了山西太原，会见阎锡
山。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军将进入山西抗战，一些具
体问题诸如行进路线、活动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需同阎锡山商谈解
决。参谋长倪志亮也不在，还在延安。刘师长指定陈赓旅长担任大会总指挥。
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天公不作美，那天正赶上下雨。开始只是稀稀拉拉
落了几个小雨点。不一会儿，雨点越来越大、越下越密，还刮起了风，风夹
着雨，雨伴着风，从零星小雨变成了瓢泼大雨。部队指战员没有雨具全浇湿
了。刘师长、张主任也没有穿雨衣，和大家一样也全浇湿了。风雨无阻，大
会按时举行。
列队在风雨中的全师指战员，秩序井然，威武雄壮。每个人的面庞经过
雨水冲洗后，更显得英姿焕发，神采奕奕。满怀无往而不胜的气概，接受师
首长检阅。阅兵后刘师长讲话。他站在风雨中泰然自若，声音洪亮。讲了全
国抗战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军的战斗任务等。刘师长的讲
话激励着全师将士，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抗日救国的巨大历史责任感，撞
击着每个人的心扉。大家深感大敌当前，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危在旦夕。
为国杀敌，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每一个红军战士责
无旁贷。
接着，开始宣誓。全师指战员举起右臂，紧握拳头，刘师长读一句，大
家跟着读一句：“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
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好完全肃清，誓不
回家！”……
读完誓词后群情振奋，慷慨激昂，全师将士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等口号。高亢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中华民族的怒吼，是时代的最强
音。
9月16日，一二九师奉命进驻富平县庄里镇地区，加紧做好开赴华北抗
日前线的准备工作。9月30日，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当时，
康克清、马海德同志也跟我们同行。那时康克清同志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工
作。八路军总部已于9月15日东渡黄河进至太原附近。马海德医生是美国人，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我抗日根据地帮助工
作，后来加入了中国籍。奔赴前线为国杀敌，大家心情很兴奋、激动，你一
言、我一语，有说有笑。那时大家都比较年轻，一路很热闹。
我们走了几天，大约10月6日左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地区。由芝川镇
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又走了二三天，到了侯马镇，由侯马乘火车北上
直奔娘子关地区。在阳泉下了火车，开到平定、昔阳一带，进入太行山区。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群众热烈欢迎八路军
我们过了黄河一踏上山西的土地，就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欢迎。从黄河
东岸向侯马行进中，沿途老百姓见了我们，非常亲热。一些年轻妇女、老太
太、儿童送来鸡蛋、核桃、红枣给我们。我们不收就硬往怀里塞，塞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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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头就走，有的索性丢在地上留给我们。还有些地方摆设了桌子，放上茶水、
食品等慰劳我军。我们进入侯马镇时，镇上的居民走出家门拥到街上，欢迎
慰劳部队。古人讲：“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我们不是“王师”，是人民
子弟兵，是抗日之师，人民群众欢迎八路军比迎接“王师”更热烈、更隆重。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热烈欢迎慰劳我们呢？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我们部队来到山西之前，一一五师、一二○师、
八路军总部均已先行，沿此路线北上，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国民
党兵形成鲜明对比。人心如镜，这一点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1936年上半年，我军东征时到过山西，也到过侯马一带，曾在许多地方
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同时为老百姓做好事，给老百姓
分过一些东西，我军的行动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
国运动，给山西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山西人民这样欢迎和热爱我军，充分说
明抗日救国，驱逐日寇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一二九师部队进入山西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团长陈锡联指挥七六九
团于10月19日夜袭晋北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4架，毙伤日军一百
余人。这是我军出师华北抗战以来，继9月25日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大捷，
歼灭日军一千余人之后第二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给全师指战员极大鼓舞，
使疯狂进攻忻口之敌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同时，迫使敌人不得不抽调兵力
加强其后方守备，这就大大牵制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在忻口方向作战的国
民党军和阎锡山的部队。平型关和阳明堡这两仗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
气焰，大长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志气。
我们到平定、昔阳一带时，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正猛攻娘子关，国民
党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为尽快夺取娘子关，以主力一部由井陉经测鱼镇
沿正大铁路以南山地向西进犯，企图迂回娘子关地区国民党军侧后实施夹
击。为迟滞日军进攻，挫敌凶锋，一二九师奉命绕到进攻娘子关之敌侧后，
寻机歼敌，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日军西进。七七一团一部于七亘村以东老爷庙
后山设防，阻击从测鱼镇西进之日军。10月22日上午，日军一个联队兵力
向我进攻，我军顽强阻击。敌多次发起冲锋，均被打退。激战至黄昏，我军
撤出战斗。毙伤日军70余人，我伤亡30余人，一营副营长徐其海受重伤。
黄昏后，七七一团全团在七亘村集结，准备后半夜进入新阵地。由于轻
视敌人，部队未行动前遭到日军袭击，受了些损失，但部队仍按计划进入新
阵地，继续执行阻击任务。
七七一团七亘村受损失这件事，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站见
到刘师长时说：看起来，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还是不行，还得靠正规战啊！
我们听了非常生气。当时正太路防御战是由黄绍竑负责指挥的。
10月26日、29日，七七二团在七亘村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毙敌300
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10余人。第二次毙敌
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们伤亡20余人。我们又见到了这位“黄长官”，
便把缴获的一匹日军战马送了给他。并对他说：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多得很，
送给你这匹马是点小意思。
太原失守后，蒋介石害怕日军继续向河南推进，遂派汤恩伯率部到榆次
地区部署兵力，构筑阵地，企图阻止日军继续南下，策应平汉线作战。汤恩
伯当时是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汤部到达山西榆次以南的
榆社时，即遇到从前线溃退南撤的国民党军。汤部见此情形也不敢再北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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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挥部设在榆社。
汤恩伯到榆社后，和我军联系商谈协同作战问题。刘师长和徐副师长到
榆社会见了汤恩伯，和汤谈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说服他不要再南撤了，从大
局出发，支援山西战局。只要他定下决心阻止日军南下，我军一定积极配合。
还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汤部的
纪律之坏是出了名的，开进山西后，欺压群众，鱼肉百姓，山西的老百姓怨
声载道。因此，我们还向他讲了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便无法
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
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
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
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国民党军大部撤到黄河以南去了，在华北以国民党
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
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
太原失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签署了中央军委对八路军的指示，要
求八路军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对日军作战，
大部兵力分散到各要地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
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进一
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人向内线进攻。
为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为冀豫晋省委 （后改称晋
冀豫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我任
军事部长。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活动，当时，中共省委不公开，对外称“一
二九师编辑部”。
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
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
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
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 （今左权县）。师的主
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
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3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
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
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枪、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
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
方面，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枪支也很多。搞钱
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
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第一纵队政治委
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
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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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
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
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
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
主政权，扩大部队。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
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我去晋东南扩兵时，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代表他们到晋城去
拜访一下汤恩伯。刘帅、徐帅同他打过很多仗，可以说是老对头了，他们之
间彼此很熟悉。当时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嘛，拜访一下也是很自然的。我去
时穿着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服装，打着绑腿，带了个警卫员。那时没有军衔，
除了带有“八路”二字的臂章外，也没有其它什么标志。汤恩伯当时是军团
司令。为了进见时通报方便，拜访前临时写了张名片：“宋任穷，国民革命
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湖南浏阳。”
见到汤恩伯时我说：“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委托我来看望汤司令。”
他说：“外面有太阳，就在外面坐。”
我们俩坐下后，天上的地下的闲谈了一通。谈得很多，也很随便。我们
闲谈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点我不了解，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散了也能
够收拢来。我们的部队就不行呢？”
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军队每个连都有共产党支部。汤司令
要学的话，我们派些人到你的部队，也在每个连建一个共产党支部。保险你
打散了又可以收拢。”
他听了后哈哈大笑。汤恩伯周围的一些随从见到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八路
军年轻军官同他们的司令长官讲话如此随便，感到十分惊讶。
红军、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管物质生活如何菲薄，战
斗如何频繁，都能上下一心艰苦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
要原因。这一点汤恩伯是理解不了的。
我在晋东南时，彭真同志到沁州，要从一二九师调一个人去沁州帮助薄
一波同志加强新军工作。当时，领导提出让我去。《周恩来选集》（上卷）
中有一个电报，是1937年11月总理从临汾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发的，
电报说：“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
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80页）讲的就是这件事。
我到了沁州彭真同志处。后来，中央又取消了这个决定。于是我又回到了一
二九师，彭真同志去了晋察冀中央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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